忍对黄河哭禹功

忍对黄河哭禹功

——读诗黄万里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8/29/2007

一，中国的伽利略黄万里

黄肖路先生（黄万里女公子）送给我她签名的关于其令尊的两本书,《追寻黄万里》和《长河孤旅》。拜读之余，感触良多，一时无语。近，听到肖陆讲黄万里确为真正之右派；我尊重肖陆的看法。但是，却又觉得黄先生戴上这个荣冠并不合适，它早就被毛给玷污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右派无论现在如何光荣，却是和毛氏的思维和语言定势联系在一起的；而黄万里先生并不是其中党文化的代言者和拥戴者，他完全处于另外一个思想系统之中。这个思想系统，第一是科学；第二是传统文化——毛说，"他的诗，我总还是想看的……"，说明了黄先生之传统文化传统和毛解读之文化传统，微妙地共处一身——这个事情，我们后面说到——但是，黄先生是大儒；大儒不阿，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里，黄先生一生，就是凭借这两大文化依靠，就是科学和文化。毛，却是这两个系统具体而恶毒的戕害者、甚至是毁灭者。于是，在黄先生和毛之间，产生了中国当代文化的绝对冲突。这个冲突的胜利者，当然是黄先生。但是，黄先生却是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胜利者，一个失败的胜利者和一个不知道比毛要高大多少倍、高出多少个数量级的胜利者，或者说，既是胜利者，也是失败者。这个悖论，又该如何解读呢？我们说，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毛，是政治统治上的、甚至思想上的胜利者；黄万里，是失败者——他的、对于反对建设三门峡和三峡水库之主张，失败了；他的大儒之作、之文、之诗，没有为国人了解和供奉，不像毛氏之败笔，也许印刷了千万册子；他的人生，很像一个在悲剧背景下，展开真理斗争的、那个世界和人类精神的支柱之一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伽利略。于是，我们贸然摘掉毛给黄先生辱戴之右冠，把中国之伽利略——这顶正冠，戴在黄先生高贵不阿之头颅上。（这里再问及肖陆，是否认可。起码，我个人坚持此见。）

伽利略的地动学说，是整个中世纪光荣和黑暗并肩的一次科学发现。但是，迫于宗教狭见，教廷直到18世纪即1799年，才给他作出"平反"。这里，有两个课题需要澄清。伽利略所处之欧洲中世纪时代，并不是一个完全文化凋敝，科学涂炭，没有大师之时代——同时，她也是一个迫害、压制和窒息的时代，宗教杀戮的时代。中国人常说后者，不说前者。

很多西方学者并不认同中世纪完全黑暗说——一部叙述中国著名知识分子信仰基督的著作指出，"他（指冯友兰——笔注）还认为，西欧中世纪的人只向天堂看，却不说中世纪'入世'的一面。他不提西欧十二三世纪早已建立的隐修院图书馆，大学，大教堂，美术馆等：十二世纪的西欧已经进行了一种教育革命，法律文化的建立，政教分开及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信仰的个体化，哲学与科学技术一步一步的革新。"（《论基督的大与小》雷立柏著）有学者如朱维之就说，是中世纪的隐修院，保存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最终使得文艺复兴运动可以以此文化为基础，以人（个人）的精神，来抗衡基督精神。

与此璀璨和无光并存的西方中世纪比较，文革前后和反右前后的中国政治文化生态，是不是也很黑暗，同时又很璀璨呢？完全不是。如果说，伽利略面对的是一个文化邪恶、却又可以在纠正邪恶中矛盾互生的文化、尤其是其宗教，那么，黄先生面对的，就完全是一种彻头彻尾、毫无意义的毛氏文化及其统治。这个不同，也造成了黄先生的遭遇和伽利略之遭遇的不完全雷同。但是，他们那种处于悲情和无奈中说出的，"地球还是在转动啊！"——这样的真理指涉，将是千万年不变的科学判断。伽利略说，"地球还是在转动！"黄先生说，三峡和三门峡万万"不可以修建！"他们的思维之主导动机，如果可以拟作伟大的交响乐动机，那么 ，他们的这类动机是一种悲情之力、之力量、之意志，当然也包含悲叹、绝望和坚毅之节奏及主题和主题再现，他们虽然无贝多芬之酣畅淋漓，风强雨暴，却有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悲天悯人，坚忍不拔的精神。如果说，伽利略是面对多少还知道以地球为中心之教廷中人，则黄先生，只好面对一些无神论者，无法无天者——这难道不是很大的区别吗？

57年造坝以后，祸害立显。关于三门峡水库修建后的补救方法，十多年来，黄先生坚持己见，先后对周恩来"面折"（五十年代），给以后的陈云和邓写信（八十年代），还给董必武写信。他的信，在第一段的"忏悔之词"过后，即对于自己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罪"认定以后，马上词锋一转，就转到"地球还是在动啊"——这类科学异见上去——不能不使人想起伟大伽利略的同样的说辞。黄先生说，他，虽然不能参与和规划黄河治理；虽然三门峡已经修造，而且危害日显，他却还是要说，要及时加以改造——"分流"（以改变"清水出库，滩地崩塌；移民困难，有增无已"的灾情——黄万里语）——这就是他的"地球转动说"；黄万里的、20世纪中国伽利略的"转动说"！

黄万里先生本人在被戴上右冠后，就在当时直言说，打我右派，可是，地球还是转动啊！

可悲的是，伽利略不管如何考量地球问题，地球是不会停止转动的——而黄先生一万次言及不可以修造和按照错误方式改造三峡——却被人置若罔闻，以至于库区几百万人流离失所，黄河罹疾，日益严重，危害一方。

而关于三峡大坝绝对不可以造之主张，也被付之东流；其罹疾之日或许已经显现，到来；也会危害无穷。

于是，失败者黄万里，成为伽利略以后又一个胜利者——何以如此说法，难道他不是无法阻止上述水坝之修建吗？是的，在实际抗争上，他失败了，中国人失败了，但是，黄先生说出了真理，在万般无奈的背景下，仰天长叹，"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是，这个胜利者，却在精神上产生了一种力量——一种对于极权专制制度中人说"不"的力量。这个力量正在启迪后人，哪怕三峡的洪水滔天，开始说："不"——开始就可以改变事务，救国人类于大患。

为什么黄万里成为当时无人理会的、正确的中国之伽利略呢？答案十分简单。陈、邓等人对于伽利略的建议，不做出任何回答（"他们'王顾左右而言他'——黄先生说）；三峡的修建者，更是对"伽利略"的反对，不加理睬。只是在周恩来，甚至在毛那里，他们思前想后，对于当时出现的三门峡水库危害日重的情形，做出了某种几乎毫无实质作用的反应。在赵诚先生的有关著作中，写到了这些历史细节。在得知了三门峡的系列问题以后，毛发了脾气；说，不行，就炸掉大坝！周恩来在召开有关会议的时候，也传达了毛之预炸其坝的说法——却又把话圆了回去，说，当然，不可以把辛辛苦苦修建之坝炸掉。以后，周恩来确实参考了黄先生之异见，却并无作出任何具体举措，以实现让黄先生治河、改坝的任何可能。周恩来逝世以后，黄若有所失，更加不能迎来邓、陈的回答。一切被搁置起来。虽然，所谓的右派改正，当时，已经落实到黄先生头上。黄先生说，是他们应该"改正"，不是我要改正什么。究竟改正了什么呢？教会势力改正了地心学说乎？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改正。不单三门峡成为一个死坝，他们疯狂地启动了三峡建设……

二，大儒不阿

大儒，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些真正学到了儒家风骨和人格品德之辈。他们虽然也许不是胡适之四十年代强调过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们宏大的正统儒学传承，依旧是抗拒毛氏屈儒、亵儒的重要资源。这些人物，当然是以陈寅恪和吴宓为代表；但是，有人说黄万里先生也是陈寅恪式的人物——笔者坚决支持此言。

儒学课题，坊间议论纷纷。简单而言，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之细胞和文化之精髓，当不可以轻易否定之。否定的，应该是毛氏儒学和党化儒学——我们称之为"新新儒学"——以区别大儒、孔孟和三、四十年代之张君劢，贺麟等人主张之"新儒学"（含台湾学者50年代主张之儒学；他们发表了此学宣言……）——也就是说，儒学之道，也面临一个南桔北栀之效用问题。如果民主政体延伸出文化本位和准宗教道统，儒学就被救，中国文化就被救——反之，毛－党－儒，只能结出干涩之果，甚至有毒，毁灭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就是钱穆先生言，我们当代人的罪行，不要推诿给千年之前之古人！

否定儒家学统的正面因素，也许对于国人并不合适。雅斯贝斯说过这样的话，意在说明全球化在文明易动中结合、互补之课题。他的话，就是针对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没有儒学，还剩什么？问题是，如何适应儒学和儒学如何适应于当代中国之现代化，民主化议题。舍此，难道中国人真的还要"批林批孔"吗？

雅斯贝斯说，"《圣经》中关于'所有人都是亚当后裔，都具有同样的起源'的观念，乃是无法被认知和证明的。基督教的历史哲学，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都把基督教的现身视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中心。这样一种观念只对基督徒有效，而如果他宣称自己具有一种更普遍的有效性的话，那么它和其他认为'历史具有多样的转折和终结'的神话一样，都只是人类通向同一性的一种方式而已。

基督教历史哲学持有的世界历史概念，建立在某一民族或世界的某一特殊地域的历史经验之上。......"他就此观点提出了世界文化轴心说。这个轴心说，就是"穿越5世纪，处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中发生的精神进程的中央。"他说，这时候，"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波斯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巴勒斯坦出现了先知，希腊出现了荷马。哲学家和悲剧作家。"他说，"人类的新的统一体或许能通过一个沟通系统，来获得它自己的过去。也就是说，在这一系统中，具有不同起源的人类可以在某种同一性（SAMENESS)展现他们自己。但是这种同一性根本不同于划一性（UNIFORMITY)。正如男人和女人只有通过彼此间的绝对差异才能成为同一者，也就说，成为人，同样，每个国家的国民只有通过保持并坚守自身的政治身份（应该是文化身份——笔注），才能进入到人性的历史之中。一位世界公民，如果他是生活在世界帝国的僭政之下，用一种所谓的'世界语'来说话和思考，那么它就会像'两性人'那样的怪物。"（阿论特《黑暗中的人们/雅斯贝斯篇》）

在这里，曾经对于中国文化特感兴趣的哲学家，早就在其哲学史中，就专辟一章写入如：龙树！这样的印度和中国的宗教文化人物，在世界文化里所占有的位置。这样的世界"无中心"说，慧智者早就有言在先。比如，法国作家尤塞纳尔就说，"一切都既在上，又在下，既在边缘又在中心的世界里"。（《一个罗马皇帝的临终遗言》即哈德良皇帝——笔注）问题仍然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可塑性关系，可塑性关怀。

于是，这个课题延伸到五七年政治生活层面。黄先生面临着伽利略式的悔过和人生的考验。舍去其他细节不说，他的令尊，著名的、于毛探讨"民主周期律"的黄炎培先生，在黄万里"出问题"以后，讲过这样一段话，被录入书中。黄炎老说——"你为什么划成右派？你不要老鉆牛角尖，光想着自己在水利问题上是对的。在水利问题上，你的见解可能是对的，但是放到一个大范围来说，你可能就不对了，可能影响了国家的事情。如果这样考虑问题，你可能就想通了。"（《长河孤旅》）

我们感慨万千于此一段良言。

这段话，不是没有任何启发于当代人。第一个启发，说明伽利略不是孟德斯鸠，黄万里先生并无全套对付毛泽东的政治马基雅佛利主义，可以使用——精神上，他也不是政治经济上的全才，可以望穿毛氏的政治之岂有此理。他，只是一个正直的科学家。

第二个启发是，黄炎老看到了"民主周期律"并在中国并无出现。他多时缄默以待毛氏的胡言乱语。但是，难道不正是毛利用了黄炎老，说出了社会主义"民主"——而非黄炎老，利用了毛，推广民主于国中乎！"......国家的事情"，人们究竟要怎样"顾全大局"呢！

三是，黄炎老和黄万里在科学和政治层面上的隔阂，给万里先生以很大的困惑和苦恼——难道不是这样吗？黄炎老所谓"一个大范围"（除去万里先生料理之科学课题），究竟要如何理解呢？

……当然还会有很多其他课题，被炎老此话隐含其中，使人们解读不止。于是，我们看到，伽利略之科学和教廷教义之争，在黄家，在中国，出现了取而代之之科学和政治层面之异样争执。乃至，黄先生还是只能在黄河情结上，集中了他的注意力。他，也不可能在政治层面上变成政治伽利略。这是事实。我们赘言此道，就是要说明，57年以后，国中知识人并无反抗毛氏话语权的能力。因为，政治常识和常识本身，被毛彻底颠覆和彻底毁灭了。铁桶中的人民，究竟有什么责任呢？他们从拥护1949年之"万岁"开始的路径，究竟要怎样才能摆脱"政治地心学说"的束缚呢？"人民"概念，究竟要如何定位和定义呢？"人民"，究竟是不是成为很多极权主义研究家所云，成为极权主义之一极呢？这个圈套，如何在今天的国中解套呢？

黄先生是大儒，他的文化诉求表达在他的诗歌里换言之，政治表达，是在他的文学表达中，间接实现的。毛说，黄诗，他"总是还想读的"；说黄万里的诗写的好，云云——他，读些什么呢？不得而知。我们姑且做出一个假设。传统文化或者文化传统，果真像是李慎之先生所云，是互相对峙和势成相反的话，那么，黄先生之儒和毛氏之儒，就会绝然相反——但是，他们却因为诗歌的共同载体，而在表面上，显得很相似，很一致——他、毛，居然要读读这个他冠以右军者之诗（"右军"之号，其实是属于那个大书法家王羲之的……）那么，什么是黄万里诗歌的最大诉求呢？就是以国人之情操，志向和品德，以历史感和文化感之真谛，以人格之正直和尖锐，对抗毛氏的岂有此理和疯狂。同时，在毛氏之诗文和黄先生之诗文之间，出现了一个对峙；类似在陈寅恪先生（加上吴宓、马一浮、熊十力甚至聂甘弩、吴祖光、李慎之、邵燕祥）和毛之间，出现的那种对峙。陈寅恪、吴宓等大儒之诗歌，很多学者有过介绍，此间，也许重复移用。黄先生的诗歌，齐肩众儒，进入了这个对抗"运动"。毛氏诗歌的伪劣品质，很多人已经看穿。这样，在科学诉求失败者黄先生那里，他的胜利，又在诗歌呼号中夺云而出，遗世独立。

笔者不及格评议黄先生诗歌，只是做一个贸然习读者。

三，诗有反骨

毛主席对彭德怀说，你像黄万里一样脑后生有反骨……。黄万里的反骨成诗，确为事实；只是这个反骨正好是那时的大儒和诗歌大家共生的犄角，以戳穿毛氏伪劣人品和政治专制的画皮。大儒像吴宓，就是以诗为证，既为自身正名，也为历史证明。他面对1957年，也很像文学中的伽利略；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他在表面上不得不应付一下，写领导命写之大字报。他说（见《吴宓日记》），他日写大字报多篇，得几百字，早上四五点钟，起身即写。这是他的公开表现。日记和诗歌表现如何呢？我们看到吴宓57之作。一首诗歌写着——
阶级为邦赖斗争，是非从此记分明：
层层制度休言改，处处服从莫妄评。
政治课先新理足，工农身贵老师轻。
中华文史原当废，仰首苏联百事情。
吴宓对于反右看法本可成一大文；如果一言蔽之，就是大师所谓毛之"罔民"——"《重庆日报》刊登毛主席两篇讲话之全文，乃既经修改者，与前所宣传颇出入。中间列出六条，明示立论之界限，倘早日明白宣布，诸多放言越轨之人或可无罪。未免近于孟子之所谓'罔民'矣。"孟子之言应该就是——"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说得是，不安照毛氏思路行事者，毛氏其方法就会无效。但是，君子之方，乃是全国上下的极权主义洗脑？安有他方之存在也！难罔，就变成易罔——以非其道者就少之又少了。吴大师当然看得清楚。

陈寅恪这样的渊博雄才又安能看不清楚呢？我们姑且引用他的诗歌，以观其效。陈大师1957年说——
照影香波又换装，今年新样费裁量。
声声梅雨鸣筝诉，阵阵荷风整鬓忙。
好办艾人牵傀儡，苦教蒲剑断锒铛。
天涯节物鲥鱼美，莫负榴花醉一场。
这里的蒲剑折断；锒铛声起；醉梦一场……难道读者自己还不知道大师为歌之韵籍乎？我们已经见到网上已有人择出寅恪另一首诗歌。这里照录——
万里城关莫问程，今生无分待他生。
低垂纷颈言难尽，右袒香肩梦未成。
原与汉皇聊戏约，那堪唐殿便要盟。
天长地久绵绵恨，引得临邛说玉京。
陈大师的汉皇、唐殿；临邛、玉京……就是他的春秋笔法。一如其柳如是，一如其红豆情（见《柳如是别传》前言）一如其兴亡怨（自古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把个人民若妇人，随便受人欺的政治局面隐形写出；当然不是一般人可以解之。但是，其目眇（他眼睛害病）心澈的大儒明辨，还是非常清晰的。这也是在附和吴宓之对于"罔民"之责——陈大师用怨妇戚女，当成极权主义制度下之人民，是其一以贯之之道，之法，之诗。

1949年之国人是不是阴错阳差，汉皇唐殿，临邛玉京了呢？难道还要如何解释乎？（有学者指出，陈寅恪对于专制主义的历史预言，早在其作中传达；我的已经去世的年轻的朋友吴小龙君在文章里这样分析——

"早在1949年，陈寅恪就几乎预见到了十年浩劫，他那年写的诗里有这样一句∶'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头一句，是指《论语》开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挖苦当时大家抢着'学习'；第二句，说的是'坑儒'的事：传说秦始皇派人在山上种了瓜，又安装了机关，然后让那些儒生们去看瓜，当这些儒生们正兴高采烈地"说瓜"、高谈阔论的时候，机关翻下，把他们全都活埋了。这两句诗真如谶语，其意含令人惊骇。

如果说陈寅恪当时就能够准确预料到'文革'，当然绝无可能，但他凭着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敏锐直觉，点出了思想整肃和焚书坑儒两者间的那种必然。陈寅恪这一类诗句还很多。从５０年代起，他一直拒绝参与那种以统一思想为目标的'学习'、改造，哪场运动，他都不跟上凑热闹，他的批判态度，从他当时写的诗里隐晦地、却也相当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八股文章试帖诗，遵朱颂圣有成规'，'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戍尚闻连浿水（即今朝鲜清川江，这里指朝鲜战争），文章唯是颂陶唐'（１９５３），'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乐世歌。座客尚讴君莫讶，主人端要和声多'（１９５４）。"（见吴小龙《对陈寅恪的一种解读》）对陈对陈寅恪的一种解读寅恪的一种解读小龙的分析以成为绝响，却是句句到位，针针剃透的。我们首肯这个分析。）

为什么要引用陈、吴，是为了衬托出万里诗歌与此一脉相承之 "言难尽，梦未成"也！我们看看万里1957年是不是有诗？是的，1957年，黄先生这样写着——

绿尽枝头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盼处土，沓无消息。桃李临风连影摆，怯清寒，羞把嫩芽茁。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人事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翻潋滟，芬香洋溢。好鸟白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那是1957年5月。黄先生看来还是处在一种完全的健康状态，处境和心情之所谓的、山雨预来之前的"鼓起笙簧舌"。按照筱白先生说法，黄先生之《花丛小语》侵犯了龙鳞乎？以至于钦定黄为右派？"《贺新郎》，小词的上半阙点出了当时的局势是'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下半阙笔锋一转，希望当局能真正贯彻'双百方针'，使人间景景'潋滟波，芳香洋溢'。这样一首小词，实在看不出又什么大逆龙鳞之处。"于是，黄诗也和陈、吴等人的反骨之作一起，留在了1957年诗人反对派的阵列之中，让后人瞻仰。

我们说，五七年的历史，是一个全民提意见而后全民忏悔和招安的历史。这个逻辑层次好像不能包含那些先知先觉和大儒明辨之士。这些明辨之士，就是我们说的那些外在于整风鸣放中人——他们以另一种不和毛氏提议，煽动和诱惑的方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多是成为日记体和抽屉诗歌。这些并不外先之作，是不是争鸣之一部分？是，也不是也！是，是因为他们以各种不同题材声张了自己的看法；不是，因为他们冷眼看鸡虫，不参加任何什么鸣放和整风。那个游戏在游戏之前就出示了谜底——对于大儒，就是这样。大儒之说，不单对于五七年事情看得透，对于四九年同样看得透。他们是真正的异端，却是沉默的一群。

何以说大儒是看得透，不说话，真理和世情在握呢？至少有几种解释。一个解释是，自民国二十年代王国维殉道，陈就看出，儒的载体——其体制之不存在也；体制不存在，儒学儒家安能不亡！二是，儒学不可以透过共产主义且与之共存，所以，陈是宣明不学马列的；三是，但是，儒学精神不死。这个在布衣抗拒宠幸阶层中崛起之士大夫集团中人，有很大一部分成为宠信、世袭中人，但是，这些人依旧不可以和全体儒家学说类同。这个儒家学说之兴衰，完全看在儒家之精神是不是离开布衣和独立位置。因为，中国文化毕竟处在岌岌可危之地位王先生死，就是殉此文化。换言之，他们预言之德莫克拉西变成"德莫克拉'贼'"之悲惨与卑劣过程，也正好是党史和党文化遍布国中之过程。所以，儒士之诗歌文章，成为对抗这个过程的一大表态，一大表现。

从诗歌层面看来，这样的抵触情调很多展现在诗人的字里行间——这些诗歌人士，从新诗之祖，黄遵宪开始，经过整个中国革命历史；到了五七年，这个阶段成为开始的结束和结束的开始。此前，表现和传达是存在的，现在，要放进抽屉了。黄万里诗歌，就是这样一种只是在八十年代才从抽屉里面世的诗歌作品，冠名为《右冠残草》；且是清华水利系老师同学为之非正式出版物。正是在此诗集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的传统风骨和传统文采——这当然不仅仅是文学之传统，更有科学之传统和科学之现代性，融入其气势悲怆和博大之文字里面。这些文字究竟呈现了哪些中国人特有的优秀品格，尖锐思想和宽广之同情心呢？可以说，黄先生诗中可见李白之狂，陆游之情，杜甫之郁，曼殊之敖，朱耷之颠，……看出来，黄先生傲然于毛氏，不止因为毛氏是科学之侏儒，而且毛氏之文字诗词，不过是假大空之造型和内置，没有什么真正的儒学奇志和诗歌大意向/意象。黄诗是菩萨般唯我独尊，普度众生之殉难耶稣的精神表达——而毛，不过是帝王将相，秦皇汉武。固然，在黄诗中，每每有孔夫子受到嘲笑的句子——但是，他在诗行中每每出现的"仁"，每每出现的"义"… …并且甚至不是自觉的回归到儒家个性的温良恭俭之中，而非毛氏之假敦厚，真毒辣。

再是，黄河——就是黄先生诗歌里最大的意象——这个意象不是庞德所用汉字(其实他引用的是日文)之造型，却是中国之山川大河之意象。这个黄河意象本身，已经成为像伽利略关注天地那样的宏观关照。绝对不是毛之"虎踞龙盘"、"原驰蜡象"之政治冒险观，可以相比。

我们不得不少量尊录其作，以示说明。

在黄先生黄河意象诗里，他的李白之风和李白亦同，又异。李白是豪气冲天，一往无前；黄却是瞻前顾后，忧乐为民。同一条黄河对于李、黄，又是何等不同也！

"......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流沙三门阖。
更在东平潴漾漾，丰功伟利云综合。
诏谓君氛从此靖，颂请不乏鲍参军。
奇祥异端争相送，胜利冲来头易昏。
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紫芝盛世岂应唱，肠热鲁连理必伸。
源头水土应保洫，沙河入河须纵逸。
洼道轮流潦可泄，立农建土赖洪基。
而今坝蓄复塞堤，清水顶冲长告急。
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
......"
最后诗人唱道，"川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这是《念黄河》。作者把反对派意见抒发为歌，来一个行吟泽畔，却是悲怆无可如何！以后，诗人接连有几首关于黄河、治理黄河、治理黄河失败之诗歌，记录他的黄河怨。一个广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就是——"汉王景治河只用一年时间，经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八百年，河无大患。"黄先生这样说。（见其给陈云信函。）如今的景象又是如何呢？历来大禹治河之疏导法规被漠视，三峡截沙，造成上流淤窒，是为第一浅薄。第二浅薄是，源头水土保持因为坝起而废，沙河不能畅通；又无洼道泄洪弥散。三是，坝蓄沙河，所谓坚持圣人一出水至清之蠢见，为万里痛斥。也是他一开始就面折，申诉之道。于是，最后，咽喉梗阻，大河为患，为怨。但是，天灾、河灾实为人祸。诗人一边唱河，一边嗤人，嗤愚蠢的共产党。阖门为第一蠢。排斥异端，自称胜利为第二蠢。龙鳞实为蛇蜕，为第三蠢。......还有，虽然周恩来有所反省，面对万折，醒诉不可行圣人一出，河水至清之道；但是，周依然随毛，无可如何！接下来的《哀黄河》更是动人魂魄，引人入情义，让人出判断，为人做见证。《念》诗为补充，势头却如浪涛涛，无可遏制。它的几句伟大撞击，成为那个左派诗人如贺敬之（《三门峡梳妆台》）之流，亵渎黄河诗之对照。"……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土？"……

黄先生之心胸里既有黄河之大，万民之叹，山川之敝，也有家合之虑，妻小之微，更有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大悲咒。而最能表达黄先生一生"功罪"之歌，还是赵朴初的一首诗——

"上善莫若水，而能为大灾。
禹功钦饱学，不只是诗才。"

也就是，"辙从扬子谋江利，忍对黄河哭禹功。"（黄万里《治水吟草自序》）

他是一个全方位的诗人。他在面对专权和暴政的时候，的确有苏曼殊和八大山人的哭笑之状——但是，却非"无端狂笑无端哭"，做"个山驴"状（朱耷自命"个山驴"/"八大加山人——其实形成一个或哭，或笑之字也！——笔注）——那种"访旧半为鬼"的五七年情结，难道不是毛变人为鬼，黄先生写鬼为人的、现代复调结构的历史再现和历史记忆吗？

黄先生一家在国、共两党的迫害下，各有死难。一个罹难于1957年；一个牺牲于所谓解放时期上海。而作为一个水利教授，黄先生一笔勾勒的黄河泼墨诗，向我们再次说明，黄河是国人之魂魄，亦为黄先生之魂魄，诗魄和科学精神。这样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一纸再现者，毕竟在中国人里，在中国知识人里，是很少的。为此，我们拜读黄先生诗歌，确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大幸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