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的大哀赋
--再读《极权主义起源》
刘自立
一
"大哀赋"之所谓，缘起于中国明末清初之抗清名将和闻人志士夏完淳。其所做哀赋，意在抗清复明而呈遗民情结（"国屯家难，瞻草木而抚膺；嶽圮辰倾，睹河山而失色。劳者言以达其情，穷人歌以志其事。追原禍始，几及千言"）
这个故事和阿伦特主义的关系就在于，他们都对自己的前朝产生很多反思；这个反思对于阿伦特，就是究竟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其法权，自由，民主，殖民，资本和暴力…….这个哀赋和我们一直以来观察现代欧美对于中共的绥靖主义政策，关系颇大颇深--她的看法，推之于己，亦"追原禍始，几及千言"，同样是我们自己对于国家和理念的悲咒和批判。之所以说阿伦特对于西方国家之历史，之法制，之自由民主观，有一个大批判，不是言重，而是确实；是她书中见解的深邃和批判的锐利。这个大批判，其实就是对于古往今来、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有限却必然的）否定；除去她几乎在"画外之音"里，屡屡提及之国家、群社、法规和文化的几乎是先天的已设--她以此不言而喻来对比此等制度和文化的大湮灭趋势--既而指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在19世纪前后的堕落，转型和几乎灭亡；产生了第三帝国--而亡于整个欧洲文化对待其前朝的批判和讥讽（那种所谓现代主义加上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如何解构了其传统，其尺度，其习惯的；西方自希腊以来的一切，是不是象尼采一样，要在"复兴"之后说明上帝和诸神皆死（见瓦格纳主义）；文化革命（也许是真正意义上的文革）是不是对颠覆，废弃和最后毁灭了西方文化和体制本身。那些不足，离奇，偏执和虚伪，究竟是不是西方近代国家之过，之祸，之罪？
这都是非常深刻的议题；其不单出现在阿伦特一个人的观念里，他们几乎流传了整个一代或者几代人。
一般而言，人们总是把20世纪极权主义概念对峙于它的老祖宗，西方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而事实却是，这个对立之自由主义或者民主理念本身和极权主义千丝万缕，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唯一使人可以得到安慰的是，当极权主义发生，发展，覆灭（中国却正在崛起这个主义）之后，阿伦特主义分成了两个界面：极权主义造就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顶峰，而后衰落下去；东西德的统一，却令人心悦诚服地看到资本主义本身的理想和前途。所以，如果这样看问题，问题的提法也许更加准确--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只有继承自由主义之西方政治传统，摒弃其极权主义滋生其中的资本主义之恶，之罪，才能最终解构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尤其是最后解构其自身仰赖东方的那种殖民意识（经济上的负面全球化）--加之最后解构中国政权，这个最后的后极权主义国家--使之幸免于和资本主义"同舟共济"之局面，是为课题的最后结局。这当然是一件非常难产的事务；就像张伯伦一战以后一心一意搞建设而为祸欧洲一样，东、西，中美格局，是不是要重复张主义之覆辙，是我们阅读《极权主义起源》一书的最后必须。
我们可以从几个偌大的观点锲入，以解其见。一个观点，就是她的上帝虚无观。这个观点一出来，马上接上她的人权边际论（下面论及）--也就是她所谓国际人权（观念和组织）并不是国家政权赖以生存之道，相反，人权一直以来就是虚以委蛇的资本体制和种族优越和民族优先的花边（迪斯雷利称，人权于英国并不是最好的东西）。再就是她的自由不可能论--关于极权主义抑或集中营体制里自由的不可能性，空洞性和无用性。她在分析了极权主义核心地带集中营以后写道--
一个反抗暴君者并未失去言论自由，"从理论上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可选择做反对派；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是带来一个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不仅降低到它那最后一种独特的仍不可摧毁的保障，即自杀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独特的标记，因为它的操作结果属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所共有"（阿伦特《极权主义起源》）。这段话之所以难解，就在于阿伦特定义的反对运动对于希特勒政权群众基础是否牢不可破、还是不牢可破之矛盾；再是，反抗者是不是因为反抗而获得了和民众同样尚未看见的隙罅和空间（自由空间）；三，敌人和非敌人--无辜者的"命运共同体"，是不是给反抗者一种不会毁灭的机会，也就是说，极权主义也给无辜者一种机会、或者不给；最后，革命资源在任何暴君和专制主义政治中向来存在，但是，极权主义消灭了这个资源。等等。
之后，就是坊间国人和异评家所谓国际资本价值罔顾问题，阿伦特用"死神与贸易的欢乐共舞"，一言以蔽之。
其主要理念涉及贸易者欲壑难填之过去现在和未来之历史、现实（让人想起俾斯麦所说，社会主义者之欲壑难填--难道资本主义就不是欲壑难填？--自立注）。它直接战争国际、运动人群；使得政治经济文化（批判）结合并构。她认为，资产阶级从不问政治到与权利结合，与政治，与政权结合，最终走向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则在很多方面罔顾资产阶级法权和人权意识，甚至变成某种贪婪无度的金钱和利益的追逐者。最后，处于帝国主义者文化影响下，纳粹终于解构了西方最后和最初所有的文化和道德根据，用所谓更坏的体制（其实是无体制，无法制，甚至无目的），代替了较坏的（体制：她所谓先锋派文人批判的资产阶级虚伪和法外之人，之群体；等等。）历史和政治的嬗变使得最有文化和最没有文化，最贫困和最富裕，最优等和最卑贱者，围拢在希特勒面前，呈现一种灭绝人性的兽性和戕害。她说，那时的人们，只是要求改变，改变旧有的一切--至于改变以后用什么代替之，填充之，业已在巨大改变的呼声中死去--于是，即便出现灾难的阴影和迹象，纳粹的脚步声近在咫尺，人们还是疯狂地要求摒弃一切的传统和规则。上帝的天堂也不能不使他们更加看重希特勒的地狱--也就是阿克顿的欲上天堂，实下地狱，成为结局。
在《极权主义起源》一书的全结构中，其贯穿该论的线条即如此：
--上帝死亡说（抑或根本就并不关顾人类说，《人权宣言》在阿伦特看来，就是第一次废弃上帝）。
--普遍主义国家观念对峙于个体主义；共象对峙殊象（见黑格尔）--也就是个体或失去国家群社法制文化之眷顾甚至保护（涵法律和文化种族意义上的保护）之人--变成多余的人，被抛弃的人--这样一种多余之人最后纳入纳粹群社或言第三帝国，最终，其个体再转换成为螺丝钉和分子原子，成为极权载体下毫无任何尊严的"载民"，暴民和机器。阿伦特其实是在坚持或者发出一种遗憾：社群没有将全部人类囊括其中而产生天网恢恢，却又疏又漏的局面，致使几百万，几千万犹太人，波西米亚人，亚美尼亚人，白俄罗斯人沦入万劫不复之地而成为纳粹反对西方正统的人类载体。在这里，阿伦特一次次言未及之的政治架构，正是她屡屡肯定"政治"一词的正面用心，良苦用心。如果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家不是纵容犹太金钱主义者，如果他们知道群社与国家有责任一直保护所有的人，那么，以后出现"人人反对人人"的、人人无权无责状态，或许可以不至发生。但是，这个历史上的"如果"，还是不能成立。资产阶级和他们幻觉中的或者实际上的（名誉）贵族，从普鲁斯特的书中走向人们，说，还是有着一种死亡或者并不死亡的、与生俱来的特权存在--比如，优等文明和优等人种就是这种法外施人，化外显贵的继续；虽然保护体制中人和保护一切人尤其必要，但是，西方文明并未遵循这个轨迹。走在所谓正常道路上的公民越来越少了。这种道不可道者，就是所谓自由主义论述中经常涉及的政治经济载体中人--那些对内民主，对内法治之大框架并不呵护此等人群：糟糕由此发生，蔓延和滋长；人，抛弃了人；纳粹接纳了他们--再毁灭之--就像无产阶级被无产阶级专政毁灭。在绝对之意义上，存在主义或者瓦格纳诸神没落主义，是整个人类、也是被抛弃者们绝妙的写照。
--这些失去保护的多余者，成为过剩资本转型极权主义的人力载体。最早的殖民主义者，连带那些开拓者和总督大人，那些"黑暗之心"之人--康拉德著作中的白人--成为后来普遍意义上的"印度女皇"或者什么皇帝了。这是阿伦特概念重的要点：资本对外侵略殖民，对内民主自由。这样的论述遍及其政治表达和学术撰述。这个表述，在多大程度上是支持民主体制抑或反对之，很不好说。（因为，总体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段说，也是站在西方人之东方学立场上，实行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由此肯定所谓（走向社会主义之）资本阶段说，而无论其他。恩格斯甚至在十九世纪虚假的香港所谓"面包投毒"案中，和官方报刊一道叫骂中国人。所谓亚细亚生活生产方式必须接受资本主义洗礼--这就是他们最初的全球化观念。）在这一点上，阿伦特却是绝对的批判者而与马恩大异。她坚决谴责（和她一样，还有社会主义者卢森堡），绝不饶恕资本主义的这类罪与恶。只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之妄说，只是一种对待道德罪恶的辩护词；于实于虚都是十分虚谬的观点。
接下来的问题延伸是，这一极权主义起源于资本过剩说和东方之起源于匮乏资本体制，如中国，苏、东政权，又形成一个悖谬。问题是，恰好在多余与匮乏之不同经济基础上，东方和西方同样产生了极权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视角。
再有，所谓国家群社罔顾和抛却者，成为极权之人力载体说，和所有逃脱专制极权国家和体制，逃脱控制者，又于阿伦特的说法刚好--这些"逃"者（见高行健语），正是极权主义的幸存者：如，1949年逃亡海外和港台者；1989年逃往美国欧洲者，等等--于是，在这里阿伦特的逻辑不合"东方学"（见萨义德）中的实际情形。是为一问！
--T.S.艾略特所谓"开始就是结束；结束就是开始"说，耐人寻味，而阿伦特刚好在我们开始的地方做了她的结束。她在该书第三版序言结尾说，苏联之赫鲁晓夫时代或为极权主义之解构时代--但是，她撰写该文的日期，恰恰是1966年6月--文革超级极权主义之毛式运动，却是以阿伦特完全无法理解之全部，囊括于"体制中人"，"群社中人"和"国家中人"--当然，所有这些"群社"和"国家"并非阿伦特所指设，而是完全相反--其为毛式极权主义运动之前提，而非以能够逃脱或者可以叫做无人管地带者为其前提；其资本之所谓"多余力量"，也根本就不存在。那是中国饥荒刚刚过去两、三年的极度匮乏时期，没有阿伦特所谓资本帝国化之海外运作、殖民主义运作和过剩资本之踪影；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和中国文革，从来不是资本多余势力导致，而是恰好相反。故此，阿伦特的极权主义非常奇特地罔顾了中国毛泽东主义的极权和文革。笔者也许孤陋寡闻，不知道阿伦特是否研讨和批判过毛主义运动，一如她认为运动是极权主义之无目的，非功利主义之白日梦，却不想关乎于此，有所反持：邓小平以不同方式实行之极权主义，恰恰是改变革命成为秩序说之先声--其特权体制与官僚体制，无对外殖民之嫌，却坐实了人吃人的"坐天下"之政策，500个特权家庭统治中国的政策，不像阿伦特说的。他们的目的是有的；功利也是有的；只是主义和立场皆无--这也许是极权主义的大改造--而他们没有的，却恰好是希特勒和毛的虚拟主义和"理想主义"；他们的巴巴罗萨死了。
--阿伦特作为犹太作家之反对极权主义观念，直接涉及类如迪斯雷利（新译为狄斯累利）之犹太主义变形纪；涉及普鲁斯特等犹太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甚至涉及后者"半个犹太人"之著作《追忆逝水年华》。说明犹太人之体制外、局外人和异己身份之奇特，之灰色，之兴亡。其风格、指向和定见和很多边缘作家一致，如，本雅明，马克思或者乔伊斯（的布卢姆）等。她对于内在性和浪漫主义的批判，也正好着力于德国浪漫主义的末日情结。一旦布莱西特说，"先吃饭，再讲道德"--马上引来其观众、衮衮诸公的鼓掌叫好和阿伦特坚决的谴责。对资本带来的"荒原"之批判，成为她鄙视"众神黄昏"的讥诮笔法。那种视文学史为一种堕落前兆的回顾，我们在鲁迅这种批判人物文字中似曾相识，却又觉得缺少建言和前景。（当然，阿伦特从革命之社会解放和政治建设两个层面，认定了法国英国革命的预设力量之正面性，而否定了俄国革命之破坏；亦强调了制度建设和预设的无比重要。）
--阿伦特因此对西方主流价值具备极为深刻的反省精神。上述关乎于此的个人主义批判--相对于她几乎呵护之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群社主义），与一般解构/结构主义之反思迥异--也和自由主义之反对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不同。其异军突起，正是秉承上述逻辑之结果，而其反结果论之；个人主义就是走向尼采的极端个人和瓦格纳众神之死的暴力美：从存在走向虚无（海德格尔）。这个阿伦特的结果和水果是，一以贯之地批判个人主义，并且把这种其实是极端国家主义和极端群社主义，定义为他们一开始就规避社群之结局。于是，她的个人主义批判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首肯，有大区隔，完全迥异。因为，她并非因社群压制个人而反对集体主义；却是因为国家罔顾个人而大呼憾事。
那么，她究竟是批判个人主义，还是批判社群主义？适成哈姆雷特之问！
一个简单的逻辑被颠覆了：由自由主义干预论，发展到国家理性论之马基雅维利和黑格尔主义，正好没有走到阿伦特所谓的社会和国家对于个人和少数民族之拯救论；其处悖论，国家主义直接迈过自由主义人权说和个体说，走向极权。问题就在这里：一般而言，自由主义是对于极权主义最后、也是最初的批判；但是，阿伦特主义正好反向持论：自由主义正好是走向极权的开始--因为它一开始就规避社群主义--而最后，国家极权成为极端个人主义加极端社群之恶果。这个论述就是：一个斯大林等于全体；毛就是人民；领袖就是党的化身。等等。
这个逻辑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这样一来，阿伦特的批判风格，就成为左、右两派观点之敌人。她在否定右派虚伪性上，看似成为左派绝对主义的坚守；但是，当她看见左派成为极权加纳粹（精英）时，她又成为左派之反。只是因为她认为，极权主义之罪恶，皆来源于资产阶级现存秩序的反对力量。资本主义豢养了反对其虚伪甚至其罪恶的反对派，从而导致极权主义--而一度维护这种罪之恶、恶之罪的负载者：犹太人--最后却转变其恶为罪，不是受到惩罚，而是受到毁灭--因为据说，恶受罚；罪毁灭。
这时，犹太人作为英国"蓝色之花"的迪斯雷利主义，一瞬间和他所象征的犹太人梦想一起见鬼去了。
最后，（纳粹）革命带来更坏的（制度）代替较坏的（制度），这种类似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之普遍结果--而相对于邱吉尔之较好的民主制度之说法。
阿伦特说：
"当1914年战争席卷欧洲时，感谢上帝的不只是希特勒"，荣格赞美"钢铁风暴"。托马斯.曼说，"战争比胜利更能够给诗人灵感"。一位知识界的人士说，"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的时候，我就会拔出手枪。""这种对战前时代剧烈不满的虚无主义式爆发以及后来尝试使之恢复。从尼采和索黑尔到巴列图，从韩波和T.E劳伦斯到荣格、布莱希特和马尔洛，从巴库宁和纳恰耶夫到亚历山大.勃洛克，其实忽略了，在一个弥漫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念和道德标准的社会里，厌恶是多么正当的。""布莱西特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德国写《三便士歌剧》时的情形"，（同上）呈现了暴民和精英在颠覆传统价值上的极端一致性。
塞利纳和纪德公开表达杀死犹太人的欲望。"精英中那种揭陋虚伪的无法抵制的欲望可以由事实来证实衡量，甚至连希特勒动手杀死犹太人也不会破坏这种兴致"。"极权主义运动伪称泯除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分离的现象，恢复人的神秘性而非理性完整性，这同样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
"普鲁斯特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局外人和新来者，即'淫奢之城'的居民，不仅更附于人性，而且更加正常。"（迪斯雷里和普鲁斯特都知道，"……因此贵族阶级得以在失去一切政治意义的时候，能继续决定一个社会的等级。"（同上）
这个场景是不是很像胡风，郭沫若等人在四十年代末期，配合毛、周暴民意识，实行文化围剿，以摧毁蒋介石专制民主之文化现象呢？
而不同点是，纳粹不消灭他们的第一流天才（见本书）而与毛相反。毛既要消灭第一流活文人，也要消灭孔孟甚至贝多芬、莫扎特（见当时《光明日报》批判无标题音乐。）
所以，阿伦特的真理和晦涩，正在于此！
于是，诚如现在坊间谈论的，纳粹是不是七天可以做成？我们的回答是，可以，其实，也不可以--因为，按照阿伦特，纳粹和反犹，不是一日之工，不是一朝之露，它是百年甚至千年之患，之隐，之魅。所以，焕发一日之新，重新来过，不是其复活，而是其未死。因为，阿伦特观点之集大成，就是：纳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所谓资本主义的、几乎是必然结果--这个结果，经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自我转型调试，有了基本的抗体和抵御能力--但是，其迪斯雷斯所谓要英国女皇做"印度女皇"的奢言，正在转变成为新的一句口头禅：中美"同舟共济"。
故此，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起源于资本主义，转向权利（政府）资本和帝国主义之看法，只是打开了西方世界的一个秘诀；而我们阅读之，受到她的某种启发，就是要打开中国极权主义之奥秘--而这个奥秘，正好又是考证"印度女皇"之迪斯雷里主义和奥巴马之东、西"同舟共济"主义之开始。
所以，我们说，在阿伦特结束的时候，在1966年，在经过了文革四十多年以后，我们中国极权主义之研讨，才刚刚开始。
就像我们从哈耶克的纳粹论里，见过一些文革主义类证，但是，毕竟那是纳粹，不是文革。所以，当共性遮蔽了个性抑或相反的时候，语言也许不能将逻辑之必然性和盘托出。
二
我们并不见得可以罔顾维特根斯坦，固然，至少布拉德累告诉我们，如果语言的强迫和逻辑的强迫代替了怀疑，极权的脚步声就在身边。这是一个很好的警告！之所以提及逻辑事务，是因为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有他们的逻辑。阿伦特说，"'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完全征服了（列宁的）听众'。"其阶级斗争和日尔曼优等论"慢慢失去了，好像已被过程本身吞噬"；"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非常喜欢那种最有说服力的论证：你若不说B和C等等，一直说到无数字母的末尾，你就不能说A。"（换用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我们只有和党在一起，……才会正确"，"历史提供的唯一正确道路就是这样。"托洛茨基如是说。）（同上）
而这个逻辑发动的过程，其实只有一半，就是上述代替较坏的取代物，是什么之问题--党的逻辑说，要进入过程，取代问题，可以消灭；这个逻辑的正确就会保持；也就是号召人们推论一种必然--而其实是必然之反，人类之悖，理性之反（他们千方百计说明非理性之尼采和福科主义的正确），以及逻辑本身的非推论性：你不能问，谁是党，这个宏大叙述如何代表人民，如果逻辑和现实悖反，谁应该负责？这些问题，都被埋葬，没有人会这样提问（至少在官方媒体中，无人此问。）逻辑必然性和真理问题，正是因为真理解构和范式突破而得以转换--而如果这种转换既而颠覆真理和抛弃范式，那么，不单爱因斯坦式的创新不会出现，还会造就孩子和水一起废弃之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极权，全能，主体思想的可怕之新，之误，之祸。
回到专制主义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基本分野上，就像人，是不是要成为人，这个问题一样简单，一样复杂，一样魅力四射而黑暗无底。区隔一件事务的基本标准是什么？是常识。逻辑，恰恰在违背之的情形下，创造了爱因斯坦。于是，宇宙折叠理论和人类科隆实践应运而生；但是，逻辑依然不能更改到，一如罗素否定了桌子，你面对悬崖，就可以跳下去！
所以，常识范畴，也就是哲学语言中所谓范式范畴，常常就是一种传统的延续--虽然他们说过，要解构范式，不是根据旧有的实行改造，而是重新发明新的--这个论点，在科学发现中极为中肯，但是，时移到政治哲学中来，就悲剧发生，人将不人--已然不人。极权主义正是要颠覆社会常识，突破所谓范式，毁灭一切传统，实行不是解构的毁灭。《极权主义起源》一书，虽然重点实在"起源"--一如我们前面提及；但是，正面说一说何谓极权--含其政权，运动，意识，人物，当然也是阿伦特精彩所及。我们大致可以简约梳理这个轮廓，使人们看清楚至少是西方极权之概貌而推及至东方，从而发现异同。
关于这个范式之争，我们一度有所思考--
"这里，我们不得不对于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一个基本的描述。这个描述是温习其'突变'理论的全部基础。（这种突变使人想到"七天纳粹"说……自立加注）
范式的特点和（传统）理论的特点是不同的。它首先确立了科学研究的'常规'和'非常规'领域。而范式的理论规定，则倾向于确立常规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有限内容，而非无限可能性。这个有限可能性，对于确立传统研究者的传统前提和出发点，是持有肯定态度的；而对于超越这个传统的非常规可能性，则持有否定的态度。也就是说，对范式（PARADIGME)而言，他在通过非常规方式获得科学新观点的时候，这些范式往往呈现的是落日景象。沃尔夫刚.施太格缪勒阐述库恩的看法说，'规范化和公理化是一种后来的现象，在库恩看来这常常是一种衰亡的征召。'（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下），除特别注明外，下同）他说，每每一种或者多种'精确'的表达方式，是科学面临危机时刻的表现。而范式的观察者并非是中立的观察者，他们就像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观察不同的现象和想象领域中的课题--亚氏观察'一块挂在绳子上摆动的石头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派的物理学家看到的是一种受到阻碍的情况，而伽利略则将同一种情况看作一种摆动。'
"范式的出现和经验主义拉开距离，是因为范式参与现象的观察，而非处于所谓'中立'状态。而库恩和波普的分歧点何在，完全取决于他们针对范式理论的歧见。也就是库恩派所言，范式对于经验反驳的'免疫力'。这个免疫力带来的第一种看法是，库恩对于波普的，在经验领域中的证伪存在，持有反对的态度。他认为，这种相反的经验和反例是确乎存在的。问题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矛盾所打击的不是理论而是使用这种理论的人。'
"施太格缪勒继续介绍说--
'他们把反例作为反例，即作为对人们迄今相信的的论据的驳斥；他们相信这些理论已经被证伪，并且想出新的更好的理论；当这种情况发生以后，他们最终又用令人信服的论据指出，这一新理论已经得到反复的经验证明，而赢得了其余的研究者。'
不，不是这样！
'库恩认为，真正的进程同这类胡扯从来是不一致的，它有完全不同的本质。'
"这些完全不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是接下来的说明：
--由于研究中'特例'的积累，范式受到了其前所未有的挑战，常规科学陷入危机。于是，抱残守缺者和怀疑旧事务者产生区别，他们的'信念'产生区别--对于旧范式失去信念者，开始尝试进行新的抛开范式的选择--这里，范式几乎就是旧范式的等意词。
--于是，出现常规和非常规科研的对峙。库恩拒绝了抱残守缺者的殚精竭虑的突破，如中国人说的亡羊补牢；他也否认新旧范式的转换，即它们之间的可比性。他只是相信'突如其来'的一夜转变，这种灵感式，非合理化转变。他说，牛顿力学不是相对论的临界点，因为他们使用的概念完全不同。
--新，旧各派之间的讨论时有发生，却是各说各话，循环论证，因为他们所持范式没有通融性。有趣的是，'更多的合理性不是在新范式一方，而是在旧范式一方。'
--（施太格缪勒在以下句子中加上重点圈号）'并非新的理论消除了旧理论的问题，而其自身暂时尚且未面临任何问题。倒是新的理论最初总是困难成堆，这些困难要比已经陷入危机的传统范式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之和还大得多。'"（刘自立《民主的证伪问题》）
所有这些逻辑讨论，应该归结到一句话，如果在社科领域企图实现牛顿式万有引力之真理，以图启蒙，真理和实践，就会直接走向极权--这是毛的实践论，列宁的反马赫--马克思的阶级真理（共党宣言）--希特勒的纳粹民粹和党粹，一脉相承的新"范式"论，新逻辑论，新本体和认识论之集成。所以，布拉德雷才会说，黑格尔主义严重"堕落"--就在于其国家主义罔顾人权和人性之历史规律论，历史意志论--人们还是急欲回到康德双重性，经验－先验；天－地、星空律令之下，回到摩西或者耶稣之博爱而不是"博恨"之毛主义和纳粹主义。这是非常明确的原则。（故此，在1917年和1949年，逻辑大师们对于列宁主义逻辑的微弱反思和金岳霖等国学逻辑者们，他们投降毛主义逻辑，就是一种十分悲哀也深刻的反逻辑现实。只有洪谦先生做出沉默状以呈尊严）。
三，
于是，“个人”这个单性名词很快成为“人民”这个集合名词界线不分的混淆——个体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人伦、政治观点要则；其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思潮中得以发展；且在二十世纪后，越过其所谓的衰落期——“阶级社会崩溃的气氛下，欧洲的群众心理有了发展”（同上）——成长到二战以后。（其间，关于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成为前者坚持正确原则之证——费边主义和边沁主义兴起，对于约翰.密尔（穆勒）而言，是社会主义渗透了自由主义，是为其转折点——（见陈奎德《海耶克传》）——但是，这个争论，在眼下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似乎是）要被否定之否定了。在经济自由主义观念受到置疑的今天，政治学自由主义也受到怀疑或者滞后。那种先经济、后人权的观点，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华盛顿会议后，美国人炸毁自己的军舰那样天真烂漫。但是，在自由主义受到嘲笑而超人哲学（种族优越学）取代之的历史回眸中，重新确定自由主义之原则，是重新出发和重新寻找正确路径之需要。而按照阿伦特的观点，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无不受到错误引导而走偏了自身之路，忽视了社群主义的关照和认知。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学挑战，当引以为鉴，深察其中。
阿伦特的表述基本上秉承两个原则，一是极权主义政权消灭阶级说和她更加著名的犹太人问题分析。前者与后者既有关联，又有区隔。
她在该著中说——
“……个人只是作为一个‘民族成员’（加黑体字——笔者）而行动，无论他属于哪一个阶级或哪一个政党，否则他绝对不直接面对公共事务，或者认为对公共事务的实施有直接责任。”
又说，“阶级成员资格及其有限的群体义务和对政府的传统态度，阻碍了公民意识的成长，使公民不会感到对政府的统治负有个人责任。只有当阶级制度崩溃，使民众系结于政体的可见和不可见的关系也随之而去的时候，民族国家居民非政治的特点才会暴露。”（同上）
她说，“阶级制度的崩溃意味着政党制度的自动崩溃，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政党作为利益政党不再能代表阶级的利益。”（这对于根本不受历史上政党代表的中国人是陌生的。）
“阶级保护墙的倒塌将一切政党背后迟钝的大多数人转变成为一种无组织、无结构、由愤怒的个人组成的群众。”（国人也从未体会到在革命运动前后什么是愤怒的“个人”。）德奥诸国一战后失业群众剧增，“他们在相关的国家里人数上占有很大比例，自二战以来，在法国和意大利支持了极端倾向的运动。”（这里涵括了第一次大战后的纳粹和二战后的左倾运动。）（同上）
于是，阿伦特在这里讲到的“民族成员”和“阶级成员”，是为她解释极权起源之要点。
从极权主义两大政权来看，德国纳粹的种族消灭政治和斯大林的阶级消灭政治，互为引证，东西兼治，成为屠杀人类的可悲历史——加上中国毛泽东主义之“阶级斗争”论，其实也是阶级消灭政策和后极权主义的内陆“殖民”政策（即：由一部分人剥夺另外一部分人，以制造原始积累之新资本官僚体制），故此，出现世界历史上三大极权主义体系。
一直以来，阿伦特在其著作中辟出专门一章，题目就是“无阶级社会”。其观点简约而论，即：极权主义消灭了各个阶级赖以斗争的人权、也就是个体主义。纳粹统治者明确告知德国人，他们是没有人权，没有个人（身份）的螺丝钉——这个说法就是“分子人”之说法（所谓最弱的社会结构也比无结构社会要好些，正是阿伦特对其之批判）；而毛的以这个阶级推翻那个阶级的革命和运动，与纳粹如出一辙，也是要根除个人的任何阶级属性。我们在辨析毛之阶级斗争学说的时候，尤其强调的一种歪曲和误解，就是人们一直以来，认为毛延续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权限。其实，这个误解的原因十分单纯，就是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权限。毛政权使得农民和工人成为其政权最大的牺牲品。而纳粹，更加肆无忌惮地说，作为个体存在的任何个人，都是荒谬的，要被镇压和屠杀的——他们组建“命运共同体”、无社会结构于国家于社会——于是，这个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关键在于，西方社会一直以来强调一种阶级分化，融合和斗争说。这种斗争自古已有，且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社会中展现其态。我们熟悉的希腊城邦和中世纪自由市，加上十六、十七世纪法国地方议会，英国革命前的议会，都是法国革命之前阶级斗争和“各阶级允许斗争”的历史事实。其三权分立原则的出台，甚至肯定孟德斯鸠所谓英国第四阶级即暴民阶级，对于政权之制衡作用。稍后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和俾斯麦“为反对党架起金桥”之说法，也呈现了阶级斗争和允许进行之之做法和观念。基佐关于西方各种政治体制轮番出台，是为了争取自由——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肯定了阶级斗争。所以，和极权主义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刚好相反，阶级斗争，正是西方社会不消灭阶级的历史证据。
所以，到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用无产阶级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执行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之“制度”说出台以后，这种阶级斗争概念，走向完全相反的路径。致使阶级庇护的个人，成为一种无载体存在。这种其实是寄托于近代专制和民主政府篱笆之下的自由主义诉求，当然很少言及阶级斗争之必要。但是，这同样是自由主义对其本国居民不言而喻的事实和概念前提。在这个自由主义移位到中国以后，这个不言而喻成为不言不喻，甚至根本就罔顾前提和罔顾现实。其大致的表现是，自由主义在民国政权里业已式微，形同虚置，但是，自由主义载体，还是基本存在，没有所谓大一统的文化极权；到了共产党这里，一切就根本颠倒。自由主义赖以存在的前提基本消失，连同自由主义个性说。回到阿伦特，她认为，即便在西方，这种个性说也只是对待某一部分人，而罔顾另一部分人。于是，和西方极权不同，中国极权是将一切人，一切“人人反对人人”的运动，纳入毛制内而从无列外（并非制度之外的多余人运动——在精神和实际上如此）；而纳粹主义，则刚好是敲碎了最后至兴登堡魏玛宪法之最后一道体制内防线，而杀出西方法权之重围，推举希特勒民主登台，而后毁灭民主。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过程。
在细读阿伦特个人主义辨析的时候，人们发现，她所执拗的逻辑仍然是，所谓国家和群社组织，没有将一部分人纳入到自由主义者所谓近代国家的法权和民主体制中，而形成多余人的存在。这个赘人体系，因为反对政权对其的抛弃而形成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力量。这股力量，最后成为颠覆资本主义法权和体制的极权主义原动力。于是，最为明显的“阶级斗争”观点，成为阿伦特和马克思主义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殊途、不同归的世界观。其区别则是，马克思企图以阶级立法，阶级专政，营造一个理想社会——列宁企图以劳工群众之苏维埃主义代替旧政府——而斯大林以共产党官僚体系颠覆了苏维埃制度（这里，一如阿伦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法西斯主义论一样，区隔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某种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墨索里尼的专制空间和纳粹绝对极权之间的自由预留问题）——而阿伦特认为，正是因为阶级忽视问题，导致了阶级冲突的发展，而形成了某种中国人所谓流民群体的出现（这是一种并不贴切的类比）。这样，阶级斗争和阶级抛弃，转变成为一种体制外力量，最后形成极权主义之阶级根基；而这个阶级斗争的势头，很快就被纳粹主义利用而融合于极权主义政权。人民，成为除去共产主义名词之外，又一种所指无意义的涵涉。因为人民，无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阿伦特那里，都成为一种虚无主义集合名词，而基本处于无解状态。人民和无产阶级，和犹太人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权镇压的对象、纳粹消灭的对象。
阿伦特说“巴甫洛夫的狗，降低到最基本的人类样本，一组反映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反应清除和取代，这些就是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模范‘公民’；这种公民如果是在集中营之外制造的，就会不完美了。”（同上）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同一个梦想”的最好诠释——“只是在梦中才有隐私”，纳粹理论家如是说——这样的提示比比皆是，中国人还是呈现了巴甫洛夫效应；即便这个效应看来是反党的。
利用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领袖和利用西方资本中介的犹太人群体，最终造就极权政治消灭阶级，戕杀（某几个）种族的历史悲剧。这是西方世界末日文学和虚无哲学预言、却无法制止的悲剧。其源头，皆来自资本主义法权阙如本身。马克思可以以某种资本未调试状态，实行暴力革命之鼓吹；阿伦特则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制造资本过剩之经济力量，抛弃了那些不为其法制保护者，加上那些“印度女皇”们，构成了极权主义的源泉。对外不民主的力量，最后导致对内极权——她这样认为——这个预警，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资本主义对待中国等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理念，所谓“同舟共济”政策，其实是阿伦特批判的、对外不民主之原则的延伸。这个势头，即过剩资本流向生产和成本低端地区的一贯趋势，造就了一股毁灭其自身的极权源头——而这股力量，现在结合东方极权和东方生产方式，以跨越东西方的势头，正在形成反对他们的美、欧资本力量。这个趋势，究竟会发展到何等地步？至少奥巴马中国政策团队中人，一无所知。
四，
在比较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传统之分析中，阿伦特对于西方人的人权双重标准提出尖锐的批判。其矛头指向，首先是那位反对法国革命的英国人柏克。
在分析和解构西方人权虚妄说的时候，她尖锐指出柏克的人权两分法之荒诞，从而揭示了西方政治、历史之人权罔顾，人权虚伪说——而这又牵涉到种族和阶级分野的历史背景。
她说——
埃德蒙.伯克“反对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的一些著名论点。这些论点支撑着他的结论，即人权是‘抽象’的，比较聪明的做法是依靠一种对权利‘限定继承’，象生命一样转交给子孙；他还宣称，人的权利不应该是不可分离的人权，而应该具体地说到例如‘一个英国人的权利’。根据伯克的观点，我们所享有的权利产生于‘国家内部’，所以法律的依据不必是自然法则、神的旨意、任何关于人类的概念，例如罗伯斯庇尔所说的‘人类’、‘世俗的尊严’等等。”（同上）这一概念和人权去上帝观化有关，而于普世价值说无关。（伯克坚持之民族、种族和阶级偏见和盘托出——加上现在一些笔者呵护其保守主义之反对革命文字，其实，正是他们不谙伯克和迪斯雷利主义之所在。）
因为正是这类看法牵涉到以下更加荒诞的说法——
阿伦特对于人权历史和西方人权观念一阵痛批；“18世纪《人权宣言》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法律的来源不是上帝的命令，也不是历史的习俗，而是人。”
她解释道，“人权宣言无视历史赐予某些社会阶层或某些民族的特权，显示了人从一切监护下的解放。”
但是，“在此之外，宣言的起草者们并完全意识到另一层含义。宣布人权，同时也意味着新时代里有一种迫切需要的保护，因为个人在这个时代里，不再能安全保有出生时既有的财产，作为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也不再得到肯定。换言之，在新的，世俗化和解放了的社会里，人不再确信这些社会权利和人权，而直到此时，这些权利还是政治秩序之外，不是由政府和宪法来保障，而是由社会的、精神的、宗教的力量来保障。因此在19世纪，一致的意见是，每当个人针对国家的新统治权和新专横而需要保护的时，就必须提出人权。”（这是一个创新的见解：天赋人权变成上帝已死。）
她说，“人是自己之本，也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之本。另外，没有哪一种具体的法律必然保护他们，因为一切法律都取决于他们。就法律而言，人是其唯一的主人，正如就政府而言人民被宣布为是它唯一的主人一样。人民的主权（有别于君主的统治权）并非上帝恩惠所赐，而是以人的名义宣布的，所以很自然，人‘不可分离’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并且变成人民自治主权中不可分离的部分。”
她的意思是，人权一直以来总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结果，而非相反——“如果说一个部落或一个‘落后的’社群并不享有人权，那是因为她作为一个整体，明显还未达到文明阶段，未达到人民主权和民族主权的阶段”。
“由于人类自法国革命以来一直相信世界各国是一个家庭的幻象，渐渐地，人的形象应该是民众，而不是个人，成为自明之理。”（同上）
所以，阿伦特总结说，人权假定可以脱离政府，于是政府外行为，形同虚置。无国籍者并无政府，更无人权。“更糟糕的是，为保护人权而建立的一切团体，为达成一项新的人权法案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尝试，都被一些边际人物—— 一些没有政府经验的国际法学家，或者由理想主义感情支配的博爱主义者——嗤之以鼻。……没有一个重要人物有可能认真对待它们”。“人权的含义获得了一种新鲜的解释；他们变成了无权利者的保护人的标准口号，一种附加的法律，一种对于无权者来说别无选择必须依赖的例外权利。”（同上）
这个二律背反的解释十分清楚。人权是一种应由国家保护，却得不到保护的、个人或者民族权益的流失。
人权是政府行为的悖项和悖论——有了国家，就没有人权；没有国家，也没有人权——民族解放可以是人权之张扬，也可以完全相反——很多苏丹式问题，朝鲜式问题和中国式问题，是为证。
从理论上说，人权问题结合前此言及之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问题之关系，是一个理还乱的棘手问题；对于中国式人权考量，主要看西方人权发明者，是要按照阿伦特批判的否定路径，虚以应对，还是真正考量把人权从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圈套中，加以改革，解套和去魅。
对待人权，没有哪个所谓民主政权和现代国家，现在正面面对之，处理之，诠释之。迪斯雷里说，英国权利里有比人权更好的东西（同上）——现在，美国人说，人权因为经济危机，变成三等货色——就是她们被阿伦特言中之不幸；亦为我们国人面对国际人权式微事实之悲。
极权主义利用了资产阶级反对者的现代观念，使得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几乎成为人类历史结束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国家，社群和法权概念，也同样朝向结束的趋势发展。最后他们迎来了既不要现代派，也不要保守派的虚无主义。既然可以对阶级和种族加以利用，然后消灭之；既然可以对人民和革命加以利用，如法炮制；当然，极权者也可以将国家加以改造而完全颠覆几千来的国家概念。于是，正像作者所说，在极权主义者眼中，一个被法律判决之人，也要比一个根本罔顾法律存在的死难者，来得有些人格——专制主义者都知道尊重死者，哀荣亦至，但是，集中营里的最大原则，就是消灭死者的身份（实行彻底遗忘）——他是谁，这是一种颠覆纳粹真理的不法提问。
阿伦特逐个论及的极权政权和极权运动，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极权主义真相，但是，其中的所谓逻辑深处，还是灵犀点通，东西合璧的；只是，我们同样注重他们的区别和趋同。这个区别的根据，当然就是历史文化的根据（前此，我们已经稍有论及。）于是，分析的轨迹基本上遵循这样两条道路：一是，极权主义国家，希特勒，斯大林和毛，他们是如何颠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自然包含暴君制度，专制独裁和古往今来一切的镇压，杀戮和监禁。但是，正如阿伦特所说，所有国家体制（就不论古代希腊的民主体制，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和现代代议制政权），都会秉承一种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就是，对待敌对势力的报复和镇压。然而，正是在这个基本前提上，极权主义将其改造成功——他们不是杀死敌人；不是仅仅镇压反抗者；不是实行稍有民主自由空间的某种造反和镇压轮流转化的进退之策；不是，他们要镇压人！只是在区分人被转化为分子和螺丝钉的时候，有一个先后主次的顺序。正如刚刚我们引证的，希特勒杀光犹太人以后的目标就是波兰人——列宁说，要杀死一半的俄国人，就会实现理想——毛说，只要心还在，人（敌人）就要死。这样一来，极权主义变成第一不是专制，更加不是自由和民主——虽然，他们一直以来就在抛掷新民主，新自由，新人——他们在某个时期，成功地做到了几百万人走进焚尸炉而不会，不知，不敢反抗。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于是，人，这个目的本身，成为不是目的，甚至不是达成革命，运动，夺权的任何手段。阿伦特观念的独特和深邃之处在此。她驳斥了极权主义是吃掉自己孩子的革命猛兽——这种说法——她说，不是这样：
“手段变成了目的 ，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吊诡的说法，承认‘目的正确，手段就正确’的范畴已经不适用了，恐怖失去了它的‘目标’，它不再是恐吓民众的手段了，这也不足以解释革命（例如法国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孩子，即使在可以被说成是革命之子（他们以这种或那种资格——俄国革命派、政党的权利中心、军队、官僚体制——来跻身革命行列）的每一个人都被吞噬之后很久，恐怖却在继续。”
“从历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如今变成极权主义政府特有的许多事务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上几乎总是有侵略战争；胜利之后屠杀地方居民的事，在罗马人的怀柔政策之后方才停止；几个世纪以来，美洲、澳大利亚、非洲的殖民化伴随着对当地居民的屠杀；……这些集中营在许多方面和极权主义统治初期的集中营一样；它们被用于对付‘可疑分子’，这些人的罪行是无法得到证实的，用普通法律程序无法审判他们。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利用、发展和集中使用的成分，其基础是虚无主义原则‘一切都是许可的’，他们继承了这条原则，并且信以为然。”（同上）
极权不是独裁，不是专制，甚至不仅仅是暴政。阿伦特说，“权利并非像独裁政体那样从上到下渗透，直到政体的底层。实际原因是，没有权利机构就不会有阶层制度，除了对所谓‘威权人格’的无数误解之外，威权原则在一切重要方面都和极权主义统治针锋相对。威权（与它在罗马历史中的起源大相径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总是意味着限制自由，但是并不是废除自由。但是极权主义的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无论多末残暴也要限制自由。
“技术上而言，极权主义制度中这种缺乏威权和层级制度的事实，显示在最高权利（领袖）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可靠的中间层次，各自接受规定的权利和服从的角色。领袖的意志可以随时随地体现，她自己不受缚于任何层级。”小领袖不得模仿大领袖。“每个公民都感到自己直接面对领袖的意志。”（同上）
关乎于此，我们曾一度举出毛式极权主义之所以不可以专制和威权之十大理由。再简约举出：
“从商、周到清末，中国体制虽然逐渐落后凋敝，却文化生机坚守正道，传统犹在，文明延续而名家辈出。
二，封建之对于王权的制衡，中外皆然。秦破封建，实行郡县治，是一种最大的不监督主义。其间，汉唐之宰相权利的挣扎，是为后来的权制造成多少一点正面影响。
三，封建政治之儒道互补的文化空间，开启政教分离和政、教互敬的正面传统。所谓‘传圣道者不北面，有圣德者无臣礼’，即是一大证明。
四，封建或者废封以后的经济制度在基本层面，没有否定私有财产（注意：希特勒也不是公有制——自立加注）。文化之主体，就是地主存在，就是地主文化。加上水浒游民，在社会层面上完成包公和五鼠之类的结构和互补。
五，清官传统和贵族文化造就了文化延续和中华文明。比干以降，到海瑞上书，这个传统使得政治选择，在比较良性的过程里发展。海瑞打倒严嵩，就是一种中国制衡制度有限发挥作用之所在。所以，皇权黑暗时期和皇权开明时期，各占其一，不是完全可以无法无天。
六，专制之上述内涵，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出来一种儒家气节。这个气节，造成了代代才人和勇士。
七，清末改革失败。中国人把传统截止，造就马列毛，造成极权主义政治，于是一切作废，从文明到文化；从文人到文章。五四运动开启两个端口，一个是西化，一个是共产主义化。最后，启蒙变异，成为全知全能之极权。
八，在看待民国历史的时候，民国历史学家业已指明专制文化空间和中国特色（真正之特色）之存在。
九，于是，极权在二十世纪造就了蒋介石为毛代替。中国历史完结，时间完结，文明完结（时间开始了＝时间结束）。
十（四十年代末期，所谓左派）罗、章啊，黄、柳啊，甚至戴、李啊，一股脑都跑到毛主席这里。这可不是什么宪政主义操作。”（刘自立 《一种政治戏谑——中共搞不了威权之十大理由》）
这种一切许可，可能－也不可能；目的是有的，也没有；手段是什么，也不是什么——诸如此类，究竟如何实施，定则和非则呢？的确，人们的常识判断和逻辑判断全都被废弃重来，或者更本就不重来——他们的时间开始了；也结束了——他们的人性遭到灭绝既而人伦颠倒，民族灭亡，国家消失——他们在一个、原则就是无原则的辩证法里苦苦挣扎，开始人是不死、不活之人的生活和生活之死。其特点是：
1，领袖原则被秘密警察之秘密过程和命令所代替；抑或领袖异化为秘密警察头子，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结构、反傅歇主义传统消失（傅歇，法国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革命家和拿破仑时期的秘密警察头子——自立加注）。
2，“极权主义专政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完全没有成功的或未遂的政变”。（所以，只能等到他们死后事情或有变化和不变化——本质不变——如，毛－邓关系。）
3，在此之下，“几百万人组成一个特权‘阶级’，从中再制造一个由几百万精英成员构成的超级党。”（这里绝对没有什么作为将来反对党的“中产阶级”。）
4，宣传＋谎言＋谎言重复。
5，宣传“犹太阴谋论”（这是西方人置疑犹太上帝的由来已久的观念；从艾科到卡赞札基等人，再到所谓“达芬奇密码，圣殿骑士，911犹太人阴谋”，不一而足。）
6，干部政策。
7，秘密警察。
8集中营。
9，意识形态和“逻辑”过程。（如前绍述）。
……
以上是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极为简单的作者引书——这和她的极权主义运动又形成一种辨正关系。这个关系说，使得人们看见以前的纳粹主义和后来的文革。这些关系说，也是确定东、西方运动说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且直接牵涉到这种运动和革命的关系（其实是民粹和极权的关系。这些东西有，1，科学宣传——就是制造科学真理论，“科学”、社科类牛顿“万有引力”正确论和万能论；“极权主义宣传和科学性所诉求的群众的特点完全不是‘功利主义存在部分的有害生长’。”（我们则一直怀疑这种非功利说对于中国政权是否适用。）
2，预言。“布尔什维克向他们的追随者保证，经济力量有能力决定历史。”
3，神秘性。面对混乱和灾变，群众宁愿相信“意识形态虚构”。
4，虚构掩盖真实。
5，“国家只是达到目标的一个手段。这个目标就是：保存种族。”——希特勒 《领袖言论选集》）（在此，种族和阶级成为两个极权话题，如上绍述。）
6，组织：同情者和党员（同路人——这个中国名词也在这里出现——据说是康生发明了这个词汇；待考）加上纳粹精英。
7， 领袖。（前此，关于极权政权的洋葱结构说里，关于领袖并不重要之阿伦特观点，我们几年前，说了不同的话。）
8，“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组织”。
9，于是，这种运动和这种国家，这种政权互相砥砺，磨合，一体化。成为自政党化运动以后一党化运动的成型和发挥。希特勒和毛泽东都是这种变多党为一党一人一言的客力司马鬼魅。其造成的群众影响，至少在我们这里还受欢迎，除魅不成，反倒是毛热不减，方兴未艾。这是一个国耻！
我们看见,几千或者几百年来，从“列维坦”开始（甚至更早到西赛罗，色诺分）争议的国家，人际，个人之关系的政治论理学如何走向绝对黑暗。而阿伦特的“人人反对人人”之说、之引，也恰好正是霍布斯的名言。这其中究竟发生了如何一种发生论和发展论及其前景呢？一个道德问题摆在前面。所谓“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道德”（福科语）——加上解构主义的相对论：中心解体，语言解构，真理破产，……康德乃至十戒之法典传统，面临尼采式的批判——价值重估的无上帝论，让言及于之者疯狂，也让民众和知识分子同样发癫。阿伦特所谓知识高层对于极权无一免疫，就是这种情形。这样，国家必须论，列维坦主义，从其开始，就面临后来的彻底解构。事情就是这样荒诞。
霍布斯主义从拯救人类于自然法则和丛林法则，开始了国家主义之论述——最后，在制造出一个最为庞大的猛兽以后，人类不但不会受到保护，还会尽数被吞噬。这是列维坦悲剧的逻辑。（仅从德国人忘记俾斯麦稍有反对党，稍有议会论和皇权论的纵横捭阖中感到腻烦，就知道他们取消兴登堡的俾斯麦最后一抹色彩以后，德国人就开始了一个纯粹颠覆传统的纳粹运动。而俄国人和中国人，也是从腻味专制主义开始，将自己的革命原则，最终建立在纳粹之列维坦上：而他们彻底忘记，列维坦一书中关于暴力受害者有权暴力反抗的段落。人，是不接受历史教训的动物？！当索尔什尼琴再次吹捧斯大林的时候，人们终于弄懂了逻辑推演和归纳的无力——列宁式逻辑“过程”的鬼魅；国家主义的遮蔽。等等……）
一如启蒙导致革命，革命毁弃法规，常识遭受颠覆，于是，全能、总体、真理主义把一切政治微积分改造成为一道简单命令式：服从＝真理。
罗素否定了“桌子”（加贝克莱之“感觉复合”），但是，你面对“悬崖”，就可以跳下去吗？！而维特根斯坦所谓“沉默”不言，也是相对语言而言；无无语言之沉默也！
这就是逻辑的双向悖论：真理是有限的；但是，追求真理无限——追求真理，是在不可论证的命令式中产生的：自由，就是允许不赞成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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