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改革层次论
——维新藩主史料简篡及简议
刘自立
一
明治维新呈现的改革层次，包含布新含旧的演变内涵，这些内涵是：
——首先，以坂本.龙马提出建政纲领《船中八策》，说服土佐藩主山内容堂为契机，改变武力讨幕，力求大政复还，“共和”幕府德川，继之，维新三杰等人于各国强藩呼应与之，打开武力与演变双向渠道，致使维新功成。（《船中八策》是：
——“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宜出朝廷。
——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参赞万机，万机宜决公议。
——有材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材，备为顾问，赐以官爵，宜除以往有名无实之官。
——与外国交际，广采公议，新立至当之规约。
——有材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材，备为顾问，赐以官爵，宜除以往有名无实之官。
——与外国交际，广采公议，新立至当之规约。
——海军宜扩张。
——置亲兵，使之守卫帝都。
——置亲兵，使之守卫帝都。
——折衷古来之律令，新撰永恒之大典。
——金银货物宜与外国设平均之法。 ”（资料）
《坂本.龙马传》中龙马说，“‘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宜出朝廷’——必须将权力奉还天皇，这一点是木户（孝允）先生交给我的。
“‘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参赞万机，万机宜决公议。’——像英国一样设立两个议院，万机决于公议，通过大家商议来决定政务；这是从横井小楠老师那里听来的。
“你听说过民主这个词吗？啊？国家的政务，应由大多数国民的意见决定。
“‘有材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材，备为顾问，赐以官爵，宜除以往有名无实之官’，即便低贱，也应该允许参加政务；正如吉田东洋大人所言。
“‘与外国交际，广采公议，新立至当之规约。’这是高杉（晋作）所期盼的新日本
“‘海军宜扩张’。这当然是胜麟太郎老师的教诲。
“‘金银货物宜与外国设平均之法’，这是久阪玄瑞先生说过的。”（这些龙马的老师是谁？
久阪玄瑞，高杉晋作都是长州藩人士，组织萨长同盟的要员；胜麟太郎（胜海舟）是幕府海军负责人，坂本的启蒙老师；吉田东洋为土佐藩参政，后藤和板垣的老师；横井小楠为熊本藩士，主张共和……”。他们的思想值得细研。此略。）
——再是，大政复还后，新政腐败，社会不公，武士凋敝，导致佐贺和萨摩之反，江藤新平，西乡龙盛成为建树新政而自打击者，且形成日本改革元勋敲打改革之奇迹；
——再后，三杰（木户，西乡，大久保）相继去世；引来明治23年民选议会之召集和宪政建设之刍建；此一时期，宪政（庶民参政等）虽可展开，民权或能声张，但是社会矛盾和政治结构之间的摩擦依然继续；天皇和原来的武士阶级即军队势力，在政－宪形成过程中，逐步做大，失去治衡，导致明治时期所有政客和知识人一股脑主张侵清（中国）；而其理念，则完全源于“征韩论”并其扩展之所谓“大陆政策”——殖民主义；
……届时，其《日本帝国宪法》形成且实施可褒可贬，距离二战以后麦克阿瑟宪议，尚缺少“虚君”定位和共和本质（而其军事存在和其政治存在一样，变得朦胧不清，定位不准）——而君主体制并非排除在共和之外；仅就其政体而言，如英，荷等王政之国，也可称为“君主－共和”——君主可以包含在共和体制之内，是为普世政治学要素之一。于是，我们发现，明治维新的第一轮改革刍议，由坂本们宣传灌注，被启发于各藩主（主要是较强之藩镇）、大佬头脑之中，形成一种类似郡县虽来晚（相对于中国之秦之郡县制度），却也不嫌迟的辨正考量。因为，如果日本历史并不呈现藩治格局，没有封建寡头，藩幕平衡，他的分久必合，就会堕入类似中国之、从集权主义到集权主义之同语反复式结构死局（分久必合——乃是民主进程以后的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亦成为合久必分）：偕领改革之中央集权主义（王政复古和大政还朝）和推翻幕府的（抑或主张公/王政——武/幕府合体的）改革进程，如其没有这样的分合辨证，日本改革就会陷入0循环的观念之中，导致从集权到集权的不可思议的逻辑僵局，不能自省，无法自拔。故此，在这个层面，尚有幕、藩对峙，王、幕对峙，藩、藩对峙与联合（如萨－长联合等等）等几个改革层次——其中，天皇和幕府的对峙——作为幕府和藩镇对峙的补充，在历史上比比发生，也延续之维新时段。其间，日本式政教合一与政教分梳艰难于成、于败，但是却在整部日本史中，一以贯之，不曾毁灭。这是“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在世俗和形上层次形成一种辨正。于是，幕府归合与王室纳幕（德川家和天皇联姻，如笃姬故事所涵），也成为维新改革之一个重要和主要层面。归结之，我们看到，在思想层面，以救国立威为基准的、类似中国变法观念、而主要是对外（攘夷）方针之确立的原则启动（教育，军事，外交，经济等项强国策），成为中、日之间改革间性的无差别诉求。
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中国变法和日本维新之间巨大的天壤之别的存在。这个差别就是，中国思想、运动、载体，无外乎是皇上的改革刍念和君子们的袒皇思想和尝试——在所谓体制之内，去除皇上和某些大臣的改革思想之外，并无中国各个地方和省级思想家和改革家之对于中央改革的压力和“胁迫”。故此，一，他们对于皇室，没有新思想压力，新思想好像直接来自光绪等臣子（康、梁等人）；二，他们没有实际能力至衡于朝廷，无论是暴力至衡还是和平至衡。究其原因，不外乎中国不存在相对自治和“独立”的各个强藩和藩主，而是“封建”业破几千年的集权主义。于是，作为思想载体的各个地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乃是自由自治之载体而并非主义之粹——见福泽谕吉《文明概论》），并无可能在改革时期，一举代替中央惰性，从而形成众生喧哗之状态。这种众生喧哗状态，不仅仅是对于改革内置的求变，而且广泛容纳了日本对于世界的关照，观察乃及思索。其中，仅就改革幕府体制一类思维，就包涵了暴力去除论（吉田松阴）和和平演变论（公武合体论）。再是，大约在所谓第二轮改革时段，在期宪愿景和立宪过程之中，日本先驱之所以形成政党政治时期，也是源于两个考虑：
一个是，立宪规则和政治实力的平衡，必须有代表势力参与其中，这就是日本人开始建党的初衷由来；
二是，日本人平衡幕，藩势力，改变古代政治，进入现代代议制之总则，就是要抬出政党政治，反对党政治和在野派舆论——这乃是日本人最终理解和诠释“化西”政治的要点——而他们无论是选择英国法，还是德国法（法国民法），皆是如此，不一而足。
三是，这种政党政治和一切西方之党派政治求取一致之处就是，党的出现成为藩阀和地方势力与中央势力的统合与分治——党，就是各个阶级和各个藩阀代表的另外一种说法——不像中国所谓党之观念的否面定性（君子不党，党同伐异，党锢为祸，等等）。
他们并未因为像中国、清廷一样害怕“乱党”而缩手缩脚（汪大燮反对英系法制，因其纵容“乱党”，云云）——即便是所谓选择德国法系，也明白知解德国各类政党逾越于俾斯麦之上之所谓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之原则的贯彻实施。这是日本改革的核心和灵魂。没有这个政党政治，一切立宪和民主就会沦丧为专制甚至极权而无可如何。中国天然没有西方自治和日本藩地势力而形成的非封建，破封建和无封建之一统局面，和日本维新之分合转换，阶级嬗变，上下递进之面貌，处于完全不同的状况。因为，直接从上而下的体制和意志总论，总是带来上－下“万岁”（从毛到人民“万岁”）之极权主义；因为中间的一段，议会，团体，阶级甚至官僚代表已被轻易被黜，所以，一面是极权主义之最最上，一面是民粹主义之最最下，没有中间至衡原则。这个情形和日本之局迥然为非。日本是纳入几乎所有原先的藩主权势（含藩主本人）予以权变而进入日本维新政权——中国不过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准马克思主义状态。于是，出现了维新以后，所有这些藩、幕大佬（含德川庆喜），都成为和明治新政人物，和三杰、N雄之新人并驾齐驱，一起创造了改革历史。甚至，他们的反对改革和挽救改革，一并而持之，不分伯仲，一如西乡龙盛等人，也皆为日本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所接纳，并称于日本功勋卓著的历史伟人。
而中国变法之微末，却是清廷的凋零和溥仪的衰朽……加之孙文的退出，老蒋的惨败和易帜之弃。于是，在政治上，日本完成了体制之解构的结构（化西中的西化）；文化之传统的现代，社会之自由的平等（惟独外交上所谓原先之“大陆政策”历久不变，以至于今（观念不死）。这当然是一个谜团。因为自从胜海舟君提及联合日，韩，清共同针对西方列强以来，日本殖民意志一直被潮流和命运所愚弄而无以应对……）。于是，中国日本之间的关系课题，如果不是还旧至维新时期，那么，其间的难题本来无解——唯有中国人体会，解释和解决了维新与变法——中国与日本——中日与世界之大关系，中－日之间的深层次龃龉才会得解：这个解决，就是中国民主化。（当然，这并非本文课题，故而删略之。）一般而言，人们知道，类似山内容堂给予坂本龙马的支持，吉田松阴对于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的影响，乃及岛津久光重用小松带刀、大久保利通等等改革序曲的演奏，成为日本维新交响乐的开始。
根据维基资料显示之证如下：
——成为第一轮改革之山内容堂乃及“土佐”维新明士之互证简史是，“山内容堂重新掌政对勤王党展开报复，将武市瑞山（藩士）及相关党员进行处决，其中武市瑞山被赐予切腹，经此镇压后勤王党因而解散。此外，吉田东洋门下的后藤象二郎（藩士）、干退助（之后改名为板垣退助）（藩士）、岩崎弥太郎（浪人、三菱财阀创办人）等都成为明治时代的代表人物，还有武市瑞山的知己乡士：坂本龙马及中冈慎太郎也都是杰出人物。”
——成为第一轮改革之乃及“佐贺”维新明士之互证简史是，“幕末时菁积极发展新兴西洋工业。1849年，日本第一所制铁工场落成，1855年建成后长崎海军传习所，派遣藩士学习。而佐贺藩对于幕府不稳的形势处于旁观的态度，直到锅岛直大表明支持反乱军才正式出兵。当明治政府成立时，不少藩士被新政府录用，包括了副岛种臣、江藤新平、大隈重信[2]、大木乔任、佐野常民等，因此与萨摩藩、土佐藩及长州藩合称“萨长土肥”[3]。
（“于此之前，1609年，萨摩藩派大将桦山久高入侵当时的琉球国，开始了日本对琉球的征服，为两百多年之后日本正式将琉球改称冲绳并入日本打下基础。）萨摩出身的日本近代名人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
，东乡平八郎
，黑田清隆
，岛津笃子，天璋院
，森有礼
”等。
根据另外的资料，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在正式成为藩主之时，正是作为邻国的我国清朝经历鸦片战争之后这段时间。……除了硬件的发展，藩内的软件－人才也得到了新的锻炼机会，本来出身下级藩士（乡士）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都是从这时候逐渐崭露头角的。”“在安政6年（1859年）父亲齐兴去世后，忠教、忠义父子控制了一门众笔头和主家两家。忠教还在文久元年（1861年）回归主家，改名久光。在人才方面，重用侧进小松清廉（小松带刀），利用萨摩藩内的藩士组织精忠组实施藩政，其中骨干就包括大久保利通、伊地知正治、有村俊斋等人。尽管当初在实施藩内政策上和喜好的学问种类方面，久光和齐彬有着很大区别。但久光上台后，和齐彬一样对外支持公武合体运动。”
——成为第一轮改革之乃及“长州”维新明士之互证简史是，“由于长州藩在讨幕运动中立下大功，所以明治维新的之中有很多前长州藩士加入新政府，引致形成了日本藩阀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长州阀”。藩主毛利敬亲
及“吉田松阴门下：（略）伊藤博文，木户孝允， 高杉晋作，山县有朋，井上馨，乃木希典， 儿玉源太郎，寺内正毅，桂太郎”等。
二
于是萨，长，土，肥（前－佐贺）之幕末大贤，开始了他们不见得弱于三杰N雄的改革序曲；虽然山内之动作完全是坂本作用之功。其中，作为思想史料、加之人头史料，我们可以辨认和分析的幕府改革线索是，吉田，山内，岛津（岛津齐彬和久光）和直大的赞成维新思维和路径探索。这些思想，无疑是明治志士接续完成大业的前期史事。这一点说明，关于“日本无革命”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日本维新和改革之非革命因素，源于他们的所谓体制内人物的、对于体制外——继而对于新体制，前后接续，承上启下的那种宝贵的关系之论，之成。这是一种非常特殊和罕见的排除革命因素。革命，踢开那扇腐朽的门——这种非白即黑的观点，对于日本人而言，就变得过于简单和愚蠢了。我们看到，体制，作为一种后现代对象和世界化平台，日本人，将其演化成为一种可以结构，也可以解构的历史舞台——这个历史舞台，充分显示了不但是坂本，三杰、N雄，对于维新带来的类似庶民参政，民选议会和三权分立之大解巨释，更加带来他们关于维新，改革甚至动乱和暴力，也无法排除的那种传统，现代，政教，社政，革命（在政体和国体上的变更和保留）和妥协……之系列政治艺术的创造和回顾。一位诗人曾经引书一种眼睛向后看而前行之灵之走向和趋势之诗歌，之姿态。这种向后看，往前走的双向动向，其实，就是基佐等西方学人教知世界普世价值和民主体制，之所以渊于古老传统之中而并非革命“首创”之绍述，之明证。这也是日本人之所以看待山内，岛津，吉田和直大们和看待西乡和木户一样之原因；其中，最为主要的因子就是，他们是从体制内可能性开始考虑革命的——因而，他们同样没有运用革命的目的和手段，而是运用了维新和改革的目的和手段——虽然其见起起伏伏，挫折困顿，但是，他们终于继续了日本历史上公武平衡和改革有序的全过程而只是滞留在殖民和共荣这个艰难和无耻的坎坷上头。
故此，我们在继续援引资料的时候要知道，体制“内”改革，如何走向了更新体制和创造体制，从而走向了体制之“外”——这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哲学解释就是，日本人也许比较德理达更加懂得解构不是革命，不是毁灭，不是否定；解构（改革和维新），是一种解构之中引来结构的，对于日本原先可以西化和化西、二者一统之现象，之知行，之过去，之未来。其中主要的线索，就是暴力和演变，公武和维新，其的关系如何处理——第一主题和第二，第三主题之间的关系（其所属副部主题乃及发展，重复，演变，变奏），如何处理，平衡和击破平衡，达致高潮……日本人的“交响乐”如何可以演奏得就像是后来小泽征尔那样具备世界格局之水准。这是一个问题。（继之而言，中国的“高山流水”，之所以没有出现这样的一种格局——中国世纪初叶，世纪中叶，世纪末叶……之所以改革不如日本，革命不如西洋，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不知道如何数典，如何记祖，而只是数典忘祖，把未来的盲目看成可以枉顾历史的前瞻和乱动……“五.四”的现代性思索带来两个后果：现代性（民国）和伪现代性（毛国）；如何在转换和辨正这两个格局上面对过去和今天，今天和未来——这仍旧是中国之一个未决之计。）
这是中国日本区隔传统－现代之迥然不同之处。
我们来看：
——坂本龙马。
“庆应3年6月9日，龙马与土佐藩参政后藤象二郎一同乘坐藩船夕颜从长崎出发前往兵库，于船上龙马向后藤娓娓道出日后成为新日本政治纲领的‘船中八策’，其中包含（括号中为日后的实现）……以上八项原则‘大政奉还’‘议会开设’‘官制改革’‘条约改正’‘宪法制定’‘海军’‘御亲兵’‘通货政策’，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船中八策’。其起草是由海援队书记长冈谦吉，原案则是横井小楠的国是七条，实质上即是日后维新政府纲领的蓝本。
“在听完龙马一席话之后，后藤如获至宝地打算立刻前往京都，以建白书形式向藩主山内容堂上书，但是此时容堂却已经返回土佐，然而后藤却打铁趁热地向萨摩的西乡和小松说明此一船中八策，西乡对其中的想法也感到十分赞同。于是，萨摩及土佐之间即于庆应3年（1867年）6月22日，由萨摩侧的西乡隆盛、小松带刀、大久保利通以及土佐侧的中冈慎太郎、后藤象二郎、福冈孝弟、寺村左膳、真边荣三郎为代表，基于船中八策以成立新政权为目标，成立了以武力讨幕的萨土盟约。
“后藤一方面与萨摩成立武力讨幕的密约，另一方面却又于回到土佐之后上书容堂，压抑中冈慎太郎、板垣退助等武力讨幕派的声势，将藩论导向以公武合体为主的和平革命路线（此亦为龙马支持的“倒幕”路线，即让幕府势力于政治舞台中消失，但是并未考虑到让德川家不再存续）。不久后，在艺州藩的加入下，又成立了以提倡“王政复古”为目标的萨土艺三藩盟约。
终于，在山内容堂的授意下，后藤于庆应3年10月3日前往二条城向阁老板仓静胜提出王政复古的建白书，提议幕府顺应时势，将政权归回给朝廷。而在15代将军德川庆喜的英明决断之下，于一周之后的10月11日决定大政奉还，还政于朝廷。”（维基）
2,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与岛津久光和西乡，大久保之间的改革意念和举动。
——大久保。
“……1849年因藩主的继承人问题造成两派——拥立藩主岛津齐兴侧室生的久光的一派和拥立正妻生的齐彬的一派对立。因其父所参加的齐彬派失势被流放，大久保利通也被免职。此时他和西乡隆盛、有马新七等志士往来，组成‘精忠帮’，共论国家大事。后来齐彬为藩主，大久保也复职。由于他在藩政改革中有成绩，被任命为藩记录所书记，后升为步兵总督。齐彬死后其弟久光任藩主，大久保受到久光的信任，被任命为勘定方小头，后升为小纳户，和小松带刀等人掌握萨摩藩政大权，并跟从久光进京，积极过问中央政局。庆应二年(1868)4月第二次征讨长州藩时，萨摩藩拒绝出兵。为推进倒幕工作，大久保和西乡隆盛一起在朝廷、幕府、诸藩之间进行活动。1868年1月3日‘王政复古’政变成功，大久保担任新政府参与。”
三
3，长州藩毛利家及吉田松阴和木乎等人之间的改革意念和举动。
史料称，“……梁启超认为吉田松阴应居明治维新的首功，因明治维新的主脑人物中，主力大都是萨摩藩、长州藩等西南雄藩的下级武士，而各藩中又以长州出身的最为有影响力，他们大都是松阴讲学的门生，深受松阴的思想影响。因此倒幕运动及明治维新的思想引导很大程度可说是建基于吉田松阴的努力。
梁言，“日本维新之首功.西乡乎.木户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后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诸子皆以成为成者也．若以败为成者．则吉田松阴其人是也．吉田诸先辈造其因而明治诸元勋收其果．无因则无果．故吉田辈当为功首也……倾幕府．成维新．长门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阴之门人也．吾所谓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已而成于人．正谓是也”（维基，下同——）
倒幕失败而罹狱。吉田“在长州藩的野山监狱中，为了改变和他同囚的十一个人的消极意志，于是松阴便向他们讲受孟子，自始便开始他的讲学生涯。1855年正月，松阴在野山狱中，订定名为《士规七则》的武士训诫，宣示武士应当以五伦为要，忠孝为本，以辅翼君主。同年十二月，被安排由囚禁狱中改作生父杉家中软禁，讲学基地亦迁往家中，在家中承叔叔玉木文之进私塾松下村塾之名再行讲学，其中很多在幕末参与维新的长州藩志士如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久坂玄瑞、吉田稔磨等皆曾受教于吉田松阴。”
任公忽略了这个维新名士和各个藩属之间的关系，把他们囫囵浑言，是他心里对于分（藩，幕）合（王室）逻辑没有给予充分的注视和分梳而至——也是他没有分别中国国情和日本政情之弱项。
关于日本期宪和组党之要人之一大隈重信，网见五藤高庆言（重要！）——
“1854年安政元年，大隈与几个同志合伙成立了藩内的改革派组织楠公义祭同盟。同盟的第一件事是向藩主锅岛直正申诉，要求改革藩校，这是大隈作为政治改革者的初露头角。
“锅岛直正认为大隈甚具才干，颇为赏识。因此当保守派攻击大隈和他的同志江藤新平，大木乔任等人时，他施以保护且大加提拔，1855年，由于大隈等人急于求 成搞学政改革，使得大隈和保守派矛盾激化。结果在弘道馆发生骚乱，大隈因此退学，后来转而师从于国学家枝吉神杨。第二年，锅岛直正命令大隈转到兰学馆。正式成为兰学馆的教授。
“锅岛直正因此名列幕末名君之中。他和大隈等人并称为佐贺七贤人。”（高庆《咸与维新的典范——大隈重信小传》）
于是，幕末四侯贤的出台，造成了维新第一阶段论的基本告罄——换言之，大政复还和王政复古之间，一种布新还旧的维新之明治年代，和西方同样是布新还旧的复兴时期之文明内涵，取得了东西方某种殊途同归的结果。这些身子还在藩、幕，但是脑袋却已经伸进明治的大佬们，成为日本改革承前启后的独特风景线。于是，人们开始更加注意藩末开明藩主的那些最后决定，行动和思想。众所周知，这些藩主是山内容堂，松平春岳，岛津齐彬和伊达宗成。山内的举动主要是和后藤和坂本有关（前述）——而坂本的成长，却是和幕府之胜海舟的观念和主义密切关联——而胜海舟的行止，却受到他的幕府主人老中阿部正弘的赏识（也包含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拥趸）——而坂本.龙马也是在胜海舟的提携下，开展了他的调动日本维新派的卓越举动。在戊辰战争以后，大政复还以前，坂本的活动促成了四佬的四藩联合和王政复兴。这些细节，被史书比比记载之，可详可简。在某些书籍中（如《西乡龙盛传》），就有这些细节的绍述。（见后）
于是，包含胜海舟这样的幕府人物，也成为坂本式改革派的一系。再就是，（福井藩）松平春岳、对于他的那个藩镇的改革人物的提携和任用。“嘉永6年（1853年）美国的马修‧培理率领舰队来航通商之际，水户德川家的德川齐昭及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主张以海防强化攘夷时，与老中阿部正弘交流转为开国派。”（维基）至于（宇和岛藩）伊达宗成，他的作为，也包含在承前启后的改革支持上；他的对于德川庆喜的支持，导致了“安政大狱”，致使庆福派势力得逞于井伊直弼（而随后“樱田门事件”，井伊被杀）。这里给出的提示是，虽然伊达反对对于德川家的战争行为，但是，随着庆喜的妥协（同意大政复还）和战争失败（戊辰之败），明治政府依然对伊达礼遇而职。这也是从两个角度看问题。一个角度是，历史走向，并不按照伊达的对于德川家的呵护而行；但是，在相反的方向，作为反对派的伊达，并不构成对于明治政府的敌对——明治政府很像那句“我没有敌人”之言，对幕末贤达给予了认可。那么，幕末四贤的具体谋面和机缘究竟如何？有关记载如斯。其间，关于四佬之聚固然有趣，但是，坂本（土佐），木户（长洲），西乡（萨摩）等人的相机遂缘也是非常异样的世象。在此两种人物，两个朝代和两股势力的交叉鼓噪之下，日本改革历史开始朝向第二个阶段滚动（这个阶段就是明治新政和维新功就——接之，就是后来江藤之佐贺和西乡之鹿尔岛对于明治改革的改革——事称“敲打改革”之事变，之人物，之观念——再以后，就是木户，西乡和大久保死后历史之发展。略。）
孝明天皇驾崩后德川庆喜准备依靠法国势力增强幕府实力。西乡（吉之助）认为，“‘不能在这紧急关头被庆喜占得先机。必须尽快安排本藩（萨摩）。越前。土佐、宇和岛的四贤侯在京都见面，不可让庆喜为中心的幕府恢复元气。’吉之助……到达鹿尔岛，向久光、茂久父子提出四侯会面的方案。
“当时身在鹿尔岛的中冈慎太郎将从吉之助那里直接听来的消息写了下来，其中提到宇和岛的情况：
“‘西乡从土州返回途中去宇和岛面见老公，建议他进京。侯说，凡事不确立目标很难进行下去，目的到底是什么？西乡默默退下。
“家佬松根图书反复向西乡询问，容堂公进京的目的是什么？’”（《西乡龙盛》，下同）
“宇和岛伊达宗城和越前守松平春岳分别于四月十五日和十六日进京，土佐山内容堂也在五月一日进京。”
“久光于五月六日和松平春岳三侯一起向摄政二条齐敬提议，‘清提拔不屈服于幕府威胁的刚强人才中御门经之和大原重德二人担任议奏。’”（被拒。）
……“庆喜将进京的四侯召集到二条城，想在兵库开港。长州处分的两个难题上得到他们的谅解，但萨摩藩却是个不好对付的对手。
关于兵库开港、长州处分问题，久光，山内，春岳，伊达各自表达意见。而“废除幕府的方针已经在萨摩内部应运而生了。”
经过朝议，“戊上刻（晚上八时）松平春岳。伊达宗城被叫到‘鹤间’，从传奏日野大纳言那里接到了‘现在朝廷决议定，由摄政大人向大树公下达敕命，详细情况清询问大树公’的通知。
“戊下刻（晚上九点，庆喜向二人展示了敕书，并让小松带刀将敕书拿给二人看。庆喜在宫中停留了两日一夜，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敕书。
“敕许的内容如下：
‘关于长防一事，去年进京的诸藩和今年进京的四藩都建议宽大处理，大树也表达了宽大处置的愿望，朝廷也持同样的意见，因此早早进行了宽大处置的准备。’
伊达认为大树“轻视朝廷，不可言状。”于是四藩置疑于兹。“草案由萨摩藩提交。内容如下：
‘兵库开港、防长处理两件事是不可小视的内外大事。幕府再征防长的妄举基本属于无名之师，只是企图实施武力压制。但是此举完全没有奏效，只是带来了天下骚乱，各藩人心背反，舆论沸沸。’
“大名将这种言词提交朝廷，被视为德川家门首屈一指的越前松平家。与幕府颇有渊源的山内家与岛津家、伊达家一同名列其中，是因为时势随着时间推移瞬息万变。……
“山内容堂、松平春岳、伊达宗城同意这些内容是因为现在萨长缔结了攻守同盟，难以靠武力压制，需要在利害得失的基础上判断是支持幕府还是与萨长为伍。”于是不久，后藤就像山内提出“向庆喜建议将幕府的政权奉还朝廷。这个方案据说是坂本龙马提出来的”，“就是所谓的船中八策，在进京的船中由二人商定，长冈谦吉起草。”
“坂本龙马询问避免幕府和萨长两藩的武力冲突，建立全新的共和政体。这是坂本龙马的老师胜麟太郎（胜安房）一直以来的论调。”
此间，土佐的乾退助（坂原退助）见到了吉之助（西乡）。此前，为了萨长联合，木户（桂小五郎）和坂本，坂本和西乡，为此鹄的奔走不惜。吉之助不但致力于萨长联合，对于土佐也是不遗余力。据说，他对于顺圣院齐彬的教诲念念不忘，“吉之助啊，不要背西洋诸国甩在后面……”
再次，发生了“讨幕密敕”，“小御所”会议，“我们只有以霹雳之手在一瞬间八事情决定下来。”（岩仓具视语）。贸着山内，松平等人反对对德川之措施，倒幕派掌握了实权。（这也是十分蹊跷的逻辑——因为山内，伊达等人有反对幕府支持西乡，木户，坂本之据，之行，之念——但是似乎是有了叶公好龙的嗜癖而当时反对
——“朝议最后按照严苍具视的意见决定下来。炽忍亲王侍侯御前，询问圣意，天皇表示赞成。此时时间已是三更（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小御所会议之后，一切国务、政权、政务都被掌控到了倒幕派手中。”（《西乡龙盛》，上同）
四
世间凡政治革命带来的制度变更，对于西方而言，总是一种循环和回顾（REVELUTION）；RE之涵义，和明治维新和文艺复兴等运动，等内涵，等概念，莫不是布新含旧，并不非史，并不黜统；当然，这里有关于现代性和传统观的协调，解构和同构。这里的革命，不是极权主义列宁和毛的革命；大隈讲，日本无革命，也是基于传统不被废弛和皇道自然坚持一说。于是，在理解和解决了道统和正统主旨以后，剩下来的课题，就是如何操作，理解和实施这样的革命（——或言，无革命，有变革）。一般而言，革命分成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一如前述，政治革命带来很多价值，体制，传统，现代，历史，未来等课题的讨论——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就是如何摆平过去的政治制度，如何建立现在的政治制度和如何保证未来的政治制度。日本化西一说，就是企图在过去的政治制度中寻找传统－现代的接轨。这个政治制度的传统与现代，就是明治以后出现的太政观制度和政体书之间，对于制度建制的对应——也是现代与历史的对应。这样，日本历史上从未表达和实施之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被注入这个政体内涵（有人说，这个分立原则源于种种原因并未得到实施，故而将其弱势弱化，甚至虚无。这是他们渊于某个中国特色行为立论的儒犬。）
这是明治维新后元年以来和五条誓约一齐出现的，现代化制度宪政和民主程序之立法，之例规，之立德。但是，政治文书的形式，并不能马上或者万全解决社会问题。在此以后出现的江藤和西乡之反对和战争，也并未因为政治书页的阐述而有所收敛。其中，各种政治人物，分成皇室，强藩，武士和社会之，而活动于历史舞台。这些人中，把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等量齐观之有之；把维新和腐败，腐败和权利一并搅动之有之；把政治革命排除于社会革命之外者，也有之。而后者就是由江藤和西乡所代表的、在第二轮改革过程中，为萧何之胜，亦为萧何之败，二者得兼之人。其中历史，事变，人物和性格细节之抒汗牛充栋，不一而足。我们要谈论的则是他们共同的一种观感，就是：将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翻过头来，我们看看上述《政体书》之内涵——
“一、制订国策、建立规章制度，应以五条誓约为目标：（五条誓约略）
上述各条誓约，以相行不悖为旨趣。
一、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使政令无出于二途之患。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
一、立法官不得兼任行政官，行政官不得兼任立法官。但诸如临时巡察都府与接待外宾，得由立法官负责。
一、凡非亲王、公卿、诸侯不得升任一等官者，所以敬大臣也。设征士之法，虽藩人、庶人，犹能任二等官者，所以贵贤人也。
一、各府、各藩、各县皆出贡士为议员，建立议事之制，为实行舆论公议也。
一、立官等之制，为使各官自知其职任之重而不敢自轻也。
一、仆从之制，亲王、公卿、诸侯带刀侍从六人、仆役三人。以下带刀侍从二人、仆役一人。盖为破除尊重之风，使无上下隔绝之弊。
一、为官者不得私在家中与他人议论政事。若有请求面谒陈述意见者，应使赴官府公议。
一、诸官应以四年为任期，用公选投票之法。但今后初次改选时，可留一半，延任二年再改选，以便于衔接。若其人为众望所瞩而难去者，仍可连任数年。
一、诸侯以下，农工商各立贡献之制，乃为补充政府用度，严整军备，以保民安。故在官者，亦应贡其俸禄三十分之一。
一、各府、各藩、各县施政令亦应体会誓约，唯不得以一地之制通用于他地，勿私授爵位，勿私铸货币，勿私雇外国人，勿与邻藩或外国订立盟约，目的在于不使小权犯大权，不使紊乱政体也。”（资料）
一、立法官不得兼任行政官，行政官不得兼任立法官。但诸如临时巡察都府与接待外宾，得由立法官负责。
一、凡非亲王、公卿、诸侯不得升任一等官者，所以敬大臣也。设征士之法，虽藩人、庶人，犹能任二等官者，所以贵贤人也。
一、各府、各藩、各县皆出贡士为议员，建立议事之制，为实行舆论公议也。
一、立官等之制，为使各官自知其职任之重而不敢自轻也。
一、仆从之制，亲王、公卿、诸侯带刀侍从六人、仆役三人。以下带刀侍从二人、仆役一人。盖为破除尊重之风，使无上下隔绝之弊。
一、为官者不得私在家中与他人议论政事。若有请求面谒陈述意见者，应使赴官府公议。
一、诸官应以四年为任期，用公选投票之法。但今后初次改选时，可留一半，延任二年再改选，以便于衔接。若其人为众望所瞩而难去者，仍可连任数年。
一、诸侯以下，农工商各立贡献之制，乃为补充政府用度，严整军备，以保民安。故在官者，亦应贡其俸禄三十分之一。
一、各府、各藩、各县施政令亦应体会誓约，唯不得以一地之制通用于他地，勿私授爵位，勿私铸货币，勿私雇外国人，勿与邻藩或外国订立盟约，目的在于不使小权犯大权，不使紊乱政体也。”（资料）
其中，“立法官不得兼任行政官，行政官不得兼任立法官。”一说，也许实施并不到位，但是思想到位，原则到位，命条到位。这就是难能可贵的立规——她早于中国多少年？有人回答乎。
这就是政治革命和法治建制的一步到位。这个革命内涵完全不同于任何诉诸社会革命者言。于是，发生一切之佐贺，之萨摩，之其他起义和造反，都辨正归纳于这个制度建立之悖论之中。西乡造反的原因，渊源和方式（文化，传统，武士，士族诉求），也许含带某种自觉不自觉的“政治内涵”——但是其实，她是以政治考量的极端不足而告终。奇观可见，日本人对于西乡，对于江藤——甚至而言，对于一切在维新前后“政治不正确者”的一总宽容和追怀，封功和拜爵……说明了他们对于日本国家的社会赞成和政治关怀是等量齐观，并无偏颇的。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在第二方面。政治革命因为无法满足社会革命，抑或他们之间交叉而过，互有摩擦和伤害，但是，日本人纠结政治眼光和社会正义（与否）之肚量，是我们无法比拟的。（中国政治革命，本来就是一道无解题目——因为他无法瞻前顾后，无法实施价值－制度回归——也无法在无政治，无体制，无价值之平台上，加冕和夺冠任何道义和共荣；寅恪先生云，“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肯无家”；又云，“元佑党人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斯文扫地以后之中国，如何“回去”；这是一个问题）。这样，佐贺和萨摩之乱，形成的西乡效应，就是失败犹荣，无道、有道和无建制而有精神。这是日本辨正法很有看待之地方。所以，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看出日本无革命，是怎样在革命内涵和度量上，他们都做到了西乡之有和西乡之无，同样于日同辉之文本，之记忆。这是国人无法比肩的（国人只是知道胜王败寇——毛一杀国民党人，一杀就是成千上万……不要说，他既无价值考量，更无体制之设——他的政治文本，在政治革命的意义上＝0。）
所以，我们马上看到，政治革命之所以在日本不单有形，而且有款；也就是说，日本政治革命可以夹缝在西乡和江藤所谓社会动乱的细罅里得土而生；而我们的政治正确不是兼容，而是绝杀。我们在日本历史文本中看到的江藤佐贺之乱中之建党——大隈，坂原之开拓日本宪政不予0，不于0，而是以政党政治基建之，保证之；是为证，是为确——虽然，大隈或许失算；坂原抑或退出——这都并不重要；主要的是，他们开拓了这样一条政治道路——政治路径；所谓政治路径说，就是要反比那些从文本到文本的呼宪空喊——宪政，不是别的，就是基建在反对党政治基层的那种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结构。没有这个结构，没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宪政；就连起码的专制主义也没有——因为，专制主义，还有君相至衡，凤阁鸾台，道不南面……——而极权主义，一无所有。所以，当坂原和福岛（种臣），大隈们开始建党之时，他们的期限运动也就具备了凿实的基础（就像台湾没有民进党，就没有经国变法一样）。
人们关注日本期宪，议会召集，召开和政党成立，政党作用，政党内阁成立之间的“党—会”关系——这是研究日本和世界宪政和政党政治关键的一环。没有这个环节，一般而言的期宪运动就会导致如下结局：
1，
由某种所谓改变之“主体”力量导致的，缺乏中间环节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总是因为他们颠倒了，或者不得不认可某种社会结构的缺陷，而导致改变成功以后的单一力量的体制与统治。
2，
这一单一力量在没有反对党的监督治衡情形下，不会因为类似古代清官判断是非和人民期待公正的某种民粹力量而导致一党专政的清明（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如此——在形式上虽然是多党形态，但是实质上，是一党独大，如俄罗斯，普京的俄罗斯统一党）——这样的所谓民主期许无法在理念和实践上完成……；乃是看似充满希望，实则充满失望之政治逻辑。
3，
这种一党结构带来的任何革命和改革，都不是西方政治结构和普世价值意义上的民主进程。
4，
因为，历史的因果不是因为革命创造了一切，而是一切在革命以前既已完成。
5，
所以，如果极权主义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消除了革命以前和改革以前的那种政治结构，社会存在和阶级治衡，那么，在此之前发动的任何改变之力量，其实，都是无法满足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变革的。
6，
所以，这里出现两个难题；一个是，必须在改变以前，恢复某种代表阶级，团体和政治利益的元政治分治和社会阶级，组成类似日本之板垣和大隈组成日本政党内阁那样的政治努力和政党存在，以满足日本原先既存之分治力量，那就是，藩阀统治乃及其变革之力量，之改变，之突进。
7，
没有这个分治力量组成政党，再由这种政党力量带来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那种凌驾在党和议会之上的、先期存在或者后期出现的普京式力量，就会导致专制形态旧态复萌和逐渐做大。
8，
于是，在政治理念上，没有政党和自治力量导治衡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改变，也许可以推倒极权体制，但是，因为缺少具体的政治路径和政党政治治衡，这样的改变，不过是俄罗斯恢复到沙皇体制的某种现代翻版——她，绝对不是西方民主。
9，专制力量的新近出现和故态复萌，出现有可能导致极权主义的新契机。于是，人们不得不再次翻看日本期宪时期之政党政治的运作乃及分析其逻辑使然。
根据很多研究，日本政党成立，是由板垣和大隈四手而举之。“日本政党最早出現于明治維新后的自由民權運動時期。1874年1月,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順應新興中小資產階級反對藩閥專政、要求政府設立民選議院的潮流,发起組織了愛國公党,但不久解散。同年4月,板垣、片岡健吉等成立立志社。1875年 2月又以該社為基礎成立愛國社(1880年 3月改稱國會期成同盟)。
“19世紀80年代初，隨著自由民權運動的衰落，中小資產階級從宣傳請願活動轉入組党活動，以准備在開設國會后參政。1881年10月，國會期成同盟等組織改組成為自由党，板垣退助任總理（即主席）。1882年4月,以大隈重信為總理的立憲改進党宣告成立。這兩個政党的成立標志著日本正式出現了組織形態較完備的政党。
首個政党內閣出現
“1884年10月，自由党宣告解散。1890年 1月，大井憲太郎等重組自由党，河野廣中等組成大同俱樂部，板垣退助等組成愛國公党。同年9月,三党聯合組成立憲自由党，1891年改稱自由党。1896年，立憲改進党吸收几個小党改組成進步党。1898年6月,自由党與進步党合并為憲政党，組成以大隈重信為首相、板垣退助為內務大臣的“隈板內閣”，成為日本历史上第一個政党內閣。”（资料）
其中，日本第一个政党就是社会“‘革命’时期”江藤新平时期”（也就是佐贺反制时期成立的政党）。这里有两个成立目的。一个是，反对明治新政之不公正和腐败。再一个，就是成立政党的原始目的——为日本未来政治加诸政党化结构和宪政式结局。于是，随之出现“1881年10月，國會期成同盟等組織改組成為自由党”（如上），把议会期宪和政党政治联合一并。这是非常重要的联系。这个联系就像古代希腊之民主体制对于王政和僭主力量的治衡——古代罗马元老院和议会乃及人民对于政府的治衡——就像中世纪自由城邦对于罗马神圣帝国的治衡——也像中央集权主义开始统治以后，照样存在的英国乡村自治，法国三级议会，西班牙自治公社那样，继续着亚政治分治、那种独立于中央体制之外的独立主义、自由主义。于是，日本之大隈和板垣成为日本之“两大敌国”之存在，基本完成，西化昭彰，名正言顺——这个政治完成，也就是，以期宪，宪政，议会等现代政治元素注入日本国家之政党政治，政党内阁之完成（虽然，他们也许还可以卖萌和撒娇——但是，他们的第一步，走对了。）
重复和强调而言，日本之第一个政党是
——自由党（板垣之）。
再就是
——宪政党（大隈之）。
大隈言，“此次内阁更迭与历次内阁更迭有着不同的意义。过去的内阁不允许内阁成员加入政党，此次则正好相反，是纯粹的政党内阁。时事进步促使我国出现了政党内阁，只要我们上下一致专心国务，本届内阁前途是充满希望的。”（即日本第一届伊藤博文内阁；大隈，板垣任职与之。）
板垣建白议会召开是1874年1月，距离议会召开之1890年，业是十多年了。（帝国议会（ていこくぎかい）是1889年发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之下的大日本帝国国会，从1890年11月29日的第1回议会至1947年3月31日的第92回议会）（资料）。
板垣向左院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成为一份重要文件。
“建白”文本如兹（节略）——
“臣等伏察，方今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夫有司上不可不尊帝室，而帝室渐失其尊荣，下不可不保人民，而政令百端朝出暮改，政刑成于私情，赏罚出自爱憎，言路壅塞，困苦无告。夫如是而欲天下之治安，虽三尺童子犹知其不可，因循不改，恐致国家土崩瓦解。臣等爱国之情不能自已，乃讲求振救之道，知唯在张天下之公议。张天下之公议，唯立民撰议院耳。如此，则有司之权有所限，而上下相安，同受其幸福也。请逐次陈之。……”（林田龟太郎《日本政党史》，等等）
再，大隈伯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亦专门开篇期宪历史——政党历史之绍述。很为重要，值得阅读。
在另外一面，以坂原等人提出的开设民选议会之“建白”前后，日本更有二十五、六岁之少年奇才宇加地新八提交之开会建白书。NHK历史频道对此有过记述。这当然是汇合于日本广泛人群提交建白之集簇中之一术。但是，人们可以看见，这位少年奇才，对于参与议会的资格评述，甚或早于英、法后来妇女选举权之近百年。日本人在期宪和建白上面（建白本身就是一种亚参与，亚议会形式），做出了让维新基殿的英明之择。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宇加地新八。（米沢藩士で、上杉家の墓所を守る御堂御給士であった。戊辰戦争で奥羽越列藩同盟に組し18歳のときに官軍に敗北。のちに置賜県士族となり慶應義塾に入学（『慶應義塾入社帳第一巻429項』）、卒業後は自由民権運動に投じ、明治6年（1873年）、25歳のときに明治新政府に進歩的な憲法草案を建白。これが日本最初の憲法草案と言われている。
内容は、主権在民思想の上に男女同権の選挙権を主張。当時は欧米ですら男女同権の選挙権を導入していなかった。
著書 [編集]
『建言議院創立之議』（1873年）
放送番組 [編集]
NHKスペシャル
明治 ）（维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