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与断头台

贝多芬与断头台



刘自立

作者按——
“当然，这样理解音乐，是一种音乐的泛政治化。可是很不幸，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泛政治化的气氛中间初遇贝多芬的。”这是此文关涉文革前后“我们没有自己音乐”，转而倾听贝多芬以代之的记述；或者说，这是七十年代始，中国知青一代转向文化复归的音乐寻踪，业已把贝多芬列为抵制文革丑陋文化的一张王牌。这是随着七十年代初叶阿巴多和奥曼迪访华后，北京人的一种小小“文艺复兴”倾向。……事隔三、四十年，当文坛议论我们何以没有自己的音乐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愿提供这篇老文字，和读者共议此题，并且继续寻找和创造我们自己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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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多芬和我们的关系之远近是一门艺术。说远就远，说近则近。你说他是一个西方人，可是，在我们这里，东西方的汇流，似乎是在形成一条看得见，又看不见的洪流；你说他是一个英雄人物，可是现在，英雄之死和英雄的复活二论并存；你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乌托邦幻想象的魅力，究竟是暗色还是亮色？贝多芬和我们形成的关系是一种对立和对峙还是一种融合？我们和他们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历史的和人种的关系究竟如何？他和他的时代，和他的时代的听众的关系，又是如何？我们中国人听老贝也历百年，我们的每一场交响乐，是将我们靠近他，还是疏离他，还真是不好说。我们的音乐，如有人弹奏的肖邦，是在解释“那个他”，还是在解释音乐家自己和音乐家的乡思之情如中国的诗词？而老贝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已经隔了几百年的历史了。他们又如何对待他们的乐圣？一个如此古老人物的音乐，何以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气势汹汹地转辗世界各地的舞台和录音间，持久不衰，愈演愈烈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音乐魅力所能够解答的了的吗？我们看到，贝多芬音乐的重复性，大大超过其同时代文学艺术的名著。这些兄弟艺术之间的遭遇的确不同。他的音乐，确是难以以落伍为其衰败之理由的；虽然，我们像对待一切古典人文作品一样，也会将我们当代人对他的解释，硬性地加在他的头上，还美其名曰：文本解读……；可是，这样的文本解读，的确表现在一代代伟大指挥家的身上；从托斯卡尼尼到西蒙·拉特；从福特文格勒到阿巴多……无不通通在老贝的文本之中，加进了他们的理解和处理手法；同一颗理性的种子，也会结出万般迥异的果实。理性和理性的不同，以使得贝多芬的音乐产生了无数种不同的样式。在不同的风格和理性倾向上，贝多芬得以进入，又离开了他特定的时空。在这个意义上说，贝多芬是无穷的。用只能确定一个前提的逻辑语言加以分析，此一老贝不是彼一老贝；但是，同一性，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无论如何解释他，更新他，他的原形还是老贝；反之亦然，保持最为严谨的古典风格，老贝的异化，也是无可挽回的。如是一来，此一老贝，还是彼一老贝；是，还是非，在这里，是一个无意义的陈述。而正是因为如此（或者如彼！），老贝的魅力，才能无限地展现出来而达于超然。我们在无数这类的演奏之中，看到了几乎所有现代哲学的陈述；对于逻辑的，反逻辑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陈述，以及神性的和世俗的陈述，一应俱全的，只不过是用音乐语言进行的陈述。用形象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就是，每一个指挥和演奏家的处理，都在演示一个伟大的贝多芬，又同时在演示他们自己，从而确定他们自己的不巧的地位。

　　这样复杂的“对位”，使得进入这类音乐的人们，加深他们对于几乎所有时代音乐文本的思索和体悟；他们在乐句的一开始，就在两个时间当中行进，他们是那些可以一次踏进两条河的幸运儿；他们的古典的特征和现代的特征一分为二，又二合为一。他们在老贝复杂的曲构中领略到完整的逻辑构思，同时体悟到一个极为简单的乐句显示出来的神性；体悟那种类似中国的“禅”机。因为，极简的艺术，是唯一可以和极端繁复的逻辑建构并行不悖的艺术。今天的人们也许正好困惑于此，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我们在倾听托斯卡尼尼的指挥的时候，我们领略到的，是那种对于老贝绝对忠诚的精神；在卡拉扬那里，我们在老贝的作品中，则呼吸到被夸大的浪漫主义气息；而在克莱勃那里，数学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融合双盘托出。我们有时茫然于所有的这类解释。几年前，我们期望萨瓦利什带来一个英雄的贝多芬，但是，我们在北京看到的，（那是第四交响曲），却是一个非常学院派的老贝，人们用原汁原味，对此加以调侃。那么，如果老贝今天亲临我们的音乐厅，来诠释他的音乐，事情又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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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狄纳在说明老贝的音乐时，用莫扎特的《哈佛纳》和《英雄》相比，以理解他的作品风格。他还陈述了贝多芬音乐的革命性特征，认为她受到法国大革命节日气息（革命是群众的狂欢节！）的影响。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加氏认为，应该对以往的贝多芬“加速”，就是加快其演奏节奏，并且试图尝试老贝在节拍器上加以注释的，那些几乎不可操作的要求。可是革命究为何物！革命的贝多芬究为何物！我们只能从古乐队的演奏中略窥一、二。听听古乐队，我们似乎还是无法领略到革命的气势磅礴，更多的接触，是领略到小乐队编制的古色古香，以及贝多芬严谨的理性风格。革命的呐喊式的演奏，我们好象是在1989年由伯恩斯坦指挥的，“结束革命”的贝九的演奏中，才真正听到。

　　革命，在我看来，是有真伪之分的。

　　我们这一代人，只是经历了一场假革命；文化革命是加引号的，自不待言。简单来说，真正的革命，是在所谓的旧时代中就已经趋于成熟的一种，可谓瓜熟蒂落。而假革命，则是：一，是一种硬性规定的革命，是在各类条件都还处在生僻状态中，由所谓的革命者强加于人的革命；二，是一种和社会和时代背道而驰的倒退行为，是类似恐怖主义的武装挑衅；三，这类革命不是必须流血的，所以她更加难以确定，也许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取代之，等等。

　　老贝的革命当然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法国革命的意义，其正面的和负面的意义，人们众说纷纭，但是，没有人说他是一个假革命。虽然，无论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断头台的故事，和音乐是互为伴音的。我们在龚古尔的文章中读到这样的话。他说，“一本讽刺小说用滑稽的词句模仿写道‘……我和机械师合作，成功地发明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架可爱的机器……在它的平台下面装着一部八音琴，能够奏出美妙的曲子，……犯人到达这儿后，就带到两个圆柱中间，然后要他把耳朵贴在柱座上，借口他这样能很清楚听到八音琴动人的音乐。脑袋就这样巧妙的给砍下来了。’”

　　革命，难道就是这样和音乐联系在一起吗！在真革命当中，和早在伪革命当中，屠杀和音乐组成的游戏，我们记忆犹新！有趣的是，那时候，我们将老贝的音乐，看成是地富反坏右的精神财富，是他们的精神寄托；而在希特勒那里，在恐怖主义的杀人游戏中，老贝和莫扎特的音乐，作为一种伴乐流入血的河流。在所谓的后革命时期，一些作家还将人们将如此崇高的音乐，伴随一些小流氓的恶作剧（见《发条橙》）。

　　于是，一，在确定那个时代伟大的革命热情的时候，人们的热情本身和老贝一起，受到怀疑和颠覆。要确认革命和人类的一切狂欢活动之正常的和非正常的关系，音乐精神马上陷入了模糊哲学。就像人们在文革中对待所谓的朦胧诗和无标题音乐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说，瓦格纳的《女武神》，好像真的是为纳粹军队鸣锣开道的。在我们几乎无力的分析当中，解析何为真的革命热情，何为被人利用的伪感情，成为拷问音乐本身的刑讯室！

　　二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断头台的故事，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陋行秘而不宣，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酷刑和狂欢。于是，在老贝的同样是狂欢的节奏中，我们为狂欢定位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了。一些人开始害怕贝多芬！

　　再有，就是三：即便我们现在忘却了革命和狂欢，我们是在正常的生活里聆听贝多芬，我们的热情究竟去向何方？我们的本性中的狂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人类之恶与人类之善，是在什么样的解析当中存活的？这些，都是问题。

　　当然，这样理解音乐，是一种音乐的泛政治化。可是很不幸，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泛政治化的气氛中间初遇贝多芬的。更为细致的情绪是，我们在初遇老贝的时候，对待他的革命情绪，有着一种陌生感。这样的感觉，我们很是珍惜。我们厌恶了文革时的假音乐，假革命，我们虽然饱尝革命之痛，却还是迷恋着革命之谜，对待贝多芬和卡莱尔笔下的法国革命充满了好奇。因为，我们是要借助革命的两种形态，来解密文革。于是，我们在贝多芬面前，敬畏之心有加。我们完全不同于那些只是从技巧中，从形式上，聆听他的音乐的那些人。更不要说是听音响了。

　　人类的文字，理论和体系，在没有真理可言的今天，和更加没有必要陈述音乐之真理和道德的音乐语言来比较，还是比较有迹可循的；因为音乐的理解和他的背景之间的关系，在音乐家和他的古往今来的，不同地域的受众之间的关系，的的确确是一个无法理解的理解，只能误读的误读；于是，贝多芬被多义化了。就像我们现在在符号学家那里看到的语言之境地一样。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俄罗斯的伟大音乐，什么是苏联音乐。我们也很难说，苏联音乐，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虽然，当有人将粉饰太平的苏联歌曲《老莫郊外的晚上》，定义为五十年代苏联虚假社会生活赞歌的时候，我们的直觉是不甚满意的；一如我们发现伟大的李赫特，也不得不将老贝的《悲愴》，拉近了斯大林的葬礼！如何评定肖斯塔克维奇的音乐理念，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服从和不服从之间，孕育出一个“同一性”判断。只有他本人所说的“怪诞”，才能勉强概括他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特征，以及我们当时的政治心态。积极崇高和消极崇高的特征，不由得令我们想起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现在，关于革命的说法不一，有人说革命死了，有人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中国的国情和老贝的音乐，究竟如何对应？中国文化中对于革命的集体遗忘，所谓的官方遗忘，表现在音乐中，表现在对待贝多芬音乐的态度中，恐怕也是遗忘，遗忘也包括对待革命的遗忘。此类遗忘，正在将一大拨青少年排除出古典音乐之局。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了解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而对革命精神的排除，是对于另一种类似革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崇高————这个概念的消解，意味着社会鄙俗化潮流的泛滥。一个没有崇高理念的社会，也许只能到足球场和摇滚乐音乐会场上，去体验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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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也好，崇高也好，热情也好，都和理想主义互为因果；而理想和理性，又关系如何？理想，其实是理性之不可或缺的前提；试想没有理想的理性和没有理性的理想又是何物？好像只能等量齐观了。

　　古往今来的哲人当中，分成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人们，又有多少是完全的非理想主义者呢！是的，虽然艾科这样的哲学家，可以将流行和古典相提并论，但是他对于格林。古尔德的了解和喜爱，说明了他的趣味和品位——-是一种深层次理性和理想的聚合；而贝多芬音乐表现的理想，热情和理性之统一，刚好证明了这一点。

　　在另一方面，用理性解释古典音乐，往往容易忽略其神性化色彩。人们过度地将巴赫理解为数学游戏的看法，是对于后路德改革时代，文化复兴和宗教复兴的忽略。

　　而马·韦伯的数学理性之音乐学说教，对于证实他自己的理论，虽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却有所缺失，更不要说按照我们东方人对音乐的理解了。其实，二者是合一的，离开了逻辑的曲式和离开文字之意义无法解释的音乐精神，我们的音乐理解都是无法到位的。

　　实际上，西方人对于老贝的理解也是互不雷同的。请看：我们可以在肯普夫十分理性的音乐处理上，看到理性演绎之力量；在霍洛维茨的演奏中，我们听到了他所表现的清晰和活力，而那是俄罗斯人的清晰；而在李赫特弹奏的同一部作品中（《热情奏鸣曲》），我们听到了祈望冲破理性桎梏的大起大落的触键，她使得音乐地层的错动如此剧烈……我还想到，极端的德国理性主义和极端的德国浪漫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柄宝剑的两面（尼采和康德！），是无可分割的。而在处理理性和非理性方面，这个逻辑的判断，是在意义之内，又在意义之外，是一种结构的音乐游戏，是一种解构的音乐游戏。需要狂热的时候，有着最为冷静的剪裁和克制；最为悲伤的时候，极端地注意形式的把握和分寸感；在“月光”中注入人性和自然；在行进的节奏中，渗透人之命运的忧伤；……而所有这一切，又皆为悲观中的乐观，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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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也许说，贝多芬的音乐是人的神圣化！是的，他的“不要那种声音”，曾几何时，就发展到瓦格纳和尼采的超人。人类超级崇高的幻想，产生了对于贝多芬的又一个曲解。人类浪漫化的理想定位，被作为理解和欣赏老贝音乐的一个通常的出发点。

　　而一个类似卡夫卡那样的，从人类的崇高地位后退的角色，离老贝是愈来愈远而又远了。然而，我们作为现代人，却是愈来愈亲进卡夫卡，而宁愿离开贝多芬。

　　于是，我们看到英雄主义的式微。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听不惯英雄性赞歌，是因为她的虚妄。从上帝和超人的位置向后倒退，却是我们人类近，现代智慧的产物，因为贝多芬的声音，只是那个金色年代的回声，而绝非我们今天听到的声音。所以，我们重新制作我们的音乐。虽然，就我本人来说，我以为真正的音乐已经中断了。我并不承认比如说麦克·杰可逊的音乐，是我所认可的一种音乐。但是，我不能不认定，他的某种人性的期待之新的价值，固然，这是一种新的超人乃至和非人的期待。

　　回到大地上，正视现实，是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忘记贝多芬，虽然这样的忘却也许是必要的，无可奈何的，也是很悲惨的，很痛苦的。没有了上帝和超人的社会当然是平庸的，但是她往往是安全的？！因为历史的崇高感，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往往带来对小民百姓的磨难。一个社会上的弱者会喜欢贝多芬吗？我们无从考证之。

　　现在的人们，正在重新看待巴赫和莫扎特，并认为他们的音乐是最为纯粹和最为平衡的音乐，是从老贝的空间向人类之现实下降的，可以完全接受的音乐。而贝多芬，则为少数人，少数狂热病患者而隐秘地喜爱着，像是珍藏一种偷盗的武器。

　　贝多芬的力，开始转变了，向着我们自身的一种现实。所谓追求纯音乐愿望正在被广泛接纳，并且成为判断音乐趣味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开始厌恶革命和革命之精神。纯音乐指向音乐本身；而音乐之魅力，刚好是我们无法用文字解释的。我们现在对音乐的解释，是我们对待音乐和她的革命性解释的一种反拨。我们用“力”这样的文字解释的贝多芬，好像的的确确是过时了。音乐的理性（包括其形式的，数学的，音乐学本身的那些要素），回归到音乐技巧的层面。所有向着标题内容转化的音乐，所有祈望最终用文字和人文的内容加以寄托的音乐，都失去了她的魅力？！而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也许，一，仅仅保留面对上帝的倾诉，一如再早的格利高利素歌，才可以让音乐的文本产生更为准确的定位。巴赫音乐的数学建构，本身体现着上帝创造数字和音符的奥秘。接近上帝，在我看来，是理解和欣赏音乐的最好的方式，哪怕她是一种精密的数学方式。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我们人化于音乐，像贝多芬那样，来一个“不要那种声音”！事情就怕要糟糕了！

　　在维也纳和萨尔茨堡，我没有看到什么近现代的偶像崇拜，人们酷爱莫扎特！酷爱莫扎特的天籁之声，也许是超过老贝的。

　　二，将人从天上拉近到地面。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说，——他的意志，是被后来的马勒所提倡的——是对待上帝的反思，然而反思，不应该是一种反叛！因为马勒的音乐，在体现人类无以复加的悲剧情素方面，他也有贝多芬反面的意义，是和英雄主义互为反成相加的意义。但是马勒大声疾呼“要大地不要天堂”的时候，他还是念念不忘“复活”！

　　三，“看啊，这人！”——这是尼采对于我们人类的蔑视！人类果真要像老贝一样给人类一个超然的和理想的位置乎？这当然是一个问题。

　　当福特文格勒在所谓超人时代演奏老贝第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在赞美人，还是在赞美伪基督和超人，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就像我们看到“发条橙”（那里的贝九是强奸的伴乐）后出现的那种无奈。

　　老贝的人性和巴赫的神圣性永远是一组矛盾。这里存在着人神的替代的可能性问题。我们成为神的可能性，和我们取消神的可能性，是经过几千年的较逐，也无法完成的一个问题。贝多芬的我们是人的企盼，在新时代也被偶像的崇拜所代替；而这样的偶像和往日的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我看转变是无意义的。

　　因为贝多芬的时代死了近一二百年了（我说的是时代！）以我个人来说，我在老贝音乐中听到的那种力之赞美（是我在任何其他音乐大师那里无可重复的声音。无论是勃拉姆斯的抑郁，他的对待抑郁本身的爆发，还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激情，都无法和老贝的情结相提并论。斯特拉文斯基的激情已经演变到一种反崇高的狂野，是对待人的尊严的大绝望，是一种绝望之力，而不同于贝多芬！），也是一种神圣的过去了的音乐。因为人之存在，决定人将不人，和上帝决定人将不人一样！而老贝的音乐说到底，是在证明，人的不死！

　　那么，人死了吗？（我们当然想到了里尔克的话！……）

　　我们还是在音乐的巨大幻觉中来体味这样的人性吧！她不同于我们今天的人性。他的前面还是神迹，而我们前面是一无所有。

　　是的，我们和老贝的意志有着霄壤之别……我们以各种误解和浅见，一度和我们自认为已经和我们契合了的老贝对话，我们一度没有什么怀疑，但是今天，我们开始对此一理解重新加以审视。

　　贝多芬独特的音乐力度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被大大加以夸张了的音乐意志，虽然他是如此的真挚和感人，让我们在今天也无法抗拒。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快感啊！这样的快感，其实是一种回响，是一种回忆，是一种痕迹！但是，我还是愿意在记忆当中行走，而无论这样的行走是前进，或者后退。我进入了老贝的音乐，说明，至少现在，我，还是一个人，哪怕我是一个过时的人，甚至是一个未来的亡灵。因为，音乐是和类似亡灵的对话纠缠在一起的。

　　我们当然也可以用那个最为常用的关键词，那就是“乌托邦”在维系我们和贝多芬的对话。

红卫兵就是造反派！

红卫兵就是造反派！

（附黄河清、刘国凯之商榷）

作者：刘自立
黄河清先生批评我 " 先生'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时期，当然也是造反（打死卞仲芸校长等）'，我是瞠目结舌地难以理解的，也完全不以为先生是故意"不诚于史"。"（黄河清先生示我近函）

黄先生以上说法我有老文字提供参考（见我关于卞仲芸之死很多研究文字）。

这里要说的是，造反派，红卫兵不是两样东西；是一样东西。红卫兵是毛打手，造反派也是。所以，这里有一个区隔于官方说法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官方打击造反派，保护红卫兵----而毛打击红卫兵，任用造反派（其实毛最后让造反派，红卫兵都完蛋！）。原因何在？原因在于红卫兵也是造反派。因为红卫兵打击了当时的社会秩序，为毛文革开道；造反派接续之，直接打击刘邓。这是一体两面。那么，红卫兵的所谓要害就不是造反吗？恰恰相反。红卫兵也是造反派。因为，一个毛式大前提就是："造反有理"。在此大前提下，只有一种红卫兵一种造反派，就是毛式冲锋队党卫军。一切把红卫兵区隔与之的说法，正中官方下怀。这是我们提出问题的关键。之所以有人要区隔这样的一丘之貉，或者在于他们不知道造反也是"党卫"，或者他们不知道红为更是"卫党"。只是这两个党卫军，各司其职，步奏不同，所以被毛轮流使用，后再遗弃。

历史定位是，红卫兵成立的全部理论基础，正好是"造反有理"----这是定义红卫兵正是造反派的根本根据。红八月（八一八）之前打死卞仲芸的事件，充分说明了红卫兵的造反行为。这里，又有两个关键词汇要加以强调。一个是，此时的红卫兵，正是后来"联动"性质的官方子弟。她们代表了刘邓势力和毛势力转换时期的双重身份和角色。因为，1966年七月末，毛回到北京，在一次接见有关人员的人大会堂会议上突然露面，使得保护工作组的红卫兵人员惊喜交加，无措手足。这时候，打击所谓四类分子气焰的造反行为和打击走资派的新环境顿然形成。这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关于卞仲芸先生致死于红卫兵的说法。这个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造反行为。这个造反行为，按照极端派的说法就是，卞是党员，是书记，是校长----打死活该！----这正是后来所谓造反派打击官僚，致使天下大乱的普遍说法。我们的说法是，红卫兵的造反行为或者造反派的红卫兵行为，二者一体，形成了打击弱势极权主义，转变为毛式极端极权主义的运动势头，让一个基层党组的领导人，一个基本上是无辜的中学副校长，成为文革北京教育界第一个死难者。这是全世界历史上，中国历史上罕见悲烈的死难事件。所有为这个事件叫好者，业已良心全灭。

这也是全国造反者行动的开始。简单而言，造反者的定位，是由其行为决定的。造反者是什么派，什么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秉承毛意作出的决定和实施的运动。这类运动性质，就当时而言，就是造反有理。造什么人的反？就是造所谓睡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反。这个造反的说法，甚至可以回到《九评苏共》文章里面。我们说，毛提倡的的一切理论和路线，在《五一六通知》以后，就形成了全国上下一致造反的势头，且毁灭了刘邓弱极权主义一息尚存的社会生活----虽然，这个社会生活包含了十七年所有的土改，镇反，肃反，反胡，饥荒，跃进，和文革。但是，比较文革，这个社会生活，依然可以保留基本的社会形态而制止所有毛凌驾党政权力之上的无法无天。这也是后来老百姓肯定反对文革之中共决定（《决议》）的一个保守主义态势。故此，造反性质的决定，从实际上讲，是毛意普及中国的转达，是林彪红书运动的发效，更是毛纵横捭阖的权运功成。众所周知，在其运动了上海帮和江青于权力核心后，开始运动红卫兵的成立。尚无正式文件说明，毛意直抵清华附中----但是八十年代小报就有批露，上层接触附中人员，且提携其成立全国首创红卫兵。这个红卫兵的造反宗旨，和后来打击刘邓陶的造反派红卫兵，基本上如出一辙，也是在造反的前提下打击毛的政敌，祸乱全国，整死百姓。刘邓为官僚平反，故有其由，但是，他们放过了为全国死难者忏悔平反和昭雪的做法；让平反成为权力复燃之节点。这是另外一种中共"反文革"观。

但是，这丝毫不能说明，造反派有什么理由开始正面宣言其所谓"人民文革"观点。就此议题，我们多次撰文澄清。关键一点就是，人民文革者不知道毛意民粹主义基调，就是以反对专制导致其权力的全能和集权。这是一个老旧话题。我们说过，文革人民造反基础就是毛的压迫----这既是毛本身换来风雨血腥的肇始，也是他后来镇压这个造反的原因----在另外一面，毛当然知道，他唤起的魔鬼，无法收束，所以，一直以来，战战兢兢，恐怕失控----比如，他在宣扬巴黎公社直选观念的同时，成立革委会，放弃公社原则----比如，他叫嚣北京四三派打击军队，又叫嚣不能"毁我长城"；他叫嚣反对工作组，却派出军宣队----他叫嚣可以让老蒯做清华校长，很快又说他是土匪......一句话，与其说毛是彻底的异端和造反派，还不如说，他是造反派彻底的背叛者。所以，所有造反派中不能自省者，直到今天，还在怀念毛的造反有理----恐怕要终其一身了。这是造反派的最大悲哀。我们说，在此意义上，毛造反确实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就是极权主义民粹加镇压的双重毛意战略的使用。这个造反，先是打击刘邓，后是打击造反派。这里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类似今天埃及，突尼斯，利比亚，昨天印度，印尼，菲律宾之类民主浪潮中的造反。这是民粹加极权的造反。

所以，我们强调，先是红卫兵造反，成为第一波造反派；后是大学红卫兵造反，成为第二波造反派----再后，是四五运动人民的半造反（骂毛是秦始皇），半不造反（拥护邓）。事情接下来就是，文革四十五年了，我们就连什么是造反派，什么是红卫兵，都无法清呈于文，于众，于世，还要来一个区隔"红卫兵不是造反派"这样的无意之据，这不是过于滑稽了吗？是的，我们强调，红卫兵可以启动在刘邓手里，作为他们"新反右运动"打手；但是，这不是文革红卫兵特色----红卫兵，不是五七年人；红卫兵是毛的人，是造反派----看看那些当年的红卫兵，还要在某年八一八登上天安门，大肆纪念祭奠之，就是证明。说，红卫兵很坏，但是人民文革造反派很好，这个观点最大的错处和荒诞就是，造反派，不过是红卫兵的接班人（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规定性----不同于我说的后来的政权接班人之谓。）故此，讨论这样的话题，或许不是见笑于人的枉谈，而是很有必要的说明和澄清了。因为，把造反派积极化和把红卫兵积极化（他们觉醒了，反悔了，云云）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文革中的造反派首领代表和红卫兵首领代表，根本就没有就其整体做过任何反省；不但如此，他们还以各种方式来膜拜和祭奠他们的牺牲和偶像；他们的偶像就是毛泽东；他们的牺牲，就是千百万文革死难者。这是血腥的思维，血腥的纪念和血腥的事实。我们中每一个文革反思者，都要对此有清醒的认知。不然，纠缠在肯定红卫兵、还是肯定造反派这个思虑上，其实，就是中共文革观的一种遗留和残渣，必要一扫而清之。


附：

 黄河清复前函

刘（自立）先生，观点不同、对史实的了解理解不同或者是同一史实得出的史识不同，是常有的事，与"不诚于史"是完全两码事。讨论问题最忌诛心。自我诛心起来又何必呢。"文革史歪曲不自今日始。文坛主流有病。文革研究关键是我所谓红卫兵现在掌权。"前半诚是，后半似乎过于笼统和局限了。"刘国凯人民文革，岂有此理。他赞同造反派某种积极意义和现在人中赞同红卫兵积极意义同。我绝对反对。"先生完全可以持此观点，建议措辞大可不必如此绝对和激烈。即以先生"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时期，当然也是造反（打死卞仲芸校长等）"，我是瞠目结舌地难以理解的，也完全不以为先生是故意"不诚于史"。无论如何交流争论，鄙意目的都是为了还原史实，让青年、国人了解真实的历史。岂有它哉！

河清12、6

刘国凯来函： 红八月红卫兵打人绝不是造反


刘自立、黄河清在纵览中国上关于红卫兵问题的文章以及刘答黄信（载博讯刘先生博客）勾起了我对文革的回忆。刘先生讲的问题我以前多次讲过。现在再讲似乎也有必要。

刘自立先生在答黄河清信中讲："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时期，当然也是造反（打死卞仲芸校长等）"


这是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讨论难有交集。刘自立先生接受了共产党的文革说法。共产党说红八月红卫兵的行动是"造反"，刘自立先生也认定是"造反"。我则认为红八月红卫兵打人致死的暴行根本不是什么造反，也可以说是是伪造反，是打着"造反"的旗号对"黑五类"实行政治和肉体虐杀。其残酷程度的"当量"----借用物理学词汇----要比以往任何运动都大得多。文革前十七年中极受中共政权宠爱的红八月红卫兵（高干军干子弟）是共产党政权的既得利益者，根本无反可造。共产党高干军干子女捏造说自己遭到"黑五类"的压制，起而要"造"黑五类这个早被压在共产党政权底层苟且偷生的政治贱民的"反"，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刘自立先生把凡是称过红卫兵的学生都视为同一类，这就离开了历史事实。在北京，为什么谭力夫，薄熙来，王岐山.......等高干子弟红卫兵都陆续接班，而蒯大富等都下大狱？又例如在广州，为什么同在中山大学同样都被称为红卫兵的黄华华，陈肇基等保皇派都被提拔为高官，而武传斌等造反派就下大狱？刘自立先生一定要否定曾都被称为红卫兵的大中学生中存在保共产党统治秩序的一派和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一派（当然冲击派并非民主派）的区别，这无视了客观事实。


毛在下令抓"联动"，又旋下令放"联动"。周恩来，江青还在释放"联动"的会上有"动情"表现。实际上是，毛是因为"联动"公开保刘少奇，干扰了他的清洗部署不得不下令抓。旋即又下令放是洞悉这些孩子才是他们的"孩子"（而蒯大富、武传斌等则绝对不是）。何况这些"孩子"的父亲很多并不是毛要清洗的对象，何必跟这些"孩子"计较，释放他们也有利于争取他们父辈为毛效力，


我早已说过，刘自立先生的文革论文非常杰出，是属于色彩绚丽的政治散文。而史论则是通过逐一讲述历史事实去寻求结论，比较枯燥无味。不同的风格会影响讨论的效率。只是，讨论其实早已明朗。早在十几年前郑义的回忆文章就说过：1968年秋下农村前夕，他学校里的高干子弟就恨恨地对他说，二十年后咱们再见高低。的确，到1989年见了高低。郑义这类有造反派红卫兵底子的人士虽因个人才智的杰出曾一度在79年之后的开明时期中显露，但终究被"政治列车"所抛出，而那些曾言语"恨恨"的高干子弟们就整体而言不都被共产党政权传存在列车上了吗？从89到现在又过了22年。我对刘自立先生的执着感到钦佩，但也感困惑的是，如此明白的事情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是弄个不清。或许，再多讲也无益，不如各自留下不同的说法给后代去探究吧。

2011.12.6

录以备考——一些红卫兵文字争论材料

我的反驳----再确于黄河清先生


黄河清先生

你好。

在网站上看到阁下对我文章的质疑。现在简单说明一下，并不想详加以驳。

关于我说的造反派、红卫兵概念，先来说明之。因为我亲历文革且为此蹲过大牢（67年夏天－68年春天），基本情形不会弄错。

我说的"红卫兵接班人"，根据前后文，是指红卫兵----联动分子在七十年代末成为"直接（！）接班人"之说----也就是，根据当时的干部政策，文革前其父母是副部长级的干部子弟，皆可从其插队、兵团等处，直接调任各级领导干部，几乎是立即调任司局长甚至更高的中共官员。比如，当时我所住中宣部大院里面，**副部长的儿子女儿就从他们下乡地区，被调提为司局长（记得其子调为北京一所大医院副院长----该人并无任何医学学历；其女调任某省地市级体委干部----该人不是体校学人和运动员）。等等。

这个七十年代末叶的接班政策，并未追究北京高干子弟红卫兵文革时期的任何过错和罪责。这就是我所谓"红卫兵接班人"的提法。换言之，我意并非说"红卫兵接了联动班"或者"联动接班红卫兵"云云；这是阁下理解有误。从上下文也可以辨别之。

再是，红卫兵是一个涵盖造反派的概念（反之亦然）。这就是我所谓大学造反派＝大学红卫兵的说法。如，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地质学院红卫兵东方红兵团，等等；既是红卫兵，也是造反派。在此意义上，大学红卫兵说法和大学造反派说法，并无不同。

只是造反派的更加准确的含义是说，造反于各个单位的党委和直接授命于毛和中央文革，意在打倒刘邓陶和各级党委之红卫兵----其不同于北京中学红卫兵，唯旨于搅乱社会秩序，实行毛的"天下大乱"（达成"天下大治"）。

但是，造反这件事情，也发生在大学红卫兵崛起之前。如，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时期，当然也是造反（打死卞仲芸校长等）；清华附中《三论造反有理》等文字就出现更早----此红卫兵首创出现于该年5月末；含他们在本校反对工作组，也是造反派；所以在此意义上说，红卫兵也是造反派，并不算错。故此，造反派和红卫兵都是秉承毛意的党卫军和冲锋队；只是不同时期互有消长和扬抑，宠辱皆备；都是毛意战略手段目的前、后的打手和牺牲品。

当然，准确区分之下，尤其是在所谓《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以后，红卫兵主导力量、也就是北京四大学生领袖，开始登上文革舞台，成为毛打倒刘邓陶的主力----这时期，北京中学红卫兵开始逐渐式微力弱；一部分人成为当时所谓逍遥派（飘派----颓废派）。我在文章里面所说的大学、中学红卫兵力道对比便是如此，本是根据毛意分梳的文革阶段论。并无制造任何不合史实的红卫兵与造反派概念。

上述谫析，还望河清先生有察。

专此澄布，
尚望鉴谅。

刘自立

红卫兵问题须还原史实后才能说明白！
   
   黄河清
   
   拜读纵览中国网站刘自立先生大作《把红卫兵问题说说明白！》，感慨系之。刘先生的许多观点我赞同，然标题所示若是肯定句式，则不敢苟同。这从刘文结语可证：“真正关键的红卫兵实体，就是一，当时的造反派——为毛打击刘、邓者；二，后来的红卫兵接班人（联动，老兵）。这才是文革的真正辩证法。”这里混淆了史实。西纠、联动之前没有明确的造反派，只有遭工作组整肃的学生右派。联动不是红卫兵的接班人，而是最原始的红卫兵——以军高干子女为主的红5类红卫兵的延伸变种，只是换了一个名称，高度组织化了，几乎全是同一批人。如果连红卫兵的构成都弄不明白，又如何能将它说明白！所以，应该先还原遭中共、遭体制内史论、遭军高干子女红卫兵、遭介乎体制内外有意无意帮忙帮闲的文人歪曲涂饰篡改了的文革历史，尤其是红卫兵历史，才能逐渐说明白文革历史、说明白红卫兵问题。鄙见，研究文革者中刘国凯是最注重这个问题的。
  

奎德兄
谢谢转载。说我不诚于史，当然不会同意。但是无意和河清先生再辨。他人见笑也。
问好。
自立

河清先生
来函收到（前此来函也已收到。邮箱没问题）。文革史歪曲不自今日始。文坛主流有病。文革研究关键是我所谓红卫兵现在掌权。
刘国凯人民文革，岂有此理。他赞同造反派某种积极意义和现在人中赞同红卫兵积极意义同。我绝对反对。
望再交流。
自立

在 2011年12月6日 下午2:59，Kuide Chen <pijihuafu@gmail.com> 写道：
> 自立兄： 以下是黄河清兄给你的复函。请查阅。
>
> 奎德
>
> ******************************************************************
> 刘自立先生：您好！
>
> 承教。谢谢。先生所述，我大多赞同。联动接班人之误解除误解外也有借此说话的意思。拙文大要非质疑先生，不过借此说说红卫兵的历史，与先生大作不敢曰异曲同工，愿附骥也。历史被涂饰歪曲篡改得面目全非了。你我所做都是努力在还原史实。拙作在史实上如有误，恳请指正赐教；如在措词上有不当不确而冒犯先生之处，尚祈谅解。“寻章摘句老雕虫”纵是小文之病，先生又何须“文章何处哭秋风”！一笑。
>
> 曾拜读过先生许多文章，多是欣赏佩服的。在大陆能发如此狮子吼者，真不多啊！
>
> 若蒙下交，希望我们成为朋友。
>
> 顺颂撰安！
>
> 河清顿首12、5于马德里蜗居
>

俄国知识分子问题

俄国知识分子问题

刘自立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一种正面存在、还是负面之；这个提问本身就很幼稚。
其中有几个课题是西方学界常常讨论的课题。包括，人性善恶。超验经验。政治宗教。个人集体。那么，俄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危害世界？我们的回答当然不是正负绝对而行大批判之。人性恶，还是人性善，这个课题如果和政治制度沙皇制度联系起来看，俄国人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极大程度上杜绝了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否定沙皇帝制的观点。被沙皇流放的伟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对此夫子道白：“我罪有应得”。这个罪有应得，是啥意思呢？关于于此的电影《彼得堡邪魔》里面，有些不是诠释的诠释——那就是，老陀可以出卖革命党人；也可以帮助他们安置炸弹（炸死沙皇官员）。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理解的困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老陀担心的是，如果他的《鬼》里面无神论者和布尔什维克人掌权，那就是极权主义的杀戮之开始——这和他对峙沙皇专制比较，后者让他十分犹豫，难以单一选择正确/还是错误。这个观点也联系到改革家斯托雷平。斯托雷平改革要旨在于规避革命。根据索尔仁尼琴的《红轮》记载，斯式改革稳定了俄国三五年。但是，和西方议会张宪章宪政不一，杜马这些违法的改革/革命叫嚣者，是鼓动俄罗斯暴力革命，农民起义，教士背叛和学生闹事的罪魁祸首——红轮中记载明确，为作家所深恶痛绝。于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带来了暴力改革，暴力革命的俄罗斯民粹主义革命模式。这个模式最后的载体是苏维埃。但是，很多作家观察道，在1918年列宁血腥镇压工人示威后，苏维埃就告灭亡，直接转变成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极权主义之反苏维埃政权（他们的苏维埃内涵业已泯灭而呈挂羊头卖狗肉之势。）于是人性恶的定位，在俄罗斯文化里面和西方大致为一。这个讨论，在几乎所有俄罗斯文学里面竭尽描述刻化和洪染。我们不可能在此短文里面具体一一之。但是，其中人性恶之表露，俄罗斯人是以宗教拯救和理想主义，来宣泄，来定位的。
不管是托尔斯泰还是老陀，他们认为俄罗斯文化的主流来自“俄罗斯上帝”（区别于彼得和保罗）的东正教内涵。他们的民族主义产生于莫斯科或者彼得堡为其第三第、四罗马说的俄罗斯正统。这个正统，批判了梵蒂冈和意大利民族在上帝面前的人人不平等。于是，他们将此不平等批判和否定西方政治价值论联系在一起，导致其“路标”派顺此否定政治解决俄罗斯问题的办法。这个真空的形成，变成别尔嘉耶夫，索洛维耶夫等人一面批判专制，一面祈祷上帝之政治转向和政治倾向；这样，巡神派绝决建设地上天堂的建议，转让给了俄罗斯蜥蜴列宁之实用主义背叛主义和机会主义（见《红轮》）。这是后来包含帕托什卡和哈维尔等人，企图建立东欧价值同时，批判西方价值之源头。（见鄙文《帕托卡的思想和行动》）。可惜，哈维尔因为俄罗斯（苏联倒台）可以转变他的东欧价值观为（实际上的）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民主制，但是，当年的俄罗斯却被列宁窃取。于是，如何定位列宁，包含普列汉诺夫，司徒卢威乃至杜（杜伯罗留科夫）车（车尔尼雪夫斯基）别（别林斯基），赫尔岑这些列宁前驱对于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和负影响呢？这是中国学界百年来并未注意到的课题。其实，其中成分和光谱界分有三。一是，源头于俄罗斯精神领袖老陀为代表的俄罗斯广泛意义上的“巡神派”。二是赫尔岑主义者；他们的名言就是，（对于俄罗斯而言）“只有斧子，斧子，还是斧子”——第三，就是列宁（包含后来分化之司徒卢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我们说，俄罗斯文化文学和音乐产生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指向，直接阐述了世界上几乎是大于政治考量的课题。这个课题的总结，其实，就是老陀那句话：我罪有应得。这是包含西方价值论和上帝论中最为重要的反省——这个反省大于“吾日三省吾身”——这样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不是“我思”可以界定所在——而是上帝/我间性关系，决定存在）。因为，这个反省的上下对位和立体观摩，胜于“我”——这个我的自身反躬己身和（中国宋朝之）“精定一神”，或者“精一定神”那种无“神”论反醒。这是俄罗斯人规定类似西方宗教原罪之一脉相承，一体多虑（考虑他们的俄罗斯之忧郁（美））。否定这个东西，全部俄罗斯文化就会烟消云灭——这也是我们传统主义者不能否定中国人之精一定神之法——这个东西一旦取消，中国文化文学艺术宗教（准之），也会同样完蛋。
这是一。我们说，只有不知道专制主义，不知道中国传统，不知道沙皇贵族之品味尊严和伟大者，才会对此采纳虚无主义法而等同于列宁和涅恰耶夫，等同于斯大林和毛。这是文化定位的准确性和良心良性所在。二，无此载体（俄罗斯沙皇制度和中国帝制）——就像陈寅恪所讲帝制为儒学载体；就像福责谕佶，斯密所讲，自由市是自由主义载体一般无二——如果没有沙皇的帝制和中国的帝制，世界五大轴心文化就会轴塌术陷，纲纪废弛，人为禽兽。这是左派和右派幼稚学人只知批判其一（专制，沙皇），不知其二、还有个批判专制，导致极权的列宁和马克思，叫做黄雀在后；就更不要说小知识分子毛类。故此，美国人世纪以来就喜欢柴可夫斯基；法国人喜欢他们的贵族和女皇；英国人喜欢他们的文学犹如喜欢莎士比亚。这是人类智慧而非愚蠢所在——如果人们因为俄罗斯文化宗教－政治定位的错误就全盘批判之文化，这样做，不是小列宁，就是小斯大林。这个脑疾的形成由来已久。我们中国人，百年来就知道俄罗斯文学只有赫尔岑，只有托尔斯泰，只有杜，车，别……但是，今天，中国人里面知道舍斯托夫者有之，知道别尔嘉耶夫者有之，知道索洛维耶夫者有之……我们还知道，俄罗斯学人一直以来徘徊于民族主义和普世价值之间，直到伟大的红轮作者袒护斯大林——但是，有时候，文学价值和政治价值之间的间性关怀产生高于、大于、深于政治价值之所在——比如，“一个人的遭遇”（业已成为一个此类性质的符号象征）——这样的说法，对于存在主义选择而言，就否定了不管是斯大林、还是自由之战之中个人命运的悲惨而无解——这样的文学力道表现在德国人百姓平民被政治正确之苏联战艇击毁之惨祸；更不要说苏联红军强奸德国平民……这是小处着眼之评定——大处着眼，在美国关系于中国内战，关系于阿连德，关系于纳粹余孽（他们跑到阿根廷受到FBI袒护），说是敌人的敌人可以为友……也关系到自由和民主本身不足之批判来自政治学也来自文学。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情形。美国可以不要侨姆斯基和赛义德吗？从实际言，可以不要——而从价值（自由），从理论上，不行（从法律上更不行）。于是，文学批判（这是左派的手段和风格），成为弥补政治批判不足的一种尝试——这个尝试，可以说原自俄罗斯文学传统。只是这个传统也有缺陷，一如上述，他们对于专制的某种袒护包含于批判之；反之亦然。
这样，从这种复杂的文学（或者言纯文学）批判中，诞生了俄罗斯伟大文化传统。人性解构和结构，每每在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达致文学顶峰。这是世界民主自由学人的共识。没有人会因为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政治阙如而否定之，就连斯大林也不会这样做——就像歌德不会被（甚至）希特勒所批判——而只有毛泽东才会这样批判自己祖宗和文化（但是，他歪曲和保留了三李和曹雪芹，等等……）。这不是批判的武器的改变，而是武器的批判轮不到批判文化。阿伦特对此早有预见和写实；她对于那些肖伯纳（最先提出焚尸炉者），那些布莱希特，提出“提到文化，掏出手枪”之责，警世于世！这是众人皆知的老话了。所以，我们给出的人性探索之文学，必然不能取消这种宗教之规范，文学之解构/结构。我们看到阿隆的言词，“‘始祖的堕落’，人性就再不可能是未被染污的了；其二，‘始祖的堕落’尽管被正统基督教里职责就是‘绝对谴责’的先知们视为灾祸，实际上却是‘幸运的堕落’——人性的真实景况。乌托邦主义者往往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持乐观看法，却对具体的男人女人们持悲观看法。以卢梭为例，他曾悲哀地写道，‘我相信我了解’人类’，但却不能了解‘人们’。相反地，反乌托邦主义者对‘人类’整体持一种悲观的或至少是清醒的看法，而对具体的个人，这种宽容和慈悲的悲观主义者倒是持乐观看法了。”（评《知识分子的鸦片》：雷蒙•阿隆和《观念的力量》 罗杰•金巴）这是元罪之定。个人和集体关系的层面和经验和超验的层面，由此发端。个人之罪之制约，就是人类的结社和集体——而这个集体，绝对不是要反而行之，成为取消个人自由之无结社，无言论和无自由——这个结社之集体，不是遵循总意志和普遍意志取消个人意志而是相反——而是强化个人发端的个人主义乃及其载体之自由结社，自由师和自由国家。这是一。
二是，宗教超验的教会和世俗经验的政制，也是西方世界上下左右一般施行自由之立体复调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康德之：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而人之宗教信仰之规定，道德之规定和那些所有“不言而喻”之（内涵）规定，则体现康德超验和经验之。（德国和英国两种思维方式的辨正。难道不是吗？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德国，英国乃至法国的哲学修正主义之精彩——法国人从卢梭主义，文学主义（托克维尔批判的政治文学化），浪漫主义解脱出来，施行天主教夏多布里昂解放——施行拿破仑法典，而绝对不是卢梭人民主权论……就是法国人规避卢梭主义一院制的反拨——也是他们的孟德斯鸠主义不反皇帝，而反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阶级无权，阶级毁灭之道。这也是一种拯救。这种拯救和俄罗斯文学拯救对于人类心灵的诠释须臾不可分开。）无法证明和证伪之星空律令，又绝对不是政治诠释和文学描述可以解构的——这是西方复调对位之文化（世俗）－宗教要旨。不知道如何理解这样的所谓辩证法，就无法解释一切，从而会偏向取消一切——变型为纳粹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虚无主义本质。否定俄罗斯文化，就是这种虚无主义表现。不会被一般良知者容忍。于是，这里牵涉到如何决定和置评俄罗斯甚至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文化；比如，姆拉纹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尤金娜（她直接去信咒骂斯大林，而且公开公然，无畏至极……）的音乐作品，阿赫马托娃，曼捷利什姆的诗歌，……尚有萨哈罗夫和一切异议人士的优良见解。这包含斯大林女儿的某种斯大林批判。所有这些批判，都指向苏联极权。这是俄罗斯伟大文化的组成部分。他们不但不危害世界，而且是世界的良心。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最后我们要说，普京准备再选举成为总统的消息传来，使人不禁想到同一个曾经吹捧过斯大林又揭示和抨击古拉格群岛之同一个作家老索的前后矛盾；而他对于俄罗斯上层的尖锐批评，使得俄罗斯文人又一次呈现出他们的天真和敏锐。“在一部采访索尔仁尼琴的访谈片子里，这位几乎很少言及各国政治制度细节的伟大 作家，却对他自己国家的体制，发出不满之声。首先，他扬言西方资本一直以来就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第二，他们自己的国家资源被“三百人”高层所垄断；三， 这些人收受贿赂，恶贯满盈。（《对话索尔什尼琴/The Dialogues with Solzhenitsyn》－2007年版）索尔之言，道出他反对革命和进步的哲学观点。他说，世界近代现代以来变化很快；而几千年来，世界上（对于资源 生态）的改变很少，很慢——这个看法与吕贝松的电影《家园》同。吕贝松认为世界资本带来的掠夺性破坏，正在使得东西方世界被纳入一种万劫不复的巨大危机之 中。于是，革命除去上述空洞和残酷的乌托邦理想和‘动物庄园’机制，制造了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古拉格和公社体制外，其带来的利益诱惑，在另外一个层面，使得 资本和革命可以产生共谋和同构之关系。索尔所言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文学幻觉——在整个采访中，只有这一段谈话让老人义愤填膺，情绪高涨；其他话题，他 都是在几乎闭目沉思中喁喁而言——如，他谈到苦难问题；继而灵魂升华和苦难关系问题；其中，文学结构的道德情节和故事情节的交错与不同问题；还有灵魂升华 和知识关系问题（他基本面倾向舍斯托夫和别尔嘉耶夫的无知觉论和直觉论）；人的完美和美好问题（含他所言之人类竞争和世界和谐问题——很像社会达尔文主义 之弱肉强食主义之坚持：当一棵树生长的时候，它会压死周边的小树；动物互相吞食和‘动物园’的和谐）；超级道德问题——最高关怀的提出——如，果戈里和契 克夫小说指向（他轻视纳波科夫），却很少涉及道德和制度的关系——缘于他很少思考这类问题乎？”（刘自立 《俄罗斯思想辨正》）这就是他们的道德论和政治论之间的龃龉和不一。但是，这很难给出一个结论，俄罗斯文化对于世界只是一个负面的危害；他们可以认可的和不可以赞同的，也许给我们更多大于政治的思索。……

把红卫兵问题说说明白！

把红卫兵问题说说明白！

刘自立

红卫兵是什么？就是文革冲锋队，毛国党卫军，极权接班人。这三者集于一身。凡四十五年，基本上，完成了他们的历史定位和现实核准。其在中国政治中的危害，不自今日始，却在今天，实现了他们不但不被追究于党的法则和决议，而且从邓的金蝉之下脱颖而出，转变成为中共各级大佬和精英；与毛利用之、再抛弃之之后，登台接班，成为毛邓二重唱的主角和红歌今唱的实质主人。虽然，有所谓老三届“余孽”跟进伴和，外围其身，但是，和文革时期“红外围”其实不能进入主子圈内一样，如今之老三届的丑陋奴仆主义，也顶多是红卫兵的一个注脚和跟班。这是中国特色政权在文革和今天产生的特殊主、仆关系之一。

一如我们曾经给文革，纳粹，社会主义下过不容更改之定义一样；对于红卫兵的定义，也无法从这个罪恶的集体名词中，抽离其丑陋和残暴的任何内涵。说，某些红卫兵忏悔，觉悟甚至反水，就要积极肯定云云，那其实是一种另类说法——这个说法就是，这些少数反省派最终列入“反对红卫兵”的阵营，而非红卫兵本身有何合理、合法性可言。就像文革里面那些反对文革者，并不能列入什么人民文革和大民主之列，只能说，他们是反对者和质疑者——这个提法，最终还会回到如何估价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不会因为为其加上民主，人民和其他桂冠，就等同于民主纳粹和人民纳粹；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也永远不会发生。纳粹阵营里面那些刺杀希特勒者，不是“人民纳粹”，而是反纳粹。这是明确无误的事实。“社会主义”这个列宁毛主义载体，从来也不会因为它被冠以任何光荣定词而有丝毫改变（世界上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北欧是民主资本主义）。

我们说过，红卫兵，究其实质，其实，就是一种血统和种姓裂变；这种变化，被毛文革时期一时间的所谓战略错位所误导。这个误导就是，毛要寄红卫兵打击社会、党政、国务系统，让文革极左派控制局面；所以，他施行两种策略：一是，他支持中学（北京）红卫兵，打乱社会秩序，造成天下大乱，从中混水摸鱼；第二，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为其掌控全局以后，他不惜抛弃红卫兵核心组织“联动”（北京中学“贵族”红卫兵），转位支持反对联动的中学大学红卫兵，以打击联动之父系官僚体制；最后，这个动向完结以后，他再抛弃大学造反派……直到七十年代末叶，等他死后，由邓、陈完成他的血统接班人政策。于是，一切饶了一个圈子，最终，从所谓“体制外”接轨于内，促成了联动接班。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真正逻辑和真正现实。忽视这个现实，就是为今天的权贵集团中过去之联动之张三李四变相辩护和吹喇叭。这是新的一种丑陋（接之我们以前批判之“丑陋的老三届”。）

抓、放联动的游戏，早有笔录于一些作者。摘录一段如下——

“1967年4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近百名‘联动’分子从北京公安局的看守所里被集中送往人民大会堂。这些‘少年政治犯’在这座国家元首迎接、宴请、会见外宾的豪厦中受到国家总理和中央文革主要成员的接见。江青流着眼泪说：‘你们受委屈了’。

周恩来说，抓‘联动’是不教而诛，他也动情地流下了眼泪。‘联动’分子身心震颤，痛心疾首。他们相互嘘吁、热泪涟涟。

“他们被宣布当场释放。联动分子自然是感恩戴德，在三呼万岁之后，昂然跨出人民大会堂的门坎。随后，北京各城区的公安分局也将各种类型的亲‘联动’分子统统释放。
消息传来，京城百姓目瞪口呆。这个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了——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太习惯于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游戏。人们只是在古代章回小说中看到过忽而满门下狱，忽而鸡犬升天的情景。释放联动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联动分子的大多数都是一年前"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过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尤其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是他们最先喊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并使之成为‘文革’中喊得最响叫得最广的纲领性口号。时间刚刚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昨日革命小将，今日反动分子，于情于理都讲不过去。从‘文革’的长远利益出发，红卫兵运动是不会因此而被否定的。周恩来在接见时，特别追问清华附中红卫兵来了没有。红卫兵创始人1986年曾撰文叙述过当时的场景（见清华附中红卫兵创始人卜大华的回忆文章，1986年第十期《中国青年》杂志）。
“在人民大会堂，由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接见政治上‘持不同政见’的学生的事情，在‘文革’的历史上发生过两次。
“联动的被接见是第一次。‘联动’的政治生命虽由此而告结束，但是就其成员的命运而言，并没有因此影响到他们今后的前程，无论是在‘文革’中，还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确属恶始善终。
“第二次接见是在1968年夏天。由于毛泽东派遣的‘宣队’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用武力阻挡在校园之外。毛泽东亲率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的领导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伟大领袖指责造反精英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五大领袖’的政治地位随之一落千丈。‘四人帮’倒台后，几乎都被投入监狱，恶始恶终、身败名裂。”（资料）

这便是中央关于文革《决议》绝口不提红卫兵问题的秘宗和症结，并为一般文革史料和文革定性研讨者有意无意忽视和规避之。这个秘密的要害，就是红卫兵接班。对于毛而言，造反派是文革的最大功臣；对于邓而言，红卫兵是接班的最好人选（他给造反派以致命打击，称其为要打击的“三种人”……）——这二者合二而一 ——其中的要害是，邓要任用血统世袭政制；他当然要迫害毛利用民粹主义时期的造反派，大学生；虽然，在此一点上，毛给人一种“人民”领袖的假相；而邓直接搬倒这个假相，施行他的红色“贵族”政治。这两点的合一是，邓继承毛的权力和建制基础；而反对毛的“打击”红卫兵政治（而毛释放联动于当年，业已为他们后来接班做出让步）。故此，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更多的统合，对于他们则是，要在不同形式的共产党统治下，施行变通的文革策略，反文革策略和驳斥与赞同毛主义策略。也就是我们提到的，权力基础和利益基础在文革前后的协调一致。这是他们出台“决议”和“改革”的首要前提。一些人幻想邓时期可以搬倒毛的权力旗帜。殊不知，邓砍旗之举动等于自残。他根本不会动摇这个权力基础。因为邓以后钱财的基础来源就是毛奠定的权力基础和世袭基础。

我们屡次提出这个课题，却并未引起坊间文革研讨者的注意。现在，源于这个课题的缺位和疏忽，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趁机而入。我们看到，文革研究出现的另外一种为红卫兵辩解的轨迹正在蔓延嚣张。这种嘶喊，主要表现在，为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打死人辩解（卞仲芸案件被她们说成是“挽救”之……）；为文革肇始者（历史的祸害之首）清华附中元创红卫兵辩解，谓其不主张武斗——这就好像戈培尔为自己辩解，他自己不曾掏出手枪……为整个红卫兵全国造反、屠戮和镇压（协助党国）辩解，谓其造反有理，民主有功；为林彪及子辩护，说他们是荆苛刺秦（殊不知那些刺事都是康生和周伪造的事实）……为毛主义歪曲的巴黎公社和“不断革命”叫好，却不知毛根本就不施行点滴巴黎公社原则——而此公社原则，大违西方政治路径和普世价值，早就为雨果，左拉等人痛击之，揭露之……这种辩解甚至谓张春桥为理想主义，江青为女权主义，毛为民主试验、试错主义。最后，他们转了一个圈子，告诉国人，红卫兵还是有积极作用于历史，于现实的；因为，他们后来转变成为什么另类东西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红外围主义核心。为此红卫兵辩护者也说了他们出身的“二”类性质——也就是我们所谓中国特色民主党派之二类性质（“二”，是北京话指责那些雌雄共体之阉人一类者）——这个红外围的历史，亦不自今日始。我们所谓“四四派”（北京中学文革时期之保护党委、军队之一派），就是这类团体。这类团体的特征，就是在丝毫不触及和不能维护自身利益的古怪情势下，为主子和红卫兵辩护；这个辩护主要体现在，后来他们和卞仲芸“拯救者”（宋彬彬等人）沆瀣一气，制造伪史，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这类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省者和觉悟者，而是不折不扣的混淆是非，混乱史料者。他们现在似乎占据了文革研究的主要位置，且在各种边缘性报章上，以讹传讹，祸乱文坛。那些被这些人震撼者不知内情，还在为此颠三倒四的假忏悔叫喊叫好，真是可发一笑。

进而论之，四三，四四派的特征是什么？倚靠子虚乌有的“不断革命论”和“公社原则”起家的四三派，既是过时黄花，四四派又是如何一种思潮？其缘起的大致情形又是如何？我们说，这是毛极权主义思想国有化和洗脑运动的两颗毒果。四三派是毛和托洛茨基极端革命叫嚣的产物，他们产生毛之第一种意志；这个意志用来造反和革命——独仗此意志，不能实行专制极权统治，相反，他每日每时产生所谓的反抗，毛也每日每时堤防之，扑灭之；这样，毛即便在最极端使用这个意志的时候，也必须转向第二意志——就是前述体制内压制、控制和分化。所以，四四派的基础，其实，比较而言，相对于四三派更加牢靠；这当然是对于统治者和顺民奴才附庸而言。表面上，四三派打打杀杀，而四四派修修补补，这是阴阳两卦的对峙、倚靠和和谐。但是，四四派引发的课题研讨尚不止于此。

我们看到，四四派中人，既不是联动特权分子那一帮，也不是四三派多为知识分子子弟（汉少数干部/黑干子弟）那一帮。这个血统的分梳带来一种“红外围”的说法。这是极权主义保守和造反的两端。没有这样两端，毛的游戏自然很难展开。对于军队的所谓四四式支持，也说明了这一点。大致而言，四四中人有碍于造反的情结。这个情结，当然不是因为（就如联动一样）其为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权力的宠儿和无法无天、不受法律约束者，相反，他们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受迫害者——受迫害者起而捍卫迫害者——这就是极权主义政权、社会和人众的特有典故。这是西方人所说的斯德哥尔摩情结：你越是剥夺和侵犯其人格，尊严和利益，他约会觉得你是权威和霸道，从而再三再四地探讨这类救世主的魅力，内涵和可塑性。

这个四四派风格业已贯穿整个中国大地。从文革开始，迄今，并未改变。他们这些人很难理解造反者、真正的造反者起而推倒克力司玛迷信的任何举动。他们说，一切都会渐变的，只是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以造成社会动荡，成本过大，稳定破坏……他们说，四三派否定毛主席，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否定解放军，真是罪莫大焉——这个说法的今天版本，就是要“救党”，要否定毛、肯定党，肯定毛早期，肯定新民主主义，诸如此类。我们说，当极权主义统治丧失了四四派这种附庸，他们就如丧考妣，不可终日——而奴才众人也会因此大叫，文革联动之“维护秩序论”和四四派的“捍卫十七年”；……这就是我们所谓四四派心结，四四派“毛”病，四四派奴相。可惜，这样的四四派人众，过去是中国大多数，现在仍是。这是我们考察四三、四四的另外一种发现。很可惜，这个发现对于中国更加可悲。因为四三派中人，如果从毛造反，变成真造反，不无可能；四四派中人，变成此类真正异端的可能性，等于0。

阿伦特说，“从理论上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可选择做反对派；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是带来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老阿的阐述比较晦涩。我们结合中国实际的诠注是，一，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反对派”有几种；主要表现在毛主义、民粹主义造反时期的两种类型；一种，是革命时期的造反派，解放军和地下党；一种，是文革时期的派系争斗和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为了毛主义的厮杀。

二，这样的反对派，其实是附庸派；一切以崇拜和完成毛主义战略和策略为转移。这样的造反出格，或者不出格，都是毛主义体制内、外权力争斗需求的表现。

三，这类“自愿”和结社“自由”，莫不是毛毁灭结社自由的变型记和变戏法。这种造反的性质，就是打击毛旗帜下的他人——造成他人就是地狱的运动类型，而取缔真正的自由结社和人权意志——文革时期的文斗、武斗、乱斗，就是这类行为。丝毫与自由，与民主无涉。

四，这种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自杀式斗争，当然以“带来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为起点和终点。这样的惩罚，一是，表现在人民反对人民的残暴斗争之下；另一方面，表现在官方对于人们的镇压上；前有造反，后有镇压。这是文革荒诞残暴悲剧的始终。

五，如何整体辨正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和红卫兵中人，是一个难题。但是，删繁就简，我们说，其实，除去全国为毛驱使的一般红卫兵（四三、四四，天派、地派，团派、四一四派及外地诸如此类的派系，等等），都是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乌合之众和一般打手；含那些思想上的打手和附庸；真正关键的红卫兵实体，就是一，当时的造反派——为毛打击刘、邓者；二，后来的红卫兵接班人（联动，老兵）。这才是文革的真正辩证法。

于是，真正的红卫兵定位和诠释是，他们是文革真正的为害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的出现，只有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和冲锋队可以类比；不同的是，法西斯覆灭于盟军的打击，而红卫兵，却在中共崛起的同时完成接班。这是黑白冲突绝对鲜明，迥然大异于之之现实，之悲剧。人类之中，迄今为红卫兵辩护者中外皆备，不一而足。这些故去，尚存或者人还在心，不死者，仍然千方百计为什么红卫兵之中的反省者辩护叫好。是的，历史的例外是存在的。红卫兵中人不但反省者确实存在，就是反共者，坐牢者，死亡者，也是存在的；但是，这丝毫不能说明“红卫兵”这个盖棺论定的罪恶名词有任何正面积极意义上的内涵与外延。这是铁板定定的事实。不要说他们其实并不反省，如宋，如骆，如蒯，如聂……他们不是在为自己辩护，就是在为毛唱赞歌（姑且不提其名姓氏）……与其说，他们是在反省，不如说，他们一直以来，就在反扑。所以，澄清红卫兵实体和红卫兵思想，任重道远。我们这一代，也许不幸于斯，碰到如此众多为其辩解者和混淆者。那么，我们的后代如何呢？我们的子弟如何呢？悲观与之，还是乐观与之，真不好说呢！

孙文容共问题探索

孙文容共问题探索

刘自立

孙文"容共"问题，现在，成为探讨孙文功过与社会主义乃至共产党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不解释，不深入，可能引来后续问题的似是而非和朦胧不决。我们愿意继续这个课题的探索。首先，不能否认，孙文容共带来历史误解，甚至历史倒退----也就是，将中国政治引向倒退于所谓封建专制和皇权政制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使得中国政治出现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既无政制制衡，也无传统（道德）约束，更无经济权限的极权主义；这个倒退。主要表现在中国文明的中断和腐蚀之上。于是，相继出现的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化，使得毛式统治，呈现了既无中国特色，也无世界文明特征的中共政权----甚至，这个政权，和希特勒的并未取消私有化经济之极权主义，和苏联之并未完全取消文化传统之斯大林极权主义，也有不同----这个不同表现了毛式极权主义彻底，干净和完全的极权主义特征。这个特症，可以说，违背了东西方传统中阶级权限和阶级斗争的所有体制和传统，变成取消和消灭阶级特征的、由所谓符号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直接消灭农民和工人权限的、阶级消灭论----这个消灭社会的极权主义，成为毛式一家的权利/力政治附庸。毛实现了、就连所有极权主义政治也很难实现的毛式理想国（----接之柏拉图主义）和人民国（接之卢梭主义）。这个演变过程短促有力，长则算来，不过百年；短则算来，不过三、四年的时间（所谓"解放战争"）。再接之，就是四九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破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历史结果的出现和发展，并非中国独有，中国特享，它是世界社会主义潮流和轨迹发展最极端之一部分。
换言之，如果说古代"理想国"和近代卢梭"总体论"发轫的极权主义思潮，有过理论上的荒诞和谬误，其实际操作却并未（完全）有效祸害和殃及西方国家，只是殃及俄罗斯和中国（含一些小国）；法国革命有效克服和规避了卢梭的一元化政治（取消两院制度等等），而恢复了类似英国保守主义的阶级共处（共和）、监督制衡体制；唯独俄罗斯列宁主义和后来的中、俄两个共产党国家，才完全继承了极权主义的理念，并操作革命，建立独裁。必须指出，这个独裁的建立，是20世纪初叶，人类所蒙大灾难的开始。但是，这个思潮的出现，并未制止所谓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的持续和蔓延。简而论之，社会主义思潮，虽然与生俱来就受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反对（希特勒等人的反对），但是，社会主义观念严重分化和修正，使得这个思潮变异变型，其本身，已经分道扬镳，东西各异，逐渐发展成为几种根本不同的异类思潮。这些思潮，其中社民主义，业经演变，逐渐呈现和普世政治价值与制度的接轨----这就是"修正主义"思潮。这个思潮，有时候向右发展，成为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附庸和袒护，有时候，成为左派势力抨击和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波。直到今天，这个诡异的社会主义思潮携手很多现代派和后现代主义哲学，仍旧泛滥于全球，并无收敛作罢之势。今天，一些美国学人，把"毛主席去安源"的图画贴为杂志封面，继续叫嚣文革为好----是为一例......而法国和德国之"六八年人"，虽然后来洗心革面，改换灵魂，却也作罢不能，继续与另外一群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互相对峙，以忆历史......；最后，现今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趋于孙文主义"容共"内涵的本质，叫做"同舟共济"；云云......所以，为了澄清史事，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开始。
这个开始，就涉及到孙文何以情衷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附其组党原则于二次革命）。这件事情，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谈。一，并非所有容共之事例都会发展到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实现；换言之，孙文容共，和他晚年章太炎吴稚晖冯自由等人的反共，相辅相成，基本上在四一二清党（蔡元培是其主将之一）后，力挽狂澜，解民于倒，做成了"去共"而不被共容。我们说，这是国民党之基本上坚守常识的举动而不论其他（如，关于对待文化，传统，党制，宪法等）。二，孙文时期前后，美国欧洲人对于列宁政治的支持，也处在一个十分诡异的状态。美国人之"彼得伯格俱乐部"成员对于苏维埃主义的支持，似乎再现了美国、欧洲人对于现今中共的支持（可见鄙文《俄罗斯思想辨正》"革命与资本"一节）。于是，孙文面对的严重课题，这个容共的问题，同样适用于美欧之今天和昨天（！）----虽然，当二战结束，邱吉尔等人提出铁幕之说，却与此同时，也有（此前不久）罗斯福之斯大林牧师可教的说法乃及苏、美共治之"老G2"（联合国）之说----这个容共，比较孙文，只大不小。而问题是，容共不被共容，才是一条底线；越过这个底线，就成为被容之类似张伯伦主义（虽然，此说不尽准确----因为，张伯伦不是被共容而是被纳粹容之。）于是，容与不容，成为"河蟹"与协调共产党之不同。这就是三，哪些政制容了共，而呈现政权不被容之状态----哪些被容于斯，一塌糊涂。大而言之，久而言之，这个事情，是这样呈现与发展的。这就是，如果共产党作为一种思潮和流派，并无武装颠覆政府和集权消灭社会之举，那么，这些共产党会以基本上是社会民主主义之修正主义方式----也就是议会斗争的方式，被容于政府和政治，而不必被人质疑。这些例子，比比皆是。德国魏玛共和国之例子，西欧国家战后的例子，陶利亚蒂和多列士的例子，甚至美国共产党的例子，可以为证。这些共产党，因为思想理念的落后，逐步消泯于史。但是，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自身的逐步完善和调整来实现的。没有这样的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之自我革命，批判和调整，社会主义不会逐步势弱，推出竞争，自贬其值。
问题的要害，究竟发生在哪里？就发生在资本主义调整自身和社会主义逐步式微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就连孙文这类知觉之人，也并没有办法做到先知先觉。于是，四，孙文了解的资本不节制和列强不公理的时代特征，十分明确，无庸置疑----他并不能明确说出西方对内民主，对外殖民之言；故此，他被列宁主义煽动于民族主义在所难免----加之，他的权力欲望和自我迷信，使得他脱离了其早期的"资本论"批判----即，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孙文，没有找到"批判的武器"，社会主义批判，极权主义批判等等；一如中国之东西南北之前人，他也只好就助社会主义而否定列强，甚至批判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孙文之误，却不能说他的选择没有背景，不可原谅。五，孙文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直拖到四十年代，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美国人（主要是左派和马谢尔、司徒雷登等）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共产党及其武装问题。所有四十代中期的国共谈判，都在如何设计解释与解决共产党武装问题上进退两难，不知所措。玩笑论之，美国人以为，可以让两党执政之轮流方式，带抢（军队）来玩。这就是马歇尔中国主义要素的绝对失败（不要论及他拒绝国民党人在内战早期，有可能一举消灭林彪军队于东北之战略误导）。所以，马歇尔主义和孙文主义两相容共，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这个联系，十分荒诞，却是当时世界之"形势比人强"的一个要素。我们看到，在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的课题上，因为，西方人早于共产党人的成熟政治操作和理念普及，他们对待虚无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治老成和思想智慧，有可能一开始就大大超越共产党意识形态；早在马克思主义泛滥以前，很多类似夏多布里昂，迪斯雷里这样的知识人和政治人，就对社会主义深恶痛绝，一骂到底，揭露无余。这样，起源于英国工人阶级现状拯救的恩格斯主义等，很快就宣告在英国和欧洲的失败；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理念上，莫不如此。我们看到，英国宪章运动和法国革命中，虽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公有制和暴力专政（巴库宁，富歇；第一国际......）等等后来列宁主义之毒素生长，但是，他们不过是庞大西方政治思想主干的旁支末叶，不足为训。德国宰相俾斯麦也只是对拉萨尔颇感兴趣，对马克思不以为然。于是，其结局就是：共产党人可以议会竞争的方式，加入资本主义政制，而实现被容之；反之，即便法国人一度选上共产党人执政（见下），也无法更改这个摒弃马克思主义的事实----这就是问题的演化和真谛。
这个结果，在当时，在二十年代，无法清晰呈现于世界政制和政治。我们说，孙文主义之所以在此项目上模糊不清，也和修正主义之、社会主义之面目不清，大有关系。于是七，虽然，当时，列宁业已镇压了彼得堡工人抗争和议会宪政，但是，斯大林大规模的镇压和清洗，并未到来。孙文更不可能知道宋氏投靠的毛、周等人，会施行四九年以后的大规模整肃和屠戮。孙文也不会知道国共合作的惨烈失败，等等----至于毛式政权，现在转变成为一个权力资本主义，更是他的容共政治丝毫不会预感之情......那么，言及于此，我们是不是要为孙文容共，乃至共愈做大，开脱责任，辩解与兹呢？当然不是。我们的意思是，当时的孙文，基本上，不懂得他旅居日久之日本，对待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做法，原因，理念和策略----他，也不了解西欧共产党玩弄政治于西方大议会框架之内的宪政前提----他，更不会悟出苏联共产党，最后，变成一个国人所谓无父无君（沙皇），无法无天之禽兽庄园；而毛式天下，更是天下业亡之亡国之国......----他的列宁主义幻想，更被斯大林这个亘古屠夫取而代之......。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局面，除去中共和苏共之外，究竟如何？列宁主义政党、政制，又为何吸引了孙文？除去一般皆知的原因，我们可以参照胡政之先生当时的一段看法，即可举一反三，归类以复。
胡先生说----
"  这个逻辑在张季鸾关于赤化之文字中也见端倪----
　　张先生《党祸》一文，一上来就呈现大公报两边都骂的特点。他说，
"而凡挟私杀人者，使其附于右，则将曰吾杀左派也，杀共产党也；而附于左，则曰吾杀右派也，杀反动派土豪劣绅或工贼也。党以外，无噍类矣；叫做不国则共，不左即右。
　　"武汉方面为左右之争，自沪宁方面，则为国共之争。然旁观论断， 无一是处。
　　"左派之最大标榜，为工农政策。然于中国土地分配政策之现状，
与夫地主佃户之关系，未根本调查以前，而遂定方案，倡言解决土地问题。"致使中等良家无端破产；地主家属，不得糊口；劳资两穷，"其量狭窄，其气绝盛"，苟有异议，就是反革命。
　　"湘鄂赣之杀右，与沪宁之杀共，今仅其发轫焉耳"。
　　张还特别指斥蒋介石是容共----反共之始作俑者---- 他的革命和反革命逃不出干系（也就是他后来痛斥，然后又甚赞之之两面性。这个东西，很辨正乎。）
　　----这就是张先生的高人之处----两党都骂了。于是，
这里不单就四一二事变有了一个高论，对于赤化、黑化问题，也伏笔其中，很容易解释了。而胡先生随之而论的黑化、赤化问题，就是从他对于苏联问题的解释入手的。虽然，和张先生一样，他对于苏联，也是两面说法。其一，他知道，列宁回国，实际上，就是接受德皇马克，回来签订和约，顺便夺取政权之革命加间谍行径。胡霖说，"威廉第二欲快个人之雄心，不惜乱世界之和平，私为之也。俄之过激派，欲窃一国之政柄，不惜通敌而弃友，私为之也。"指出列宁通敌而已。
　　但是，对于俄国究竟实行的国体为何？其革命为何？
布尔什维克为何？又多有不一样说辞。首先就是列宁"通敌"，拿着威廉皇帝赐予之几千万德国马克，来颠覆克伦斯基政府----继而，成立独裁政权----镇压工农，取缔议会，屠戮人民----是"巧黠之犹太人，利用劳工把持国柄而已。"
　　----这只是胡先生之一面论；他还有反面论。他说，俄国革命后，
日无宁日，国无国序，乃为过渡时期暂时之状况也；"新经济政策"不是专制主义；"列宁政府亦有政纲，亦有组织，其主义虽不无可议，而在吾辈外国人观之，终为俄国多数人民之主宰者（----请注意，和刚刚"利用劳工把持国柄而已"，持论相反）。"

　　又说，"苏维埃......为无产阶级主治之"。
　　他还说过，一个政党要想有效，统一，事半功倍，以俄为师也。 等等。"（均见胡政之《文存》/鄙文《胡政之的大论政》）
于是，孙文主义就此形成一个与自由化之反的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究其原因，正如上书。这就是中国人没有知觉的一总不幸。这个不幸是不是全球如此？不是。德国如何？英国如何？法国如何？日本如何？......我们择其一二而论之。先说日本。资料显示，日本人秉承王道一以贯之之圣俗原则，实行明治维新，搭建体制内、外建构，承认反对党政治，消灭消灭自由的自由，铲除了共产党的萌芽，并以对外侵略解决内部困境----失败后，遂接受美国民主改革，继续其民主新路。历史如下："日本共产党是在日本政府宣布非法的情况下成立，1923年便被有关单位检举，而于1924年解体。1926年再成立，并且主张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二阶段革命，目标为"废除绝对天皇制"与"实现国民主权"。1928年再度被取缔，不少重要领导人如德田球一等都被逮捕，而于1935年再度解体。"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之主要干将如片山浅，幸德秋水等人，也被日本思想界和文化界边缘化，根本没有产生像中共那样一呼百应的地位和影响。这是孙文，鲁迅等人并不研讨的深刻课题。（参见鄙文《日本无革命》）
法国。"1905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组建法国社会党，1920年法国社会党发生分裂，大部分党员组成法国共产党，其余的仍然为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由此诞生。此后法共发展并不快，因为很多法国人对发生在苏联的十月革命心存疑虑，在1933年之前，法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大约为2.8万。"（资料来自维基网，上、下同）这里，享有庞大政治思想资源的法国政治人，当然会对十月革命心存怀疑，而不像国人那样以为救世主出现。问题就在这里。法国共产党是不是被容于政府和议会呢？答案是肯定的。（这里议会容党，理所当然；但是，孙、袁二次革命后无容之载体：议会；自当别论也。）更加重要的是，容共原则，在此呈现这样一种险境：资料显示，"1924与1932年，社会党与激进党加入左派联盟（Cartel
des Gauches）但拒绝加入以激进党爱德华*赫里欧、爱德华*达拉第为首的非社会党政府。这些政府的失败在于社会党与激进党无法在经济议题尚达成共识，另外共产党在苏联政策下拒绝支持采取资本主义经济的政府。与激进党组成政府可能性的问题造成1930年代初期的"新社会党人"脱离。他们与共和－社会党合并为社会共和联盟（Union
socialiste républicaine, USR）。
"1934年，共产党改变路线。四个左派政党组成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赢得1936年选举，布鲁姆成为第一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籍总理。这也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在票数和席次上超越激进党，成为左派议会多数的中轴。然而不到一年，该政府因经济和西班牙内战等议题而下台。"这里的提示非常简单。最后放弃马列主义的法共，只有在协助社会党的政治竞赛中方可存身；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让位给修正主义。再是，法国公众和政府可以容共于兹；只要你遵守宪政原则，放弃另起炉灶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后，这个退而求其次的游戏，终究只好一退到底；原因非常简单，共产党的政治资源，政治理念和政治正确，远远落后于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故此，共产党在这里的衰败和落伍，实所必然；是所必然----即便出现了一九六八年运动，也无济于事。
英国。"英国共产党，是英国的一个政党，1920年7月成立于伦敦，由不列颠社会党和若干地方性的左翼社会主义组织联合组建而成，成立后立即加入第三国际。1950年后，英国共产党在英国国会中未能取得任何席位。1991年苏联解体后，英国共产党宣布解散。"赘言之，英国社会、政治、哲学思潮之富源，基本上排挤和颠覆了共产党意识形态，使其面对与此相形见绌，不可得逞。
德国。"德国政党之一。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由斯巴达克同盟和不莱梅极左派合并而成。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1919年加入共产国际。1920年12月初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联合为德国统一共产党。1925年中央委员会选举恩斯特*台尔曼为主席。"那么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命运如何呢？"李卜克内西为一个活跃的第二国际成员，亦是Socialist
Youth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在1912年，李卜克内西以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份子的身份被推选至国会。""在1919年1月15日,李卜克内西及罗莎*卢森堡被自由军团的士兵劫持到柏林的The
Eden旅馆, 被拷打及盘问了几个小时后遭到杀害。"
德国魏玛共和国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左派呢？当然，这是德国中派打击左右，寻找中间的一次政治尝试。这个尝试完成在艾伯特的手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年2月4日－1925年2月28日），生于海德堡，德国政治家。1913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18年革命爆发后，组成社会党联合政府。1919年艾伯特协助制订魏玛（Weimar）宪法，并被推选为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在任期间受到左右两翼的攻击：左派以其曾镇压工人起义并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及罗莎*卢森堡等知名左翼领袖而指责其为"革命的叛徒"；右派以其在十一月革命时曾强令德皇退位并与协约国签署和约为由指责其为"民族的叛徒"且对其提出起诉。"这里的提示是，首先，容共于德，是存在的；李氏被容，是德国国会认可。二，李氏容于共而要做大于马克思主义，消灭所谓法权制度，消灭私有制等等，于是，受到右翼攻击，消灭之；而右翼，又打击中间之艾伯特，导致后来魏玛国之倾覆。最后，坊间所谓台尔曼做大，会导致希特勒式微势弱的说法，十分可笑（见《炎黄春秋》）；共产党，还是纳粹党，这是一个问题。综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比较明显。孙文容共，不是其独特发明，不能完全追究他的单纯的误打误判。再是，孙文容共于军校，于军队和后来的国家组建之中，才是一个错误甚至罪行；这是所有欧洲容共主义者不能接受的要求，因为军队国家化是其秉承的政治常识。但是，孙文对此要付出多少责任和罪责，我看，要将之放在全世界容共的大思潮里面，反省之，追究之。不然，你可以原谅孙中山容共----同时，也向世人说明，"中美国"（也许，美国重返亚洲的做法正在改变此局？）双边相容一旦被接受，而且还要发扬光大----请问，国人与老美，如果这样提示于辛亥百年，那么，研讨孙文容共问题，就会是同语反复，毫无价值可研之。虽然我们尚未举出美国共产党的衰落和完蛋。这并不重要。资本和革命（共产主义资本双向导向国家）的辩证法研究了一百多年。从哈默到洛克菲洛，从花期到汇丰......列宁主义，毛主义和美、欧资本的勾结，才是孙文勾结列宁的潮流使然。这个课题不深讨，何谈其他。得出的结论，也十分明确。中国立国之基，之思，之则，没有面对社会主义思潮的任何经验和常识。从孔孟哲学中得出的亚社会主义思想，在维护专制负面遗产上，呼应了所谓的民主变民粹；民主常识的普及，知识分子做得极差，极浅，极端；故此，德莫克拉西，变成德莫克拉"贼"----民主变成民粹----民粹变成极权；这就是以往的历史。这也是孙文三民主义不能解释民主，民粹之缺陷。反思和纪念辛亥革命，这个反思唯此为大，不可或缺。不然，民粹＋极权，双向夹攻，中国历史还会倒退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