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容共问题探索

孙文容共问题探索

今析抓捕四人帮

抓捕四人幫的結果

（大陸）劉自立
　　
        被黨內權爭利用的民意

　　抓捕四人幫，不是一種「合法」變革，何以受到人民群眾歡迎？因為他推倒了毛主義強極權主義統治。但是，抓捕四人幫既不是民粹主義行動，更不是民主程序之施行，而只是一場「正面」的宮廷政變。這次抓捕，如果說有什麼民意基礎的話，不過印證了人民對於文革的反對。那麼，這場民意運動有什麼跡象可尋？有。這個跡象就是「四‧五運動」。四五運動是不是直接導致毛的民意基礎崩塌？回答是，一半一半──就是，四五運動開啟了對於毛的嚴重質疑和否定──但是，對於毛黨的質疑和否定呈現什麼狀況呢？可惜，這個狀況並不樂觀。我們看到，第一，四五運動的首要寄託對象是鄧。第二，人民運動魚龍混雜，並無明晰的反對派綱領和反對派運動登場。第三，他們反對毛，肯定黨的政治傾向十分明確。故此，在延後抓捕四人幫和肯定毛的矛盾舉措之中，黨從中漁利，使得事情完全按照黨的意志發展。第四，在黨內關於改革的爭議中，胡、趙派（自相矛盾）並未組織強大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組織之；旋即，讓另外一個超強寡頭統治了以後的中國。這是人們在樂觀其成的抓捕行為以後，發現的一個跡象──人民，被裹挾在推倒四人幫的行為當中，成為抓捕合法性的來源──而這個合法性，正是讓黨代替民主程序的另外一個開始。

　　這個結束的開始，也是開始的結束。毛「反對走資派」的行動停止了，人民開始讓鄧「走資」──這個走資帶來以後的一切問題，災難和屠殺（六四）。這樣，和前此毛鼓動（讓）人民起義一樣，鄧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切的抓捕歷史之端倪從中覓出。我們稱之為「人民文革」讓位給「人民改革」──而「人民」如何如何，其實，就是人民被裹挾，讓鄧小平起來主宰他們的命運，以致改革做完「第二次掠奪」（公有制──私有制）後，「人民」，再次被推到邊緣狀態，這是抓捕的開始，也是抓捕的結束──是文革改變成為官僚特權經濟的開始──這個開始，如果說和毛有什麼關係，這個關係就是：鄧小平並不推倒四九年毛之易幟帶來的權力「正統」──只是這個正統改變成為利益的延續──因為權、利之間的分梳十分清晰：毛賦予權力／利之基礎；在此基礎上，鄧施行權力／利分配和再分配。一切，就這樣宣告結束了。這是所謂「粉碎四人幫」帶來的全部結果。當再爆發類似民粹運動、例如發展成為「六四」運動的時候，鄧認為，這是又一次文革，於是鎮壓之。故此，抓捕四人幫的真實結果和用意，就是要人民服從運動，而絕對不是朝向任何自由和民主方向努力。

　　俄羅斯普京之倒退模式

　　後鄧局面和毛之政治表面天壤之別，其聯繫要素，就是權力和黨治的一以貫之的所謂正統地位。抓捕「四人幫」成為黨（和黨內大佬葉、華、汪等）施行改朝換代的一種變通；這個變通，絲毫沒有更改黨主宰一切改革，一切法制，一切之根本。故此抓捕一事，不能給予過高的評價。其帶來的問題，遠遠超過要解決的課題。這些課題是，一，中國反對派運動之根本何在？是不是可以繼續依附在所謂黨內改革派的身上，而做所謂的皮──毛關係論，出讓真正反對派的政治權力。二，如果極權主義內部，根本不存在反對運動之政治實力，那麼，以後，所謂民主政治的制衡可能性，如何出現？也就是三，我們所謂戈爾巴喬夫模式，是不是會因為他們蘇聯本來就沒有政治反對派、政治反對黨，從而形成即便出現寡頭改革，其後之命運，還是因為沒有民主制衡的政治實力而導致戈式改革，轉位成為普京之倒退模式──這個模式，就是其「政權黨」凌駕杜馬和司法之戈氏所謂「俄羅斯沒有民主」（沒有司法，議會獨立於政府）之政治模式。（見其最近談話）

　　這是問題的關鍵。我們看到，俄羅斯問題的根本，就在於他們除去列寧的、托洛茨基的政治運作以外，所有的路標派、巡神派和赫爾岑，杜，車，別派，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對派、反對黨，而是俄羅斯虛無主義分子的清談沙龍。這樣，事情發展到赫魯曉夫和戈氏，並未發生真正的改變。於是，一頭獨大，獨強，獨弱，獨在的改革，被普京輕輕一煽，隨即灰飛煙滅，而轉變成為另外一種俄羅斯獨裁統治──也就是索爾仁尼琴所謂其上層三百人之「惡貫滿盈」的統治。於是，俄羅斯的今天，是不是成為我們「人民改革論」、改革家的明天？換言之，如果我們中國人，一直以來停留在所謂依靠葉帥、或是什麼帥來帶領我們改革、抓捕、變通──讓他們主宰一切，而不像一切的民主國家，一切的民主歷史，一切的民主變革那樣，「要為反對黨架起金橋」──那麼，我們最後就會看到，即便中國出現了戈氏式人物，他們，最終還是會回到俄羅斯式的普京模式而無其他──這個模式，就是所謂富人、黑幫、黨閥三行組合的民主膺品和自由偽裝，這是中國人民主自由抗爭又要付出的代價嗎？

　　天安門流血宣告了不幸的循環

　　我們在文革過去四十五年的時間裡，應該對所謂「粉碎四人幫」這件事情，給予重新評價。一個明確的啟示是，正確評價和回顧黨在易幟期間其建立「合法性」統治的各種手段和目的。在此階段，黨總會做出多少出軌和冒進的舉動。例如蘇聯、斯大林是建立東歐「聯合政府」之首創者。這個聯合政府，就是短暫容納共同反對希特勒的東歐非共產黨人與共產黨人一齊組建的政府形式，直到利用價值完結。這個方式被毛澤東照貓畫虎，為他所用，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再如，毛為了確立自己統治的合法性，要實行土地私有制於須臾。最後，他卻將之推翻。諸如此類。這就和鄧治前期，允許民主牆，允許某種社、資不爭，允許某種務虛和務實如出一轍。但是這種時期，稍蹤即逝。仍然歸於獨裁，鎮壓，要穩定……於是，所有粉碎四人幫，改革大開放等等禮炮花絮，都隨著天安門的流血，宣告完結。不幸的不是流血，而是那些隨著粉碎四人幫起舞至今之人物和派別。他們以為政治的「小陽春」就要出現，就要到來，他們說，現在是中國政治「百家爭鳴的前夜」，……救世主就要從天而降，解民於倒懸。天啊！

　　請問國人，這可能嗎？

中国何以没有阿赫玛托娃？！

中国何以没有阿赫玛托娃？！

刘自立

中国是一个诗国；从诗经、离骚始；这是专制主义文化大国定位文化，文明和道德大内涵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一诗歌精神，来源于她的的诗歌土地和建筑，即反对皇权和受皇权呵护，抵制乃至摒弃之多项并存的复杂体制结构。这个过程延续了几千年。使得中国文明成为跻身于世界文明的轴心文明之一。这个过程，在20世纪出现极权主义以后戛然中止。三千年被对峙于几十年的毛统治及其他。二十世纪到来的另外一种文化表现是，就连西方也出现了使用极权主义语言和理据来反对所谓专制压迫的文学主张。这就是负面现代性猖獗的时代。在此时期，附和合法西斯主义的诗人如庞德等人，公然成为墨索里尼的宣传机器，叫嚣其纳粹、乌托邦的东方精神，日本精神和中国精神（要带引号）——另方面，以哈耶克等人为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庞德的丑陋行径予以严厉抨击（ “英国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在其《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用一条小小的注释，对老庞可怜的经济与社会思想以及他的对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所做的荒谬的否定，如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看见了无数诽谤密尔顿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并且他们当中的第一人，庞德是这次战争期间从意大利发表广播演说的人。这或许是深有意义的。’”（刘自立 《庞德之所谓——读《庞德诗选/比萨诗章》）在中国，一种毛派知识分子叫嚣的文化批判论和文明中断论，将共产党执政与否定传统文化的轨迹一二结合，造成四十年代胡风等人的极左鼓噪，继而将此观念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后。中国朦胧诗的崛起，将此中断加以某种中断；但是，在其内容和形式（诗歌体制）的探索上乏善可陈；且与两千年辉煌诗歌榜样形成不对称的弱势朦胧——事情不止于此——六四以后，朦胧诗的全面退化，说明这个崛起先天不足，后天可鄙。现在，中国有没有诗歌，姑且成为一个严峻的课题，留待回答。

在此意义上，我们提出中国没有阿赫玛托娃的命题。这个命题和中国诗人今天的全面退化直接关联。这种退化首先表现在朦胧诗人主将的招安，和其他较次诗人对于中国民生和政治课题的执意回避和取巧。那种喊出六四抗争呼声的诗歌精神，正在被六四以后歪曲出现的解构主义，取消主义，生存主义乃至新左观点所取代。很多在外、在内的诗人业已投靠官方的观念，形成诗歌“纯文学”非现实的枉谈罔论，那就是，他们不再具备朦胧诗早期，倾向于冲击正统（中共）的文学和精神攻势，反倒成为各种犬儒主义，规避主义甚至投机分子的藏污纳垢之地，且在唱出现今所谓的“盛世之歌”以后，纷纷然导向无价值解构的虚无之乡和招安之地——这些跟在海德格尔身后的所谓精神、文字和主义投机者，真正成为海德格尔强调“人在”而导向“超人”现实的歌德者。他们的行径，是十分清楚的。在以诗歌无病呻吟的同时，拉开和中国现实的距离，甚至投向权贵和党阀，使得中国早期朦胧诗转变成为对于中国政治的0存在之真正朦胧载体。其中，语言游戏，价值戏谑和文字堕落俯拾即是，不堪入目。在此中国自由主义或者民主呼声高蹈的民间抗争中，中国诗人，基本上置身于外，且对此现状发出扭曲和粉饰的不和协音。所有过于自我中心和将诗歌文本政治化的企图，呈现一种文学和政治比较关系的颠倒状态（政治化文学的精神路径之不通和文学非政治化的逃避路线之同样误导），使人不得不对俄罗斯诗人，小说家和音乐家的反抗世纪，倍加怀念之。那就是我们所谓的阿赫玛托娃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并不因为她们的文学精神的张显找到实际上的俄罗斯之政治路径，但是，这个相对于中国文学现状的天地之别，还是让人不得不反思其中的缘由和秘密。

这些秘密是，俄罗斯虽然缺乏政治路径可以反抗沙皇和专制统治；但是，俄罗斯反抗精神却始终在维护沙皇文化和抵制列宁涂炭文明之间性关系中摆动。这个摆动当然首选巡神派的精神上帝，俄罗斯上帝和彼得堡莫斯科第三第四罗马之追求；另外一面则是俄罗斯精神领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双面人角色：他一方面说，沙皇流放甚至处死他他是“罪有应得”；另外一方面却积极支持炸掉公爵的暴动行为……这个对于专制不能走向极权的担忧，成为老陀复调小说中最为精彩和深刻的内涵。故此，这个反对沙皇的观点，却是这样来发展和延伸的——索尔仁尼琴以揭露古拉格群岛证明了比较沙皇专制残暴万倍千倍的斯大林制度。故此，在此文人群像中凸现了这样一些人的存在；姆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梅耶赫德，肖洛霍夫，阿赫玛托娃，曼杰利什塔姆……我们知道，俄罗斯反抗精神的传统在此斯大林时期并未过去。众人皆知的、阿赫玛托娃写作《安魂曲》的故事——“早在苏联内战时期的1921年，同为著名诗人的丈夫古米廖夫在圣彼得堡被警察秘密逮捕，罪名是“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不久即被处死，年仅35岁，据说命令是列宁直接下达的。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阿赫玛托娃唯一的儿子列夫，又以“莫须有”的罪名于1935年和1938年两次被捕入狱。为了看望儿子，阿赫玛托娃不得不在探监队列中度过了17个月。

“儿子的被捕，成就了阿赫玛托娃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诗人将个人的罹难、民族的厄运和整个人类的罪恶与救赎融入诗句，以民间哀歌的形式，表达了大清洗中成千上万人的巨大悲恸。诗中写道：我呼喊了17个月/召唤你回家/我曾给刽子手下过跪/我的儿子，我的冤家。母亲下跪备受屈辱的意象，成为一位母亲肝肠寸断又无能为力的最后控诉。/“1935年至1940年写作《安魂曲》期间，阿赫玛托娃必须异常谨慎，她总是将诗稿诵记于心，然后毁去原稿，否则诗篇一旦被公开，她和儿子的生命都将岌岌可危。很长一段时间里，《安魂曲》也只是一部在民间秘密流传的作品，直到1987年，才得以全文发表，而那时，阿赫玛托娃因心肌梗塞病逝已21年了。”（资料）据说，她是在看望系狱之子时被人问到：你，能把这些写下来吗？以后，写出这些诗歌的。类似的故事很多。但是，相比于此，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景致：“人民网西宁 8月8日电 今天上午，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西宁隆重开幕。青海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等领导出席剪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骆惠宁分别致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吉狄马加主持开幕式。……中国的北岛等9位著名诗人走上诗歌节高峰论坛”……——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试问，阿氏会和镇压她和古米廖夫（被列宁枪毙）的日丹诺夫或者苏斯洛夫齐头出面任何文化类节目吗？这是一个可悲的信号。不管编辑什么诗集，你也要向外国读者老老实实地交待，在中国诗人圈子里、官方宣传圈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这些诗人和鹰犬沆瀣一气的事例，比比皆是。那些共产党桂冠，也业所谓诗人桂冠一起，被扔入中国诗、政界这个大染缸。如果不行文于此真，此悲，此情，此景，且追问其中诗人大退化，大堕落的缘由，任何将他们这些枭小和屈原，李、杜比附的调子，都是很差劲，很无聊的举措。

俄罗斯精神贵族并未产生任何奴颜卑膝的实利主义投靠。不管他们和斯大林之间如何捉迷藏，穷于应对或直言敢谏（如，尤金纳，一位勇敢的钢琴家就直接写信，抨击斯大林是俄罗斯人民的罪人！！！……），让他们屈膝权贵，和KGB和俄共官员弹冠相庆，是万难可就的。就连斯大林的女儿也说——在接受采访时——“面对来自俄罗斯的电视台记者，斯韦特兰娜开门见山:‘您很幸运，我同意开口了。我一般不接受采访，记者们总喜欢添油加醋，乱贴标签，我不喜欢。我之所以同意和您聊，是因为您叫我斯韦特兰娜，另外，您很年轻。’/“采访伊始，斯韦特兰娜便声明她只讲英语。但是谈话中间，她常常从一种语言跳到另一种语言。/“斯韦特兰娜说:‘我拥有美国公民护照已经30年了。我不想讲俄语。我一直憎恨俄罗斯，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无论怎样，我永远都不会回到俄罗斯。我已经不是俄罗斯人。’”……这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有几重含义。一，斯韦特兰娜并不承认可以回到不曾改变的俄罗斯——虽然，后来索尔仁尼琴回去了，但是他坚持批判普京“恶贯满盈”——她的憎恶把苏联－俄罗斯区隔清楚，并未把孩子和水一起泼掉。二，斯韦特兰娜不是追述那些党内改革派和党内良心派，她否认俄罗斯这个制度，国家甚至民族之一部分人——这也和来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上帝论不尽同调；老陀徘徊于自由主义批判和沙皇批判之间——因为，就连索氏，也时时动摇于斯大林和俄罗斯之间。三，她更加不会和任何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握手言和。诸如此类，让我们看到了，虽然观点不一，态度迥别，主义更异之俄罗斯知识分子们，他们的所有领袖，不管是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陀氏，托氏，果戈里，普希金；还是主张暴动和斧子的赫尔岑，杜，车，别，甚至是斯徒卢威，马尔托夫（列宁给他发放了逃离苏维埃的签证），普列汉诺夫（他的临终嘱咐之大明确，大反对于列宁），都是毫无奴颜媚骨之铮铮“道家”（道德家和精神家）。中国极权主义和俄罗斯极权主义辖下的知识分子性格，立场和骨骼之异，也是我们应该研讨的极权主义理论中应有之一节。这一节不作清理，很难发现和发展“独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而最终导向中国传统中非屈原、非离骚的负面因素，犬儒主义和招安主义。

难道不是吗？

心灵救赎和政治解放

心灵救赎和政治解放
——读张敏《走向开端》书稿
作者：刘自立

张敏先生示其书稿于我。拜读之。知道她的心路历程和政治走向。大致是这样的——
童年。“老北京，西四牌楼北边路西，有一座西式两层（另有地下室）的红砖小楼。 童年，跟着外公去教堂，我还没上学。”……（张敏《走向开端》/下同）
青年。“1966年8月5日，我和許多“黑五类”同學被押到操場上，看校领导和老師挨批斗，挨斗的被称为“黑帮”。

“八月的烈日下，女校長（当时的副校长，学校无正校长）卞仲耘被自已的一群女學生毒打。同学挥舞着从木工房拿来的破旧桌椅腿，上面带着钉子，打在卞校長身上。鐵釘刮破她的衣服，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
卞校長當晚被送进醫院，宣告死亡，其实送进醫院之前，已经死了。她是文化大革命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
中青年。“六四后逃往莫斯科。“
晚饭后匆匆赶往教堂。第一次去，走了弯路，迟到半小时才找到，是南韩人的教堂。有位音乐博士正弹钢琴。“莫斯科华人教会”昨天成立，今晚第一次布道，约有五、六十人参加，其中有几位星期天要受洗。布道后教友到一楼喝饮料、座谈，与从普林斯顿来的刘蓉蓉、傅立诚相识，他们与苏晓康、远志明等都熟。

“ 一个月又十八天没写日记，这是离京后从没有过的。

“上帝救我，让我巧遇他们，六千公里以外来的上帝的使者。
 中年。“赴北美。“温哥华碧空湛蓝，海湾水天一色；即使是冬天，城内外随处可见松墙和草坪的翠绿。

“我们全家迁到溫哥華，我应邀在維真神學院中国研究部作訪問學者，第一個課題是，从基督教学人视角，看中国大陆近几十年婚姻家庭方面的問題。
“此前，从朋友处得知，早在一年多以前，美国国会就开始讨论是否组建“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已有朋友向组建方推荐介绍过我。”

“我不知道，神究竟是悦纳我修读神学作传道人？还是让我回到原专业，去电台工作？”

“只有听候神带领。

“能想到的无非是非此即彼的二选一，抑或还有另外我想不到的第三个去向，但我无论如何想不到，前面的两种可能还会合二为一。
“在中国研究部用六个月时间刚刚作完预定的第一个课题，我收到台福神學院的錄取通知書。”……

这是一位基督徒的世界性漫游，寻觅和得道经历。

这个历程中有三国、两岸的全球选择。这些国家就是中国母国，俄罗斯和美国（含加拿大）。于是，我们从张敏的人生路线图找到一种定位：政治的反抗和宗教的皈依。这两者的关系，困扰这三个国家百年以上。其中解决之之最好典范，就是美国。美国的宗教和政治集合与分梳导致其社会、个人各司其职，各领救界而顺畅发展。俄罗斯，则不同。张敏虽然受启与斯，却不能拿之与美国相比。回顾一下，我们知道，自从俄罗斯人开始反抗沙皇帝制，主张革命和造反者有之；主张俄罗斯上帝救赎之，创造之（地上天国）者，有之。一部俄罗斯历史，象征着巡神派，路标派抛弃政治路径和政治价值，寻找俄罗斯解放而归失败之结局——这个结局就是，“红轮”碾压下的列宁主义和涅卡耶夫主义暴力肆行的历史——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都无法逃离这个暴动——这个历史也是，戈尔巴乔夫模式轻举业已让位于普京模式。

正是这样一种为其列宁主义才创造出来的俄罗斯反政治，反革命，反改革路径，使得俄罗斯宗教救赎事成双轨。一面，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对于沙皇的二律悖反态度——他支持革命，也同情帝制——他的自由主义和保皇主义齐头并进（见其《群魔》等著）。而索尔仁尼琴，在反对美国和苏联双重“罪孽”上，完成了他的古拉格批判与“红轮”记叙。时至今日，莫斯科反对派依然像十九世纪末叶那样不成气候。普京模式正在轻而易举地取代戈尔巴乔夫模式。就连戈氏自己，也批判了现今俄罗斯非民主体制之实质（见其在俄罗斯《新报》的近期言论。）

故此，张敏的真正获救，既然，不可能在俄罗斯，就只能在加拿大和美国。美国的宗教精神遍布美国各界，含其基督教、天主教和清教等。美国开国元勋的杰斐逊等人，一度修正教义与圣经（出版圣经洁本），但是，美国政教分梳的成功，导致这个青年国家并不因为人文和宗教，政治和宗教的博弈对峙和分梳而丝毫显得尴尬和棘手。他们在超验－经验世俗－圣界之两项上，抽放得体，运用自如，使得以下课题迎刃而解。这些课题是，如果个人祈祷带不来解救，社会如何适应个体；反之亦然。这个问题，在政治层面之个人—团社课题解决以后，即告完结——因为，个体主义滥觞和成长，势必结合结社/集体自由的完善；反之亦然。

二，美国人文主义继承了欧洲启蒙运动对于宗教的批判和继承——这样，白璧德等人在一面批判宗教弊端的同时，将极有可能，转变成为卢梭式人文克里斯玛情节（人称上帝：后来的希特勒列宁毛……）之严重批判，揭露和埋葬，对极权主义个人崇拜予以及时制止。

三，美国人承当欧洲复兴以来的一切美德，使得个人解放和社会解放，做到了基本实现。换言之，这就是张敏之所以得救的政治契机所在。我们说，保罗在世纪过后到达雅典。他的雅典批判正负兼俱：“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负担就很重。虽然雅典是文化、教育和美术的中心，但保罗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他没有用时间四处观光。
“一七23 保罗想到所见的偶像时，就记起遇见过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他知道上面写着的几个字正有助他开始传讲信息。从上面写着的字，他洞悉两个重要事实。一：神存在；二：雅典人不认识神。保罗随即向他们讲解真神，就很自然的了。有人说过，雅典人对神的忠敬，象一条方向无定的溪流，但保罗把这条溪流引入正道。”）（《使徒行传》）——但是，希腊民主和自由改革之路径，业已历经世纪前四五百年之磨炼。也就是说，世界普世价值之创造，政治价值，先于宗教之（基督教）。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中来到雅典，时间约在公元49年末或50年初……注意：伯利克里改革，约公元前495年—前429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公元前6世纪——梭伦改革，约公元前630—560年……；而基督教后来居上，实现了他的正、负两面的、比较保罗更加广泛与之之世界化，全球化。这是一种吊诡。我们没有权力批判这种神秘性。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基本上呈现如下状态。

如果政治价值被长时期搁置，延误和歪曲（从政治正确论政治——阿伦特主义），那么，宗教上规避政治的路径，就会同样被延宕和挫折之；换言之，如果张敏先生无法得到双向的皈依和探求——一如我们的林昭，我们的遇罗克那样，只是在满足心灵索探上完成他们的救赎，那么，他们所在之监狱围墙丝毫不会因为他们的精神得道而塌毁。同理，如果张先生现在极权家园，她的自由之声和自由解放，也丝毫无法实现。这是一个常识。所有反对专制和抨击今天的批判家和作家都可以严厉抨击现行欧美制度。但是，他们无权、也无法、推倒和翻新到一个新制度。这就是欧美的幸运和宿命。因为，他们的政治价值，早于耶稣，就既是如此，不能更改。一切其革命，改革甚至某种改制，都是要回到希腊民主传统而更新解构/结构之，并非其他。

于是，我们进入以下难点。俄罗斯没有政治价值传统；中国呢？

中国传统的轴心文化价值，是被历史礼刻在纪念碑上的（见雅斯贝斯）。但是，这个专制主义的文化载体，在近代，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和摧残。张先生所谓文革，张先生所谓六四，就是这个悲剧的延伸。故此，宗教课题如何集合中国之政治课题，是不是张敏得救于美国，而林昭，遇罗克势必不能得救于中国呢？这就是因为，一，中国不是希腊；没有早于耶稣的任何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和政治载体（民主载体），可以借鉴。二，前秦之殷商周之祭祀文化和禅让制度，顶多只是一个亚民主文化，且被“周礼”之人文主义颠覆。三，近代中国之宗教精神，被克里斯玛取代，难以恢复；即便恢复，也不该是复辟专制主义文化道路，只能是民主自由选择，一步到位。等等。于是，张先生之“走向开端”，却在这个意义上被坎坷被困顿。我们说，所有在美国、在欧洲的华人得以解救，是因为他们附和了那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和宗教皈依。而问题对于我们是要针对母国，针对中国，针对这里。

这里，分叉另外一个话题。如果耶稣要“二度来临”；如果过去的索多玛被合理摧毁；如果希特勒是上帝之鞭—— 一切之古拉格，一切之奥斯维辛，又该如何诠释呢？《倾向》杂志一度展现这些观点于兹。……欧洲幸存者说，正是因为坚守信仰上帝之道德观念，我们才存在、存活下来——与其对峙之说法却是，何以上帝要惩罚五百万犹太人而置其求救于不顾、这是圣经历史的重复，还是放弃——放弃历史，完结极权？——这是一段永远说不清楚的承重话题——所有话题没有不可承受之轻，只有不可承受之重。故此，我们不能完全缠绕在圣经“元语言”（——本雅明说法）里实行今天的经院哲学之辩论。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和素养。因为，政治路径带来的文化宗教结构和解构，让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政教分离和民主成功。这个政教分离的事实，就是以政治，以常识，以人性，以法规，从政治路径之达成而复归宗教和信仰。

这个过程好像弄反了；其实不然。

这是21世纪政治－宗教对弈之辩证法。

——《纵览中国》首发 ——

普京与“政权党”的政治倒退

苏联改革模式开始解体
——普京与“政权党”的政治倒退

 

 

一

苏联改革时没有反对党（保守地讲，是发育不足，如下述）。这是一个重要考量。没有反对党的政治改革，也能多少产生一些变化，甚至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这个改革之天（俄罗斯正统），改革之地（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却不是西方政治宗教之应有之天地，是改换了门庭却不改院内体制装潢和布置的一种奇特之外观演变。这个外观演变的实质，就是导致民主的名存实亡，导致新专制主义政体的崔生——这个政体的准确内涵，既不是简单的斯大林主义复辟，也不是彻底反斯大林之反复辟——这和普京这个前KGB特务对斯大林情有独钟不无干系。虽然如此，俄罗斯变化之忧，变化之喜，直到今天，还是充满变数、值得辩论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围绕何以经过长时间政治较量和试验，普京主义终于东山再起，几乎遮蔽了俄罗斯民主。

这次普京宣布他和梅德维杰夫的总统总理双簧戏之预演，证实了俄罗斯朝向专制主义传统开始起步走——至于他是不是会转过专制径直走向极权，人们要拭目以待——因为，如果普京的党阀党统党治一旦长久维持一个名义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多党治，那么，这个名存实亡的“多党治”，就会转向实质上的一党制而彻底覆灭俄罗斯改革。这个改革起源于赫鲁晓夫之批判斯大林；而后，赫鲁晓夫镇压了匈牙利同样的改革且绞死纳吉。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如何估价，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在此课题上，俄罗斯弱极权主义之赫鲁晓夫统治，批判了中国的文革，大跃进，文化摧残和人头迫害，是肯定赫鲁晓夫的另外一个侧面。戈尔乔夫的改革，和赫鲁晓夫的改革之关键路径和内涵是一致的，其从头到尾乃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有异于一切走上民主道路之反对派政治。我们说，俄罗斯改革之前并未形成一个反对派政治。于是，俄罗斯政治变化缺少了普世意义上的反对党政治方式和实质。这是他们的改革之所以会十分容易走回头路的基本原因。

相反，从历史的常识和国别的革命、改革出发，加以观察，人们发现，民主实现的路径莫不是自下而上的反对派运动催生之，逼迫之，导致之。这是政治理论和社会现实的要求，也是历史常态、社会阶级分立和政治阶级权限使然。换言之，西方共和意义上的财富，权利，个体，契约的产生，导致自古代以来民主之基建立于共和规制之上之根据。这个共和规制的内涵，就是允许各阶级共识权限，以为其立法和立基之根本；而各阶级立法权力的实现，就是施行民主程序和（后来）代议制选举之政制；这个政治的代议制内涵和本质，就是要允许反对派和多元化的政治存在（代表之涵义在此）。多元化政治存在的历史不是自然形成，而是倚仗反对派势力、实力和发展为之争夺，为之抗争而形成而奠基。这些例子，本于一切走上民主的国家之政治路径，唯独可以排除苏联的所谓改革——当然，也排除中国改革之伪善和积弊性质，自当另言。

我们看到，英、法革命以前几百年的议会政治（即反对派政治——含教派皇权的最初对立、制衡），在基础上形成了多元政治。

美国阶层和阶级分疏，直接派生出美国的两党党政治：托马斯•杰弗逊建立了以自由职业者为主民主共和党（民主党）。投机家，商人，投资者，南部的大地主则参加或拥护汉密尔顿的联邦党（后来的共和党）。使华盛顿期望的一党制度落空。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期成议会”之大隈，板垣之反对党性质，也同样明确。含南非（曼德拉的政治势力），含印度（甘地的政治势力——相对于英国殖民当局）等国家之反对党制衡当局的政治演变模式。

所有这些反对党政治，不单形成了他们日后民主政治的前提，而且继续、继承了西方原自古代（希腊民主），中世纪（中世纪自由市自由港等）民主自治之传统。这是俄罗斯政治历史上本来阙如，后来也并未发展成型的政党政治之规制，之运作，之制衡。俄罗斯反对派之列宁主义，最后取消了他们主张的、甚至是苏维埃政权性质，转换为取消苏维埃的列宁主义专制——而更早的巡神派和路标派，排除了政治路径的世俗化抗争，并以躲到巴黎以宗教口实咒骂苏联为其唯一能事——而这个传统，负面增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让出政治斗争的党派实践而崇尚文学宗教和虚无清谈的某种虚幻主义。于是，肇始于戈巴乔夫的改革，并未逃脱俄罗斯政治的宿命。也是其改革模式之所以脆弱，积弊，危险所处。这是一个历史比对的课题，自然可以深究严索。我们说，如果出现对于俄罗斯政治改变的盲目肯定，而忽略了上述多党政治的前提之阙如，之反思，之追索，人们奢谈转型和改革的妄议就会泛滥；而这个泛滥，就会为日后中国改革“不需要反对党/派”，提供理据和口实；这是危害巨大的一种虚妄。

二

国人说过一句话；这句话现在变成三句话。一句话是，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句话“被”实现了——被毛泽东实现了，在那个众人皆知的1949年（虽然，以后发生了拥护和反对苏联的种种盲目言行……）。

第二句话，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句话的俄罗斯就是指戈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之俄罗斯。这个话又被1978—1979年的邓小平改革落实为钱、权改革和劫掠（第二次，从国有制向私有制的劫掠）。

于是我们现在要看第三句话如何被－落实。这个“被－落实”，内涵更多——他直接接轨于普京的政治倒退——如果这个接轨被实现，那么，三次之今天，之明天，就会完全成为被和谐，被变型，被堕落的社会倒退和政治（负面）转型取代。

而这个负面转型带来很多值得人们深思的重大课题。第一个课题就是，中国人膜拜的苏联和俄罗斯改革模式究为何物？他和西方民主化，东方民主潮流是不是一体多面，可以模仿，可以照搬的货色？抑或，这个俄罗斯/苏联改革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虚妄和伪装的转型——这种转型，不过是专制制度本身的一种演变。于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普京模式是不是沙皇专制模式的重复；这个普京的改革是不是倒退于沙皇，抑或是倒退于斯大林……这些，当然有待人们进而探讨。二，我们说，如果这个课题转向中国改革，人们又要如何思索和定位。就是，中国政治改革是不是可以简单复行苏联模式，施行不要反对派的，自上而下的变动和发展。这个苏联原理究竟如何定位中国（温改革？）/俄罗斯普京政治于今天；这个普京政治模式是不是中国政治的明天？……从几个方面看待这个课题。首先，我们看见戈巴乔夫自己否定了俄罗斯现政治；谓其不具备三权分立；虽然，这个说法并未一统于俄罗斯知识界，也并未一统于关乎其类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是，戈巴乔夫这位改革鼻祖确十分明确地否认了他的国家现在不是民主国家；开始于他的改革，于今转向三权分立之废；他的话言之凿凿，让人警醒。

今年3月2日，被誉为冷战终结者和苏共掘墓人的米哈伊尔‧戈巴乔夫在自己80寿辰时曾对当前俄罗斯的民主现状及现任领导人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再度提出批评。他说，俄罗斯的民主是刻意模仿的，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议会和司法部门都不能独立于政府的意志工作。他还指责现任总理普京和总统梅德韦杰夫“攻击自由和人权”，让这个国家倒退回到了前苏联时期。俄罗斯现在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包括食品、药品和能源价格飞涨，“说得很多，但是什么都没有做”。

“国会、法院、总统、总理等等，我们应有尽有，但这些都是赝品。”戈巴乔夫说：“我们有机构，但无法运作；我们有法律，但无法执行。”他认为现在的团结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如同共产党的翻版。目前俄罗斯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仅是在学着西方做样子。”《新报》（Novaya Gazeta）

我们早先引用过俄罗斯文豪抨击俄罗斯先行政治制度之说法——“在一部采访索尔仁尼琴的访谈片子里，这位几乎很少言及各国政治制度细节的伟大作家，却对他自己国家的体制，发出不满之声。首先，他扬言西方资本一直以来就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第二，他们自己的国家资源被‘三百人’高层所垄断；三，这些人收受贿赂，恶贯满盈。”（《对话索尔什尼琴/The Dialogues with Solzhenitsyn》－2007年版/刘自立《俄罗斯思想辨正》）

于是，这些“恶贯满盈”的普京们，还要被支持他的人（含中国人）如何吹捧、肯定和渲染呢？索氏2007年时，并未预言以后普京们上演的寡廉鲜耻的所谓选举和再任丑剧；但是，既然是恶贯满盈者执政，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留给俄罗斯人，留给世界。一个侧面的观察是，内政延续外交的观察，现在可以稍稍倒装一下，变为“外交反射内政”，揭示内政，暴露内政；也正好说明俄罗斯屡屡和中共共识、共性、共行之极权，专制共演，他们一起反对人权，反对自由，反对美国；最近的例证是——他们在联合国共同反对制裁和谴责叙利亚屠杀政权的倒行逆施，并为阿萨德的类似卡扎非的“六四”镇压，寻找合法性——这当然是联合国这个机构，反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荒诞版本的再次出演。而所有这些细节，雄辩地证实了俄罗斯现行政权的威权性质或者黑帮性质——他严重脱轨于世界人权良知和政治普世规则。这个外交反衬内政的例子，从属于一个概念，就是列宁宣称的、“变世界大战为国内革命战争”——这个例子也说明了中共外交和内政的一合。（一直以来，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契合与分疏，是中国学人很少涉及的课题。这个课题，除去李慎之先生言及于兹，很少为外人道——我们中国人一直在回避和忽略这个课题。从几次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到周恩来的大规模出访；从中共加入联合国，到六四以后的中美外交关系；诸如此类的外交如何折射了中国的内政，是乃国人学人语焉不详的盲点。这个盲点自然含括中俄之间一系列反美，反欧的外交契合和外交沆瀣。）这种勾结，难道仅仅出于偶合，于普京之内政丝毫无涉无碍？那么，除去普京的明确的中俄轴心反美论外，更加具备本质性质的普京内政之由来与发展，又是如何。这当然是本文的重点和关键。我们看到，这个主题有回到苏联是不是具备反对党，反对派于改革之前之课题。这个课题，给中国反对派主张者以何种启示，当然也是本文重点。我们分别予以简析之。

三

有作者十分清晰扼要地解释了普京坐大的实质原因。这个因素就是，普京所谓“政权党”的权力定位；这个定位，实在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无限权力的延续和变种。“俄罗斯政党体制历经4个时期的演变,完成了由无序、混乱到有序、稳定的发展过程.然而,与西方国家传统的政党政治相比,俄罗斯的政党制度存在着明显缺陷:

“其一,政党的发育不足,缺乏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其二,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受到限制。其三,政党与政权相脱节。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议会中首次出现了起主导作用的‘政权党’。为进一步巩固‘政权党’的地位,实现政党与政权、政党利益与政权利益的真正结合,普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措施,其核心内容是:政权可以利用行政手段,对威胁政权稳定的政党实行监督（请看看毛对于八个所谓民主党派的、同样是所谓威胁，监督和使用行政手段……）；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由几个大党组成的多党政体（这几个大党……就是朝向权力党的唯一党制发展的借口）；在政权力量的作用下，促使‘政权党’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这是典型的、回归苏联的政治倾向——‘执政党’之外，一无所有）。但是，普京政党制度改革的结果，一方面，固然有利于加强‘政权党’的作用与政权对政党的控制，但另一方面，也对执政党和现政权的优势地位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挑战，与其说是来自其他势力，不如说是倾向于普京挑战对于挑战的挑战！）”（资料/下同）

这是俄罗斯最终从改革时期，倒退到总统权力高于一切之结果。这个结果的结果，就是政权党＝普京再执政十几年之久。那么，这个结果是如何一路走来？人们只要上溯到俄罗斯所谓多党制度之发端不足，演变畸形和最终形同虚设，即可得出结论——这个结论和俄罗斯人轻视普世价值，民主路径和自由根本的专制主义历史几乎一脉而续之。事情可以从网间刊载的苏联－俄罗斯改革历程之变型记里看出端倪，得出轮廓。我们扼要叙述评论之：

“2002年4月‘统一俄罗斯’党召开第一届全俄代表大会,宣告该党正式成立。这一时期，‘左派’政党主要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农业党’为代表,它们主张: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反对在俄罗斯建立西方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右派’政党主要有‘右翼力量联盟’、‘亚博卢集团’等,它们大多主张激进的社会改革,建立西方式的政治经济模式;‘中派’政党主要是俄罗斯独立后从‘民主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政党,它们大多与官方关系良好,许多中派领袖都曾担任过政府高官.但由于政治主张存在差异,中派政党又可分为‘中左’、中间和‘中右’三派政党;‘民族主义政党’主要指以‘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为代表的持极端民族主义主张的政党。

“从1993年10月到,2000年7月,俄罗斯先后颁布实施了8部有关议会选举的联邦法律和法规,其中都涉及有关政党参加选举活动的内容。

“这主要表现为,1992～,1993年期间占议会多数的政府反对派和以叶利钦为首的执行权力机关之间，围绕国家权力和经济政策进行的激烈斗争以及,1993年12月按照新宪法和议会选举法举行的第一届议会选举.按照,1993年议会选举法,俄罗斯国家杜马由450名代表组成,其中225名代表由获得5%以上选票的政党按照比例代表制的原则选举产生,另外225名代表则在单一选区按照多数代表制原则选举产生。

“1993年十月事件后,一些以极端方式与政府对抗的左派和民族主义政党被宣布解散,另一些中派政党和政治组织也因影响力下降而逐渐停止活动 。”

这是一个大致的情形。其中不乏苏联/俄罗斯改革前后各种势力的纠结和消长。但是，这个紧张的关系呈现了俄罗斯改革先天不足的政治发育。所有这些政党，都是改革的产物而不是（改革为）政党反对党反对派之产物。之所以这样界定俄罗斯政党政治，主要可能是，1，如果改革前反对派政治势力并未形成足以对抗政府和执政党的制衡势力，那么，这些反对党沦为陪衬和花瓶的作用就会日益张显而呈现逐步退出制衡游戏的状态。2，俄罗斯左派的实力制衡本身就是右翼势力借口消除他的原因——就像中国模式里面，如果毛派制衡右翼资本集团，这个制衡本身就是缺乏先天的优势和理据，因为他不同于在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博弈世道中遵照价值合法性和政治投机性。3，这个势头的反向作用表现在俄罗斯议会左翼势力的不智选择——这个议会多数导致叶利钦右翼势力做大且直接消灭了本该在右翼势力中寻找制衡实力的一般原则；“占议会多数的政府反对派和以叶利钦为首的执行权力机关之间，围绕国家权力和经济政策进行的激烈斗争”4，这是所谓新式独裁和偏执发效和做大的一个基本原因。5，左翼制衡势力的式微，“一些以极端方式与政府对抗的左派和民族主义政党被宣布解散,”6，于是右翼独裁和普京做大的可能性由此发端；如下绍述：

“2005年4月,普京在访问法国时,公开对媒体表示,他将遵守俄罗斯宪法,不会谋求第三次连任总统职位,但不排除以其他的方式参与政治活动.此间,有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很有可能将担任议会政权党的领袖,领导议会和政府,2012年再谋求第三次竞选总统。”这个猜测不幸言中。普京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企图和实际当选第三任总统，是因为其操作政治游戏，选举规制和凌驾党政之上的准备作业业已完成。

“在2003年议会选举前,俄共曾吸纳了一大批大企业家作为党的议会候选人,试图靠这些有资金、有影响的‘同路人’来壮大党的社会基础和竞选实力,结果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俄共因此发生内部分裂,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也大幅降低.但俄共等反对派政党与大企业家的联合也引起了普京政权的担忧,此项改革可以认为是主要针对类似现象而设定。”这里的共产党（前苏联）和资本家的联合本身就是俄罗斯/苏联，也是中国的特色。这个特色可以发展成为中国式红色资本家和红色血统者、统治者的直接联姻，也可以一如俄国那样，施行所谓左翼和资本家的联合。这个联合举世皆无，是一个也许是必要的政治制衡现象；但是，这个现象以普京消灭之为结束。主要根据就是，普京可以以消灭共产党为借口消灭资本家。这是上述俄罗斯制衡失败的主因。是不是这样呢？可以再谈之。

 “在1993年国家杜马选举中,过半数的单一选区议员是无党派人士；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时,有67位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当选的议员加入了‘统一俄罗斯’党议员团.根据新的杜马选举法,在以后的议会选举中,此类现象将不再会出现”。此即所谓“元佑党人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

“目前,在俄罗斯司法部登记在册的44个政党中,只有统一俄罗斯党(37.3万人)、俄罗斯共产党(10.3万人)、人民党(12.1万人)、俄罗斯生活党(8.2万人)、‘亚博卢’集团(7.3万人)、俄罗斯复兴党(7.2万人)和俄罗斯退休者党(6万人)等7个政党符合新《政党法》对政党党员人数的要求,其余政党的党员人数均在5万人以下,须重新进行登记

“普京 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0年国情咨文。按照2001年《政党法》的规定,政党分支机构的党员人数为100人以上。……参选政党向利益集团‘出售’其候选人名单中的位置(即国家杜马议员席位)的现象在当今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四

普京主义的由来和发展，如何接续，扭曲，叛离戈氏脉络，大致情形如此。我们引用有关学人资料（资料2/下同）如兹。戈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关于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的情形，是这样的，“考察俄罗斯政党制度的转型，必然要追溯到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根据１９９０年２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中关于实行‘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决定，１９９０年３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对苏联宪法第六条的修正案，从法律上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承认了多党制原则。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党制度的转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同上）这个开始的结束和结束的开始，业已种下了一如前述之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发端之详。这个不祥的预言为以后普京恢复苏联式斯大林政党，一党制——政权党铺路积石。我们说过，一切多党政治和反对运动，莫不是建立在改革革命政权之前。因为这种反对党的势力之已然化，使其上台以后自然不会被前政权和后政权轻易吃掉和消化，甚至很难透过异化和变型使之变质甚至消泯。

但是，苏联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人道社会主义之民主化，多元化之前提设在戈巴乔夫改革政权之后。这个滞后的改革导致反对派势力自然之未形成和发育不足，历练不够。这样的改革给予中国的启示也是非常明确的。中国反对派现在处于不反对，有限反对和反对之间；其反对党建设基本告缺；即便有一些反对党也无关痛痒。这是极权主义下灭反对势力成功之处。这个成功之处给予中国未来就是普京今天一个极大之负面启示。我们如何因应这样的思索实践和路径，坊间固有探索，还嫌极度不确，不够，不成熟，不建全。一句话，如果这个死结不能释然，未来中国即便改革成功，走向中国普京式道路是毫无疑问的。再就是，现在表露的种种迹象说明，中国反对/绥靖势力之所谓太子党一系，林彪（余党）一系，合作派一系，救党派（民主社会主义派而非社会民主主义派）一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唯独缺少一种真正的右翼普世价值派系，作用于大陆、乡村、城市……。这是中国所谓上下互动改革之必须条件的模糊——而所谓上层改革势力受到极权主义并无改革改良空间之实践和理论双向层面的挑战。我们看待戈巴乔夫改革自上而下的客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前景，因此倍打折扣。这是所谓中国民主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就是一步下陷之二一选择，并无中间道路可言。

续之观察：……俄罗斯政党政治改革之“第一阶段是从俄罗斯联邦宣布独立、苏联解体到１９９３年１２月通过《俄罗斯联邦宪法》。在这一阶段，在俄国出现了成百个、甚至上千个形形色色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它们的政治纲领和主张不一，组织情况也差别很大。（这个现象正好说明革命改革前的反对势力阙如。——自立）

——“在拥护叶利钦的右翼‘激进民主派’政党和反对叶利钦的以俄共为首的左翼政党及其他组织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示威游行等街头活动。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叶利钦总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激化（斯托类平时期杜马鼓吹暴力，渲染革命，支持民粹，取消宪治，反对改革，是为前例；见索尔仁尼琴《红轮》——自立），最终导致炮轰‘白宫’流血事件和解散议会（是为反向西方议会政治之叶利钦政治；这个政治双刃于剑，导致总统权力坐大——实际原因还是俄罗斯没有前改革时期成熟的真正的健全的议会政治所致。——自立）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宪法宣布：‘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每个人都享有自由组成社会联合组织的权利’。这奠定了多党制在俄罗斯的宪法基础。”（有基础还是无基础——这是一个问题。——自立）

——“苏联解体后，以叶利钦为首的右翼激进自由派在俄罗斯掌握了国家政权。”“……２００２年４月‘统一俄罗斯’党成立，从而使普京总统在议会中获得了比较稳定的依靠力量。”普京操控政党政治起步。

——那么，普京的政党特色，权限和地位（相对于议会和政府）如何，资料表明之（同上）：

——“首先，俄国还没有实行由议会多数派政党组织政府的制度。在西方国家，通常由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多数派政党组阁，经议会批准后行使职权。在俄国则不是这样。按照现行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政府总理由总统提出人选，但须经国家杜马同意。如果杜马三次否决总统提出的人选，总统可以任命总理，同时解散国家杜马，进行新的大选。可见，俄国实行的实际上是‘总统集权制’，有的学者称之为‘超级总统制’。政府总理名义上同时对总统和议会负责，实际上只对总统负责。现在的卡西亚诺夫总理就是由普京提名经杜马同意担任这一职务的，而不属于任何政党。在俄罗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目前‘统一的俄罗斯’党虽然已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许多人把它称为‘政权党’，但其多数党地位并不是在选举中获得的，而是通过在杜马中的各种政治运作而形成的。俄罗斯政党制度要完成向西方式多党制的转型，必须对宪法中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普京总统本人也曾说过，在条件成熟时，会实行‘按政党原则组阁’。但是，什么时候条件才算‘成熟’?普京对此没有作出明确回答。

——“其次，俄罗斯目前存在的政党除了少数几个党有严密的章程、明确的纲领、健全的组织系统和稳定的群众基础外，其他的党都比较松散，党员流动性很大，不能正常开展组织活动。有些党的章程和纲领只是为了在司法部登记而写成的，缺乏认真的论证。有些党只有领导人，没有多少基层组织和党员。有的党主要依靠‘寡头’的支持。这些问题说明俄罗斯政党制度还不够成熟。

——“第三，俄罗斯目前虽然初步形成了由左、中、右三派政党组成的多党制格局，但是，每一派都有几个党。……俄罗斯要实现普京所设想的‘两党制’或‘三党制’，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这与其说是走向多党，不如说是削弱之。另外一处资料显示（资料3），“2004年5月26日，普京在向联邦会议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表示，2000年以来，俄罗斯‘首次实现了政治经济稳定’，其中政治稳定的一个最主要标志就是：近10年来‘政权党’首次获得议会多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结束了贯穿叶利钦时期议会反对派与国家执行权力机关的长期争斗，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抗衡变为合作。

——“为建立和巩固‘政权党’，普京积极推动政党体制改革。其改革思想早在执政之初就已形成。

——“2000年7月，在谈到俄罗斯政党体制存在的问题时，普京指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数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派的立场。在其他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显得尤为突出……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经验证明，这种组织一旦从特定环境转入竞争环境马上就会夭折。’”

——“ 可以看出，在对待政党的态度和建立成熟政党体制问题上普京与叶利钦有着很大区别，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主要有二：

——“(1)普京执政后的政党格局已发生了变化。叶利钦时期，以俄共为首的政府反对派始终控制着议会多数，而政权‘人为’建立的‘政权党’在议会中根本无法与政府反对派相抗衡。普京执政后，利用民众社会情绪的变化，有意促成中派政党的联合，已有在议会现有党派基础上组建强有力‘权党’的可能。同时，他对俄共等议会反对派采取分化瓦解与重点打击的方针，动摇了俄共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

——“(2)普京与叶利钦政权所依靠的社会政治力量不同。叶利钦依靠的主要是‘金融寡头’和‘家族’势力，对政党则采取利用或压制的策略。普京所依靠的主要是民众和强力部门的支持，并始终与‘金融寡头’和‘家族’势力保持距离。”（资料3）

是的，普京的权力意志一旦得逞，俄罗斯改革势必面临北京人大、政协那样的“多党”和“议会”状态——关键问题是，普京这个“超级总统”会不会朝向真正意义上的多党，抑或，完全相反。俄罗斯政治路径，从来没有施行过欧美方式，抑或，基本上处在积弱和虚置阶段。从维特和斯托雷平改革时期以来，俄国杜马就扮演着一种符合涅恰耶夫和列宁的角色。俄国暴动传统滋生的十月革命传统和二月革命传统，并未让西方革命、改革、分权、制衡系统真正成熟和运作起来（二月革命，始终伴随着德摩克力斯剑之威胁——十月革命——而十月革命的终极价值，就是伴随着二月革命以前，一直以来存在和发展的俄罗斯民粹暴动）。赫鲁晓夫的改革之最大助力，来自朱可夫的寡头支持；其成功来自其台上、台下运作，并未看出有民间势力和势道参与政治进程——那些索尔仁尼琴，那些萨哈罗夫加之那些伟大的文学家，音乐家，哲学家并未参与到戈巴乔夫直接的政治变化进程之中——说他们仅仅是伟大道义的、尊严的、非面包（含面包）之改革精神载体，固然未错，但是，政治路径，并不是他们先在之巡神派，路标派，后进之诗人、学者、科学家可以外在于之之进程。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们绍述之苏联改革之内，外部因素如此。这些外因素，源自西方世界之强大冷战压力，冷战价值和冷战思维——一些反对冷战者，极力回避反苏冷战的功德，是乃歪曲历史和价值之绥靖主义乱说——这个伟大冷战价值正是苏联解体和美国得胜的原因。可惜，美国压制逼迫和瓦解苏联的同时，沆瀣毛国中共，使得苏联瓦解，中共崛起。这是战略和战策的一中得失，一种转换和辨正。

而俄罗斯/苏联内部反对党及反对派让出政治参与，留下政治真空之举，造就了现今俄罗斯的政治普京化。这些政治因素阙如，就在于俄罗斯人一直以来不知道如何借鉴之政治路径，是源于西方方式的反对党、反对派，议会政治之真谛，而不是俄罗斯特色可以取代的；参与之而非徘徊于外之纯精神追求留下的一种空白；这个空白即是，专制寡头前有列宁，后有普京，就会乘虚而入。这是历史，也是现实。这是非常可悲的俄罗斯价值或言非价值操作之结果。这个水果就是毒果的结果，让那些过分夸大戈巴乔夫作用者，在普京复辟面前汗颜无适，毋庸赘言。这是我们看待普京这个KGB玩弄民主，摧毁之，异化之，酿成的大悲剧。

总结而言，如果说“苏联改革模式”并未以因为戈巴乔夫模式而走向所谓进步而是倒退，那么，美国扮演的前冷战角色和后扮演的政治绥靖主义、模糊主义和妥协主义，正是普京可以玩弄民主于鼓掌之上之另一大原因。这个普京主义，倒退苏联/俄国改革之事实，并不会因此罢手——下一个玩弄民主的高手或许出在中国，中国现在的政治舆情，正好是掌握宣传、经济、政治、社会资源之太子党及其右翼附庸。这个迹象说明，如果中共巧施普京主义民主自由之伪，那么，中共软、硬势力相互作用于中国民运的可乘之机，就会大大发挥和得势。这是我们估价普京倒退带给国人和民运的一个启示。也是问题概述之要点。以俄为师的今后悲剧会不会上演，亟待中国有识之士再三、再四严重考虑之。

换言之，如何走向，中国明天，是不是普京今天？是为严峻之问也。

（注：资料援引自李兴耕、薛福岐、李雅君诸公有关文章。在此表示感谢！）

民粹，极权和文革

民粹，极权和文革
——驳文革圆圈论者


刘自立


关于人民文革这个观点，我们在几年前给予驳斥；现在有人旧话重提，我们乐意接招。从几个方面谈谈看法。一，毛的文革和他的革命（土地革命，解放战争等），都是打着人民革命的旗号，施行推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而异于打倒专制，走向民主。毛文革和毛革命（毛的民粹＝民主之反革命），有何异同？异在，毛打击蒋介石专制，营造他的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先声就是民粹（毛式民主——后来的大民主）＝极权；这个解释非常简单。毛利用蒋介石的压迫为说词，率领他的军队人民和阶级，施行打倒之之不择手段的革命和暴动，达致了人民国成立乃及以后的种种暴行；不赘之。毛的文革又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就是毛利用他自己压迫人民之49年后历史，施行对于这段历史的所谓否定。他的招数和“解放”是一样的。利用人民不满他的统治，煽动他们进行民粹主义，涂炭他自己的所谓法制和秩序——目的，就是要推倒他的政敌——而他的政敌，正是因为毛五十年代以来的行、效，祸害天下，暴殄天物，致使刘等要转变这个局面（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改变强极权主义统治，为其弱之。）毛文革号称“十七年”黑暗；但是这个黑暗的祸首，就是他本人。所以，毛文革打击十七年，是完全虚妄和伪诈的祟行。

二，毛在发动文革时期所宣称的一切内涵，都是为了他的打击专制，营造极权；这个目的、手段，即便在共产党前期刘邓秩序中评述之，也是非法的；这是双从非法；1，是推行非普世价值，非民主程序，非自由意志之反法（含中共法）；2，违背八大，违背八大去除毛泽东思想之原则之规定；3，违背他自己所言“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之说。故此，毛打击刘邓，完全没有丝毫法律依据。而肇源自俄罗斯民粹主义。此主义则源于斯托雷平时期俄国杜马伙同革命党人涅恰耶夫列宁辈煽动，施行，胜出之革命暴动和杀戮。这样的俄罗斯民粹主义之反对沙皇的说法，在俄罗斯主流知识分子中受到严重质疑。这个民粹主义搬运到中国以后，被陈独秀等人冠以民主，在以后的年月里大行其道——就是著名保守学人辜鸿铭谓之之德莫克拉西变成德莫克拉“贼”。这个贼心贼道也包含在共产党“民主先声”里面。这个先声解释民主的时候，完全回避民主程序，政党政治，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媒体自由化这些内涵。说，先声，就是西式民主之共产党赞同说，是为荒诞大谬也。故此，利用文革大民主的做法，和共产党一惯的做法，毫无二致。这个一致，就是变民粹为民主——或者反之亦然——这是文革民粹主义的要害。

三，这样，民主，巴黎公社，人民造反，打击官僚……诸如此类，就和俄罗斯革命前时期和后时期，打击沙皇，打击资本，打击地主，完全如出一辙。这个东西，在社会政治层面，就是以反对沙皇和专制为籍口，推翻沙皇尚存文明道义和人道的有限统治，制造一个列宁的无法无天的专政；这个东西变型在1966年，也是如出一辙。这个文革要害，就是毛贼喊捉贼，号召人民起义来打击当地和北京的官僚。这个打击的目的，在67年以前，就是中国民粹主义再现之历史。民粹主义再现的模式特征就是，1，打翻现存秩序，施行多数专政，摒弃（哪怕是刘邓的）社会秩序，制造革命膺品和革命走狗。这些走狗的唯一打击目的和革命对象，就是毛的政敌。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和毛在短时间里，制造了某种革命加镇压的双从游戏。一是从毛意志，打击北京和全国的知识分子（如，打死北京中学的校长老师等；驱赶北京地区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为文革屠杀清场，中断中国几千年来不曾中断的学校教育，施行一代人的被荒废和抛弃……）。2，他们鼓动所谓造反派起来斗争当地官僚，杀死或者压迫之。这一点，被那些人民文革者故意夸大渲染之——其实，这样的造反和屠杀，是人民起义的双向罪恶，不能一面论之。也就是说，毛意打击和人民起来造反，形成的民粹主义契合，正中毛的下怀；因为，他所谓“天下大乱才能天下大治”之说，就是要给人民一个乱动和动乱的机会，倚仗民粹主义妄想和乌托邦巴黎公社施行无法无天，使得人民变毛毛变人民，全国疯癫和残暴进入疯人院。

四，这是人们比较法国革命和文革异同的另外一种说法。因为这个说法，关系到如何评价文革，所以在此着墨点滴。简言之，法国革命，几点不同于文革。一是，他的归属，回到普世意义上的共和。二是，这个过程，包含于整个法国革命——换言之，1789年－1793年这些为雨果批判的暴动和压迫，也并非是为了一个人，一个党，一个意志（就像卢梭所谓一个总意志）那样的革命；杀人，主政，演戏，登场，被戮，都是轮番使用，接替为之，终于在塔列郎和梅特涅的操纵下，施行了革命结束论，宗教恢复论和法典制定论（见夏多布里昂说）——这与文革为了一个毛杀人，批判，起义，镇压，统治，迥异相反。三，法国革命终于朝向了制度架设和民主操作，使之实现了不要极端革命，也不要极端皇权的中和之道。四，法国革命，源于旧制度。（在此不赘，全见托克维尔。）而文革过程和结局完全两样。文革结束，并未出现任何多人，多党，多派的共和和谐；并未出现制度架构下的任何非共产党之监督制衡，更并未出现转变民粹、极权到宪政、议会之自由结局。最后，这样的类比，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谓文革、人民起义的过程和结局的凸现。文革几段论和文革圆心论，完全不能站脚。因为历史的过程是完整的，不是零碎的，任意的；不能随便切香肠。我们不能说，因为毛曾经分地农民，容忍资本，甚至主张联合政治，（在有限的几年中——那是一种离间而已）就把他从一以贯之的民粹极权中拽离出来；也不能因为他打击刘邓这些官僚，就肯定他是人民一边者；人民起义倡导者，甚至夸赞他把起义空间给了人民，给了造反派——这样的说法是片面之词；毛要达到目的，势必牺牲从属；毛要人民起义，绝对为了打倒政敌；毛制造幻想，是为了最后毁掉之——因为，毛的文革是一个整体，不能想切那段，就切那段。

五，文革阶段论的伪诈其实容易辨正之。毛作为民粹主义信徒，可以发动亿万之众，可以呼喊人民万岁；但是，毛，终究还是一个统治者，一个皇上，一个极权暴君。故此，66年以来的所谓民间举动，在毛后来的转变中，又趋向于他的百无空间的独裁寡头专政。这是毛皇帝和毛人民的双面诡诈。所以，肯定66年后一两年的人民文革者忘记了，毛利用人民于66年，和共产党利用人民于三、四十年代，没有不同。人民文革者的过错和无知在于，他们不知道极权主义反对专制主义中间的、那段看似合理有效的革命阶段，实在就是倚仗对于专制的批判，转向极权主义土壤和血统毛党、乃至太子、太孙之治/制。这种做法，是对法治和民主，人权和自由的双重背叛把戏。这个历史教训，现在，又转换成为不单毛之人民文革值得赞许，林彪的所谓武装暴动和刺王杀驾，也要肯定——其中，毛、林之民粹加极权的变戏法，居然哄骗国人五十年不省，真是一个非常悲剧的现状。这个影响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中国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的关系，难以厘清。因为，毛主义不看前途，不设制度——而向后看的体制，又基本上被国人抛弃——那个抛弃袁世凯的革命，开始了某种抛弃中国文化，儒家传统和法制纲纪的德莫克拉贼之运动——而不像法国英国美国革命，他们向后看的势道，就是回到议会，回到自治，回到上帝……这是国人探索不成，而毛等有意复辟文革之革命，之反革命所在。人民文革者从来不会考虑这些旧制度，这些就旧传统，这些旧文化；他们只是知道暴动了，起义了，趁机造反了……好得很；但是，他们考虑的这个“好得很”，其实就是最糟糕的屠戮主义前奏曲。苏联、中共的逻辑，其实，就是这样一些货色——他们起源于柏拉图的政教合一；起源于卢梭的普遍意志——他们打天下，再坐天下，何时不用人民？何时不忽悠之，革命之，起义之，再最后一锅烩之。说，人民在被端到大锅里一锅煮烂以前，曾经有过一段刽子手和牺牲们同锅边沿相庆的关键时刻，光荣时刻和革命时刻——这种说法，难道不是痴人说梦吗？

人民文革者就是一些毛派分子。这些分子随着毛的指挥棍起舞、旋转于过去，于今天，必会转到其后，其终。这是非常不幸的事实。

我们撰写此文，绝对无意让其回返，而只是让世人看看，提出问题：何以文革四十五年了，中国人对于文革的反省，还是原地转圈，甚至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