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救赎和政治解放

心灵救赎和政治解放
——读张敏《走向开端》书稿
作者：刘自立

张敏先生示其书稿于我。拜读之。知道她的心路历程和政治走向。大致是这样的——
童年。“老北京，西四牌楼北边路西，有一座西式两层（另有地下室）的红砖小楼。 童年，跟着外公去教堂，我还没上学。”……（张敏《走向开端》/下同）
青年。“1966年8月5日，我和許多“黑五类”同學被押到操場上，看校领导和老師挨批斗，挨斗的被称为“黑帮”。

“八月的烈日下，女校長（当时的副校长，学校无正校长）卞仲耘被自已的一群女學生毒打。同学挥舞着从木工房拿来的破旧桌椅腿，上面带着钉子，打在卞校長身上。鐵釘刮破她的衣服，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
卞校長當晚被送进醫院，宣告死亡，其实送进醫院之前，已经死了。她是文化大革命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
中青年。“六四后逃往莫斯科。“
晚饭后匆匆赶往教堂。第一次去，走了弯路，迟到半小时才找到，是南韩人的教堂。有位音乐博士正弹钢琴。“莫斯科华人教会”昨天成立，今晚第一次布道，约有五、六十人参加，其中有几位星期天要受洗。布道后教友到一楼喝饮料、座谈，与从普林斯顿来的刘蓉蓉、傅立诚相识，他们与苏晓康、远志明等都熟。

“ 一个月又十八天没写日记，这是离京后从没有过的。

“上帝救我，让我巧遇他们，六千公里以外来的上帝的使者。
 中年。“赴北美。“温哥华碧空湛蓝，海湾水天一色；即使是冬天，城内外随处可见松墙和草坪的翠绿。

“我们全家迁到溫哥華，我应邀在維真神學院中国研究部作訪問學者，第一個課題是，从基督教学人视角，看中国大陆近几十年婚姻家庭方面的問題。
“此前，从朋友处得知，早在一年多以前，美国国会就开始讨论是否组建“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已有朋友向组建方推荐介绍过我。”

“我不知道，神究竟是悦纳我修读神学作传道人？还是让我回到原专业，去电台工作？”

“只有听候神带领。

“能想到的无非是非此即彼的二选一，抑或还有另外我想不到的第三个去向，但我无论如何想不到，前面的两种可能还会合二为一。
“在中国研究部用六个月时间刚刚作完预定的第一个课题，我收到台福神學院的錄取通知書。”……

这是一位基督徒的世界性漫游，寻觅和得道经历。

这个历程中有三国、两岸的全球选择。这些国家就是中国母国，俄罗斯和美国（含加拿大）。于是，我们从张敏的人生路线图找到一种定位：政治的反抗和宗教的皈依。这两者的关系，困扰这三个国家百年以上。其中解决之之最好典范，就是美国。美国的宗教和政治集合与分梳导致其社会、个人各司其职，各领救界而顺畅发展。俄罗斯，则不同。张敏虽然受启与斯，却不能拿之与美国相比。回顾一下，我们知道，自从俄罗斯人开始反抗沙皇帝制，主张革命和造反者有之；主张俄罗斯上帝救赎之，创造之（地上天国）者，有之。一部俄罗斯历史，象征着巡神派，路标派抛弃政治路径和政治价值，寻找俄罗斯解放而归失败之结局——这个结局就是，“红轮”碾压下的列宁主义和涅卡耶夫主义暴力肆行的历史——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都无法逃离这个暴动——这个历史也是，戈尔巴乔夫模式轻举业已让位于普京模式。

正是这样一种为其列宁主义才创造出来的俄罗斯反政治，反革命，反改革路径，使得俄罗斯宗教救赎事成双轨。一面，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对于沙皇的二律悖反态度——他支持革命，也同情帝制——他的自由主义和保皇主义齐头并进（见其《群魔》等著）。而索尔仁尼琴，在反对美国和苏联双重“罪孽”上，完成了他的古拉格批判与“红轮”记叙。时至今日，莫斯科反对派依然像十九世纪末叶那样不成气候。普京模式正在轻而易举地取代戈尔巴乔夫模式。就连戈氏自己，也批判了现今俄罗斯非民主体制之实质（见其在俄罗斯《新报》的近期言论。）

故此，张敏的真正获救，既然，不可能在俄罗斯，就只能在加拿大和美国。美国的宗教精神遍布美国各界，含其基督教、天主教和清教等。美国开国元勋的杰斐逊等人，一度修正教义与圣经（出版圣经洁本），但是，美国政教分梳的成功，导致这个青年国家并不因为人文和宗教，政治和宗教的博弈对峙和分梳而丝毫显得尴尬和棘手。他们在超验－经验世俗－圣界之两项上，抽放得体，运用自如，使得以下课题迎刃而解。这些课题是，如果个人祈祷带不来解救，社会如何适应个体；反之亦然。这个问题，在政治层面之个人—团社课题解决以后，即告完结——因为，个体主义滥觞和成长，势必结合结社/集体自由的完善；反之亦然。

二，美国人文主义继承了欧洲启蒙运动对于宗教的批判和继承——这样，白璧德等人在一面批判宗教弊端的同时，将极有可能，转变成为卢梭式人文克里斯玛情节（人称上帝：后来的希特勒列宁毛……）之严重批判，揭露和埋葬，对极权主义个人崇拜予以及时制止。

三，美国人承当欧洲复兴以来的一切美德，使得个人解放和社会解放，做到了基本实现。换言之，这就是张敏之所以得救的政治契机所在。我们说，保罗在世纪过后到达雅典。他的雅典批判正负兼俱：“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负担就很重。虽然雅典是文化、教育和美术的中心，但保罗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他没有用时间四处观光。
“一七23 保罗想到所见的偶像时，就记起遇见过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他知道上面写着的几个字正有助他开始传讲信息。从上面写着的字，他洞悉两个重要事实。一：神存在；二：雅典人不认识神。保罗随即向他们讲解真神，就很自然的了。有人说过，雅典人对神的忠敬，象一条方向无定的溪流，但保罗把这条溪流引入正道。”）（《使徒行传》）——但是，希腊民主和自由改革之路径，业已历经世纪前四五百年之磨炼。也就是说，世界普世价值之创造，政治价值，先于宗教之（基督教）。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中来到雅典，时间约在公元49年末或50年初……注意：伯利克里改革，约公元前495年—前429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公元前6世纪——梭伦改革，约公元前630—560年……；而基督教后来居上，实现了他的正、负两面的、比较保罗更加广泛与之之世界化，全球化。这是一种吊诡。我们没有权力批判这种神秘性。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基本上呈现如下状态。

如果政治价值被长时期搁置，延误和歪曲（从政治正确论政治——阿伦特主义），那么，宗教上规避政治的路径，就会同样被延宕和挫折之；换言之，如果张敏先生无法得到双向的皈依和探求——一如我们的林昭，我们的遇罗克那样，只是在满足心灵索探上完成他们的救赎，那么，他们所在之监狱围墙丝毫不会因为他们的精神得道而塌毁。同理，如果张先生现在极权家园，她的自由之声和自由解放，也丝毫无法实现。这是一个常识。所有反对专制和抨击今天的批判家和作家都可以严厉抨击现行欧美制度。但是，他们无权、也无法、推倒和翻新到一个新制度。这就是欧美的幸运和宿命。因为，他们的政治价值，早于耶稣，就既是如此，不能更改。一切其革命，改革甚至某种改制，都是要回到希腊民主传统而更新解构/结构之，并非其他。

于是，我们进入以下难点。俄罗斯没有政治价值传统；中国呢？

中国传统的轴心文化价值，是被历史礼刻在纪念碑上的（见雅斯贝斯）。但是，这个专制主义的文化载体，在近代，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和摧残。张先生所谓文革，张先生所谓六四，就是这个悲剧的延伸。故此，宗教课题如何集合中国之政治课题，是不是张敏得救于美国，而林昭，遇罗克势必不能得救于中国呢？这就是因为，一，中国不是希腊；没有早于耶稣的任何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和政治载体（民主载体），可以借鉴。二，前秦之殷商周之祭祀文化和禅让制度，顶多只是一个亚民主文化，且被“周礼”之人文主义颠覆。三，近代中国之宗教精神，被克里斯玛取代，难以恢复；即便恢复，也不该是复辟专制主义文化道路，只能是民主自由选择，一步到位。等等。于是，张先生之“走向开端”，却在这个意义上被坎坷被困顿。我们说，所有在美国、在欧洲的华人得以解救，是因为他们附和了那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和宗教皈依。而问题对于我们是要针对母国，针对中国，针对这里。

这里，分叉另外一个话题。如果耶稣要“二度来临”；如果过去的索多玛被合理摧毁；如果希特勒是上帝之鞭—— 一切之古拉格，一切之奥斯维辛，又该如何诠释呢？《倾向》杂志一度展现这些观点于兹。……欧洲幸存者说，正是因为坚守信仰上帝之道德观念，我们才存在、存活下来——与其对峙之说法却是，何以上帝要惩罚五百万犹太人而置其求救于不顾、这是圣经历史的重复，还是放弃——放弃历史，完结极权？——这是一段永远说不清楚的承重话题——所有话题没有不可承受之轻，只有不可承受之重。故此，我们不能完全缠绕在圣经“元语言”（——本雅明说法）里实行今天的经院哲学之辩论。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和素养。因为，政治路径带来的文化宗教结构和解构，让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政教分离和民主成功。这个政教分离的事实，就是以政治，以常识，以人性，以法规，从政治路径之达成而复归宗教和信仰。

这个过程好像弄反了；其实不然。

这是21世纪政治－宗教对弈之辩证法。

——《纵览中国》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