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毛较量成败谈

蒋、毛较量成败谈


刘自立


“七.七”纪念日期间，迟读《一寸河山一寸血》大片，感慨良深，思绪烦乱。想想蒋公何以能战胜日本人而失败于毛？这个课题实在困扰有时，无法释怀。今天冒析一文，与读者高识一起分析之，探索之。

抗战胜利因素何在？所提触及几个重大课题。如果说日俄之间之战，如诺门坎之战，俄（苏联）战胜日本——而再早之日俄对马海峡之战和旅顺之战，又日本战胜之？何因？当时，日本是明治维新之后，俄国是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之胜败和日本与之，难道是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之战，之胜，之败乎？不全尽然。这样一来，制度决定论似乎不好悉数定夺。但是，日本和美国之率领同盟国之战，民主制度之因素又绝对不能排除。此其一。

其二，美国人在1938年以前卖武器给日本人轰炸中国，乃是资本无良的一种写照——更不要说，二战期间史迪维试图取得中国军队指挥权，更是罗斯福混脑不清，岂有此理之据——加上拉铁摩尔等布尔什维克分子从中捣蛋，加重了美国拖延战争，制造混乱的实况。更不要说苏联四十年代初叶，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制肘中国抗战，殊为国家利益主义而不为人耻；遂在国际上，形成中国孤掌难称却也苦称一时的局面。这个局面，使得资本立场和西方立场继后来张伯伦绥靖主义立场外，险些发展为一种更加危险和无道之举。这个局面当然在珍珠港事件以后有所改变，乃至彻底改变，但是，无论是史迪威、还是邱吉尔（抗战时期之英国）都是并非价值取上者，而是实用主义战略主义者——，那一刻，英国人居然封锁滇缅公路，将日军封锁中国沿海后唯一的通途变为死碍——美军只能改选喜马拉雅空中通道，队中国予以持续后援。

其三，抗战前期，美欧给予中国最艰难时期之援助，中国用实物悉数归还以外，资本之敲诈勒索，一日也未停止。但是，资本两重性无论何时都不会变成单一性。美国人的空军支持和对于国军的装备支持，在抗战后期，成为国军反扑于滇贵之地的首要条件。（但是，这种装甲兵的支持却在四十年代末叶改观为不支持抗战之国军——马歇尔叫停四平－长春之战后，遂改为虚以尾蛇的和谈——而苏联乘虚而入，将林彪即刻武装到牙齿；遂形成一种加之日本军人加入之之机器化部队，向国军直扑而来……。）

这样，日本人是不是可以不借美、欧军队打击，也会被老蒋之机械化部队最后全歼，还不好说。我们在此并非要重新探讨《河山》一片全景式铺呈的史实而加以补充；不，迄今为止，此片对于中日之战，加之国共摩擦，中西韬略，国人血战，血肉长城……之叙，面面据道，无可多议，且观之赞赏慨叹有加。其中，以孙元良等抗战前驱的回忆；黎东方等历史学家的分析；陈立夫等政府要员的诠释，……每每点到要处，提携为纲，直统全局全史。我们现在关注的，不过是另外一个角度和契入。这就是，老蒋抗战胜利和后来于国共之战之失败，成因究竟如何？大致看来，老蒋可以打败日本，是因为美国等国的支持和奥援；虽然他们迟至抗战中后期，才举步施行，却也补牢未晚。再是，美国人，虽然为国家利益驱使，却也不忘他们坚持人类良知的本性，使得中国人在完成他们一支独秀而苦撑待变之后，终于引来了支持和援助。再再是，抗战胜利后，美国和马歇尔绥靖共军的伎俩重犯；遂使得国军最后失去支援而悉数完蛋。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加之后来国共谈判的子虚乌有，遂致局面重新回到美国在抗战初期对待国民党的态度——他们幻觉拉铁摩尔，费正清和斯诺主义，可以代替布坎南和邱吉尔对于共产主义的真知灼见，以一种认为苏联可以教化的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开始萌芽并且世成气候地加以操作（如，罗斯福主义之老G2——联合国之产生）。故此，美国人马，赫（尔利）遂制造古今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国、共“联合政府”幻觉：让两个带抢的集团或许可以轮流施行欧美国家的政党政治——而绝对排除施行军队国家化——就像英国人戴剑走入议会，美国人让国共两军带着大炮加入议会，这不是滑稽天下吗？故此这个改革，这个谈判，从娘胎里就是一个畸形儿，一个未生即死之“生命”。可是，这不是事情的关键。我们所谓老蒋失手于毛，其实，关键因素根本不在美国和世界西方政客的捣乱，而在于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决战的那些因素和条件。这些条件是——

——老蒋对于中国统一带来的继续是专制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存在。这个政治格局的出现，规定了老蒋无法像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一统政令军令，遂产生统一国家资源和军事一手的强人统治。这是中国军队不能持续地，在抗战勉强胜利以后，再继之于民国的再战争和再胜利。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换言之，1928，29年的“统一”是非常虚弱的。继之出现的西安事变和对于共军的合法化，使得抗战因素遂产生以后极不稳定的布尔什维克因子。这个事实是人皆有知的。有作者认为，这是因为老蒋的宣传和教化无道——他的“新生活运动”效果甚微——而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效力，遂成反向作大。这个说法有局部的理据，却没有全部的理据。

因为，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昆明也好，在当时的西北也罢（有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国民党施行的还是知识分子治校和言论教育之自由。教授们的薪水有当时的一百二十银元，中学为八十之（见《河山》黎东方教授所考）。自由主义不但在以后之台湾，以后之胡适颇行其道，在大后方，这个特征，这个色彩，也丝毫没有逊色。这样，衣食饱（或许是半饥半饱）之学生，之教授们，并无对于专制主义的激烈抨击而要求极权主义力道，遂使中国知识界并无多知改换门庭的毛主义，究为何物。

——于是，在总体情形仍是自由主义的气氛下，所谓“进步学生”之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非但不受到株连谴责，反而成为中间学生类艳羡和崇拜之对象。他们隐藏在各种机构里，等待一朝时机成熟，就会扑起来咬死专制——走向极权。这是当时的青年和学生完全不知不备不觉之物。于是，所谓“第二条战线”遂致形成。这是老蒋或者戴季桃或者陈布雷们无法迎战，也不懂反治的独特效应。我们看到的布雷之子等成为共产主义者，就是这个道理。

——换言之，老蒋不懂得坚持价值论，非但要效行耶稣之道和孔孟仁政，还要说明，专制主义有哪些是非，那些阙如——而批判专制主义，并不是要根除文化道德制度和宗教（乃至取消之），而是要把个中历史根据和事实条件加以说明；如果不把共产主义之憾，一如在日本改革期间，在俄国反面施行期间和美国反对专制走向民主期间之路径说明，而只是武力打压之，就只能事成其反。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们）不知道，德国强大，复国和侵略，实际上，是对于魏玛共和国的反制和反动。老蒋期待德国（甚至纳粹主义）援助，或许也可复国敌日，却不知道其间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逻辑的关系，会给他带来无情后患。所以，在德国撤退军事专家之后，民国之人对于纳粹之事，并无多少反思。

——从学理上讲，列宁主义和希特勒主义在当时的学人眼中，甚至在老蒋考察苏联之后，并无多少更加明确的判断。这个理由是，人们批判专制的倾向是世界性新文化，新道德，新人类之观点。他们不知道，1，20世纪现代性崛起于（也许是法国革命期间）时期，对于专制主义批判的潜伏方向，有两个：一个走向民主；一个走向极权。因为，民主之役，简单说，不是更改或者重写历史，而是要像英国人那样充分肯定历史，肯定建制，肯定文化——而这个早早的英,法价值路径之争（在潘恩和伯克之间进行……），也许就是这个极权主义梦魇是非曲直之争。可惜，法国人批判历史的行径,得到夏多布里昂和基佐等人的纠正，重返正道——虽然他们据说失去了贵族的荣誉和尺度（遂在普鲁斯特等人的著作中，用虚拟之法，加以再现和填空之）。

——2，贵族的取消给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一个假象。他们认为，法国革命制造的社会消灭，贵族消灭，其实就是革命要旨。他们以杀死皇帝和废黜皇帝为勋业的革命遂致爆发。这就是极权主义主义取代皇室而本身被实际上推上新皇之位，而远远不及皇室的那种20世纪荒诞。这样，对于专制主义的批判，遂成为世界大潮。人们只要将蒋定位为专制主义，就会引发不知道是极权主义还是民主主义之战。而历史告诉人们，反对专制所有缺点的战斗，如果取消了专制主义在历史上也已作出的文化和政治勋业，那么，这个势头必然走向非但不是民主，也根本不是专制的极权主义。

——这就是20世纪人们想上天堂、实下了地狱的一种路径和价值选择。这个选择的“优势”（所谓的制度优势和军事优势等等）是十分明显的。除去实际上的大一统效率作业，更多的是，是非价值的新人类判断。这个判断缺少了走向极权的所有考量。理论和实际上都是如此。其中，3，反对专制（甚至共和，民主）的某种极权主义势头，有着一时得逞的、不可为不强大的优势。这些优势是，主要是，批判专制主义和老文化，老制度，老道德的弱点。如希特勒的崛起，否定了魏玛共和国的兴登堡主义，来了一个全国复兴的gdp年增长百分之三十……4，所有极权主义占据优势和人心的做法，就是他们的开始时期的强大和新奇。这个形势比人强的势道，老文化，老道德，老尺度，都会应声倒下——德国如此；俄国如此；中国也如此。5，这个道理十分浅显。如果人们在选择“绝对正确”、扬弃“绝对错误”，在此前提下施行判断，那么，这就忽略了人类千年以来既无绝对，也无绝对错误，绝对正确之过程。这个过程，或者叫做政治轮流作，王政，僭政，民主轮番而治；或者叫做革命－复辟论——人们可以爆发，革命，造反－复辟——但是，他们不选择绝对：这是一个民族前途所在——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选择绝对：那么，他们就要遭到灭顶之灾。

6，俄罗斯人，德国人，中国人——他们一时间选择了这个绝对正确——将历史，文化，道德，经济，政治，人权，全部付诸对于历史的否定和批判。于是，他们灾难了。大灾难了——而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他们保存了皇室，天皇，某种拿破仑/波拿巴主义，他们保持着历史的荣誉和建制的载体——他们主要保持了各个阶级的尊严而否定阶级政府和阶级立法。

——所有极权主义打击对于打击极权主义，是不对称的——这和专制主义对于专制主义的互相打击，更换和还原，确为一件新事务。换言之，如果极权主义一旦建立，其中原为专制主义互相取代，更改和转圜的条件就会扫荡一平——社会一旦消失，阶级，集团，人群，都会呈现片面荡平结构，而显示无结构之解构——一个希特勒之下，一个斯大林之下，既无阶级权限，更无阶级斗争；人们误评毛之“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各个阶级不许斗争，也无法“斗争”之局面十分明确——所谓“阶级斗争”，不过是秉承毛意的一种运动……。

——这样，从极权主义内部，就无法像专制主义、皇权主义那样，留下水浒，瓦岗寨那样的暴民制衡和官民两向之人物，如宋江，翟让（平民——（“招安”）官吏）；如李渊，赵匡胤（贵族——皇室）等。而毛，而希特勒等，实际上，也是专制主义制度下空隙既存的、那种空间革命之产物。换言之毛、蒋都无法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产生；他们既不会作为A人物产生；也不会作为B人物产生。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蒋之间的间性运作.其实，是在专制主义土壤下运作，而非其他——而毛改变了他的出身的统治；蒋也改变了——到了小蒋，加之民进党人和自由主义的努力，遂使两岸天壤互别也。

——再推一步。如果毛式政权之下，没有反对理论，反对力量，反对政党，那就说明了蒋式政治反其道而行止的特点。这个特点，正好是毛打击之之优势；就像列宁打击尼姑拉二世；就像希特勒越过兴登堡和台尔曼；就像毛战胜蒋。这个原因十分清楚。因为，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办法知道批判专制以后带来的“绝对正确”究为何物，那么，他们就准备玩完！具体讲，如果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军事人才，他们不知道要保持（批评之，改革之，良莠区隔之……）一种专制而非极权选择的时候——再从这里走向民主；当他们不知道革命是一种还原价值而施行复辟的时候（见基佐《1640年革命》）；当他们排除历史，就像排除污垢那样施行虚无主义的时候；当他们不懂得专制主义固然可恶，但是，那为人类文化载体的一种消极形式——却不可以没有这一载体的时候，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基因，他们的遗传，他们的血统，他们的人格，就会走向万劫不复之地。

——正是在中国人的这种无知和悍行之中，一个假人，一个假知识分子，一个假革命者，一个假专制批判者，就趁虚而入施行了他的敉平社会，消灭文化，毁灭道德，杀戮人类的主义革命。这个教训，是老蒋，雷震和殷海光见到了文革时期才发出的批判。（台湾之蔡英文等人后来出版翻译了阿伦特，雷蒙.阿隆等著作，算是对于老蒋何以败阵极权主义之补笔。）

——回到内战剖析。老蒋内战不行的原因，其实，就是无法施行毛式人海战术、戕害人命之道德底线的无法全部逾越。2，他的自治状态犹存（阎，白，李，等）——加之以前的新老军法的割据——“自治”状态——使得他无法像毛一样可以无所顾忌。3，抗战本身对于国军的极大震撼和消弱，也是不争的事实。4，毛的机会主义表现，在《河山》一片里赤裸呈现。（在抗战期间，有一个故事。刘伯承被石友三战败，被胁迫准备缴械；刘伎俩倍出，他在防地各处，叫人打出“石友三是抗日英雄”；“石友三是我军友人”等等大标语——致使石在和他见面时，干戈玉帛，宽余而待——等石走后，刘马上命人更改标语：“石友三是大汉奸”，“石友三是抗日死敌”……如此这般，岂有他哉！”）5，加上国际资本的无良而谋，造成中国被辱被屈的诸多折磨。在此一面，蒋公一人当世，苦撑待变，迎来胜利——正和他落败于毛形成反差，令人思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