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录

修正主义录

作者: 刘自立

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今天的影响和定位是一个误读。大致原因是，人们错悟时代和错用背景。就像人们误读修正主义一样，认为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可以随意便道而行，适用于俄罗斯和中国。……。修正主义功成名就的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在于他们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之间的互相妥协与和平共处。

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今天的影响和定位是一个误读。大致原因是，人们错悟时代和错用背景。就像人们误读修正主义一样，认为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政治主义和意识形态可以随意便道而行，适用与俄罗斯和满清/中国——是的，在某个时刻，修正主义比较元教旨主义来得实惠和方便，但是——那毕竟是在德国，在英国，在欧洲，人们排除了阶级政府和阶级立法而得到的一种实惠——尤其是阶级妥协在反社会主义同时，德国反社会主义法的取消和搁置，遂产生了欧洲社民党人跻身正统政治之可能。（”而在反社会主义同时，俾斯麦又推行一些保障市民权益的社会主义法，包括1883年的《疾病保险法》、1884年的《意外灾难保险法》和1889年的《老年和残废保险法》。1890年国会拒绝通过反社会主义法，1888年上任的威廉二世解除俾斯麦职务，俾斯麦下台，反社会主义结束，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维基百科》））当时的俄国和中国，这样的阶级斗争消弱论并不见时机成熟。俄国民粹主义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并未因为改革而一获颠倒（对于皇室之颠覆，颠倒了现实和良制——相对于后来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而中国人的情形更具复杂性——这时的满清和民国，在阶级权限和阶级制衡方面来得幼稚和尴尬——并无成熟的法治和人治——人治也是世界历史生生不息的一个因素——只是要看皇室，贵族和平民是不是遵循历史上那些被他们早已创造的价值和契约……。 所以，修正主义功成名就的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在于他们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之间的互相妥协与和平共处。比如，俾斯麦一早制定反社会主义法，随后德国国会又取消之。而在提及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课题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也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价值论体系从体力劳动转变成为脑力劳动、包括其中的资本家积极论应运而生。资本社会正和股份社会契合而发生对于贫困悬殊的现实的纠正。社会主义反社会论，纠正为参与论和实践论。这些反对马克思主义所谓科学论的修正论，成为伯恩斯坦主义滥觞于德国并在以后之魏玛共和国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政府中，逐渐演变为反对极端右翼和极端左翼之中间政府。而这个看似积极的修正主义，却根本经不住希特勒极端马克思主义和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性打击。这也是我们所谓台尔曼之共产主义无法消除纳粹之一次性教训。这个教训在俄国，演变成为虽有一百次，一千次争论，有俄国修正主义人士和列宁一百次，一千次的争论，但是，正是因为俄国没有伯恩斯坦和伯恩斯坦撰述的，延伸的，反映的欧洲现实，故此，列宁可以在并未战胜修正主义之敌手的情形下取得了政权——消灭了苏维埃之实质（人们注意到在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在国外，苏维埃执掌者是托洛茨基）。而此刻的俄国并无执掌议会和皇权之大半权限之俾斯麦，也没有迪斯雷里妥协于英国宪章运动之政宪演变；有的是，俄国曲解议会和鼓动革命－民粹派歪曲宪政形势——《红轮》中索尔仁尼琴说，那些坐在议会中人，本身就是暴徒——而暴徒列宁的暴动，其实不过是斯拖累平改革不成以来，俄国乱世乱动近百年的结果；列宁不过是火中取栗而已。 人们追究十月革命的形式和方法，抑或，否定或者肯定这场革命，其实，他们忘记了，十月革命不过是俄罗斯乱象的一种继续和继承——而打破这种乱象的不是宪章和法治，而是对于1918年立宪党人和广大工人的屠杀和镇压——于是，列宁主义成为毫无建树之积极史义的独裁主义和拿破仑主义（却不是积极意义上的波拿巴。）而在中国，这些修正主义因素更加不为人知和觉悟。人们只是知道马克思主义在卢梭主义之后登岸黄土地。人们只是知道，要民主，要革命——但是对于民主，对于革命，究为何物，一无所知——他们的革命，其实就是完全否定中国传统的暴动；他们的民主，就是完全否定历史和价值的民粹主义（就是毛之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这样，加上中国之剩余价值演变更是时候未到；阶级之间间性互动的条件也不具备。这样，人们看不见修正主义，看不见支撑修正主义的俾斯麦主义，迪斯雷里主义；只是看见了马克思，看见了卢梭，看见了革命和暴乱。那些流亡到日本的人们，那些流亡到欧洲的人们，对于修正主义更是完全无知——他们不知道日本的大隈和板垣，对于政党政治的意义——他们不知道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之间关于无产阶级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之载体的争论（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并不代表无产阶级，只是代表他们自己——而普氏认为，正好相反——因为列宁一直认为，无产阶级只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主义之庸众（列宁《怎么办》）——而普氏认为，政党不代表阶级，就根本无须存在——而后，他又论述了反对列宁领袖——政党－阶级理论。）简而言之，列宁主义就是依赖无修正主义阶级互动和阶级妥协之背景的俄国现实，而发动了20世纪极权主义革命。这是人们认知修正主义的关键：如果一国没有施行修正主义的现实，那么，你要施行什么主义？ 于是，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普列汉诺夫主义成为俄罗斯革命期间政治演变的重大争论。普氏死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之中；而列宁之死，带来了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关于一国是不是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之争论——这个争论带出了中共关于施行1927年革命性质的争论——且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发生龃龉和歧见。托洛茨基观点，就是由“不断革命论”越过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可能，直接走入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虽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载体无产阶级本身并不成熟.“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共在革命高潮时退出国民党，保持自己的充分独立，建立苏维埃；斯大林、布哈林则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建立苏维埃。在这个问题上谁对谁错？有作者认为，凡是认为一方正确、一方错误的观点，都有片面性，不尽符合实际。甚至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要求在大革命高潮期间建立苏维埃，虽然有助于人们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保持革命警惕性，及早建立革命武装，为应付突然事变做好准备，从而减少后来宁汉合流给我党造成的惨重损失”；“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中，双方的优劣高下表现得格外清楚。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武汉政府和冯玉祥、唐生智等‘革命’将军的准确定位，以及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和武汉政府必将镇压工农运动，与南京政府结成统一战线的预言，很快就被历史进程所证实。而斯大林说‘蒋介石服从革命纪律’，武汉政府是革命中心，左派国民党是土地革命的领袖的话音未落，革命运动就两次遭到沉重的打击。”(托洛斯基 《论中国革命》译者序）。 而关于革命形势极左和极右的判断失误，据说引发了中国革命的失败——因为在革命形势好的条件下，斯大林与中共纵容了右翼蒋介石的参与和领导——而在革命形势坏的环境里，又从右翼直接转向起义、暴动一类极左方式——且都为陈独秀和托洛茨基所反对（“国内一些研究者认为，托洛茨基反对1927年南昌起义和同年年底的广州起义，是从‘极左’转到了极右。”（同上）我们戏言，如果中国第一次革命在“正确估计形势和正确领导下”，实现了1920或者30年代的直接胜利又当如何？苏维埃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实现又当如何？……这是一种荒诞概念的推延，几乎毫无意义——但是，这个荒诞概念不是简单退出历史舞台了事。事隔二十多年，中国革命之胜利转化为一国施行社会主义之成功——而在这胜利年代不久，“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转变成为一国——苏联式社会主义之失败——而中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之自力更生经济，幻化为一国无法建设社会主义而导向建设社/资主义。于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反，转变成为一国（中国）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接轨政治。在此意义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遂直接转变成为一国自力更生建立社会主义的双重失败——但是如果它不是仅仅围绕斯大林主义毛主义之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建立社会主义式资本主义，该当如何？这三十年来的“一国”（改革），“成功”和“超越”，还要感谢美欧国家对此的“理解”，“绥靖”和“支撑”！——于是，修正主义百年以前的争论有了新课题，新歧义和新争执。这个争执的核心就是，对于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主义加以更改的邓主义，究为何物，如何定位。简单定义即是：一是，一国社会主义之苏联的解体；二是——一国纯粹社会主义之中国，转化为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也就是，斯大林主义和托派在此课题上完全殊途同归，双双归于失败——托陈反对派在一国无法建成社会主义而要施行世界革命观念的时候，当代唐.诘歌德的做法，是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三，这时的课题直接呈现于世界。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究为何物？前途如何？美欧接手的这个后斯大林遗产，又该如何对应？ 此间，很多历史上的误解接连不断。我们看到，近来关于十月革命的种种还原之述和纠正之论。这样的评论在肯定之方面讲出了十月革命的某种被十倍、百倍估计过高的误读；在另外一个方面，这类著述并未见地一种十分诡异的现象。这个现象是，无论是修正主义，还是（马列）正统观点，都没有充分估计到，无论是列宁还是普列汉诺夫，也许，还要加上很多所谓俄罗斯理论家和实践家，都是在误读误导和盲人瞎马的失措和试错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列宁式政治；换言之，列宁们并未得知他们的理论可以实现于俄罗斯——他们的理论和夺权，完全不成比例，完全不具对称，完全阴错阳差。用直白的话讲，列宁说一套，做一套，但是，他居然可以做到。关于这一点，英国理论家是这样说破的，“这些流亡分子与俄国内部的社会主义者有接触，但对于决定性的革命时刻、沙皇专制的土崩瓦解的时刻何时将会到来，全无概念。他们争论的，是俄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将会如何如何发展，却没有一个人能预测资产阶级革命什么时候会发生。1905年与1917年两次事件，可以说领俄国社会民主党措手不及；这两次，都是战争引起不满而激发大规模且自发性政治动荡。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说，因为列宁在1902年已经拟定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所以他认为这些原则将会在最近的未来付诸运作。列宁所提，是党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工人革命之前的战略战术。这是未来学，而且不是十分乐观的未来学，因为党欠缺一套未来革命的行事历，呈现这套行事历的是所谓‘永久革命论’，以及帝国主义理论。两者结合，才构成了布尔什维克振振有词，要在不远的将来夺取政权”（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这是比较难以理解的看法，殊待厘清。 一，在此投机主义占据了很大面积；因为，所谓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与控制之，是一个普遍论调（中国也如此）。所以，虽然他们争论以前的革命，但是，二，他们抓住了革命机会，发动了十月“革命”。 三，在发动政变以后，他们补充这个理论，叫做取代资产阶级革命，转换为无产阶级革命。换言之，转换并不需要更多的理论；就像列宁说起俄国农民问题那样简单：农民争取土地的时候是革命的——取得土地以后，就是反革命的——这样，这个理论转变到中国之民族资产阶级先是革命的；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他们可以任意断定阶段论）就是反革命的——农民也是一样；他们在得到土地以后就要被关入公社－监狱。） 四，与其说他们懂得和发明了革命后或者说后革命理论，不如说，他们更加懂得对于类似1918年革命发动和议会争权的镇压“理论”和实践。 五，这样，布尔什维克可以没有任何理论而实行他们的切断历史，文化，法制和道德的统治，实行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流氓统治——而这样的统治是对于孟德斯鸠或者马基雅维利肯定罗马暴民和英国第四阶级制衡皇室、恺撒之人民概念的彻底颠覆和解构——这样的解构，跟随着解构主义和极左派百年多来对于老式资本主义政治的批判——而这个批判转变成为现在的俄罗斯政治和中国模式。这是人类的难缠课题和哲学悖论（不赘述）。 于是，就和孟德斯鸠诚心错解英国议会权限那样，他解错地创造了三权分立学说，并以此对于当时局面的据说是错解的方式，为后人提供了由试错到试确的立论（同上）。而列宁主义试错的方向并无这样的积极含义。他们提出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彻头彻尾是一种虚幻，是一种假设甚至谎言。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的打碎旧式国家机器的幻化，转变成为利用和延续旧式国家机器中最坏一个部分的复辟式镇压和独裁——列宁回避和考茨基直面的苏维埃政权，不是砸碎国家机器，而是强化之和专横之，把俄国变为一个就连伊凡雷蒂和彼得甚至无法比拟的血性统治之域。而作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的列宁就像毒蝎一样，咬死了俄罗斯双头鹰（见《红轮》）。于是，修正主义概念的延伸，在负面意义上，甚至可以涉及到列宁和斯大林，涉及陈独秀和毛。这也是十分诡异的图谱。 另外，关于20世纪产生极权主义之始因，阿伦特只是注意到资本主义成熟社会之资本运动带来的负面现实——就是她所谓“多余人”命运的反扑——对于资本运动的极端化纠正。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产生极权主义之说辞。我们觉得，阿伦特并未关注俄罗斯极权主义之发轫；也没有关注和研讨中国极权主义之发端。这是衔接两种极权主义的劫数。这个劫难发端于俄国，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未为发展。这样，缺少自由民主背景的俄罗斯历史，只是在宗教罗马化以外之轨迹上，寻找他们巡神论的道路和非路径——这个非路径带来的空洞和他们学不到西方民主宪政真谛的改革和法制，“议会”和“民主”，遂在反对专制和皇室的籍口下，毁灭了专制，走向了极权——而这个路径，也许被中国人所仿效。这也是他们反对皇室和专制，走向极权的一种籍口——虽然，这个过程被孙文和蒋介石阻挡于一时，但是，极权主义的势头，还是势如破竹，不可及止。换言之，东方极权主义不过是另外一种极端的专制——他们以反专制为接口，为机会，为名目，施行了无资本，有极权的革命或言反革命。这个过程，即便是资本匮乏和民穷国敝，却可以在各种对于所谓文化，思想和政经的诋毁中加以完成。这是东方极权主义的大概起源。换言之，苏联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中国加入资本体系，沆瀣欧美，都是后史极权主义的、为阿伦特并未注意到的现象。难道不值得再商榷，再确定？ 这当然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这个课题，我们认为，研究之必要可以结合另外一个机会主义课题，那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也许，我们的思维跳动过于大幅。是的，所谓修正主义之内涵机会主义，就是我们所说的、相应于俾斯麦主义对于拉萨尔和伯恩斯坦的“配合”；如果没有这个配合，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可能（早些时候，人们将此词汇翻译成为”可能主义“：possibilism）。修正主义无法实施——而修正主义一旦无法实施，就只好实施在当时就已完全失去意义的，过时的，荒唐的，甚至可恶的马克思主义。那么，修正主义中的机会主义，究为何物?其实，要回答这个课题，我们必须简单考察一下马基雅维利主义。简而言之，马基雅维利主义，其实，就是尾大不掉的共和主义——而“君主论”，虽然摇尾乞怜，投降向主，却不能不令人想到伽利略说的那句话，地球还是在转啊！——马氏，也好像是在说，共和还是起作用啊！是的，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层面需要说明。一个是，马氏被很多政治学者和历史家认为，其著名相对主义，投机主义和无道主义之后，其实，是共和主义，道德主义和罗马论，（罗马论中的）人民论，制衡政治论和人民制衡论——就像孟德斯鸠等人或言英国暴民论制衡英国贵族和皇室一样。马氏罗马制衡论的人民主权论，其实就是他的君王论的补充甚至悖论与之——这是机会主义的正面意思，也是“人民/君王主权论”的某种一正，一反，一合之辩证法（人民主权论，最早，不是今天人们所言如是，而是由马西利乌斯所言之另外一种历史之解释，历史之定位……）——更是一种甚至可以推卸他的污名诟望的真谛。 这样，马氏修正主义和后来人们的机会主义，纠结与此，难界难分。其中，曲解马氏者，也是如上所述那样来抽掉背景和实质。比如，罗斯福对于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就是另外一种他学得不怎么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后来的戴高乐主义——再后来的尼克松，基辛格，希拉克，施罗德等人，更是污名寡耻的准马氏主义者。这其中，他们对于斯大林和毛的妥协和屈膝，只能说，是他们曲解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一种蠢动和愚思——这种蠢动愚思，其实不但违背了西方机制论和价值论，违背了西方人权论和宗教论，也违背了马基雅维利其实是人民至上论的理论本质。（见其《李维史论》）那么，何以基辛格之类或许被人说成是马氏主义者呢？一个基本的误读就是，人们只是片面理解马基雅维利而不愿意全面理解之——何以会产生这样的片面主义呢？——因为马氏本身具备可以利用的地方。这是一个事实。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可以利用马氏，说明他的复杂性和负面性；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无法利用孟德斯鸠和洛克，无法利用穆勒和边沁——因为他们的被利用，只会宣告马克思的荒谬和破产。但是，马氏不一样。因为他的复杂性，他可以被利用，而非利用之就会解构。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是，人们并不细究马氏何以会被利用的那些因子。这里，我们简单说明即可。如果基辛格看到一个基本事实，七十年代中国，他要重视的不是毛而是人民，那么，基辛格主义就会破产——而此破产，其实是难能可贵的破产——就像台－美关系破产争得台湾民主一样——在两岸，事实和历史演变刚好相反。这是值得注意之处。于是，那些是马氏可以被利用之处；那些是他不会被利用之处，必要回答之，诠解之。对于罗斯福和基辛格，重视君主论，是他们利用之之原则（反西方价值之原则——或言利益主义，殖民（后殖民）主义和张伯伦主义之原则）——回避马氏共和论，则是他们无法利用马氏之真正的原则，结构和价值。这是苟简一论。细说之，当然还有很多细节。这些细节有几点。 一，就像孟子所云之“君为轻”一样，马氏是一位共和主义者，且是“如果我们只读《李维论》，则毫无疑问，我们会断定马基雅维利是古今最伟大的共和主义者之一。所以，问题可以如此归结：《君主论》与《李维论》能调和吗？掷地有声的回答是：能。非特如此，《李维论》还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君王政府完全置于这套理论之中，十分合榫。《君主论》与《李维论》非但没有矛盾，《君主论》甚至可以说是《李维论》的一部分。” 二，“马基雅维利说得清清楚楚，新君王的无情统治只是多种政府形式之一（可见柏拉图同调——自立注），是一个国家必然经过的循环。” 三，“马基雅维利知道人有时非常坏，有时非常好，有时在两者之间。……对于在政治生活中寻找可以确定的事务的政治家，这样的人性描述实在没有帮助。”这是一种制约论和监督论的西方式发轫。也就是说，西方制度－人性双则论，开始发生、发声。 四，“政治思考除了与道德思考有别，也与思考其他事务不同。”从而区分了那种政治、宗教一锅烩的思维和行径——这类做法，居然现在（21世纪）还大行道……。 五，“依法为治而谋求全体的利益，不是以力为治而谋求暴君一人之利。好的武器与好的法律互相连带。” 六，他说的“正当性”（统治）来源是幸运之女神光顾……也就是，对于古罗马正统女神的追记。 七，至于对付新君统治手段，他的颇备微词的手法不过是历来君王－帝师的那些教诲——如，杀掉反叛者；但是，要绞死那些反对反叛者之刽子手；要征服人心，操纵于之；要“饶人性命是个开始”，要“速杀而渐赏”。等等。 八，但是，对于法律，对于文化，对于财产，对于尊严，对于军队（主张民兵制度——就像社民党人所云之以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马氏用雇佣军代之）——也是列宁所谓国家与革命砸烂国家机器之说法；当然十分百分虚妄。）有他积极加消极之双重意义。（皆同上）总而言之，马氏未能等到极权主义时代来行。他的相对道德论和君王统治论，当然不能和后来类似基辛格一类人枉用其道，对待极权主义者类，那样错置前提，枉顾条件，涂抹背景。那是对于马基雅维利最多、最大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