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和普京夺

苏联解体和普京夺岛 刘自立 　 　　人们议论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事件，很少将解体苏联之（俄罗斯）国家身份和乌克兰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外交关系互连思索；或者说，乌克兰被俄罗斯要挟割出克里米亚这件事和俄罗斯政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俄罗斯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定性和属性究竟如何，这是民主俄罗斯和民主欧、美之间的冲突，还是专制国家和民主世界的冲突？坊间罕见予以分析。事情的缘由应该是，如果说苏联解体，建立的是民主国家，那么，今天民主国家对于自己的比邻乌克兰施行领土吞并且施行武力威胁，这种行径的民主内涵，究竟何在？换言之，如果苏联解体瓦解了苏联帝国，这个正面的肯定和俄罗斯自然进入民主国家行列，是不是一回事？我们说，这根本就是两回事：俄罗斯历史除去革命传统（“斧子”主义——列宁和赫尔岑……）和帝国传统以外，本来就没有民主价值及其操作系统（政治路径），作为其文化自由主义和宗教意识形态（路标派，寻神派等）之补充。这样，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普京，其实，他们完成和被动应付的是后苏联－新俄罗斯出现时期的苏联解体，而不是和苏联解体对应出现的民主规制。苏联解体这个“破”，完全不等于民主俄罗斯这个“立”——也就是说，破旧不是立新；而是破旧没有被破成，而仍旧是除旧立旧——如何才可以破旧立新，道理也十分简单：破处苏联帝国疆域和梦想，是和建立民主俄罗斯相辅相成的；立新照样和除旧一样，需要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需要清理所有由索尔仁尼琴甚至普京遗留下来的俄罗斯特色政治论（非政治论）。 　　而苏联解体以来的历史完全没有照此办理。这样，苏联解体时期没有被清算的KGB，普京一类人物，自然可以混水摸鱼地上升为俄罗斯这个底色不清的国家之主宰；他和梅德维杰夫的双簧表演居然在俄罗斯没有引起绝对的反弹而被蒙混过关。人们看得也许并不十分清楚。才在这个表面现象上保持容忍和不容忍。其间，以索尔仁尼琴等人主宰的后苏联、新俄罗斯意识形态状态，以仍旧主张回到老俄罗斯时期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归属上去，反对欧美（西欧）政治路径甚至意识形态，从而保持与普京的某种一致性。所谓“冷战结束”而意识形态死亡这个假判断,也成为人们吹捧政治朦胧俄罗斯的一种世界范围的说辞。而冷战其实并未结束——而以这次乌克兰危机作为新的复燃点。意识形态是不是死亡，并不决定于国家政治和外交博弈，而取决于价值取向和制度制定。换言之，俄罗斯普京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和他的民族主义和大俄国主义互联，而是和他的kgb主义互联，和他的变相的政治独裁和政治专制相联系——虽然我们也大致认为他尚无力施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统治（这里有一个中国人极度关心的，从极权主义转变成为专制主义－威权主义的探索？它是不是再度从专制主义转向民主？）真理含括于价值追求；没有这个价值追求的真理，就是意识形态之负，之误。所以，西方国家从来没有放弃他们其实原自反意识形态的初始和素朴观念状态，含括宗教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价值原则，并以此推断世界是非和主权维护。但是，由于国家关系和资本本性时时刻刻转移着纯粹的价值原则，甚至时时刻刻对之予以涂炭和扭曲，为了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即便在西方，人们也会对普京这样的独裁者施行对于毛，格瓦拉甚至卡扎非似的适应和拥戴。他们认为俄罗斯价值的文化传统和欧、美各国的政治关系仅仅是地缘政治而排除了意识形态，其实不然。 　　进入20、21世纪以来，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很难区分开；而天赋人权（人赋人权）和国家主权又纠缠一系。所以，一些学人将此课题转向人权诉求的“人赋状态”（入阿伦特等）而以人权和主权对弈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自由之尺度。一方面，与人的尊严保持一致的宗教因素成为痕量人权的主要标准，抑或反之，也是这样，人的尊严和政治自由更加联系紧密，无克分割。这也是时代属性和现代属性使然——但是，这个人权“人赋状态”和西方政治－宗教双轨制并未终结，依然是一事两体。宗教对于政治和政治对于宗教的治衡之历史，永远是解读西方历史的钥匙；丢掉这把钥匙，西方历史就会进入一团迷雾。所以，提出意识形态完结论和历史完结论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的意识和观念总是和价值、制度互联而无法涤除之；价值坚守和制度治衡是正面意识的一种坚守而不应（也不会）放弃。从这个角度进入政治、外交是非的判断就会十分容易。如果说，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加之克里米亚独立课题，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政治延伸问题，是一个价值外延问题，那么，定位俄罗斯政治就会比较简单；这样的定位无非具备两种可能性： 　　1，俄罗斯专制政府重复历史上俄罗斯专制政府的做法，施行俄罗斯民族主义（甚至侵略）反对乌克兰进入（北约）西方民主轨道，企望吞并克里米亚。（50年代，赫鲁晓夫给予乌克兰一个克里米亚“主权自治”，却未将无法施行自治的苏联极权主义的国家体制予以翻覆——他的自治和归还，当然是一个假问题。（参考传统自治：如古代威尼斯似的，甚至集权时期西欧真正的自治——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的自治）。 　　2，假设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施行类似英国对于马尔维纳斯群岛模式的、民主国家解决原附属国抑或殖民地问题；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英国对于该群岛的自决和武力弹压 　　是历史遗留课题，而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国家领土。莫斯科对于克里米亚的霸占，完全处在和国际法对峙的境地。 　　3，如果把这次争端定位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上，那么，欧、美和俄罗斯的纷争也许还可以通过协商加以解决；但是，从现在的情形和实力判断，克里米亚走向，也许，真的会输在地缘政治和地理属性上面，而不由价值和政治决定之。这当然是一种新的挑战。地缘政治多次压倒价值政治之先例历史上俯拾皆是。比如二战联合斯大林就是一个大例；加之70年代美－中之间的联合。等等。于是，价值不单受到资本博弈的挑战，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也是这个战略朦胧的师范和绥靖。 　　所以，普京制度，从戈尔巴乔夫以来，就没有完成这种现代性政治的改革和转进；既然没有这种西方传统政治路径的治衡和约束，普京的俄罗斯统一党，自然可以凌驾于俄罗斯议会和人民，让俄罗斯“政权党”成为后斯大林主义的一部斯大林主义机器。这部机器，也许可以吹捧斯大林，或许批评之，但是，这个普京主义和斯大林大宪法、斯大林大帝国意识形态之间并无太多不同；不同的，只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的些微区隔，而绝对不同于西方传统意义上意识形态之解构。于是，接下来的课题，似乎可以直接进入关于普京俄罗斯国家政治的侵略性质，和他的所谓苏联解体，自然进入民主归制之矛盾。这个矛盾是自然而然并不稀罕的货色。其一就是，普京的KGB身份本来就是苏联货色的一部分，他的阳谋或者阴谋于克里米亚，本来就是俄罗斯帝国对于西方甚至土耳其对峙状态的继续（虽然，在此状态中，有托尔斯泰主义在呵护和吹捧他的文学价值之“克罗采奏鸣曲”（他的小说）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而不同于政治价值之俄罗斯风格之追求……）。 　　其二就是，苏联解体和普京侵略，本是一事两体，它们之间并不矛盾；所有体现在民主俄罗斯政治中的那种假相，不过是戈尔巴乔夫无力，叶利钦无能和普京无道之间的逐层转替，而且日渐堕落于独裁体制之特色。三，外交成为衡量俄罗斯内政的一种尺度；就像内政同样可以检验外交的意识形态一样。坊间所谓俄罗斯占据克里米亚——乌克兰一部分可以遏制中国之怪论，严重忽略了俄罗斯－中国战略一致论导致的，当今世界格局的分崩状态。这个状态不是俄罗斯要遏制中国，而是它要和中国遏制美国和欧洲。这是被一些独发怪论者严重曲解的观念——就像他们说，希特勒可以打击欧洲，是为了最终消灭（苏联）共产主义。最后，我们看到，苏联的版图和旗帜之东、西双向，双鹰的象征意义；以及由此意义指导的俄罗斯扩张主义联盟野心和野性驱使的、那种后斯大林主义的归宿。这个归宿包含普京主义在当今世界施行之胜、之败的那些缘由。如果普京们可以随着他们控制的所谓公投，实现一部分原苏联帝国的扩展梦，他们的举止，必然遭遇到欧、美的制约和打击。于是，他们这个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结合的企图，就会因为饱受刺激而越发膨胀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样，苏联解体的恶性循环就会告诉人们，如果这个国家，这个体制，没有做好转变和奠基民主基地的工作，即便发生了帝国的、某种范围和某种程度的崩溃，解体甚至蜕变，但是由于他们的专制主义甚至极权主义元素不散，它最终也还会魔术式地将那个民主甚至自由的假相，彻底还原成为崩而不溃，复辟成真的专政。在此意义上，无论如何估计戈尔巴乔夫的转变，也是意义不大的一次偶然事件。意义所在就是，不单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俄罗斯本身也会必然发生第二次革命,第N次革命，就像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也会发生这样的革命一样。因为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需要这些解体后重新建立体制，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追求和革命体现。就像中国人，现在，无论争论宪政还是改革，他们的路径实践和文本实践绝对无法脱离。不然，可以有N多人出来写作百种宪草，但是组成宪政的人事，社会和政治无以支撑此草，彼草，宪草也就无济于事矣（可以参考俄罗斯没有政治反对党这个严酷的历史事实和现实）。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写作什么宪草要艰难艰巨一百倍的事情。有无这种施行宪政的可能和国人懂不懂宪草实现的前提——真正的共和；真正的各个阶级的权限和斗争——有着必然的联系。如果人们不去做些宪草承载和载体建造的事情，国人宪政梦想的素愿，必定落空。这个落魄和落空的缘由，就是人们常常所说，苏联的今天，（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难道中国的明天，就是普京的今天吗？这个明天果然如此，难道不是百倍的悲哀吗？……于是自治课题成为还原俄罗斯问题乃至世界政治问题的一个发源点。我们前此撰写较多文字说明这一点（可参考有关文章）。俄罗斯自治和他的村社发展，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进行竞争和博弈间一个双向走向之课题。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村社雏形可以走出资本主义困境，而导向恩格斯，赫尔岑，列宁之挥之不去之社会主义前景——而斯托雷平主义，则是要击垮这个社会主义原型而引导俄罗斯走向市场经济从而抛弃村社－社会主义。这个反对斯氏改革的机缘被列宁利用而咬死了这头双头鹰——列宁成为新的俄罗斯帝国的创造者。这样，人们不难看出，俄罗斯自治内涵包含的危难和险阻，它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和素朴村社主义的结合。而这个反西方自治，自由，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俄罗斯特色，正好为建立没有自治的俄罗斯苏联奠定了基础。于是，俄罗斯自治和中国自治同样被基本上毁灭于中央集权主义——于是，不管是中央极权主义还是中央集权主义，它们都必将成为人们反对乌克兰被威胁，克里米亚被吞并的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克里米亚事件和民主自治势成反阵，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加专制意识形态对于世界的挑战。难道人们可以因为这样的挑战而放弃原则吗？最后，我们可以重温关于正面帝国主义和负面帝国主义这个论述。正面之，自始于罗马帝国和希腊帝国；其主要正面因素就是它们的自治——而罗马帝国灭亡的主因并非其腐败和战败，而是因为自治作大和膨胀——这个东西的发展和灭亡势成反阵——就像正面帝国主义（含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他们的自治交织于殖民地政治、殖民地经济，等等——殖民地成为自治的异数和另型。而中世纪自治，神圣罗马帝国自治主义——则是正面自治的典范：威尼斯，米兰，佛罗伦撒，等等……——这个自治延续到国家统一和集权主义时代。而负面帝国主义就是消灭自治，只留下非自治型殖民地，取消自治的主权和人权，转变自治成为现代资本＋殖民地政治（就像人们现在担心香港的所谓自治那样）。简而言之，负面帝国主义就是第三帝国模式和前苏联帝国对于东欧和它的加盟国家的主权剥夺。故此，俄罗斯问题和乌克兰问题，就是要不要还原西方意义的自治而不是苏联加盟式伪自治之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由前KGB人士加以解决吗？人们拭目以待。

紅衛兵意識的潰敗

                   紅衛兵意識的潰敗


                               劉自立　　


       毛主義國際政治背景的由來
   
   　　一九六六年，毛支持北京清華附中紅衛兵煽動「造反有理」的文章（其實「造反有理」是毛本人的一種說法，當時針對國民黨當局），於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理論中，隨即出現了一個亙古未見的、由共產黨頭子主張造共產黨（黨委和任何一級組織）本身反的文革，這也是所謂紅衛兵意識誕生論之濫觴。這個現象，如何估計，是現實人們討論民主大潮和自由主義及其反面之專制──極權的一個層面。紅衛兵意識的本質究竟如何？毛是不是要施行一個所謂政治創造，甚至要顛覆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還是他的這個舉措，不過是一種非意識形態的投機之舉？人們自然可以一議於茲。但是，文革爆發以來，世界矚目毛主義現象，一直沒有間斷，隨之而來的中、美，中、日，中、英建交，乃及戴高樂發起的贊成毛和毛革命的世界輿情，從六十年代以來方興未艾，蕩漾至今。人們否定或肯定毛的觀念和討論，並未觸及毛主義國際政治背景的由來。
   

   　　紅衛兵現象的國際影響是不大不小的，就像法國巴黎公社的影響一樣──迄今為止，法國人也並未完全否定那個要殺死雨果的自治運動，但是那個自治運動本身就是反對西方正面自治的準馬克思主義實踐。之所以將此兩者連接，就是因為毛主義紅衛兵的那種建立巴黎公社的幻覺和施行打擊特權階層的思維，似乎也被毛纏繞到他的革命理論中。這樣，這個革命訴求「正確論」，開始發酵於全國各個階層和較左意識中人。紅衛兵的這個意識形態是不是被恆久堅持過呢？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造反，是不是可以如西方民主政治那樣，反對毛本身的錯誤和罪過呢？答案十分明確：不可以。在這一點上，毛主義的虛偽和較左派人物的幼稚，其公社式狂熱瞬間滅絕，文革第一階段論，成為一種民粹偶然和後無來者之奇觀。這個轉化的毛式邏輯（或者說邏輯之反）是這樣的。
   
   　　毛支持北大聶元梓大字報的用意
   
   　　毛在文革初期支持北大聶元梓大字報的用意有二：一，是要觸動他所謂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官僚高層體制和各級衙門。二，是因為他過去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造成了他的實際政治地位的後退，他要造反翻身（這是他誤用「造反」含義的真正原因）。但是，他深深知道，動員群眾，運動群眾，蠱惑與之，不是他和聶氏的一張大字報就可以解決問題的。他需要煽動性的輿論遍及中國並採取組織行為。但是，在中國，權限和地位的優越感不是來自工農和知識分子，而是來自他們的特權階層中人，來自「八旗子弟」和後來被稱為「老紅衛兵」中人。毛知道，如果放風和傳道於這個階層，北京各個中學和大學的特權子弟就會聞風而動，跟隨造反。於是，毛首先讓聶大字報廣播全國；再派出他的「宦官集團中人」（後來的四人幫成員）和夫人群體（江青等人），在中國政治上層施行「司禮監披紅」（由中央文革小組代替政治局）。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用工作組時期業已成立的紅衛兵（比如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北大附中紅衛兵等等），出來迎接他的文革第二階段（第一階段，是他施行派出工作組方針──這個方針必須由他和劉、鄧一起負責──他的「八‧五」一張大字報乃是賊喊捉賊）。接踵而來的，就是在女附中打死卞仲耘副校長後，由劉記紅衛兵宋氏等八‧一八登上天安門，接受她們成為毛記紅衛兵的轉化──並在這兩個轉化以後，施行再次的紅衛兵掌權。這樣，紅衛兵意識就由文革初期的一般性禍亂社會，轉化成為由大學紅衛兵、造反派接替中學之，施行戰略目的大轉移：從打倒一般性「階級敵人」，施行再次「反右」，轉變到由蒯大富等大學紅衛兵直接打倒劉少奇等。這樣，紅衛兵意識開始發生第一次裂變：由紅衛兵自己來打倒自己的爹媽（如：薄熙來親自踹斷薄一波的肋骨等等）。但是，這個自己打倒，很快就被轉化成為保爹保媽而中止了他們的造反有理階段──變成造反的反對者──變成「造反無理！」
   
   　　紅衛兵資本紅色論「顏色共享」
   
   　　於是，蒯大富接手「造反有理」這個牌子，戴盆望天，猖獗一時。但是，狡兔死走狗烹。蒯在被利用後，被毛像「土匪」一樣拋棄了（見毛原話）。這個階段，是紅衛兵裂變的第三個階段；也是他們造反、反劉（少奇）後立刻瓦解的原因。毛啟用的先是「貴族」子弟兵，後來被他拋棄──他又啟用平民打手，最終，也被他拋棄──這樣，紅衛兵意識在文革完結之前，就已氣數完盡。但是，就像社會主義運動在數次民主浪潮衝擊之下覆巢危卵、苟延殘喘，卻仍支撐於今。為何？因為文革紅衛兵課題和社會主義（建設──革命）課題，一併轉化成為世界紅色資本問題和「CP資本論」。這個資本紅色論，最早發端和始作俑者，就是紅衛兵中人。他們給上層人物寫信，說明和懇求不單不能追究其罪過，還要委以重任。上層予以批准。這樣，和蒯大富命運相反的那些紅衛兵，就在七十年代末葉，實現了他們再早所言：我們是領導者，你們是建設者……云云。於是，我們總結一下。紅衛兵的第一個造反主義，在毛企圖真正造反和打倒劉少奇後，就結束了；接著，是第二個造反運動破滅，清華、師大、北航、地院等大學造反派和造反運動，在「打倒運動」完結後，被完結；三之，再接著，就是毛施行文革初期「釋放聯動」舉止──在文革後期，基本上摒棄造反有理，回到十七年，再施行「鎮壓造反」（比如文革時期韋國清鎮壓「四二二」），「造反無理」後，再由後文革體制啟用所有老紅衛兵「直接」接班（他們才是「八、九點鐘的太陽」……）。
   
   　　那麼，紅衛兵價值利用論和拋棄論是如何在紅衛兵和文革完結之後，繼續發酵呢？首先，從不久前宋彬彬等人的道歉行為可以看出，紅衛兵正面堅持其價值論（含造反有理論、巴黎公社論、打擊十七年論、反對特權階級論……）的意識形態，業已破產。是毛轉移了所謂大方向──施行由平民子弟打倒其政敵──而捉、放「聯動」（北京文革時期高幹子弟紅衛兵）。但是，這個造反意識很快就被毛閹割掉了，他完成了體制內轉化且和尼克松、基辛格一起加入世界遊戲圈。所以，文革普世玩法的前毛主義紅衛兵實踐，業已被毛徹底顛覆了。那麼，近來紅衛兵的假道歉究為何故？就是因為他們要施行世界範圍內的不反對、就加入的原則，施行與世界資本的「顏色共享」。這個東西，就是我們所謂價值對峙資本的新遊戲。紅衛兵之所以要道歉和拿到話語權，就是因為他們要和世界無規則資本說，我們本來就是無原則CP後人，我們根本就不堅持任何意識形態；現在，只要你們讓我們加入資本遊戲，我們可以在有限程度上，讓文革成為罪證並施行有條件的、為我們左右的、並不施行「水落石出」的、「宜粗不宜細」的無真相道歉。
   
   　　這樣一來，「道歉」本身的抽象含義還是證明，作為文革正面論和紅衛兵意識形態，業已破產。
   
   　　但是，不見意識形態之「紅色資本論」，還是存在的。它們今後的演變前景如何，人們不得而知。
 

再反思“八﹒一八

再反思“八﹒一八”
——宋氏身上两把刀分析

刘自立


　　关于宋氏（彬彬）身上两把刀，是这样说法：她身上第一把刀：就是毛的工作组路线；她身上第二把刀，就是毛的群众运动（民粹主义实践），八一八检阅以及后来的杀戮。

　　先说第一把刀：工作组镇压方式。

　　有人说，毛不是撤除工作组吗？这话对、也不对。首先毛同意派工作组；他向人民日报派出他的打手陈伯达为该报工作组组长。可以这样说，毛本人参与了“八.五”他的大字报谴责的镇压群众行径；如果追究这个行径的白色恐怖和所谓错误路线，毛自己头个要负责任，不能逃脱干系。其政治和政策使然。他躲到任何什么洞里，都是不行的。于是八.五大字报成为世界历史上贼喊捉贼而放过首恶之恶作剧。因为，中国政治、文革政治本来就没有“正确”－错误区分；毛一时间的错误和他一时间的“正确”，完全可以对掉使用，而近乎无所选择（无所谓啦！）——就像他使用林彪和打倒之，都是“正确”－错误一体论。于是，这第一把刀，叫做工作组方式。使用这把刀的人，似乎以为得计，实际上是中了毛的“正确、错误一体论”。就是说，你拥护工作组，是错误；你反对工作组，也是错误（一如上说，是毛要派工作组——就像文革初期，你反对林彪是错误——后来，你拥护之，也是错误；等等）。

　　这样，文革初期出现两种又正确、又错误的势头。一个势头，是刘、邓等主要保守极权主义中人，得到毛的工作组法宝，以为这下可以重复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四清时期官方镇压手段，在北京各个校园里实行抓右派；“抓小（四类分子和干部）放大”（放了他们自己）。宋氏学校，就是由这样的路线和人马控制之，而施行毛的又正确、又错误（抑或说刘、邓的又正确，又错误的）路线。这是文革戏法和无耻手段之一。这个手段落实在宋氏身上，就变成他们的红外围思想的“工作组秩序论”，或者，后来的“权力真空论”等等。其实，他们的权力一天也没有真空——这是毛和刘、邓赋予之极权主义权力之全控过程。这个过程，施行了六十多年，一秒钟也未间断其政治统治。

　　再说第二把刀：毛式民疯运动（德莫克拉贼！）。

　　1966年7月份，毛施行“战略转移”（实际上是“战略钓鱼”以后）回到北京，宣布撤销本来也该制裁他自己的工作组路线；但是，他无端和无耻地让刘、邓来承当这个责任。于是，事情出现了本质的重要变化。以往土改以来的官方革命－镇压一体政治，逐渐变成了毛氏准备在八一八检阅红卫兵的、在CP国家里闻所未闻和从未发生过的、毛的、对于自己政权的“造反有理论”和规模巨大的水晶之“晨”（相对于纳粹之“夜”）。这个造反论，也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造反之红卫兵实体论（由北京清华附中发明红卫兵的那些毛派分子所创造，所坚持——他们有N论造反有理的文字）。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后来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和再早由周恩来六六年八月四号到清华大学给老蒯亲自平反以来，逐步组成的大学造反派实体论（在那些日子里面，周要求学生施行他们在过往进行的、“反对国民党人的革命”和“继续革命”——见其讲话：

　　——“这样一种把共党统治说成为国民党统治的说法，周恩来六六年八月初，在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反的群众大会上，也被如法炮制：周说，要如反对国民党时期一样，运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四大民主武器，来进行文革——人们很容易想到，他们在《新华日报》上鼓吹自由民主和美国价值观的文章。这样，刘邓坚持共党统治的逻辑前提，被颠覆了。”（刘自立《文革“二次发动论”之批判》）；

　　——周说，“……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嘛，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资料）。

　　这样，造反行为就成为太子党和“平民党”双向效忠于毛的两种打法：红卫兵打击平民——而造反派打击刘邓……这是毛氏反人类罪行的两把刀行为。这个新的手段，目的，方式，方法和实践，成为历史解读毛主义的新观察，新视点。而这个实践的第一声叫喊，是由宋氏给他戴上红袖章开始的。于是，宋氏，又在那个时刻，成为工作组毛－刘路线以后，毛八一八行径的第二把刀子——这把刀子叫做民粹主义（或者叫做民疯代替民主——也就是大民主），红卫兵主义和天地翻覆主义。这把刀子的使用，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因为，这把刀子不单误导国人，还作用于全世界，比如扩展其影响于欧洲（法、德）68年运动，日本赤军运动，以至于卡扎非学习人民战争和曼德拉建立赞毛观点。等等。这不是本文重点。

　　本文提出的主要观点是，无论是在八一八城楼上，还是在后来（此前）颁布的CP文件中，毛－林除去叫嚣“横扫”和“打倒”，并无系统批判工作组路线之一字一句。这是为什么？确是值得商讨与反思之事。我们的或然测度是：

　　一，毛没有考虑要在理论上和务虚上，追究和讨责工作组方式和路线造成的后果，含其路线变换施行的今后之可能性——比如派出军宣队，施行军事管制——因为那样一来，就会触及他的从土改以来，甚至从战争以来所有毛氏革命方式。

　　二，毛氏打击刘、邓的战略是逐步开展的，而在八一八时期，尚未完全到时到位。刘、邓靠后排，已然属实，但是具体前景不明——不好以“工作组路线”给刘、邓定性定位——因为那不是路线斗争，而是敌我、死活之争。

　　三，毛尚在启用上述两种造反派阶段——也就是，既要起用老红卫兵，干部子弟，也要启用造反派（蒯、韩、王、谭派）。在八一八时期，毛更加倚重红卫兵，而不是后来的造反派。这是因为毛仍旧要把水搅浑，也叫做“乘风破浪”（他游长江），以觊觎天下。

　　四，于是我们发现，毛在城楼上既没有接见蒯大富，也没有接见聂元梓，而是接见宋，彭（小蒙）。我们看见的宣传和叫嚣，也从未对工作组错误加以反思和批判；充斥天地的是要横扫和杀戮……而不是批判什么工作组。这又是为什么？

　　五，他接见了宋氏。这是一种信号。这样一来，毛就给后来是红卫兵，而不是造反派直接杀人、打劫，做好了容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准备。八一八的真实目的，不是批判工作组，而是迎接红卫兵。这是毛倚重工作组时期掌权人物宋氏，且让她继续发挥红卫兵作用之故。

　　六，这一招，真的把宋氏从此钉在了两种耻辱柱上：此一个，是官方文革之刘、邓记红卫兵之耻辱，工作组之耻辱——彼一个，是毛氏红卫兵、民疯、民粹之耻辱。这两个耻辱，后来合并成为一个耻辱，是其后来“虚伪道歉”无法摆脱的耻辱。

　　七，所有不了解八一八真实目的人们和青年，势必要对这样一种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的、毛氏接见红卫兵运动（注意：不是接见造反派！），给予应有的研究和反省。（甚至要反省毛提供的、现在绝对无法模仿的、所谓客理司玛崇拜症和斯德哥尔摩盲从症导致的、全国乃至一部分世界的疯颠和疯狂。

　　八，这不是毛的偶然选择，而是毛的深思熟虑。这个考虑又是什么？就是毛要宣告一种以所谓“贵族”打开局面的CP文革论——平民主义运动的唯一残迹，不过体现在反抗十分不利的，所谓清华团派，中学（北京）“四三派”极左思潮之中。这是期望毛真正施行巴黎公社“普选原则”，施行且永远施行1966年——1967年上半年之所谓“民疯”革命的妄想。

　　九，这是最后的考虑，因为民粹和民疯运动，只是毛的权宜之计；全盘回到体制内，倚重周恩来甚至邓，叶（剑英），李（先念），等等，才是毛的答案式结论。这也是人们最后研究文革，乃至革命和复辟的最后动因。简而言之，毛文革是一场没有价值和忤逆革命本意和革命本质的革命之反和真正的反革命。

　　毛对于打击所谓走资派和保护之，也同样是不分“正确”与否的乱斗行为。比如我们看到，在上海一月风暴和北京革委会成立的人员选择上，和他们再早启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之陶铸，就是不分是非的某种前用后倒。这样，北京的所谓李雪峰和上海的所谓曹狄秋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就只有鬼知道。在此乱斗一气的保皇为毛和斗皇也为毛的典型民疯和民粹主义屠杀中，就像所谓施行解放战争（——抑或是奴役战争）一样，人们无法区别价值之战何在？广西“四二二”千百之众之死，当然是韦氏之责，但是，反对之之人们，又是为了什么？于是事情就到湖北。我们文中关注之两把刀子秉持者，就是所谓湖北毛派走资派王任重的保皇党宋氏。这个在那里施行武斗或者革命的人，她的名字就是宋要武（而不是宋彬彬）。这个事实、文件被文坛转载N次，却不被她们的团队承认和悔罪，而是予以否认。

　　这里的证据十分明显——

在武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

宋要武等


　　现在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要打倒湖北省委，说湖北省委是黑帮黑线，张体学同志（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反动的观点我们坚决反对！在这些同学中，有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王八蛋，他们在武汉大学干尽了坏事，竟然公开诬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他们妄想揪出了张体学就揪王任重，再揪陶铸，谁知他们到底要揪谁！！他们妄想打倒湖北省委再打倒中南局，谁知他们到底要打到哪里！！他们利用文化革命的合法斗争形式，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又是静坐、绝食，又是示威游行，企图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对于这种反革命企图，我们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　　　　　　
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
１９６６年９月６日

　　（http://www.cnd.org/cr/ZK05/cr255.hz8.html《华夏文摘》）

　　我们在此不是追究这个王的支持者抑或王的反对者的对、错——就象后来武汉陈再道事件让毛好不尴尬；但是，反对陈者和支持陈者，其实，都是一个立场——那就是毛的立场（或者说他的先后不太一致的、又本质一致的立场：先是要打倒陈——被陈的拥护者反对了他本人、反对了毛（他们喊着：要捉住那个胖子——指毛那个胖子……）——再启用这些也许不是陈的走资派或毛派，施行体制内、外转换。）在毛经过多次反复以后，所有的陈们，曹们……除去刘本人以外，甚至邓们，也可以无对、错检讨一番了事。那么，

　　宋在支持王，或者反对之之行动里面，如何体现她的刀把子精神？这是一个问题。在上述文革无对错的毛主义乱斗前提下，如果说还是有一种倾向性，那么，就是依照时间推算的那种反对和保守。毛在特定时间里面对待走资派的全体打击，不过是短时间行为，策略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在此行为里面，陈再道一类人就成为他们的敌人——而反对之之人众和领导，就成为他的战友。宋氏本来就是反对反对走资派的，她，就短时间里保护了毛的战友，比如王氏。这是很多人把宋看成保守派人物的原因——我们认可这个说法——但是，八一八之所以毛要用宋，就是看到她是是红卫兵，又是保守派（？）——保守派红卫兵是不会打倒王，也不会打倒曹抑或任何省委中人的。毛明明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在八一八没有马上启动在十几天以前北周恩来亲自平反之蒯大富，而是继续煽动本要保护其爹妈者红卫兵。这是毛主义文革少有人注意的特点和真相。

　　这是因为，毛社会的平民造反基础，业已被他自己毁灭；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思维上被毁灭了。现在六、七十岁者，如果回想文革，莫不是毛的这种风格或者那种风格的拥护者；就像毛自己是中国CP最大的异端，他的异端思潮几乎涵盖了除去遇罗克和林昭以外所有的异端坚持者——他们不是拥护毛原教旨主义，就是拥护刘或者其他毛派——他们不是拥护文革第一次革命，就是拥护文革后来的体制法制和体制“民主”（并被还原为社会主义法制＝CCP非法治）；他们不是拥护十七年，拥护十七年的毛体制，就是拥护被他自己否定的否定十七年做法……等等。于是，估价宋氏两把导，也是这样的推理：她是刘邓的工作组或者毛的体制内刀子：这是一把刀子；她也是毛打破体制的运动群众乱动的民疯之刀，这是第二把刀子。

　　这个刀子转换论，现在转换到是不是打倒走资派：第一把刀子是施行保护的——也就是刘、邓的刀子或者毛的十七年那把刀子——后来，毛打击十七年，宋又成为那第二把刀子。但其中的矛盾就是，宋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借用毛语）是第一把刀子。八一八这把刀子，毛是别有用心的；就是让那些一度掌握文革主动权的刘、邓工作组势力，逐步转移到毛势力那里。这个诡异的逻辑是不太被人理解和察觉的。这是一种欲擒故纵的伎俩和毛的一以惯之的“政治斗争无正确论”（林彪总结语）之表现。这样估计，毛对于宋氏父亲的态度，也该包含在那些上升人物的态度中；但是，他的总体打倒走资派的任务依然十分重要，甚至是唯一重要的。这种人物（走资派）区别论，当然也丝毫没有区别——这不是按照所谓巴黎公社拥趸们，用阶级划分可以了事的“新阶级”论和元阶级斗争论（可以斗毛吗？）——你这样划分，就无法区隔刘是敌人，邓是同志。这不过是毛的小儿科和霸道论合并一气的荒唐之举。在任何一个拥有议会辩论权，舆论分析权，党派制约权的国家，人们都可以对毛的胡作非为，胡说八道,奉回他的那句本该对他自己说的话：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2014年3月3日

帕累托原理阅读笔记

帕累托原理阅读笔记 ——关于最优分配和二八占有之判析等 刘自立（北京）

帕累托说，一些逻辑判断和手段运用，也可属于形上因素和抽象感情----又说，世界上一切事务按照逻辑－经验解释，就会堕入专制思维——这是一个提示；相反亦然——如果一如前述，人们产生了对于人格化领袖的崇拜，同样会堕入极权泥潭。这是一个辩证法，也是理解他的难点。他认为，从理性，逻辑和经验，可以上升到形而上学----但是，群众的感悟和思索路线刚好相反：他们反向从之，从信仰和崇拜走向理性和逻辑。这是精英阶层和领袖阶层对于群众施行非理性宣传的诀窍。  （一）引言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如果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善。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善的状态；换句话说，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 ——“帕雷托法则（Pareto principle），也称为二八定律或80/20法则，此法则指在众多现象中，80%的结果取决于20%的原因，而这一法则在很多方面被广泛的应用。”  以上是援引维基关于帕累托的两个法则的简单陈述。  省略二战以来东、西各国适用，或者不适用帕氏原理之历史，可以直接搬运帕氏原理与中国政治经济现状做个比对（这也是很多学人孜孜以求之研讨）。关于中国改革是不是可以和可能适用于帕累托原则，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是，怕累托原则出世以来，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乃至以后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在改革经济上的所谓成功，似乎正在吻合帕氏原理——这是为什么？原因就是，所谓“二八定律”，在短时间里做到了表面上的最佳组合——而这种把人们引向天堂的路径——这个少数强霸和占有多数的精英主义天堂——很快就会转化成为众生之地狱；继而最佳变成最劣。  帕氏最佳和帕氏最劣、抑或有人说，帕氏至善和帕氏至恶之定律之转化，已为历史证明之。  于是，在当今世界上，最有效率和最为人道的（人权的）经济定律，似乎完全对立于帕氏之。人权经济的最佳组合和非人权经济的“最佳组合”之间，发生了帕氏以前向往之法西斯主义和幻觉民主主义之间的对峙。这个对峙，在单纯观察经济问题上，绝对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假象（比如中国最佳组合的跃升和低人权组合的劣配，等等）；继而可以说，追求单纯的帕累托原理之实施，不是道德和传统之据，而是忤逆之之伪善和空洞定制。这不是本文分析重点，而略。  帕累托（Vilfredo Federico Damaso Pareto，1848年－1923年）是世纪交替中人。关于其贡献，维基这样说，“他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并用无异曲线来帮助发展了个体经济学领域。他的理论影响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帕累托因对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的观察而著名，后来被约瑟夫•朱兰和其他人概括为帕累托法则（20/80法则），后来进一步概括为帕累托分布的概念。”（中文维基的苟简说法。）  而英文之，说（略），“……Fascism and power （……法西斯主义和权力） Benoît Mandelbrot writes: One of Pareto's equations achieved special prominence, and controversy. He was fascinated by problems of power and wealth. How do people get it? How is it distributed around society? How do those who have it use it? The gulf  between rich and poor has always been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but Pareto resolved to measure it.（大意：B.孟德尔布洛特写道：帕累托成就非凡而争议颇多；他尤其关注何以在权钱之间发生问题？人们如何得权得钱？这个社会究竟如何分配财富？那些占有者如何使用它？人类社会分裂贫富不均，帕氏待估而解之。 What he found – or thought he found – was striking. When he plotted the data on graph paper, with income on one axis, and number of people with that income on the other, he saw the same picture nearly everywhere in every era. Society was not a "social pyramid" with the proportion of rich to poor sloping gently from one class to the next.（他的发现抑或他发现的想法令人震惊。他将数据言着格纸本轴心记载下来，发现这些数据呈现的图形到处都相差无几，无论在任何时期或者任何年代。社会不是一个按照贫富比例呈现“金字塔形状”，从一个阶级滑向另外一个阶级。） Instead it was more of a "social arrow" – very fat on the bottom where the mass of men live, and very thin at the top where sit the wealthy elite. Nor was this effect by chance; the data did not remotely fit a bell curve, as one would expect if wealth were distributed randomly. "It is a social law", he wrote: something "in the nature of man".（取而代之，社会更多呈现一种“箭蔟状”——底层基坐丰厚那里是群众所居，而取尖的顶部则是少数精英居住。这种情形并非偶然生成；这些数据并不远离钟型曲线，正如人们冀望所在财富的分配是自然形成的。） Pareto's discovery that power laws applied to income distribution embroiled him in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nascent Fascist movement, whether he really sided with the Fascists or not. Fascists such as Mussolini found inspiration for their own economic ideas in his discoveries. He had discovered something that was harsh and Darwinian, in Pareto's view. And this fueled both the anger and the energy of the Fascist movement because it fueled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views. He wrote that, as Mandelbrot summarizes:（帕累托发现，适用于权力法律的分配收入方式，让他卷入了政治上的改变和初期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无论他是不是站在法西斯主义一边。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建立，让他更加坚信自己发现的经济观点。他发现有些事情是达尔文主义的和残酷的。这一刺激是双料的，既可以激发一种亢奋，也可以让他自己的经济观点和社会观点符合法西斯运动的活力。他写道，就象孟德尔布洛特所说：） At the bottom of the Wealth curve, he wrote, Men and Women starve and children die young. In the broad middle of the curve all is turmoil and motion: people rising and falling, climbing by talent or luck and falling by alcoholism, tuberculosis and other kinds of unfitness. At the very top sit the elite of the elite, who control wealth and power for a time – until they are unseated through revolution or upheaval by a new aristocratic class.（在记载财富曲线的底层，男人和女人保受饥饿而孩子处于频死状态。范围广阔的所有曲线中间状态（的人们）处于焦虑和不安中：人们起伏生沉，依靠才能和幸运得以高攀，抑或由于颓废，痨病和其他诸多不幸而跌入底层。而在顶尖部分，则居住着社会精英，他们控制着财富和权力——直到因为革命或者贵族阶层的动乱而座位不保。） There is no progress in human history. Democracy is a fraud. Human nature is primitive, emotional, unyielding. The smarter, abler, stronger, and shrewder take the lion's share. The weak starve, lest society become degenerate: One can, Pareto wrote, 'compare the social body to the human body, which will promptly perish if prevented from eliminating toxins.' Inflammatory stuff – and it burned Pareto's reputation.（人类历史上没有进步。民主是一种欺骗。人类本性是原始的，感性的，刚性不塑的。智慧和强势者占据巨大多数财富。弱者忍受饥饿，为了防止社会进一步堕落：人们能够，帕累托写道，“拿社会身体和人类身体比较，社会也会迅速消亡，即便它防止了毒素的蔓延。”这些煽动性的材质燃起了帕累托的名望。） Pareto had argued that democracy was an illusion and that a ruling class always emerged and enriched itself. For him, the key question was how actively the rulers ruled. For this reason he called for a drastic reduction of the state and welcomed Benito Mussolini's rule as a transition to this minimal state so as to liberate the "pure" economic forces.（帕累托认为民主只是一个幻觉，而统治者总是暴露自己自肥自身。对他而言，关键问题是谁统治统治者。因此之故，需要对国家（规模）严厉缩减，拥护墨索里尼作为实现他的小国家理想，从而释放出“纯粹”的经济力量的统治者。） To quote Pareto's biographer:（引自帕累托传记：） In the first years of his rule Mussolini literally executed the policy prescribed by Pareto, destroying political liberalism, but at the same time largely replacing state manage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 diminishing taxes on property, favor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mposing a religious education in dogmas。（在墨索里尼登台的第一年，他严格执行了帕累托制订的政策，消灭了政治自由主义，大规模淘汰了私人企业的国家管理人员，根据财产减少税收，顺利实行了工业发展，强制按照教义施行宗教教育。） Karl Popper dubbed him the "theoretician of totalitarianism"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in Popper's published work that he read Pareto in any detail before repeating what was then a common but dubious judgment in anti-fascist circles.(卡尔.波普授予他“极权主义理论家”，但是这个出处并不牢靠，没有证据说明波普在他已经出版的书籍和仔细阅读过帕累托的文字后，出现这种说法，通常只是在反法西斯主义者小圈子里面有此将信将疑的判别。) It is true that Pareto regarded Mussolini's triumph as a confirmation of certain of his ideas, largely because Mussolini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force and shared his contempt for bourgeois parliamentarism. He accepted a "royal" nomination to the Italian senate from Mussolini. But he died less than a year into the new regime's existence.（的确，帕累托把墨索里尼的所谓经济成就引为支持其说的一种证据，主要是因为，一来墨索里尼显示出强大的政治力量，二来墨索里尼分享了所谓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概念。他接受了墨索里尼来自意大利参议院的“皇家”提名。但是，他死了不到一年，意大利的政治体制就发生了改变。） Some fascist writers were much enamored of Pareto, writing such paeans as:（一些法西斯主义作家迷恋于帕累托，为他大唱赞歌： Just as the weaknesses of the flesh delayed, but could not prevent, the triumph of Saint Augustine, so a rationalistic vocation retarded but did not impede the flowering of the mysticism of Pareto. For that reason, Fascism, having become victorious, extolled him in life, and glorifies his memory, like that of a confessor of its faith。（正如肉体的延时和衰弱无法抗拒圣.奥古斯丁的功业，理性主义的使命延迟了，但是无法中止帕累托作为一位硕果仅存的神秘主义者。为此之故，法西斯主义因为得势一时而赞美他一生，这个赞美他的记忆，就像是一种信仰的忏悔。 But many modern historians reject the notion that Pareto's thought was essentially fascistic or that he is properly regarded as a supporter of fascism。（而而很多现代主义历史学家，之所以拒绝帕累托的思想，主要是因为法西斯主义，抑或他支持之。）（维基英文网）  这样，帕累托是不是法西斯主义者？是不是一时间的，抑或，初期之法西斯主义支持者，而不是墨索里尼在他去世（1923年）后所发展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支持者（他们之间的异同如何……），这些疑虑，确实值得再榷再判，以至于给我们留下思考的空间。这个思考的空间，主要有两个趋向值得注意：一个是法西斯主义趋向；一个是社会主义趋向——而在这两个走势和蜕化完成以后，帕累托主义和那个时期的“荒原”与空虚，也就被二战以后新的民主浪潮所逐渐取代之——也就是说，帕累托所谓的民主幻觉论，正在以民主自身的调节和完善向全世界证明，新的民主潮流业已成为世界政治走向之主流，解构了他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幻觉和错置。  首先，在定性和商榷如何对待有问题的资本主义和似乎新潮无限的社会主义之关系课题上，帕累托的分野和疑虑是有时间性质的；也是他那个时代，很多人的疑虑所在，比如施本格勒的犹豫，马科斯.韦伯的犹豫等等。但是他们的犹豫甚至支持（法西斯），尚且要带很多条件，其实，这对法西斯主义带来致命的一击（见下文）。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无法离开西方乃至世界上的常识和道德，文化和传统，政治和宗教。这些价值考量，使得他们即便支持过墨索里尼，但是，他们的“但书”，又几乎和法西斯水火不容。这就回到西方政治解决问题的总体答案：代议制政府是普世价值实现的路径和前景。  （二）帕累托重要观念分析  一、社会主义与代议制政制 20世纪所有政治、哲学和宗教结构和解构课题,都可以还原为一个问题：对于资本主义，不管是衰落还是健壮、合法还是无道、顺势还是悖逆，是不是要制造一个社会主义（——在帕累托时代是法西斯主义）取而代之。帕累托所谓改正“无产阶级的暴力”为政府暴力之说，是一个可疑判断（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等）。因为这个暴力同样有两种走向：法西斯暴力，二，马克思主义暴力——除此之外，以历史上无阶级宪政为核心的代议制政府，对峙上述暴力，也是一种重要走向，而且，几乎是唯一正确的走向（这种政府“暴力”——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宪政“暴力”——对于要颠覆自由和民主的不言而喻的“暴力”——比如打死希特勒的暴力……！）。  帕累托所谓“和平导致战争，人道导致暴力”的说法似是而非，却也不无正确性；他的解释是，如果无政府工团主义泛滥，政府就会陷社会于动荡；而某种强力政府就会应运而生，导致资本获力/利，弱势就范；这就是了墨索里尼主义；这个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暴力的意味，就像横亘在希特勒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那条通道和阻障。（这个诠释和哈耶克警惕无产阶级对抗社会精英的社会主义化和工团主义，颇为相似；但是，他们都不曾想到，“无产阶级”转变成资本家以后，会出现怎样的估价和批评。换言之，一个警惕是，警惕社会主义前途；另外一个警惕是，警惕资本主义的（反对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前途——抑或现实。  这才是这个世界的当代重点和难点所在。）  于是我们回到所谓极权主义走向的分析之上。  无产阶级的暴力有两个出路，1，走向资本主义（法治道路），从而取消无产阶级特权（——以防至走向服从无产阶级专政之前途）；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转变成为普世价值的运动，界入资本主义政府政治（——比如西欧共产党做法。） 2，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走向野蛮和倒退。他们（“新阶级”等）的占有绝对不是二八分成，——而是以绝对少数之百分之一、三、五，占有百分之九十甚至更多。于是，资源分配的野蛮和精英主义的无道，成为帕氏原理如何估计也不会想到的一种非帕氏现状。这是非常重要的“原理”反向证实。接踵而至，是对这个“效率”和这个“真理”的同样有效的判析。  二 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之悖  上述所及，是希特勒掌权以前的、为帕累托看不到的状况。帕氏的担心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同轨而行，成为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暂时的同路人。于是阅读老帕的全部难点就在这里。人们要解释无产阶级乃至资本论描述的不合法，不合理状况；人们要分析、反对这种状况，得出某种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结论，并与在此状况里面自我更新和调节之资本主义本身，互相抗衡；而究竟出路何在？（甚至包含对于中国模式的所谓的自我调节之抗衡：那是一种从社会主义改变成为资本主义——一种非市场，非法治，全权贵式的资本主义。）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业已十分清楚：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必让位于（资本主义）代议制政府。  课题于是分成两层：一是，就西方体制而言，镇压工人所谓动乱的说法，就是要少数征服多数，精英统治人民；民主退到最后，有效代替真理……。这个说法，被后来的美国、欧洲历史否定。现在的人们业已不再提出这样的疑问：“民主之敌人和社会主义之敌认为代议制民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人民直接行动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别名，代议制原则也于此清楚现出其本相：它是对治工人阶级革命的解药。”（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  所谓“民主之敌”采纳代议制政府的说法，显然是荒唐的；确实的状况是，民主之敌，反对代议制政府。这是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西方知识分子（含中国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难选择上的犹疑状态之哲学反映——阿隆甚至认为，这个选择，带有某种马科斯.韦伯风格之“存在主义”——一种相对于社会选择的个体选择。  与之相反的事实是，在俄国和中国，20世纪初叶和中叶，他们施行的不是资本主义强权而是反资本主义强权，是超文本（超越和否定历史），超资本操作，是列宁主义操作；这个操作最终归于失败。苏联、中国皆重归资本（产生俄国之诺民克拉图拉、即权力黑化和黑化权力模式，以及中国模式），却完全脱离了原型意义上的资本运行和市场经济。否定，还是肯定资本主义；以社会解放为宗旨，还是以政治制度为目标，那时的（其实包含今天的）学界争执不下，不一而衷。  于是，帕累托式的社会解释方式，主要集中在他如何看待社会心理和政治制度之间，或者说如何看待（我们熟悉的）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作用，影响和关系。于是，他的“剩遗物”“派生物”概念，占据了他的主要文本。这个剩遗物的通常解释就是，如果用思维，理性和社会上、传统中的惰性因素，盲目因素相比，后者发生更大的作用，具备决定的力道。  三、群众感性和个人崇拜 ……这个观点，马上接上他关于人类理性－逻辑－经验的分梳和解析；于是阿隆说：“帕累托视为逻辑－经验的命题在总体上不符合我们的感情。这种不和谐说明了科学真理和认的感情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令人惊奇。经验的或科学的真理在人类生活中并不那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把他们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永远置之一边。“逻辑－经验的命题只对一部分为数不多的人有真正的意义，这些人喜欢真理甚于喜欢效用，这在社会和经济领域里都是不多见的。”（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  从帕累托繁琐的六种剩遗物和四种派生物脱身出来，我们还是要关注他的理性说和感性说（这是中国人的一种阅读习惯？）其重点导向他的政治观点；一些应用“假经验”原则；“当有教养的人运用这种思想的时候，它就可以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感情的或形而上的抽象化的阶段，或作者们从中演绎出他们喜欢的一切结论的公式阶段。在某种情况下，它最终可以进入第四阶段。 “这个阶段离开经验的事实最远，即感情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个人化阶段。相反，在没有文化的人身上，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顺序是颠倒的。他们认为，借助个人和神的力量比感情的或形而上学的的抽象更接近于经验的事实。”“最后一种人，甚至在我们的社会中都可以停留在第二阶段，即假经验原则的阶段，把感情的和形而上学的抽象和人格化弃置一边。”（同上）  帕累托把这些人分成三类人，一种人是C;是非逻辑者类，他们通过个人化抽象导致“逻辑”；一种是A，属于严格逻辑化思维者；恐怕B是居中者。  帕累托走向法西斯主义之根据，就在于他更多看到了C.。简单说来，他认为重要的是群众总是规避逻辑、理性和经验而屈从感性、崇拜和迷信。这是他的"剩遗物延伸"观。这个延伸，其实，导致了既不是理性、也不是信仰的那种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用他们的盲目崇拜，取缔上帝（希特勒羞辱梵蒂冈），再用他们（实际的和思想）的暴力，解除理性。  老帕虽不知道希特勒咒骂一些民族是"女性"民族的说法，但是，他们确实曲径通幽，点点灵犀；从这个说法延伸开来，就涉及帕累托是不是学界认定之法西斯主义者？  于是，全部问题，又回到法西斯主义究为何物之提问之上。  帕累托，是法西斯主义者，还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  四、帕累托是不是法西斯主义者  雷蒙.阿隆至少做了大幅度保留。实际上，在《社会学主要思想》一书里，人们得知，帕累托是属于赞成早期法西斯主义之人；这个说法，又当何解？就是书中所讲，帕累托建构的前提是，意大利墨索里尼之法西斯主义是对所谓"衰落资本主义"之拯救。这个所谓衰落，其实就是革命前夜之说法----何以要革命，就是因为那个制度之衰落和不成功----这个例子在西方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问题何在？  衰落所代表的未来的革命，是不是解救和治愈衰落之药方，还是以鸩毒体，将人致死？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我们说的蒋介石的衰落，克伦斯基的衰落和魏玛共和国的衰落等等，都是。结果如何？就是毒死代替拯救。这是基本判断。这个基本判断，在拆房子、还是盖房子----这件事情上，争执不穷，论证繁琐，含帕累托，涂尔干，韦伯等等一干人马。  扼要数之，就是他和一切专制主义批判者一样，历数了所谓西方文化、历史上一切概念，哲学和宗教的不足，以满足其新解----这个新解，其实，也是不新不旧，瞻前顾后，左右摇摆----因为，如果他不这样摇摆，而像马克思列宁毛氏一样，要坚定拆除旧房子，那就是消灭历史，消灭文化，暴殄天物。所以，帕累托不是这样。他认为，墨索里尼早期还可以拯救秩序、资本、国家，可是，可笑的老帕却坚定地给老墨规定了几个原则：  （可以赞成法西斯主义，但是）1，你不能发动战争；2，不能废除新闻自由，3，不能迫害反对党......云云。（雷蒙.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帕累托《普通社会学》）  人们会觉得十分可笑，这是什么样子的"赞成法西斯"呢？但是，请你不要马上就讥讽之。国人对此也是如法炮制的。  毛易帜前后，人们也是这样赞同“毛西斯”的；他们说，你要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一百年或者五十年......最后，毛说，我就是独裁；但是人们还是喃喃自语：新民主主义还是好啊？还有一个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好啊......  可鄙可悲的是，这些中国的帕累托们不知道，这个"毛西斯"主义，根本就是扯淡；而民社和社民，二者本来就是互相颠覆的关系。  那么，从细节上说，帕累托究竟如何赞成法西斯主义之出世，以为其用呢？（请注意，当他梳理这个主义的时候，他的基本的、我们称之为专制批判的思维和制造体系的野心，并二为一。）他也是矛盾的。因为他很快就指出，民主制度的精英危害，比起其他制度，来得少----但是，和西方所谓独立知识分子一般无二，他决计要批判他所谓的"财阀民主制"----而这个制度批判，也被施本格勒等等一打人所采纳。我们说过，一战以前的专制主义批判和现代派创作，虽然业绩伟大，天高地厚，但是，正如阿伦特说的，这些“遇见文化就要拔抢”的批判，把专制引向了极权。  所幸，帕累托，孔德和涂尔干不是这样认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纵有千差万祸，也不能转化成为社会主义----夏多布里昂的说法和俾斯麦的说法不谋而合：社会主义者，欲壑难填！其中，此书暴发一段奇论。说是，除非"黄祸"蔓延，资本主义业无奇迹可观也！？  五，黄祸论估计  除非人们相信‘黄祸’，否则未来和新的繁荣阶段，完全不可能源自另一次蛮族的入侵 ——“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看，在19世纪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地区繁荣——尽管只是一部分地区——是他们的成员的自由活动的结果。现在僵化形成了，完全像罗马帝国一样。人民希望这种僵化，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它似乎能促进繁荣。 ——罗马帝国出现了一阵繁荣以后便一蹶不振，直到衰败。“历史永远不会重复。除非人们相信‘黄祸’，否则未来和新的繁荣阶段完全不可能源自另一次蛮族的入侵。 ——“这个阶段将源自一场内部的革命也不是不可能的，革命将把政权交给第二种剩遗物（相对于第一种，第二种剩遗物，就是相对于创新和革命的稳定和保守） ——“集合的持久性”相对于：“组合的本能”，“就与惰性相似”——另外一节说明之，过多的人，他们懂得、他们能够并且愿意使用强力。但是，这种遥远和不确切的可能性纯属幻想，不是经验科学的东西。”（同上）  这里有几点有所提示。 1，   如何定位黄祸？如何定位中国政权性质——还是像美国政府一样，不予定位，定性，定义？ 2，   如果不予定性，是不是就是认定这个极权主义之祸，还是可以平行于西方价值观和经济观；平行于美、西之经济发展和不发展，繁荣和不繁荣之局面？ 3，   谁把西方的稳定、第二剩遗物等同于和中国模式同舟共济？ 4，   这种黄祸论是不是转变成为“祸免”，“黄兴”论了？ 5，   第一剩遗物的美国价值，开国价值，革命价值，是不是转换成为规避价值论的世纪－美中和谐稳定论之第二种集合持久性了？ 6，   这样的集合持久性，有无前提，是否理性？ 7，美国，是不是罗马帝国？（可以参考“正面帝国主义论”。）……  六、人格崇拜导致极权  这是一方面，是从历史和政治角度看问题；另一个角度就是逻辑的，哲学的角度。帕累托体系的构成就是三个主题。  一个是，类似实证主义之逻辑经验说；再个是，历史之群众精英社会说；最后，就是宗教形上说与政治经验说之关系。（前述所谓“剩余物”和“派生物”之概念，直接关系到这些课题）。简而言之，他认为，逻辑包含因果前后关系和手段－目的关系等等。  他说，一些逻辑判断和手段运用，也可属于形上因素和抽象感情----又说，世界上一切事务按照逻辑－经验解释，就会堕入专制思维——这是一个提示；相反亦然——如果一如前述，人们产生了对于人格化领袖的崇拜，同样会堕入极权泥潭。这是一个辩证法，也是理解他的难点。  他认为，从理性，逻辑和经验，可以上升到形而上学----但是，群众的感悟和思索路线刚好相反：他们反向从之，从信仰和崇拜走向理性和逻辑。这是精英阶层和领袖阶层对于群众施行非理性宣传的诀窍。 ......于是，至少希特勒懂得了老帕的说法，他说，女人只是感受于器官而不知理解之动物；一些民族，也是这样......  所以，推理和逻辑没有必要，只要不断"重复"，重复，重复（宣传），就可以了。（见该书）这个论断的出台，说明了希特勒极权主义宣传的根由；这个宣传手段的另外一个关键，是要减少语言中的一些词汇（恰似今天的过滤之道），即奥维尔说破的那种方式。虽然，这还是早期的创举----现在的做法是，语言本身，词与物之间，词意本身和事务真相之间的关系和间性，被戕灭，被涂解，被歪曲——德勒兹说法是，他们是一种口号变态主义——因为，所有前提都不是真前提：而结论和现实千差万隔。这是新一类"魔鬼词典"。  七、废黜信仰、理性之后果  再是，老帕所谓逻辑、“手段”和信仰、“目的”等说法同样难解；因为，前说，信仰导致迷信，迷信导致盲目，盲目导致崇拜，崇拜导致极权，只是问题的一面；另面，逻辑，理性，经验也属于目的论和手段论之闭合短路，也能导致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至少在思想层面也是如此。  这个逻辑就是，在废黜宗教契约原则上，施行实用主义理性和成功之则（成王败寇）----这个同样的“假原则”，也成为改变宗教原则的假规定和假契约；而其中，驱赶神祗超验，涂炭人权本位，成为这种理性和这种信仰区别于历史传统之理性，之信仰的一种专制－极权体制之表达。还原说之，这种效用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的深层内涵里，充斥了无理性和无道德（道德来自信仰）。阿隆对此十分清楚。  他说，如果彻底否定人类的某些"善良感情"，难道可以还原感情－真相论吗？  用通俗的语式释之，人们在排除信仰－理性结构之后，以杜撰"人类至上"的人权和法权代替天赋人权，难道可以实现社会解放和政治建构吗？其实，从那一刻开始，马克思、列宁，希特勒和毛就有了可趁之机。他们改造理性为一种先是原则唯一论，后是无原则论（无法无天）。  尤其是在解释资本和革命的课题上，愈发显得如是；因为资本和革命本来是冲突的----而秩序和创新，也没有今天的定位（这个定位，排除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统而规定不能革命之“伪约”）--。一切，成为资本变型记的样本。  继而，他们就在制造假基督和伪信仰上不遗余力地施行他们的理性----信仰，也就是以魔鬼的方式，代替一切。  八、手段理性论和目的盲目论  细节来看，帕累托的手段理性论和目的盲目论，可能是他杰出思考必不可少的一环。他的分析分成三个层次。  一是，手段的使用；其间，关系到他的逻辑－经验之考证；也就是说，任何手段的成功，都是逻辑运用的结果  二是，目的如何估计，却是没有办法，无可如何的事情。  比如，三是，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别，就在于此。他认为，人们可以运用某种策略达成社会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之目标的实现，却依然无法证实目标的含义是否属于必然和理性。  这是一个难以说明的观念。  主要的设置是，任何人为的目的，也许可以达成于手段，却并不证明手段成功，目标，就是正确——这样，至少，他排除了某种意义上的绝对成功，就是绝对正确——这个后来演变成为绝对权力，就是绝对腐败的前奏曲。  只是，人们不知道他何以对自由主义的目标，同样抱有怀疑其手段－目的的正确性考量。这个考量，只能用20世纪初叶，自由主义和自由世界自身尚待找到自由主义成熟、成功、有效、正确调节自身的某种现代民主方法和程序，予以解释。在另一方面，产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手段“理性”，变成目的“理性”的扭曲形式。  于是，手段和目的，理性和非理性互相纠缠，一如人们同样肯定了社会主义目的、目标、远景及其成功和“正确”（“真理”），以至于罗斯福等人在提出“四大自由”同时，创造了苏联－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格局（联合国）。这是我们不能怪罪那些20世纪目光短浅者的地方。  九、自由主义手段、目的同一论  西方自由世界，也正是通过他们自身对于自由主义某种运用的调整和批判，含对于批判武器的批判，才找到今天人们纠缠在帕累托两难境地的解脱。人们可以说，自由主义可以是手段和目的的同一 ——但是，社会主义之手段理性（其实是理性涂炭）就是“战是和平暴是仁”的手段无道和手段无常（和老帕的人道灾难论和和平战争论，异曲同工？）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人们讲到的两次掠夺（先是“公”有制掠夺——再是“私”有制掠夺——而确然分析，他们的公有制，不是原来词藻意义上的公/共有——他们的私有，更不是人人，个个产权分明的界定；整个呈现一种词与物的歪曲和强暴。）  十、自由主义确解  约翰.麦克里兰说，“帕累托认为手段才有理性可言，目的没有。除了一般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外，我们没有通盘判准来认定人类行动的某个目的比另一个目的‘理性’，而且个人或群体并没有理由不能追求彼此矛盾的目的。帕累托要我们看看现实世界，自问能不能在里面找到理性的人能够一致同意去追求，或实际的一致同意去追求的一致目标或一套目的。 “整个启蒙运动站不站得住脚，就看能不能证明这么一套目的的存在。帕累托明显认为，‘所有人都追求其自身目的’之类太概括，没有意义，甚至造成严重误导。 “帕累托觉得十分惊奇，人确实会真诚地不能精确界定为‘自利’的个人或集体的目的。……他们追求‘进步’或人类的幸福‘，或自由，平等，博爱，或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太模糊的目的，根本无从分辨你实现了它们没有，他们却乐此不疲。 “帕累托认为，这是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极致。人们经常不顾理性目的而追求非理性目的，无论是追求这些目的的个人或群体在道德或政治上持何见解。自由主义者如此，社会主义者亦然，法西斯主义者如此，共产主义者亦然。帕累托这些说法，在思想上所图匪小，因为他认为他把每个人看透了。  如果帕累托所言为真，则自由主义大部分思想是垃圾，马克思主义亦然。帕累托从未否认今天所谓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里有相当真理。任何至愚看看现代世界，都看得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帕累托对资本家‘说’他们在做什么，和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之间的差异，颇感兴趣。 “马克思要我们随时留意‘意识形态’，也就是那些有意无意设计来为自利行为自圆其说的信念系统，而其说辞自称它们的行为有利于整个人类幸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换成帕累托用语，就是‘衍生物’（也译成‘派生物’），但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是千百种可能的和实际的帕累托衍生物之一而已。 ……”关于社会主义手段－目的，帕累托有所保留，不全否定，他要求人们“用清晰的经济学语言来表述目的”——而不是诉诸“越说越大的模糊目标”。（麦克里兰 《西方政治思想史》）  十一、衰落与否定—— 一时的假象  我们说，给任何理性，任何教义于批判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难在，人们对于这些庞大文本和庞大固埃、一个人类取真，取善，取义的倾向；废黜这个倾向，一味在历史文本上施行批判，本是毛泽东的方式，且为东西方常识学人所不齿。从此课题延伸下去，就转变成为人们如何区分群众和领袖，百姓和精英，制度和革命，传统和文明等等课题。  按照帕累托，他竭尽全力批判的那个意大利衰落情景和资本（当时的）现状，导致他施行某种否定；而这种否定却并未突破他的良知，从而对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施行无限肯定。这是这位“拥护”墨索里尼者的天才和良知。因为，虽然他死于希特勒执政以前，确实并未为这位纳粹首领说过什么，赞过什么。因为，他地下也知的那种无限主义，全能主义，极权主义，人权超越神权，真理超越常识，会带来何等可怕前景；他更加不会知道资本－革命串通一气的模式，业成他们认为奇迹的"黄祸"论之实现和现实。  这是让西哲们匪夷所思、却让西方政客和资本家津津乐道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老帕未谓的"中国的逻辑－经验论"（他建立在信仰真空的基础和无基础上）。这个文化模式是以颠覆中国传统，文明，文化，乃至中国建制，中国"房子"为前提的，"反专制"，引极权方式。  我们说，帕累托在政治学上走得比较孔德和涂尔干，托克维尔和韦伯更远，但是，我觉得他不至于掉到陷阱里去，就是他说的那句话，民主制度比较其他制度，对个人危害最小。（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 下同）  十二、阿隆的帕累托法西斯主义批判  阿隆对于帕累托之法西斯主义究竟给出如何的批评和保留呢？我们援以文本。  阿隆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情愿根据法西斯主义来解释帕累托。”阿隆说，他指向的法西斯主义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而是指意大利人，帕累托谓“人民总是由少数人统治的，这些少数人只有称职才能维持他们的统治 “……帕累托绝不是一个凶残的人，他愿意承认，政治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缩小历史暴力的数量，但是他又接着说，想取消任何暴力的迷惑人的企图会导致暴力无限地扩大。和平主义者帮助跳起了战争，人道主义者促进了革命。”  这是一个难以澄清的课题。  我们说，“战胜是和平暴是仁”，是绝大的一种错误；这个诗句的作者、自由主义者吴宓先生的意思，既适用于毛时期，也适用于纳粹；但是，帕累托怕不全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如果人们纵容底层暴力对于现行制度（指西方魏玛共和国一类制度？）挑战，就会形成马克思主义和台尔曼主义的登台，这个暴力之反，也许指向社民党人和兴登堡一类人的强权之弱举，从而使得本来的强权变成弱权而丧权于希特勒……这样，帕累托冀望的、不同于墨索里尼的希特勒，就代替了他心目中强大的少数，变成希特勒的0和主义和屠杀。  再是，如果张伯伦主义被抨击为对于暴力的软弱，则又产生第三层面。  这个层面，后来被美军和英军的暴力所同样瞩目、同样冀望之。  最后，如果苏联，中国模式也冀望于资本家和红色血脉的同样的强大，我们又会从中看到什么？是暴力对峙，还是非暴力对峙？这是一个问题。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许多知识分子实际上信奉帕累托。他们自诩是没有衰落的资产阶级，要接衰退的资产阶级的班”——这是些什么人？  十三、牺牲文化的前途  什么人要支持一种权力经济结构且在其中为虎作伥——这是一些强大的知识分子，还是猥琐的、无耻的奴婢和佞臣？“他们辩护说，他们的暴力是对个人暴力的必要反击。他们即使公开不说，也在私下里断言，他们的最高辩护是他们恢复秩序的能力，哪怕采纳暴力”（六四以后中国犬儒者和助纣者一类人，即是……）。 “既然说到底，都无法在本质上、道德上获哲学上为少数领导人的权力进行辩护，那么，取胜的精英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用自己的成功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这个“成功说”也在中国流行，且形成“不成功”则无真理一说——这也是帕累托主义讨论的一个焦点。“某些读者就认为最好是维护一种文明的光彩，哪怕付出以后面临政治衰败的代价，另一些人则认为首先应维持民族的团结和力量，哪怕是牺牲文化。  十四、效用和真理问题 “帕累托暗示科学真理和社会效用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矛盾。社会的真理毋宁说是社会瓦解的一个因素（？问号——自立）。真理不一定都有益。效用来自想象和幻觉。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个人的爱好，自由地选择真理和效用来为他所属的那个社会服务（？——自立）”  阿隆说，“帕累托的政治教诲在本质上是模棱两可的。” 2，接下来，阿隆们开始接触一个所谓“解释为了（！）集体的最大效益和集体的（！）最大效用的区别，把法西斯思想与帕累托思想联系起来也是可行的。 ”“为了集体的最大效用，也就是最大多数个人的最大满足，实质上是人道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给予个人以他所希望的东西，提高大家和每个人的水平，是财阀民主，民主精英阶层的资产阶级理想。 “帕累托没有明确说出这个目标是错误的，但他暗示说还有另一个目标，即集体的（！）最大效用，就是被看出一个个人的集体的最大实力和最大荣耀。断定无法在这两者之间作出科学的选择，降低了为了集体的最大效用的价值，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含蓄的有利于集体的最大效用的选择。 “甚至可以说，像帕累托那样否认在这种或那种政治制度之间做出合理选择的可能性的人是暴力阶层的起因，他们企图通过暴力证明他们具有统治的权利。” 1923年，老帕过世。“他对领袖运动并不那么深恶痛绝”，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混乱做成的人道主义之反，云云（即，他认为的人类的剩遗物太多……）。  十五、为了最大多数＝为了0  这些似是而非或者似非而是者，何类、何种？无非是西方政治学在几个概念上的错位：代议制成为精英垄断，无权力牵制；多数，个人，少数之间间性关系的紊乱；民主和民粹、政府和寡头的混淆；权力牵制和权利牟取的特权和平权的抵触，等等。  我们看到，帕累托反对“为了……集体最大效益”如何如何，固然，有他的西方背景和意大利条件，但是，至少，这种语汇最终转变成为“为人民服务”一类同等欺骗——这是一种德勒兹所谓的口号变型和内涵颠覆——为了最大，其实就是取消“最小”——最大就是0，最小才是实数——于是，结局是，他又转向：“一个个”个人——这就是西方传统中的个体主义和本位主义；是所有多数，集体和国家定位的前提和条件。  这是自由主义的常识，却是极权主义的背论。  十六、一时危机与永恒衰落？  故此，3，我们看到，帕累托在这个议题上的徘徊，并非没有他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资本主义内部政治和经济，文化和宗教调节功能出现一时危机时期，人们以为永恒危机出现，末日出现——就像现在美国出现举债上限和预算赤字危机，人们以为，中国模式，就是解决此议题之外部条件；这个“为了最大多数”云云，和（其实是）为了最小，最个人，最微观，最有效之哲学出现的对峙，后者，于是又被抛弃，边缘和乌有。  这是历史教训的汲取和不汲取之间的游戏。  于是，阿隆说，“哪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在理论上会博得帕累托的青睐？一方面，帕累托认为个人的创造精神是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经济机制。因此在经济理论上，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接受国家的某些干预，只有这些干预能促进市场运转，或者能使投机商顾己又顾大家。在政治方面，他的思想使他赞成一种既专权又适度的制度。”  （这类话言，在专制主义朝拜者人眼中，几乎年年出现——从我们熟悉的1970年代的歌颂毛，周者之基辛格，到21世纪的施罗德，希拉克，都是“绝对”和“有限”的博弈和妥协人；可惜，绝对，从来不和有限妥协，只和无限、全能和无法无天和谐。  也许帕累托组合了莫拉斯喜爱的两个形容词——绝对和有限；一个是极权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二者的接轨，媾和和拆烂乌为古往今来的投机主义者津津乐道——自立）。 “这不是他的语言，不过众人最向往的制度，至少按照他为众人谋利的角度看，是统治者有能力决策而又不包揽一切，尤其是不企图把他们思想和相信的东西强加给公民和知识分子和教授的制度。”（于是，这里，露出老帕的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和反极权主义的真面目）  十七、帕累托终究还是一位自由主义者 “换句话说，帕累托可能赞成从经济角度和科学角度来看都强大的而又自由的政府。他向统治者推荐知识自由主义，不仅因为他个人喜欢它，而且因为在他眼中自由的思想对科学思想进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在逻辑－经验思维的进步中大获其益。” ——也可以对照他的关于逻辑－经验的反面效应（同见该书；说明，他的不能自圆其说）。于是，接之，就是我们十分强调的，关于帕累托定位自由主义之本质和原因 ——“帕累托知道，G.莫卡斯花了前半生时间来揭露代议制民主的卑劣行径……，在后半生中，他致力于证明，这些制度尽管有缺点，但毕竟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至少对个人来说是这样。 “因此，在接受帕累托对民主制度所提出的许多批评时，人们可以看到对个人来说这些制度是缺点最少的制度。因为既然任何制度都是寡头制度，财阀民主的寡头至少还能分化，同时其活动能力还能受到限制。 “对个人自由来说，民主制的精英阶层危险最小。”

挺妓转型论？

挺妓转型论？

刘自立

有人评议东莞扫黄问题突发高论，说，妓女（或者说维护妓女）是国家转型民间机制论；说，央视谴妓是改革完结论——于是，官方改革似乎让位于民间护妓转型——此乃奇特一论也！笔者也有感想，说来异议之。首先，中国黄毒本来就是官－民一体之权钱元罪导致的恶毒现象。不管东莞如何民间，还是不民间，官家插手，后台作业和权力督导，本来就是黄毒黑百一勺汇，哪来什么央式妓女和民间妓女之区隔。黑社会背景在中国就是官方背景。所以，在此一点上，把东莞定作民间，是十分错误的。

第二，转型来自民间，但是，转型不是来自对于社会所谓黄毒问题的任何容忍；这个不能容忍，和不能容忍“央视妓院“，本来就是一体两面，没有什么不同。

三，之所以给出不同，只是认为主流灵魂不洁和次流肉体不洁之虚言——须知，次流灵魂也是不洁的。所以不管是公知还是私知，之所以把个区区东莞事件放大成为改革和转型两大问题，其本身，就是因为企图在社会黄、毒酱缸里面，寻找龌龊和干净之矛盾；但是，这个龌龊里面没有干净。

四，这是关键问题；因为中国改革转型的无望和悲观，妓女问题被拿来代替严肃的改革和严肃的转向问题，施行黑色幽默和幽默式拯救，这是整个民间社会无法整型和取向的一种失落感，并不会因为东莞是哭、还是笑，就会一竿子解决。

五，中国妓女问题本来就是跟随在国家体制和社会取型的问题之后，才可以议论的红灯区是不是合法之问题；在此问题解决之前，权力和金钱合作，施行不管是东莞的权力妓女、还是“西莞”的金钱妓女，总之，妓女都是权力布阵的牺牲品；她和几千年妓女制度永久不衰似乎还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六，所以，挺莞，还是贬“央”，实际上是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沉淀中，五大郎拔高，此乃无可如何的事情。

七，所以公知挺莞，不过是他们没有其他可做的事情，在此问题的颠倒中颠倒问题，施行并无多少价值的颠（挺）三倒四。我们说，即便东莞不哭、仍笑，难道转型就会在这类本来就是政客和黑佬控制的妓院无价值、有价格论中，看到些许曙光吗？这是一种无视妓（莞）院——“央院“一体论的偏颇倾斜。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倾向，说白了，就是中国公知根本就无法、也无能在任何严肃的课题上施行转型研究和改革批判，只好放大一个妓女问题，施行价值，道德和是非扭曲论。这类扭曲在坊间比比皆是。比如说，关于改革的党内健康论；比如说，尾大不掉可以甩尾论（有限清算和不清算论）；比如说，威权－集权－极权混淆论；比如说，无条件转型论和真相相对论（真相永远不会真的还原论……）……不一而足。这之中，关于极权主义定义的论述十分罕见，倒是把中国封建－郡县和专制－集权，混同于CP体制，一起加以批判。十分清楚，妓女问题如果单纯就事论事，她就是一个假问题；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有合法或者非法妓院和妓女；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和荷兰的民主议政，本来就是两体互存而并无多碍的。

至于中国的“阿市”为什么就不是荷兰之，巴黎之和香港之（而香港正在变得更加以权力和太子为主），那不过是因为权力和金钱的来源不一；一个是真正的市场来源，一个是真正的权力来源。于是，妓女服务也就就此有了区别。一个是为了有钱的大众（或者小众），一个是为了官吏和大佬（权钱合一者）。于是，不管是东莞还是“央莞“，他们都是权力消费的非转型类型。中国公知之所以挺一面而贬一面，全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另外一种真正的、不是由妓女为主的转型力量的潜质和显质。于是，妓女转型论，成为他们或言乐观的一种方式。这是十分可悲的中国方式之一。

如果按照真实的权力斗争格局分析此事，也完全不是公知们所言之民间妓女“很好”论；且不说莞方早就放话说（对那些感到恐慌的妓女）：没有事情，你们只要晚点上班就可以……而那些躲在背后的贪墨和黑佬，究竟会受到什么追究，人们还要拭目以待。就此一面而论，支持莞鸡，没有任何政治敏感在此呈现，而是一如既往地柿子拿软的捏——这是中国公知群体流离在体制边缘的一贯伎俩。更有甚者，他们施行这一招，倒也并不耽误发财致富甚至高官得坐，高薪的赚之机。于是，一种奇奇怪怪的“边缘批判主义”，开始在体制之边缘游戏有余而得益非浅，名利双收。他们的伎俩和策略之一，就是见软，见偏，见“莞”而上。这种极权主义生存边缘的公知主义，可以基本上不冒任何风险地，双向取道而黑白通吃。这类人被看成东风不健西风健，南墙不碰碰北墙的技术主义分子。在这类分子之中，他们看准了官方可以不得罪而民间可以大忽悠的机会主义策略，施行一种他们的中国批判特色，且占据所有他们的舆情阵地，为其主流和排斥其他。

这是一种极权主义中国现象的表达。这个极权主义表达的本质之一就是，洗脑和反洗脑之间的一种夹缝状态，收藏了他们的祸根和财富。这种主义和策略的应用，特别表现在此次莞妓品评的定位上，其误导民众于另外一种对于东莞黑社会的政治容忍和经济宽宥。这其实是一种十分不当的选择性批评和选择性责妓之中国现象，中国公知现象和中国“转型”现象。这个现象，和一早有些人怀疑一切和戏谑一切的虚无主义，实际上一脉相承；因为，前者是在解构CP的同时，把一切价值同时加以解构，而枉顾价值恢复本身；后者，则是借打击所谓央体而放过实际上和央体毫无二致的“地方之央”的那些黑白二兼；其中根本，就是没有鉴别，没有分析其彼此、对错和是非之分。这个东、西区隔的和南、北分野，枉视中央极权主义和中央－地方主义之一体风格。他们独自发明如“东莞正确论”，并籍此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这难道不是对于政治常识的背道和掩盖吗？如果真的按照这样的主次区分地方和中央，是不是可以籍此发明或者创造一个地方起义和地方自治的崭新转型希望呢？去问问那些莞佬大亨他们的想法吧！

于是，事情的本质和范围，业已涉及到如何估计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见斯民《论集权和极权》）在此一面，主要分析所在就是，极权主义是在扑灭西方历史上所有自治主义（含城邦，自治市，公社，卡斯体尔，……）；而在中国，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之间的封建和郡县反覆，导致了和日本迥然两样的政体区分：一个是郡县回到民主（——自大政还朝以后）；另外一个是废封立县，施行准极权主义。这样，西方地方主义与中央主义，在演变到统一国家之集权主义时期，仍旧保持着他们自古代和中世纪以来之自治（不要说进入民主时期）；而极权主义相反。这样，在一个较大的政治原则上，极权主义里面没有地方与中央的分野和区隔。这是他们区隔于集权主义的主要特征。籍此而论，作为普及政治常识ABC的所谓中国公知，本来就要宣传这样的政治原则和特点——他们应该告诉有关的人们，特意区隔地方与中央，不是分析极权主义的基本方式——莞之中央性，十分明显；几乎与央无异；而不是强调其并不具有的地方主义（——这是自治主义的称谓，不是极权主义的称谓）。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现在地方与中央的某种紧张关系。但是必须强调一点，这种紧张是在央式的体制下的紧张，而不是独立之，自治之，倒央之之紧张——相反，他们的隶属关系，迄今并无多大改变。如果依据这样一种“紧张”，就做出类似西方自治一类地方与中央之关系定位，就是误导前提和错误剖析。这是一点；另外，极权主义之客理斯玛状态，包含对于地方统治的绝对状态。但是，这是和那些魅力型－魔鬼型领袖的非理性体制密切相关。现在，这种体制业已发展成为后－极权主义特征。这个魅力型的转调和走音，确实，使得极权主义大一统天下发生根本动摇。但是，在没有彻底转型以前，这个转型后的特征，无法套用在此之前——换言之，人们不能将地方与中央的、并无本质区隔的区隔，叫做地方积极意义和中央消极意义——不，现在的弹性伸缩，基本上，还是框架在中央的一体性体制之中，并未改变。其间的伸缩和拉扯，并非由地方的官僚或者资本控制之，更不是妓女可为之（或者呵护妓女说可以袒护之），而是如何插入当地民众之觉醒，之作业。也许，舍此无他。

解“联合政府”梦！

解“联合政府”梦！ 刘自立（北京） 　 一 　　斯大林在二战以后于东欧施行所谓联合政府一举，让近乎百年以后的人们依然争执不已；关于他的正面意义——据说，斯大林本来确实要施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因为历史政治原因而未果；他的负面意义——据说，斯大林成立国际情报局后实施一党独裁于东欧，使得原先东欧各国短暂实行的多党合作，成为类似CCP备受谴责的、苏－东之“民主先声”。于是，认清这个联合政府观念，成为人们了解东、西方CP的一个契入点。在此观察之中，引发关于CP是不是可以改正自己，改革自己可能性之争论，乃至出现对于中、苏两国历史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历史评估；导入西方世界，美、欧各国关于在苏联、尤其在中国，于二战以后，引入这个斯大林观念的争议。马歇尔在西欧施行马歇尔计划，压制西方CP，争夺反CP政府地位。东欧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流亡政府（纳粹期间）和王权政府（秉承历史），虽然无法和戴高乐，邱吉尔和罗斯福－杜鲁门政府比较反法西斯功绩，但是，他们的作用，就是继续东欧原来的民主－专制（非极权）政治，而努力摆脱被维也纳西边主宰为变象附庸地位的肖邦式哀歌国家。而在中国，马歇尔主义究竟如何估价，成为老话题，新含义：这个马歇尔和那个马歇尔，究竟有何区别？何以有这样的区别？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如何估计？……是的，重庆谈判以后，在CCP配合下，马歇尔在中国施行抑制蒋介石政权，制止反CP围剿（东北国民党军队对于林彪残部的行将歼灭战……），施行斯大林主义之联合政府；与此之前，史迪威在四十年代初叶，便成立乐观其成（CP前途）之延安肯定论组合……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回顾斯大林联合政府乃至毛联合政府的观察迹象及其动因。 　　直到这个联合政府说，越过几十年争议和悲剧结局，导致21世纪CP中改革派人士引出“民主社会主义”说，从而接续这个联合政府的某种改革合法论和CP重生论（据说它可以和GMD一样获得新生呢！）。于是，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又导致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与其之关系研讨—— 一个是，西方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以来长入资本主义中之社会主义阶段论，导致他们的CP并和于西方议会政体，而事实上认可和参与了西方宪政主义政治；另外一个是——期待CCP长入改革之后之多党政治前途、而实行自身未来合法化，如台湾GMD与之“联合政府”（民进党－国民党结构）。这样两种估计中，历史上中－东（欧）联合政府的彻底失败和毛主义“民主先声”的彻底幻灭，似乎并未作为政治定论划入历史论，现在，中国人仍旧对其幻象与梦，似乎期待着一个新时代联合政府出世，来一番和解共处的幻象再造，以至于处在完了、未了，悲观、乐观之游戏中，无法自拔，无法自醒；按此逻辑，迄今为止，中国民众依然由此分裂成为拥护和质疑这个政府形式之两派（抑或，包含犹疑派之第三种意见。） 　　然而，苏、东解体以后，西方之东方（东欧）施行的后CP政治，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只有在没有CP主导的政体之中，才有回到西方普世价值和民主多党框架中的所谓联合政府之可能，之现实;也就是说，实行几百年来美国四年“颠覆一次政府”之驴－象之争，之实。抑或，实行西方历史上无数次谁也不会消灭谁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圣俗斗争（王权－教权），乃至本族异族之争（如英国之诺曼人和昂格鲁－撒克逊人）……——实现西方历史现实之永久的那种对于政府权利/力的多党治衡——而这种治衡，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原来要施行CP主导的民主，而是回归历史，回归自古代历史，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上的，本来就是自由的那种国体和政体中去。也就是，回归西方由自治主义发展成为（正面）帝国主义之自由道路；(并由此带来民族独立——多半是民主毁弃和专制独裁后殖民主义乃至后民族独立之“民族民主”——或言，实行由此及彼的伟大演变，如印度，南非，印尼，埃及，利比亚，突尼斯，等等。) 　　这个历史回溯，不是回到CP和斯大林的政府形式；不管是独裁，还是“联合”；而是回到西方自伯里克力和梭伦开始的，后来为基督教继续的，再后来被中世纪自治秉承的，在集权主义（中央政府形式）中几乎完成的，由民主政体最后实现的那种自由——并且当然包括打击和毁灭极权主义之祸端于意大利德国和苏联——因为这里重复指出的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严格的，本质的和巨大的区别，也是人们如何估价联合政府绝对和相对之角度：绝对角度是，从理论和历史而言，自打卢梭和伯拉图极权主义被西方人摒弃以后，他们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业已变得十分准确和清楚；而相对角度则是完全相反，他们的政客，知识人（一部分）和资本家对于中国问题和CP问题仍旧怀抱着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既不会演绎，也不会归纳，一叶障目，戴盆望天。这种历史虚无主和西式忘却主义，使得CP可以与其共享一种G-2或者G-N实用主义——也就是价值菲薄论和利益强调论之无主义实践；而中国自打20世纪初叶，他们和我们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个无主义，无价值，乃至无道无德的所谓问题轨迹和历史轨迹中打转；而中国问题首先是解决主义问题，价值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不是施行这些问题无法和模糊解决之社会革命和策略操作——这个策略操作的最大分母就是斯大林－毛的联合政府。 　　马歇尔们实施这个计划书和路线图的西欧态度，甚至中欧的态度，和对于东欧和中国，完全两样。于是，他们对于左翼的包容政治和对于斯大林和毛的包容，并界一体，内置不分，造成极端混淆和最大混乱——与之对比是，他们对于西欧CP的态度，对于CP修正主义的态度，对于多列士和陶里亚的的态度，乃至对于铁托的态度，则显得比较准确和比较得体。他们也不会让CP修正主义完全代替西方政治，而在法国或者英国，施行与CP轮流执政这类幻型；因为这不是CP模型和民主模型的轮流执政；而是民主模型摒弃之之单独的和单独模型中的多党轮流执政。也就是说，他们的主流政治在勘正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后，才可以接纳修正主义之各国CP。这一做法与其在历史上对于庶民和平民的包容政治，包容改革和革命如出一辙。远在中世纪，在佛罗伦撒，在米兰，在威尼斯……这类自治中，早有解决阶级分野之道，而不是试行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那种阶级斗争，那种阶级妥协乃至那种非阶级宪政——正好说明CP联合政府的任何虚假遗产，都不是人类政治遗产中值得珍重，需要继承和费力思索的事务。不，不管是毛的联合政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甚至马歇尔的联合政府（未完成式），都是中西政治历史和政体探索中一段黑色幽默。这种幽默带来的死亡，是为此付出千万人生命代价的无价值试验。所以，我们初步探索这段历史，也是为了证明一个无价值努力的悲哀。 　 二 　　反法西斯战争是一个历史悖论。其中如何估价斯大林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是为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在此课题上，如何估价他的反法西斯历史与政治地位，是为其中之要——随后，就是他于东欧组建，抑或，同意暂时组建联合政府究该如何评价。换言之，如果没有他的反法西斯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他组建东欧联合政府的现状，就会依然面临“十四国干预”之。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我们看到，虽然斯大林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早就板上钉钉地予以确认，但是，在确认和不确认之间，如何估计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纳粹，遂成为区隔这个问题的间性讨论。我们简单来说。首先，斯大林打败了希特勒。这是一个难点。每每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总有东、西方双方政客走上红场以事庆祝，相继给予斯大林事实上的认可。不管人们如何估计朱可夫或者其他人的功勋，但是，取代斯大林是不可能的事情。二，这样，斯大林就被钉在了半是、半非的历史功绩柱和历史耻辱柱之间呈撕裂之态。三，纳粹主义形成是西方世界的事情，而斯大林主义形成，是不是只是西方的事情？而毛的形成呢？所以，在此框架里，政体的考究和意识形态的解析，成为主流政治研究的必须(就像哈耶克和阿伦特可以预估斯大林，但是，却无法细解文革和后文革CP资本论那样，使得事情的预估逻辑呈现阙如和空白——毛，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极权？——苏联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现在的“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其间，如何估价呢？——中国极权主义起源于资本过剩，还是无资本，无无产阶级？——而两个极权主义，苏联和中国，难道可以用哈耶克－阿伦特资本主义演变论取而代之？……)。 　　四，所以，斯大林主义是一件棘手的功过评价事宜——就像人们评价纳粹，却很难得出德国功过论一样；因为德国模式中纳粹组合的诞生，给魏玛民主带来了危机和毁灭——当然不能说因此就毁灭民主和魏玛（共和国）；但是，民主在此出现了什么失误呢？选举希特勒，就是施本格勒权钱预估的“西方之衰落”吗？——希特勒资本主义和东方之后来的中国之，又是如何一种关系呢？其间美欧之间资本主义中，是资本大于价值抑或相反？相反的力量如何呈现和保障之？五，所以，这个问题延伸到中国。毛主义作为一种奇怪现象，纳括了毛成为阶级斗争神话，民族解放神话，极权神话领袖乃及西方战略盟友诸多头衔。给毛一个否定，就是要否定所有和他关系与共的那些东、西方政治人物呵护的神话——比如，戴高乐给予之的神话；苏加诺给予之的神话；斯大林给予之的神话……诸如此类。 　　放弃这些分析而枉顾毛与西方同构的系统分析，同样是批毛和捧毛者共同阙如的分析方式和内涵呈载。六，这样，毛与斯大林，就会获得一种与西方体制，西方价值和西方战略的苟合；这种苟合，在1945年以后出现，就会抹煞真正的西方价值而带来的价值混淆和体制选择而出现所谓的“联合政府”。这个价值混淆和体制替代，不单给斯大林带来好处，也给毛带来好处（这个好处，不亚于日本侵略给毛带来的好处，甚至更好，更及时，更实际；就像1905年日本战胜给俄罗斯带来的革命好处和一战，变战争为革命的好处一样？……）七，最后，人们分析纳粹和CP之间异同的工作，尚处在稚嫩时期；其中，CP之公有制（——以后变成私有制－公有制杂交）和纳粹之极权私有之关系，尚在探索之中（而略）。这样，我们看到，在全世界不明联合政府实质内涵的情形下，斯大林于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就并不奇怪乐了。 　　其实例如下（多根据维基等资料显示之；下略）。 　　——捷克。 　　捷克联合政府的兴亡，是斯大林主义带给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一个悲剧；这个悲剧被命名为“二月事变”；其简单过程如此。“二月事件是1948年2月下旬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起政治事件。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政府。1948年初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内政部部长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Václav Nosek 通过非法手段在国家安全部门和警察部门排斥非共产党成员。 　　“2月21日，参与政府组阁的12名非共产党部长集体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当时他们认为总统会拒绝接受他们的辞职，继续保留他们在看守政府中，从而使共产党因感到压力而屈服。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支持者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同意这12名部长的辞呈。 　　“25日，爱德华?贝奈斯因担心爆发内战和苏联红军借此事干涉而被迫同意了非共产党部长的辞职，并授权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组建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主的新政府。由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完全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同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通过其控制的议会举行的选举将爱德华?贝奈斯赶下台，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出任总统。这起事件大大刺激了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以防止西欧更多的国家被共产党所主导。”（维基） 　　——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社会党）以地下组织波兰社会党——自由、平等、独立的身份支持波兰抵抗运动。1948年，波兰社会党内发生致命性分裂，因为共产党采取萨拉米政策分化任何反对派。爱德华?奥休布卡-莫拉夫斯基所在的派系支持与波兰农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而约瑟夫?齐兰凯维奇领导的另一派系主张支持共产党来完成社会主义计划，但是反对强制推行一党统治。战前的政治敌意仍在对事情产生影响，而农民党领袖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不会同意与社会党结成统一战线。共产党将奥休布卡-莫拉夫斯基开除，并让齐兰凯维奇成为总理，以此利用这种分裂。 　　“1948年，共产主义者和齐兰凯维奇一派与共产主义党派波兰工人党（PPR）合并，成立波兰统一工人党（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PZPR），成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而另一派系的剩余成员随同波兰流亡政府流亡国外，幸存下来。 　　“1987年，扬?约瑟夫?利普斯基这样的左翼反对派人物成立同名政党，试图维持原来波兰社会党的传统。但是，新的波兰社会党在波兰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版图中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 　　（“波兰共和国流亡政府（波兰语：Rz?d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na uchod?stwie，1939年－1990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波兰被德国与苏联占领后的波兰政府，长驻伦敦，领导境外波兰人的抗战活动。 　　“波兰战役后，波兰全境失守。逃出波兰的军队效忠波兰流亡政府并参与多场战争，在前波兰国境的波兰士兵组织波兰地下国对抗前波兰国境上的德军。波兰在二战后被苏联红军占领，由于波兰流亡政府和波兰地下国以及苏联没有太多的商谈，波兰成立由苏联扶植的共产党政府，波兰流亡政府无法重回波兰。 　　“虽然二战结束后该政府未被广泛承认且对波兰本土并无实际行政能力，该政府仍持续运作直至共产党政府结束（1990年）。这一年在列赫?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后，波兰流亡政府最后一任总统雷沙尔德?卡丘罗夫斯基亲返华沙，将波兰共和国全部法统象征（总统旗帜、国玺、总统印信、总统绶带、1935年宪法之正本）交给了新政府。1992年波兰新政府宣布承认流亡政府所颁发的所有。”） 　　——匈牙利。 　　“1944年12月21日，在苏联支持之下，匈牙利共产党、独立小农业者党、国家农民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德布勒森宣告成立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总理是前匈牙利第1军团司令官米克罗什?贝拉，但却未设有总统或国王等国家元首。几乎支配匈牙利全境的苏联军队对临时政府有很强的影响力。 　　“战后的1945年9月，独立小农业者党的蒂尔迪?佐尔坦成为首相。11月，在匈牙利全国举行了选举。独立小农业者党获得57％的选票，共产党获得17％的选票。然而驻匈牙利苏军司令官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拒绝小农业者党单独政府的成立，强制组建了由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位的联合政府。议会通过了导入共和制的法案，蒂尔迪被任命为总统，纳吉?弗伦茨被任命为总理。 　　“1946年2月1日，匈牙利第二共和国成立，匈牙利王国宣告灭亡。然而，匈牙利第二共和国在1949年被实行匈牙利劳动党一党独裁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所取代，和其他东欧诸国一样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米哈伊一世（罗马尼亚王国）和西美昂?萨克森-科堡-哥达斯基（最后一位保加利亚沙荒）的共同历史，就是受到苏联支持，反对法西斯；以后，又受到苏联废黜或者排斥而了；流亡海外；最后，在苏东解体后回到本国执政一段时期。 　　——东，西德。（略） 　 三 　　以上实例，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1，东欧政体，即便是处在沙皇和王权之下，其国体仍旧不能释怀于苏联体制，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王权历史之衰落与复辟；当然，是在民主形式下的“复辟”。2，斯大林主义“历史先声”，不过是一种先萝卜、后大棒的狼与绵羊的残暴游戏；这个游戏的双方，最后，都会先后失败于这个极权主义；再于之解体后，施行解构后的再结构，再复兴。3，社会民主党形式和内涵的社会主义或者社民主义有两个走向：一个，是所谓的“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寻找个性解放”的赫尔岑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和村社主义——这个主义，带来了类似波兰体制中（于二战时期）之“农民党”和“工人党”之间似是而非的争执与政争；而不管是工人党还是农民党，只要其社民主义忽略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乃及其政党组建和诉求，这类社会民主主义很快就会堕入社会主义和CP本性，从而远离那些即便是法国共产党式的，多列士式的，交出十几万军队武器的CP式法国形式。4，另一个是，社会民主派变成非社会主义的，非布尔什维克派的，非极权附庸的真正加入西方政党政治的那种社会党，工人党或者其他——因为他们是作为左翼而加入主流社会之政治框架的——从而不是东方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而是西方意义上之。5，斯大林主义之所以给予联合政府一个一度支持和赞成，只是他的策略之举，之据。（我们看到的资料也是这样显示的——见《论斯大林在东欧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吕雪峰/下同 　　“在1945年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解决被解放的波兰临时政府组成问题,苏联方面提出了在波兰临时政府(即卢布林委员会)的基础上增加波兰流亡人士中的某些民主派领袖的建议,并许诺在临时政府组成后尽速进行选举组建永久性的波兰政府机构。而罗斯福则建议召集波兰各方代表成立总统委员会,就组成新政府问题举行会议,着手建立一个由华沙政府现有人员和国内外民主人士组成的新政府。这样成立的临时政府承诺举行立宪会议选举,选出波兰永久性的政府。罗斯福表示,“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成立后,我们三国应给予承认”。这一建议遭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坚决抵制,最后罗斯福做了让步,条件是尽快进行自由选举,斯大林对此做了承诺。 　　“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英美同样提出了组建临时政府后立即进行自由选举的问题,斯大林表示“他已经同意了,作为一个信守诺言的人,他一定不食言”。但英美方面似乎对此还不放心,又提出了派遣观察员对选举活动进行监督的要求,斯大林同样未表示反对。会后发表了《被解放欧洲国家宣言》,对双方达成协议的原则进行了确认。这样,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同丘吉尔和罗斯福达成了以‘自由选举’换取按苏方的意见组建‘联合政府’的原则。”（请注意，斯大林所有关于承诺自由和选择的时间都是在战争进行时——而后，独裁，是在完成时——这一点，和毛的战时决策，战时策略与胜利后决策，战略完全背道而驰——“我们就是独裁”，（！）他最后说道。） 　　“在1945年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解决被解放的波兰临时政府组成问题,苏联方面提出了在波兰临时政府(即卢布林委员会)的基础上增加波兰流亡人士中的某些民主派领袖的建议,并许诺在临时政府组成后尽速进行选举组建永久性的波兰政府机构。” 　　“（1944年）4月28日,斯大林同旅美波兰天主教徒奥尔曼斯基会谈时讨论了未来波兰政治前景的问题。斯大林指出：‘对于波兰,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它的内部事务,更不用说干涉它的宗教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 　　“斯大林强调说：‘我们希望波兰有这样的政府:它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为了与共同的敌人——德国作斗争能同意保持这种关系,因为德国不论被我们打得怎么惨败,它都会再度崛起。我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类似的史料还有很多,这些文件都证明了斯大林并不打算在东欧推行苏联制度,而仅满足于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 　　“但又有史料证明斯大林打算在东欧推行苏联制度：1945年4月,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杰拉斯（也就是德热拉斯）会谈时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这则史料在学术界曾得到广泛引用。”……） 　　5，所有改革后东欧政府都在召唤和引回原来的所谓王政和“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成员，回国执政。这说明他们并不赞成希特勒、斯大林和CP的任何体制乃及联合政府。这是一种我们早就说过的、积极意义上的革命－复辟结构——对这个结构的解构都是非法，荒诞和反动的——唯有革命前，苏俄前和与沙皇（不管是华沙的还是彼得堡的）同构支撑的政体和国体，才是东欧人的、也许也反对俾斯麦和拿破仑的、那种不能和不应被苏联利用的、那种独立势力——也就是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反对和最终抛弃什么“联合政府”，回到民主政府，期待瓦文萨或者哈维尔。（于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讲一点关于中国的未来之同类期待？是什么势力会回到这里？是GMD，还是什么？……）6，这类例子之所以似曾相识，就是因为毛与斯大林的同类把戏，同类策略和同类谎言，都诉诸了这个语词：“联合政府“。7，于是，政治常识中极权主义是不是就是这种辨正和投机，不是理论，而是事实和史证，给出了回答；而不是一如美国当年的学人认为的，“针对这种现象,美国学者莱夫勒指出,‘这表明斯大林在战后东欧社会制度方面具有不确定性’。”8，（值得注意的是：）“而俄罗斯学者吉比安斯基指出,斯大林同波兰政治家的会谈具有宣传迷惑性质,因为不是‘自己人’,而同季米特洛夫和杰拉斯的会谈才表明了本意,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同志’”。 　 四 　　那么，东、西方的人们争论的“联合政府“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按照后来毛的联合政府和他的民主先声，说是在社会主义和CP之间会施行一种多党体制，乃及联合各种民主党派，施行互相监督治衡，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联合政府的本质和所求。而东欧的CP们也是这样说法，“二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提出走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人民民主制度’。而人民民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实行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正如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赫格居斯所说：‘人民民主意味着多党制，而不是那种一党独霸的制度。要在党和党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王瑜《二战后东欧国家政党体制的演变》》于是，辨识这个“CP领导下的多党体制”，实在就像辨识一头很像驴的马和很像马的驴，让人无所适从。但是，我们还是要象电影（那部历史捏造的电影）中所说，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比较一个聪明人能够回答的多十倍（？） 　　首先，这个多党体制的短命，说明了他的寿数适合CP取缔这个党、那个党，唯独留下自己为最后判断，终极依据模式。2，何以会出现这样的终极结果，无论按照历史、还是按照现实，都可以予以回复；这种尝试是毫无意义会导致杀戮的那种试验。3，这样的“多党体制”和西方十九世纪变异的法国公社体制（巴黎公社）一样，提出了一个非阶级平等的、趋向所谓庶民和无产阶级自由体制（统治）的、也就是所有阶级、不自由的学说和试验的、那种政治盼望和社会实践，从而使得巴黎人一时间疏离了他们的基本传统和元初价值（——这个学说被马克思叫做法兰西内战中的诸多原则即公社原则）。4，这个和以往所有西方政治，历史，社会诉求不同的“公社故事”，逐渐演变成为马克思的故事和斯大林（列宁）的故事；这些个故事要说明的，就是他们可以一改西方政治学说中的阶级治衡和限制政权原理，并切断形成共和——宪政的许诺状态和约柜传统，施行一种所谓庶民优先论——也就是，无产阶级“先进论”；无产阶级“制宪论”和无产阶级专政论。 　　5，人们就此看到了一个新鲜事务，秉承最为古老的“理想国”（政教合一）的原则，在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在严重扭曲西方常识和西方政治；这个故事和CP联合政府的故事绞在一起，被称作无产阶级专政；是在讲究一种（无产阶级）由领导到被领导；由主宰到被主宰；由消灭到被消灭的专制－极权结构。6，这个东－西和西方（——甚至东方有限治衡论）截然相反的CP不受治衡论，乃及他们的花瓶党派和花瓶人士，组合了东西方一叶障目和昙花一现的联合政府模型。这个模型，最后，以所谓“群众－政党－领袖”为其模式之真谛，之基准，之圭皋，施行一种最后的、极权主义人人反对人人的、被十倍百倍千倍扭曲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不准斗争（——比如，资本家阶级无权斗争工人；比如，地主阶级无权斗争农民（贫下中农）……）；最后，又经过两次革命（改革），转义成为如今的地主（房地产商乃及呵护者官吏）不准被农民（新贫下中农）斗争；红色资本家不准被无产阶级（工人，农人，农－工）所斗争——就连他们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阶级斗争，也都变成对于日本人和西方人的民族之战（含他们一早批评的那些地主，商人和资本家）——于是，社会主义真正变异成为一个（一小撮）资本家体制的资本主义——而这个联合政府的基数，从工人农民商贾之最大多数，转变成一小撮亿万富翁。这个可笑的，由联合政府之逻辑延伸者，似乎体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过去由联合诱惑导致的独裁，经过某种异化和屈从，在不到五年的短暂时间里，主人和奴才的分解和分界就已十分清楚；我们是主人——而你们是奴隶（建设者）。这个逻辑转换式也就这样在三五年的时间中，被转型成为联合政府的异化和蜕变。 　　一言以蔽之，毛主席说，我们就是独裁！ 　　一切就此结束。 　　最终而言。所谓联合政府的多党形式，还是要回归到西方政党政治，轮流坐庄这个政治常识上来；而区隔以别，何以双方都一度赞赏这个并非独裁和独党形式。这是人们认识联合政府本质的首要判断式和怀疑式；这个判断来自那时的现实和普世的历史——并且牵涉到人们关于政治，宗教治衡一类文化和道德发生说和延续论。这是一道很快就会被常识吞噬和吸收的课题，却让国人久久无法消化，吸收和营养（于身）。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关于联合政府最先提出，实施和败落，和苏－美－欧共同反对希特勒有直接关系。在此前提下，苏美G-2结构，成为提出联合政府的历史条件（就像罗斯福原先寄托希望于斯大林的牧师之本性可以改造之说法——这个说法维持了某种世界格局于战后的联合国秩序之中——并在美苏缓和和最后苏联由于冷战解体之时间长河中起伏不定。）而在中国，所谓国－工共同“抗战”引来的双向合法论，使得极权主义面目的CP党人，成为进入普世格局和中国格局的有生力量。这个力量，在抗战的自保行为中大见成效，以至于GMD被严重消弱的国家实力，相对中共在抗战胜利时期培养的百万军队，几乎处于弱势的前途之中。 　　再就是，苏联“联合政府”的主张与实施，在短时间里迅速灭亡。但是，这一点却并未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警觉。他们依旧在蒋介石的否定和孙科的肯定中，怀抱一种军队可以国家化的联合政府幻觉，完全不顾毛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明示。于是，第三，那时的东欧和后来的中国，出现了马歇尔亘古未有的、“戴抢者”共同组建议会和政府的主张，而注定了它必定失败的前景。这样，苏联式和中共式联合政府对于当时的世界有着怎样的意义和无意义，现在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的多党竞争和政党政治，不过是他们自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乃及帝国之后自治时期和集权时期，保持自治势力和自由格局的政治性转换。其前提就是集权主义不可以下放极权主义政治而施行以政治消灭社会，抑或相反。这是他们的自由政治和个体主义对峙于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之本来就有的土壤。这层土壤虽然经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败坏，但是根基牢固，无法撼动。这样，就出现他们以后在民主时期或者民主转型时期做到的自由政治和多党治衡。 　　这个来源并非CP和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虽然，经过世界大战，很多前提和条件业已模糊。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如何估计毛泽东，世界上并无共识。于是，出现中国知识分子所谓实行苏联计划经济和并行欧美自由政治之主张。这个主张，为国－共两党都带来所谓“合法性资源”。于是，苏联发明的联合政府成为CCP对付国民党的有效武器。而这个武器的批判，并未有效实施。国民党方面倚仗军事实力的假相，认为可以在战场上消灭共产党——但是一开始，就被马歇尔阻止在东北战场上。自那时开始，历史专行重演——那就是，谁占领东北，谁就赢得中国。在满清邀请日本消除俄国势力的年代，日本人开始籍此占领南满，继而占领整个满洲——而二战以来，苏联红军继战胜日本于诺门坎以后，使得苏俄势力成为支持中共占领满洲的契机，从而把国民党军队逐步赶出东北。于是，占领东北，成为那个时期“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以后的实际较量。在此较量中，完全谈不上任何军队国家化的企图和实施，抑或，完全相反，CP军事实力快速增长壮大——而在关键时期，罗斯福们和杜鲁门们，对于中国的前途估计不是联合政府，而是毛会打败蒋——继而中止了对于国民党的最后支持。于是，从东北初失，成为国－共输赢的关键一环。这个战略关系的出世，早已不见任何联合政府的影子，它早已灰飞烟灭了。 　　（备注如兹。我们再次援引这个由国民党后人白先勇先生披露的文件，以说明这个痛失东北的战略错误导致的命定失败。 　　白先生说， 　　——“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是中美关系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件事情。国民党固然归咎马歇尔处处掣肘，遂令国军坐失良机。国共斗争失败，国民党责怪美国援助不力，马歇尔被列为罪魁祸首。而马歇尔调停期间，中共充分施展‘会议战术’，边谈边打，瓦解国军士气，谈判桌上占尽上风，但对马歇尔亦不领情，谴责他偏袒国民党，给国民党美援，替国民党运输军队。最后马歇尔弄得两面不是人，铩羽而归。朝鲜战争兴起，美国国会追究‘谁失去中国’的责任，马歇尔又被当箭靶，受到猛烈攻击。这位二次大战杰出的美国将领，大概万没料到，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竟变成他一生辉煌事业的‘滑铁卢’。 　　——“美国杜鲁门政府派遣马歇尔至中国调处国共内战，其实一开始便注定了失败的命运。首先是美国政府及马歇尔本人对中国以及中共的认知有偏差。美国传统重欧轻亚的政策，低估了中国战略的重要性。认为美国不值为中国一战，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即是绝不出兵干预中国内战。马歇尔本人亦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天然资源及工业基础，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变为头等军事强国。’因此，他认为即使中共得胜执政，中国对美国暂时亦不会构成威胁。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始尝到中共人海战术的厉害，损失重大，美国才第一次警觉到中共这个对手，不好相与。”（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 　　至于蒋介石本人，他是不是屈从马歇尔，致使他战略失败之“第二次停战”，让CP赢得先机，文件亦云，“……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蒋介石《苏俄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