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妓转型论？

挺妓转型论？

刘自立

有人评议东莞扫黄问题突发高论，说，妓女（或者说维护妓女）是国家转型民间机制论；说，央视谴妓是改革完结论——于是，官方改革似乎让位于民间护妓转型——此乃奇特一论也！笔者也有感想，说来异议之。首先，中国黄毒本来就是官－民一体之权钱元罪导致的恶毒现象。不管东莞如何民间，还是不民间，官家插手，后台作业和权力督导，本来就是黄毒黑百一勺汇，哪来什么央式妓女和民间妓女之区隔。黑社会背景在中国就是官方背景。所以，在此一点上，把东莞定作民间，是十分错误的。

第二，转型来自民间，但是，转型不是来自对于社会所谓黄毒问题的任何容忍；这个不能容忍，和不能容忍“央视妓院“，本来就是一体两面，没有什么不同。

三，之所以给出不同，只是认为主流灵魂不洁和次流肉体不洁之虚言——须知，次流灵魂也是不洁的。所以不管是公知还是私知，之所以把个区区东莞事件放大成为改革和转型两大问题，其本身，就是因为企图在社会黄、毒酱缸里面，寻找龌龊和干净之矛盾；但是，这个龌龊里面没有干净。

四，这是关键问题；因为中国改革转型的无望和悲观，妓女问题被拿来代替严肃的改革和严肃的转向问题，施行黑色幽默和幽默式拯救，这是整个民间社会无法整型和取向的一种失落感，并不会因为东莞是哭、还是笑，就会一竿子解决。

五，中国妓女问题本来就是跟随在国家体制和社会取型的问题之后，才可以议论的红灯区是不是合法之问题；在此问题解决之前，权力和金钱合作，施行不管是东莞的权力妓女、还是“西莞”的金钱妓女，总之，妓女都是权力布阵的牺牲品；她和几千年妓女制度永久不衰似乎还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六，所以，挺莞，还是贬“央”，实际上是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沉淀中，五大郎拔高，此乃无可如何的事情。

七，所以公知挺莞，不过是他们没有其他可做的事情，在此问题的颠倒中颠倒问题，施行并无多少价值的颠（挺）三倒四。我们说，即便东莞不哭、仍笑，难道转型就会在这类本来就是政客和黑佬控制的妓院无价值、有价格论中，看到些许曙光吗？这是一种无视妓（莞）院——“央院“一体论的偏颇倾斜。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倾向，说白了，就是中国公知根本就无法、也无能在任何严肃的课题上施行转型研究和改革批判，只好放大一个妓女问题，施行价值，道德和是非扭曲论。这类扭曲在坊间比比皆是。比如说，关于改革的党内健康论；比如说，尾大不掉可以甩尾论（有限清算和不清算论）；比如说，威权－集权－极权混淆论；比如说，无条件转型论和真相相对论（真相永远不会真的还原论……）……不一而足。这之中，关于极权主义定义的论述十分罕见，倒是把中国封建－郡县和专制－集权，混同于CP体制，一起加以批判。十分清楚，妓女问题如果单纯就事论事，她就是一个假问题；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有合法或者非法妓院和妓女；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和荷兰的民主议政，本来就是两体互存而并无多碍的。

至于中国的“阿市”为什么就不是荷兰之，巴黎之和香港之（而香港正在变得更加以权力和太子为主），那不过是因为权力和金钱的来源不一；一个是真正的市场来源，一个是真正的权力来源。于是，妓女服务也就就此有了区别。一个是为了有钱的大众（或者小众），一个是为了官吏和大佬（权钱合一者）。于是，不管是东莞还是“央莞“，他们都是权力消费的非转型类型。中国公知之所以挺一面而贬一面，全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另外一种真正的、不是由妓女为主的转型力量的潜质和显质。于是，妓女转型论，成为他们或言乐观的一种方式。这是十分可悲的中国方式之一。

如果按照真实的权力斗争格局分析此事，也完全不是公知们所言之民间妓女“很好”论；且不说莞方早就放话说（对那些感到恐慌的妓女）：没有事情，你们只要晚点上班就可以……而那些躲在背后的贪墨和黑佬，究竟会受到什么追究，人们还要拭目以待。就此一面而论，支持莞鸡，没有任何政治敏感在此呈现，而是一如既往地柿子拿软的捏——这是中国公知群体流离在体制边缘的一贯伎俩。更有甚者，他们施行这一招，倒也并不耽误发财致富甚至高官得坐，高薪的赚之机。于是，一种奇奇怪怪的“边缘批判主义”，开始在体制之边缘游戏有余而得益非浅，名利双收。他们的伎俩和策略之一，就是见软，见偏，见“莞”而上。这种极权主义生存边缘的公知主义，可以基本上不冒任何风险地，双向取道而黑白通吃。这类人被看成东风不健西风健，南墙不碰碰北墙的技术主义分子。在这类分子之中，他们看准了官方可以不得罪而民间可以大忽悠的机会主义策略，施行一种他们的中国批判特色，且占据所有他们的舆情阵地，为其主流和排斥其他。

这是一种极权主义中国现象的表达。这个极权主义表达的本质之一就是，洗脑和反洗脑之间的一种夹缝状态，收藏了他们的祸根和财富。这种主义和策略的应用，特别表现在此次莞妓品评的定位上，其误导民众于另外一种对于东莞黑社会的政治容忍和经济宽宥。这其实是一种十分不当的选择性批评和选择性责妓之中国现象，中国公知现象和中国“转型”现象。这个现象，和一早有些人怀疑一切和戏谑一切的虚无主义，实际上一脉相承；因为，前者是在解构CP的同时，把一切价值同时加以解构，而枉顾价值恢复本身；后者，则是借打击所谓央体而放过实际上和央体毫无二致的“地方之央”的那些黑白二兼；其中根本，就是没有鉴别，没有分析其彼此、对错和是非之分。这个东、西区隔的和南、北分野，枉视中央极权主义和中央－地方主义之一体风格。他们独自发明如“东莞正确论”，并籍此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这难道不是对于政治常识的背道和掩盖吗？如果真的按照这样的主次区分地方和中央，是不是可以籍此发明或者创造一个地方起义和地方自治的崭新转型希望呢？去问问那些莞佬大亨他们的想法吧！

于是，事情的本质和范围，业已涉及到如何估计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见斯民《论集权和极权》）在此一面，主要分析所在就是，极权主义是在扑灭西方历史上所有自治主义（含城邦，自治市，公社，卡斯体尔，……）；而在中国，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之间的封建和郡县反覆，导致了和日本迥然两样的政体区分：一个是郡县回到民主（——自大政还朝以后）；另外一个是废封立县，施行准极权主义。这样，西方地方主义与中央主义，在演变到统一国家之集权主义时期，仍旧保持着他们自古代和中世纪以来之自治（不要说进入民主时期）；而极权主义相反。这样，在一个较大的政治原则上，极权主义里面没有地方与中央的分野和区隔。这是他们区隔于集权主义的主要特征。籍此而论，作为普及政治常识ABC的所谓中国公知，本来就要宣传这样的政治原则和特点——他们应该告诉有关的人们，特意区隔地方与中央，不是分析极权主义的基本方式——莞之中央性，十分明显；几乎与央无异；而不是强调其并不具有的地方主义（——这是自治主义的称谓，不是极权主义的称谓）。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现在地方与中央的某种紧张关系。但是必须强调一点，这种紧张是在央式的体制下的紧张，而不是独立之，自治之，倒央之之紧张——相反，他们的隶属关系，迄今并无多大改变。如果依据这样一种“紧张”，就做出类似西方自治一类地方与中央之关系定位，就是误导前提和错误剖析。这是一点；另外，极权主义之客理斯玛状态，包含对于地方统治的绝对状态。但是，这是和那些魅力型－魔鬼型领袖的非理性体制密切相关。现在，这种体制业已发展成为后－极权主义特征。这个魅力型的转调和走音，确实，使得极权主义大一统天下发生根本动摇。但是，在没有彻底转型以前，这个转型后的特征，无法套用在此之前——换言之，人们不能将地方与中央的、并无本质区隔的区隔，叫做地方积极意义和中央消极意义——不，现在的弹性伸缩，基本上，还是框架在中央的一体性体制之中，并未改变。其间的伸缩和拉扯，并非由地方的官僚或者资本控制之，更不是妓女可为之（或者呵护妓女说可以袒护之），而是如何插入当地民众之觉醒，之作业。也许，舍此无他。

解“联合政府”梦！

解“联合政府”梦！ 刘自立（北京） 　 一 　　斯大林在二战以后于东欧施行所谓联合政府一举，让近乎百年以后的人们依然争执不已；关于他的正面意义——据说，斯大林本来确实要施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因为历史政治原因而未果；他的负面意义——据说，斯大林成立国际情报局后实施一党独裁于东欧，使得原先东欧各国短暂实行的多党合作，成为类似CCP备受谴责的、苏－东之“民主先声”。于是，认清这个联合政府观念，成为人们了解东、西方CP的一个契入点。在此观察之中，引发关于CP是不是可以改正自己，改革自己可能性之争论，乃至出现对于中、苏两国历史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历史评估；导入西方世界，美、欧各国关于在苏联、尤其在中国，于二战以后，引入这个斯大林观念的争议。马歇尔在西欧施行马歇尔计划，压制西方CP，争夺反CP政府地位。东欧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流亡政府（纳粹期间）和王权政府（秉承历史），虽然无法和戴高乐，邱吉尔和罗斯福－杜鲁门政府比较反法西斯功绩，但是，他们的作用，就是继续东欧原来的民主－专制（非极权）政治，而努力摆脱被维也纳西边主宰为变象附庸地位的肖邦式哀歌国家。而在中国，马歇尔主义究竟如何估价，成为老话题，新含义：这个马歇尔和那个马歇尔，究竟有何区别？何以有这样的区别？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如何估计？……是的，重庆谈判以后，在CCP配合下，马歇尔在中国施行抑制蒋介石政权，制止反CP围剿（东北国民党军队对于林彪残部的行将歼灭战……），施行斯大林主义之联合政府；与此之前，史迪威在四十年代初叶，便成立乐观其成（CP前途）之延安肯定论组合……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回顾斯大林联合政府乃至毛联合政府的观察迹象及其动因。 　　直到这个联合政府说，越过几十年争议和悲剧结局，导致21世纪CP中改革派人士引出“民主社会主义”说，从而接续这个联合政府的某种改革合法论和CP重生论（据说它可以和GMD一样获得新生呢！）。于是，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又导致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与其之关系研讨—— 一个是，西方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以来长入资本主义中之社会主义阶段论，导致他们的CP并和于西方议会政体，而事实上认可和参与了西方宪政主义政治；另外一个是——期待CCP长入改革之后之多党政治前途、而实行自身未来合法化，如台湾GMD与之“联合政府”（民进党－国民党结构）。这样两种估计中，历史上中－东（欧）联合政府的彻底失败和毛主义“民主先声”的彻底幻灭，似乎并未作为政治定论划入历史论，现在，中国人仍旧对其幻象与梦，似乎期待着一个新时代联合政府出世，来一番和解共处的幻象再造，以至于处在完了、未了，悲观、乐观之游戏中，无法自拔，无法自醒；按此逻辑，迄今为止，中国民众依然由此分裂成为拥护和质疑这个政府形式之两派（抑或，包含犹疑派之第三种意见。） 　　然而，苏、东解体以后，西方之东方（东欧）施行的后CP政治，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只有在没有CP主导的政体之中，才有回到西方普世价值和民主多党框架中的所谓联合政府之可能，之现实;也就是说，实行几百年来美国四年“颠覆一次政府”之驴－象之争，之实。抑或，实行西方历史上无数次谁也不会消灭谁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圣俗斗争（王权－教权），乃至本族异族之争（如英国之诺曼人和昂格鲁－撒克逊人）……——实现西方历史现实之永久的那种对于政府权利/力的多党治衡——而这种治衡，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原来要施行CP主导的民主，而是回归历史，回归自古代历史，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上的，本来就是自由的那种国体和政体中去。也就是，回归西方由自治主义发展成为（正面）帝国主义之自由道路；(并由此带来民族独立——多半是民主毁弃和专制独裁后殖民主义乃至后民族独立之“民族民主”——或言，实行由此及彼的伟大演变，如印度，南非，印尼，埃及，利比亚，突尼斯，等等。) 　　这个历史回溯，不是回到CP和斯大林的政府形式；不管是独裁，还是“联合”；而是回到西方自伯里克力和梭伦开始的，后来为基督教继续的，再后来被中世纪自治秉承的，在集权主义（中央政府形式）中几乎完成的，由民主政体最后实现的那种自由——并且当然包括打击和毁灭极权主义之祸端于意大利德国和苏联——因为这里重复指出的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严格的，本质的和巨大的区别，也是人们如何估价联合政府绝对和相对之角度：绝对角度是，从理论和历史而言，自打卢梭和伯拉图极权主义被西方人摒弃以后，他们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业已变得十分准确和清楚；而相对角度则是完全相反，他们的政客，知识人（一部分）和资本家对于中国问题和CP问题仍旧怀抱着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既不会演绎，也不会归纳，一叶障目，戴盆望天。这种历史虚无主和西式忘却主义，使得CP可以与其共享一种G-2或者G-N实用主义——也就是价值菲薄论和利益强调论之无主义实践；而中国自打20世纪初叶，他们和我们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个无主义，无价值，乃至无道无德的所谓问题轨迹和历史轨迹中打转；而中国问题首先是解决主义问题，价值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不是施行这些问题无法和模糊解决之社会革命和策略操作——这个策略操作的最大分母就是斯大林－毛的联合政府。 　　马歇尔们实施这个计划书和路线图的西欧态度，甚至中欧的态度，和对于东欧和中国，完全两样。于是，他们对于左翼的包容政治和对于斯大林和毛的包容，并界一体，内置不分，造成极端混淆和最大混乱——与之对比是，他们对于西欧CP的态度，对于CP修正主义的态度，对于多列士和陶里亚的的态度，乃至对于铁托的态度，则显得比较准确和比较得体。他们也不会让CP修正主义完全代替西方政治，而在法国或者英国，施行与CP轮流执政这类幻型；因为这不是CP模型和民主模型的轮流执政；而是民主模型摒弃之之单独的和单独模型中的多党轮流执政。也就是说，他们的主流政治在勘正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后，才可以接纳修正主义之各国CP。这一做法与其在历史上对于庶民和平民的包容政治，包容改革和革命如出一辙。远在中世纪，在佛罗伦撒，在米兰，在威尼斯……这类自治中，早有解决阶级分野之道，而不是试行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那种阶级斗争，那种阶级妥协乃至那种非阶级宪政——正好说明CP联合政府的任何虚假遗产，都不是人类政治遗产中值得珍重，需要继承和费力思索的事务。不，不管是毛的联合政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甚至马歇尔的联合政府（未完成式），都是中西政治历史和政体探索中一段黑色幽默。这种幽默带来的死亡，是为此付出千万人生命代价的无价值试验。所以，我们初步探索这段历史，也是为了证明一个无价值努力的悲哀。 　 二 　　反法西斯战争是一个历史悖论。其中如何估价斯大林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是为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在此课题上，如何估价他的反法西斯历史与政治地位，是为其中之要——随后，就是他于东欧组建，抑或，同意暂时组建联合政府究该如何评价。换言之，如果没有他的反法西斯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他组建东欧联合政府的现状，就会依然面临“十四国干预”之。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我们看到，虽然斯大林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早就板上钉钉地予以确认，但是，在确认和不确认之间，如何估计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纳粹，遂成为区隔这个问题的间性讨论。我们简单来说。首先，斯大林打败了希特勒。这是一个难点。每每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总有东、西方双方政客走上红场以事庆祝，相继给予斯大林事实上的认可。不管人们如何估计朱可夫或者其他人的功勋，但是，取代斯大林是不可能的事情。二，这样，斯大林就被钉在了半是、半非的历史功绩柱和历史耻辱柱之间呈撕裂之态。三，纳粹主义形成是西方世界的事情，而斯大林主义形成，是不是只是西方的事情？而毛的形成呢？所以，在此框架里，政体的考究和意识形态的解析，成为主流政治研究的必须(就像哈耶克和阿伦特可以预估斯大林，但是，却无法细解文革和后文革CP资本论那样，使得事情的预估逻辑呈现阙如和空白——毛，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极权？——苏联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现在的“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其间，如何估价呢？——中国极权主义起源于资本过剩，还是无资本，无无产阶级？——而两个极权主义，苏联和中国，难道可以用哈耶克－阿伦特资本主义演变论取而代之？……)。 　　四，所以，斯大林主义是一件棘手的功过评价事宜——就像人们评价纳粹，却很难得出德国功过论一样；因为德国模式中纳粹组合的诞生，给魏玛民主带来了危机和毁灭——当然不能说因此就毁灭民主和魏玛（共和国）；但是，民主在此出现了什么失误呢？选举希特勒，就是施本格勒权钱预估的“西方之衰落”吗？——希特勒资本主义和东方之后来的中国之，又是如何一种关系呢？其间美欧之间资本主义中，是资本大于价值抑或相反？相反的力量如何呈现和保障之？五，所以，这个问题延伸到中国。毛主义作为一种奇怪现象，纳括了毛成为阶级斗争神话，民族解放神话，极权神话领袖乃及西方战略盟友诸多头衔。给毛一个否定，就是要否定所有和他关系与共的那些东、西方政治人物呵护的神话——比如，戴高乐给予之的神话；苏加诺给予之的神话；斯大林给予之的神话……诸如此类。 　　放弃这些分析而枉顾毛与西方同构的系统分析，同样是批毛和捧毛者共同阙如的分析方式和内涵呈载。六，这样，毛与斯大林，就会获得一种与西方体制，西方价值和西方战略的苟合；这种苟合，在1945年以后出现，就会抹煞真正的西方价值而带来的价值混淆和体制选择而出现所谓的“联合政府”。这个价值混淆和体制替代，不单给斯大林带来好处，也给毛带来好处（这个好处，不亚于日本侵略给毛带来的好处，甚至更好，更及时，更实际；就像1905年日本战胜给俄罗斯带来的革命好处和一战，变战争为革命的好处一样？……）七，最后，人们分析纳粹和CP之间异同的工作，尚处在稚嫩时期；其中，CP之公有制（——以后变成私有制－公有制杂交）和纳粹之极权私有之关系，尚在探索之中（而略）。这样，我们看到，在全世界不明联合政府实质内涵的情形下，斯大林于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就并不奇怪乐了。 　　其实例如下（多根据维基等资料显示之；下略）。 　　——捷克。 　　捷克联合政府的兴亡，是斯大林主义带给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一个悲剧；这个悲剧被命名为“二月事变”；其简单过程如此。“二月事件是1948年2月下旬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起政治事件。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政府。1948年初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内政部部长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Václav Nosek 通过非法手段在国家安全部门和警察部门排斥非共产党成员。 　　“2月21日，参与政府组阁的12名非共产党部长集体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当时他们认为总统会拒绝接受他们的辞职，继续保留他们在看守政府中，从而使共产党因感到压力而屈服。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支持者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同意这12名部长的辞呈。 　　“25日，爱德华?贝奈斯因担心爆发内战和苏联红军借此事干涉而被迫同意了非共产党部长的辞职，并授权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组建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主的新政府。由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完全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同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通过其控制的议会举行的选举将爱德华?贝奈斯赶下台，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出任总统。这起事件大大刺激了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以防止西欧更多的国家被共产党所主导。”（维基） 　　——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社会党）以地下组织波兰社会党——自由、平等、独立的身份支持波兰抵抗运动。1948年，波兰社会党内发生致命性分裂，因为共产党采取萨拉米政策分化任何反对派。爱德华?奥休布卡-莫拉夫斯基所在的派系支持与波兰农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而约瑟夫?齐兰凯维奇领导的另一派系主张支持共产党来完成社会主义计划，但是反对强制推行一党统治。战前的政治敌意仍在对事情产生影响，而农民党领袖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不会同意与社会党结成统一战线。共产党将奥休布卡-莫拉夫斯基开除，并让齐兰凯维奇成为总理，以此利用这种分裂。 　　“1948年，共产主义者和齐兰凯维奇一派与共产主义党派波兰工人党（PPR）合并，成立波兰统一工人党（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PZPR），成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而另一派系的剩余成员随同波兰流亡政府流亡国外，幸存下来。 　　“1987年，扬?约瑟夫?利普斯基这样的左翼反对派人物成立同名政党，试图维持原来波兰社会党的传统。但是，新的波兰社会党在波兰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版图中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 　　（“波兰共和国流亡政府（波兰语：Rz?d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na uchod?stwie，1939年－1990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波兰被德国与苏联占领后的波兰政府，长驻伦敦，领导境外波兰人的抗战活动。 　　“波兰战役后，波兰全境失守。逃出波兰的军队效忠波兰流亡政府并参与多场战争，在前波兰国境的波兰士兵组织波兰地下国对抗前波兰国境上的德军。波兰在二战后被苏联红军占领，由于波兰流亡政府和波兰地下国以及苏联没有太多的商谈，波兰成立由苏联扶植的共产党政府，波兰流亡政府无法重回波兰。 　　“虽然二战结束后该政府未被广泛承认且对波兰本土并无实际行政能力，该政府仍持续运作直至共产党政府结束（1990年）。这一年在列赫?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后，波兰流亡政府最后一任总统雷沙尔德?卡丘罗夫斯基亲返华沙，将波兰共和国全部法统象征（总统旗帜、国玺、总统印信、总统绶带、1935年宪法之正本）交给了新政府。1992年波兰新政府宣布承认流亡政府所颁发的所有。”） 　　——匈牙利。 　　“1944年12月21日，在苏联支持之下，匈牙利共产党、独立小农业者党、国家农民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德布勒森宣告成立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总理是前匈牙利第1军团司令官米克罗什?贝拉，但却未设有总统或国王等国家元首。几乎支配匈牙利全境的苏联军队对临时政府有很强的影响力。 　　“战后的1945年9月，独立小农业者党的蒂尔迪?佐尔坦成为首相。11月，在匈牙利全国举行了选举。独立小农业者党获得57％的选票，共产党获得17％的选票。然而驻匈牙利苏军司令官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拒绝小农业者党单独政府的成立，强制组建了由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位的联合政府。议会通过了导入共和制的法案，蒂尔迪被任命为总统，纳吉?弗伦茨被任命为总理。 　　“1946年2月1日，匈牙利第二共和国成立，匈牙利王国宣告灭亡。然而，匈牙利第二共和国在1949年被实行匈牙利劳动党一党独裁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所取代，和其他东欧诸国一样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米哈伊一世（罗马尼亚王国）和西美昂?萨克森-科堡-哥达斯基（最后一位保加利亚沙荒）的共同历史，就是受到苏联支持，反对法西斯；以后，又受到苏联废黜或者排斥而了；流亡海外；最后，在苏东解体后回到本国执政一段时期。 　　——东，西德。（略） 　 三 　　以上实例，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1，东欧政体，即便是处在沙皇和王权之下，其国体仍旧不能释怀于苏联体制，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王权历史之衰落与复辟；当然，是在民主形式下的“复辟”。2，斯大林主义“历史先声”，不过是一种先萝卜、后大棒的狼与绵羊的残暴游戏；这个游戏的双方，最后，都会先后失败于这个极权主义；再于之解体后，施行解构后的再结构，再复兴。3，社会民主党形式和内涵的社会主义或者社民主义有两个走向：一个，是所谓的“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寻找个性解放”的赫尔岑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和村社主义——这个主义，带来了类似波兰体制中（于二战时期）之“农民党”和“工人党”之间似是而非的争执与政争；而不管是工人党还是农民党，只要其社民主义忽略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乃及其政党组建和诉求，这类社会民主主义很快就会堕入社会主义和CP本性，从而远离那些即便是法国共产党式的，多列士式的，交出十几万军队武器的CP式法国形式。4，另一个是，社会民主派变成非社会主义的，非布尔什维克派的，非极权附庸的真正加入西方政党政治的那种社会党，工人党或者其他——因为他们是作为左翼而加入主流社会之政治框架的——从而不是东方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而是西方意义上之。5，斯大林主义之所以给予联合政府一个一度支持和赞成，只是他的策略之举，之据。（我们看到的资料也是这样显示的——见《论斯大林在东欧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吕雪峰/下同 　　“在1945年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解决被解放的波兰临时政府组成问题,苏联方面提出了在波兰临时政府(即卢布林委员会)的基础上增加波兰流亡人士中的某些民主派领袖的建议,并许诺在临时政府组成后尽速进行选举组建永久性的波兰政府机构。而罗斯福则建议召集波兰各方代表成立总统委员会,就组成新政府问题举行会议,着手建立一个由华沙政府现有人员和国内外民主人士组成的新政府。这样成立的临时政府承诺举行立宪会议选举,选出波兰永久性的政府。罗斯福表示,“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成立后,我们三国应给予承认”。这一建议遭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坚决抵制,最后罗斯福做了让步,条件是尽快进行自由选举,斯大林对此做了承诺。 　　“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英美同样提出了组建临时政府后立即进行自由选举的问题,斯大林表示“他已经同意了,作为一个信守诺言的人,他一定不食言”。但英美方面似乎对此还不放心,又提出了派遣观察员对选举活动进行监督的要求,斯大林同样未表示反对。会后发表了《被解放欧洲国家宣言》,对双方达成协议的原则进行了确认。这样,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同丘吉尔和罗斯福达成了以‘自由选举’换取按苏方的意见组建‘联合政府’的原则。”（请注意，斯大林所有关于承诺自由和选择的时间都是在战争进行时——而后，独裁，是在完成时——这一点，和毛的战时决策，战时策略与胜利后决策，战略完全背道而驰——“我们就是独裁”，（！）他最后说道。） 　　“在1945年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解决被解放的波兰临时政府组成问题,苏联方面提出了在波兰临时政府(即卢布林委员会)的基础上增加波兰流亡人士中的某些民主派领袖的建议,并许诺在临时政府组成后尽速进行选举组建永久性的波兰政府机构。” 　　“（1944年）4月28日,斯大林同旅美波兰天主教徒奥尔曼斯基会谈时讨论了未来波兰政治前景的问题。斯大林指出：‘对于波兰,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它的内部事务,更不用说干涉它的宗教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 　　“斯大林强调说：‘我们希望波兰有这样的政府:它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为了与共同的敌人——德国作斗争能同意保持这种关系,因为德国不论被我们打得怎么惨败,它都会再度崛起。我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类似的史料还有很多,这些文件都证明了斯大林并不打算在东欧推行苏联制度,而仅满足于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 　　“但又有史料证明斯大林打算在东欧推行苏联制度：1945年4月,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杰拉斯（也就是德热拉斯）会谈时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这则史料在学术界曾得到广泛引用。”……） 　　5，所有改革后东欧政府都在召唤和引回原来的所谓王政和“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成员，回国执政。这说明他们并不赞成希特勒、斯大林和CP的任何体制乃及联合政府。这是一种我们早就说过的、积极意义上的革命－复辟结构——对这个结构的解构都是非法，荒诞和反动的——唯有革命前，苏俄前和与沙皇（不管是华沙的还是彼得堡的）同构支撑的政体和国体，才是东欧人的、也许也反对俾斯麦和拿破仑的、那种不能和不应被苏联利用的、那种独立势力——也就是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反对和最终抛弃什么“联合政府”，回到民主政府，期待瓦文萨或者哈维尔。（于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讲一点关于中国的未来之同类期待？是什么势力会回到这里？是GMD，还是什么？……）6，这类例子之所以似曾相识，就是因为毛与斯大林的同类把戏，同类策略和同类谎言，都诉诸了这个语词：“联合政府“。7，于是，政治常识中极权主义是不是就是这种辨正和投机，不是理论，而是事实和史证，给出了回答；而不是一如美国当年的学人认为的，“针对这种现象,美国学者莱夫勒指出,‘这表明斯大林在战后东欧社会制度方面具有不确定性’。”8，（值得注意的是：）“而俄罗斯学者吉比安斯基指出,斯大林同波兰政治家的会谈具有宣传迷惑性质,因为不是‘自己人’,而同季米特洛夫和杰拉斯的会谈才表明了本意,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同志’”。 　 四 　　那么，东、西方的人们争论的“联合政府“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按照后来毛的联合政府和他的民主先声，说是在社会主义和CP之间会施行一种多党体制，乃及联合各种民主党派，施行互相监督治衡，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联合政府的本质和所求。而东欧的CP们也是这样说法，“二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提出走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人民民主制度’。而人民民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实行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正如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赫格居斯所说：‘人民民主意味着多党制，而不是那种一党独霸的制度。要在党和党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王瑜《二战后东欧国家政党体制的演变》》于是，辨识这个“CP领导下的多党体制”，实在就像辨识一头很像驴的马和很像马的驴，让人无所适从。但是，我们还是要象电影（那部历史捏造的电影）中所说，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比较一个聪明人能够回答的多十倍（？） 　　首先，这个多党体制的短命，说明了他的寿数适合CP取缔这个党、那个党，唯独留下自己为最后判断，终极依据模式。2，何以会出现这样的终极结果，无论按照历史、还是按照现实，都可以予以回复；这种尝试是毫无意义会导致杀戮的那种试验。3，这样的“多党体制”和西方十九世纪变异的法国公社体制（巴黎公社）一样，提出了一个非阶级平等的、趋向所谓庶民和无产阶级自由体制（统治）的、也就是所有阶级、不自由的学说和试验的、那种政治盼望和社会实践，从而使得巴黎人一时间疏离了他们的基本传统和元初价值（——这个学说被马克思叫做法兰西内战中的诸多原则即公社原则）。4，这个和以往所有西方政治，历史，社会诉求不同的“公社故事”，逐渐演变成为马克思的故事和斯大林（列宁）的故事；这些个故事要说明的，就是他们可以一改西方政治学说中的阶级治衡和限制政权原理，并切断形成共和——宪政的许诺状态和约柜传统，施行一种所谓庶民优先论——也就是，无产阶级“先进论”；无产阶级“制宪论”和无产阶级专政论。 　　5，人们就此看到了一个新鲜事务，秉承最为古老的“理想国”（政教合一）的原则，在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在严重扭曲西方常识和西方政治；这个故事和CP联合政府的故事绞在一起，被称作无产阶级专政；是在讲究一种（无产阶级）由领导到被领导；由主宰到被主宰；由消灭到被消灭的专制－极权结构。6，这个东－西和西方（——甚至东方有限治衡论）截然相反的CP不受治衡论，乃及他们的花瓶党派和花瓶人士，组合了东西方一叶障目和昙花一现的联合政府模型。这个模型，最后，以所谓“群众－政党－领袖”为其模式之真谛，之基准，之圭皋，施行一种最后的、极权主义人人反对人人的、被十倍百倍千倍扭曲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不准斗争（——比如，资本家阶级无权斗争工人；比如，地主阶级无权斗争农民（贫下中农）……）；最后，又经过两次革命（改革），转义成为如今的地主（房地产商乃及呵护者官吏）不准被农民（新贫下中农）斗争；红色资本家不准被无产阶级（工人，农人，农－工）所斗争——就连他们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阶级斗争，也都变成对于日本人和西方人的民族之战（含他们一早批评的那些地主，商人和资本家）——于是，社会主义真正变异成为一个（一小撮）资本家体制的资本主义——而这个联合政府的基数，从工人农民商贾之最大多数，转变成一小撮亿万富翁。这个可笑的，由联合政府之逻辑延伸者，似乎体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过去由联合诱惑导致的独裁，经过某种异化和屈从，在不到五年的短暂时间里，主人和奴才的分解和分界就已十分清楚；我们是主人——而你们是奴隶（建设者）。这个逻辑转换式也就这样在三五年的时间中，被转型成为联合政府的异化和蜕变。 　　一言以蔽之，毛主席说，我们就是独裁！ 　　一切就此结束。 　　最终而言。所谓联合政府的多党形式，还是要回归到西方政党政治，轮流坐庄这个政治常识上来；而区隔以别，何以双方都一度赞赏这个并非独裁和独党形式。这是人们认识联合政府本质的首要判断式和怀疑式；这个判断来自那时的现实和普世的历史——并且牵涉到人们关于政治，宗教治衡一类文化和道德发生说和延续论。这是一道很快就会被常识吞噬和吸收的课题，却让国人久久无法消化，吸收和营养（于身）。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关于联合政府最先提出，实施和败落，和苏－美－欧共同反对希特勒有直接关系。在此前提下，苏美G-2结构，成为提出联合政府的历史条件（就像罗斯福原先寄托希望于斯大林的牧师之本性可以改造之说法——这个说法维持了某种世界格局于战后的联合国秩序之中——并在美苏缓和和最后苏联由于冷战解体之时间长河中起伏不定。）而在中国，所谓国－工共同“抗战”引来的双向合法论，使得极权主义面目的CP党人，成为进入普世格局和中国格局的有生力量。这个力量，在抗战的自保行为中大见成效，以至于GMD被严重消弱的国家实力，相对中共在抗战胜利时期培养的百万军队，几乎处于弱势的前途之中。 　　再就是，苏联“联合政府”的主张与实施，在短时间里迅速灭亡。但是，这一点却并未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警觉。他们依旧在蒋介石的否定和孙科的肯定中，怀抱一种军队可以国家化的联合政府幻觉，完全不顾毛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明示。于是，第三，那时的东欧和后来的中国，出现了马歇尔亘古未有的、“戴抢者”共同组建议会和政府的主张，而注定了它必定失败的前景。这样，苏联式和中共式联合政府对于当时的世界有着怎样的意义和无意义，现在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的多党竞争和政党政治，不过是他们自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乃及帝国之后自治时期和集权时期，保持自治势力和自由格局的政治性转换。其前提就是集权主义不可以下放极权主义政治而施行以政治消灭社会，抑或相反。这是他们的自由政治和个体主义对峙于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之本来就有的土壤。这层土壤虽然经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败坏，但是根基牢固，无法撼动。这样，就出现他们以后在民主时期或者民主转型时期做到的自由政治和多党治衡。 　　这个来源并非CP和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虽然，经过世界大战，很多前提和条件业已模糊。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如何估计毛泽东，世界上并无共识。于是，出现中国知识分子所谓实行苏联计划经济和并行欧美自由政治之主张。这个主张，为国－共两党都带来所谓“合法性资源”。于是，苏联发明的联合政府成为CCP对付国民党的有效武器。而这个武器的批判，并未有效实施。国民党方面倚仗军事实力的假相，认为可以在战场上消灭共产党——但是一开始，就被马歇尔阻止在东北战场上。自那时开始，历史专行重演——那就是，谁占领东北，谁就赢得中国。在满清邀请日本消除俄国势力的年代，日本人开始籍此占领南满，继而占领整个满洲——而二战以来，苏联红军继战胜日本于诺门坎以后，使得苏俄势力成为支持中共占领满洲的契机，从而把国民党军队逐步赶出东北。于是，占领东北，成为那个时期“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以后的实际较量。在此较量中，完全谈不上任何军队国家化的企图和实施，抑或，完全相反，CP军事实力快速增长壮大——而在关键时期，罗斯福们和杜鲁门们，对于中国的前途估计不是联合政府，而是毛会打败蒋——继而中止了对于国民党的最后支持。于是，从东北初失，成为国－共输赢的关键一环。这个战略关系的出世，早已不见任何联合政府的影子，它早已灰飞烟灭了。 　　（备注如兹。我们再次援引这个由国民党后人白先勇先生披露的文件，以说明这个痛失东北的战略错误导致的命定失败。 　　白先生说， 　　——“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是中美关系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件事情。国民党固然归咎马歇尔处处掣肘，遂令国军坐失良机。国共斗争失败，国民党责怪美国援助不力，马歇尔被列为罪魁祸首。而马歇尔调停期间，中共充分施展‘会议战术’，边谈边打，瓦解国军士气，谈判桌上占尽上风，但对马歇尔亦不领情，谴责他偏袒国民党，给国民党美援，替国民党运输军队。最后马歇尔弄得两面不是人，铩羽而归。朝鲜战争兴起，美国国会追究‘谁失去中国’的责任，马歇尔又被当箭靶，受到猛烈攻击。这位二次大战杰出的美国将领，大概万没料到，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竟变成他一生辉煌事业的‘滑铁卢’。 　　——“美国杜鲁门政府派遣马歇尔至中国调处国共内战，其实一开始便注定了失败的命运。首先是美国政府及马歇尔本人对中国以及中共的认知有偏差。美国传统重欧轻亚的政策，低估了中国战略的重要性。认为美国不值为中国一战，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即是绝不出兵干预中国内战。马歇尔本人亦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天然资源及工业基础，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变为头等军事强国。’因此，他认为即使中共得胜执政，中国对美国暂时亦不会构成威胁。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始尝到中共人海战术的厉害，损失重大，美国才第一次警觉到中共这个对手，不好相与。”（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 　　至于蒋介石本人，他是不是屈从马歇尔，致使他战略失败之“第二次停战”，让CP赢得先机，文件亦云，“……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王晶垚声明的历史意义

王晶垚声明的历史意义

刘自立

2014年伊始，红卫兵和受难者之间的一场新的博弈，以王老的声明作为大致的结点，成为历史上文革批判，乃至后文革批判的一个记录。这场博弈，可从卡马的红卫兵文革电影作为肇始，引来了对于宋，叶（维丽）等人歪曲文革历史的批评；这个批评和反批评，又在网刊《记忆》和某公司赞助宋、刘（进）等人进行的所谓“五人谈”中，达致高潮。致使现在广为人知的、红卫兵“抢救”卞仲耘和工作组“秩序论”而为惑一时，乌烟瘴气；（殊不知，1966年6月份，宋、刘“刘记”红卫兵就和工作组沆瀣一气，批判和殴打卞仲耘于校内——成为毛所谓刘、邓时期“白色恐怖”的一个血状——而后，毛代替刘、邓继续这个杀人游戏，至八一八其拉开血幕。宋、刘，于是成为“毛记”红卫兵而无疑（她们本来就是毛记红卫兵，该兵匪成立于七月份）。于是，毛所谓的“两次发动”—— 一次战略——成为他既打倒刘、邓，又重新洗牌，继而完成成刘、邓白色恐怖为红色恐怖的“要武”行径。众所周知，“八五事件”发生后，毛，刘，周等处，按照CP情治系统的常规，他们是绝对知道内情的。（而住在谢富治家中的宋，得以上天安门和给毛戴红卫兵袖章，是CP文化，官僚等级和文革战术的一种反映。）那么，刘、邓对于红卫兵打死校长和毛对于之，分别应该负有什么责任？历史在此课题上没有完结。人们将继续探索和巡迹这些线索。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是在充分得知八五事件内情和卞校长惨死的情形下，发出“要武”指令的。这一点勿庸置疑。于是，红卫兵和毛，成为这次八一八后大规模屠杀的道德涂炭人和罪恶执行者，完成的、并非只是所谓“平庸的恶”带来的“受蒙蔽无罪”和受迫害活该（“好人打坏人活该！”）——这个外来语词所指之罪行，之内涵；恶，不等于罪；更不是平庸可以囊括的；只是平庸在衬托和助纣与之。王老声明中所说要点就是：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盖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付的责 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基础文章。其中王老声明和红卫兵“和解论”带来的广泛课题，却拉动了人们如何估计、研究和反思中国极权主义运动，体制和政治之讨论。这些方面的进展，迄今尚未充分展开。就像人们研究纳粹德国和其他极权主义体制一样，人们更多地着重于探讨极权主义如何窒息自由和控制群众。但是，人们很少分析这种群众分裂带来的具体效应和他的前景预估。我们知道，和解进程，在很多东欧解体和转型国家，业已成功完成。一如中国公知津津乐道的南非转型，似乎也是在所谓专制主义的和解进程中完成的。（至于东欧国家的转型和哈维尔主义，并无切实提出推倒胡萨克政权的具体战略，而只是提出了对于政治和“非政治”的辨正反思和道德批判。这是他的无政治的政治，无权力的权力之解释。但是人们在极权主义体制中，真的只是依赖这种无权和无治，自可以解释问题，实践与兹吗？这个问题迄今没有得到回答。）而文化反思并不等于政治解决；就像宗教原则不等于政治准则。这个批判，适逢其会，与苏联解体，成其巧合——于是，哈维尔“不战而胜”——这个不战而胜之战法，是不是可以被国人依赖，回答是否定的。 何况，中国没有哈维尔遭遇的自由和不自由……——至于苏联极权主义解体，也不是所谓和解进程的表现：首先，冷战期间的苏联压力全部来自美国和西欧。这个压迫不是和解而是不和解，是战争；虽然叫做冷战——也不乏热战于越南，古巴等地——故此，苏联解体是美国价值论作用的结果——就像捷克解体是苏联解体使然。而苏联解体的第二个原因，是苏联经济的崩溃。（苏联的所谓“资本状态”－反资本（主义）状态，和中国之现在状态迥然相反。美国和欧洲，基本上和CP资本沆瀣结构，完成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资本状态全新和异样的属性；而对于这个属性，全世界并无一种有效说法。这就使中国转型的外部促进归于0状态而让人迷懵。）加上战争（苏在阿富汗）的失败，让苏联重蹈俄罗斯国家失败，源于战争失败－革命发生之逻辑，之因缘——1905年旅顺之战败于日本之乃木，和马六岛海战败于东乡，使其国家，革命和战争互相联系——就不要说十月革命和世界大战之关系了。日本造成的两次革命，最后，让苏俄和CP得逞。这都是转型的大背景。不看这些背景，只是让所谓精神元素和道德元素兀自称大而忽略政治路径之具体，之细节，那么，这个细节，就会出现在布尔什维克的细节之中——也就是魔鬼在细节中——而那些失去细节者，就会变成一钱不值的空想家。 那么，是不是可以如此套用这种和解模式于中国，与文革（后文革），与红卫兵呢？这是极权主义研究的新课题。这个课题，相系于如何估计中国极权主义发展模式。首先，我们排斥了把南非模式和中国模式等同对应的思想。这些观点，业已有所论及。其间，主要区隔就是：南非不是一个极权主义制度统治国家的政权，而是一个几乎等同于民主国家和带有种族歧视制度的专制主义内涵与一体之国家。这点判断和评估至为关键。这样，我们在确定了这个前提以后，如何评价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就会比较容易。再有，曼德拉的抗争效果，完全取决于他的战友姆贝基在南非乃至全部非洲范围内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抗争。而曼德拉，不过是坐享这个暴力抗争的结果，而在胜利后（或者说胜利在即之时）放弃了暴力主义——就像人们在粉碎四人邦以后，没有必要再施行文革。这是国人往往忽略的一点。（退一步说，即便南非是一个和平转型之模式——其实，和平也是在非和平抗争以后出现——和平转型是不准确的说法——是转型和平和转型后的和平。那也都是曼德拉和图图主持的和解和审判——而不是由德克勒克抑或英国人主持之。难道南非CP可以主持之？（南非如果也有一个）三K党主持之？那就是荒唐和滑稽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次道歉，就是由红卫兵主持的。也是中国特色？！） 这样来书，是比较客观的——换言之，如果没有姆贝基的抗争和影响，只是依赖曼德拉把牢底坐穿，是毫无指望南非转型成功的。这个问题带来我们针对中国转型和和解的推论。逻辑的推演是这样的。中国政权转型是不是有着南非政权内部的、带有德克勒克专制－民主机制的，加之姆贝基式的反对派实力人物和实力派的，武装的和和平之战，以促其成，其促其变？（比如说，在“道歉”言论中，全中国（海外除外），几乎只有一个人的声音、王老的声音，在抵抗红卫兵——这就很成问题）。在红卫兵如薄熙来一类人物掌权的情形下，广大民众争取曼德拉和姆贝基式的自由之可能性，几乎等于0；自由尚如此，和解又如何呢？ 广而言之，在民主和专制皆备的体制中施行转型的必须条件，是社会的存在；社会的存在是以社团的存在为前提（如历史上的自治，团契，城邦，如现今的长老会，兄弟会等等）；而不是在一个社会敉平的0存在状态中突起一个前红卫兵组织作为社会存在的条件，而望达致，而望实现。这是违背常识的天下笑谈。其他的条件，加之宗教之，政治之，舆体之，不一而足。没有这些元素，转型和和解都是谎言。这不是本文主题而止之。 于是回到王老声明。 他给予人们的提示是： 一，瓦解和抛弃那种在红卫兵掌握的情形下，施行“和解”之幻觉——这种只有红卫兵，没有反对实力在场的抗争游戏，往往只能以掌权中人的高高在上的恩赐，给予结束——而这类“和解”，和人们之前以毛为准绳和体系，施行造反和反对造反，其间没有本质区别。 二，文革是一场各种势力企望在中拔高和实现自身梦想的游戏；于是，有所谓大学和中学团队势力争夺文革主动权，和施行以毛为旗帜的各种抗争。但是，这些抗争，莫不以自陷自毁于文革，作为结束。但是，其中值得商榷之处就是，作为北京红卫兵势力的“联动”，却可躬逢其后，予以免罪，成为最后的“君子”之泽，之势，之 “领导者”。 三，于是，文革中毛捉－放联动的举止，颇为耐人寻味。因为就像捉放曹一样，曹操最后说了一句，宁要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从而完成了所谓那个时期的中国道德解构论和机会主义论；（这就好比毛最后还是回到要天下人服从于他的CP世袭制度，除此无他；而世袭者，还是他抓－放的那些红卫兵……）——是的，毛一来抓捕联动，而后释放之，之后，又促其得势，得权，得道，得法，最后，到今天，其还要得道于“道歉”，得法于“忏悔”——这就不单要得世俗社会之认可，还要得宗教领域之点头；其不可谓野心不大，不可谓其所为不狠也。而红卫兵接班具体政策，是由毛死后陈、邓具体完成的——这就是，红卫兵“直接接班人”课题之研讨。） 四，于是，就像北京中学当时有四三，四四两派那样，四三秉承批判十七年；四四秉承保卫十七年——最后，成为毛之既要批判，也要保护之“辨正法”之完成；而并不了解这个辩证法的北京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却迫不及待地帮助毛，打倒刘（再由邓打倒大学造反派）……诸如此类的游戏说明的，只是国人在毛戏法的圈子中转悠，而转不出来；含，人们眼看着打倒四人帮和完成官僚资本的红色积累，真可谓是双管齐下，而无可如何（人们不知道吹嘘华，还是捧歌邓，其实，都是为皇室做了吹鼓和点缀，并无其他。） 五，于是，人们和红卫兵中人一样，似乎急于求成地要完成根本不具备任何和解可能进程的和解——这是为什么？其实，回答十分简单。是文革官方否定论导致的，并不追究红卫兵责任论；在否定文革的CP决议中，不见任何谴责红卫兵的字句——2，在并不追究“直接接班人”合法与非法程序之外，施行“在红卫兵领导下的”任何和解——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和解呢？于是，3，群众和红卫兵组成的极权主义政治结构，不但要施行文革红卫兵不被追究论，还是施行在红卫兵领导下的和解，这是一种类似由希姆莱来领导施行忏悔犹太大屠杀的荒诞游戏。 六，可惜，北京师大女附中中人，除去王晶垚，都去参加了这个由“希姆莱”运动的和解。这不是一个荒诞，一个悲剧和一种可耻吗？反而观之，如果德国总理勃兰特的语汇是这样的，你会如何感受？1，我本人没有参加纳粹屠杀。2，我们反抗希特勒分子在德国还是占据道德主流，德国不该受到谴责。3，在纳粹统治期间，也有很多人没有参与支持纳粹，甚至挺身犯险。4，我们德国人对于抢救人类于二战期间，还是做出贡献的；比如刺杀希特勒。5，我们还是维持了欧洲资本主义秩序和资本运作如克鲁伯，西门子公司。……如果他是这样道歉的，他还算做出道歉吗？ 七，于是人们开始认识后极权主义特征笼罩下的，对于人们施行新式洗脑的游戏特征。这些特征是，1，他们/她们并不象前极权主义之毛，之刘、邓那样，以毛作为道德基准和法制原则；她们开始松口——就像政治人物开始认可人权和普世价值……云云。她们要占领一种话语霸权。她们要把谴责文革和对于毛偷梁换柱的游戏进行到底。2，以前，她们呵护毛的要武，现在，她们呵护毛的完整和准确……——但是，她们为了保险起见，绝对不会对毛施行清算和批判（宋，还要和毛妃一类人把盏颂毛，猥亵一场……）。3，这样，在确定文革非法和毛并不正统上，她们开始戏弄机会主义模棱两可的游戏。就像她们愚弄八五事件群体那样，把八五事件中人，再一次抓来亵渎之，驭使之，侮辱之。 于是，在基本上完成了掌权者乐意看到的和解游戏之后，红卫兵们弹冠相庆于所谓群众，学生（老学生），老师们的首肯和屈从。王老曾经说，现在，文革没有结束；那些人恐怕接触我有危险……（大意）——换言之，道歉也好，忏悔也罢，是在一种几乎强迫的政治压力下施行的。是由红卫兵权力语汇、乃其至其所谓“正确”主义歪曲的“道歉”行为——这种行为，确实是比较文革时期红卫兵绝对正确论有所改变和修正。因为她们也知道，顽固坚持红卫兵正确论是过时的；所以要坚持红卫兵不正确论和对于不正确论的，由她们判定的是非——这个东西，和东欧与解和南非和解进程，由瓦文萨和曼德拉作为主要审判者的历史，迥然两样。其异议所在是，红卫兵现在的道歉，却也起到了迫红外围再一次围绕其周的、另一种新文革景观——而对于这道景观，以王老为代表的知识人群体风起予以反驳，如王友琴，张敏，陈破空，亦虹，裕雄，……等等。这是人们看到的，对于后极权主义文革观之解构（也是正面讨论极权主义“和解”之不－可－能之尝试）。是的，我们的估判是，如果没有王老挺身而出发表声明，那么，这次较量很可能是双败——但是，王老作为受难者一方出来说话，让事情的比重变得有利于良心一方和道德一方（虽然，我们对于政治几乎无力改变），从而完成了道歉之双方任何一方都不可缺乏的游戏结构和解构。因为，“被道歉者”的正直力量业已击败了主持道歉的红卫兵力量（她们终于没有拿到“和许云峰捧杯的照片”！）。这是一个可喜的进展。以后的发展，就看人们仍旧如何估计这个转型正义必须得到的、人们也许会加以创造的各种条件和机遇了。这是真正的和解进程的难点而无法回避之。

红外围思想考

红外围思想考 刘自立 　 (一) 　　文革派系考证，是一个大课题。之所以这样说法，是因为文革派系虽然都掌控在“一个人的自由”之中，但是，服从和挣脱掌控，也给文革之暴力本质，一个值得商榷的余地。俩种极端的说法是，一，文革本有“人民文革”说——也就是造反派合理论和正面论；——二，文革官方说法，是造反派和“三种人”乃及四人帮，是文革祸首。这两种看法，其实，就是一种看法，毛操纵造反派而后将其发落成为反动派。这是我们常常所说之文革民粹主义（造反派合理论）和文革官方镇压（造反派反动论）之极权主义合一。没有没有造反派的文革；也没有没有镇压之之文革。这个弯子，如果研究者转不过来，那么，他们只能是文革官方镇压的反对者和所谓“人民文革”的拥护者；而人民文革的拥护者，却无法解释毛之在官方体制里，同样，成为文革掌控者，这个现实。而他们所谓的文革积极论，也就是“文革第一次发动”，或者说是文革第一阶段积极论（见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和文革第二次消极论，其实也是我们上述观点之转换一种后的不良反映；同样，是毛之民粹主义和毛之反民粹主义之集合。所以，毛文革成为不同于斯大林和希特勒极权运动，“体制”和统治之一种风格，就是他敢于“炮打司令部”，施行民粹主义造反——而他的这个民粹主义阶段，其实，持续不到两年。毛，最终无法完成一种纯粹的、彻里彻外的民粹主义。因为他的思维和行为，早被他的前辈们框定在：社会主义就是由一个资本家控制的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型制之中而无法摆脱。换言之，毛的内、外体制论，不管是他炮打，还是炮熄，都是一种由民粹主义思潮，理想国思潮和人民万岁（——毛万岁合一）思潮的左右的，万变不离其宗的极权主义异化。在搞清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要跟随现在所谓“道歉思潮”引发的两种方向之争、支持和质疑此次道歉，做出人头梳理和派系澄清——我们把这两种方向之争，称之为自由思潮和红卫兵思潮，乃及，红外围思潮，续作业于今之现实。这个红外围思潮的发展，是从同路人思潮发生以来的系列观念联系而生，而灭的（固然，今天，这股思潮远未完全消匿，而是借尸还魂地重新复活着，鬼祟着和坚持着）。这是文革遗风的另外一种表现。这种表现，乃是极权主义现实中阿伦特发现的“平庸的恶”之持续生存论；而其生存和红卫兵掌权和红外围依附之，紧密相连。这是中国特色的平庸而远剩于德国之；从人数，本性和无道之范围而论。那么，红外围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较大的内涵和外延观察，CP革命时期康生所谓党的“同路人”提法，是红外围最早的简称（？）；这个简称，后来被北上入海（入中南海）的那些并不民主，或者后来不民主，以前也不全民主之“民主人士”，领取和认同。他们的中南海身份，就是这个最先出现的红外围身份。以后，文革发动，党的同路人被1966年红八月的红卫兵分割成为45年党人和以后之（45年以前入党人士子弟不算红卫兵），等等。这样，缩小了的同路人及其子弟归属，理所当然地、变成后来他们所谓革命的建设者——革命的领导者之区隔——（接班人和“直接接班人”——也就是“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些人）；也许包含现在那些“道歉者”之一或者之二一类人。于是，在文革中，赞成和反对这样的同路人分野的群体，开始产生。这个产生的过程，可以分成大背景和小背景。大背景就是，毛要打破过去他制定的革命特权，革命血缘和革命世袭论，施行由官方子弟革命特许论，转变成为平民子弟一样革命特许论，也就是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革命特许论。这是貌似进步于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狭隘血统论之革命特许状。小背景，就是中学革命派的分野，分成了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四四派系的出现之历史狭隘原因，坊间多有分析介绍，在此无赘；我们只是要分析这样的派系分野的风格特征，内涵特征和走向特征。从最后一点说起。四三派所谓的否定十七年，和毛的所谓否定不约而同；严格说，是四三派秉承了毛的某一种思维趋向，而定下的派系原则——否定十七年，那么，产生两种结果：大一之：关于四三派观点和幻觉：1，否定十七年，要干什么？那么，四三派的回答当然就会秉承毛主义之一个部分，一个特点和一个风格，那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据说，这是继承了那个德国人的说法。2，否定十七年，就像鲁迅和易卜生提问，却无法回答的那个问题，否定以后，用什么制度弥补和充填不是十七年的十八年，十九年……乃至永远？没有答案。3，于是人们就像记得CP热衷于巴黎公社建制那样，把巴黎公社其实没有建制，毁灭建制和废黜传统（文化，历史，道德，宗教……）之政治幻想和暴力无道（他们要杀死雨果和很多知识分子……），拿来作为宝贝于继承；其实，他们一不懂巴黎公社，二不懂毛之真实企图。 　　大二之，于是，因为四三派拿不出实际建制和远景，其热衷于毛之纯粹民粹和造反到底之幻觉，既不能到底，也无法继续。于是，四四派占据了政统（正统）的上风；这些四四派，并不想构想杨小凯体制论和革命论，也不奢望推举巴黎公社乃及巴黎公社的建制（因为他们知道，所谓的巴黎公社的普选和平等，在北京人民公社和上海人民公社里面，一天也不曾施行，无法施行和不能施行。）他们大大方方地保守于官方合法性和官僚合法性——就像他们苟合着大学（清华）“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样，在思想上和举止上，他们厌倦了民粹；在方法上，策略上，他们趋同于“同路人”风格（不管从二等公民之身份上，还是从二等观点之见解上，他们有着奴才般的忠诚和愚昧，软弱和投机。）但是，他们是有优势的。他们的优势，就是后来被证明的，“十七年”，非但没有被解构，打倒和批臭，反而从中找到了刘、邓正统（政统）的所来之源。因为，他们不想知道，在中国，除去十七年模式和后来发现的“模式”，其实，都不是真正复合普世价值和普世体制之模式。于是，问题的提法，开始出现一种争议。四三派和四四派关于十七年的讨论；大学中，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清华），究竟如何分野和定位呢？其实，这是一种对于中国革命，改革，模式和价值超前的讨论。现在的回答有两种：一是，四三派和毛本身的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不是CP最终的选择。因为，体制和反体制，在文革的意义上，全都排除了选择正当体制的努力。四三派和团派不要体制的体制，和毛的所谓政治幻觉（连同马克思的，乌托邦的），本质相关，灵犀相共，都是要排斥那种普世意义上，操作可行上和治衡得法上的政治体制；而或者选择十七年，或者选择无法无天，再或者，选择中国模式（经济高速发展的生态毁灭方式和人权低廉方式——也就是，资本之南桔北栀的非法治和不完全市场模式……）；而就是规避民主和自由。这是一些文革中人们不可发现的前景和“未来”，但是，四三派和四四派之争执、之终极目的，本源在此。 　 (二)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四四派走向和四三派走向，及其区隔和“前途”的课题——也就是回答，为什么，很多四四中人，变成红卫兵外围，迄今如此——而四三中人，却从“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常常演变成为、对于红卫兵和红外围人物的谴责者和揭露者。这是一道难题，而解释之，需要颇费力气。首先，就像刚才所说，四三派没有肯定“十七年”；这是一个冒险的选择；因为，十七年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的试验地，基础地和原则地，要想否定它，是要有些勇气的。这些勇气之来源，同样值得一考。一，首先要指出，不是四三派愿意或者有天才首创否定十七年；否定十七年的，是毛本人（关涉于此，比如他说，十七年来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都是毛言十七年——但是他更加指出十七年，长城不可毁——所以，他的循环逻辑等于0）；而毛和后来江青的关于干部子弟前途和历练的讲话——关于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八旗子弟蜕败的讲话，更加重要的，是她关于“财产和权利再分配”的强调——成为杨氏和北京良乡电校四三原则的一种承托和发挥——加之本人，在67年随即跟紧“红旗十三期社论”，提出取消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民兵）和履行巴黎公社普选和履行工人工资（对于干部阶层）……成为整个四三派的原则立场和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没有一个是其自身独立思索的产物。就像“四一四思潮”强调捍卫十七年，十七年必胜一样，同样，不是什么文革异端思潮（这里，相对于十七年的所谓官僚体制之最大异端就是毛本人了——见笔者有关文章－《北京之春》）这样，就会产生二，四三派，作为毛派附庸地位之同样是平庸的恶之承载者，如何摆脱这个东西，寻找出路和走向。这就是说，四三派在有限度否定十七年以后，当然，也分成两种前途：1，就是摆脱十七年体制正统说，另起炉灶；这个另起炉灶，不是退回到十七年，而是进展到逐步接近普世价值和自由制度。2，有一些极端顽固四三派（延伸到广泛意义上的团派主义），则坚持西方左翼思潮，依旧肯定毛制和文革，试图制造再一次乌托邦革。（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德国、法国68年运动的持续支持者和附庸者，而根本看不到68年，就和百多年前巴黎公社一样，在施行体制上，毫无希望，毫无意义。） 　　二，毛本人是四三派的鼻祖，他，同样也是四四派的源头。而分割成为四三，四四中人，很多人逐步演变成为体制内人物和体制外人物。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例外是，红卫兵中人，也有喊出“五个现代化”的，如魏京生等人。）于是，从近期所谓前途和仕途而论，当今中国当然是四四派的天下。因为他们的十七年，由邓和后邓时期所肯定——更由六四镇压所肯定。四四派中人和红卫兵中人，因为都一度外在于中央视线，是因为毛暂时放弃之；而后，由CCP制定直接接班人政策后，他们被看成《决议》文本以外的主要势力而被纳入政权。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他们这样叫嚣——抑或相反相成。清华四一四派喊出的“四一四必胜”，更是成为刘邓胜出于毛的证据。于是，四四派中人，或者随波于流，或者上岸招安（他们本来就是准备招安的非干部子弟。）而四三中人，则经过文革，认为毛的试验不顾人权法理，道德规制，是一种界天堂而下地狱之路。这样，他们除去很少数转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外，多为成长为普世价值的追求者和履行者。因为，他们的放弃四三原则，不是肯定十七年或者否定之，而是要挣脱这个文革羁绊本身。于是出现三，是一种估计；这个估计就是，肯定十七年者，比较否定之，更容易成为体制的拥趸和辩护——于是我们看见，文革拥护十七年，跟在贵族红卫兵身后，讲究捍卫红卫兵的，大多成为今天紧跟红卫兵权贵的新的外围人士和帮系；这个东西就是新的红外围其人，其“是”（以认可“宋氏道歉”为一道标准线）。这是一种悲哀。但是，这种悲哀的发生，被犹太人阿伦特定义为平庸的恶之载体，是再确切也不过的。因为，CP同路人的言行选择和前途断定，后来自然而然发挥成为新的平庸的恶（也就是八个所谓花瓶党人之平庸，之恶俗，之腥臭。）这些伟大的骑士们创造了一种举世无双的、新世纪唐佶歌德之歌，用其附会“联合政府”的空洞叫嚣，为中国人带来亘古未有的无独立，无自由状态。他们是红外围的生态祖先。 　　四，据实而言，红外围何以四、五十年接续不断地、成为红卫兵权贵的附庸和寄生，问题比较严重，而且必有其因。实举几项，以做说明。1，平庸的恶之承载，形成和发展，是因为人们恐惧现实，惧怕暴力和沉溺权财。这几项成为他们这些同路人不拾好歹和助纣为虐之成因。2，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之血统里，没有丝毫主义坚持和问题意识，抑或将其变异和腐化，把本来作为政治常识的原则是非，统统偷换成为似是而非的具体技术课题而加以应用（牵强附会）。他们是天生的一群庸人；而庸人的主要体症就是以服从为本性，为天职（他们在文革中袒护十七年，就是一个证明——而据反证之，则是四三中人。）于是，3，这些人，在进入中南海或者思想上如此这般以后，他们的政治身体和发音器官，即被改造和摘除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本性远离四三派，远离怀疑一切，远离无政府主义，远离“炮打司令部”……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种蹊跷。因为毛，并未把文革组建成为单单是四四中人——而他自己造就的团派和四三派，则成为一种对于他的体制的终生的炮轰者（而蒯大富，聂元梓等愚忠于毛者，除外。）这是一种辨证。这个辨证也许，仅仅是也许，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四四派娘胎里带出的媚态和服从，成为她们判断失误和待人系事的习惯与准则——而这种媚态和服从，在四三派里面绝无仅有——只是蒯大富和其他极左人物，依然非常愚蠢地认为，毛是真正的团派主义和四三主义；始终耿耿于怀于“第一次文化革命”（这个革命本就子虚乌有）。他们搞错了。毛是什么，他就是他本人的正、反两个极端组成的一种同一性和非同一性。这也是辨证法。 　　五，于是，我们相系于今。讨论这个红外围可以成为今天没有红卫兵的红卫兵外围——也就是，政权和政治的外围。她们今天的所作所为，除去证实了平庸，证实了邪恶，更证实了文革的阴魂不散。这个“文革”，既真又假。真之所在，是因为文革单独权力运作下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中事宜，以貌似历史的面貌出现（如唱红歌，跳忠舞，万众一梦，全国一心等等……）；但是她们的文革缺少真正的民粹主义实践——这样的“文革：没有蒯大富，也没有聂原梓——这是官方之民间和民间之官方之双原型；没有这两个原型，只有一个官方原型，当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文革。换言之，这种文革只是四四派的文革，不是四三派的文革；只是官员文革，不是人民文革——更不是毛主期待，实行，停滞，失控和终结之文革——而文革终结，不是终结了“革－文：革除传统，价值和自由”——而是开始了毛在四十年代讲过的：CP要搞资本主义。（见资料）这是一段另外的话题。但是，这段话题和“十七年”乃至其发展，紧密相系之。所以，四四派中人既可以完成革命，也可以完成（CCP）资本——既可以跟随毛，也可以跟随刘、邓——既可以成为同路人，也可以成为红外围。这是由平庸的恶支撑、豢养的，那种帮衬极权势道之枉道从势者类的、代代香火接续之物。这是中国人的平庸的恶；她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诊视了这样一种症候：极权主义和文革之毛，必须不单要有四三派（团派——帮助其打倒十七年，打倒刘、邓）——还必须有四四派，在文革阶段任务完成以后，从新开始旧的或者新的统一体：国人模式，而红外围则是那个文革和这个模式的平面支撑者和平民支撑者。这是那句话的新、旧诠释之一体：你们是建设者，我们是领导者。（！） 　 (三) 　　文革“红外围”形成的大概历史背景是这样的。66年，第一张大字报纷纷出现于各种中学，其写字者，一律是干部子弟。这不是偶合。这是一个信号。毛－刘、邓之流，要同时抢夺文革霸语权。这个蹊跷在于，毛一开始纵容这个举止——抑或是他抵制“水泼不进”的一种表现。继而，毛退出北京；工作组成立，进驻各种单位和学校（陈伯达这个典型的毛派，进驻人民日报）。于是，发生后来很多事情。毛的通盘计划就是要否定工作组形式的文革。于是，他否定了他自己同意的路线（工作组路线），而提出一条所谓批判“资产阶级白色恐怖路线”（这里，哪里牵涉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国人居然对于这样的毛氏语言无法、也不能有任何察觉和质疑……）。于是，反对工作组而要回到或者创造毛式文革之呼声，开始出现。这就是毛一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二来支持反工作组之各类大学和中学组织之故。于是，在此浪潮中，一贯以血统革命论为准则的中国“革命”（——以至于文革）发生了变化。将军队派系，林彪派系拉入反对工作组之战略之毛，由各种军队子弟发声，形成一种所谓军干子弟乃及平民子弟参与的反对工作组文革之苗头——而大学造反派接过清华附中造饭口号，形成以清华，地院等造反派红卫兵组成的庞大毛派平民子弟之组织。据此为止，贵族红卫兵所谓革命特许状和血统站队论，随着刘、邓主张和转移斗争大方向之失败而告终。联动一类所谓的八旗子弟，反抗中央文革小组的斗争，其实，是毛派聚焦文革方向，指其爹娘所致——于是，毛，暂时放弃了血统论而坚持平民论——但是整个CP并未贯彻到底这个毛氏路线；到了七十年代末叶，红卫兵不受谴责论和直接接班论，业成事实。 　　于是，出现平民子弟“闹革命”的毛氏方式，究竟是什么方式？这个问题，同样比较难以回答。一方面，他们主张和实际上引来千万蒯大富和韩爱晶；另一方面，他们枪毙了反对血统论的遇罗克。之所以这样有所指，有所不指，全赖毛的实际政治需要。在66——69年，血统论中人只能是保爹妈派和血统封建派，是些五世而斩派。所以，毛要触动这个底线。但是，毛很快就释放联动。说明他又要挽救这个底线。于是，在大面积煽动和诱惑下，广大学生和民众也就随着毛的双身、两面、“多元”起舞，隐、现于时。似乎一时间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了。这是平民子弟的灾难和节日。他们分成的（在中学）北京中学四三，四四派，大致也是跟随双身之毛分裂成为两翼之派系。于是，我们缩小这个范围，以观察其中的走向和发展。集纳北京打死校长那个学校而论。工作组派和非红卫兵派，在那里是一个例外。不像在其他学校，工作组撤退以后，大权真的旁落于非红卫兵派系——不，宋氏，一方面为刘、邓势力把持，又同时为毛把持——这样一种双向把持论中，宋，刘等人的权力角色，是北京几乎唯一的，不因工作组撤离与否而立于不倒地位之红卫兵。因为，比如在清华，蒯氏出现，随即意味着刘，贺和其他高干子弟权力旁落。可以说，宋氏倒否，证实了毛、双身两面的一个实例——而这个实例，在后来所谓薄希来一类人身上，同样得到了比较毛来得更加彻底的权财落实（“直接接班人”）。但是，我们强调的是，于毛式文革的基本框架之内，所谓平民子弟造反的前途，究竟何在；抑或他们根本就没有前途。 　　蒯大富造反，是没有前途的（他被毛象消灭土匪一样即将消灭——而邓实际上消灭之）。2，一般平民子弟，如果不是依赖于红卫兵或者十七年，他们也表现的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四四派的十七年，当然不是平民的，而是太子的。3，所以，平民子弟保卫十七年，实际上，就是既保卫党委，也保卫太子。4，到了文革结束，太子正确论和联动－西纠正确论——加上红卫兵元创者正确论（清华附中红卫兵反对暴力论——骆小海等人和后来某子道歉论——乃及他所说“毛主席伟大领袖论”……），一股脑，都成为一般平民子弟中保护太子的理由。5，这个观念，和他们在文革时期没有任何反对力和想象力之平庸有关。6，加之，她们在后来的生活中，被太子们诱以利益，钱财和房子……她们很快就在具体倾向上，转移到红卫兵立场上。于是，我们看见，在宋氏从蒙面（见《八九点钟的太阳》电影），到直面于纸张网络和会议，她们逐渐地试图恢复她们的正确性和权力面。于是，就像文革中那些袒护她们的人一样，太子周围，总会有一些红外围在作业，在作祟于文革研究（她们甚至偷盗第一苦主的文革资料）。7，这就是大范围研究平庸的恶的中国背景；这个背景的出现，一方面是文革乃需；另外，则是普世适用的、极权主义附庸支撑权力结构的、那种未解构前状态。这个状态只能在极权主义解构以后方才可以消失。8，就像极权主义研究者们研究纳粹系列迫害图一样，类似集中营统治，也不是完全由屠夫们亲自掌控。他们需要一些支撑这个局面的人们，包含运输死人者，管理囚徒者，“协纣为谑”者。他们组成迫害与被害的赋格。九，就是这样一种群体，在完成直接刽子手不能直接完成的，关涉坟墓，焚尸炉，毒气室……这样一些被执行事宜。9，这些人的出现，究竟是恶，还是平庸；究竟是是，还是非；究竟是屠夫，还是尸首？……记住吧，他们仅仅被叫做“犯人头”吗？……（见《倾向》杂志） 　 （四） 　　考察“红外围”人群和个体之较好对照物，牵涉到极权主义指涉下“人民”之定义（当然，主要是指平民子弟及其父辈一类人群；含，中程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小业主、商人子弟，……等等）。人民——这个一般泛指“政治正确”的人群，对于极权主义，对于毛，对于文革——乃至对于整个49年以后的历史，究竟具备如何一种含义呢？——当然，可以扩大而言之纳粹体制下和意大利墨索里尼体制下并不完全雷同的人民和人群（个体）。关于极权主义人民一词指涉的一般性概念，是被笼罩在关于极权主义统治概念之中。就像很多极权主义研究者所云。但是，其中“人民”究竟是服从者，还是挣脱者；是思想独立的群体，还是未可改变的被洗脑固定之人群——他们的洗脑和反洗脑关系如何？加之他们的沉默，发声，宁默而生，还是宁鸣而死？——他们的利益，吃饭和服从，和怀疑，和挣脱……又是如何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是不是不可改变？这个改变，是不是一旦出现，随即意味死亡？……这些对矛盾（复数），如何落实于个体？所谓个体自由，是在什么样子的启示和顿悟（长悟？）状态下，关涉到群体自由，结社自由和人民自治乃及体制和法制？这些，都同样需要严格定义与分析之。换言之，如果我们听信类似阿伦特和阿隆一类学者的话，那么，在争夺人民和启发人民这个层面上，极权主义作用的恶，作用的平庸，作用的罪过……是不是永远都是遮蔽性固体而没有伸缩性……他们是合理的现实和现实的合理吗？如何确定这些实物和理性？如何分清是非曲直？乃及政治上的物质与暗物质；对称与非对称……甚至可以关涉到美学和丑学一类问题（类似翁.艾柯一向研究的历史与现实，今天与昨天）—— 一切历史都是今天的历史——其取消历史和时间的关涉又意味何在？这些，也是一道道难题。其中，关于文革指涉的觉醒说，造反说和外围说，莫不与此有关。这里，就书摘式予以简单说明之。 　　我们来看，阿伦特指涉的人民思想状况和社会情形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基本呈现以下一些特征：阿伦特说 　　——“巴甫洛夫的狗，降低到最基本的人类样本，一组反映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反应清除和取代，这些就是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模范‘公民’；这种公民如果是在集中营之外制造的，就会不完美了。”（《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下同） 　　这是一种现实吗？是绝对现实吗？“完全相同”的反映是不是彻底，干净，全部呢？是不是有着不同的某些反映呢？（比如在“道歉”这件事情上，完全不同的反映真的出现了。这是非巴甫洛夫反映。）极权主义国家的未来公民，就真的是在时间完成式中出现的吗？如果这样，那么，潜在的前苏联和前东欧之哈维尔，之瓦文萨，之索尔仁琴……又如何解释呢？换言之，我们看到的那些成千上万的狗，模范公民和完全一样的方式，难道不是涵盖所有道歉平民之群体吗？于是，完全相同——对应于完全不相同？这里的分析是这样的。在毛文革时期，“完全相同”的反映，是占据绝对多数的人群之观点；巴甫洛夫之狗的观点和人民＋毛＝文革的观点不可动摇。但是，在四五运动以后，这个裂隙开始出现。人民开始转移自己的视线从毛游离到周，到邓。于是，在异议人士提出迥然“不同”的观点以后，巴甫洛夫狗效应开始瓦解。一大群自己思考问题、自己回答问题的小圈子开始出现。但是，就像四三派否定了十七年以后，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到否定天堂之路导向地狱的方向之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而更加多数的人，则跟在四人帮倒台以后的皆大欢喜中，认为CP拯救了中国，自此，一切都是以CP为主导，为主干，为选择。这就是新的巴甫洛夫结构之表现，乃至持续发效以至于今。所以，我们挑开的只是阿伦特的一个隙罅，而不是全部。在“道歉”事件之中，这种巴甫洛夫效应同样表现在这些附和权贵虚以为蛇的红卫兵权力论＝道歉权力论（话语新霸权）。在此悖论之中——和他们认为四人帮垮台就是CP新生一类笑话，可以同归一体。因为平庸的恶的政治哲学前提就是在不否定纳粹的基础上给出一些模棱两可和偷梁换柱的“反扑”。这种反扑，实际上已经比较老邓否定文革还要倒退。 　　——一个反抗暴君者并未失去言论自由，“从理论上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可选择做反对派；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是带来一个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不仅降低到它那最后一种独特的仍不可摧毁的保障，即自杀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独特的标记，因为它的操作结果属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所共有”。 　　这个说法的合理性在于，每一个人都会不自由；这个说法的不合理性在于，如果没有一个人去争取这个自由——这个自由本身，不自杀也会死亡——而极权主义社会中，人们正在探索一种自由和一种自杀之间的悲观的和乐观的关系，以求在实现事务的转换过程中，兼顾两头的结局：一头，仍旧是极权主义——而另外一头，业已开始了非极权主义的希望；虽然，没有人知道如何切断这之间的脐带而抛弃极权主义，但是似乎人们在思维上，业已开始切断阿式“无效”和极权“惩罚”（恐惧）？而那些保障在有效范围中的红外围，不愿意待见这一点，她们依旧保持独立和自由无效论。我们可以从三个实例看出这个两端错动论的奥妙。一个是，在七十年代末叶，改革大潮汹涌之际，出现三股势力挑战极权主义。一股势力就是官方势力，这个势力业已不是毛主义风格，而是实用主义之；但是在这股势力的历史根基中，也有施行资本主义的原则和技巧（见延安时期CP关于不施行一党专政和施行资本主义之言论）；于是极权主义开始由他们导致发展成为“后极权主义”（资本加权力）。二一股势力，就是借助CP改革而企图将其引入所谓新威权主义之路的几乎是全部改革派主张。这些人，附会邓的新加坡模式而企图找到一种CP融合资本模式论。（他们被称为新启蒙主义（＝新愚昧主义）之运动的后人、后学——而被许良应等睿智学人所批评和揭露。）三一股势力，就是盲目乐观于整个世界对邓发出微笑的那种局面之人——也就是国人中又是占据绝对多数之平庸恶的承载者（当然，包括那个时期的老美和欧洲人）。这些人群在以后的发展中没有丝毫进步。他们最后伙同宋氏和刘氏（进）一起，制造一种气氛，把一种对于文革批判和解释的权力，也就是歪曲和遮蔽文革真相的权力，以“道歉”之名，加以巴甫洛夫化，让今天的四四派人众匍匐在前，以称其确。这是一个悲剧中的笑话。 　　——“18世纪《人权宣言》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法律的来源不是上帝的命令，也不是历史的习俗，而是人。”她解释道，“人权宣言无视历史赐予某些社会阶层或某些民族的特权，显示了人从一切监护下的解放。”  但是，“在此之外，宣言的起草者们并完全意识到另一层含义。宣布人权，同时也意味着新时代里有一种迫切需要的保护，因为个人在这个时代里，不再能安全保有出生时既有的财产，作为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也不再得到肯定。换言之，在新的，世俗化和解放了的社会里，人不再确信这些社会权利和人权，而直到此时，这些权利还是政治秩序之外，不是由政府和宪法来保障，而是由社会的、精神的、宗教的力量来保障。因此在19世纪，一致的意见是，每当个人针对国家的新统治权和新专横而需要保护的时，就必须提出人权。”（这是一个创新的见解：天赋人权变成上帝已死。） 　　  ——她说，“是自己之本，也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之本。另外，没有哪一种具体的法律必然保护他们，因为一切法律都取决于他们。就法律而言，人是其唯一的主人，正如就政府而言人民被宣布为是它唯一的主人一样。人民的主权（有别于君主的统治权）并非上帝恩惠所赐，而是以人的名义宣布的，所以很自然，人‘不可分离’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并且变成人民自治主权中不可分离的部分。”（同上/并参考笔者《阿伦特的大哀赋》）   　　这是三个标准；上帝，人民和个体。所以，结合极权主义体制这三者皆无的状态，人们可以看到同样三个元素在起作用：1，如何看待毛的造神运动对于普遍中国人民的愚弄——她们之中的、66年八一八造神对于宋氏人物的意义和无意义。2，十九世纪极权主义派生物就是无神论；这个无神论是以人俗之中的客理斯玛类型，代替上帝赋予之礼物：客理斯玛——这是一个严重的转折。在此转折中，荒诞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毛之流，更是以亘古未有的个人（“个神”）崇拜代替上帝，宗教，道德（她是先验的），文化（她是传统的）和革命（她是还原于前的，复辟的和历史的价值再造和重复）——而原型客理斯玛－上帝之恩赐，之礼物，之天才，之领袖，和东、西方一直以来的、无论是民主之，还是独裁之领袖，毫无关系。3，平庸的恶，正是因为她们认定人类自选客理斯玛，而不是寻找相应的上帝之选，之民，之才所产生客理斯玛。这样，在此20世纪独有的专制和极权客理斯玛中，迷信和盲目与之的红卫兵及其附庸——也就是平庸之恶的载体顺势而生，延续至今。故此，在此延伸分析中，阿伦特论及的艾希曼之流才被悄然或者显然引入文本。平庸的恶之携带者和人权法案之变异者，成长为双重的、对于人的服从和对于神的抵制，反对与涂炭。而“忏悔”，只能面对上帝——如果忏悔文化已经被消灭，就像上帝已经被消灭，她们的所有忏悔都是没有壁向，龛位，平台，所指和能指的；其为一种世俗的滑稽和形上的虚无。因为，如果没有所有这些宗教铺垫和基础加以支撑，一切人类的，神祗的良知都会对之伸出拒绝之手——就像历史的回顾，只能是传统的接续，而不是任何纳粹和红卫兵文化可以取代的。按照阿伦特的见解，如果“上帝死了”，那么，至少“人民自治主权”还需亡羊补牢地给予宗教缺遗一种必须的补救。（？）这恐怕是最为一般性的结论了。

- 个人迷信问题与克里斯玛情结..刘自立（北京）

毛国际地位形成之荒

毛国际地位形成之荒谬

刘自立

明年初，即是戴高乐政权认可人民毛国政权五十周年纪念日。在此国内严重争议毛主义及其个人功过是非之时，看看上个世纪西方大国于毛之国际承认，可以得出一般性否毛和赞毛不一样的解释。这个解释不单是外交内政延续说那么简单——这个解释尚说明，在上个世纪冷战爆发，缓和和变异的年代，毛主义本身的变异和西方意识形态同样变异的故事。这个故事一旦出现，世界上简单是非和价值论的分析，随即产生很多麻烦。说苏联和中国是一个非自由国家和独裁政权，对于西方政客一如戴高乐之辈，业已毫无意义。其间，如何估计法、中建交和后来中美，中日，中英建交，成为人们非毛和是毛化两种潮流不可忽视的历史根据。就像我们前此说明周恩来主义那样。周恩来主义在内政方面的错误，一般而言，业已十分清楚；但是，周的国际认可却没有随着对他的揭露而稍微改变。这是因为，周恩来和毛的所谓外交政治，对于西方的价值格局和战略格局带来了一些麻烦。一般而言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间性说，无是非说和外交格局说，让人们再三重温二战时期张伯伦主义带来的对于捷克绥靖主义之态度，以及后来发生的实际上是纵容希特勒之恶果。这个例子一般而言被戴高乐和尼克松完全抛掷脑后，且定义毛之举措完全异象的另外一种说辞。于是，我们只能带着迄今未解的惶惑和矜持，保持对于伟大反法西斯战士的某种怀疑——而这个怀疑同样可以面对罗素，蒙格马利，马尔罗，萨特等朝拜毛者。

拒官媒载，“戴高乐十分向往中国，爱慕这个“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文明古国，关注这个正在重新焕发青春的古老国家。“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同它在过去多少世纪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样。”他也企望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硕果仅存的两巨头——戴高乐和毛泽东的历史性会晤。”（张锡昌《戴高乐的中国梦》）。）朝拜之因或有不同，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内政的误解和盲目，乃及他们对于所谓社会主义思潮的朦胧认知等因素，成为他们区隔毛和希特勒的一种基本尺度。比如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社会主义观点——“密特朗当政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力主西欧联合，保持同美国的结盟，赞成美苏中导协议。在政治上，他主张用社会主义加自由来改造法国的政治体制”（资料）——于是，此间提出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社会主义的区隔——而区隔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标识，其实不是取消法国共和而改变成为毛主义人民国。这是两种社会主义解释而毋庸赘言。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正好表达这二二不一之前提。

故此，我们从二战以来的苏美共治主义扩展而言之，且对毛的国际地位的形成，乃及迄今为止,西方政客对于后毛主义之继续认可，给予一个粗浅的分析，以便让区分毛之是是非和给定他的历史地位一个异样的说法。毛在一战时期的政治地位是十分模糊的。他和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徘徊在不能聚焦政治学正确性的盲目讨论之中，从而映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愚蠢和浅薄——这当然可以和日本知识人的、对于西方政治学一步到位的（也就是政治上三权分立说）看法，做出本质区别——而日本人带动改革的民间知识人和脱藩、尊王官民一体一类改革“民运分子”（坂本.龙马，西乡隆盛，大隈和板垣……），成为日本亦民亦官的、施行郡县－民主制度之先驱——并扑灭了社会主义运动。而中国五四运动开创的兼收并蓄，实际上，就是给共产主义肆意入华一个绝对自由主义的借口。而这个自由主义的借口本身，被消灭自由的那个主义所最后吞噬（见悉尼.胡克，关于自由消灭自由本身的论述）。这是一个天大的“自由”借口和“自由”误会。而在此借口当中，毛主义痞子运动和武装割据，带来了二战时期，他的同样的并不自由的所谓自由运动和民主运动——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

这样一来，当二战爆发前后，毛主义在国际思潮之光谱中的定位，几乎完全被纷杂的世界思潮之紊乱所遮蔽。二战以后，所谓罗斯福主义之苏美共治和杜鲁门主义之让出大陆，协助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后）……给毛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地位，带来了不确定因素。而在此之前，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主义，发明了继续斯大林对待东欧反法西斯“资产阶级政府”之“联合”策略（短暂的联合）；被成为“联合政府”。这个斯大林主义后来变成了马歇尔主义。更有甚者，有史迪威将军主张的，训练和支持毛－周军队的策略（虽然未能施行），更成为二战以后中西历史上绥靖CCP的一大奇观。（而马歇尔直接阻止了蒋介石军队对于林彪军队的国家围剿——可见白先勇甚或蒋介石本人的历史回顾。）于是，在四十年代，由所谓美国赤色知识人和中共知识分子一起组成的，或者称其为谢韦斯，斯诺和什么人之主义的美国延安派代表，把西方邱吉尔扼死布尔什维克的坚守（西方价值之主义），完全实行背离和背叛。这样，在中国一大群左翼知识分子的围观叫好声中，美国政权就像美国政客起劲叫喊苏联是一个新型自由国家那样，支持毛派。

于是，在抗日斗争和战争中，模糊保全自身的毛主义，非但没有被揭露和批判，反倒成就他们攻击蒋介石出让东北，施行不抵抗主义之共党单独抗日的神话——这个神话，后来稍有改变，成为中共实际上左右了所有成功抗战之史绩，而国民党节节后退。所以，在二战大是大非问题上，东、西方历史学家们并未达成一致见解，而评定毛之抗战表现。只是直到近些年来，中国历史学家之一部分，才逐渐说明毛之抗战真相。这是一。

二，如何评价毛之朝鲜战争期间的表现。这同样是一个难题。因为韩战爆发，完全取决于艾奇逊和李普曼不管朝鲜论。他们撤除了对于韩国的“拉.迪方斯”阵线。而随着毛的用兵，邱吉尔和杜鲁门们，又撤销了打算战略打击毛的麦克阿瑟主义（邱吉尔叫嚣，如果对中国施行打击，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早就忘记了扼死布尔什维克之萌芽论）。于是，美国的艾克（新总统）就像认可了古巴的卡斯特罗的肯尼迪一样，认可了毛主义。之前，蒙哥马里访问中国。这是一个肯定毛之二战、所谓八路抗日神话的国际忽悠。1961年9月蒙氏第二次访华。……“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途径一个公共浴室，……而蒙哥马利却沿着浴池走了一圈，仔细审视着浴室内每一个人的裸体。当他走出浴室后，即对陪同人员说：“来以前，有人说中国正在闹大饥荒，饿死了几十万人……中国每个城市都饿殍遍地。说中国闹大饥荒是没有理由的。这里人的肌肉很好，丝毫看不出饥荒的迹象。””（资料）

三，在此之后，赫鲁晓夫和伏罗希洛夫带去了毛所愿望的苏－中联盟之实施。

四，后来发生的苏中反目，西方几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见解和分析——其实，苏联人乃及赫鲁晓夫对于毛的三面红旗的批判（主要是毛的人民公社），说明，即便是苏联人，即便是列宁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虽然赫鲁晓夫早就开始批判之），仍旧认为毛的举措是违背常识的。

五，于是，我们又回到1964年。这个年头对于毛乃至对于周，十分重要。西方的政客对于毛的大饥荒，大涂炭和大屠戮（五十年代初叶的土改和镇反……），没有丝毫谴责；64年1月，戴高乐率先开此恶例：对于毛，可以不作任何人权和饥荒谴责，而不带任何条件地加以承认之。这个恶例的开创，使得西方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基辛格一类人，后来找到了同样的、只讲马氏机会主义，不讲马氏共和主义之行径。

也就是，六，在三年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以后，戴高乐这个货色带来了对于毛的认可厚利“中法建交”——而在涂炭国人之cp称之为“浩劫”之文革以后，尼克松填补了国人置疑毛－林文革基本主义之错，之罪，之恶之真空——尼克松转移了对于世界上人们试图解释文革的那种企图——尼克松制定了迄今为止、美国两党不作任何更动的美－中关系说。这是一个偌大的政治，外交，价值和自由－不自由课题。人们或者忽视这个课题，或者找回它的答案。（虽然，这个主义受到六四事东、西方机会主义的成功。于是，玖拾年代以后，所谓人权贸易脱钩的做法，让西方经贸主义代替了对于中国价值非礼的谴责；乃至希拉里要把她排名于后。）

所以，就像周恩来63－64年访问十四国那样，受到所谓第三世界之欢迎；毛对于第一和第二世界的策略和战略，最后发展成为一种毛－邓主义——泛资本主义之有主权，低人权论——而对于这个后毛主义，西方政客和资本如逐其臭，疯纷而来。这其实不是黄祸而是白祸。黄祸没有白祸的支持，热心和甚至膜拜（他们的低劳力，低法制，低资源——尚且不说其无……），当然无法运行；这些原先的马歇尔和罗斯福们，看到了史迪威们没有看到的所谓CCP资本主义。原先，他们在给罗斯福的关于延安的报告说，CCP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一种工人党，农民党一类可以施行资本运作的党——（见鄙作关于史迪威）而后来，他们真的发现，毛－周－邓果然是一种红色资本党了。呵呵。所以，我们在此提出的、关于毛之主义框架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以上这一点（人们也许过多注意到毛对尼克松，转移了关于林彪事件的颠覆性影响，而走上了比较国内政治更加引起西方注意的国际牌局。）而这个牌局的结局就是，毛－邓同一性。这个同一性在毛－尼克松会面的时候，便已定夺而后发挥之。成为奠定红色资本主义之一个开端呢。在此意义上，说毛是一个绝对摒除资本主义而要完全扫除资本主义之苗的说法，只不过说对了一半，甚至一少半呢。

最后，是什么东西让西方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大肆肯定毛，从五十年代，到柒拾年代？这个逻辑是，人们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知之甚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红色资本主义，CCP资本主义和毛之资本主义（毛是这个资本主义的开场者和提供者，要早于邓——……所谓哈耶克主义，是阻止那些叫嚣民主和工会者篡夺资本家的权力——而他不知道，如果工会和CP业已篡夺而且成为新的资本家——这条奴役之路又该如何弯回——还是要阻止工会和工人权力吗？！）人们也不知道何以在西方既有价值论，自由论和民主论，也有殖民论，战争论，均衡论和利益论前提下，人们举措如何——人们一直以来无法把这二者在理论上苟合起来，而在实际上，却能不断地，没完没了地、不顾道德和人权地，近乎极端无耻地将它们予以苟合（就是所谓南桔北栀——人们业已说了很多）。这即是我们所谓价值——资本之结构，之博弈，之“冷战”。在此新冷战里，如果价值一方失败，那就意味着毛主义的战胜和红色资本的胜利。也就是，所谓新式张伯伦主义的卷土重来。

所谓“西方衰落论”之始作俑者之流如施本格勒们，不过是惧怕希特勒权力意志和尼采权力意志的结合（加上资本无耻论），会消灭西方文明——他的担忧，有一半随着希特勒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有着另外一半，却因为权力－资本的新式结构的出现，让施本格勒可以获得新的观察点和出发点——而在另外一边，“历史结束论”，忽略了红色资本主义走进历史的挑战；以为西方价值在苏、东崩溃以后，完全占据了主流，而忽略了中国崛起；故此，衰败和结束——这是两种错误导读。因为，施本格勒挑战了一次西方，现在，轮到毛主义来了。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够继续挑战；而挑战会有什么结果。（因为现在人们写字、看书有一个习惯，左右两翼皆是，就是有意回避对自己观点不利的真相，见地，就像动物庄园中物那样，左翼要删除很多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其实右翼也是这样。）于是，能不能发现权力－资本的最后脱节，至少现在，人们在南桔北栀的东方市场上没有做到——而民主、自由之至，之要，要做到无论东西的资本受法治约束——不象哈耶克那样，只是约束大多数，工人和工会成员，也要约束那些从庶民，平民和流民业已变成政客，精英和资本家者类——这是防止奴役之路的另外一个方面。（换言之，如果一个小偷或者强盗在中国受到危险，在美国，他们的人，他们的钱，就不是赃物，而可以堂而皇之藏入美国银行而获得ID了吗？……）这是一个绕有兴趣的问题。

北京（三首）

北京（三首）


一、 城墙

 
 
我绕城而过，影子留下无城的恋情

而如今天坛上的耍辫人

依然把陀螺抽响，声撞坛墙，碎响而回

坛之光，挑起回忆
应对鬼树森森的王地

摄人心魄
梦，在猛醒时分还是滑润的
宛若历史循环中，夜初朦胧

让故人和人子相见

门镶，好大一个阔字
（但，这里的祭坛业已荒废

上溯到伏羲造字而众声喧哗）

围绕坛边的树木，都成先去之趣

他们蔓延北上

交叉南下而随河于意

东、西，出现了太阳去留的残迹，梦

勾连地平线

倔犟地抛向她自己

 
随后是城墙轰塌
红袖无家
而嫦娥诱党

香草，女人，崛起

然后断袖弯折

继而又河水干枯，沙滩上，红楼里

鬼影种种，一个叫数目的广场

方程式幻化烈色，铺垫其西方

红肉筵席，腐臭自此延伸，延伸

到并不很远的地方，那时
方向走失，所有的城墙倒塌
所有的护城河干枯

所有的方位感失灵

一方轨道，地上地下，穿越的
 是不合均感的城片
环路箍起院落

旧书肆，鼻息巨厦

一如马雅克夫斯基

 
 “一千五百行”，“向左”的叫嚣

向上，而不知道地气，人伦和祖胥（注1）

旗和旗，不再是历史的颜色

而且，中轴线，断断不续

蛇一半，毛一半，堵塞于星空和巷下

星星，绝对不可见
星星，象征的忏悔
被押宝成为一种新赌博
千年方正之市，今天死去，而且带走了

我绕城而过的尊严……

斜街上（注3），老楼前

老老龚，痴痴彳亍

他，画屏自毁
其儿
冲进

圆明园（注2）
 ……
那个过于完美的尊严，瓷瓶，玉玺，翘楚和质感

冰雪剔透……雪枯而去，而今，只留下雪

和血之残迹，只留下，不成方圆之故

天坛，古树，一两只猫

落单而滑稽地蛇隐无踪

昨天
它们还瞪着无星
悟空的眼睛，忘我
……

 
 注1：《一千五百行》，马雅克夫斯基的长诗。
注2：传说龚自珍子率人随洋人席抢圆明园。

注3：清朝诗人龚自珍一度居住北京南城下斜街一带。
 

 二、 往昔
 

那是七十年代
我高举几张唱片

把手伸出公共汽车的窗外
让未响的历史
还原在屋隅一角

 
我要把北京的美感
融入贝多芬

描摹街道和广场

革命和复辟之
结构和主题


高潮真的席卷残砖乱瓦

依墙而去

果真留下了
秩序依旧？
 
（那是一个幻想

维也纳般造型的

美若东、西

弱调的颤音

 
我，对比着
众多的罗马

于北京

独自回味
各种文史的边界……）

 
那是七十年代
年轻人横街而过

瞩目正在落潮的旗海
就像我们手托
一枚硬币

浮出红海洋

指向革命的反、正两面

（初读拿破仑——遥远的

近在咫尺的，暴动

和囚禁的年代？

集合于我们自己的
 93年）
 
……小屋里没有煤烟

冰冷的感觉
 延伸到
那个清朝学府的边缘

对街就是景山
（攀缘上升的逻辑
 第一次种下了我们思索的
种子，那时的颓败之母

也似乎鲜亮光泽
——因为颓败乃是一种孕育？
——魏尔伦跟随着
马斯涅，树一般蔓延

遗世独立？）

 
还是七十年代
封闭的煤园

里面有人高头大马
乘骑而过
激烈的语序

转变了，变成谜语

东、西方接轨的闹剧

让其忘却了
 毁皇弃城的机会（注）

 
那是七十年代
天还蓝，地愈寒

所有聆听古月者
似乐而动
似乎要在心中

构建京城
那一方规矩方圆


四方八落的庙宇
香烟聊聊
读经者，屋去人空

占卜的木锤

落于无间道

余念里，大音希声

 
那是七十年代
随着青年的远去

北京站呜咽着红轮
隔地而在的恋情
业度荒年北地

高梁红
青豆帐
流放
尚有归去来兮之感……

 
 
注：六十年代，北京政府有消灭故宫营造中央政府大厦的未实施计划。

 
 
三、自由

 
 
自由——是这样定义的

父亲弃世而去（注1）

为了他的未知的未来
自由——是这样定位的
我们转世而回

那个前世是什么？
是屈子问天
还是马远话半壁江山？

人远于山
 影藏于海
自然就是自由乎？

还是人定胜天

自由——是个卷藏的世界？

读于苦寒，结构随着解构

浩劫于救？
 我们在身心处
似乎看见自由

是这样问世
诞生和毁灭的？
自由，应该定位于不自由？
自由——很快示众而醒

群体与个人

遁于无形

浮雕
尚存于北京的复调
——毁灭与涅磐

她，在世纪末
最为世界关注
忘却
出卖

自由——在边界的

边界以外，一直延伸
他们不知道
所知

所道
业已袈裟在身
五灯会元

于其中心

禅
 是解构
这个建筑吗？

古老的北京
真的是
一缕轻烟，荡荡予飘乎？……

自由——很快就和那些不自由的人们
接轨了；他们来自古今中外
东西南北

被
传播智慧
于克里斯玛

这，神授之恩典乎？

而我们的神祗

何在？
自由——在我阅读北京的时候
回光向日，

开运推诚（注2）

奔赴各自所向

价值
何去何从？
阳光，月色，依然

自由——是我们祖先的遗产
和一度失约的信条
都盛放于约柜

那个看不见的
所在？
 

 注1：这里所指笔者父亲文革落难；纪念之。
 注2：此引西乡隆胜诗句，“纵不回光葵向日， 若无开运意推诚。”改制之。
 




2013. 11

关于“道歉”戏码登台的一些分析

“平庸的恶”再次展现

——关于“道歉”戏码登台的一些分析

刘自立

道歉，何时成为一个权力符号？此符号，是在这几天召开的北京一所中学里面的道歉聚会上形成的。这里，文革余虐宋氏，刘氏（刘进）等人粉墨登场，涕流满面，说是她们开始对文革受难者开始正式道歉了。这个戏码的序曲部分，一个“西纠”中人首创的（但是，他完全没有为他的那个叫喊“降落伞”的父亲的很多其他行为，道歉，反思和否定……）。我们在此之前，就已说过，红卫兵问题不是他们是不是道歉，而是他们是不是掌权、是不是继续掌权的问题。这个掌权和道歉如果合为一体，那么，中国社会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景观；掌权者不作任何动作如颁“罪己诏”一类举动，在权、财完全“合法化”的统治基础上，施行一种对于文革所谓的忏悔和反省。这样的举动，究竟含带多少历史意义和含金尺度？受到置疑，绝对在所难免。我们说，这是全然不顾基本政治常识的伪说和作假——就像中国作假普遍化一样，现在，“忏悔”，这个宗教名词，也变成一种伪称。之所以如此说法，就是因为宋氏等人，是在我们所谓罔史避实的文革谎言中，施行所谓道歉的。其中，她们陈词滥调地一再施行戈培尔式重复所在，不过几点：1，她们学校卞老师被打死，是“学生”责任（规避文革红卫兵和毛的责任）。2，宋氏们工作组时期地有效统治是“秩序”的代名词；红卫兵是打人以后组建的。3打人发生后，她们是积极的“抢救者”和“阻止者”。……诸如此类（其中细节，可以参考张敏，朗钧，刘自立等有关文字）。这些说法，罔顾历史的特征极其明确。

就其重复的谎言，我们同样重复说明与辨析之：

1，  如果没有文革，没有所谓毛路线和毛号召，一般学生如何发生打老师打校长行为。如何高一三班一类年级和学生，忽然变成恶煞横行无法无天之人？为何此类暴行可以横贯校园而不被阻止——卞老师尸体停放几个小时无人过问！当然，这种行径绝对是一种文革行为，而不是在一般年代，一般环境和一般年纪之学生行为……这些看法，我们早有说明。

2，  毛、刘之争，在关于派，撤工作组事情上，上层前后矛盾，破绽百出；说是工作组时期有着某种刘邓革命秩序，是宋氏们的一再重复之谎言；1966年6月，卞仲耘就是因为被有组织批斗，殴打，以至于几乎遇难——这难道就是宋氏们的秩序？

3，  毛从南面回到北京且撤销工作组，但是，这个由刘进，宋彬彬把持的校方专政机构的人头，并未改换——批判刘邓路线和继续毛路线成为宋氏机构权力一体化操作之基础；更因为后来八一八宋氏登上天安门，刘邓中宋，又一时得逞而和一般学校工作组势力式微，完全不同——宋，成为工作组帮凶和毛氏无工作组主要元凶，二位一体；呈现绝对的文革权力操纵者的双料面面，且继续把持校政。

4，  于是，六月份宋、刘殴打卞老师和八月份所谓“学生”（其实是红卫兵）殴打卞老师，成为刘邓路线和毛路线交叉，混合和殊同一体。这是人们几乎完全忽视的历史。而这些说法正好是所谓“道歉者”遮蔽历史和偷梁换柱的行为实质。

5，  道歉们一再所说的红卫兵是8－5事件以后成立的说法，一言蔽之，就是要遮蔽和摆脱文革罪恶行径之主要特质。这个特质，就是在政权煽动下施行人人反对人人的，看似群众运动，实际运动群众之运动——而这个运动方式，就是由红卫兵中人先书面，后武力施行之、大字报加打死人这两种基本方式予以完成的——而权力作用，在于把卞老师等等一干老师和校长，定位敌人（四类干部），从而失去人权和生命权。这不是简单一句“高一三班”如何如何可以一笔代过得。

6，红卫兵何时创造，成立和作为，人们为文也多。只是一个文革常识要强调清楚。不管这个名词（红卫兵）细节如何，人员如何和行事如何，她们都是红卫兵实质的承载者。而宋所在学校红卫兵成立时间业有多人研究明确之，是在1966年7月底成立的。这符合毛回到北京之时间。这个时间巧合是有逻辑考究的。因为毛要排除官方文革形式（如镇反，反右，四清……），要别出心裁地搞一个民粹新招——所以他发明或者说支持了红卫兵。于是，凡是按照这个意志组织的任何组织，都是毛式红卫兵（——并且接合刘邓红卫兵的最先出现——在毛播发北大大字报以后。）所以，宋，刘之所以期望淡化和规避8月5号以前就有红卫兵之组织和活动，就因为她们既要开脱毛，也要开脱刘、邓。

以上是宋、刘道歉的基本情况，和她们继续罔史欺世，蒙蔽社会、尤其是蒙蔽那些不懂文革的人群之罪恶之继续。

“道歉”，不过是她们变换文革暴力威吓为诱惑和蒙蔽之手法的、另外一种荒诞游戏。

可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却不只是宋氏把戏，而是支持她们的，继续受蒙蔽的所谓群众（老师，校长和后代们）的，带有“平庸的恶”的那种可悲做法及其缘由。这个游戏居然从66年（也许，是从49年——或者19年或21年）持续迄今，而且丝毫没有觉醒的任何迹象。这恐怕就是中国特色的“和解”和“真相”之悲。在丝毫没有和解前提和提供真相之脆弱沙滩上的荒诞表演，成为中国公知们枉解南非和东欧和解真相的、对于中国转型的明吁和暗寓；但是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童话，完全无法适应中国现实。于是，在此道歉戏码的舞台上，一方面，是宋氏等权力中人企图依靠官方保障得到话语权和展开广泛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携带极其准确定义之“平庸的恶”的那些群众和老师，在符合这个恶轴而围其旋转。于是，阿伦特饱受争议的这个政治哲学论断，在21世纪的中国，居然被人们如此异类地，又行发挥一通。这个“恶”，分成两种。一种，就是阿伦特错误论证的艾希曼之平庸；这个说法现在完全不能成立。因为艾希曼具备的绝对不是所谓的平庸恶(无知，无思，责任，机械等等)——艾希曼是拥有罪恶，罪行和犯罪动机者，而且他的罪恶带来无数死难者；他是纳粹思想的主动有意积极和肆无忌惮的施行者，和平庸毫无关系——而所谓平庸，实际上就是含括包括那些纵容纳粹的，含括左翼犹太人在内的群众，乃及其社会基础（其实世界上的人们忘记了，这个平庸最合格的人选，就是英国首相张伯伦。而张伯伦主义之平庸，现在符合所有和“CP资本论”共襄一构之西方平庸主义者。）回到文革话题。之所以宋、刘可以把巨多受难者和老师、学生召集一堂，听取她们颠覆历史和歪曲文革之戏作，就是因为阿伦特针对的平庸人群，在中国基本仍旧存在。这就是平庸恶的今天的诠释和地道存在；这是中国极其可悲的极权主义现实之一种。

这样的推论也许是比较合意的。首先，平庸并不等于邪恶；平庸只是纵容邪恶和犯罪的土壤。

再次，要让平庸完全不受限制，就像让罪恶完全不受限制那样，在制度和法本的缺陷中无法施行。起码，在20世纪极权主义开始建立体制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平庸和罪恶的转化同样是有条件的。所谓法制－体制－无法无天，只是20世纪的产物。

第三，辨正看待平庸，在以往世纪之中，他发展和发挥成为由平庸而转向罪恶的可能性，是十分之小的；因为有西方传统政治，体制，道德和文化的保障——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之中，含集权主义之中的法统和道统，依旧存在，这就让文明有取代平庸的可能——只是极权主义将其彻底摧毁。

所以第四，只有在极权主义土壤上，才会出现平庸之恶和极权之恶之相加。这是一个短暂而完全悖理的道德毁灭时期（加上毛主义纯粹民粹之政治不可能性操作，毛也会适时放弃民粹，转为官僚体制）。

于是的五，在平庸＝邪恶（犯罪）之框架里面，从平庸走向罪恶并不是全体人群的必然选择——虽然，反向思维之，反平庸者，微乎其微；而只有占据广大的平庸人群之优势，文革罪恶才可以广泛施行；毛主义运动才得以实施。这就是我们所谓毛主义极权＋民粹的文革运动说。

第六，在此运动说的胁迫进行之下，依然可以发现极为少数的人，就像遇罗克和林昭那样，处在绝对优秀的不平庸地位。可是，广大人群，基本上处于平庸但不是犯罪之地位。

故此七，无论是阿伦特、还是其他哲学家要着重研讨的，是平庸如何和怎样走向邪恶和罪行——而那些大多数，何以又不是完全走向邪恶如艾希曼，而是就像现在的宋，刘支持者那样，依然处于平庸－邪恶之罅隙当中，无法自拔。于是，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平庸，是不是有时候就是邪恶的铺垫和拓路者？这是一个非常伤众的判断。但是，我们无法避开这个判断。因为，现实就是如此——反之，却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如果在没有言论，没有尊严和没有没有威胁恫吓和恐惧中产生的平庸，平庸也是不好随便裹身于人的。人，为什么要自甘平庸呢？她们并不愿意。这绝对不是一个判断智商的课题，而是一个判断政治和研讨历史的课题。

但是人们要问，如果第三帝国时期，人们开始讨论希特勒暴行，会有什么结果？那个结果，就是现在国人讨论文革历史的结果——结果就是恶果——这个所谓研究的不受监督和不受制约，大行其道，而越发转变成为无道之祟的罔史欺世行径，也许，有着某种有恃无恐的依赖，也不好说。至此，研讨思辨层面上的平庸。当然，我们说过，不能给艾希曼一个平庸的称谓；因为，他不是犯下平庸之恶，而是反下绝对不是平庸的滔天大罪者（平庸铺垫恶，但其本身不是恶）；这是纳粹罪比天大，恶比海深的那种人类灭绝罪——这个罪过，同样可以延伸到文革时期毛的天大、海深之罪（毛，当然，也不是平庸）。我们的问题是，除去现在人们讨论的那些平庸的恶之有限范畴，宋、刘们是不是属于平庸的恶？她们是艾希曼吗？她们的观点，组织，行为，超过平庸了吗？这是一种个比较难以回答的课题。因为，我们认为，她们属于半个艾希曼，半个非平庸；同时，她们的另外一半，也属于平庸的恶（而不属于直接打人者的暴行——她们是打人的官方机构背景中人和权力中人——而且已经是成年人）；她们在道歉书中百般歪曲的历史和今天，使得她们似乎平庸，也似乎并不平庸呢！这是一些基本概念，基本事实。如果人们回避这个事实，就像回避文革是由毛主义发动者发动的，且完全不去归类和分析何以出现八五，何以出现八一八，何以出现宋彬彬，那么，在此层面上，施行所谓的言说和道歉，就是袒护文革和极权主义的戏法。虽然，这个戏法可以让很多平庸的恶之背负者，再行一次类似犹太人纵容纳粹暴行的平庸之选，但是，恐怕她们一手遮天的可能性，业已变得十分渺小了。宋氏七千言自辨书出版在“猫眼”网页上，受到两百页嘲骂和否定，即为一证；我们的提法是，也许中国所谓公知们，业已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宣誓人群，以支持宋氏，但是，广大老百姓和一般民众对于宋氏们的表演，心怀嘲弄和嘻弄戏谑……他们的表态，说明了自从宋，刘（叶维丽，于伶，冯静兰）们“五人谈”以来，一直的努力和混淆之完败。（“五人谈”，见《记忆》网刊47期。）

最后，我们在极端抽象的意义上，也是赞成她们宋、刘们对文革平庸和文革罪行施行道歉的。因为这是一种把文革钉上耻辱和罪恶柱子的总体方向性选择——就像人们一开始置疑人权，后来，还是抽象肯定之而唯恐避之不及于不人权。这是一个总体上的进步；虽然伴随这个所谓的进步，有着更多含义不确的概念混淆与之；比如资本，比如经济，比如国家，比如外交……就是。这样，坊间很多人士认为道歉值得肯定，只有极端左、右两翼者否定。这是一个误解。我们绝对不是不支持道歉；也没有任何理由和可能，要对比如打死卞仲耘者，绳之以法；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只是反复强调，反思和忏悔的前提就是真相。这是唯一的前提，舍此无道。设想，如果有一天，宋、刘们不再坚持工作组秩序论，不再强调打人不是红卫兵论，不再强调打人后她们虚以尾蛇的抢救论，不再强调她们立象废史（该塑像下不作任何文字说明，就连卞仲耘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这种字样都没有……），让后人无言以待，不再强调毛刘邓责任的虚无化……这样，我们就会对之丝毫不加任何保留地支持道歉论。可惜，她们并未如此做法——就如对于西纠历史的回顾和真相，也是含糊其词一样，她们没有确凿交待，真切反省和翻然悔悟。所以，我们对此道歉高潮，基本上采取置疑和否定的态度。至于上述身载平庸之人，却也不是一个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难题。其中，很多耄耋之人和七老八十之辈，是不是因为年迈而清澈而完思而健康（思想上），事情也不是这样理想。我们显要提到的卞仲耘校长伴侣王晶尭老先生却和所有这些人物迥然不同。他是一位坚定的反对邪恶，同时，反对平庸者——他当然不会苟同宋、刘们的上述谬论。他的话语是，我绝对不会示弱！这是我们再先肯定的，优秀执着和坚定讨还历史真相之少数人之一。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国人怀抱希望之所在。还有很多那所中学里面的良知未泯者，也向我提出不同的声音，以严格区隔于宋、刘们。人们也许会关注她们的以后的说法。这一点，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文革研究到了今天，依然是坎途漫漫，不到尽头。这和人们研讨很多亟待争议的其他历史课题一样，国人何时可以予以善待和正答，也许和历史转变的到来，或可同位。在此之前的任何过多的期待，都是会落空的。

所以，人们说悲观者，乐观之动因也；因为悲观者没有可以依赖的现成答案，只能孜孜以求，因悲观而不懈努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