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派和冒牌
刘自立
毛派是什么？学界定义也许简单。就是极权主义加民粹主义，再加上反资本主义。从这个定义出发，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今天的毛派不是毛派，是假货、是膺品。何以这样说，人们会问，乌有乡众可是激烈反对资本主义啊。是的，这里暂且同意这个说法。问题是，乌有乡众一旦和政权中人合流，于是问题变型，成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反对资本之毛派和掌握资本之毛派，合流。这是关键。从这个现象观察，一切可以这样解释，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业已被宣传机器鼓动起来，走入一条胡同、幽巷，让这些享受毛主义理想之人，现在悄然变成支持权贵资本之人。于是一个辩证法，就真的变成变戏法了。
人们奇怪，北京重庆公园里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众人，何以对此资本和毛派合一的举措，无知无闻呢？这就是权贵们封锁信息的手法成功之例。因为，权贵们打出毛派旗号，是要遮蔽他们的资本主义和家族主义的。而老百姓，只是在幻觉毛主席反对权贵的梦想中，歌舞寄托之。诗云，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老百姓们之所以忘性极大，就是因为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极权主义，也不知道什么是民粹主义；他们只是觉得，托出一个幻觉，还是比什么都没有要好。这就是“选择性记忆”对于百姓和官方双方需求的满足。
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反对毛派中人，之所以不太得到毛派拥护，就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观点，来对待另外一个错误的观点。他们说，权贵资本主义，要比没有资本主义好。这种观点则会激怒那些赤贫或者半赤贫者。这是毛派民粹主义的基础。从“人民革命”到“人民文革”，毛派，就是这样施行民粹主义的——但是，反对毛派者、拥护权贵资本的说法，则有跑到极权主义之资本主义这条道路上，使得他们完全脱离毛派庸众的真理之嫌。这就是一部分拥护权贵者，说权贵资本比较没有资本要好者，他们，敌视拥毛派——这个敌视，使得中国的事情，两面都错。
毛是一只死老虎。他所以被激活，恰恰因为他的资产和遗训，启发了那些反资本主义者的热肠；他们不知道或者忘记了，毛，其实倡导“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资本，更非无特权——他们和5、60年代的西德，日本都有极为有限的贸易往来，以满足最低限度的资本需求——这个资本主义，当然，还称不上资本流动；但是，也绝对不等于0；看看他们保留香港的各种需求……。反而言之，如果资本主义变成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就是能量和成本最小的资本主义；这是中国得以崛起的资本主义；是极权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政治双模式的一统。那么，在这个资本主义里面，是不是可以容纳民粹主义呢？这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说，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物两面。民粹主义，就是造就权贵资本主义和极权资本主义的起义军，造反派。等这个造反派，为权贵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改换了旗帜，由打天下，变成了坐天下；对不起了，先生们，我们的极权主义，就要代替民粹主义了——这个转变业已在49年后清清楚楚（文革，也是这个打法；消灭造反派；等用完他们）。试问，这样的毛革命和列宁革命，人们真的忘却了吗？他们从打天下，变成坐天下的发迹之路，难道国人就真的忽略不计吗？人们常说，历史是不接受教训的；事实则是，中国人，好像都得了健忘症，并且病入膏肓。
现在，无论是毛派，还是（一部分拥戴权贵反对毛派）反毛派，都在各自的阵地上，为反毛和拥毛提供假证据。他们或者主张摒弃资本（如果说有健康资本的话）；主张毛派的社会主义；反对走资派，支持蒯大富、聂元梓；或者，干脆支持某个资本中人——而主张反毛者，对不起，我，就直接支持资本主义、特权主义和中国特色。他们说，现在，要紧的不是看住今天进屋抢掠者，而是要逮住历史上、几十年前的抢掠者；这样，才合乎一种与时俱进之看法。这个看法，就是不追究今天而把眼光放到过去和未来，“只对”那些历史盗贼施行清算。这叫作抓住主要矛盾，云云。这可真是新一种历史眼光和新历史今天说。我们说，这就是狗熊掰棒子主义。
于是，人变做鬼，热心肠，变做假大空，健康之体腔，变做肠癌病变，一切，都变得混乱不堪，难以澄清。我们说，毛派的是是非非，还是要还原于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你可以制造一种毛派幻觉，但是，你不可能拿出马克思主义建制的任何砖石，以启动制度大厦的建造；因为，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除去造反，老马，一无是处。不久前，和一个青年人对话。他说，他，一支持毛，二，拥护文革……我问他，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建立一种制度，让人们可以看得见，摸得找，以提供政权和国家可以遵循的体制模式？他说，那，就是巴黎公社。我听后，差点背过气去！我等受毛之欺骗，在十五、六岁时期崇拜之巴黎公社空梦，今天，居然还是让比我当时几乎大了十几岁者拥戴，读者诸君，你们说，惨不惨！巴黎公社，正是因为他提不出建制，所以惨败（含其他多种因素。）
历史，起码在中国人这里，显得十分脆弱和空虚。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宣传，哪怕是一碗掉渣的臭豆腐，也会有人对此顶礼膜拜，“古道热肠”。呵呵，说什么巴黎公社就是文革精神；说什么文革就是惊呼热中肠，人鬼变型记，民主试错说，真理证伪论，……都是毛主义真谛；不但二十几岁者如是说，六、七十岁者如是说者，也可以千万记也。所以，民粹主义在中国有市场；极权主义在中国有市场；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市场；坏资本主义和无制约资本主义，在中国，也有市场。故此，现在的中国不是百花齐放，而是败莠和毒草遍地；负筛选和负鼓噪，震天动地，不可收拾。何以如此不堪？就是一句话：极权主义宣传让人变成鬼子；资本主义利欲，让人变成傻子；而诸子登科，唯不见价值普世主义出来纠错。如此一来，国人还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其实，如果反面思考，说，在这样一种宣传，资本和宗教都被和谐之国里面，老百姓可以有真理，可以有信仰，可以有历史，常识和真理，那，反倒是匪夷所思了。这里的课题是不是启蒙？有谁来启蒙？这些主动者类，是我数頱的毛派、还是（拥贵，拥权）反毛派？就要说说清楚。不然，让他们来启蒙，那就不是启蒙，而是封闭和封嘴裹脚布，臭气熏天，窒息人命了！我们最为困惑的难题，就在这里：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民间，是在如何演变？他们是在演变成为人鬼一半的资本殉葬者，还是演变成为民粹－极权主义之吹鼓手和伴舞者——中国人，是要回到毛主席“一个资本家”那里去，还是要拥戴一个特权大家庭治理下的新奴才群体中去……这是一种极权主义研究的老课题，也是新课题。老在，如，希特勒也是权贵资本；但是，他反对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而现在这些人，反而从之，是什么主义也可拿来，也可放弃的。对这些人，你如何办？……
《纵览中国》
2011年5月8日星期日
拉登死后中美关系又会如何！
拉登死后中美关系又会如何！
——对一种观点的回应(补充版）
刘自立
有一种观点现在忽然流行起来。说是拉登之恶之消除，产生了忽略中国之恶的势头，使得打击拉登的努力转变成为对美国的经济削弱，从而使得中共崛起——换言之，这个世界不该过分动用资金打击拉登甚至萨达姆，而是应该不枉准确打击中共之战略目的。
其中，他们认为，悉数美国资金耗费和人员伤亡，导致中共国假此反恐战争闷声发财，成长壮大；是为所谓拉登造中国，拉登造崛起（中共崛起）。
这样的看法，还直接迎来拉登死后，美国将敌人直接转变成为中共之说，且对此乐观其成。
……所有这些看法，是不是站得住？他们说之今天，和中国，和美国，和中美关系之真实历史，又有怎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不是仅仅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上的‘如果’”——悉尼.胡克有名的“历史如果观”，是不是可以解释如此一种观点：拉登的存在，真的转移了美国遏制和打击中共的目标和态势，使得世界乃至中共的命数发生了变化吗？
不是这样，又是如何？
如果人们这样继续推断：拉登死后，美国历届政府，两党和两党领袖，乃至美之学界，持续保留的对华政策，是不是会或慢、或快发生本质变化？
抑或，这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美国对华政治，将随着对华经济贸易发展持续下去，且在人权和军事层面略作微调或者中等调整；而完全不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如果这个判断被今后的历史和事实证实，那么，上述美国被拉登误导的说法就会顷刻瓦解。
我们随此议题，稍做分析如下。
1，美中关系的改善和美中建交，抛弃台湾，是美国对华关系本质改变的开始——他改变了韩战，越战以来美国坚持的、现在看来是所谓负面的冷战思维和冷战行为——而绝对无关本.拉登的出现和坐大。
2，邓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导致美国实际上开始了所谓美中“经济战略”合作——这个合作的第一次效应和发轫，是美国联中（国和毛）抗苏（联）——而这个合作甚至未被六四屠杀所改变，所翻盘；美国越过中美关系的障碍，越过道德底线和人权原则，施行经济高于人权；国家利益高于价值评估的美国特色，使得“中美国结构”初步形成。
3，在人权、还是利益的美中较逐中，美国人一意孤行，并不听从中国异议人士如魏京生等人的阻止和解劝，终于达成人权－贸易脱钩一事，使得中共加入WTO变成事实。
4，这里的实践根据，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是多位合一的。其中，早在尼克松加入毛、周谈判的日子里，美国业已实施其抛弃中华民国（大陆）之蒋介石，继而抛弃台湾之蒋经国的实用主义政策，从而抛弃了他们所谓和平演变中国的许诺，抛弃了中国的六四志士和异议人群，使得中国问题，改换成为寄托中国政权施行政治改革的空洞指望——而这个指望，在中国崛起的严峻局面中，业已变得十分虚弱，可以忽略不计。
5，如果眼光放大到整个西方世界，那么，如果说美国为反恐战争投入了万亿资金，那么，他们在与中共经济勾结之中，难道没有同样获得其国家利益吗？如果这样，美国利益至上论，就变得完全不可思议。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环境涂炭，资源损耗和劳工出卖中，看到这种资本之所谓南桔北栀的负效果。一句话，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在中国享受的无成本，无工会，无人权之经济大利，乃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6，拉登被击毙以后不出一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业已开启——而这个对话，正是在奥巴马上台伊始，实行一厢情愿的对华绥靖主义之结果——那时的希拉里规避中国人权的谈话和表态，犹言在耳，清清楚楚。如果人们没有得健忘症的话，他们会记这些亲密言谈。于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和一个正确的结尾（他们现在日益严厉地批判中共人权和强调美国核心利益），现在首尾相衔，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结果——这就是，美国人在严辞批判中共人权倒退的今天，却在继承他们（奥巴马）上台不久做出的错误判断，并且使得美国对华政治继续呈现首鼠两端的状况。
7，不单美国是中国－美国经贸结合的受益者，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莫不如此。从希拉克和施罗德的亲华外交中，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利益获得者的得意忘形——这种观念的表达，又在施罗德今天百般攻击美国击毙拉登的言论中，得以重复表演。整个西方世界和中共高层的接轨形成的独特的世界经济模式，导致了中国模式的出现——这也就是我们曾经表达的观点：中国模式的一半，不过是西方坏资本主义模式的重现；另外半个模式，就是其一党统治之政治模式带动的经济模式。
这里，认为中共经济模式是好的，政治模式是坏的；也就是一般所谓一条腿健康，一条腿残废的说法，完全不对。因为，正是中共政治模式，导致了中共经济增长模式之出现，之坐大——这种无人权，无成本，漠视环境和能源的增长模式，不过是重复了价值和人权不对等效应的产物。如果中国劳工有着亚洲四小或者拉美工人的工资、甚至埃及突尼斯劳工的工资水准，中共经济成长的效应，也会打上折扣。这是幸福成本，改革成本和人权成本全部牺牲的经济成长；正是因为这种政治模式的存在，才产生其经济模式——这是一个事务的两面和必然，而且缺一不可——换言之，如果中国劳工有些微的人格，尊严和福利，那么，经济效应的负面增长显然是不可回避的；换言之，如果中共哪怕是施行威权主义之政治垄断而放任真正的自由经济，情形也会改观：也就是说，如果中共不施行这样的政治经济合一的模式，他的经济模式，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里同样不能排除人们计算过的另一个要素，如果对其施行绿色GDP考核，中国的经济增长等于0……
8，我们强调一点。西方人所谓中国经济进步和人权进步说（——在艾未未失踪以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还如此言说——）；在艾被捕后，已被彻底击碎。一切因之开始改变。
这个反思，其实还包含更漫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从美国人施行苏联－美国共治政治以来（主要策动和创造者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联合国），美国一直施行着一种纠错政治和战争政治；换言之，就像人们所言，如果美国人这样，他们就不会那样了……是的，我们稍做梳理之：
——如果美国人不让苏联人占领柏林，不施行易北河会师，而是像邱吉尔主张的那样，抢先占领东欧，历史的局面又会如何？
——如果不是艾奇逊将北韩划出美国的控制范围，毛，斯大林和金日成，还会袭击南韩吗？
——如果美国不是像斯诺，像谢委斯，像费正清那样认为中共是民主未来之统治者，从而抛弃蒋介石，社会主义阵营还会出现在自由世界之旁吗？
——如果肯尼迪并不屈服于卡斯特罗，古巴会存在半个多世纪吗？（相对于毛，他就不怕美国扔原子弹——这和毛，列宁说，死掉亿万人，就会换来共产主义有关……）
——如果不是基辛格纵容拉美右派集团镇压所谓左翼势力，形成右翼法西斯统治，拉美的社会主义梦魇，难道今日还会在巴西和委内瑞拉死灰复燃吗？
……
有人说历史上没有如果；我们说，历史上还是有“如果”的；就看你如何分析了——换言之，列宁，毛，甚至北韩，古巴乃至萨达姆和本.拉登，是不是历史必然之产物，人们竟可以各说各话——但是，说，如果中国和美国是在对待拉登的课题上产生了阴错阳差，那显然是一种局限之判断，之眼光。整个资本主义两面性之有形无形之手，在左右这个世纪，这个世界；而这个手势和指向，人们并非全无所知所悟。人们只是被一种所谓的趋势，所谓的现实和实力所误。
这就是无原则资本的力量——他历来和美国开国之价值，普世之价值背道而驰——或有巧合例外，也多半是对内不对外。这是阿伦特甚至孟德斯鸠的观察和卓见。
远在911发生以前多年，如何对待中国，美国人一直语焉不详。我们从九十年代奥布莱特的语言，亨廷顿的语言，老布什的语言中，皆可发现他们独到的中国观——在中美外交和政治摩擦稍见端倪的时候，中共大使随即造访卸任的老布什的宅邸以改观小布什的激烈观点——这些事情同样历历在目，人们或许又忘记了……。
是的，我们愿意认可有些人所谓拉登牵制甚至遏制了美国打击中国的感观——但是，如果没有拉登，中美国上述的历史就可以置若罔闻，不以眷顾吗？当拉登没有出现或者他作为美国的朋友积极反苏的时候，难道资本的力量就没有渗透中美国的大关系中，犹如人们看见魔盒的抛出而无可如何吗？
在另外一种左、右派观形成的历史成因和魔法见世的辨正关系里，世界上魔鬼和上帝共存于世界的局面，并非只是出现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
拉登，究竟是不是历史中魔鬼的替身，还是，他的出现意味着在未来的世界上，仍旧有着我们人类用简单的常识不能解决的课题；这是未定之术。
但愿这是我们超前的，也许多余的设想和预估。
但是，拉登的出现告知西方，你说历史结束了，但是，继续希特勒，毛，列宁……还会出现魔鬼，出现拉登——这是不可避免、忽视甚至预计的将来时；而将其简单归结到只是打击共产主义，就可了结一切，未免过于简单——希特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的复杂性正好在于，我们不能预估什么时候敌人变成了敌人的朋友，或者相反。一般区分敌我，是在左、右两派的定位中完成的。不说西方左右两派的历史沿革；她包括典型表现在二战前后，西班牙内战时期，德国和苏联势力的介入和影响中；只说现实中左右两派的分野。这样的分野，可以定出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衡量某种政治势力是在国家机器之中，还是处于在野地位。这就是西方国家主义定位的基本形态。
于是，逻辑的延伸是，本拉登，处于国家反对派的位置，形成了他反对美国的基本立场——而中－美国，都处在国家政权掌握资源的利益形态里。于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和中国都属于右派形态。这个右派形态的基本含义是，他们是资本和资源掌控的政权机器；但是，明确的分割依然存在：美国是民主政权；中国是极权政权。于是，在国家形态定位上，拉登反击的对象，就又区分成为，对于美国的打击，和对于中国的不打击。这里的问题，由此产生。
这就是说，拉登暴力行为，是定位在打击美国民主形态上的非法行为上——这个行为，和中国不施行民主，又形成某种模糊的关系（准确讲，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趋同——拉登的意识形态，和中共反美、又倾美之间，形成模糊关系）。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个方面，中美国在拓展外交关系，制定地缘政治，稳固国家利益诸多方面，其双边关系之掌控，又是几乎一致的；处于其超越价值之政治倾向中。这和拉登破坏国家利益说之暴力背道而持，从而使得中美国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得以外在于拉登主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敌我关系”的辨正和魔幻特征。明确言之，中美国在是不是要打击某种破坏国家利益的拉登主义中，几乎是一致而不是对峙和冲突的；因为，美国和欧洲政治的主要方面，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建立外交，沆瀣一气；这个历史，一如前述之尼克松在中国人权最坏的时期，建交与之，可以证明。
这个问题的提问，业已形成答案；这个答案并非像某些观点所说，只是因为中共暴力主义的形态，完全趋同或者等同于拉登之暴力，他们就可以等同和一致；事情完全相反——中国国家利益，在本质上，也是反对拉登的；虽然，现在中共高层里面，对于这个几问题的研究等于0；他们的表态和发言，互相拆台，左右矛盾，就是一证。
关键之处是，中国不知道自己是造反派、还是执政派。因为他们执政的来源是造反；而造反的目的，又是执政。这就是中共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无建制主义导致的悖论；这个悖论，又导致他们不知道是要面对造反派拉登，还是面对国家派美国——因为他们的巨大利益，牵涉于美国，而不是本拉登。于是，直觉告诉他们，至少在某个时间，他们维护利益高于维护意识形态。
是的，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人们不单要区分国家和在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间性，还要看重国家之间，外交之间的某种政治交易的存在——这种交易，甚至高于打击在野派那种意识形态（中国打击毛派，视为佐证）。这也是美国主张的、对于中共国并不定型、定性的，那种模糊政治的由来。这就是说，中美国的存在是美国和中国存在的利益前提；这个前提的击破，在于中国经济的迟滞停顿和破产——这和美国最终会抛弃蒋介石和抛弃穆巴拉克，有些未来主义的相似——就看极权主义经济，是不是万寿无疆了。
所以，简单讲，美国因为反恐战争而忽视了反对中国，这个观点，并不能完全成立；因为，在稳固和保障中美国利益关系的焦点上，他们会保持某种所谓战略平衡。这个产生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政治外交格局，多少世纪以来，几乎一直压制着价值说和自由派。所以，重新审视这种国家利益导致的外交不变格局，重新定位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之性质，重新定位美国和拉登，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从而开拓新视野，制定新策略，才是美国人不会坎坷与之，顺利采纳价值主义的根本国策。
这个“理想主义”，或者说，简直是理想主义的说法，现在，还看不到实施和保障之的任何迹象。我们期待的“中美国”价值体系之区分，在其经贸利益的巨大纠缠中，也未能乐观其成……一种价值－利益两张皮的美国政治，还在延续。故此，历史上左右两派，在朝、在野的国家－反国家认定说，乃至一般认为的左派起义的合理性和政权合法的右翼性，常常给拉登一个无政府主义借口；给反国家构制者一个简直是恒久的理由。
这个借口和理由，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模式就是：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如果拉登的宗教极权主义政治一日成功，那个奴役景象，自然会重新呈现在他的管辖之领域——而苏联人，中国人，早就领教了这个造反派不给体制，取消文化，涂炭道德，屠戮人民的“理想”和“大同”。
所以，如何看待拉登，美国，中国的关系之课题之研讨，转换一个视点就是，如何看待造反和体制的关系。如果美国民主不好，那么，拉登的“自由”，就会是更加糟糕的结局。这个结局，又转换成为中国“革命”带来的反革命和极右土壤，乃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红色特权。这即是左、右和在朝、在野发展和堕落的恶果。
《北京之春》
——对一种观点的回应(补充版）
刘自立
有一种观点现在忽然流行起来。说是拉登之恶之消除，产生了忽略中国之恶的势头，使得打击拉登的努力转变成为对美国的经济削弱，从而使得中共崛起——换言之，这个世界不该过分动用资金打击拉登甚至萨达姆，而是应该不枉准确打击中共之战略目的。
其中，他们认为，悉数美国资金耗费和人员伤亡，导致中共国假此反恐战争闷声发财，成长壮大；是为所谓拉登造中国，拉登造崛起（中共崛起）。
这样的看法，还直接迎来拉登死后，美国将敌人直接转变成为中共之说，且对此乐观其成。
……所有这些看法，是不是站得住？他们说之今天，和中国，和美国，和中美关系之真实历史，又有怎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不是仅仅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上的‘如果’”——悉尼.胡克有名的“历史如果观”，是不是可以解释如此一种观点：拉登的存在，真的转移了美国遏制和打击中共的目标和态势，使得世界乃至中共的命数发生了变化吗？
不是这样，又是如何？
如果人们这样继续推断：拉登死后，美国历届政府，两党和两党领袖，乃至美之学界，持续保留的对华政策，是不是会或慢、或快发生本质变化？
抑或，这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美国对华政治，将随着对华经济贸易发展持续下去，且在人权和军事层面略作微调或者中等调整；而完全不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如果这个判断被今后的历史和事实证实，那么，上述美国被拉登误导的说法就会顷刻瓦解。
我们随此议题，稍做分析如下。
1，美中关系的改善和美中建交，抛弃台湾，是美国对华关系本质改变的开始——他改变了韩战，越战以来美国坚持的、现在看来是所谓负面的冷战思维和冷战行为——而绝对无关本.拉登的出现和坐大。
2，邓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导致美国实际上开始了所谓美中“经济战略”合作——这个合作的第一次效应和发轫，是美国联中（国和毛）抗苏（联）——而这个合作甚至未被六四屠杀所改变，所翻盘；美国越过中美关系的障碍，越过道德底线和人权原则，施行经济高于人权；国家利益高于价值评估的美国特色，使得“中美国结构”初步形成。
3，在人权、还是利益的美中较逐中，美国人一意孤行，并不听从中国异议人士如魏京生等人的阻止和解劝，终于达成人权－贸易脱钩一事，使得中共加入WTO变成事实。
4，这里的实践根据，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是多位合一的。其中，早在尼克松加入毛、周谈判的日子里，美国业已实施其抛弃中华民国（大陆）之蒋介石，继而抛弃台湾之蒋经国的实用主义政策，从而抛弃了他们所谓和平演变中国的许诺，抛弃了中国的六四志士和异议人群，使得中国问题，改换成为寄托中国政权施行政治改革的空洞指望——而这个指望，在中国崛起的严峻局面中，业已变得十分虚弱，可以忽略不计。
5，如果眼光放大到整个西方世界，那么，如果说美国为反恐战争投入了万亿资金，那么，他们在与中共经济勾结之中，难道没有同样获得其国家利益吗？如果这样，美国利益至上论，就变得完全不可思议。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环境涂炭，资源损耗和劳工出卖中，看到这种资本之所谓南桔北栀的负效果。一句话，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在中国享受的无成本，无工会，无人权之经济大利，乃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6，拉登被击毙以后不出一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业已开启——而这个对话，正是在奥巴马上台伊始，实行一厢情愿的对华绥靖主义之结果——那时的希拉里规避中国人权的谈话和表态，犹言在耳，清清楚楚。如果人们没有得健忘症的话，他们会记这些亲密言谈。于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和一个正确的结尾（他们现在日益严厉地批判中共人权和强调美国核心利益），现在首尾相衔，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结果——这就是，美国人在严辞批判中共人权倒退的今天，却在继承他们（奥巴马）上台不久做出的错误判断，并且使得美国对华政治继续呈现首鼠两端的状况。
7，不单美国是中国－美国经贸结合的受益者，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莫不如此。从希拉克和施罗德的亲华外交中，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利益获得者的得意忘形——这种观念的表达，又在施罗德今天百般攻击美国击毙拉登的言论中，得以重复表演。整个西方世界和中共高层的接轨形成的独特的世界经济模式，导致了中国模式的出现——这也就是我们曾经表达的观点：中国模式的一半，不过是西方坏资本主义模式的重现；另外半个模式，就是其一党统治之政治模式带动的经济模式。
这里，认为中共经济模式是好的，政治模式是坏的；也就是一般所谓一条腿健康，一条腿残废的说法，完全不对。因为，正是中共政治模式，导致了中共经济增长模式之出现，之坐大——这种无人权，无成本，漠视环境和能源的增长模式，不过是重复了价值和人权不对等效应的产物。如果中国劳工有着亚洲四小或者拉美工人的工资、甚至埃及突尼斯劳工的工资水准，中共经济成长的效应，也会打上折扣。这是幸福成本，改革成本和人权成本全部牺牲的经济成长；正是因为这种政治模式的存在，才产生其经济模式——这是一个事务的两面和必然，而且缺一不可——换言之，如果中国劳工有些微的人格，尊严和福利，那么，经济效应的负面增长显然是不可回避的；换言之，如果中共哪怕是施行威权主义之政治垄断而放任真正的自由经济，情形也会改观：也就是说，如果中共不施行这样的政治经济合一的模式，他的经济模式，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里同样不能排除人们计算过的另一个要素，如果对其施行绿色GDP考核，中国的经济增长等于0……
8，我们强调一点。西方人所谓中国经济进步和人权进步说（——在艾未未失踪以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还如此言说——）；在艾被捕后，已被彻底击碎。一切因之开始改变。
这个反思，其实还包含更漫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从美国人施行苏联－美国共治政治以来（主要策动和创造者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联合国），美国一直施行着一种纠错政治和战争政治；换言之，就像人们所言，如果美国人这样，他们就不会那样了……是的，我们稍做梳理之：
——如果美国人不让苏联人占领柏林，不施行易北河会师，而是像邱吉尔主张的那样，抢先占领东欧，历史的局面又会如何？
——如果不是艾奇逊将北韩划出美国的控制范围，毛，斯大林和金日成，还会袭击南韩吗？
——如果美国不是像斯诺，像谢委斯，像费正清那样认为中共是民主未来之统治者，从而抛弃蒋介石，社会主义阵营还会出现在自由世界之旁吗？
——如果肯尼迪并不屈服于卡斯特罗，古巴会存在半个多世纪吗？（相对于毛，他就不怕美国扔原子弹——这和毛，列宁说，死掉亿万人，就会换来共产主义有关……）
——如果不是基辛格纵容拉美右派集团镇压所谓左翼势力，形成右翼法西斯统治，拉美的社会主义梦魇，难道今日还会在巴西和委内瑞拉死灰复燃吗？
……
有人说历史上没有如果；我们说，历史上还是有“如果”的；就看你如何分析了——换言之，列宁，毛，甚至北韩，古巴乃至萨达姆和本.拉登，是不是历史必然之产物，人们竟可以各说各话——但是，说，如果中国和美国是在对待拉登的课题上产生了阴错阳差，那显然是一种局限之判断，之眼光。整个资本主义两面性之有形无形之手，在左右这个世纪，这个世界；而这个手势和指向，人们并非全无所知所悟。人们只是被一种所谓的趋势，所谓的现实和实力所误。
这就是无原则资本的力量——他历来和美国开国之价值，普世之价值背道而驰——或有巧合例外，也多半是对内不对外。这是阿伦特甚至孟德斯鸠的观察和卓见。
远在911发生以前多年，如何对待中国，美国人一直语焉不详。我们从九十年代奥布莱特的语言，亨廷顿的语言，老布什的语言中，皆可发现他们独到的中国观——在中美外交和政治摩擦稍见端倪的时候，中共大使随即造访卸任的老布什的宅邸以改观小布什的激烈观点——这些事情同样历历在目，人们或许又忘记了……。
是的，我们愿意认可有些人所谓拉登牵制甚至遏制了美国打击中国的感观——但是，如果没有拉登，中美国上述的历史就可以置若罔闻，不以眷顾吗？当拉登没有出现或者他作为美国的朋友积极反苏的时候，难道资本的力量就没有渗透中美国的大关系中，犹如人们看见魔盒的抛出而无可如何吗？
在另外一种左、右派观形成的历史成因和魔法见世的辨正关系里，世界上魔鬼和上帝共存于世界的局面，并非只是出现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
拉登，究竟是不是历史中魔鬼的替身，还是，他的出现意味着在未来的世界上，仍旧有着我们人类用简单的常识不能解决的课题；这是未定之术。
但愿这是我们超前的，也许多余的设想和预估。
但是，拉登的出现告知西方，你说历史结束了，但是，继续希特勒，毛，列宁……还会出现魔鬼，出现拉登——这是不可避免、忽视甚至预计的将来时；而将其简单归结到只是打击共产主义，就可了结一切，未免过于简单——希特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的复杂性正好在于，我们不能预估什么时候敌人变成了敌人的朋友，或者相反。一般区分敌我，是在左、右两派的定位中完成的。不说西方左右两派的历史沿革；她包括典型表现在二战前后，西班牙内战时期，德国和苏联势力的介入和影响中；只说现实中左右两派的分野。这样的分野，可以定出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衡量某种政治势力是在国家机器之中，还是处于在野地位。这就是西方国家主义定位的基本形态。
于是，逻辑的延伸是，本拉登，处于国家反对派的位置，形成了他反对美国的基本立场——而中－美国，都处在国家政权掌握资源的利益形态里。于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和中国都属于右派形态。这个右派形态的基本含义是，他们是资本和资源掌控的政权机器；但是，明确的分割依然存在：美国是民主政权；中国是极权政权。于是，在国家形态定位上，拉登反击的对象，就又区分成为，对于美国的打击，和对于中国的不打击。这里的问题，由此产生。
这就是说，拉登暴力行为，是定位在打击美国民主形态上的非法行为上——这个行为，和中国不施行民主，又形成某种模糊的关系（准确讲，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趋同——拉登的意识形态，和中共反美、又倾美之间，形成模糊关系）。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个方面，中美国在拓展外交关系，制定地缘政治，稳固国家利益诸多方面，其双边关系之掌控，又是几乎一致的；处于其超越价值之政治倾向中。这和拉登破坏国家利益说之暴力背道而持，从而使得中美国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得以外在于拉登主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敌我关系”的辨正和魔幻特征。明确言之，中美国在是不是要打击某种破坏国家利益的拉登主义中，几乎是一致而不是对峙和冲突的；因为，美国和欧洲政治的主要方面，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建立外交，沆瀣一气；这个历史，一如前述之尼克松在中国人权最坏的时期，建交与之，可以证明。
这个问题的提问，业已形成答案；这个答案并非像某些观点所说，只是因为中共暴力主义的形态，完全趋同或者等同于拉登之暴力，他们就可以等同和一致；事情完全相反——中国国家利益，在本质上，也是反对拉登的；虽然，现在中共高层里面，对于这个几问题的研究等于0；他们的表态和发言，互相拆台，左右矛盾，就是一证。
关键之处是，中国不知道自己是造反派、还是执政派。因为他们执政的来源是造反；而造反的目的，又是执政。这就是中共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无建制主义导致的悖论；这个悖论，又导致他们不知道是要面对造反派拉登，还是面对国家派美国——因为他们的巨大利益，牵涉于美国，而不是本拉登。于是，直觉告诉他们，至少在某个时间，他们维护利益高于维护意识形态。
是的，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人们不单要区分国家和在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间性，还要看重国家之间，外交之间的某种政治交易的存在——这种交易，甚至高于打击在野派那种意识形态（中国打击毛派，视为佐证）。这也是美国主张的、对于中共国并不定型、定性的，那种模糊政治的由来。这就是说，中美国的存在是美国和中国存在的利益前提；这个前提的击破，在于中国经济的迟滞停顿和破产——这和美国最终会抛弃蒋介石和抛弃穆巴拉克，有些未来主义的相似——就看极权主义经济，是不是万寿无疆了。
所以，简单讲，美国因为反恐战争而忽视了反对中国，这个观点，并不能完全成立；因为，在稳固和保障中美国利益关系的焦点上，他们会保持某种所谓战略平衡。这个产生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政治外交格局，多少世纪以来，几乎一直压制着价值说和自由派。所以，重新审视这种国家利益导致的外交不变格局，重新定位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之性质，重新定位美国和拉登，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从而开拓新视野，制定新策略，才是美国人不会坎坷与之，顺利采纳价值主义的根本国策。
这个“理想主义”，或者说，简直是理想主义的说法，现在，还看不到实施和保障之的任何迹象。我们期待的“中美国”价值体系之区分，在其经贸利益的巨大纠缠中，也未能乐观其成……一种价值－利益两张皮的美国政治，还在延续。故此，历史上左右两派，在朝、在野的国家－反国家认定说，乃至一般认为的左派起义的合理性和政权合法的右翼性，常常给拉登一个无政府主义借口；给反国家构制者一个简直是恒久的理由。
这个借口和理由，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模式就是：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如果拉登的宗教极权主义政治一日成功，那个奴役景象，自然会重新呈现在他的管辖之领域——而苏联人，中国人，早就领教了这个造反派不给体制，取消文化，涂炭道德，屠戮人民的“理想”和“大同”。
所以，如何看待拉登，美国，中国的关系之课题之研讨，转换一个视点就是，如何看待造反和体制的关系。如果美国民主不好，那么，拉登的“自由”，就会是更加糟糕的结局。这个结局，又转换成为中国“革命”带来的反革命和极右土壤，乃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红色特权。这即是左、右和在朝、在野发展和堕落的恶果。
《北京之春》
2011年5月3日星期二
与郭保胜先生商榷
文明多元说浅析
——与郭保胜先生商榷
刘自立
郭保胜先生文章又不对了（见其《成也中东、败也中东--本拉登之死对中国的影响》）……。简单说，儒家不是中共；伊斯兰不是恐怖主义；西方文明本身，不单单是民主——从希腊僭政，到（英国等）宪章宪政；到太阳王路易十四之大治；到后来的拿破仑文明；都不只是民主；文明不等于民主——所以，民主是西方伟大文明之一种，不是全部。
又，中国文明不是民主；是专制主义；是所谓君权相权等治衡或者半治衡体制——当然，绝对不是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造就中国儒教文明——这种非极权主义，是中国文明、文化的摇篮（或者说，这个体制和反对这个体制，造成文明。）
所以，用“文明冲突”论，不能解释一切。人们说，普世价值在埃及，突尼斯的实现，就是伊斯兰主义和世界文明乃至自由和民主的、反文明冲突论的榜样和成功。这类例子，早在印尼，伊斯兰民主实现中，得到证实——早在印度，佛教民主现实中，得到证实——早在台湾，儒家文明（含台湾多元文明）之民主中，得到证实；也在以色列－犹太教文明民主中，得到证实；等等。
所以，本.拉登代表伊斯兰主义文明之说法，实为大谬；这正是美国人极力避免于兹，作出一系列努力和澄清之所在（因为源于小布什说过的一句政治错话——现代十字军讨伐……）。
所以，简而言之，不管是美国人亨氏，还是其他人，他们只看到问题的表层，没有看到问题的深层；问题的关键，不是各种文明冲突，而是不采纳文明导致自由之路的错误归宿使然，从而产生了中国之假儒教，伊朗之伪阿拉，乃至其他伪基督和伪宗教；不但如此，就连西方文明也产生过类似错误：宗教极权主义之中世纪；后世之对内民主，对外殖民；沆瀣中共和苏共等——这样的文明形态——他相对于亚细亚文明和被殖民形态；乃至后殖民形态。这些罪恶之重要表现，就是本.拉登不采纳伊斯兰穆罕默德之历史上，麦加占领时期的、黑方石下的宽容所致；就是列宁主义，毛主义、共产主义，消灭东正教，消灭孔子的仁政之“反文明论”；其，又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早期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毛、邓主义之某种媾和与“战略经济”勾结——这就是西方文明，对于西方自由民主本身的对峙和背弃。
所以，只有西方文明像消灭拉登一样，消灭这种文明之负面恶果，才能划分西方文明中的良莠之区隔，做到，和一切伊斯兰和东方文明接轨，且，为此催生民主带来的世界各种文明之复兴；绝对不是营造基督教一统天下(或者像后学那样，解构解域之；或者像《时代精神》一片那样，对此施行基督涂炭主义和大讲“阴谋论”，为拉登解脱（请见该影片；他们说，911不是拉登所为）)。这是文明融合论的大构想，大设计。所以，在此欢庆拉登死掉的节日气氛里，世界有识之士，该对产生西方和伊斯兰乃至儒家文化中、反民主自由，给恐怖主义造成空隙的那些文明悖论，予以警惕和清除；否则，一个拉登倒下，百十个拉登还会站起来。他们的旗帜和伪装，就是文明冲突论。
故此，美国方面，并非因为拉登之死，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中国，就可以改观“中美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关键所在是，美欧要重新考虑西方文明中、资本主义沆瀣中共市场这件事情。只要这个“战略经济‘同盟’”不废弃，不重构（重新设计对民主中国之构想），美国和欧洲走出资本文明至上论的怪圈，就绝无可能。如果这样，在未来的对华政治中，此消彼起的中美关系，仍旧会处在无法定位中国的难题之中，左右彷徨，且为其真正最后“崛起，制造条件。这方观察，并无直接涉及拉登之死的逻辑关系。何去何从，中国人和美国人，还要拭目以待，努力撇清之。
《纵览中国》
成也中东、败也中东
--本拉登之死对中国的影响
郭保胜
非常凑巧的是，笔者上周在《纵览中国》发布的文章中刚刚提到本拉登、911事件，本周5月1日晚（美东时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在白宫宣布了本拉登之被击毙。这是一个令美国民众高度兴奋的消息，狂欢集会的美国民众、各个媒体不厌其烦的报道、股市油市令人满意的表现都说明本拉登之死对美国人的重要性。然而本拉登之死，对中国的政局有什么影响呢？对中国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吗？欲想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撒母耳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入手，才可得出结论。
1993年夏季亨廷顿教授（Samuel Huntington）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上发表了一篇題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里面指出由意识形态之争引起的冷战结束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以各种文明间的冲突为主要形式。“全球政治最主要的冲突将出现在属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文明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争线。文明间的冲突将成为世界进入现代以来冲突演进形式中的最新的一种形式”。亨廷顿教授以阿诺德·汤因比教授的《历史研究》为基础，将当代文明划分为：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还有可能出现的非洲文明，共8个文明实体。他并指出：“未来的最重要的冲突将沿着把这些文明区分开来的文明的断层线展开”。实际上，这8个文明体中真正扮演冲突角色的，只是三大实体：西方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因为针对西方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不仅没有强烈的排斥性，反而具有诸多的亲和性。比如日本之现代化，完全脱胎于西方。而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都与西方文明同源于广义的基督教文明。所以，真正在国际冲突中扮演角色的将是“新三国演义”似的三大文明：西方、儒家和伊斯兰文明。
这个论断也在亨廷顿教授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得到印证，他写道：“不久的将来冲突的焦点，将发生在西方和几个伊斯兰---儒教国家之间”。“这些国家因为文化和力量的原因，不愿意或者不能加入西方，它们通过发展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与西方竞争，它们通过促进它们内部的发展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来达到目的。这种合作最明显的形式是儒教--伊斯兰教的联合，已经出现了挑战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权力的情况”。“一个儒教和伊斯兰教的军事同盟已经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企图通过对抗西方军力所需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的伙伴关系增加收益”。可见，西方文明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间的冲突，将是当下和未来国际冲突的主题。
了解了新时代的大三角关系，就不难理解2001年911事件对中国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今天本拉登之死对中国的意义。尽管亨廷顿认为911事件是“野蛮对文明的攻击”，根本不是文明间的冲突，但大多数论者还是依据其文明冲突论，判定911事件是伊斯兰文明中的极端势力挑战西方文明的战争，而此战争，使原本想遏制中共专制（及其包装“儒家文明”）的西方文明战略发生了重大转移，使得西方文明不得不与中共寻求联手，对付伊斯兰文明。大三角关系中的西、儒联手，使得中共得以脱身、势力不断坐大。这有点像中国三国演义中的孙权和刘备联手，抗拒曹魏政权。“联孙抗曹”，是孔明的高策，此高策使原本力量薄弱的蜀国壮大起来，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而在毛泽东执政后期，苏联、美国、中国，也是大三角关系，中国联美对抗苏联的策略，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下地提升，既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又因美国的支持而进入联合国。因此，911事件发生时，美国与中国的联手，使中国受益匪浅、简直是饿汉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肉包子”----中共政权是非常感恩本拉登的。
这一论断，甚至可以从笔者自身的亲身经历来说明。2000年我结束将近四年的牢狱生活和一年的软禁生活从家乡来到北京，找了份工作后，不久就被国保前来喝茶。2001年美国中部保守派基督徒小布什当选新总统后，由于没有了苏联这个老对手，也由于中东事务还是小麻烦，更由于中共的独裁，使美国将中国列为头号敌人，对中国的政策上采取强硬立场。那时北京国保三天两头来找我训话，我问为什么最近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一样，答曰：美国与中国要开战了。果然，2001年4月1日，中美发生海南“撞机事件”，西方国家对中共的遏制和进攻已经箭在弦上。我不堪国保到我所在公司的多次骚扰，最后决定回老家一方面办护照、一方面暂避开风头。而当我上火车的那一天买了张报纸一看，“美国受到攻击”，911事件发生了！后来发生的事世人皆知：9月12日，大喜过望的江泽民第一时间即致电小布什总统表示慰问！中共当局之高兴，在于美国的头号敌人已经是中东的恐怖主义而不是自己了，在大三角关系中，美国要开始不得不联手中共以对付中东了。中共成为911事件最大的赢家。在西方国家聚焦伊斯兰文明中的极端势力、无暇顾及中共的时候，它开始积蓄力量、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飞速发展，很快开始傲视世界、对美国也不认账了。江泽民时代还不断放出些政治犯到海外，来换取西方的认同。死硬的胡锦涛不仅不放一个政治犯，还持续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近期又抓捕世界著名艺术家艾未未，中共之“冒天下之大不韪”、霸道猖狂，完全仗势近10年来它各方面大增的实力。对911及本拉登之于中共的转运作用，中国著名人权斗士魏京生先生深有感触。一次他来旧金山参加藏人活动，我在旧金山伯克利大学附近与他喝茶议论时政时，他说：小布什上台前后，我们费了好大气力使西方国家开始将中共列为头号敌人，准备遏制中共暴政，但不久911发生了，局势被本拉登搅局了，于是中共得以脱身了。我们是恨透本拉登了。
近10年来，中共“成也中东”，但在中东茉莉花运动风起云涌、本拉登被击毙的今天，中共也会“败也中东”。根据文明冲突论中的大三角关系，当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就再也没有必要联手儒教文明，而且，西方文明与儒教文明间的冲突就会重新开始。本拉登的死标志着伊斯兰文明中极端势力的标志性崩溃，这一崩溃，使以前需要联手中国反恐、对中国作出不少妥协的美国及西方文明，真正开始对中共强硬起来。本拉登的死也标志着中共靠恐怖主义牵制西方民主自由的日子已经到头了，自由世界在普世价值上合围中国的力度将开始加大，全世界民主势力也要真正对付中共法西斯，如同对付本拉登一样。
本拉登被击毙在中东茉莉花革命方兴未艾之时，也是天意。茉莉花革命使民主、自由、人权、政教分离等西方文明的内在因素栽种在伊斯兰文明中，使伊斯兰文明中的开明势力逐渐增大，从而走向与西方文明和谐、融合而非对抗的新阶段。本拉登之死，使恐怖主义在伊斯兰文明中衰退，铲除了阻止伊斯兰文明亲近西方文明的重大障碍。茉莉花加上本拉登之死，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联手也成为可能。在二者的联手后，西方文明就会将自己的头号敌人，重新定位在从共产主义幽灵中脱胎、又披上东方儒教文明的外衣、统领北韩、越南、缅甸等大小独裁国家的中共邪恶政权身上。大三角关系的重新整合，甚至会使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手对付中共。中共专制之在劫难逃，就在今日！
当美国将一个势力列为头号敌人，那么这个势力注定要被彻底铲除的。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宣布后，美国整个国家举国欢腾、兴高采烈。我在想，如果此时被击毙的是中共独裁者的话，美国人还会这样兴奋吗？答案当然是不。原因很简单，中共独裁者目前还没有正式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然而，我们根据以上分析、根据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中共独裁者成为美国头号敌人、成为西方文明的头号敌人的日子已经近在咫尺、即刻来临了。正如奥巴马所说：“公义得到了彰显”。但愿上帝的公义，同样也来临到中国大地之上。
《纵览中国》
——与郭保胜先生商榷
刘自立
郭保胜先生文章又不对了（见其《成也中东、败也中东--本拉登之死对中国的影响》）……。简单说，儒家不是中共；伊斯兰不是恐怖主义；西方文明本身，不单单是民主——从希腊僭政，到（英国等）宪章宪政；到太阳王路易十四之大治；到后来的拿破仑文明；都不只是民主；文明不等于民主——所以，民主是西方伟大文明之一种，不是全部。
又，中国文明不是民主；是专制主义；是所谓君权相权等治衡或者半治衡体制——当然，绝对不是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造就中国儒教文明——这种非极权主义，是中国文明、文化的摇篮（或者说，这个体制和反对这个体制，造成文明。）
所以，用“文明冲突”论，不能解释一切。人们说，普世价值在埃及，突尼斯的实现，就是伊斯兰主义和世界文明乃至自由和民主的、反文明冲突论的榜样和成功。这类例子，早在印尼，伊斯兰民主实现中，得到证实——早在印度，佛教民主现实中，得到证实——早在台湾，儒家文明（含台湾多元文明）之民主中，得到证实；也在以色列－犹太教文明民主中，得到证实；等等。
所以，本.拉登代表伊斯兰主义文明之说法，实为大谬；这正是美国人极力避免于兹，作出一系列努力和澄清之所在（因为源于小布什说过的一句政治错话——现代十字军讨伐……）。
所以，简而言之，不管是美国人亨氏，还是其他人，他们只看到问题的表层，没有看到问题的深层；问题的关键，不是各种文明冲突，而是不采纳文明导致自由之路的错误归宿使然，从而产生了中国之假儒教，伊朗之伪阿拉，乃至其他伪基督和伪宗教；不但如此，就连西方文明也产生过类似错误：宗教极权主义之中世纪；后世之对内民主，对外殖民；沆瀣中共和苏共等——这样的文明形态——他相对于亚细亚文明和被殖民形态；乃至后殖民形态。这些罪恶之重要表现，就是本.拉登不采纳伊斯兰穆罕默德之历史上，麦加占领时期的、黑方石下的宽容所致；就是列宁主义，毛主义、共产主义，消灭东正教，消灭孔子的仁政之“反文明论”；其，又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早期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毛、邓主义之某种媾和与“战略经济”勾结——这就是西方文明，对于西方自由民主本身的对峙和背弃。
所以，只有西方文明像消灭拉登一样，消灭这种文明之负面恶果，才能划分西方文明中的良莠之区隔，做到，和一切伊斯兰和东方文明接轨，且，为此催生民主带来的世界各种文明之复兴；绝对不是营造基督教一统天下(或者像后学那样，解构解域之；或者像《时代精神》一片那样，对此施行基督涂炭主义和大讲“阴谋论”，为拉登解脱（请见该影片；他们说，911不是拉登所为）)。这是文明融合论的大构想，大设计。所以，在此欢庆拉登死掉的节日气氛里，世界有识之士，该对产生西方和伊斯兰乃至儒家文化中、反民主自由，给恐怖主义造成空隙的那些文明悖论，予以警惕和清除；否则，一个拉登倒下，百十个拉登还会站起来。他们的旗帜和伪装，就是文明冲突论。
故此，美国方面，并非因为拉登之死，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中国，就可以改观“中美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关键所在是，美欧要重新考虑西方文明中、资本主义沆瀣中共市场这件事情。只要这个“战略经济‘同盟’”不废弃，不重构（重新设计对民主中国之构想），美国和欧洲走出资本文明至上论的怪圈，就绝无可能。如果这样，在未来的对华政治中，此消彼起的中美关系，仍旧会处在无法定位中国的难题之中，左右彷徨，且为其真正最后“崛起，制造条件。这方观察，并无直接涉及拉登之死的逻辑关系。何去何从，中国人和美国人，还要拭目以待，努力撇清之。
《纵览中国》
成也中东、败也中东
--本拉登之死对中国的影响
郭保胜
非常凑巧的是，笔者上周在《纵览中国》发布的文章中刚刚提到本拉登、911事件，本周5月1日晚（美东时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在白宫宣布了本拉登之被击毙。这是一个令美国民众高度兴奋的消息，狂欢集会的美国民众、各个媒体不厌其烦的报道、股市油市令人满意的表现都说明本拉登之死对美国人的重要性。然而本拉登之死，对中国的政局有什么影响呢？对中国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吗？欲想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撒母耳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入手，才可得出结论。
1993年夏季亨廷顿教授（Samuel Huntington）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上发表了一篇題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里面指出由意识形态之争引起的冷战结束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以各种文明间的冲突为主要形式。“全球政治最主要的冲突将出现在属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文明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争线。文明间的冲突将成为世界进入现代以来冲突演进形式中的最新的一种形式”。亨廷顿教授以阿诺德·汤因比教授的《历史研究》为基础，将当代文明划分为：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还有可能出现的非洲文明，共8个文明实体。他并指出：“未来的最重要的冲突将沿着把这些文明区分开来的文明的断层线展开”。实际上，这8个文明体中真正扮演冲突角色的，只是三大实体：西方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因为针对西方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不仅没有强烈的排斥性，反而具有诸多的亲和性。比如日本之现代化，完全脱胎于西方。而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都与西方文明同源于广义的基督教文明。所以，真正在国际冲突中扮演角色的将是“新三国演义”似的三大文明：西方、儒家和伊斯兰文明。
这个论断也在亨廷顿教授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得到印证，他写道：“不久的将来冲突的焦点，将发生在西方和几个伊斯兰---儒教国家之间”。“这些国家因为文化和力量的原因，不愿意或者不能加入西方，它们通过发展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与西方竞争，它们通过促进它们内部的发展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来达到目的。这种合作最明显的形式是儒教--伊斯兰教的联合，已经出现了挑战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权力的情况”。“一个儒教和伊斯兰教的军事同盟已经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企图通过对抗西方军力所需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的伙伴关系增加收益”。可见，西方文明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间的冲突，将是当下和未来国际冲突的主题。
了解了新时代的大三角关系，就不难理解2001年911事件对中国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今天本拉登之死对中国的意义。尽管亨廷顿认为911事件是“野蛮对文明的攻击”，根本不是文明间的冲突，但大多数论者还是依据其文明冲突论，判定911事件是伊斯兰文明中的极端势力挑战西方文明的战争，而此战争，使原本想遏制中共专制（及其包装“儒家文明”）的西方文明战略发生了重大转移，使得西方文明不得不与中共寻求联手，对付伊斯兰文明。大三角关系中的西、儒联手，使得中共得以脱身、势力不断坐大。这有点像中国三国演义中的孙权和刘备联手，抗拒曹魏政权。“联孙抗曹”，是孔明的高策，此高策使原本力量薄弱的蜀国壮大起来，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而在毛泽东执政后期，苏联、美国、中国，也是大三角关系，中国联美对抗苏联的策略，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下地提升，既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又因美国的支持而进入联合国。因此，911事件发生时，美国与中国的联手，使中国受益匪浅、简直是饿汉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肉包子”----中共政权是非常感恩本拉登的。
这一论断，甚至可以从笔者自身的亲身经历来说明。2000年我结束将近四年的牢狱生活和一年的软禁生活从家乡来到北京，找了份工作后，不久就被国保前来喝茶。2001年美国中部保守派基督徒小布什当选新总统后，由于没有了苏联这个老对手，也由于中东事务还是小麻烦，更由于中共的独裁，使美国将中国列为头号敌人，对中国的政策上采取强硬立场。那时北京国保三天两头来找我训话，我问为什么最近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一样，答曰：美国与中国要开战了。果然，2001年4月1日，中美发生海南“撞机事件”，西方国家对中共的遏制和进攻已经箭在弦上。我不堪国保到我所在公司的多次骚扰，最后决定回老家一方面办护照、一方面暂避开风头。而当我上火车的那一天买了张报纸一看，“美国受到攻击”，911事件发生了！后来发生的事世人皆知：9月12日，大喜过望的江泽民第一时间即致电小布什总统表示慰问！中共当局之高兴，在于美国的头号敌人已经是中东的恐怖主义而不是自己了，在大三角关系中，美国要开始不得不联手中共以对付中东了。中共成为911事件最大的赢家。在西方国家聚焦伊斯兰文明中的极端势力、无暇顾及中共的时候，它开始积蓄力量、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飞速发展，很快开始傲视世界、对美国也不认账了。江泽民时代还不断放出些政治犯到海外，来换取西方的认同。死硬的胡锦涛不仅不放一个政治犯，还持续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近期又抓捕世界著名艺术家艾未未，中共之“冒天下之大不韪”、霸道猖狂，完全仗势近10年来它各方面大增的实力。对911及本拉登之于中共的转运作用，中国著名人权斗士魏京生先生深有感触。一次他来旧金山参加藏人活动，我在旧金山伯克利大学附近与他喝茶议论时政时，他说：小布什上台前后，我们费了好大气力使西方国家开始将中共列为头号敌人，准备遏制中共暴政，但不久911发生了，局势被本拉登搅局了，于是中共得以脱身了。我们是恨透本拉登了。
近10年来，中共“成也中东”，但在中东茉莉花运动风起云涌、本拉登被击毙的今天，中共也会“败也中东”。根据文明冲突论中的大三角关系，当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就再也没有必要联手儒教文明，而且，西方文明与儒教文明间的冲突就会重新开始。本拉登的死标志着伊斯兰文明中极端势力的标志性崩溃，这一崩溃，使以前需要联手中国反恐、对中国作出不少妥协的美国及西方文明，真正开始对中共强硬起来。本拉登的死也标志着中共靠恐怖主义牵制西方民主自由的日子已经到头了，自由世界在普世价值上合围中国的力度将开始加大，全世界民主势力也要真正对付中共法西斯，如同对付本拉登一样。
本拉登被击毙在中东茉莉花革命方兴未艾之时，也是天意。茉莉花革命使民主、自由、人权、政教分离等西方文明的内在因素栽种在伊斯兰文明中，使伊斯兰文明中的开明势力逐渐增大，从而走向与西方文明和谐、融合而非对抗的新阶段。本拉登之死，使恐怖主义在伊斯兰文明中衰退，铲除了阻止伊斯兰文明亲近西方文明的重大障碍。茉莉花加上本拉登之死，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联手也成为可能。在二者的联手后，西方文明就会将自己的头号敌人，重新定位在从共产主义幽灵中脱胎、又披上东方儒教文明的外衣、统领北韩、越南、缅甸等大小独裁国家的中共邪恶政权身上。大三角关系的重新整合，甚至会使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手对付中共。中共专制之在劫难逃，就在今日！
当美国将一个势力列为头号敌人，那么这个势力注定要被彻底铲除的。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宣布后，美国整个国家举国欢腾、兴高采烈。我在想，如果此时被击毙的是中共独裁者的话，美国人还会这样兴奋吗？答案当然是不。原因很简单，中共独裁者目前还没有正式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然而，我们根据以上分析、根据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中共独裁者成为美国头号敌人、成为西方文明的头号敌人的日子已经近在咫尺、即刻来临了。正如奥巴马所说：“公义得到了彰显”。但愿上帝的公义，同样也来临到中国大地之上。
《纵览中国》
2011年4月27日星期三
蒯大富说得不对！
蒯大富说得不对！（补充版）
刘自立
最近，文革造反派领袖和很多其他人物一样回返清华，对文革定位说了一些话；主要意思是：……“毛泽东是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啊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所以当时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准备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当时毛泽东晚点回来，结果就会是这样的。我不觉得应当对他们说对不起，怎么说呢，如果都作为平等的身份，那么我们都彼此伤害过。文革初期，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后来毛泽东给我平反，我的下场可能会更惨。他们也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歉意，所以我没必要给他们道歉。”（老蒯言）这句话应该如何解读，也许仁智皆备，难以一统。我们的说法，也该阐明一下。主要有几种观点，提供老蒯参考。1，文革是毛刘斗法，采用无法无天的办法，打倒刘邓陶，回返到比较毛刘周时期更坏的一类极权主义统治——这类统治的党内内涵，就是从65年以前的毛－刘双日统治，走向绝对独裁和个人迷信——这个统治，又以保留邓的权力为冗余，为毛的后期统治让位给邓做好准备；虽然，以后发生四五运动，邓的党籍，依然保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游戏在体制内外游刃有余，且以其死和周恩来之死做死后较量之局面。究竟是毛胜，还是周胜，迄今没有结局——因为，邓的改革出现的问题，正在以毛化泛滥的情形，出现在中国；如，重庆现象，即为其证。
2，本质来看，毛刘斗法并不是自由派谴责文革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从一件事情，即可打住毛刘“是非”说——这就是，王光美派和毛戚的大和解——从这一点看，老蒯本来就是政治斗法里面的一个卒子——这个卒子的作用，就是被和谐或者“被斗争”与他们的此一时彼一时之需要——用后，即可扔掉。在此意义上，蒯大富的悲剧地位和小丑地位，永远不会改变。我们看到，蒯的说法有些道理。在他早期绝食和后来被周平反的日子里，我们作为文革时期的少年人，曾经通过让红旗杂志的林杰，上传他是于高层，为老蒯后来被平反，作出努力；这样的拥毛派行为，当然是毛、周乐意见到的举止。问题在于，时过半个世纪，我们又当如何看待这样的举动。这样的举动，有些什么意义？其实，这个意义，就是无意义；因为，就像人们探索共产党究竟有无真理一样，人们探索文革有无积极意义——是打倒刘有意义，还是拥护毛有意义；这个意义，现在看来，就是无意义。
3，为什么？因为就像纳粹运动一样，人们并非要区分纳粹集团内部有无内斗和分歧，而在于，总结和探索纳粹运动对于人类造成的严重伤害和死难。这就是说，蒯，作为清华文革的主要分子，是不是应该对清华乃至全国的文革迫害，负责，承罪和忏悔；这个迫害，甚至可以完全除去对于党内走资派的所谓打击是非论——这个打击，或者不打击，至少对于笔者而言，毫无意义。故此，蒯，应该对于比如砍去人头这样严重的伤害事件，直接或者间接负责——更主要的是，他们应该对于死难者负起道德责任和良心谴责。如果只是认为打倒刘，是因为刘迫害了他——就像戈林谴责希特勒对他的迫害一样；忘记了作为冲锋队员的蒯，对于整个清华学校的动乱和死难负有责任，那么，是非就会颠倒，道德就会湮灭。文革的罪过，不是党之文件所谓对于党内大员的破害，而是对于中国老百姓的伤害。这是关键的所在。人们看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文革死难者在千万种理由下自戕和他害，而蒯，是这个迫害狂群体的首领。至于他为什么要打击刘少奇，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就像刘一度整他一样，毫无意义——唯一的例外是，如果老蒯，既不站在毛的立场上，也不站在刘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国人受难者的立场上，问题才会发现，才会改观。
4，作为一个文革英雄和文革小丑，蒯的被整和后来的发迹（据说变为款爷），既得利于毛——也得利于邓；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悖论。所以，谴责邓和谴责毛，都是蒯并未做出的应有义举。这里，我们简单分析一下邓毛体制的和谐与斗法。其实，邓改革的实质，早在中共《共同纲领》里面，就语焉不详地点到为止了；这个东西就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如果共同纲领施行五十年（如刘少奇所说）；那么，结局为何？就是从社会主义改观成为权贵主义之今天垄断局面——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成为红色资本家——含荣氏家族和其他家族——也就是说，这个共同纲领，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的前奏。这个东西，很多人殊感兴趣，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许装作不知），中国红色资本家群体，无论如何发展，也不会使得，抑或仅仅使得类似荣氏家族占据资本的主角和统治地位，而是红色血统和红色家族及其子弟来瓜分主要的蛋糕和蛋糕的主体。于是，共同纲领必将转化成为特权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党的逻辑。这个说法和老蒯又有什么干系？
5，这个干系就是，毛在文革初期提出的反对特权论，其实，是他的整个反对资本主义之举的一种伪善；因为，“社会主义就是一个资本家统治的资本主义”（托洛茨基言）——现在，这个血统论统治，五百个家庭统治，也一样是“一家”统治的资本主义。这个东西，难道是反特权吗？根本不是。所以，他们在文革早期拿起巴黎公社旗帜摇晃一下，以为可以唤起群众之平等主义意志；而这个意志，也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其实，巴黎公社，就是一种二率悖反；首先，马克思就既反对又支持之；巴黎公社的“建构主义”就是布朗基主义和涅恰耶夫的荼毒主义和无建制主义；他们代替孟德斯鸠主义建构理论和权力监督治衡理论的一切举止，只不过，稍稍具备一点点反对俾斯麦之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这个精神，根本就是由俾斯麦本人予以认可的一种宽容；而作为暴徒和破坏者，巴黎公社成员没有任何积极性可言——而文革，恰好是重复了巴黎公社杀人灭教的传统——他们就像巴黎公社的无神论者一样，在摧毁一切，怀疑一切……于是，一群民粹＋极权的运动员，在老蒯们、聂元梓们的旗帜下，乱动起来，形成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自戕和他害运动。这个运动，最后回却到极权主义加权贵主义的原点；而老蒯们，却还在讨论什么毛如何、如之何；刘如何、如之何？七十岁快到的人，真是没啥子出息。
在来一个方面，用法国革命比拟文革的论点，俯拾皆是，含糊不清。这些中、外人士以为，凡是暴力革命，都是以暴力，作为革命手段，革命目的的，需要否定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种残酷的事实。法国革命，是在要求恢复三级会议——英国革命，是在主张挽救议会掌政的目的中，以某种继续历史的要求为目的，以或许暴力的手段开始和开展的（克伦威尔等等）——这中形制和风格，完全不同于文革。文革，是要连原先的“弱“极权主义覆灭，制造一个“强”极权主义，为其目的。为其手段。此间，又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政治要点。其一是，文革，不像法国英国美国革命，是要恢复传统，限制帝制，还权于民。保持自治；而是恰恰相反，要剥夺一切人，哪怕是国家主席的权力和人权（尽管，这个主席的出现，并无合法性资源可寻）。再是，法国革命提出的口号和复辟时期施行的拿破仑主义，是在双向路径上开展暴力——遏制暴力，以恢复秩序，施行自由和宗教归依为之诉求；与中国文革打倒政治宗教文化存在，完全不一。三，即便是在1789和93年的残暴革命时期，法国革命，也是以自由的倒影为现，出现了众多的群体和党派，从罗兰党人到丹东，从罗伯斯庇尔到富歇，从拿破仑到基佐类、夏多布里昂类政治文化精英……而文革，只是在完成毛一个人的意志。所以，众多人的暴力和一人的暴力，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走向。这个走向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走向和所谓改革开放的走向。前一个走向，可以被无数文化人和历史家否定，但是，他们无法否定，这个通过法国革命和革命—复辟走向带来的共和和民主；同样，无论西方资本如何乐意看到和投资中国市场，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他们，也无法将“改革开放”定位在自由民主的局面之上，以普世价值实现对其之肯定。所以，任何将文革和法国革命危险类比的方式和观点，都是盲目有害的。
6，如果回顾历史，老蒯和“四.一四思潮”提倡者周泉樱之间，一直存在争执。周的四一四思潮就是肯定造反派可以掌权，可以坐天下；不单可以打天下，也可以坐天下（——毛说，为什么造反派可以打天下，不可以坐天下……）；可以推行周先生眼下主张的、反对普世价值的中国模式论——而稍后时期，周君更主张支持“三个代表”，且有其系列之表述——而蒯，则主张毛的文革精神，造反精神。其实，二者归一，不过是体现了毛作为革命异端和最大独裁者的一币两面。毛是革命者；这个革命者要来一个打倒当时国家机器和政府体制的文革；但是，这个革命，不是顺乎人意和天意之革命，而是反革命——因为他的最终目的，不是废弃反动的极权主义政治，反而越加加强了这个统治——而他晚期的回到体制之内，又充分反映了一种反对民粹甚至反对革命的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个体制内、外强加于人的所谓革命，使得蒯，周二人，不过是他的机会主义需要的襄助者和推行人。所以，蒯之团派和周之四一四，也是文革之一体两面。故此，周先生参加蒯氏六十大寿的庆祝，说明，他们的战友情怀尚不可抹煞；当然，团派和四一四之间，个人友情之间和政治观点之间，尚有分歧，并未弥合。这种分歧，并不反映四一四思潮可以脱离毛之羁绊；更不可以说明，团派有任何可以对抗毛氏资源的文革论和后文革反思精神。这是文革研究者很少予以澄清的两面一体论。周后期的民主试错论和毛氏革命论，更是他主张文革伟大论，文革民主论的反射，并无反思和检讨文革的优势。
所以，四一四思潮肯定十七年的特征，昭然若揭，起书焰灭；而肯定十七年，则是共产党反思文革的一大观点。换言之，如果你加入官方反思和否定论，那么，你的否定文革论，就是主张回到十七年论；而团派反对十七年，不过是采纳了毛打倒一切的十七年黑暗论——可是，毛自己可以这样说，毛自己同样不会、也不能说，49年的易帜，不具备合法性；镇反，土改，反右，文革，不具备合法性——毛，绝对没有这样的历史否定论。所以，在此层面，毛自己也不是十七年绝对否定论的作者和拥护者。他只是利用反对十七年，来达到他的十七年论，而已。我们的看法是，不论蒯大富、还是周泉樱，都不是十七年彻底的否定者。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就连很多文革烈士，也具有反文革，拥戴毛的面貌；抑或，具备反对文革，拥护刘的态度——这都是历史局限性的表现——于是，现在，又有新一种论点出现：拥护党，反对毛（我们前此业已对此看法做过说明）——这个观点就是，主张回到党的“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主张回到陈独秀的晚期共产党优越分子那里，施行忘却陈独秀建党事业的极大危害——主张回到一党天下的，开始于毛氏统战时期的所谓联合政府状态，并且对他们民主人士走进中南海不置一词——主张回到继续对蒋介石、国民党施行全盘否定的历史错读之中；诸如此类。所以，反对毛的思潮，在今天，忽然改换成为新的红潮汹涌以前，人们主张，施行一种去毛后，挽救党的主张。这个主张也就是肯定十七年，继而在逻辑上，肯定改革开放，并且谆谆教导国人要相信这一天的合理出现：党，终于抛弃了毛。这是中国人走不出老蒯的红毛论，也走不出周氏的灰毛论的怪圈桎梏。
7，说一些题外话，来做出一种提示。现在，文革红潮运动正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重新爆发，大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之势头。笔者在北京几个公园，发现大唱红歌的现象糜烂于兹，不可收拾。细节发现是，那些半老不老之辈，在每每红歌唱毕之掌声欢呼声里，让在场者，（含笔者）莫不为之感动也。这里面，笔者认为，感动之由，主要是由回忆和纪念带来的莫名之物——这个物的煽动性力量，就是人们不是在忘却记忆，而是要重复原来的物什，而规避今天的现实——再说一边，不是纯粹的记忆在抹煞和左右中国人，而是“有选择记忆”在控制和影响之——与之相比，至少，这些红歌人群，乃至最多数人群，对于什么其他颜色和花朵，根本不知道，也没兴趣。这是一种大趋势。这个趋势在说，如果人们再度建立一个清华文革氛围，中国文革气氛；再度创造一个老蒯式领袖；他们，至少笔者看到，他们就会再次迎接这样的领袖和英雄——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毛刘之间的间性区隔，几乎等于0——而他们寄托于毛的，就像他们寄托改革开放一样，最终，只是梦想。至于其他力量，是不是在取道、取代和换届这样的蒯式就势/旧式/救世之道，至少，现在还不可端见！这就是老蒯高调出现，人们瞠乎其后之因素。
8，最后的结局是国际性的。就像一些价值取消者，以取消树木主干来回复历史现实现象于根茎说一样（见德勒兹《千高原》）；他们以为，主要的文化中心和价值主干乃至其说之结域/结构/基层，是一种可以逃逸和弥散的解域和克分子（相对于分子说）群落——这是他们解构主义后学论的主要说法——这个说法，甚至在德勒兹的原理中，也被他用到中西，东西之经济贸易结构中去。他的意思是，这个结构和结域，正在继续施行一种内外互动论，而每每还是以西方主轴带动“第三世界”之经贸力量。这个说法，正在被严重动摇。这就是《千高原》一书出世和德勒兹去世后，国际间热门谈论金砖四国之今天现象。这个现象和老蒯有关系吗？或许，也有一些。这个干系就是，文革时期，法国德国之解构主义和解域主义，要来投合毛主义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在后学那里，是他们的主要根据——他们说，战争和游牧部落就是针对国家的，法制的，秩序的一种反比和逃逸；这个逃逸，是以文革一类准战争方式，来打击国家主义中心论。这个说法，可以延展到无穷；我们只是说，文革逃逸，试错，证伪一类说法的准后学论调，当时，正是被老蒯一类假后学者，老毛一类伪后学者所利用，而大肆涂炭天下。现在，他们要解构西方经济中心论；以一种似乎是多元化体系来解域价值论和上帝说——这个后学文革，正在今天的中国，悄然变做现实和准现实。这就是，人们惧怕和恐惧文革复辟的真实理由。国际社会一度支持文革——现在，他们又认为金砖一类不是膺品而是宝贝——他们以另外一种视角，来迎合一种没有文革的文革，一种经济贸易媾和于极权主义式的张伯伦纳粹绥靖主义。这是世界悲剧的开始。
刘自立
最近，文革造反派领袖和很多其他人物一样回返清华，对文革定位说了一些话；主要意思是：……“毛泽东是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啊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所以当时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准备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当时毛泽东晚点回来，结果就会是这样的。我不觉得应当对他们说对不起，怎么说呢，如果都作为平等的身份，那么我们都彼此伤害过。文革初期，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后来毛泽东给我平反，我的下场可能会更惨。他们也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歉意，所以我没必要给他们道歉。”（老蒯言）这句话应该如何解读，也许仁智皆备，难以一统。我们的说法，也该阐明一下。主要有几种观点，提供老蒯参考。1，文革是毛刘斗法，采用无法无天的办法，打倒刘邓陶，回返到比较毛刘周时期更坏的一类极权主义统治——这类统治的党内内涵，就是从65年以前的毛－刘双日统治，走向绝对独裁和个人迷信——这个统治，又以保留邓的权力为冗余，为毛的后期统治让位给邓做好准备；虽然，以后发生四五运动，邓的党籍，依然保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游戏在体制内外游刃有余，且以其死和周恩来之死做死后较量之局面。究竟是毛胜，还是周胜，迄今没有结局——因为，邓的改革出现的问题，正在以毛化泛滥的情形，出现在中国；如，重庆现象，即为其证。
2，本质来看，毛刘斗法并不是自由派谴责文革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从一件事情，即可打住毛刘“是非”说——这就是，王光美派和毛戚的大和解——从这一点看，老蒯本来就是政治斗法里面的一个卒子——这个卒子的作用，就是被和谐或者“被斗争”与他们的此一时彼一时之需要——用后，即可扔掉。在此意义上，蒯大富的悲剧地位和小丑地位，永远不会改变。我们看到，蒯的说法有些道理。在他早期绝食和后来被周平反的日子里，我们作为文革时期的少年人，曾经通过让红旗杂志的林杰，上传他是于高层，为老蒯后来被平反，作出努力；这样的拥毛派行为，当然是毛、周乐意见到的举止。问题在于，时过半个世纪，我们又当如何看待这样的举动。这样的举动，有些什么意义？其实，这个意义，就是无意义；因为，就像人们探索共产党究竟有无真理一样，人们探索文革有无积极意义——是打倒刘有意义，还是拥护毛有意义；这个意义，现在看来，就是无意义。
3，为什么？因为就像纳粹运动一样，人们并非要区分纳粹集团内部有无内斗和分歧，而在于，总结和探索纳粹运动对于人类造成的严重伤害和死难。这就是说，蒯，作为清华文革的主要分子，是不是应该对清华乃至全国的文革迫害，负责，承罪和忏悔；这个迫害，甚至可以完全除去对于党内走资派的所谓打击是非论——这个打击，或者不打击，至少对于笔者而言，毫无意义。故此，蒯，应该对于比如砍去人头这样严重的伤害事件，直接或者间接负责——更主要的是，他们应该对于死难者负起道德责任和良心谴责。如果只是认为打倒刘，是因为刘迫害了他——就像戈林谴责希特勒对他的迫害一样；忘记了作为冲锋队员的蒯，对于整个清华学校的动乱和死难负有责任，那么，是非就会颠倒，道德就会湮灭。文革的罪过，不是党之文件所谓对于党内大员的破害，而是对于中国老百姓的伤害。这是关键的所在。人们看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文革死难者在千万种理由下自戕和他害，而蒯，是这个迫害狂群体的首领。至于他为什么要打击刘少奇，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就像刘一度整他一样，毫无意义——唯一的例外是，如果老蒯，既不站在毛的立场上，也不站在刘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国人受难者的立场上，问题才会发现，才会改观。
4，作为一个文革英雄和文革小丑，蒯的被整和后来的发迹（据说变为款爷），既得利于毛——也得利于邓；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悖论。所以，谴责邓和谴责毛，都是蒯并未做出的应有义举。这里，我们简单分析一下邓毛体制的和谐与斗法。其实，邓改革的实质，早在中共《共同纲领》里面，就语焉不详地点到为止了；这个东西就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如果共同纲领施行五十年（如刘少奇所说）；那么，结局为何？就是从社会主义改观成为权贵主义之今天垄断局面——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成为红色资本家——含荣氏家族和其他家族——也就是说，这个共同纲领，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的前奏。这个东西，很多人殊感兴趣，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许装作不知），中国红色资本家群体，无论如何发展，也不会使得，抑或仅仅使得类似荣氏家族占据资本的主角和统治地位，而是红色血统和红色家族及其子弟来瓜分主要的蛋糕和蛋糕的主体。于是，共同纲领必将转化成为特权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党的逻辑。这个说法和老蒯又有什么干系？
5，这个干系就是，毛在文革初期提出的反对特权论，其实，是他的整个反对资本主义之举的一种伪善；因为，“社会主义就是一个资本家统治的资本主义”（托洛茨基言）——现在，这个血统论统治，五百个家庭统治，也一样是“一家”统治的资本主义。这个东西，难道是反特权吗？根本不是。所以，他们在文革早期拿起巴黎公社旗帜摇晃一下，以为可以唤起群众之平等主义意志；而这个意志，也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其实，巴黎公社，就是一种二率悖反；首先，马克思就既反对又支持之；巴黎公社的“建构主义”就是布朗基主义和涅恰耶夫的荼毒主义和无建制主义；他们代替孟德斯鸠主义建构理论和权力监督治衡理论的一切举止，只不过，稍稍具备一点点反对俾斯麦之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这个精神，根本就是由俾斯麦本人予以认可的一种宽容；而作为暴徒和破坏者，巴黎公社成员没有任何积极性可言——而文革，恰好是重复了巴黎公社杀人灭教的传统——他们就像巴黎公社的无神论者一样，在摧毁一切，怀疑一切……于是，一群民粹＋极权的运动员，在老蒯们、聂元梓们的旗帜下，乱动起来，形成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自戕和他害运动。这个运动，最后回却到极权主义加权贵主义的原点；而老蒯们，却还在讨论什么毛如何、如之何；刘如何、如之何？七十岁快到的人，真是没啥子出息。
在来一个方面，用法国革命比拟文革的论点，俯拾皆是，含糊不清。这些中、外人士以为，凡是暴力革命，都是以暴力，作为革命手段，革命目的的，需要否定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种残酷的事实。法国革命，是在要求恢复三级会议——英国革命，是在主张挽救议会掌政的目的中，以某种继续历史的要求为目的，以或许暴力的手段开始和开展的（克伦威尔等等）——这中形制和风格，完全不同于文革。文革，是要连原先的“弱“极权主义覆灭，制造一个“强”极权主义，为其目的。为其手段。此间，又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政治要点。其一是，文革，不像法国英国美国革命，是要恢复传统，限制帝制，还权于民。保持自治；而是恰恰相反，要剥夺一切人，哪怕是国家主席的权力和人权（尽管，这个主席的出现，并无合法性资源可寻）。再是，法国革命提出的口号和复辟时期施行的拿破仑主义，是在双向路径上开展暴力——遏制暴力，以恢复秩序，施行自由和宗教归依为之诉求；与中国文革打倒政治宗教文化存在，完全不一。三，即便是在1789和93年的残暴革命时期，法国革命，也是以自由的倒影为现，出现了众多的群体和党派，从罗兰党人到丹东，从罗伯斯庇尔到富歇，从拿破仑到基佐类、夏多布里昂类政治文化精英……而文革，只是在完成毛一个人的意志。所以，众多人的暴力和一人的暴力，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走向。这个走向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走向和所谓改革开放的走向。前一个走向，可以被无数文化人和历史家否定，但是，他们无法否定，这个通过法国革命和革命—复辟走向带来的共和和民主；同样，无论西方资本如何乐意看到和投资中国市场，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他们，也无法将“改革开放”定位在自由民主的局面之上，以普世价值实现对其之肯定。所以，任何将文革和法国革命危险类比的方式和观点，都是盲目有害的。
6，如果回顾历史，老蒯和“四.一四思潮”提倡者周泉樱之间，一直存在争执。周的四一四思潮就是肯定造反派可以掌权，可以坐天下；不单可以打天下，也可以坐天下（——毛说，为什么造反派可以打天下，不可以坐天下……）；可以推行周先生眼下主张的、反对普世价值的中国模式论——而稍后时期，周君更主张支持“三个代表”，且有其系列之表述——而蒯，则主张毛的文革精神，造反精神。其实，二者归一，不过是体现了毛作为革命异端和最大独裁者的一币两面。毛是革命者；这个革命者要来一个打倒当时国家机器和政府体制的文革；但是，这个革命，不是顺乎人意和天意之革命，而是反革命——因为他的最终目的，不是废弃反动的极权主义政治，反而越加加强了这个统治——而他晚期的回到体制之内，又充分反映了一种反对民粹甚至反对革命的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个体制内、外强加于人的所谓革命，使得蒯，周二人，不过是他的机会主义需要的襄助者和推行人。所以，蒯之团派和周之四一四，也是文革之一体两面。故此，周先生参加蒯氏六十大寿的庆祝，说明，他们的战友情怀尚不可抹煞；当然，团派和四一四之间，个人友情之间和政治观点之间，尚有分歧，并未弥合。这种分歧，并不反映四一四思潮可以脱离毛之羁绊；更不可以说明，团派有任何可以对抗毛氏资源的文革论和后文革反思精神。这是文革研究者很少予以澄清的两面一体论。周后期的民主试错论和毛氏革命论，更是他主张文革伟大论，文革民主论的反射，并无反思和检讨文革的优势。
所以，四一四思潮肯定十七年的特征，昭然若揭，起书焰灭；而肯定十七年，则是共产党反思文革的一大观点。换言之，如果你加入官方反思和否定论，那么，你的否定文革论，就是主张回到十七年论；而团派反对十七年，不过是采纳了毛打倒一切的十七年黑暗论——可是，毛自己可以这样说，毛自己同样不会、也不能说，49年的易帜，不具备合法性；镇反，土改，反右，文革，不具备合法性——毛，绝对没有这样的历史否定论。所以，在此层面，毛自己也不是十七年绝对否定论的作者和拥护者。他只是利用反对十七年，来达到他的十七年论，而已。我们的看法是，不论蒯大富、还是周泉樱，都不是十七年彻底的否定者。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就连很多文革烈士，也具有反文革，拥戴毛的面貌；抑或，具备反对文革，拥护刘的态度——这都是历史局限性的表现——于是，现在，又有新一种论点出现：拥护党，反对毛（我们前此业已对此看法做过说明）——这个观点就是，主张回到党的“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主张回到陈独秀的晚期共产党优越分子那里，施行忘却陈独秀建党事业的极大危害——主张回到一党天下的，开始于毛氏统战时期的所谓联合政府状态，并且对他们民主人士走进中南海不置一词——主张回到继续对蒋介石、国民党施行全盘否定的历史错读之中；诸如此类。所以，反对毛的思潮，在今天，忽然改换成为新的红潮汹涌以前，人们主张，施行一种去毛后，挽救党的主张。这个主张也就是肯定十七年，继而在逻辑上，肯定改革开放，并且谆谆教导国人要相信这一天的合理出现：党，终于抛弃了毛。这是中国人走不出老蒯的红毛论，也走不出周氏的灰毛论的怪圈桎梏。
7，说一些题外话，来做出一种提示。现在，文革红潮运动正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重新爆发，大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之势头。笔者在北京几个公园，发现大唱红歌的现象糜烂于兹，不可收拾。细节发现是，那些半老不老之辈，在每每红歌唱毕之掌声欢呼声里，让在场者，（含笔者）莫不为之感动也。这里面，笔者认为，感动之由，主要是由回忆和纪念带来的莫名之物——这个物的煽动性力量，就是人们不是在忘却记忆，而是要重复原来的物什，而规避今天的现实——再说一边，不是纯粹的记忆在抹煞和左右中国人，而是“有选择记忆”在控制和影响之——与之相比，至少，这些红歌人群，乃至最多数人群，对于什么其他颜色和花朵，根本不知道，也没兴趣。这是一种大趋势。这个趋势在说，如果人们再度建立一个清华文革氛围，中国文革气氛；再度创造一个老蒯式领袖；他们，至少笔者看到，他们就会再次迎接这样的领袖和英雄——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毛刘之间的间性区隔，几乎等于0——而他们寄托于毛的，就像他们寄托改革开放一样，最终，只是梦想。至于其他力量，是不是在取道、取代和换届这样的蒯式就势/旧式/救世之道，至少，现在还不可端见！这就是老蒯高调出现，人们瞠乎其后之因素。
8，最后的结局是国际性的。就像一些价值取消者，以取消树木主干来回复历史现实现象于根茎说一样（见德勒兹《千高原》）；他们以为，主要的文化中心和价值主干乃至其说之结域/结构/基层，是一种可以逃逸和弥散的解域和克分子（相对于分子说）群落——这是他们解构主义后学论的主要说法——这个说法，甚至在德勒兹的原理中，也被他用到中西，东西之经济贸易结构中去。他的意思是，这个结构和结域，正在继续施行一种内外互动论，而每每还是以西方主轴带动“第三世界”之经贸力量。这个说法，正在被严重动摇。这就是《千高原》一书出世和德勒兹去世后，国际间热门谈论金砖四国之今天现象。这个现象和老蒯有关系吗？或许，也有一些。这个干系就是，文革时期，法国德国之解构主义和解域主义，要来投合毛主义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在后学那里，是他们的主要根据——他们说，战争和游牧部落就是针对国家的，法制的，秩序的一种反比和逃逸；这个逃逸，是以文革一类准战争方式，来打击国家主义中心论。这个说法，可以延展到无穷；我们只是说，文革逃逸，试错，证伪一类说法的准后学论调，当时，正是被老蒯一类假后学者，老毛一类伪后学者所利用，而大肆涂炭天下。现在，他们要解构西方经济中心论；以一种似乎是多元化体系来解域价值论和上帝说——这个后学文革，正在今天的中国，悄然变做现实和准现实。这就是，人们惧怕和恐惧文革复辟的真实理由。国际社会一度支持文革——现在，他们又认为金砖一类不是膺品而是宝贝——他们以另外一种视角，来迎合一种没有文革的文革，一种经济贸易媾和于极权主义式的张伯伦纳粹绥靖主义。这是世界悲剧的开始。
2011年4月20日星期三
用美取代丑
用美取代丑
——关涉德国启蒙展带来的争议
刘自立
要想让一个音乐会，一次艺术展，成为直接的政治抗议和斗争法码，势必令人失望和沮丧；但是，每一次这样的展示，都在心灵里给人一种美的启发；而这种美学启蒙，有时候远远胜过一种政治说教和政治宣言。我们知道，大凡总结纳粹德国的文化艺术和极权主义毛，文革的宣传劣品，人们其实不是从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不是正确出发，而是尤其感觉到那种文化膺品的拙劣和伪善，从而更加趋向寻找真正的艺术珍品。这样的经验，使得政治和美学产生一种纠结。这个纠结，其实从道理上讲，十分简单；那就是，人们鉴赏作品的天性，会拒绝丑陋和宣传——这个特征，也从经验上给出了结论。生活在毛时期和后毛时期的人们，尤其懂得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参与来自西方的文化艺术活动；虽然这样的人群极为希缺。这样的经验开始于七十年代——更早，也许开始于五、六十年代，也就是人们对于苏，俄艺术的欣赏，产生了也许是第一代受到苏，俄混杂艺术熏陶的人们。他们在音乐艺术上，以音乐家李德伦，严良堃为代表；当然也包括画家们的参与等等。于是，在毛主席和后来八个样板戏占据中国舞台的时候，人们基于中共某种政治需求带来的艺术裂隙，对西方音乐艺术展示带来的机会，抓住不放，以排除类似毒药和污秽饮食过多产生的毒素。这个排毒的艺术欣赏，首先就是美学的自我洗礼和自我拯救。记得我们在北京欣赏米罗画展和其他画展时，身心愉悦和心智振奋的状态。虽然，米罗也好，艾舍尔也罢，他们远离中国的文化土壤和政治环境；欣赏者也无心无力，将此类展览一定要联系于政治表态和文化定位；但是，这样的画展，对于中国观众心灵的影响和冲击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在七十年代初期，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学青年，在遍地荒芜的北京能找到什么样子的艺术氛围和文学讨论呢？无非是要千方百计地发掘各类西方艺术珍品。这些唱片，画册和书籍，并非给老三届直接的政治启蒙，而是首先在美学熏陶和艺术鉴赏上，带来一种自他和自我的训练。这种艺术鉴赏和音乐欣赏，给人一种特定的美学鉴别和美本身的洗礼；于是，这样的经验，一旦和政治学接轨，势必整体上完成对于西方文化的接纳和消化。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阴错阳差地自我探索这块西方文化大陆（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要想直接产生政治正确的诉求，势必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中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的影响，他不会对应运而生的西方政治学，产生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我们赞成一切类似德国启蒙展活动出现在北京的原因。
然而，这丝毫不是说，中国政权也非常欣赏这类文化展示的内涵；不是；因为世界复杂性的存在，所以，中西往返的艺术交流，总是要留下一种莫名的空间；就像在德国展览中国（古代）色情艺术那样，中国现在的政权，也可以展示德国启蒙——这是一种各取所需的要求——这样一种要求，就像尼克松和周恩来为了政治目的而触及到中西艺术的展示那样。我们前此提到古典音乐带来的中西文化的各取所需（见关于抨击朗朗的文字）。这也说明，无论是毛还是周，他们并不认为一次阿巴多的舒伯特未完成交响乐的演奏，会给他们的政治环境带来直接的冲击；但是，他们也许忘记了，在欣赏这样的，当时绝无仅有的真正音乐的时候，那种反差于红灯记沙家浜的音乐，会怎样造就一个美学欣赏者，出现在极权主义的土壤和环境里面。这是毛、周和基辛格等人也许忽略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每一次真正的艺术洗礼，会给一个青年如何一种人生的规划和定位。他们真是从那个年代塑造了终其一生也要崇拜、值得崇拜的艺术价值观念——并且，由此衍生到对于文化学和政治学的思考和批判上面——如果他们没有忘记七十年代那次阿巴多带来的洗礼的话。是的，我们也完全不会枉顾相反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就是，即便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乐是真正的音乐和美，但是，其被纳粹利用的可能，业已在福特文革勒时期，转变成为希特勒支持的现实；卡拉杨和肯佩的纳粹化，使得音乐内涵产生几乎是永远的争议。滥用古典音乐的事务，在北京也屡屡出现。他们的影视作品里，每每运用甚至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旋律，以配合与此毫无关联的情节。一种是希特勒的绝对精神；一种是中共文化的绝对“没有”精神，产生了他们或许认为的，可以异化和曲解文化珍品的所谓权宜之计。这是北京屡屡发生西方大师展和音乐会的事实之悖论。于是，这个事实带来的争议，也会继续下去。
设想一下，如果从七十年开始，中国统治者毛和后毛时期，中国完全干净彻底禁止一切的西方画展和音乐会，又会出现怎样一种局面呢？这是极端可怕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居然就连在朝鲜，也做不到——马泽尔带领的美国交响乐团，也居然访问了朝鲜。这是一个特别的说明。在朝鲜，是不是因此会产生中国产生于七十年代的、一群真正欣赏艺术者，而后走上思考政治哲学之人群呢？我们不能妄下结论。至少在中国，在北京，在很多城市，这个追逐西方文化的潮流，产生了胜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逻辑反差。这是培养一种美学和真善美人群的机会。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德国歌德学院必须和中国的朝廷文化和官方文化发生作用，但是，同样的歌德学院，也为我们诗人群体，做过中德诗歌交流活动。这是我们亲手促成的双方的聚会，毫无官方特色。那还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所以，今天的歌德学院，势必会继续支持德国启蒙展览，也在预料之中。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展览会如何助纣为虐，而是西方国家整体的外交政治经济活动的绥靖主义和妥协方式，在继续着这个负面的交汇和苟利行为。取消这个启蒙展览，并不能整体改变西方和美国在此方面的负面态势和错误选项——好在，现在奥巴马似乎意识到这样一种对华政策的挫折和误导，产生了深远的危害美国自身利益的结果，且做出相应调整——至于欧洲方面，双向的，相反的和矛盾的对华政治，还在继续；贸易与人权远离的事实，更是脱缰无返，不可逆转；德国，由于和中国贸易的勾结，使得其经济景象获得优势，更是他们津津乐道之话题。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启蒙展览不能相比的，实利主义政治的结果和毒果。所以，我们在面对启蒙运动的话题时，还是持有保守的态度，期望这样的展示越多越好，以便使得这样的展示，在那怕一个中国青年的心灵里植入了美的种子，也是值得的——这才是启蒙前辈们乐见的后续之果。
话说回来。启蒙本身带来的结果，同样是两面性的。这个话题，我们以前言及于初。简单说，启蒙，是以反对宗教中心论，提倡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其核心——也就是说，启蒙的正面性质，是强调人格化和人本化尊严之道和革命之道——负面化，是产生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论，含解构圣经——这个说法，在几十年前，有我们判别黑格尔和歌德之间性关系，予以说明。这个苟简的论述是——“
笔者参加在昆明举办的歌德诞辰250周年学术研讨会，有幸亲聆中外学者畅叙有关歌德研究的最近成果，虽为门外汉，但仍不失思想上的波动。歌德现象，乘承德国人理性思维的传统，以追求庞大的思想体系为能事，以期解决人类（起码是欧洲）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当然，这种生存的内涵，多指文化上的生存与发展。就歌德与发展的体系而言，有学者指出其基点概括为三维世界，即神，人，魔一般而言，人之存在，若依据神的旨意，通过奋斗，即可达于天堂。反之，若合流于魔，堕落于感官淫乐，即会沦于地狱。因此，人间的事，不可贪恋于感性之阶段，必有一番柏拉图式的超越，也就是说，必然有精神层次的归属。
“可是，这种类似黑格尔式的‘螺旋上升’，每每放弃对于人之主体性的追求，而达于‘绝对精神’，就其阶段论而言，人，或可以非人之超越
——实在是一种桎梏 ——方可达于异化（虽然，黑格尔是称其为异化之扬弃的），仅就人本身的位置而言，浮士德的人性，其实恰恰在于他的‘善，恶并包’于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道出了人类存在之繁复矛盾的性质。而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到了现代，后现代哲学里，已可去掉合题——回到一半一半之论；从黑格尔的哲学在以后的‘实践’中被检验的情况来看，‘合题’之出现，往往不是‘扬弃’，而是‘斗争’！这样一种斗争造成了违背黑氏所谓客观唯心论的本质，而达于‘主观’的意志。因此，以后的哲学家，往往对黑氏的‘斗争’哲学，报以疑惑与反对的态度。人本主义即人文主义之回归，以德语哲学的脉络而言，已属主流加之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已说明；先验规定之‘绝对’精神的虚妄人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被选择，构成了生活与生命中的本质类似这种主体体验，尚包括在其他现代哲学家的主张中，如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等。
“如此一来，歌德的思想是否被挤出了现、当代哲学论证的价值以外呢？笔者以为恰恰相反。因为歌德的文本的整体框架是十分坚固的。他的‘生活之树常青’的教导，每每可以突破他自己设定的‘绝对精神’，从而上升到非绝对论的生活之树中去。生活本身的善恶，人性本身的善恶，一直以来，都是生活中人的存在的本性，本质浮士德的当代涵意，当是他的对生命复杂性的澈底洞悉
；从而反对了黑格尔的‘异化’论 - 其实，用黑格尔的话说，浮士德的现代意义，当是一种对‘异化’的异化 ；
即从绝对的精神层面中返回到生活，生命，甚至感性世界中来。
“于是，浮士德的精神，一方面，符合古典理性，信仰之价值，另一方面，又拖引出德国哲学与精神生活中的非理性诉求这样一来，浮士德与歌德就逾越了。一种古典主义精神，接壤于现代人的思考。其实，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直处在一种对于理性与信仰的戏谑与调侃状态，反讽状态之中。这就使得歌德的眼光，内含一种当代荒诞剧的刍型。这也是歌德老人的智慧，可以说超过了老黑格尔的地方。李健鸣，林兆华二先生合做上演的当代‘浮士德’，是颇能理解歌德老人在当时之用心的
。因为，按照古典精神或曰黑格尔精神导演一出‘浮士德’，怕是不会有多少人问津的。这也就是歌德的‘现代精神’之所在吧。 ！？
“重复而言，我们纪念歌德，绝不应当回到老人家的故纸堆中，以期发现那些只对古代文本有价值的任何发现，而应当了解浮士德的今天的生命价值。如若不然，浮士德，也就死了，歌德也就只具‘纪念’，哀悼之意义了。
“任何人为地裁节人类之恶的‘合题’——导向斗争 ——信念/理性，往往流于幻觉
。这个道理已逐步为人所识，所感浮士德之所以不朽，是他对这个过程采取一种荒诞的态度。
“这正是所谓‘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本文《关于歌德》）
我们新在的补充就是，“大而言之，启蒙之说，对于《圣经》里的安排，是双向轨迹。一个是决定论轨迹——就是前此宗教改革派路德的上帝规定论；一个是伊拉斯谟的自由意志论‘人事比神事重要’！（伊拉斯谟语）——这个分野说明了宗教认识论的背向。再就是，政治宗教的归属各异。把上帝问题搁置起来的实证主义。于是，启蒙在后启蒙时代，并不像伏尔泰要打倒摩西，狄德罗要消灭神志，乃至自由主义者们也怀疑‘第一推动’（见《约翰.穆勒传》）。在这个时期，所谓理性主义的式重，成为人们说项真理的重点。所谓牛顿万有引力的社科版，屡屡应世。其间，法国革命产生的卢梭主义，‘人民当家作主’主义（为波普所激烈反对之观点），成为携手马列主义和毛主义乃至波尔布特主义之余续。这个启蒙主义之卢梭版，就是人民意志和普遍意志说的革命试验（这个思想根源何在？就是卢梭之‘普遍意志’、总意志论。卢梭此论，是要争取‘人民当家作主’之民主——其实，就是独裁。于是，他主张实行人民至高无上主义。何谓人民呢？就是人民之分子为1，所有的1＋1＋1……加起来就是N，就是‘总意志’”（《老启蒙与新愚昧》刘自立）——再有这种人本真理论，变异成为暴力真理论和暴力本身（见马克思）——凡此种种，异化了真理和启蒙——直接导致中国之五四启蒙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和后来一二九运动，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启蒙”——这个启蒙，就是用愚昧代替启蒙。以后的启蒙变质遂在中国变成马克思主义西化的贬抑过程而不为人道！所以，在肯定启蒙的一般意义而忽视启蒙的真正意义之间性关系上，人们其实着墨甚多，这里无须再赘。我们要说的是，不能以启蒙代替上帝之道；同样，也不能以圣经极权主义，取代启蒙和文艺复兴。这是大是大非的课题。可惜，这个课题，其实远离现在北京启蒙展带来的现实话题；这个话题是：我们既不能废弃启蒙于中国；也不能枉顾宗教普及于华夏。这是两面都要强调的事务之两面。可惜，从中领悟这样的道成肉身的教义和理性的人们，在此并不多见。所以，当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赘言与之，以便常识之术和生活之树双双来得健康和有益。所以，轻易废弃各种西方之文化展示，而强调一时之政治所需，也许，是并不恰当的选择。不知道读者诸君何种高见也。
——关涉德国启蒙展带来的争议
刘自立
要想让一个音乐会，一次艺术展，成为直接的政治抗议和斗争法码，势必令人失望和沮丧；但是，每一次这样的展示，都在心灵里给人一种美的启发；而这种美学启蒙，有时候远远胜过一种政治说教和政治宣言。我们知道，大凡总结纳粹德国的文化艺术和极权主义毛，文革的宣传劣品，人们其实不是从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不是正确出发，而是尤其感觉到那种文化膺品的拙劣和伪善，从而更加趋向寻找真正的艺术珍品。这样的经验，使得政治和美学产生一种纠结。这个纠结，其实从道理上讲，十分简单；那就是，人们鉴赏作品的天性，会拒绝丑陋和宣传——这个特征，也从经验上给出了结论。生活在毛时期和后毛时期的人们，尤其懂得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参与来自西方的文化艺术活动；虽然这样的人群极为希缺。这样的经验开始于七十年代——更早，也许开始于五、六十年代，也就是人们对于苏，俄艺术的欣赏，产生了也许是第一代受到苏，俄混杂艺术熏陶的人们。他们在音乐艺术上，以音乐家李德伦，严良堃为代表；当然也包括画家们的参与等等。于是，在毛主席和后来八个样板戏占据中国舞台的时候，人们基于中共某种政治需求带来的艺术裂隙，对西方音乐艺术展示带来的机会，抓住不放，以排除类似毒药和污秽饮食过多产生的毒素。这个排毒的艺术欣赏，首先就是美学的自我洗礼和自我拯救。记得我们在北京欣赏米罗画展和其他画展时，身心愉悦和心智振奋的状态。虽然，米罗也好，艾舍尔也罢，他们远离中国的文化土壤和政治环境；欣赏者也无心无力，将此类展览一定要联系于政治表态和文化定位；但是，这样的画展，对于中国观众心灵的影响和冲击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在七十年代初期，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学青年，在遍地荒芜的北京能找到什么样子的艺术氛围和文学讨论呢？无非是要千方百计地发掘各类西方艺术珍品。这些唱片，画册和书籍，并非给老三届直接的政治启蒙，而是首先在美学熏陶和艺术鉴赏上，带来一种自他和自我的训练。这种艺术鉴赏和音乐欣赏，给人一种特定的美学鉴别和美本身的洗礼；于是，这样的经验，一旦和政治学接轨，势必整体上完成对于西方文化的接纳和消化。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阴错阳差地自我探索这块西方文化大陆（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要想直接产生政治正确的诉求，势必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中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的影响，他不会对应运而生的西方政治学，产生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我们赞成一切类似德国启蒙展活动出现在北京的原因。
然而，这丝毫不是说，中国政权也非常欣赏这类文化展示的内涵；不是；因为世界复杂性的存在，所以，中西往返的艺术交流，总是要留下一种莫名的空间；就像在德国展览中国（古代）色情艺术那样，中国现在的政权，也可以展示德国启蒙——这是一种各取所需的要求——这样一种要求，就像尼克松和周恩来为了政治目的而触及到中西艺术的展示那样。我们前此提到古典音乐带来的中西文化的各取所需（见关于抨击朗朗的文字）。这也说明，无论是毛还是周，他们并不认为一次阿巴多的舒伯特未完成交响乐的演奏，会给他们的政治环境带来直接的冲击；但是，他们也许忘记了，在欣赏这样的，当时绝无仅有的真正音乐的时候，那种反差于红灯记沙家浜的音乐，会怎样造就一个美学欣赏者，出现在极权主义的土壤和环境里面。这是毛、周和基辛格等人也许忽略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每一次真正的艺术洗礼，会给一个青年如何一种人生的规划和定位。他们真是从那个年代塑造了终其一生也要崇拜、值得崇拜的艺术价值观念——并且，由此衍生到对于文化学和政治学的思考和批判上面——如果他们没有忘记七十年代那次阿巴多带来的洗礼的话。是的，我们也完全不会枉顾相反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就是，即便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乐是真正的音乐和美，但是，其被纳粹利用的可能，业已在福特文革勒时期，转变成为希特勒支持的现实；卡拉杨和肯佩的纳粹化，使得音乐内涵产生几乎是永远的争议。滥用古典音乐的事务，在北京也屡屡出现。他们的影视作品里，每每运用甚至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旋律，以配合与此毫无关联的情节。一种是希特勒的绝对精神；一种是中共文化的绝对“没有”精神，产生了他们或许认为的，可以异化和曲解文化珍品的所谓权宜之计。这是北京屡屡发生西方大师展和音乐会的事实之悖论。于是，这个事实带来的争议，也会继续下去。
设想一下，如果从七十年开始，中国统治者毛和后毛时期，中国完全干净彻底禁止一切的西方画展和音乐会，又会出现怎样一种局面呢？这是极端可怕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居然就连在朝鲜，也做不到——马泽尔带领的美国交响乐团，也居然访问了朝鲜。这是一个特别的说明。在朝鲜，是不是因此会产生中国产生于七十年代的、一群真正欣赏艺术者，而后走上思考政治哲学之人群呢？我们不能妄下结论。至少在中国，在北京，在很多城市，这个追逐西方文化的潮流，产生了胜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逻辑反差。这是培养一种美学和真善美人群的机会。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德国歌德学院必须和中国的朝廷文化和官方文化发生作用，但是，同样的歌德学院，也为我们诗人群体，做过中德诗歌交流活动。这是我们亲手促成的双方的聚会，毫无官方特色。那还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所以，今天的歌德学院，势必会继续支持德国启蒙展览，也在预料之中。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展览会如何助纣为虐，而是西方国家整体的外交政治经济活动的绥靖主义和妥协方式，在继续着这个负面的交汇和苟利行为。取消这个启蒙展览，并不能整体改变西方和美国在此方面的负面态势和错误选项——好在，现在奥巴马似乎意识到这样一种对华政策的挫折和误导，产生了深远的危害美国自身利益的结果，且做出相应调整——至于欧洲方面，双向的，相反的和矛盾的对华政治，还在继续；贸易与人权远离的事实，更是脱缰无返，不可逆转；德国，由于和中国贸易的勾结，使得其经济景象获得优势，更是他们津津乐道之话题。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启蒙展览不能相比的，实利主义政治的结果和毒果。所以，我们在面对启蒙运动的话题时，还是持有保守的态度，期望这样的展示越多越好，以便使得这样的展示，在那怕一个中国青年的心灵里植入了美的种子，也是值得的——这才是启蒙前辈们乐见的后续之果。
话说回来。启蒙本身带来的结果，同样是两面性的。这个话题，我们以前言及于初。简单说，启蒙，是以反对宗教中心论，提倡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其核心——也就是说，启蒙的正面性质，是强调人格化和人本化尊严之道和革命之道——负面化，是产生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论，含解构圣经——这个说法，在几十年前，有我们判别黑格尔和歌德之间性关系，予以说明。这个苟简的论述是——“
笔者参加在昆明举办的歌德诞辰250周年学术研讨会，有幸亲聆中外学者畅叙有关歌德研究的最近成果，虽为门外汉，但仍不失思想上的波动。歌德现象，乘承德国人理性思维的传统，以追求庞大的思想体系为能事，以期解决人类（起码是欧洲）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当然，这种生存的内涵，多指文化上的生存与发展。就歌德与发展的体系而言，有学者指出其基点概括为三维世界，即神，人，魔一般而言，人之存在，若依据神的旨意，通过奋斗，即可达于天堂。反之，若合流于魔，堕落于感官淫乐，即会沦于地狱。因此，人间的事，不可贪恋于感性之阶段，必有一番柏拉图式的超越，也就是说，必然有精神层次的归属。
“可是，这种类似黑格尔式的‘螺旋上升’，每每放弃对于人之主体性的追求，而达于‘绝对精神’，就其阶段论而言，人，或可以非人之超越
——实在是一种桎梏 ——方可达于异化（虽然，黑格尔是称其为异化之扬弃的），仅就人本身的位置而言，浮士德的人性，其实恰恰在于他的‘善，恶并包’于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道出了人类存在之繁复矛盾的性质。而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到了现代，后现代哲学里，已可去掉合题——回到一半一半之论；从黑格尔的哲学在以后的‘实践’中被检验的情况来看，‘合题’之出现，往往不是‘扬弃’，而是‘斗争’！这样一种斗争造成了违背黑氏所谓客观唯心论的本质，而达于‘主观’的意志。因此，以后的哲学家，往往对黑氏的‘斗争’哲学，报以疑惑与反对的态度。人本主义即人文主义之回归，以德语哲学的脉络而言，已属主流加之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已说明；先验规定之‘绝对’精神的虚妄人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被选择，构成了生活与生命中的本质类似这种主体体验，尚包括在其他现代哲学家的主张中，如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等。
“如此一来，歌德的思想是否被挤出了现、当代哲学论证的价值以外呢？笔者以为恰恰相反。因为歌德的文本的整体框架是十分坚固的。他的‘生活之树常青’的教导，每每可以突破他自己设定的‘绝对精神’，从而上升到非绝对论的生活之树中去。生活本身的善恶，人性本身的善恶，一直以来，都是生活中人的存在的本性，本质浮士德的当代涵意，当是他的对生命复杂性的澈底洞悉
；从而反对了黑格尔的‘异化’论 - 其实，用黑格尔的话说，浮士德的现代意义，当是一种对‘异化’的异化 ；
即从绝对的精神层面中返回到生活，生命，甚至感性世界中来。
“于是，浮士德的精神，一方面，符合古典理性，信仰之价值，另一方面，又拖引出德国哲学与精神生活中的非理性诉求这样一来，浮士德与歌德就逾越了。一种古典主义精神，接壤于现代人的思考。其实，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直处在一种对于理性与信仰的戏谑与调侃状态，反讽状态之中。这就使得歌德的眼光，内含一种当代荒诞剧的刍型。这也是歌德老人的智慧，可以说超过了老黑格尔的地方。李健鸣，林兆华二先生合做上演的当代‘浮士德’，是颇能理解歌德老人在当时之用心的
。因为，按照古典精神或曰黑格尔精神导演一出‘浮士德’，怕是不会有多少人问津的。这也就是歌德的‘现代精神’之所在吧。 ！？
“重复而言，我们纪念歌德，绝不应当回到老人家的故纸堆中，以期发现那些只对古代文本有价值的任何发现，而应当了解浮士德的今天的生命价值。如若不然，浮士德，也就死了，歌德也就只具‘纪念’，哀悼之意义了。
“任何人为地裁节人类之恶的‘合题’——导向斗争 ——信念/理性，往往流于幻觉
。这个道理已逐步为人所识，所感浮士德之所以不朽，是他对这个过程采取一种荒诞的态度。
“这正是所谓‘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本文《关于歌德》）
我们新在的补充就是，“大而言之，启蒙之说，对于《圣经》里的安排，是双向轨迹。一个是决定论轨迹——就是前此宗教改革派路德的上帝规定论；一个是伊拉斯谟的自由意志论‘人事比神事重要’！（伊拉斯谟语）——这个分野说明了宗教认识论的背向。再就是，政治宗教的归属各异。把上帝问题搁置起来的实证主义。于是，启蒙在后启蒙时代，并不像伏尔泰要打倒摩西，狄德罗要消灭神志，乃至自由主义者们也怀疑‘第一推动’（见《约翰.穆勒传》）。在这个时期，所谓理性主义的式重，成为人们说项真理的重点。所谓牛顿万有引力的社科版，屡屡应世。其间，法国革命产生的卢梭主义，‘人民当家作主’主义（为波普所激烈反对之观点），成为携手马列主义和毛主义乃至波尔布特主义之余续。这个启蒙主义之卢梭版，就是人民意志和普遍意志说的革命试验（这个思想根源何在？就是卢梭之‘普遍意志’、总意志论。卢梭此论，是要争取‘人民当家作主’之民主——其实，就是独裁。于是，他主张实行人民至高无上主义。何谓人民呢？就是人民之分子为1，所有的1＋1＋1……加起来就是N，就是‘总意志’”（《老启蒙与新愚昧》刘自立）——再有这种人本真理论，变异成为暴力真理论和暴力本身（见马克思）——凡此种种，异化了真理和启蒙——直接导致中国之五四启蒙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和后来一二九运动，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启蒙”——这个启蒙，就是用愚昧代替启蒙。以后的启蒙变质遂在中国变成马克思主义西化的贬抑过程而不为人道！所以，在肯定启蒙的一般意义而忽视启蒙的真正意义之间性关系上，人们其实着墨甚多，这里无须再赘。我们要说的是，不能以启蒙代替上帝之道；同样，也不能以圣经极权主义，取代启蒙和文艺复兴。这是大是大非的课题。可惜，这个课题，其实远离现在北京启蒙展带来的现实话题；这个话题是：我们既不能废弃启蒙于中国；也不能枉顾宗教普及于华夏。这是两面都要强调的事务之两面。可惜，从中领悟这样的道成肉身的教义和理性的人们，在此并不多见。所以，当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赘言与之，以便常识之术和生活之树双双来得健康和有益。所以，轻易废弃各种西方之文化展示，而强调一时之政治所需，也许，是并不恰当的选择。不知道读者诸君何种高见也。
2011年4月13日星期三
中国有搞后现代艺术的土壤吗？
纵览中国网刊编按： 因艾未未的抗争及其命运，在本刊引发了一场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论辩。该主题颇有意义，值得仔细梳理与深思。目前，有关各方的观点已经有了相当清楚的呈现，为了腾出空间为其他精神交流开辟舞台，特此为上述论争画上句号。谢谢各位参与者理性的辩论风度，谢谢读者诸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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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搞后现代艺术的土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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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搞后现代艺术的土壤吗？
刘自立
后现代对于现代文化的解构和批判——现代派对于传统和古典艺术的批判——超越时代性的、各种艺术的杂糅和跳脱，是不是可以不顾政治环境和文化桎梏，随心所欲，用之无界，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课题。我们前此言及的艾未未艺术和政治诉求，是不是一种可以不顾存在精神，意识，目的、手段分离的，所谓策略政治艺术，亦可一榷。上述表达的时代背景，产生艺术种类的说法，是不是时代使然，也可一说之。后学艺术，虽然特征明晰，风格独特，但是，其政治文化背景无一不是脱离极权主义政治土壤的一种文化探索。虽然，就像阿伦特指出的，在现代派崛起的作家群落中，有“看见文化就要掏出手枪”一类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萌芽提倡者和配合者——比如，提出用焚尸炉烧死异己的萧伯纳和倡导纳粹主义的庞德等。这里，还是要给他们批判专制一个肯定的空间；而他们文化非合法性的说法，就是他们的极端主义批判，导致极权主义上台的批判——如，胡风四十年代对于中国文化现象和文化人的批判——暗合了后来文革和毛的大批判运动——他自己也毁灭其中。也就是说，对于专制主义的批判，导致两种结局：一种，是用自由民主代替之——
一种，是导向天堂而归入地狱之极权主义文化批判——如，马克思批判，列宁批判；等等。所以，看清楚任何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批判主义，肯定他们的积极因素，否定他们的消极因素，乃是估量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唯一标准。
这里，我们重点探索中国这块土壤，是不是可以容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课题。现代性批判，简略说之，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是王国维的对于古代性死亡的反抗和绝望——这个现象导致斯人斯文扫地和毁灭（他自杀于湖）——但是，他的死，启动了民国保存各种传统文化的建制之努力。这个努力，主要表现在民国大学，报纸和宗教的建社与教育上。这个事情，人们说得很多了；南北之马相伯，英敛之；北大、清华之中西，现代、古典文化合璧；大公报，观察等的言路自由等，加上主要是民国经济的私有制和乡绅制，形成民国文化某种现代性和古典性的接轨——排除了文化极权主义的大一统。至于这个现代性的转型，后来在台湾发生，也主要是依靠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在大陆对于宪法，媒体和制度层面的投资和建设——他们这些胡适，张君劢和张季鸾等，造就了台湾转型必备的前人才和前物材，是不可以须臾忽略的、转型前期、有形无形的精神物质之准备。说，台湾只是蒋经国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就未必是言之有理，持之有物了——当然，还要加上当时美国放弃台湾的具体背景，等等。所以，民国时期的文化形态，就与我们上述所言，同样具备两种文化态势：一种是中国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如，张君劢的宪政主义，胡适之的自由主义加之我们的祖宗文化唐诗宋词四书五经——另外一种，就是共产主义文化和文化消灭主义，虚无主义；如，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这里的走向，十分明确。前者导致自由，后者导致极权。而其都是依据对于专制的批判而存身与发展的——这个对于专制的批判，后来，就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建制之一切肯定性现代－传统文化的批判——这个东西，就是毛主义。所以，毛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反拨和异数。
所以，毛建制之假制和伪制，说不上他是现代性，还是封建性。因为，他的制度和无制，全部消除了传统政制和政治的君相制衡，政教制衡一类古典系统，造成一般人们所谓的帝－师合一的虚无主义、极权主义文化政治载体。这个东西，后来因为个人迷信和毛的死亡，发展到后极权时代，克里斯马的死亡状态——但是，极权主义消灭大学，报纸，宗教，垄断政治经济的局面，未被触动——加上现代极权主义和资本世界的勾结，产生毛主义计划经济内向和封闭形态，无法表达的坏资本主义和卖国主义。这是后极权主义文化不东不西，不阴不阳，不伦不类的文化现状所在。至于何以我们中国人，从八十年代开始，输入后学而趋之若骛，其中因素多多；但是，主要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从民国比较幼稚的文化哲学分类上，一直处于模糊状态之故；他们对于现代性的主要思潮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界读不确，误读甚广，概念朦胧。如，对于社会主义，对于自由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等等，皆处于语焉不详和言之不确的状态；如，要施行苏联经济计划和欧美民主模式等等——后来，更加发展到要施行毛主指导下的联合政府之新民主和新自由——却枉顾毛主早就有言在先：对不起，先生们，我们就是要搞独裁！——他们这些张，罗，黄们，中南海情结的绽放，可定不是一朵j花。所以，文革前后，中国文化，既不是所谓现代性民国时期文化幼稚的继续——也不是纯粹传统的，所谓古代文化的衍变，而是文化膺品和文化奴才造就的文化消亡。
于是，这个时期结束后，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文化杂糅状态再度出现且形成新诱惑；因为不知道如何总结文革和评估毛主，故，出现邓氏上台前后的文化和政治忽悠状态（如，邓肯定民主墙；务虚会议肯定耀邦观点，等等）。这个时期，或者稍后一点，文化理论上的杂糅局面继续延续，出现新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论，西方后学文化和某种复古主义，加之，就是整个后现代主义。这个后学出现的前提和条件是，人们主要用之来解构文革；解构毛主；解构（甚至）共产主义——这个解构的最为有力的教主，不是别人，就是鼓吹猫论和相对主义，无道德论之改革导师——他的这种扭曲的“后学”，导致几十年以后，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经济的全面解构——这个解构，主要不是瓦解某种文化宗教中心论，而是恰恰是要强调这个中心——于是，一切表层的中心“解构论”彻底破产；这个解构，转化成为维护之局面，维稳之局面，实在是中国伪解构论的核心；中国伪后学的本质——对于封建（一个假名词）和专制的批判，又，重新导致极权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之复生。
这是呼应后学或者伪学之出台的、中国拿来之后学的、确切的政治经济背景。这是“中国后学”当时出土的土壤和本性。解构主义，立马变成中国式否定道德，取消历史，抹煞真相和抵触真善美美学的，类似庞德呼应法西斯的那种“拆”之文化（拆普世价值和历史传统）——并且再后来，成为真正拆房霸土之中国圈地运动——这个拆的真实含义，既有萧伯纳焚尸炉和纳粹焚尸炉的味道，还有中国“拆”之“解构”哲学被拿来的更加恶臭的味道。这个东西的继续演变，就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全面的道德沦丧和全民腐败——加之全民的势利/实利主义和无官不贪无商不奸之皮革奶主义。我们中国的后学土壤，就是这种伪后学和真奸诈组合。虽然，正面价值，被后学水、孩一起倒掉；反过来，他们的虚无主义批判，也许，也稍稍伤及某种、某些少许的、官方利益和官方利益论——这是我们看见的，在大陆允许，合法，出版，牟利之所谓‘批判作品”出现的原因；一点点文化批判的味精一类产物，其作用就是告诉人们，虽然，一整锅汤，业已腐烂，但是，未知素，还是可以尝尝的。
就如某些争辩者言，如果说艾未未的东西是逢美骂美，逢共批共，那么，他是不是就是后学者？这个问题，也是假问题。因为，艾氏尚未可能，也绝无希望，可以分身成为一半天使，一半魔鬼之人物。因为，如果他在美国就是乔姆斯基——回来中国就是某某某某——那么，这个艾氏，难道不是滑稽大师了吗？美国，当然可以产生和必然产生学后（含哲学语言学艺术和小说等等）；而中国，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可以产生后学呢？美国后学，要解构民主和自由之中心，要建立一种历史和现代糅合的新文化，以便自由－平等，全论不遗；但是，美国和欧洲后学，全无取代现代性政治哲学建制之宪政主义之学问和方法——后学政治学建制论是什么？无人可以回答——所以，艾氏在美国，也只能是一个纯粹的现象学批判者和后学艺术模仿者。他的价值，完全不在那里（他可以用用东方学方式赚钱，等等，除外。）他的价值，就是在中国。就是他自己说的，在中国一切都是政治化的，含文学艺术之正面政治化——
说，艾未未政治取消化，如何如何，是某人对于何以中国官方和御用（如汪晖等），大肆鼓吹“非政治化”的路线图，一无所知，枉予置评。
须知，因为他们的政治不正确，才主张“不”政治化；而婊子是要立碑的，他们的碑坊，就恐怕是批判一切的“后学”和厚黑学了。难道这还不是常识！故此，所有一切的草泥马一类，只不过是另类的自由表达，和西方后学完全毫无关系——如果你对官方说：草泥马，你就是自由者；如果，你对于自由说：草泥马，你就是御用和五毛——此间，根本没有什么后学存在——艾未未的什么八奶图，几奶图，不过是一种革命讽刺——他全无要否定一切的，否定美国制度的任何后学用意。他的分离，若成就他为美国人的小历史和小空间，对于维权者艾未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他的所有意义就在中国大陆——而这个大陆批判不是后学，是“前学”。至于说什么那样子可以打扮一下，避过镇压等等——请问，你是不知道你说的后学者被逮捕了这件事情，还是说，那些所有打着红旗者反红旗者，可以避过一劫（我们前文业已提过）——这可能吗？用什么后学做手段，可以安全革命呢？这个说法子虚乌有。羞羞答答的红旗论者和后学论者，在残酷现实面前，可以休息了。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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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给我们的更大启示---兼与刘自立先生商榷
作者：郭保胜
一种，是导向天堂而归入地狱之极权主义文化批判——如，马克思批判，列宁批判；等等。所以，看清楚任何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批判主义，肯定他们的积极因素，否定他们的消极因素，乃是估量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唯一标准。
这里，我们重点探索中国这块土壤，是不是可以容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课题。现代性批判，简略说之，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是王国维的对于古代性死亡的反抗和绝望——这个现象导致斯人斯文扫地和毁灭（他自杀于湖）——但是，他的死，启动了民国保存各种传统文化的建制之努力。这个努力，主要表现在民国大学，报纸和宗教的建社与教育上。这个事情，人们说得很多了；南北之马相伯，英敛之；北大、清华之中西，现代、古典文化合璧；大公报，观察等的言路自由等，加上主要是民国经济的私有制和乡绅制，形成民国文化某种现代性和古典性的接轨——排除了文化极权主义的大一统。至于这个现代性的转型，后来在台湾发生，也主要是依靠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在大陆对于宪法，媒体和制度层面的投资和建设——他们这些胡适，张君劢和张季鸾等，造就了台湾转型必备的前人才和前物材，是不可以须臾忽略的、转型前期、有形无形的精神物质之准备。说，台湾只是蒋经国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就未必是言之有理，持之有物了——当然，还要加上当时美国放弃台湾的具体背景，等等。所以，民国时期的文化形态，就与我们上述所言，同样具备两种文化态势：一种是中国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如，张君劢的宪政主义，胡适之的自由主义加之我们的祖宗文化唐诗宋词四书五经——另外一种，就是共产主义文化和文化消灭主义，虚无主义；如，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这里的走向，十分明确。前者导致自由，后者导致极权。而其都是依据对于专制的批判而存身与发展的——这个对于专制的批判，后来，就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建制之一切肯定性现代－传统文化的批判——这个东西，就是毛主义。所以，毛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反拨和异数。
所以，毛建制之假制和伪制，说不上他是现代性，还是封建性。因为，他的制度和无制，全部消除了传统政制和政治的君相制衡，政教制衡一类古典系统，造成一般人们所谓的帝－师合一的虚无主义、极权主义文化政治载体。这个东西，后来因为个人迷信和毛的死亡，发展到后极权时代，克里斯马的死亡状态——但是，极权主义消灭大学，报纸，宗教，垄断政治经济的局面，未被触动——加上现代极权主义和资本世界的勾结，产生毛主义计划经济内向和封闭形态，无法表达的坏资本主义和卖国主义。这是后极权主义文化不东不西，不阴不阳，不伦不类的文化现状所在。至于何以我们中国人，从八十年代开始，输入后学而趋之若骛，其中因素多多；但是，主要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从民国比较幼稚的文化哲学分类上，一直处于模糊状态之故；他们对于现代性的主要思潮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界读不确，误读甚广，概念朦胧。如，对于社会主义，对于自由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等等，皆处于语焉不详和言之不确的状态；如，要施行苏联经济计划和欧美民主模式等等——后来，更加发展到要施行毛主指导下的联合政府之新民主和新自由——却枉顾毛主早就有言在先：对不起，先生们，我们就是要搞独裁！——他们这些张，罗，黄们，中南海情结的绽放，可定不是一朵j花。所以，文革前后，中国文化，既不是所谓现代性民国时期文化幼稚的继续——也不是纯粹传统的，所谓古代文化的衍变，而是文化膺品和文化奴才造就的文化消亡。
于是，这个时期结束后，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文化杂糅状态再度出现且形成新诱惑；因为不知道如何总结文革和评估毛主，故，出现邓氏上台前后的文化和政治忽悠状态（如，邓肯定民主墙；务虚会议肯定耀邦观点，等等）。这个时期，或者稍后一点，文化理论上的杂糅局面继续延续，出现新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论，西方后学文化和某种复古主义，加之，就是整个后现代主义。这个后学出现的前提和条件是，人们主要用之来解构文革；解构毛主；解构（甚至）共产主义——这个解构的最为有力的教主，不是别人，就是鼓吹猫论和相对主义，无道德论之改革导师——他的这种扭曲的“后学”，导致几十年以后，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经济的全面解构——这个解构，主要不是瓦解某种文化宗教中心论，而是恰恰是要强调这个中心——于是，一切表层的中心“解构论”彻底破产；这个解构，转化成为维护之局面，维稳之局面，实在是中国伪解构论的核心；中国伪后学的本质——对于封建（一个假名词）和专制的批判，又，重新导致极权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之复生。
这是呼应后学或者伪学之出台的、中国拿来之后学的、确切的政治经济背景。这是“中国后学”当时出土的土壤和本性。解构主义，立马变成中国式否定道德，取消历史，抹煞真相和抵触真善美美学的，类似庞德呼应法西斯的那种“拆”之文化（拆普世价值和历史传统）——并且再后来，成为真正拆房霸土之中国圈地运动——这个拆的真实含义，既有萧伯纳焚尸炉和纳粹焚尸炉的味道，还有中国“拆”之“解构”哲学被拿来的更加恶臭的味道。这个东西的继续演变，就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全面的道德沦丧和全民腐败——加之全民的势利/实利主义和无官不贪无商不奸之皮革奶主义。我们中国的后学土壤，就是这种伪后学和真奸诈组合。虽然，正面价值，被后学水、孩一起倒掉；反过来，他们的虚无主义批判，也许，也稍稍伤及某种、某些少许的、官方利益和官方利益论——这是我们看见的，在大陆允许，合法，出版，牟利之所谓‘批判作品”出现的原因；一点点文化批判的味精一类产物，其作用就是告诉人们，虽然，一整锅汤，业已腐烂，但是，未知素，还是可以尝尝的。
就如某些争辩者言，如果说艾未未的东西是逢美骂美，逢共批共，那么，他是不是就是后学者？这个问题，也是假问题。因为，艾氏尚未可能，也绝无希望，可以分身成为一半天使，一半魔鬼之人物。因为，如果他在美国就是乔姆斯基——回来中国就是某某某某——那么，这个艾氏，难道不是滑稽大师了吗？美国，当然可以产生和必然产生学后（含哲学语言学艺术和小说等等）；而中国，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可以产生后学呢？美国后学，要解构民主和自由之中心，要建立一种历史和现代糅合的新文化，以便自由－平等，全论不遗；但是，美国和欧洲后学，全无取代现代性政治哲学建制之宪政主义之学问和方法——后学政治学建制论是什么？无人可以回答——所以，艾氏在美国，也只能是一个纯粹的现象学批判者和后学艺术模仿者。他的价值，完全不在那里（他可以用用东方学方式赚钱，等等，除外。）他的价值，就是在中国。就是他自己说的，在中国一切都是政治化的，含文学艺术之正面政治化——
说，艾未未政治取消化，如何如何，是某人对于何以中国官方和御用（如汪晖等），大肆鼓吹“非政治化”的路线图，一无所知，枉予置评。
须知，因为他们的政治不正确，才主张“不”政治化；而婊子是要立碑的，他们的碑坊，就恐怕是批判一切的“后学”和厚黑学了。难道这还不是常识！故此，所有一切的草泥马一类，只不过是另类的自由表达，和西方后学完全毫无关系——如果你对官方说：草泥马，你就是自由者；如果，你对于自由说：草泥马，你就是御用和五毛——此间，根本没有什么后学存在——艾未未的什么八奶图，几奶图，不过是一种革命讽刺——他全无要否定一切的，否定美国制度的任何后学用意。他的分离，若成就他为美国人的小历史和小空间，对于维权者艾未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他的所有意义就在中国大陆——而这个大陆批判不是后学，是“前学”。至于说什么那样子可以打扮一下，避过镇压等等——请问，你是不知道你说的后学者被逮捕了这件事情，还是说，那些所有打着红旗者反红旗者，可以避过一劫（我们前文业已提过）——这可能吗？用什么后学做手段，可以安全革命呢？这个说法子虚乌有。羞羞答答的红旗论者和后学论者，在残酷现实面前，可以休息了。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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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给我们的更大启示---兼与刘自立先生商榷
作者：郭保胜
最近，刘自立先生就艾未未是否是后现代主义者发表文章，认为艾未未是典型的民主自由现代性争取者，与后现代主义无关。这篇文章，似乎是针对本人同在刘文发表的纵览中国上发的文章《艾未未—非政治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的。我觉得有必要再次澄清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认识艾未未的更大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刘自立先生没有看清，我在文中一再指出：“艾未未是一个以后现代主义来追求中国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后现代主义在他那里只是一个形式或者技术，但这个技术也是使他出类拔萃的根本原因，不然那么多追求民主自由的斗士，为何单单就是艾未未在民众中、尤其是年轻人中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他的后现代主义方式，是给中国民主人权人士最大的启示。
我也多次在上文中指出，艾未未所追求的，是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性的主题，这是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者诉求主题根本不同的，这个不同，也成就了他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地位。如果说，现代性是对中世纪黑暗城堡的颠覆，
那么后现代又是对民主自由大厦的再次颠覆。后现代对中国来说是奢侈，对国人来说，如何解构中世纪城堡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艾未未深谙此理，但对现代性追求的使命，不妨碍他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和技术。这就如同中国这个大部分国土还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冒出那么多推特、脸书使用者一样。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在中国，有御用文人们运用后现代主义在为专制辩护、诋毁现代性的时候，也需要更多人拿起后现代主义的技术手段，来颠覆专制、确立现代性。
技术手段的时空变幻，的确让人对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使命定位错乱。而艾未未之成功，就在于他充分将后现代主义运用在自己追求现代性的艺术实践中。推特成为他作为莎士比亚的写作，法院成为卡夫卡城堡，受难学生成为每天的生存标本，“去你妈的”“草泥马”“裆中央”“河蟹盛宴”都成为个体对权力的反讽。这一切不仅使当局瞠目结舌，也对海内外民主斗士们产生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极大震撼。正如我在《艾未未—非政治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文中写到的艾未未对我们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方式的非中心化、破碎性、不确定性、无目的性以及游戏、反讽、无厘头、调侃等特征，大大降低了民众抗争的风险和成本，可动员最大多数人、尤其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参与。相对于现代主义特征的组党、宣言、游行、示威等目的性、精英化、知识分子化的政治活动而言，重视草根、户外、时尚、娱乐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也许更适合这个时代。
后现代方式使那些追求现代性的运动更加年轻化、平民化、网络化、艺术化，这些方法，必将对其他现代性追求者产生振聋发聩的影响。这也就是艾未未在众多现代性追求者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当然，这也是艾未未伟大勇敢的抗争精神之外，给我们的更大启示，是他的更大价值所在。
刘文对艾未未的定位，不仅忽视了艾未未追求现代性的方法，也忽视了艾未未不同于其他追求现代性者的身份。艾未未首先不是刘晓波，更不是刘贤斌，就是民主自由在中国实现了，他也绝不会去争取当个国会议员什么的。也许在未来的民主中国，他同样是个颠覆者、反讽者，因为人的自由与体制的矛盾永无尽期。这就如同他在纽约时多次参与游行示威、多次尝试个体与权力的对抗到底能走多远。在中国，他对他人说，他这样做也是在体验一个个体针对一个体制到底能走多远。当然，他的中指指向天安门，同样也指向白宫。他无疑是个任何社会中的“颠覆分子”，永远是一个内心中持守自由、人的尊严和价值等价值观的“颠覆分子”。
不把艾未未定位为一个运用后现代主义技术的艺术家，不仅理解不了他的行为和思想，也会把他政治化后招来对他更大的惩罚。如果把艾未未单单定位为一个用现代性方法追求现代性的争取者，那我们就不能看出其特色，也使他所抗争的专制者加剧对他的迫害。在对艺术懵然无知的中国专制者眼里，艾未未是一个“颠覆国家政权者”、“敌对势力头目”，是一个比刘晓波、刘贤斌更加有危害的政治颠覆分子，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艾未未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就是一个在实践自己艺术理念的艺术家而已。所以中共当局抓错了人，不仅践踏了人权而且也践踏了艺术。而如果我们仅仅把艾未未定位为用传统方式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权斗士的话，那我们就会犯与愚昧的当局一样的错误。
总之，我之认为艾未未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抗争者、是以后现代主义方式来追求现代性的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以他的生命行为展现方式来判断的，至于他的生命行为诉求的主题，当然是现代性。在中国这个类似中世纪的前现代国家，所有个体的大部分人的自由几乎被剥夺殆尽，而国人要追求的，真正是西方国家在16、17、18世纪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所要追求的。现代性无疑是我们追求的重中之重。但是从艾未未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后现代主义方式对我们追求现代性时的巨大时代价值，这也是不能否认反而要尽力效法学习的。
其实刘自立先生没有看清，我在文中一再指出：“艾未未是一个以后现代主义来追求中国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后现代主义在他那里只是一个形式或者技术，但这个技术也是使他出类拔萃的根本原因，不然那么多追求民主自由的斗士，为何单单就是艾未未在民众中、尤其是年轻人中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他的后现代主义方式，是给中国民主人权人士最大的启示。
我也多次在上文中指出，艾未未所追求的，是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性的主题，这是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者诉求主题根本不同的，这个不同，也成就了他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地位。如果说，现代性是对中世纪黑暗城堡的颠覆，
那么后现代又是对民主自由大厦的再次颠覆。后现代对中国来说是奢侈，对国人来说，如何解构中世纪城堡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艾未未深谙此理，但对现代性追求的使命，不妨碍他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和技术。这就如同中国这个大部分国土还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冒出那么多推特、脸书使用者一样。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在中国，有御用文人们运用后现代主义在为专制辩护、诋毁现代性的时候，也需要更多人拿起后现代主义的技术手段，来颠覆专制、确立现代性。
技术手段的时空变幻，的确让人对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使命定位错乱。而艾未未之成功，就在于他充分将后现代主义运用在自己追求现代性的艺术实践中。推特成为他作为莎士比亚的写作，法院成为卡夫卡城堡，受难学生成为每天的生存标本，“去你妈的”“草泥马”“裆中央”“河蟹盛宴”都成为个体对权力的反讽。这一切不仅使当局瞠目结舌，也对海内外民主斗士们产生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极大震撼。正如我在《艾未未—非政治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文中写到的艾未未对我们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方式的非中心化、破碎性、不确定性、无目的性以及游戏、反讽、无厘头、调侃等特征，大大降低了民众抗争的风险和成本，可动员最大多数人、尤其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参与。相对于现代主义特征的组党、宣言、游行、示威等目的性、精英化、知识分子化的政治活动而言，重视草根、户外、时尚、娱乐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也许更适合这个时代。
后现代方式使那些追求现代性的运动更加年轻化、平民化、网络化、艺术化，这些方法，必将对其他现代性追求者产生振聋发聩的影响。这也就是艾未未在众多现代性追求者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当然，这也是艾未未伟大勇敢的抗争精神之外，给我们的更大启示，是他的更大价值所在。
刘文对艾未未的定位，不仅忽视了艾未未追求现代性的方法，也忽视了艾未未不同于其他追求现代性者的身份。艾未未首先不是刘晓波，更不是刘贤斌，就是民主自由在中国实现了，他也绝不会去争取当个国会议员什么的。也许在未来的民主中国，他同样是个颠覆者、反讽者，因为人的自由与体制的矛盾永无尽期。这就如同他在纽约时多次参与游行示威、多次尝试个体与权力的对抗到底能走多远。在中国，他对他人说，他这样做也是在体验一个个体针对一个体制到底能走多远。当然，他的中指指向天安门，同样也指向白宫。他无疑是个任何社会中的“颠覆分子”，永远是一个内心中持守自由、人的尊严和价值等价值观的“颠覆分子”。
不把艾未未定位为一个运用后现代主义技术的艺术家，不仅理解不了他的行为和思想，也会把他政治化后招来对他更大的惩罚。如果把艾未未单单定位为一个用现代性方法追求现代性的争取者，那我们就不能看出其特色，也使他所抗争的专制者加剧对他的迫害。在对艺术懵然无知的中国专制者眼里，艾未未是一个“颠覆国家政权者”、“敌对势力头目”，是一个比刘晓波、刘贤斌更加有危害的政治颠覆分子，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艾未未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就是一个在实践自己艺术理念的艺术家而已。所以中共当局抓错了人，不仅践踏了人权而且也践踏了艺术。而如果我们仅仅把艾未未定位为用传统方式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权斗士的话，那我们就会犯与愚昧的当局一样的错误。
总之，我之认为艾未未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抗争者、是以后现代主义方式来追求现代性的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以他的生命行为展现方式来判断的，至于他的生命行为诉求的主题，当然是现代性。在中国这个类似中世纪的前现代国家，所有个体的大部分人的自由几乎被剥夺殆尽，而国人要追求的，真正是西方国家在16、17、18世纪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所要追求的。现代性无疑是我们追求的重中之重。但是从艾未未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后现代主义方式对我们追求现代性时的巨大时代价值，这也是不能否认反而要尽力效法学习的。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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