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百年 ——晚到的纪念与反思

十月革命百年

——晚到的纪念与反思



刘自立



十月革命百年，坊间记思文章不多；即便提及列宁体制也是只说其一，不说其二。这是一种并不完美的反思。所谓完美的反思，虽然不能说出鸡生蛋，是蛋生鸡那样的果敢逻辑，起码也要试探一下，才可完成为了忘却的纪念或者为了不忘却的纪念。我们从几个层面给这个纪念予以补充之。其一，俄罗斯1905年暴动，是其后来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伟大序曲；一个伟大的暴民运动，何以诞生了两个跳蚤般的革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于是，就像人们纪念法国革命抑或英国之一样，人们在挑拣凡是这类革命的迥然不同之处。这钟挑剔是无可指摘的。因为他们这些革命的确是完全不同的革命。用教条主义的话说，就是极权主义革命和专制主义之反之革命迥然不同——虽然极权主义革命也是反对专制，却是导向极端专制——而一般意义上的革命、专制主义之反之革命，就是我们前此说过的，是回到过去价值体系和制度层面的革命——叫做复辟式革命（见基佐革命论：——



基佐说，“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不论是对革命颂扬或诽谤的人们，都采取这种看法。在前一类人看来，革命是光荣的事件，它们第一次为人们发扬光大了真理、自由和正义，而在它发生以前一切都是荒谬，不平与暴政；人类只有倚靠它才能获得尘世的拯救。在后一类人看来，革命却是最可叹的灾害，它中断了一个漫长的智慧、道德和幸福的黄金时代；他们认为，做这种坏事的人宣告的主张，提出的要求、犯下的罪行都是史无前例的……



   “如此，无论是颂扬或谴责，无论是祝福或诅咒，在考虑革命问题时，各方面都忘记了革命的客观环境，他们同样地将革命和过去绝对孤立起来；他们同样地要革命负担起世界命运的责任。



   “现在是清理所有这些虚妄的和幼稚的慷慨言词的时候了。”



他说，“革命不但远远没有中断欧洲事务的自然进程，而且可以说，不论在英国和法国革命中，人们所说所望所做的，都是在革命爆发前已经被人们说过，做过，或企求过一百次的。人们早就宣告过绝对权力的非法；而且关于法律和租税必须经人民的自由同意，以及关于武装自卫的权力，这都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而教会曾多次重申托利多第四次会议公布的法律中记载的圣.伊西多的话：‘依正义统治其人民的才是君王；凡不如是而反其道而行之的，他就不再是君王。’



   “人们反对特权，并企求在社会秩序中引进更多的平等：全欧洲的君主们曾经这样做过；而且一直到我们的时代，给予公民平等的进一步的步骤，都是建立在法律之上而且可由皇权的进步来衡量的。……



   “……那些被认为专门属于英国或法国革命的原则、意图、努力，事实上不但早于法国、英国革命前几个世纪已经存在，而且恰恰正是归功于同样的原则的努力，欧洲的社会才取得了它的一切进步。难道封建贵族是通过封建的秩序混乱、它的特权制度、他的残暴的暴力以及它对呻吟在它的枷锁下的人们的压制，难道他们是通过这些才参加各国的发展吗？不是的：



   “他们反对了皇族的暴政，他们形使了自卫的权力并保持了自由的准则。各个国家为什么要祝福君主呢？这是因为他们自称具有天赋的权力、具有绝对的权力吗？是因为他们的穷奢极欲，他们有个宫廷吗？不是的：



   “君主们攻击过封建制度和贵祖特权，他们将举国一致带进了立法，带进了行政机构；他们促进了平等。



   “至于说就会僧侣们——他们的权力从何而来？他们又如何促进了文明？难道是由于他们自外于人民，由于他们反对人类理性，而且以上帝之名批准暴政吗？不是的：



   “由于僧侣们在教会之内，在上帝的法律下，一视同仁地聚集了大人物和小百姓，穷人和富人，弱者和强者；他们尊重并培养了科学，建立了学校，赞同知识的传播，并使智力活跃起来。……”（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而极权主义革命，则是彻底的未来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没有价值体系和制度层面可以借鉴和参照，纯系一种理想国革命和乌托邦之。而柏拉图理想国未及之之革命，又和这种革命纠缠在一起，一致，却又不完全一致——因为西方专制主义，僭政与民主传统中，柏拉图为体制，法制和理念杜撰的那些价值论和准价值论，并不包含在希腊未及实践的极权主义之中；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反对民主，是为了民主，法制，正义和人性，这是一种西方辩证法。于是，我们看到，理想主义革命和极权主义之，还是不完全一致。这即是我们要强调的第一点。



第二点，则是即便是列宁式革命，也是借鉴和参照了以往革命的一切元素，一开始革命面貌模糊不清；这个孟浪和朦胧的革命，又和所谓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纠缠在一起以反对沙皇和所谓资产阶级；最为重要的和主要的元素，就是列宁后来奋力消灭的苏维埃组织。苏维埃主义其实是苏联政权的反面——也就是说，苏维埃一开始就被列宁利用，而列宁不是苏维埃主义真正的保护者和缔造者。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反思之处。没有这个反思，人们从资料，书籍和电影中看到的那种排山倒海般的民众运行时，是无从解释和说明的。在此一点上。列宁们大概都忘乎所以地自认为是苏维埃群众的代表。他们顺从了这个苏维埃革命的某些要素——就是反对沙皇和反对资产阶级。我们看到，1905年起义以后彼得堡，莫斯科乃及其他地方的苏维埃领袖四方八面，并不完全是、也不可能是布尔什维克一独掌控局面。而当改革带来革命和起义后苏维埃主义把君主立宪的尼古拉二世风头完全压垮羞辱和取代——虽然尼古拉二世实行了他的政治多党制度的改革，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们看到，十月革命的所谓群众载体，在那个伟大的十月起义事件和十月宣言中就被命定而无可更改；她们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直接的产婆——这位疯疯癫癫的产婆加上疯疯癫癫的列宁们，托洛茨基们，直闹得整个东方一塌糊涂；这个一塌糊涂绝对不是禁锢在1917年，而是发端和肇始于1905年甚至更早——而直到20世纪后半叶俄人才半清算之。这是一种苏维埃主义甚至压倒列宁主义的事实和把戏；再就是，即便是伟大的尼古拉同志施行准规模准标准准许诺之言论开放，宗教宽容和结社自由，但是如果无法把俄罗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加以善处，如果这样的西方政治学和价值观，不能解决后来马克斯.韦伯说批判的伪立宪伪民主，更重要的是，如果民粹主义不会适当而止，又，基于此个主义肆无忌惮还加上极权主义入骨，那么，一切的理想或半截的理想就会彻底回归理想国。



我们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史料就可以代史试论了；虽然《红轮》等，当时或者后世的著作并不缺乏这类反醒于议论之。



维基资料——一如维特所言，……10月宣言是尼古拉二世被迫所为。“它的确立即产生的一个直接影响是从10月17日到12月初六个星期的自由日开始。在这个时期，所有出版物，革命性的论文，小册子等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即使沙皇正式保留审查挑衅性材料的权力。这个机会让新闻界以前所未闻的苛刻，批评的口气向沙皇和政府官员发表讲话。言论自由也为会议和有组织的政党打开了闸门。仅在莫斯科，头四周举行了400多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一些政党是宪政民主党人（Kadets），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Octobrists和俄罗斯人民最右翼联盟。

“所有从自由日中获益最多的群体是工会。事实上，自由日在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上见证了工会化的顶峰。在莫斯科建立了至少67个工会，在圣彼得堡建立了58个工会;两者合并的大部分都是在1905年11月成立的。对苏维埃来说，这是一个分水岭时期：圣彼得堡有将近50个工会受到苏联控制，而在莫斯科，苏维埃有大约8万个成员。这个强大的权力部门让苏联人有足够的影响力组建自己的民兵组织。仅在圣彼得堡，苏维埃就要求大约6,000名武装成员保护会议。

“圣彼得堡苏维埃社会党和其他社会党派也许在他们新找到的机会之窗中大大地被冲昏了头脑，要求与沙皇政府进行武装斗争，这场战争的召唤毫无疑问地震惊了政府。工人们不仅被指控，而且自由日也对农民集体产生了地震般的影响。由于宣言的出现，专制政府的权力开始减弱，带有政治组织的农民走上街头起义。作为回应，政府发动力量镇压和压制农民和工人。后果现在已经完全有效：政府借助他们的借口，在1905年12月份恢复了一度失去血腥星期日的权威级别。”



这就是苏维埃的力量吧！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是的，就像很多后来的抑或当时的作者做出的分析，苏维埃主义，社会主义，斯拉夫派，路标派，寻神派……社会革命党人（有译成社会主义党），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十月党，等等，不一而足的潮流，不一而足的政党，在对待苏维埃问题上，几乎都是顺之昌，逆之亡。故此，苏维埃被争夺的逻辑是一种怎样的逻辑，便是后来人们研讨的问题。就像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云，苏维埃和列宁主义悖论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革命研讨话题。（苏维埃——资料：“在俄国革命期间成立的大众组织被称为‘工人和士兵代表理事会’。这些机构应该在临时政府之下组织起来，直到制宪会议的选举可以进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防范反革命的警戒委员会。由于其在首都的地位及其对驻军的影响，拥有4,000名成员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是其中最重要的。



“革命一开始，这些苏维埃就受到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控制，甚至孟什维克的民选代表比布尔什维克还要多。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俄罗斯人在失败后遭遇失败，临时政府在建立工业和平方面证明不足，布尔什维克开始支持。布尔什维克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领导层，要求‘苏维埃的一切权力’。布尔什维克向工人承诺了一个由工人委员会管理的政府，推翻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府机构
—临时政府。1917年10月，临时政府被推翻，把一切权力交给苏维埃。俄国十月革命目击者约翰·里德写道：‘直到1918年2月，任何人都可以投票给苏维埃代表。’即使资产阶级组织起来并要求在苏维埃有代表权，他们也会得到它。例如，在临时政府的政权期间，彼得格勒苏维埃有资产阶级代表
- 职业男性联盟的代表，其中包括医生，律师，教师等。”以后，苏维埃成为苏联，就是政府代称和变异了。略）



我们认为，苏维埃主义，其实就是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壮大和成型——而过去仅仅包含俄罗斯农民的民粹主义概念，在05年革命后变得更加繁复和多议。因为民粹主义是革命和政权赖以支撑的一种多元元素。于是这个问题开始走向过去的民主主义卢梭主义基佐主义……等等面向。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指出，卢梭主义从一个反面转向了他的人民意向和普遍意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面向和“人民”意志。在此层面，卢梭主义的法国革命实践，专制皇权和人民的对立，便成为以后苏联革命中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而这个斗争，其实不是阶级斗争（因为后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地主斗争平农，店主斗争雇员——而是彻底完全干净地迥然相反一面倒的虚伪阶级斗争……。）所以，从理论上探索，苏维埃空壳主义与民粹主义人民空虚论变成了列宁主义的猎物和异端。就像索尔仁尼琴所说，在列宁发现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这只俄罗斯蟹子，终于等到掐死俄罗斯之鹰的机会。（此处，十月革命起源于极端资本主义战争——和极权主义是资本主义极端形式论的阿伦特主义，殊途同归。）于是，民粹主义运动就和极权主义运动合为一体了——所谓苏维埃万岁就和列宁之毫无二致。这个转换，后来继续转换成为一切民粹主义领袖运动的不二模式极权模式。这就是命运对于俄罗斯人民的嘲笑。这个嘲笑后来发展成为对于人民政权的背弃和解构。列宁，转成为斯大林主义，转成为古拉格运动。社会主义成为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见巴库宁和托洛茨基言论/而且，笔者从来不认为世界上出现过真正的人民苏维埃和人民社会主义。）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乡村自治及其传统纠葛，在该历史时期的某种诡异转换，成为所谓马克思之“跨越卡夫丁峡谷”说的一种第四卷资本论格式——你要消除格式化和范式化吗？那么，就要研究俄罗斯村社主义带来的繁复局面。我们看到，其中重要著作之一，就是马克斯.韦伯的《论俄国革命》。在其著作中，韦伯慧眼独具地分析了这个被马克思，赫尔岑，列宁……等人所看好的俄罗斯无资本主义传统，而直接通向社会主义之政治路径说——这是他们的路径依赖吗？韦伯说，那些激进社会主义人士要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实现社会主义最低纲领，“具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拉夫洛夫等缔造者的时代开始，在血液中就流淌着革命主义对一切‘发展法则’的反对。赫尔岑和拉夫洛夫都受到了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赫尔岑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才能出现的观点是‘无稽之谈’……显然，这种实用主义理性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俄国公社里确实存在着共产主义，村社共产主义活生生的存在不仅能代表工人的观点，在法律上他们大多数人至今甚至还隶属于他们的家乡公社，而且还会不同层次的自由派人士对土地问题的看法。”（同上）



于是，如何看待村社主义，成为看待俄罗斯人民如何在坚守和抛弃之、之旋涡中紧紧打转的悲剧。又，这个村社问题和俄罗斯土地（改革）问题，究竟会如何联系和如何发展，也是韦伯关心的重要课题。简而言之，村社的形式和性质是他们所谓的宗族统治，逼迫锁居，不公分配和集体生产的某种（不同于古希腊德莫的）公社结构/Obshchina（维基资料）——

“这个术语源于单词obhchiy，obshchiy（common）。”



村社存在的土地属有特点是——



1，“绝大多数俄罗斯农民在社区中共同拥有土地，作为乡村政府和合作社。根据土壤质量和距离村庄的距离划分耕地。根据家庭中成年人的数量，每个家庭都有权从每个部门索取一个或多个带子。这种分配的目的不是那么多的社会（每个人根据他的需要），因为这是实际的（每个人都缴纳税款）。



2，“为了确保公平分配土地，定期根据人口普查重新分配土地。这是由国家强制执行的。



3“即使在1861年农奴解放之后，一个农民在日常工作中通常几乎没有从obshchina独立，在社区（skhod）的全部集会中由村级（mir）管理。



4，“1905年，波罗的海省份不存在重新任职的任期，但西部和西南部（即乌克兰）农民占四分之一，草原农民占三分之二，其他地区占96.9％。



该机构被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1914）有效摧毁，其实施将导致俄国革命和随后的苏联集体化。



“农民生产方式的组织是Obshchina发现的这种社会结构的主要原因。个体农民，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关系导致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通过建立家族联盟来分类，以便在社区成员之间分摊风险。



6，“米尔/村社本身及其风俗，古老而古老，然而，直到1861年农奴的解放之后，村庄社区才从退化贵族的祖先管辖权中退出并赋予自治权。”



7，“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把这种安排看作是俄罗斯农民有财产社会化历史的证据，并且缺乏资产阶级对所有权的冲动。”



“农业公社”……以后（斯大林时期）转变为集体农业/集体农庄。



其实，还有9，就是韦伯说过的，俄罗斯解放农奴之后乡村公社日益增强的官僚科层化制度对于原始公社的侵袭和颓待。（《论俄国革命》）



于是，在关于如何看待公社的问题上，几乎很多俄罗斯重要思想家，都看到村社的所谓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性质；这个性质，导致了俄罗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者对待社会主义的首肯——比如，他们的名称和态度，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等等——此间，其实最为彻底的所谓社会主义者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于是所谓彻底的社会主义者类和所有的科伦斯基，司徒卢威，查苏利奇，马尔托夫甚至普列汉诺夫者类乃及其主义，都迥然不一，因为列宁主义涵盖各压倒了社会主义解释权。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乡村公社问题，就像俄罗斯排斥天主教和希腊民主一样，他们开始一种托尔斯泰似的分田分地真忙——托尔斯泰是真正的土地社会化—反私有化者之一——这也就是坊间对于所谓地上天堂派的举证，如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韦伯也没有看见后来苏维埃集体农庄的建制和核心——那个动物庄园的面貌和真相——韦伯只是参见了所有的党人们的各种土地改革概念。这些概念究竟如何发展成为列宁主义，其实非常清楚——因为所谓的社会化一天也没有施行过，一天也不可能施行过；俄罗斯村社或者是施行官僚治理和统治的农奴体制；或者是施行家族封建领主似的剥夺体制；或者是施行缘于公社财产示意的反驳个体权利和权利的虚伪社会化剥夺；或者干脆就让国家占有体制辖制所谓公社集体化体制；等等。在斯大林主义施行集体化以后，这个反对私有化的做法业已成为人们想上天堂实下地狱之政。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是俄罗斯村社制度对于西方自治体制的反拨和反动——也即是说，若果俄罗斯乡村自治形成西方严格意义上的自治，那么，就像缘于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中乃至延伸到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那种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式的自治就会悄然形成和发挥。但是，就像俄罗斯知识分子并没有能够承载这样一种改革，他们把洗澡水和小孩子一起泼掉。你看，在反对自治形式的要害问题上，“亚历山大三世对村社自治采取了官僚式的毁灭”（同上/韦伯）。于是，在即便是几乎完全臣服于之的脆弱自治和虚拟自治也是沙皇不可忍受的自由。这是导致乡村自治反向形式的苏伟革命反拨——这个反对意见就是社会革命党的主张，“因此，在村社中建立‘兄弟会’是很重要的，由坚定地志同道合者组成，他们会主动关注公社的所有决议，并组织起来联合反对地主和富农、降低地租、为提高为从事庄园农活的工资而斗争，他们还会传播一些观念，认为土地只属于‘社会’，并只应该委托給双手进行耕耘的人；一个人有权拥有他自己的劳动果实，而当前的村社已经（不完全的）拥有了这种权利”，他们社会革命党人号召农民成为其党徒而实现政治自由——继而与经济公示制度。这是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观点。这个观点还不是属于自治自由那个范畴还在未定之天。这个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是存在的；因为社会革命党也承认，1，村社现在还是一个隔离区概念，是等级划分的产物；2，把土地分给村社不过是变相的增加特权，从过去的地主，转变成为现在的村社领主。于是，即便是社会革命党徒的观点也无法在村社理想和现实中间明确区分他们的前途。其实现实性问题是资本主义大市场是吞噬村社这个小蚂蚁的怪物（韦伯——所谓新民粹主义观点——而旧民粹之是忽略资本主义技术资本去威胁的书生。）



这样，看待资本主义前途和社会主义前途成为俄罗斯一个讲不清，说不明的逻辑——这个悖论就是以村社问题和土地问题展开的诘难——而主张社会主义者类也是千奇百怪之所在；比如主张土地社会化的社会革命人就反对马上施行生产资料国有化和社会化，等等。值得注意之，是列宁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土地私有化的支持者者。这是他们源于马克思主义先要发展资本主义逻辑的延伸；但是这个反对，后来，就像苏维埃转化和蜕变一样，成为反对之反对。这是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一种党见。真正主张土地社会化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党。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化本身一无是处，根本对于俄罗斯的发展无益。而俄罗斯当时处在要和西方世界进行金融交互的维特主义时期。在此期间，俄罗斯土地改革，究竟何处，成为一个俄罗斯走向的关键问题。在一种悖论当中，俄罗斯土地私有化带来的问题，就和俄罗斯土地社会化带来的问题，一样多。这是一个我们后来发挥的先锋和保守主义同样带来问题的重复——这个重复就是，如果俄罗斯土地改革让乡村解体，那么，俄罗斯生产效应就会增长——反之，如果俄罗斯让保守主义，乡村主义和农民原则占据上风，那么，农民利益的所谓保护，就会让俄罗斯整体经济倒退甚至崩溃。而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如果俄罗斯农村破产，无产阶级就会乘势兴起做大，让俄罗斯村社破产，就等于让俄罗斯破产。而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载众！韦伯认为，多数俄罗斯农民都反对土地私有化。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问题也牵涉所有国家的农业保护和农业补贴问题于后世后代）。那么，司徒卢威（该书可笑地翻译成斯楚夫——这是年轻人的笑话……）们何以对待呢？韦伯的叙述是十分清晰的。他列举了司徒卢威等人对于土地问题的看法。韦伯认为司徒卢威是一个英国个体主义者；他的土地政策是，1，瓜分贵族领地，皇室土地和国有之发给农民——不够时再征用私有土地,2，取消土地赎金（于1907年彻底取消。）3，试行国家土地拓殖。保护佃农土地改良成果。等等。这里关键是分地主张——司徒卢威也反对把土地改革的方案和公社挂钩。其间，反对瓜分私人财产和反对把土地分给公社，是一些王公贵戚的观点。按照公社原则，这里出现的难题是，“个人有权利拥有土地份额，而村社原则上也有权利拥有个人的劳动”……这是十分难以解释的纠缠。农民新得土地是不是要进入所谓公社内部你的“新的特殊经济共同体呢”？啥是这个共同体呢？如何又在其内部呢？至于是不是俄罗斯官僚阶层阻遏了沙皇的分地政策，坊间议论风生。



那么，土地问题究竟如何结局呢，这就牵涉到斯托雷平改革效应问题。这是很奇怪的，马克斯.韦伯几乎对此不及所谓。但是人们对于斯托雷平是非常熟悉或者非常不熟悉的。因为他这个人带来的结果是不是恶果和成果，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在首肯方面，首先就是索尔仁尼琴的赞誉（《红轮》）——而反对者，几乎占据整个中国读者群。我们看到，在基本的资料现实中斯托雷平是被这样评价的——（维基）“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主旨，即土地私有化，将土地从地主或贵族手中交给农民。在前村社制下，农民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热情，因为他们不是在自有土地上生产，其劳动成果的半数以上要转给他人。而农民只有当他确知劳动成果将属于自己时，才能焕发生产热情，才肯在土地上投资。……而在俄罗斯帝国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斯托雷平总理执政的时期(1906-1910)改革之下——

粮食收成增加30% 到1913年，农业产值增长2%，居世界第一位



工业产值增加5%，居世界第一位



人口增长率1,5%，居欧洲第一位



国民收入总值，164亿卢布居世界第四



国民生产总值，65亿2100万卢布，居于世界第五

这辉煌的经济成就毁于了一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
至1922年苏联建国时期，新生的红军和苏联面对的，是一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残破局面。”这是一个基本评价。但是其中很多内涵并非如此。俄罗斯土地问题尽管牵涉到所有制问题，私有制还是公有制（他们所谓社会化——前次提及）；而在基本体制不变的情形下，处理不好，两面牵扯，即便是私有制也会因为其不公正导致的官僚科层体制和富裕贵族乃至皇室特权影响而功亏一篑——而如果实行公有制，那么，就像人们实行社会化一样成为一种幻觉和梦想——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国有化变成了古拉格。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斯托雷平改革引发了左右两翼的战斗。这场战斗初看是以其被暗杀告终；其实不然，斯托雷平改革带来的几年稳定局面后面，隐藏着俄罗斯诸多政治社会宗教文化危机。其重要危机就是社会主义赫尔岑们的出现带动了新一波社会主义运动——虽然这个运动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却是社会主义试验及其失败。其中失败的内外原因皆备不背。最为重要的倾向就是所为民粹潮流裹挟社会主义潮流，社会主义潮流裹挟着列宁主义潮流带来了最终的历史终结——俄罗斯伟大文明的几乎终结。这个倾向在索尔仁尼琴的书中记录翔实，无可忽略之。

我们再早对于这个倾向的记叙有所提及：（笔者《读红轮》）“我们认为，俄罗斯改革不能成就斯托雷平主义，在索尔氏书中赋明显的悲叹之调。也正是因为沙皇和人民绝对没有认识到斯托雷平主义的正面性质而导向了斯氏死后局面的到来。这个“警察统治”——之说法——在索书中，则是无法无天，根本就几乎呈现了无警察，无军队，无法律，无秩序的动乱局面；何谈警察统治？！《红轮》中记载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国内许多地方，特别是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都被罢工。爆炸。谋杀。抢劫等事件搅得鸡犬不宁。罢工者上街示威游行；巴库的石油工业被纵火焚烧了三分之二；亚美尼亚和鞑靼人之间又开始互相杀戮；梯比利斯叶发生了类似事件；显然，从国外向俄国境内运来了大批武器。……官方向大学生做出了让步，宣布大学自治、选举校长、警察不侵犯校园，……然而大学生们却不领情，依然不肯罢手，还是违反禁令，召开大会，发表煽动性的无政府主义言论。/大学生现已获准可在一些地方不受警方干预召开大会，他们就一连几周开起大会来，每次有近7000人，……要把大学变成革命策源地，‘现在整个俄国已陷入血泊中，再上学有什么用？共产主义万岁！’’1月9日事件后，“政府的一举一动均需十分小心，以免重蹈覆辙。但即使这样，动乱还是继续发展。记者们肆无忌惮，言语张狂，但却没人依照法律指控他们。……宪兵警察遭到暗杀打伤的事情时有发生。’‘后来邮局罢工，接着是电报局罢工，律师们不知道为什么也罢工，面包师罢工，中学生罢工课。罢工罢课像波浪般扩展开来，连神学院也罢课，总主教前去劝说，学生们打着口哨唱着革命歌曲阻止他入内。……整个九月，莫斯科罢工罢课和街道上的冲突接连不断，一直到十月。……没人下令开枪，只说应予驱散。然而通讯社发来的电报只说警察哥萨克和士兵杀戮行为和群众的愤怒情绪，司法部门也不去追究政治犯，法院侦察员也不去揭露犯罪者，他们这些人连检察官在内都同情群众。’”——总结之：首先，是杜马暴民的存在——他们本身就是非程序非民主非宪治的民粹主义在内阁的代表，他们代表着对于沙皇和贵族乃及平民的对峙——其次，是赫尔岑们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到乡村去的口号导致了对于地主和庄园的清洗和杀戮——再就是，官僚本社对于社会运动的镇压——包含斯托雷平镇压；固然那个理出斯托雷平‘领带’者亲自否认了他的命题（见《红轮》）。而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外部因素就和他自己造就的内部因素一样，双面危机集于俄罗斯一身且以其合力摧毁了俄罗斯文明。

自由或者自由主义的载体和民主的载体，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个村社/城市概念——比如古希腊的德莫与城邦（Demo——Polispolis）都是这样的自由和民主的载体——而后来古罗马自治被推广，被盐田七生研究为凯撒所谓行善政致恶果之自治扩大化，也是这个意思——再后来，神圣罗马帝国中著名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等城邦她们对峙于神圣罗马中央政权和罗马教皇政权，也成为世纪佳话。这些西方意义上的城邦主义和民主主义，并非只是一种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她们主要是一种思想和观念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这样看来俄罗斯村社何以发展为一种梦幻式、赫尔岑式和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萌芽，确实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个问题和上述城邦和德莫问题一样，他们是不是可以成为自由和民主的载体，而不是成为所谓的乌托邦载体，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实的俄罗斯革命历史和变革历史中，没有人会把这个俄国的基布兹至少发挥成为一个政治中立的乡村自治（而以色列社会主义复国主义的乡村自治，多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多大程度上是资本之，也是一个可以研究的课题。）于是，就像马克斯.韦伯所言，至少那个时期的俄罗斯人一想到了自治这个概念——他们用这个概念和政党，和革命，和法制，和思想联系起来。在他的那本《论俄国革命》一书中，关于俄罗斯自治问题乃至俄罗斯涉及的波兰问题等等都有所讨论。这个自治形式和村社形式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同时也是两个问题的一个宗旨。他们互文互补成为革命群众和政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类似西方历史政治层面的课题。这个课题的关联性层面依然是有关俄罗斯立法年代所带动的俄式解禁方式和自治方式。他们在世纪初叶（20世纪）解禁的各种多党试验也是和他们的解放同盟，地方自治会和解放同盟与自治会基础上组建的立宪民主党关乎一体。上文所言之立宪民主党人司徒卢威等就是参与这种自治，这种民主，这种解放之人。于是关乎解禁问题自然牵涉到俄罗斯立法改革之产物俄罗斯帝国宪法，乃及莫斯科和彼得堡相继召开的俄罗斯地方自治大会。



帝国宪法施行了言论自由，宗教宽容和结社自由（也即是韦伯“不知道怎么回事”地出现了那么多政党）——其中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等雨后春村般出现在俄国大地——而1903年社会民主党中之布尔什维克籍此诞生——请注意，这是世界上出现共产党的一次主要迹象。这个迹象是由尼古拉二世允许出现的，是他主张帝国宪法条例规定的政治产物。当然，这也是一个鸡蛋与鸡的间性逻辑所导致之。人们注意到，自由的意志来源于民主的众人到场，而这个到场导致的人人争执人人的共和精神，又必须以某种规则的出现再出现——这就是法政缘起——这个缘起又导致各个阶级，集团，皇室和平民之间性存在——严格意义上说，皇室本是共和纳入其中之该有之义，而非只有法国革命杀死之之模式才正确。在所有这些关键环节中，自治模式又是所有这些模式实施的载体，不管是战神山还是帕提农神庙，只要她们是自治的人人和政权，都是神圣的（也许可以被解散，但是不可以被镇压。）那么，俄罗斯地方政治的真理又是如何体现的？结论会和西方之截然相反，其结果即是村社的解体带来了革命的恶政。这是善政导致恶果，还是恶政导致之？我看两者皆备。你看，首先是俄罗斯自治本身一半以上是假的。假的，如何充真？韦伯响应一种关于俄罗斯没有历史的说法，并把这种说法言及所谓戴克里先制度（戴氏是罗马共和转向帝国且实所谓四皇统治的荒诞派创始者）之延续——而这种制度中没有自治该念，只有所谓“莫斯科维”（俄国古代称呼）概念。这样一来，“地方自治会是一个自治的现代机构，它成立的时间不到四十年，并且已经进行了一次改进——从一个代表纯粹的一般土地所有制（包括农民）的机构变成一个本质上基于等级原则组建的机构”，韦伯说，俄罗斯地方自治会最可堪比美国地方政府；而普鲁士之业已衰落，……而一般而言，村社要和警察，政府，官僚……作斗争，“普列夫通过这些手段平迫使地方自治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消极的协会的角色，……他想把地方自治会连根拔起，用国家官僚制度取而代之。”（同上）在俄罗斯新宪法中“无权反对中央权威”是地方自治单位选举之上院的危险掣肘——而下院的直接选举，又有所谓的“独裁政府一察觉到有来自杜马的威胁，就立刻会用权力让工人和杜马进行鹬蚌之争，至少表面上是成功的，目的是阻遏那些涉嫌自由的资产阶级，这也是以前政权的一贯伎俩。”他涉及到前此提及之农民问题——“一旦民主党同意基于一种财产选举资格的选举权，就意味着农民大众显然被排斥在选举之外，各种反对力量就会联合所有没有选举权的农民，因为农民大众的仇恨就是指向有选举权的私有财产主，地产主，尤其是富农……以及乡村资产阶级，”“他们甚至排在无产阶级之后”！这些大概就是俄罗斯伪自治的一些颜色和真实。



最后的课题是尤为重要的辨析，因为它关系到十月革命前后俄国人对待西方资本，西方资本对待列宁的态度。也就是说，马克斯.韦伯在他的《论俄国革命》一书中以其犀利的思索和敏锐的嗅觉，察觉到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外交甚至战争织体的诸多环节和细部。他的发现大概是，民主和资本是两架马车，不是互为轮轴的自然因果关系。这个关系说和无关系说，甚至在一定呈上用资本抵制民主，用阶级利益清洗阶级合作，用列宁主义沆瀣洛克非得和罗斯查尔德……这是十月革命后所谓彼得博格俱乐部驰援列宁的一些证据(——丹尼尔.伊斯图林著《彼得.博格俱乐部》一书22章——第二十二章
布尔什维克的恩人——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失败，俄国的工业发展肯定会超过美国、英国和欧洲；而我们现在就将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里。但是，通过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美国金融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延缓了俄国的工业增涨速度。华尔街的银行界和投资人在幕后控制了俄国的工业发展，从而阻止俄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最初的一个主要的对俄国革命进行金融支持的人，是苏克兰出生的安德鲁卡内基，他是美国的钢铁巨子，一八九二年他就拥有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卡内基也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的慈善家，他支持他认为值得的事业。他相信，“一个死去的时候依旧富有是耻辱的”。到他一九一九年辞世，他共捐助了三点五亿美元。他还建立了一个分送财富的组织——卡内基基金会。美国内战中，卡内基还很年轻，他亲眼目睹了内战的恐怖，所以他捐助了一千万美元建立国际和平基金会。该基金会的目的是组织未来战争的发生。在这个方针指引下，基金会受托人董事会编制了“马尔堡计划”。


“詹宁斯万斯在《伍德罗·威尔逊：革命的信徒》中写道，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将国际金融家与社会主义者联为一体，共同压制国联（联合国的前身）的成立，以强制和平……控制其委员会……（并进而）对人类的所有政治问题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88


“该计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编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同盟国和轴心国都造成了可怕的生命损失，那时，“强制和平”是一种政治修正，也是卡内基为之奋斗的自豪理想。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假设，“强制”和平同样意味着必须发动战争的必要前提。而卡内基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受托人董事会为未来所准备的、掩藏在马尔堡蓝图之下的秘密内容。


“安东尼萨顿向我们提供了实施“马尔堡计划”的背景——配合处于国际金融控制者“终极力量”控制之下的国际政府。“俄国是那时——也是现在——全球最大的未开发市场。而且，俄国，当时和现在，一直都是美国工业和金融优势的最大潜在威胁。”89


“因此，萨顿进一步解释说，“马尔堡计划”的缔造者们需要发展一种覆盖全球的垄断，而不仅仅只是他们自己的后院。“被美国工业控制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所能在自家后院为美国工业实现的，如果从华尔街和华盛顿特区给予适当的支持和推动，一个计划的、海外社会主义政府也能为它做到。”

续，“——不满的温床

“二十世纪更替之际，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统治俄国。他是罗马诺夫王朝（始于一九一三年，终结于一九一七年）最后一任的统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统治的版图大约有八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蒙古和中国接壤，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和芬兰也是俄国的领土。按照美国少将约翰﹒汉布里﹒威廉爵士（他作为一名英国军官，在战争期间驻扎在俄国）的说法，沙皇对“同盟国事业的忠诚，只有他对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可以媲美。”


“罗曼诺夫王朝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将俄国西方化。尼古拉斯二世试图让俄国工业达到欧洲的现代化科技水准。不幸的是，他用的是他的劳力。许多人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只有最低的工资，而这些则为一九〇五年彼得堡“血色星期日”有组织的工人抗议建好了舞台。不过，沙皇的军队镇压了第一次起义。旧有的秩序维持着风雨飘扬的权力，一直到战争的第一年。直到一九一八年，机会再度出现，独裁统治被推翻，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及其家族被处以死刑。


“吉奥格斯海顿的书《强奸宪法：自由之死》很有趣。从中我们能知道，约翰D洛克菲勒的个人特使，乔治凯南花了二十年来鼓动对俄国沙皇的革命行动。他的出现和影响使美国资本家很容易通过善意的援助，利用“仆从”俄国市场来压制反叛者。


“为什么洛克菲勒和他的银行家们如此着急推翻俄国独裁统治？这是否是又一个，发动俄国革命更相关的理由？


“一句话：是的。答案的意思今天和一百年前一样。石油！在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前，俄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产油国。一九〇〇年，俄国富有石油的巴库油田生产了超过美国生产总量的原油，一九〇二年，它的原油产量超过了全球产量的一半。
　　“革命的混乱和破坏摧毁了俄国的石油工业。在《华尔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中，萨顿写道，“由于缺乏技术，到一九二二年，一半的油井都荒废了”，另外一半也几乎无法使用。


“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加里艾伦也提到了，革命摧毁了美国的竞争。‘在很多年里，革命有效地消灭了标准石油公司对俄国的竞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标准公司再一次进入并重新开始俄国的石油生意。’


“但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为了消灭（威胁自己的）竞争，并让俄国人民在数十年里保持贫困和堕落，他们必须找到可以实施成功革命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和列夫﹒托洛茨基出现了。”)而列宁所谓新经济政策，无外乎是把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转不灵的马车强行拉动。而在十月革命之前，有两个俄罗斯大员牵涉到关于世界格局和内部改革运转的民主，革命，宪政，村社，土地，主义，道德，上帝……诸多问题之一的最为重要问题——就是俄罗斯“改革开放”问题——这个问题转变成为维特伯爵和斯托雷平大人的历史作用说。维特的观察结合韦伯的观察，人们在一百年后看到了不单是苏俄改革问题之关键，同样看到了中国之。维特的外资支支持论缘起于西方对于沙皇镇压1905年起义。维特发现，要想把如果问题一揽子加以解决之道，就是勾结西方金融体系，把俄国马车加入到他们的轨迹之中。他说，这是比他们反对镇压更为重要的事情。于是这个逻辑伸展出来这样一些推论和试验。维特主义被韦伯看成是俄国和美国两个“没有历史的国家”竞赛资本主义之事实。美国加上欧洲的资本运作是不是可以转轨并行与之，就是维特主义试验的关键——但是，正是这个节点，被韦伯查出端倪。他说，民主和资本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可以互相分离甚至掣肘之关系。这是一。



民主与否的课题带动了俄罗斯价值体系的转轨和把持——资本主义政党（尤其是大资产积极之），当然愿意施行维特主义于自身的资本结构，但是问题在于这个阶级对峙时期，其他阶级利益何在的问题凸显——于是，又在社会革命党人中间产生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一体两面；韦伯以为，这是他们首鼠两端之写照……民主和资本既然开始互相分离，那么，民主中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在俄罗斯落脚？于是出现坊间所谓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自由派）的间性对峙。这个间性对峙就以托尔斯泰的反对西方政治价值体制说为其总代表。这样，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加上了托尔斯泰主义。我们不得不引用韦伯书中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注释，“对列夫.托尔斯泰来说，宪法、人身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西方的可憎之物，或者最好也就是无关痛痒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在发现了亨利.乔治，而且近来在《俄罗斯思想》发表了一篇题名为《重大的罪》的文章，宣称罪只存在于私有制之中，在取消了土地私有制之后，其他一切事工都是可鄙的。”（马克斯.韦伯,《论俄国革命》/下同）这并非偶然。我们看到韦伯简单提及的索洛维约夫的伦理命定论诸如此类的寻神呓语。……但是寻神关键不是不提政治而锁死了政治和西方政治学；这个桎梏导致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们对峙自己的或者普罗、或者布尔乔亚的理念大打折扣，让他们变成那个拜占庭主义和东正教主义的余须和尾巴（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议论过基督教和希腊化之间的对峙——而俄罗斯成为罗马之反，却要自称第四罗马所在云云……）。再说一遍，托尔斯泰主义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就是反对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而反对了所谓的资本主义，也就是支持列宁。但是，列宁的社会主义，不是它的本质。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三是，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究竟是不是一种同伙关系还是难说。社会主义者科伦斯基和社会会主义者列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其实这个关系就是韦伯所谓的资本与之之关系。维特引进西方资本；克伦斯基引进民主；而列宁既引进资本，也引进“民主”（这个民主就是他籍此发迹的民粹—极权）。我们回过来看看韦伯的逻辑：



——“要是没有外国金融界的警告，……沙皇可能永远不会公布《10月17日宣言》，或者至少很快就会废除它。独裁政府对民众的狂暴有所顾忌，他也担心过军队的叛乱，而且对方战事的溃败也让他萎靡不振，但是如果独裁者不是受到了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冰冷无情、心如铁石的宰制，这一切都可能无济于事。”



证券市场一片低迷让维特们看到了转变之之方略。



——“维特与普列夫的统治举措相反，……维特乐意与资产阶级达成谅解来反对大众。”这样做俄国必须实行法制。



——大银行家和企业家的政党合法秩序党应运而生，“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最终会终结“民粹主义者的’浪漫主义。无疑马克思主义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这种浪漫主义的位置。”因为它无法应对俄罗斯土地问题。



——“如果我们打算指望‘物质’利益的‘自动’结果来实现‘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发展，那今天它们几乎没有实现的机会。因为民主和个人主义根本就是指相反的方向。”“有些人总是担心世界上会有太多的民主和个人主义，而缺乏权威、贵族和对职位的尊重……人们已经采取了全部措施以确保民主的个人主义不能充分发展。”



——“一切经济指标都指向越来越‘不自由’的方向。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阶级发展趋势，它已经在美国落地生根，如今人们正在把它输入俄国，倘若有人认为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民主’有着建设性的和亲关系，那简直就是荒谬至极，更不用说‘自由’（Liberty）了，（不论是在任何意义上理解这个词）。问题毋宁是说：在资本主义支配之下，民主与自由这些东西到底能够存在多长时间？事实上，当且仅当一个民族拥有一种拒绝像羊群一样被统治的坚定意志，并且这种意志支持民主自由时，民主自由才有可能。”（！！！）



——“经济的‘社会化’催生的内在‘自由人格’……已经微乎其微了。”所谓清教徒现实天堂的预期业已“防止那些维持现状有利可图者做任何改变。”



——“一方面，独裁政权的官僚制度能继续成功收获它长期的推行的蛊惑政策的果实，这些政策一方面叫嚷着要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却扼杀资产独立性的任何良好发展。并操纵各个阶级的互相厮杀。”



于是我们提出纪念十月革命的另类主张。



这个主张就是，十月革命就和列宁主义乃及斯大林主义一样是一个人类虚拟设计方案。这个方案造就的迫害和破坏和资本主义本身产生的几个怪诞产物息息相关。这几个怪物就是，战争；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含资本主义之和社会主义之）；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主权概念（——源自威特伐利亚条约规定的主权国家论——一直到联合国体制），加上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时代与此相关的毛主义，甘地主义，凯末尔主义，苏加诺主义，甚至西哈努克主义，不一而足。这些主义及转换，又造就曼德拉主义，昂山素季主义（有了折扣因为民族问题……）。这些类似印—巴—孟分治导致的千万人罹难和数百亡人死亡，以及毛主义强加中国人的饥荒导致的千万人的死亡，以及列宁斯大林导致的千万人的政治罹难和（乌克兰）饥荒死亡……不胜枚举的十月革命前后脚的战争，改政，独立，解放，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反抗之之）产物。这个悲剧，其实，不仅仅是1918年1月份街头镇压立宪和理想的结果和恶果，而是十月革命导致的资本主义乃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派生物之反思之轨迹，是不是不被反思。毛主义有一个“走资派还在走”的文革语言。这个语汇的含义就是，走资派的出现，打倒和复出，就像十月革命一样，成为资本主义沆瀣之，反对之，双向走轨的把戏。这把戏，用毛的话说就是，我没有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周边的一些地区——其实，布尔什维克经济决定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决定论，是不是同样可以造就一种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工程共治之结构——这个结构，其实，就是联合国结构和苏联乃及后苏联结构。这个结构是不是人类共同体的必须结构？这才是我们思考十月革命的根本所在。



关乎于此，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是，“在资本主义支配之下，民主与自由这些东西到底能够存在多长时间？”



用戈德华特的话说即是，“先贤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私的煽动家所带来的威胁——后者会以经济利益的虚假许诺诱使大部分民众授予政府巨大的权力。因此，他们严禁这类的权力转移——首先，宣告某些特定行为实际上处于公共权力的自然合法边界之外；第二，通过将公共权力分散在政府不同层级和分支之中，寄望于各权力机关维护各自的特权，从而有反抗其余权力机关侵蚀的天然动机。



“但是先贤们并非预言家。他们了解，这些政府的规则，无论多么天才的安排也抵不过人性的缺陷，无论多么精心的设计也无法抵御权力的诱惑，没有什么能阻挡决意抛弃它们的人们。在上节的分析中，只有当民众有足够的决心维护它时，这个政府制度才可能成功。”（《美国可能亡于内部的弱点而非亡于外敌》戈德华特）



用马克龙的话说即是，“但我们必须记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警告：‘自由的消亡，最多只需要一代人。我们无法将自由通过血缘传给我们的子孙，它必须被争取、被保护、被传承，被一代又一代人捍卫。’”

刘自立：历史终结或不终结论？

刘自立：历史终结或不终结论？

历史终结与否，在福山提出他的终结论以后，似乎被人们重新解释和理解了。而福山自己同样修正了他的诠释，认为所谓的观念论结束，也已被实际论挑战代替了。内地学人说，他的修正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或者说，为什么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如此多样？对这个问题，在《起源》一书中，福山的主要切入点是：国家建构。什么叫‘国家建构’？沿着韦伯对国家的定义，福山将‘国家建构’理解为政府的统治能力。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政府国防、征税、官僚机构架构、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的能力。

客观地说，在《起源》中，福山对政治发展的认识具有三个维度：国家建构、法治和问责（他使用‘问责’一词，以囊括在民主制发展初期的“精英民主”形态，但就其当代形式而言，就是民主制）。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政治模式是三者之间的平衡，但在整本书中，福山对“国家建构”这个维度的格外强调是清晰可见的。

这首先体现在书的构架上。在整本书的三个核心内容部分，‘国家建构’部分排在最前面，所占篇幅也远大于其他部分。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而言，福山对世界各国政治传统分野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就集中于对其政治源头“国家建构”成败与早晚的分析。由于将‘国家建构’视为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福山对比较政治史的讲述，刻意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不是把欧洲模式当做政治发展的‘常规状态’，把其他国家视为偶然的‘变异’。相反，他在书中强调，‘我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原型，追问为何其他文明没有复制这一模式’。将中国作为坐标的原点，是因为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如果说‘为什么他们没能成为欧洲’是西方学者们惯常的思考出发点，现在福山想掉过头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中国’？”

于是，福山的观念论和实际论，大体上可以以看清楚说明白了。但是，问题是，这样的观念论和实际论，是不是符合历史发展和历史结束论的内涵呢？我们认为，这既不符合观念论，也不符合实际论的历史表述。因为，所谓耶那战役以后，拿破仑主义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之，都没有符合这个世界形态的基本轮廓和本质。因为，问题的提法并非如此。从观念论上说，民主自由本来就是公元前以希腊之人，之神提出的，一种可以跨越世纪的观念——且是德莫村治的，一种多形态生活，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实际及其观念。这个观念是，德莫，不会永远生存于单位自治的小而完美之区域，之权政，之地域——随着雅典自治的延伸，提洛联盟战胜波斯乃及以后的各种战争，联盟，联盟战争……希腊价值，随着希腊，走出地域（就像犹太教，走出以色列，后成彼得保罗之天主教……），伯罗奔尼撒联盟随之与其对立者，开始联盟之役。雅典，不单是和伯罗奔尼撒较力，更是在科林斯战争和留科特拉战争中与所谓价值之敌结盟（四国联盟勾结波斯，抑或，雅典和底比斯民主与民主结盟……）。这是所谓自由、民主与帝国、联盟最早的同构关系。这个关系，在以后的喀罗尼亚战争中，被同样是希腊人的马其顿人，战胜了雅典和底比斯；而之后，与埃及和马其顿勾结的克里奥米尼和阿拉托斯，乃及和罗马勾结的菲洛波门，又称为雅典的价值支持者和背叛者。这是他们的三国或多国演义。在此关注的观念理论和他们的人员错动与之，也是一个道路和道理图像——前此，雅典人物地米斯托克利和阿尔希庇亚德，乃及，斯巴达之波桑尼阿斯，底比斯之伊巴密浓达，和后来的希腊之阿拉托斯，菲洛波门等等，都是可以把自由主义转移到国际政治之与敌为友，与友为敌之阿尔西比亚德主义者类——就是后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这个主义的开山鼻祖就是阿尔氏。这是最起码的尝试和常识：民主之域和民主价值从来不是单纯的存在和发展的，从史至今概莫如此。我们就此首先要说的是，就是所谓自由民主历史发展的单一主义和单纯主义之虚拟。这个单一和单纯发展观，其实对于福山的日本，也是可以如法炮制的。日本民主按照大隈重信观点说成是“日本无革命”。（见其《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日本革命，或者无革命，就是一种保守主义双向操作——而这个皇室权位复归和幕府和平权退，随之演化成为大陆政策之变局；就是一种皇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的例证。在此一点上，所谓的单纯主义革命并不存在，民主和自由都是：现实就是理性，理性就是现实（而无多少“合理”与否的价值判断）。这与西方世界“民主—帝国论”演绎绝无二至。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伴随物的随处可见。

在希腊化枯骨被注入基督教生命，和，反之亦然，基督教（犹太教）枯骨被注入希腊精神以后，在汤因比所谓希腊精神和天主教融合的，并非单一的历史进程和历史选项中，一种反基督教的基督教，和，反希腊精神的希腊精神，同构于世界历史。把亚历山大化，希腊化的世界改造成为罗马世界——而罗马世界借着希腊精神的变异和再生，遂使宗教的政治变为政治的宗教（尼西亚会议三位一体的的反对亚流和亚那他修的政教争论。也就是，天主教反对犹太教不能落地的纯粹抽象精神，而改造为希腊之人“文主义宗教”——“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宣扬依然随着尼采主义复归之——而不是基督教之（千年坟墓）！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说，我们既是在温习希腊，犹太，罗马历史，也是在重复一个单纯的，也许并不单纯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把历史上民主意识形态和所谓的皇权，教权，僭政，专制，民主拆开来分析，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换言之，每一阶段的历史都是在所谓的异化和反异化，精神和反精神，基督和反基督的过程中演化和异化的；但是，异化终结论中的黑格尔主义扬弃，同样是不可思议的辩证：扬弃以后的异化消失，精神绝对化，理念绝对化，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呢？就像所谓基督教绝对精神化，究竟是一种未来主义幻觉，还是个体主义升华，在那个犹如耶稣第三次降临般的神话体系中，扬弃异化，返归绝对，就像波利比奥说，柏拉图理想国政治主义，从未参加过雅典竞技，所以不能得冠那样简单。黑格尔和后来的科耶夫书写过的单纯史观，单纯理念和单纯写实，都是一种类似柏拉图诗歌幻觉的火焰山，是孙悟空和猪八戒从来不曾试验之地，呵呵。我们说，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就是结束——而结束，就是开始——从来没有单纯的开始，也从来没有单纯的结束——就像民主自由观念，永远伴随着她的反面。正、反面，在以后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大英帝国，……一系列帝国主义历史中，都是如法炮制而存在、而发展的，且，后来又区隔为正面帝国主义和负面之（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塞缪尔·福耶尔将帝国主义分为二类：一种是“回归式帝国主义”（regressive

imperialism），其中只有征服、剥削、减少或消灭不想要的族群，让想要的族群移居到国家以内，纳粹德国即为这类的例子。另一种是“渐进式帝国主义”（progressive

imperialism），是以世界主义为基础，希望可以提升所谓的“落后社会”，提升所征服领土中的生活水准及文化，允许其中的人民融入帝国社会中，像罗马帝国及大英帝国即为这类的帝国）”／刘易斯·塞缪尔·福耶尔说——他不给黑格尔百吉饼……。

就拿拿破仑主义而言，而判，这个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法典主义，伴随着专制主义，独裁主义和民粹主义（他们喊我万岁与之，我胜利和我死亡时段，皆如此——拿破仑。）联盟之牢不可破和不牢可破，永远是历史的严肃和历史的玩笑。严肃到究其原因，是其嘲弄般的结构；玩笑到究其原因，是其嘲弄般的解构？什么历史结束论和耶拿战役以后结束论，都是非常解构和结构的一种短视。拿破仑如果没有这般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如果他就是一个单纯的独裁主义者和蠢货，历史，为何给他这般如此的吹捧和棒喝？因为自由民主永远会像拿破仑主义一样双向给历史一个挑战。回顾此前其后，我们看到，历史上的恶为其善，善为其恶的转换历史（ＧＯＯＤ ＩＳ　ＧＲＥＥＤ）——就是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梅迪齐家族，斯福尔扎家族，马克西米连家族七十二变，变为近代资本主义历史的自由和自治（含一般民主）和梅迪齐家族成为资本主义创史／世／始者合一，和其为三代教皇的家族源发者。这是一种所谓的“梵蒂冈资本主义”吗？亦或是马克斯．韦伯未及提起的意大利家族资本主义？（这个东西后来又发展出来副格尔和罗斯柴尔德）于是事情进展到现代主义的世界大战。这是更加显然的事情。资本主义之间的利益争夺，遂使识时务者俾斯麦一类真正的战略家（一如塔列朗和美特涅），懂得放弃唾手可得之物（奥地利）而使战略均衡得以维持——而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当然不懂。于是，这个专制也好，自由也罢的俾斯麦，成为后无来者之人。苏联和美国，在战后的雅尔塔分赃中，同时把真理和谬误塞进世人的嘴里。这就是四大自由和雅尔塔原则同时存在时期之示例，直到今天，没有改变。当我们看到所谓二战以后的秩序的时候，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她的毁灭。“Ｇ－２”的出现和俄罗斯的笑话，乃及埃及的反讽——我们说，这个事例，开始了以后自由元素和专制（极权）元素结合的、历史的开始和历史的结束——又是，开始就是结束——结束就是开始——一如Ｔ．Ｓ艾略特说的那样。我们引证其中文译本：

“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在我的结束中是我的开始。”

那么，历史的解释是什么呢？我么可以重复而言之；希腊的雅典民主的结束就是后一步所谓波利比奥转换政治和混合政治的开始——而犹太教哈斯摩尼王朝的结束就是希律王和罗马帝国的开始——罗马帝国的结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但丁的结束（1308年卢森堡的亨利七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预备入侵佛罗伦斯，但丁给他写信，指点需要进攻的地点，因此白党也开始痛恨但丁。1313年亨利去世，但丁的希望落空。

……那么我决不再踏上佛罗伦斯的土地！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吗？”），就是彼得拉克的开始（他说：“每一个我所重新发现的古代著名作者，都是上一代的一个新的罪证和又一个不光彩行为的证明。他们不仅不满足于自己的无耻的无所作为，还任由别人思想的硕果和祖先辛苦的劳作和缜密的观察写就的作品因为他们令人不堪容忍的忽视而消亡。”就这样，他创造了“黑暗时代”的概念/但丁要阳光——彼得拉克说是黑暗时代！呵呵）——而笛卡尔的结束就是黑格尔的开始——马克思主义的结束就是新资本主义的开始——社会主义的结束，就是新社会资本主义的开始——就像亚历山大希腊化结束就是君士坦丁主义的开始——圣子结束（否定他诞生圣子），就是圣母的开始（关于东正教“子和句争论”——如果存在圣子产主子，如何如何——那么圣母被置于何地？）——就像但丁大一统梦想不能带来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比萨，那波勒斯和阿拉贡的自治毁灭图一样，但丁人文主义的地域和神祗天堂的区隔，究竟何在？——历史结束的罗斯福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什么关系？尼克松基辛格主义又和甘地主义，苏加诺主义之类似之物，是什么关系？——联合国和四大宣言之间进行的是什么判断——是不辩证判断？是不排他判断？——毛氏之敌我——和卡尔．施密特的敌我，又是什么关系——常态政治外交经济评估和紧急状态乃及紧急状态变为常态，又是什么关系？（如果贯彻服膺德意志紧急状态法取缔纳粹，欧洲历史是否改写？！）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就是为了说明根本就没有单纯的一个民主，一个自由，加入第二个国家和地缘框架——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情。

回过来我们审视一下那个科耶夫判断的真相。（维基资料）

hough not an orthodox Marxist,[6] Kojeve was known as an influential

and idiosyncratic interpreter of Hegel, reading him through the lens

of both Marx and Heidegger. The well-known "End of History" thesis

advanced the idea that ideological history in a limited sense had

ended with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regime of Napoleon and that

there was no longer a need for violent struggle to establish the

"rational supremacy of the regime of rights and equal recognition."

Kojeve's "End of History" is different from Francis Fukayama's later

thesis of the same name in that it points as much to a

socialist-capitalist synthesis as to a triumph of liberal capitalism.

Mark Lilla notes that Kojève rejected the prevailing concept among

European intellectuals of the 1930s that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were

failed artifact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at would be destroyed by

either communism or fascism. In contrast, Kojève, while initially

somewhat more sympathetic to the Soviet Union than the United States,

devoted much of his thought to protecting western European autonomy,

particularly so France, from domination by eithe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 believed that the capitalist United States

represented Right-Hegelianism while the state-socialist Soviet Union

represented Left-Hegelianism; victory by either side, he posited,

would result in what Lilla describes as "a rationally organized

bureaucracy without class distinctions."

（译文参考，修正一些自动翻译／虽然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科耶夫被认为是黑格尔的一个有影响力和独特性的解释者，通过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透镜来阅读他。众所周知的“

历史终结论”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意识形态历史在有限的意义上已经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政权结束，并且不再需要进行暴力斗争来建立“合理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制度和平等承认“。科耶夫的“历史的终结”不同于后来弗朗西斯·弗卡山的同名论文在于指出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综合体里面自由资本主义将获得胜利一如Mark

Lilla指出，科耶夫拒绝了20世纪30年代欧洲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启蒙运动中失败的人文产物，这些文物将被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所摧毁。相比之下，科耶夫虽然最初比苏联更加同情苏联，但他的思想大部分都是为了保护西欧的自治权，特别是法国，不受苏联和美国的支配。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美国代表右翼黑格尔主义，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苏联代表左派黑格尔主义; 他假设，任何一方的胜利都会导致利拉所说的“理性官僚组合而杜绝阶级优势”。）

这里分成几个层面。１，什么是耶拿战役后的无暴力——这显然是罔道从世——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广岛长崎原爆——一直到现在的化武攻击……什么没有暴力！

２，什么是社—资双向结构？什么是对苏联的sympathetic（同情）超过英美？这是一个可以简单否定的判断——对于苏联的同情超过资本主义美英——但是，３，就像坊间有人置疑：何以会出现他们不同对待纳粹主义之态度？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谓阿伦特和卢森堡说的资本主义南橘北枳作用，和，所谓我们中国人说的内在化和外在化作用；乃至所谓的化内，化外的区隔。这个区隔就是资本主义政治法制框架内外的区隔——我们重复引用马基雅维利的语言书明之；

“‘帝国主义是在殖民，自治和所谓共和，民主之中艰难而行，而改变，而发展，而终结的（这个终结可以说是一般性终结，也可以说是帝国历史的终结，和资本历史的并非终结；等等。）把古代帝国历史，共和历史和中世纪帝国历史和共和－自治－城邦历史接轨之也许是第一人就是马基雅维力。他的见解往往因为他的机会主义而同样被忽视，但是，其共和历史之研究和贡献却在更加深广的学人阅读圈中被充分肯定甚至激赏之。这里，我们的较为细致的帝国小论，自然无法忽视老马之说也。

马基雅维力在论述帝国和殖民历史时说，‘在古代共和国和君主国中，那些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销声匿迹的伟大而令人惊奇的制度当中，有一项使得许多城镇和城市不断得以建立和更新；因为对于一位出类拔萃的君主或一个国泰民安的共和国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比兴建新的城镇更加值得关注，对一个地方来说更为益国利民，因为人民能够为了防御和耕作的便利定居其中。这些能够非常容易做到，通过向那些征服或无人居住的地方输出新的居民，他们把那些地方叫做殖民地。

‘由于除了建立新的城镇这个因素，这个制度还使得新征服之地为征服者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使得新移民在无人居住的地方定居下来，保持这些地区居民的分布合理。如此一来，这个地方变得更加适宜居住，人口数量随之增加，因而能够更迅速地进攻、更可靠地防守。这个惯例在今天由于一些共和国和君主的不当使用而废弛，许多地方随之出现了灾难破坏，疲敝不堪，因为这个制度是使得帝国更加安全的唯一途径；并且，如前所述，它使得帝国各地保持大量的居民。

‘殖民地带来安全，一位君主将殖民地建于新近征服之地，就像一座堡垒和一个哨所一样，使得那些化外之民归顺。舍去这个制度，没有其他办法能使得任何一个地方完全被占领，也无法使得居民合理地分布：因为任何地方在物产气候、健康宜人等方面是不同的；于是，有些地区人满为患，而另一些则地广人稀；如果不想办法将他们从人满为患的地区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整个国家很快就会遭受损害；居民稀少的地区将变得愈加荒芜，人满为患的地区则愈加贫穷。’（马基雅维力《佛罗伦撒史》）

这就是正面帝国主义说——而负面之，４，众所周知。（略）而这就是双向所谓帝国，民主，自由，殖民论的复合因素；这个因素不是结束或者开始之一项元素而是双向元素和多重元素论。

“那么制宪者创造的是一个民主政体吗？”这是最近网络上罕见刊登的警示世人所谓民主美国面临的自毁民主的危险论——这个危险论，在评论川普是一向所说的僭政主义者方面，亦有很多言论。这个僭政说的创始者，是所谓古希腊老寡头（色诺芬伪装者）？在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上,这种抨击Oligarchy的说法不一而足。

(Oligarchy：寡头政治常常由强而有力的家族所控制，这些家庭的孩子被培养和接受顾问指导成为寡头政治力量的承继人。（维基资料）)

（略）于是在上述决定论外部因素之外，现在美国人还注意到决定论内部因素——这两个因素都是历史伊始就会被人，被智者注意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所谓代议制民主带来的很多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问题等等一如约翰.穆勒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早就言及的课题。回到今天，关于如此警惕的话语就，在如下议论中每每见及——“很难说，粗略地看，这个制度不但旨在防范某个暴君，同样反对多数暴政。先贤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私的煽动家所带来的威胁——后者会以经济利益的虚假许诺诱使大部分民众授予政府巨大的权力。因此，他们严禁这类的权力转移——首先，宣告某些特定行为实际上处于公共权力的自然合法边界之外；第二，通过将公共权力分散在政府不同层级和分支之中，寄望于各权力机关维护各自的特权，从而有反抗其余权力机关侵蚀的天然动机。

“但是先贤们并非预言家。他们了解，这些政府的规则，无论多么天才的安排也抵不过人性的缺陷，无论多么精心的设计也无法抵御权力的诱惑，没有什么能阻挡决意抛弃它们的人们。在上节的分析中，只有当民众有足够的决心维护它时，这个政府制度才可能成功。”（《美国可能亡于内部的弱点而非亡于外敌》戈德华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