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曼德拉
刘自立
曼德拉逝世了。全世界一片赞扬、追悼之声。很多众所周知的关于曼德拉大英雄的事实，确是让人感佩之至。但是，把他的和谐，宽容作为“政治正确”的唯一思索对象，且有意无意地删除关于他引起争议的所在，实在不是现实和历史研讨者应该怀抱之态度。我们不想追写曼德拉小传；这些资料在维基百科等网站上早有所详；我们只是提出几个问题，供严肃和中正对待曼德拉者参考之。一，曼德拉主义面对的不是极权主义政府，而是民主政府，施行种族歧视的前德克勒克政权。这样，人们考察曼德拉的全部举止和思维，只能固定在一个争取民族平等之民主国家里，施行某种意义上的反对派行动——当然含暴力和非暴力——人们往往忘记或者无知于曼德拉战友姆贝基的极为广泛的世界性和非洲性活动，含外交，政治，军事（组织游击队——针对南非政权；这里，我们也许稍微引用关于姆贝基的资料；因为中文维基对于他的介绍不过一、两行字，而英文之，有万字之篇幅）。于是，这里产生第二个看法，反对派暴力和和平抗争对于非极权主义政府的意义何在？回答是，英国和南非当局秉持一种理性和和谐的态度，对待暴力主义和非暴力主义夹击而善于作出妥协；这种妥协绝对不是德克勒克个人的善恶好恶和道德判断使然；这一选择秉持了西方宪政主义悠久的历史和他们对于道德律令来自超然的那种形而上学之态度。所以，无论是甘地，还是曼德拉，他们的反抗与其说是他们个人和游击队或者黑人群体的争取，不如说，是他们这些人生长于斯之土地，早就具备了施行宪政和公法的可能性，这毋宁是英国宪政遗产的赠遗。这个可能性来源，不是殖民主义，也不是反殖民主义，而是西方的政治传统（笔者近来研读基佐另一伟作《代议制政府的来源》，更加坚信那种生长在西方政治体制中的价值形成，体制形成和文化，道德，人伦熏染之千年传统，以及她的现代性影响。这个影响对于美国独立，印度独立和南非转型，起到了世人往往极为低估的潜在和显在影响；而且是绝对的影响。）
三，曼德拉主义和姆贝基主义夹缝在东、西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交替时期。姆贝基早年留学莫斯科，经过苏联的军事训练；而曼德拉在夺取政权后，和CCP，和卡斯特罗，卡扎非，阿拉法特等西方之敌过从甚秘；他九十年代初访问经过八九.六四不过三、四年之江，李政权，却丝毫没有对六四进行谴责……这是曼德拉非常有意为之，还是他效仿西方政客，施行外交和人权切割——其实，人权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人权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在卡扎非和卡斯特罗不变体制的情形下，空喊他们的人权应该改善，不过是新时期“小红帽的故事”之翻版——这是非常值得人们研讨的课题。这里的逻辑或许是这样的；在曼德拉90岁的时候，美国人才免除了他的恐怖主义帽子之罪行，施行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样，美国人似乎业已成为曼德拉有形或者无形之间认可的敌人之否——这是曼德拉受到的西方正反态度转变的恩遇。于是四，但是，曼德拉施行的后殖民主义，不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于毛所谓之“第三世界”，曼德拉施行的黑人和白人“扔下长矛”运动，相对于曼德拉60年代创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组织民族长矛军，是一个关键转折。可是，长矛组织运动之结束，之结果，不是要否定历史和历史上的长矛主义运动——而是在其因为长矛运动得手之后再扔掉之；扔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后主要是维持之之观点，成为曼德拉主义价值之所在，之主体，而不可否认。于是，在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曼德拉在实现和施行他的政治理念和种族理性的时候，他是采纳了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和代议制政府；于是，从此归类上说，无论曼德拉如何对待毛和其他CCP，他并未施行专制、极权主义于南非。这是定位曼德拉主义本质属性的前提。（当然，他执政以后的种种选择和政绩如何估计，还要世人再后评度。可以参考曹长青文章《曼德拉绝不是英雄》）。
五，就像人间事务非常复杂一样，曼德拉现象同样呈现了他的多面性状。这些性质组成了曼德拉矛盾体。我们一一解释之：1，曼德拉可以观念上和感觉上反对美国——而姆贝基可以坚持他在苏联学习到的各种游记技术和爆破技术，但是，当他们开始和英国人作为中间人的德克勒克谈判的时候，姆贝基允诺约翰内斯堡的和平。
2，曼德拉被释放以后，他的对于西方和好感和对于反西方人物的好感，相辅相成，沉浮晦明；就像美国人不能只是支持梅厄而放弃纳塞尔——美国人的策略，成为曼德拉好感于反美英雄的另外一种价值——这个矛盾体同样发生在俄罗斯人的身上；比如反对美国价值的索尔仁尼琴，当然是反对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的英雄；这因何故引起，坊间并无定论……。
3，反对殖民主义和坚持独裁体制，成为非洲前门驱虎，后门引狼之现实之写照——就像中国打倒蒋，引来毛……这是殖民主义逻辑的悖论。所以，曼德拉不是没有陷入这个悖论的任何可能性。但是，一如前说，南非没有施行民族独立和独裁一体，而是采纳了民主制度；这难道不是曼德拉非常难得之处。（反抗）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大致分为苏联中国支持之亚非新兴国家——多是殖民后独裁体制——和欧美支持之，如南非、埃及之民主国家。
4，曼德拉和反殖民主义者沆瀣一汽；因为他也是反殖民主义者——曼德拉反对美国的“殖民主义”，那么，他就势必和卡斯特罗和阿拉法特肝胆相照，惺惺相惜，这是毫不奇怪的。甚至，从反对资本主义角度而言之，实行社会主义好感论和共产主义好感论，并不等于施行之，且转变普遍意义上的社主义为极权主义；这是又一道悖论。而阿拉法特现象，迄今也没有很好告罄的解释；纷扰之声依然困惑着欧美和以、巴。
5，在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有一种血缘关系；就像基佐所谓那种反对少数和多数暴政者，只是关心那种法律限制上的道德之存在，之施行那样（大意），人们看到在专制和民主，专制和自由，专制和文化，专制和经济（私有－市场），专制和道德（道统与法统），专制与种族（歧视和废除之）之间，有着良性互动的可能；但是，如何对待希特勒，只有杀死他（罗尔斯语）。这是专制－极权—集权之不同，而人们几乎完全不加区分其所在，将他们一锅烩而导致课题称述之极大混乱。而曼德拉实在是在反对这种可以反对的专制，而不是像魏京生那样反对拒绝反对之极权。
六，这里自然引发这个课题的讨论。曼德拉转型和CCP转型之间性关系。我们说，其实，这其间毫无关系。以上所说，南非政府，南非社会，即便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但是这个国家的一切社会存在和政治存在几乎是完好无缺的（除去种族歧视）。在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存在中，反对这个政治和社会之一种现象，也就是反对种族歧视，那自然是不成问题的；这个不成问题并不意味着曼德拉可以免除27年的牢狱之灾，而是说，南非的监狱，囚徒，狱卒和审判，都不是古拉格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人类灭绝方式，而是可以回转和和谐之方式；南非当局的反对人权和种族歧视，前提不是要摧毁南非的社会和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经济和私有制，市场化；而只是需要曼德拉式的温和反对和曼德拉－德克勒克共组方式，以期改变。南非没有这些极权主义国家存在的社会敉平和“反政治之政治”。所以，就像华盛顿反对宪政传统和自治传统之英国，他不是反对自治和宪政，而是反对局部，……纳税课题，建国课题——这个建国论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没有美国，这个世界照样可以有传统，有现代；但是如果没有罗马和英国，那么，问题要严重得多。同理，南非如果没有宪政，没有法治，没有道德，没有和谐，曼德拉和姆贝基只有死亡；或者以反对死亡的方式杀死德克勒克和什么勒克，施行再一次“伊朗式革命”或者“中国革命”——这将是极端可悲的前景。
七，回到反对极权主义课题。但是，曼德拉方面没有这个课题。于是，我们的重点思索，就是防止一些人把南非的状况不当类比于国；不单要幻觉一个曼德拉，还要幻觉很多德克勒克。这是一种严重混淆政治，历史，文化和法治大谬之论。这种谬论枉顾的不是策略和战略，而是最为基本的政治道德和常识估判。因为诉诸之对象（德克勒克）和主体（曼德拉等）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没有德克勒克，也没有曼德拉的极权主义现实（在此意义说，只有曼德拉的监狱生活和道德高峰，南非什么也不会改变——正好相反，因为在曼德拉和姆贝基的内外配合下，事情终于做成——所以提问所在是：我们的姆贝基式的卢萨卡－津巴布韦根据地/Lusaka,－Zambia究竟在哪里呢？固然，曼德拉主义实施，其实，是要倚靠姆贝基那样的世界性政治活动家，组织家和游击专家的影响，作业和成功。没有没有姆贝基的曼德拉；相反，也没有没有曼德拉的姆贝基。
八，资料（维基）显示：“Mbeki
was seen as pragmatic, eloquent, rational and urbane. He was known for his
diplomatic style and sophistication, which went against the view, held by many
right-wing organisations that the ANC was a terrorist organisation.
In the early 80s, Mbeki, Jacob Zuma and
Aziz Pahad were appointed by Tambo to conduct private talks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ational Party government. Twelve meetings between the
parties took place between November 1987 and May 1990, most of them held at a
country house near Bath in Somerset , England Switzerland
In 1989, Botha suffered a stroke and was
replaced by FW De Klerk, who announced on 2 February 1990 that the ANC, SACP,
PAC and other liberation movements were to be unbanned. This was a dramatic
step, even for the National Party, but it was the pragmatic and moderate
attitude of Mandela and Mbeki that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paving the way
forward. Both of them reassured the National Party that the mass Black
constituency would accept the idea of negotiations. A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was in the offing. As a sign of goodwill, De Klerk set free a few of the ANC’s
top leadership at the end of 1989, among them Govan Mbeki.”
（以上英文大意是，姆贝基的理性和他的外交风格或也有人反对，而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右翼团体视为恐怖组织。80年代初期，姆贝基，祖玛和Aziz
Pahad与南非国民党政府开始对话。在87年到90年间在英国实施了十二次党派之间的会谈。1989年这个团队在瑞士又秘密会见了Maritz
Spaarwater（前南非政府代表） 与 Mike Louw（南非教育界人士），被称为“Operation Flair”（敏感操作），彼得·威廉·波塔（南非前总统）负责通报消息。与此同时，曼德拉和Kobie Coetsee（南非转型时期的律师）保持着秘密接触。1989年，德克勒克取代了波塔，他在1990年宣布ANC, SACP（南非共产党）, PAC（阿札尼亞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解放组织合法。这个戏剧性的改变让南非国民党和解放党派一起扮演了转型的重要角色。双方接受了黑人选民且提供了新的宪政秩序，作为一个好的开始，德克勒克释放了非国大的领袖于89年末，其中包括曼德拉。）这样，包含狱中有限活动的曼德拉和狱外几乎“无限”活动的姆贝基等人，合力促成了南非的转型；当然也包括了德克勒克等国民党人在内。这是世界双向“解放”的成功之例；这样的例子尚有不同性质的双赢：基辛格和黎德寿，阿拉法特和拉宾，佩雷斯……。
九，于是，我们的课题又可以回环以证之。基辛格如果代表西方价值，那么，黎德寿代表什么价值；拉宾和佩雷斯如果代表以色列纯正西方文化宗教始作俑者之观念，阿拉法特呢？（拉宾与阿拉法特、佩雷斯共同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这就像曼德拉和姆贝基可以或连苏联——就像黎德寿一样——而阿拉法特也可以反对梅厄或者被苏联人和中国人支持——同理，曼德拉为此是不是可以利用或者支持毛派，以其复杂性之西方价值和非洲价值共襄与之，而呈现一种东、西合璧的价值选项呢？难道今天西方所谓人权叫喊声声渐弱的现实，不是正在从另外一个可悲的角度证明着这个负面的矛盾体正在以某种资本强健和唯一的方式，挑战价值和挑战西方吗？于是问题分成两几个层面：1，西方几千年奠定的价值论不单在曼德拉那里呈现悖论，在他们自身那里也是如此。民主＋殖民，成为希腊民主化早期历史的双向选择；这个选择，经过中世纪到近、现代，殖民方式变成资本方式。2，资本沆瀣极权的历史，从1917年俄国革命随即开始；而在21世纪所谓G2结构里面伸张为一种中－西模式双选。这是一个极大的面积；而在此面积里面，南非和曼德拉主义的价值分离业成一叠小菜。3，于是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西方价值与资本之间的（相对于中国模式的）博弈，是价值取胜，还是资本取胜——资本本身是进步到全球政治化，价值化，还是演化成为资本堕落化和中国模式化。4，在此一点上，即便曼德拉完全伸张西方价值抑或相反，全球政治走向还是取决于中国和美国和欧洲。所以南非问题并不是带动中国改变的灵丹妙药。5，如果资本－价值博弈的结果是资本战胜价值，抑或在很长一段时间如此，中国人的曼德拉转型幻觉，将会彻底化为灰烬。
十，从“政治正确”来判断，西方之所以可以给予越南一个诺贝尔和平奖项，难道不是因为大规模反对越战的初衷得以实现？而反对越战的价值，又是什么价值呢？是胡志明价值，还是毛，周价值呢？于是不单曼德拉成为一个矛盾体，其他东、西方人士和国家，不也是成为一个矛盾体吗？问题其实并不是难以解释的。因为西方的价值，体制，战略，有时候要服从一种超然趋势；比如，一般意义上的反战，一般意义上的和平，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外交，等等。但是，如果西方因为策略战略，外交均衡，地缘政治，主要是资本政经之故，如果把一种暂时性观念，体制（联合国等）超然于其价值本体和主轴而一退再退，直到退入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泥潭，甚至退入让曼德拉施行东方式独裁和极权，那么，曼德拉和英、美的政治底线就会彻底崩溃；这也是一般性的铁的结论。这样，价值体系和所谓国家体系，外交体系乃至前述资本体系，成为几大元素共战价值元素之某种局面。这个局面的出现是因为西方历史上的价值论，国家论和均衡（政治）论，往往可以成为失败者之母，抑或胜者之子。就像塔列朗和梅特涅主持法国战败后的维也纳世界格局。那时，革命论和独立论，业已退到末后。西方“历史结束论”（主要是亚历山大.科耶夫的发明）；在耶拿战役以后成为国家主义主宰世界的政治和政制局面。一直以来，民族独立不是架设在价值之上而是架设在国家和政权之上。这样，人们看待一个国家，似乎当然就比看待一个人权载体更加偏向和嗜好。所以，曼德拉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他的价值观之矛盾重重，就是因为他看见的、只是中国的毛体政权而不是中国的人权和现状。这是一个可悲的现实；也是他成为政客不同于他作为人权斗士之转变。是的，枉道从势，还是枉势从道，一直以来，人们就争执不休，迄今还在犹疑。要世界改变这个主权大于人权的势头，决不是一朝一夕的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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