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之我见
——夸克，麦金托什和尤利西斯
——夸克，麦金托什和尤利西斯
刘自立
乔伊斯是造字能手。他的《尤利西斯》中造字为多，他的《芬尼根守灵》中造字更甚。何以要造字，想来是他文字的所指功能在其小说创造中乏善可陈；再细想，是他的造字说当中，有一种显然的能指系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是一种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变化。《尤利西斯》是一部准现实主义小说，自不必多论，但是他的现实主义是在一种异样的状态中存在的，是对于现实主义的反拨，这是他的特点；这个悖论的出现，是因为老乔的现实主义和别人的不一样。就小说的宗旨来看，他的文本实验是优先于他的观念陈述的，比如说，他的爱国主义，反反犹太主义和他的自然主义观念等。如果说，他的意识流是在补充他的现实主义，那末，他的布鲁姆们的出现，就不那末俱有实验性和文本现代化的含义了，因为，如果巴尔扎克也过“布鲁姆节”的话，老乔的存在之意义就会因此贬低不少；正是因为老乔的文本，是在一个比说故事更复杂的阶位上来塑造他的布鲁姆们的，是在将他的人物放在一个总体的语言指向的超级文本之中的，所以，他的小说的观念化的意义，就自然地让位于一种更加超然的指向之上，从而超越于任何观念。虽然，这一点是不那末明显的。
我们在阅读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的时候，会发现老纳的思维线索，是按照老乔的准现实主义的轨迹运行的。他的总结当然非常精彩。但是他的总结似乎还是停留在老乔的传统叙说当中，并且认为他的许多所谓的意识流的用字是没有必要的和极为晦涩的。
但是，其实正是他的这些所谓的晦涩和歧义，带来了意识流文字的特殊魅力。
于是，小说的解构寻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增加现实主义的表现效果，使得小说人物在现实主义的大框架中更加完善起来和更加接近自然；第二个方向是，由文本的和文字的歧义和多义性，造成小说人物的虚无化和虚拟化，从而造就一个更为哲理化的小说时空，给一代代的读者，留下只能接近而无可抵达的整体衰变状态，使得小说的涵义设定趋于无限，像哲学和现代逻辑的设定一样，只是将人物和情节作为传达文本的手段，考验人们对待事物的判断能力和陈述能力，而不轻易对陈述的真理性加以确定，像炮制上帝造物般的人类关怀之谜。用逻辑的术语来说，就是文本的指向，只是表达一种所谓的“倾向性指向”，这个倾向性指向，是指人们将哲学/文学当中的概念和推断人物和情节（语言），假设为未知的前提之下的一种思维。即便这种未知在某种前提条件下已经有解；但却是一种有限的有解。也就是说，是在将人们的最终的肯定性陈述和非肯定性陈述，都排除在外的情形之下作出的决定。这样，我们的老乔的文字处理功能也就变得更为复杂和深刻了；这也许更接近这位伟大作家的初衷吧！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流览另一种描述世界的文本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逻辑学家告知，“Quark”，这个物理学上的专用名词，是在老乔的小说当中被首次发现的。该词当时出现在他的小说里，其意是：小东西和小矮人。然而，夸克本身在物理学中的故事，同样是非常有意思的。难道我们不可以来简单地叙说一下她的涵义吗？
是的，我们的问题应该也是这样的。“夸克真的存在吗？”
这当然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但这也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和逻辑学的问题。再而言之，她也是一个文学的问题。
比如说，“布鲁姆真的存在吗？”
这两个基本点问题的答案当然是似是而非的。而这个似是而非，正好是我们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和理性定势。
在另一个方面，“场”的出现，是人们论说夸克存在与否的另一种方式。“是只存在一个唯一的场？还是存在许多个场？”这是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的提问。
有意思的是，在我所知道的北京的文人墨客里，谈论“场”的神秘主义者是不在少数的。他们还往往爱讲，“在冥冥之中。”云云。都显示对于语言之外的一种预示的敏感。
而“场”这个概念，造就了进入文学领域的另类视野，为小说文本留下巨大的，沉默的，颇俱潜力的空间。于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角色，即作家和小说人物之间，产生了他们共同占有的“场”。这个场的出现，是以两者之间的、可以互相了解和可以互为陌生之状态为其存在前提的。这意味着“场”的独立存在的异类性质，意味着对于建立“统一场论”（在文学领域中）的最大背弃（和坚持？）。
我们的文学的夸克们的时代的和社会心理的真实状态如何？我们能否一揽子解决他们在文本活动中的全部目的性和非目的性？他们的关系是否是一种衰变？是不是在他们的“质子心理”（请允许我也造一个汉字或者说汉词）中，也存在着一种可以描述和可以论证的“场”，抑或完全相反。
我们的老乔也好，其他文本也好，是否说明在一个特定时代中产生的话语，和在一切时代产生的话语，都有效于一个共时性场域？我们的或者他们的作家，在都柏林或者在北京的作家，在超地域的所有场合营造的场，是否在时空当中，都被论证为有效的？我想，老乔应该是欧洲人常说的那种“怀疑论者”，而不是决定论者。这当然是一个玩笑。小说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抑或是对她的追溯。无论是普鲁斯特的漫长的逝水流年，还是老乔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时间，在我们的未知和先知看来的时间当中，也许只有有限的意义被读者看到。我们在论证老乔的“一天”时间所设定论的场面中，也许不必将他的说法之意义看得过于严重；我们宁肯将他的意义游戏化而将重点转入他的文字。
宇宙之大，粒子之小，都是不可理喻的怪诞的情节。
我们在现代化小说当中所看到的那种语言指向，应该是和哲学的怀疑论相互呼应的。宇宙演化的动人的情节；历史演化的动人的情节；人类在特定的某个时代和地域中演化的同样动人的情节，如果或许可以做一个类比的话，我们还是将宇宙演化的情节看得更为动人。此一情节的复制，当然会使得斯皮尔博格之流忘乎所以。因为该情节的时空间的巨大背景，就已经将人类的判断弃置于后了。时间的一天二十四小时和恐龙的一、二亿年的时间观，一下子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而在对待历史上，不是早就有人说过，其魅力大大超过小说微不足道的效果吗！除非有人像老乔和博尔赫斯那样对小说进行更新。一如纳博科夫所说，由于老乔的出现，随后出现了一批小诗人，等等。
这个推理可以逻辑的延续下去。而我们在欣赏尤利西斯的时候，往往是在文字的一种非指向性，或者说，是在一种文字的非固定指向性当中，去理解他的用意的。这当然是件有趣的事情。于是，我们回到了我们常常说到的小说的时间性考量上。一部小说的时间性魅力，是在小说的一时性/共时性的特点上被巧妙地规定的。夸克的衰变像人的一生一样，是在无意义的最终结果上努力抗争的一种意义！这种双重的意义，无外乎趋向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方式是，我们将小说的写作，看成是有结局的，固定的，目的论的产物，这是导致小说纯粹观念化的产物；另一种是，我们古往今来的喜怒哀乐，被一种无形的命运之手所操纵，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悲剧结局，像可悲的布鲁姆对于茉莉的故事的结局；也像我们人类的命运或者说恐龙的命运。这就是我们在二十世纪这个怪诞的世纪，“噗”地一声，就归于毁灭的那种结局。（但是，这个悲观主义虚无论又被一些自由抗争的伟大意义所代替，所包容，共同成为小说的指向和有别于乔伊斯时代荒诞定位的民主历史的又开始。——自立加注于2012年初）
我们的和他们的，尤其是他们的所有文字作品，在这个时间段上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叙述和论证。（我们的绝对的乌托邦的幻灭，更深了我们的印象！）我们无聊地欣赏这样的一种结局，多半是有过一点小小的兴奋而已。一道数学的难题被解决了，但是，我们马上就会怀疑数学本身的抽象能力。
一个可以延伸的点，实在是在或者不可以延伸的点上展开的。叙述，就是一种不可能性的可能性，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对于我们人类自身的挑战。无论我们是在阅读老乔的一时/共时性历程，是在重复都柏林人的二十四小时，抑或是在阅读人类的全部时间存在，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就像一个中国诗人所说的，一个人的血，回流入全人类的血管。
乔伊斯是造字能手。他的《尤利西斯》中造字为多，他的《芬尼根守灵》中造字更甚。何以要造字，想来是他文字的所指功能在其小说创造中乏善可陈；再细想，是他的造字说当中，有一种显然的能指系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是一种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变化。《尤利西斯》是一部准现实主义小说，自不必多论，但是他的现实主义是在一种异样的状态中存在的，是对于现实主义的反拨，这是他的特点；这个悖论的出现，是因为老乔的现实主义和别人的不一样。就小说的宗旨来看，他的文本实验是优先于他的观念陈述的，比如说，他的爱国主义，反反犹太主义和他的自然主义观念等。如果说，他的意识流是在补充他的现实主义，那末，他的布鲁姆们的出现，就不那末俱有实验性和文本现代化的含义了，因为，如果巴尔扎克也过“布鲁姆节”的话，老乔的存在之意义就会因此贬低不少；正是因为老乔的文本，是在一个比说故事更复杂的阶位上来塑造他的布鲁姆们的，是在将他的人物放在一个总体的语言指向的超级文本之中的，所以，他的小说的观念化的意义，就自然地让位于一种更加超然的指向之上，从而超越于任何观念。虽然，这一点是不那末明显的。
我们在阅读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的时候，会发现老纳的思维线索，是按照老乔的准现实主义的轨迹运行的。他的总结当然非常精彩。但是他的总结似乎还是停留在老乔的传统叙说当中，并且认为他的许多所谓的意识流的用字是没有必要的和极为晦涩的。
但是，其实正是他的这些所谓的晦涩和歧义，带来了意识流文字的特殊魅力。
于是，小说的解构寻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增加现实主义的表现效果，使得小说人物在现实主义的大框架中更加完善起来和更加接近自然；第二个方向是，由文本的和文字的歧义和多义性，造成小说人物的虚无化和虚拟化，从而造就一个更为哲理化的小说时空，给一代代的读者，留下只能接近而无可抵达的整体衰变状态，使得小说的涵义设定趋于无限，像哲学和现代逻辑的设定一样，只是将人物和情节作为传达文本的手段，考验人们对待事物的判断能力和陈述能力，而不轻易对陈述的真理性加以确定，像炮制上帝造物般的人类关怀之谜。用逻辑的术语来说，就是文本的指向，只是表达一种所谓的“倾向性指向”，这个倾向性指向，是指人们将哲学/文学当中的概念和推断人物和情节（语言），假设为未知的前提之下的一种思维。即便这种未知在某种前提条件下已经有解；但却是一种有限的有解。也就是说，是在将人们的最终的肯定性陈述和非肯定性陈述，都排除在外的情形之下作出的决定。这样，我们的老乔的文字处理功能也就变得更为复杂和深刻了；这也许更接近这位伟大作家的初衷吧！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流览另一种描述世界的文本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逻辑学家告知，“Quark”，这个物理学上的专用名词，是在老乔的小说当中被首次发现的。该词当时出现在他的小说里，其意是：小东西和小矮人。然而，夸克本身在物理学中的故事，同样是非常有意思的。难道我们不可以来简单地叙说一下她的涵义吗？
是的，我们的问题应该也是这样的。“夸克真的存在吗？”
这当然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但这也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和逻辑学的问题。再而言之，她也是一个文学的问题。
比如说，“布鲁姆真的存在吗？”
这两个基本点问题的答案当然是似是而非的。而这个似是而非，正好是我们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和理性定势。
在另一个方面，“场”的出现，是人们论说夸克存在与否的另一种方式。“是只存在一个唯一的场？还是存在许多个场？”这是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的提问。
有意思的是，在我所知道的北京的文人墨客里，谈论“场”的神秘主义者是不在少数的。他们还往往爱讲，“在冥冥之中。”云云。都显示对于语言之外的一种预示的敏感。
而“场”这个概念，造就了进入文学领域的另类视野，为小说文本留下巨大的，沉默的，颇俱潜力的空间。于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角色，即作家和小说人物之间，产生了他们共同占有的“场”。这个场的出现，是以两者之间的、可以互相了解和可以互为陌生之状态为其存在前提的。这意味着“场”的独立存在的异类性质，意味着对于建立“统一场论”（在文学领域中）的最大背弃（和坚持？）。
我们的文学的夸克们的时代的和社会心理的真实状态如何？我们能否一揽子解决他们在文本活动中的全部目的性和非目的性？他们的关系是否是一种衰变？是不是在他们的“质子心理”（请允许我也造一个汉字或者说汉词）中，也存在着一种可以描述和可以论证的“场”，抑或完全相反。
我们的老乔也好，其他文本也好，是否说明在一个特定时代中产生的话语，和在一切时代产生的话语，都有效于一个共时性场域？我们的或者他们的作家，在都柏林或者在北京的作家，在超地域的所有场合营造的场，是否在时空当中，都被论证为有效的？我想，老乔应该是欧洲人常说的那种“怀疑论者”，而不是决定论者。这当然是一个玩笑。小说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抑或是对她的追溯。无论是普鲁斯特的漫长的逝水流年，还是老乔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时间，在我们的未知和先知看来的时间当中，也许只有有限的意义被读者看到。我们在论证老乔的“一天”时间所设定论的场面中，也许不必将他的说法之意义看得过于严重；我们宁肯将他的意义游戏化而将重点转入他的文字。
宇宙之大，粒子之小，都是不可理喻的怪诞的情节。
我们在现代化小说当中所看到的那种语言指向，应该是和哲学的怀疑论相互呼应的。宇宙演化的动人的情节；历史演化的动人的情节；人类在特定的某个时代和地域中演化的同样动人的情节，如果或许可以做一个类比的话，我们还是将宇宙演化的情节看得更为动人。此一情节的复制，当然会使得斯皮尔博格之流忘乎所以。因为该情节的时空间的巨大背景，就已经将人类的判断弃置于后了。时间的一天二十四小时和恐龙的一、二亿年的时间观，一下子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而在对待历史上，不是早就有人说过，其魅力大大超过小说微不足道的效果吗！除非有人像老乔和博尔赫斯那样对小说进行更新。一如纳博科夫所说，由于老乔的出现，随后出现了一批小诗人，等等。
这个推理可以逻辑的延续下去。而我们在欣赏尤利西斯的时候，往往是在文字的一种非指向性，或者说，是在一种文字的非固定指向性当中，去理解他的用意的。这当然是件有趣的事情。于是，我们回到了我们常常说到的小说的时间性考量上。一部小说的时间性魅力，是在小说的一时性/共时性的特点上被巧妙地规定的。夸克的衰变像人的一生一样，是在无意义的最终结果上努力抗争的一种意义！这种双重的意义，无外乎趋向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方式是，我们将小说的写作，看成是有结局的，固定的，目的论的产物，这是导致小说纯粹观念化的产物；另一种是，我们古往今来的喜怒哀乐，被一种无形的命运之手所操纵，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悲剧结局，像可悲的布鲁姆对于茉莉的故事的结局；也像我们人类的命运或者说恐龙的命运。这就是我们在二十世纪这个怪诞的世纪，“噗”地一声，就归于毁灭的那种结局。（但是，这个悲观主义虚无论又被一些自由抗争的伟大意义所代替，所包容，共同成为小说的指向和有别于乔伊斯时代荒诞定位的民主历史的又开始。——自立加注于2012年初）
我们的和他们的，尤其是他们的所有文字作品，在这个时间段上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叙述和论证。（我们的绝对的乌托邦的幻灭，更深了我们的印象！）我们无聊地欣赏这样的一种结局，多半是有过一点小小的兴奋而已。一道数学的难题被解决了，但是，我们马上就会怀疑数学本身的抽象能力。
一个可以延伸的点，实在是在或者不可以延伸的点上展开的。叙述，就是一种不可能性的可能性，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对于我们人类自身的挑战。无论我们是在阅读老乔的一时/共时性历程，是在重复都柏林人的二十四小时，抑或是在阅读人类的全部时间存在，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就像一个中国诗人所说的，一个人的血，回流入全人类的血管。
（这是一种解读时间和历史的方式——但是，文学的诗才史笔（陈寅恪语），要求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以文学诗歌的方式，努力做到一时一诗，一诗一事，一事一史；这是寅恪大师从清朝诗人钱谦益注诗杜甫之经验谈中汲取的主要观点（以诗求实/证史）。这个观点和他诠释元、白和如是法同。“如是我闻”（佛语），洞彻文坛。这是传统中国诗歌－历史观和现代派乔伊斯主义方向相反的探索；也就是一反现代派、反叙述诗歌创作法反向相成之则；其中多种歧义。不赘。——自立注，同上。）
其实，老乔的时间观，在他的文本表达中，是一种艺术处理艺术诠释的手段，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他的至关重要的细节由此创生；而时间和空间的互为前提，则是现代物理和现代哲学的基本世界观。（又和寅恪，前此微之，元稹史/实/诗主义大相径庭……——注，同上）
小说的语言，是表达小说世界的媒介，这一点，是以往小说语言的介定方式，几乎没有人来怀疑。我们一度在巴赫金的言论中就发现过这样的论证。换句话说，小说的目的，是通过小说的语言来塑造人物和情节；小说的语言是一种在人们了解的小说的内容以后被抛弃的语言；这一点，是我们对待旧小说的基本估计。而在老乔那里，这个固定的看法开始动摇，继而颠覆。小说语言的本体论目的，像在物理学和哲学领域里的目的论虚枉一样，被老乔动摇继而颠覆了。（这里，请原谅我借用了也许已经过时的哲学术语）。
没有人想到，甚至是纳博科夫这样的大智者，也将老乔看成是一个行文逻辑清晰的文人。而在我的眼睛里，那个门，是gate，而不是door。而我看中老纳的言论中，“将宇宙放入袋鼠的口袋”的说法。
剥离这样的对于语言，对于小说语言的一般看法和一般用法，是否还有可供小说使用的另外一种或者多种语言和对语言的质疑甚至颠覆呢？这本是和语言的哲学思索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哲学语言当中的划界，已经将语言分成可以进入陈述和不可以进入陈述以及在区分其有无意义方面，恢复了对于形而上学和形而上下的难度甚大的反思的话，那末，这样的讨论，何以被小说语言所阻止和忽略呢？换句话说，小说语言的这种零度写作，是和语言哲学的现代思考无可分离的。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叙述的一般惯例呢？重复而言，老乔小说的用语，何以在词汇的游戏上（也有其显然的游戏规则）如此不遗余力呢？
他是在为一种我们可以关照的一般社会和哲学理念写作吗？显然，不只如此。
一如前述，一时性/共时性写作的特点，在他那里，完全诉诸于语言本身；而诉诸于语言本身的原因，是因为他看见了door，而不是gate！（是的，door的敞开，也许是为了让独角兽和复制的恐龙摇摆而入！）
叙述，是在非叙述的叙述中叙述的；就好像我们看见了伏羲的狗头人身一样！注意，德里达是将赫尔墨斯和我们的伏羲相提并论的。）（而中国诗人的“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唯此为确/唯一的考证法，也是与此不一的——注，同上）
固然，乔伊斯的小说赖以生存的活力所在，是一种双重关照，一是，他的一时性时代背景和地域人文化；再是，是他的共时性关照；是一种对于我们人类社会共同的思维模式和思维能力的考问；后者，更是他的用心所在。他的小说和后来的不多见的几位现代小说大师和后现代大师的小说，在将小说的传统叙述和非传统叙述有机结合方面，功绩卓著，几无后继。换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可以将小说和诗歌功能并用的奇才和怪才。于是，在这样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诗歌的语言和小说的语言的混合物，是无法将其分离的一种特殊的优化语言。（而古文运动韩愈，元，白却是要反向将诗歌之象征法、兴，比，赋，倒置于叙事和说史之中，将诗歌小说化——如，“怨妇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以现贞观之制……——注）这是任何一种单纯的诗歌语言和单纯的小说语言无法取代的语言。而这种语言的出现，初看，对于小说内容的表达（和象征）更为有效化；细看，这样的语言其实是在对我们的和他们的所有的语言的一种自我表否定。而且，越是否定，肯定的内涵就越多越大。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二律悖反。这种文明化和老乔的自然化描写合二为一，都在证明这样的一种（甚至是粪便味道的真实性的）一致性和倾向性。
哲学的和物理学的怀疑，和小说的怀疑在语言的功能和定位定性上殊途同归。如果说诗歌可以直达对于语言的挑战，可以直达语言的似是而非和相对主义之本质，并且在诗学领域当中和哲学的基本问题合拢的话，那末，老乔们的小说语言，在这方面是和他们异类同归，或者说是同类同归的。所谓的诗化小说，应该是更接近语言本质的文本试验；她有更进步和更完善的表现，因为这样的语言，已经看到了语言的局限和她的宿命，而绝非相反。而在一般的写作状态中，我们往往是将写作的语言和所谓的现实的对应起来，并考查她们的对应的程度。现在，事情在相反的角度上慢慢展开，日益辉煌起来了。 (反之，亦然。——注)
从小说的结构看，故事的悬念是明显存在的，她的细节也是明显存在的。苟简而言，她是这样的一个情节，是我们并非只是在老乔这里才看得见的情节：布鲁姆的妻子茉莉和鲍伊岚有染；而布鲁姆没有任何抗争，他只是想入非非地希望他看得上的斯蒂芬可以取代之；而茉莉，则在和她的情人有过那种感受以后，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她的情感重心，转移到他的老公身上；她，还是爱着她的老布的——这就是故事的梗概——也是纳博科夫的见解。
就像我们看到的关于宇宙起源的论述一样，宇宙的发生，是在一次所谓的大爆炸当中；而生命，则是在一个美国人制造的关于安氨基酸的试验中被重新制造出来的。其制造的关键，也是引入电与火的类似“爆炸”。换言之，宇宙和生命的形成，是由一个我们不可理喻的质量巨大的点，作为其起点的。这样的构想，和我们的文学结构的分析也许是有着形似，也许还有一点神似。当列维.特劳斯在他的热带森林里，考证人类结构的同一性的时候，问题的提法是，我们的存在，是按照一种固定的，同一的模式，由点及面地发展起来的。历史和小说的结构同样决定了他们的整合；而现在，问题的提法似乎颠倒而成，结构的形成，是我们看到和发现了那些从古希腊以来就有先哲提到的原子；当然，这个原子，其实也是一种思想的倾向性和一种后天的逻辑判定。
这样一来，我们看待小说文本的时候，像乔伊斯一样，形成文本结构和小说人物情节的那些原子究为何物，成为问题的核心，那是些什么东东呢？是我们现在说的词汇，是陈述的句子；而这些词汇和句字的组成，或许是可以按照我们发明的各种深奥的逻辑判断来运营的；但是，自从美国人蒯因提出的，分析的和综合的判断会在不同程度上陷入困境的论点被揭示以后，对于由词汇/定义这个原子的怀疑，就成为我们对待一切陈述的怀疑的起点；而艺术的魅力，在诗的意义上，规定了小说的意义和无意义。因为我们的阅读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为了苛求意义，宁可说，是为了寻找一种和我们体验到的生活的无意义的对称，从而产生的无意义的意义，等等。小说的深层结构，已经朝向非同一性的，多义性语言结构和情感结构发展，甚至涵盖其情节。这是现代小说文本的奥秘和奥妙所在。如此看来，布鲁姆的故事的真正涵义，是在结构这个人物的同时，对这个人物进行一番有趣的解构。
正像老纳的分析一样，我们在每一段故事叙述中，都会发现词汇的多义性游戏，附着在人物和情节的身上而自成体系，且导向另类的诗意欣赏功能之出现。我们不知道某一个音素，是否比某一种语形，一种曲式，比一般的情节的悬念和人物的性格，更加富于诗意。因为在一个简单的如博尔赫斯的语言和肖邦的语言中，我们还是发现了极为复杂的语言传达和受众惊喜！这正是因为那些我们看似简单的句字，是我们完全没有理解和感觉的句子。就像原子，粒子和质子……
那些被老乔变化和悖用的词汇/定义，那些他自创的词汇/定义，一概显示了他的极为新颖的小说观和世界观。丧失了所有这些特征，理解他的难度就会增大，就会陷入真正的误解和无解之中。只是，他们的文字的象声性特质（相对于中文之形，声，义）缺少一个象形特征：形——字母无形），使得老乔的这种努力极为有限；因为他不可能知晓我们汉字的在声与形方面的魔术般的变化，否则，《尤利西斯》就更加是一部可以理解的，知其用意的，人类可以读懂的文本主义天书了。
在几年前在天津，由金堤先生召集的乔伊斯国际研讨会上，我记得爱尔兰的乔学大师，一度对老乔自撰的一种表现爱尔兰教堂的钟声的词汇，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模拟。是否有人知道，我们的诗文中关于的钟声的词汇，是在一种对于钟的形象化的模拟中带进了钟声的声音的？钟鼎，钟鼎，鼎，就是一副古代的中国画；字为画，画为字，是老外们难以想象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出现了反逻辑主义者，他们将触觉伸向东方和东方文字。因为，中国字，是一种带有先验和本体存在特征的语言，更加接近所谓的本体（如果我们还可以运用这个为逻辑学者讨厌的词汇）；而在一切由逻辑定位的西方文字中，这样的反逻辑思维的，形声兼俱的文字和诗意的存在，是处在他们的视线之外的。
简单来说，语言的象声化，是西方语言的特征。为了附和这样的描述风格，老乔的造字瘾大为膨胀而显得大才驰骋，和者为寡。而他的造字说，大多数是在附和大自然的一种或者多种声音。因为，在除了诗人庞德之外，西方文学家对于语言的理解甚至创造，实在是只能在声音方面做一些创新而已。他们是绝对想象不到类似我们的汉字的象、形功能，在写作当中的多多少少的艺术性的决定性的影响。而按照所谓的能指和所指的区分，西方文字的象、声性原理，规定了其文字在能指方面的无理性状态。我们知道，“玫瑰”的能指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可以在发声上完全有别于现在的发音。
而汉字的起源，至少在造形的特征上，还有一般是可以按照所谓的本体论介说寻根溯源之可能性的。如我们的水字，山字，等等，是源起于其象形的特征的。
于是，现在，我们来看看老乔的字迷游戏吧！
在他的多少按照老纳的说法、有些邪恶的文字处理系统中，人类的，尤其是笼罩在他们的西方文明的阴影当中的、人们的吃喝拉撒睡的象、声用语，成为他的文字游戏的卓越的，可以说是最为卓越的表现和表达。我们有幸读到许多这类文字（当然也可以称为关键词吧！我们的引语来自王佐良先生的选注。）
Snotgreen Crush，crak。Crik，crik Swilling，wolfing gobfuls of sloppy food， Shovelled gurglin soup down his gullet， Something galoptious， Reek of plug， spilt beer， me\'s beery piss，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引用一下译文。是申慧辉先生的译文，关于老纳谈论老乔的文字游戏。
“金牙，‘金嘴巴’，自然是指四世纪君士坦丁堡的高级主教约翰，……
“鼻涕绿色的海水和斯蒂芬的脏手帕以及钵中的绿胆汁联系到一起；还有胆汁钵和剃须钵以及海水，苦涩的泪水和咸咸的粘液，所有这一切都在一个瞬间熔为一个形象。
“利奥波尔德。麦金托什他的真实姓名是希金斯。
“他把自己的名字藏了起来，就是那个好听的维廉，藏到剧本里。
“布鲁姆看到了自己的创造者。
“谁是麦金托什？”
等等。（还是让英文专家来进一步解说这样的诗意节奏吧！）
看过上述诗意文字后，我们开始进入另一个论点。
由多义性词语涵盖的多义性叙说，在老乔晦涩的文本中非常顺畅地行进着。这样的复调叙述带来的诗意，在本文的逻辑关系当中是可以成立的；而在逻辑之外的，非小说的，“离机体”文本中（请原谅我造出另一个不太贴切的词汇！），也是可以单独成立的，那是一种对于小说叙述的背离和反叛吗？
进入复调叙述，是近现代小说拥有的一种叙述张力。这种张力带来的逻辑关系，是在对于逻辑的颠覆中隐隐约约地存在着的。因为按照前述所谓夸克的论证，这个或者那个文本的或者说，是客观/主观的存在，只是一种存在的“倾向”而已，小说的最终指向是无可言说的。词语的指向在这里已经开始脱离小说的基本结构，而走向另一个看得见的或者是根本看不见的世界。
用直线的指向叙说小说的功能，在这里，已经像介子的侵入那样衰变了；是在小说的一种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能量的再消失和再组合中，发生了质地的变化。如果我们在布鲁姆的身上，看见了他的后希腊神话的因子和影子，那末，我们在预期后人看待他的时候，布鲁姆主义的现实，已经在朝向后神话的神话存在而发展了。于是，作为老乔的复调人格，和作为尤利西斯的复调文本，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早已经成为神话的神话了。至于倒底是让虚构代替现实，还还是让现实代替虚构，这个问题，在巨大和巨小的世界和时间里，就被神话本身给解构掉了。留下的痕迹是存在的；旧的小说是存在的；我们的读者还是在原有的轨迹当中看待文本；但是，是由我们和老乔来虚拟这个世界，还是上帝会二、三度地来临，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的文字游戏的高下，是在老乔们的人类天才的掌控之下，还是由上帝的使者，运用电脑的虚拟语言来加以掌控，这，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是一个高级生物的玩物的预测来临了。我们是他们手上的一滴泪，他们是否会将其抹去呢？我们的小说在这个意义上能否完全转化成为诗和上帝的寓言？而寓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继续被人们所忘怀的命运？小说作者的出现，无论他是博尔赫斯还是纳博克夫，是艾柯还是卡尔维诺，都只能在同样的角度上，来完成他们的对于文本和词语的未完成交响乐。因为作者的倾向和书中交代的情节，在时间的超越方面，是一个无法完成，又已经完成的对位。所有的文本，是在逻辑的意义上争论意义和无意义；而在反对逻辑和倡感觉的普鲁斯特那里，该问题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他们是在争论如何从逻辑和人类的有限度的理性返回自由意志的问题；这是一个强调被罗素大为忽视的柏格森式的提问。因为，我们的和他们的文本，是在预期超越时间的空间里，做出预期的概率的。如若不然，那末，古代的尤利西斯和现代的尤利西斯的区别，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这，也是现代化小说文本之魅力所在。
希望尤利西斯不会成为我们手上的一滴泪，被轻易抹去。
其实，老乔的时间观，在他的文本表达中，是一种艺术处理艺术诠释的手段，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他的至关重要的细节由此创生；而时间和空间的互为前提，则是现代物理和现代哲学的基本世界观。（又和寅恪，前此微之，元稹史/实/诗主义大相径庭……——注，同上）
小说的语言，是表达小说世界的媒介，这一点，是以往小说语言的介定方式，几乎没有人来怀疑。我们一度在巴赫金的言论中就发现过这样的论证。换句话说，小说的目的，是通过小说的语言来塑造人物和情节；小说的语言是一种在人们了解的小说的内容以后被抛弃的语言；这一点，是我们对待旧小说的基本估计。而在老乔那里，这个固定的看法开始动摇，继而颠覆。小说语言的本体论目的，像在物理学和哲学领域里的目的论虚枉一样，被老乔动摇继而颠覆了。（这里，请原谅我借用了也许已经过时的哲学术语）。
没有人想到，甚至是纳博科夫这样的大智者，也将老乔看成是一个行文逻辑清晰的文人。而在我的眼睛里，那个门，是gate，而不是door。而我看中老纳的言论中，“将宇宙放入袋鼠的口袋”的说法。
剥离这样的对于语言，对于小说语言的一般看法和一般用法，是否还有可供小说使用的另外一种或者多种语言和对语言的质疑甚至颠覆呢？这本是和语言的哲学思索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哲学语言当中的划界，已经将语言分成可以进入陈述和不可以进入陈述以及在区分其有无意义方面，恢复了对于形而上学和形而上下的难度甚大的反思的话，那末，这样的讨论，何以被小说语言所阻止和忽略呢？换句话说，小说语言的这种零度写作，是和语言哲学的现代思考无可分离的。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叙述的一般惯例呢？重复而言，老乔小说的用语，何以在词汇的游戏上（也有其显然的游戏规则）如此不遗余力呢？
他是在为一种我们可以关照的一般社会和哲学理念写作吗？显然，不只如此。
一如前述，一时性/共时性写作的特点，在他那里，完全诉诸于语言本身；而诉诸于语言本身的原因，是因为他看见了door，而不是gate！（是的，door的敞开，也许是为了让独角兽和复制的恐龙摇摆而入！）
叙述，是在非叙述的叙述中叙述的；就好像我们看见了伏羲的狗头人身一样！注意，德里达是将赫尔墨斯和我们的伏羲相提并论的。）（而中国诗人的“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唯此为确/唯一的考证法，也是与此不一的——注，同上）
固然，乔伊斯的小说赖以生存的活力所在，是一种双重关照，一是，他的一时性时代背景和地域人文化；再是，是他的共时性关照；是一种对于我们人类社会共同的思维模式和思维能力的考问；后者，更是他的用心所在。他的小说和后来的不多见的几位现代小说大师和后现代大师的小说，在将小说的传统叙述和非传统叙述有机结合方面，功绩卓著，几无后继。换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可以将小说和诗歌功能并用的奇才和怪才。于是，在这样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诗歌的语言和小说的语言的混合物，是无法将其分离的一种特殊的优化语言。（而古文运动韩愈，元，白却是要反向将诗歌之象征法、兴，比，赋，倒置于叙事和说史之中，将诗歌小说化——如，“怨妇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以现贞观之制……——注）这是任何一种单纯的诗歌语言和单纯的小说语言无法取代的语言。而这种语言的出现，初看，对于小说内容的表达（和象征）更为有效化；细看，这样的语言其实是在对我们的和他们的所有的语言的一种自我表否定。而且，越是否定，肯定的内涵就越多越大。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二律悖反。这种文明化和老乔的自然化描写合二为一，都在证明这样的一种（甚至是粪便味道的真实性的）一致性和倾向性。
哲学的和物理学的怀疑，和小说的怀疑在语言的功能和定位定性上殊途同归。如果说诗歌可以直达对于语言的挑战，可以直达语言的似是而非和相对主义之本质，并且在诗学领域当中和哲学的基本问题合拢的话，那末，老乔们的小说语言，在这方面是和他们异类同归，或者说是同类同归的。所谓的诗化小说，应该是更接近语言本质的文本试验；她有更进步和更完善的表现，因为这样的语言，已经看到了语言的局限和她的宿命，而绝非相反。而在一般的写作状态中，我们往往是将写作的语言和所谓的现实的对应起来，并考查她们的对应的程度。现在，事情在相反的角度上慢慢展开，日益辉煌起来了。 (反之，亦然。——注)
从小说的结构看，故事的悬念是明显存在的，她的细节也是明显存在的。苟简而言，她是这样的一个情节，是我们并非只是在老乔这里才看得见的情节：布鲁姆的妻子茉莉和鲍伊岚有染；而布鲁姆没有任何抗争，他只是想入非非地希望他看得上的斯蒂芬可以取代之；而茉莉，则在和她的情人有过那种感受以后，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她的情感重心，转移到他的老公身上；她，还是爱着她的老布的——这就是故事的梗概——也是纳博科夫的见解。
就像我们看到的关于宇宙起源的论述一样，宇宙的发生，是在一次所谓的大爆炸当中；而生命，则是在一个美国人制造的关于安氨基酸的试验中被重新制造出来的。其制造的关键，也是引入电与火的类似“爆炸”。换言之，宇宙和生命的形成，是由一个我们不可理喻的质量巨大的点，作为其起点的。这样的构想，和我们的文学结构的分析也许是有着形似，也许还有一点神似。当列维.特劳斯在他的热带森林里，考证人类结构的同一性的时候，问题的提法是，我们的存在，是按照一种固定的，同一的模式，由点及面地发展起来的。历史和小说的结构同样决定了他们的整合；而现在，问题的提法似乎颠倒而成，结构的形成，是我们看到和发现了那些从古希腊以来就有先哲提到的原子；当然，这个原子，其实也是一种思想的倾向性和一种后天的逻辑判定。
这样一来，我们看待小说文本的时候，像乔伊斯一样，形成文本结构和小说人物情节的那些原子究为何物，成为问题的核心，那是些什么东东呢？是我们现在说的词汇，是陈述的句子；而这些词汇和句字的组成，或许是可以按照我们发明的各种深奥的逻辑判断来运营的；但是，自从美国人蒯因提出的，分析的和综合的判断会在不同程度上陷入困境的论点被揭示以后，对于由词汇/定义这个原子的怀疑，就成为我们对待一切陈述的怀疑的起点；而艺术的魅力，在诗的意义上，规定了小说的意义和无意义。因为我们的阅读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为了苛求意义，宁可说，是为了寻找一种和我们体验到的生活的无意义的对称，从而产生的无意义的意义，等等。小说的深层结构，已经朝向非同一性的，多义性语言结构和情感结构发展，甚至涵盖其情节。这是现代小说文本的奥秘和奥妙所在。如此看来，布鲁姆的故事的真正涵义，是在结构这个人物的同时，对这个人物进行一番有趣的解构。
正像老纳的分析一样，我们在每一段故事叙述中，都会发现词汇的多义性游戏，附着在人物和情节的身上而自成体系，且导向另类的诗意欣赏功能之出现。我们不知道某一个音素，是否比某一种语形，一种曲式，比一般的情节的悬念和人物的性格，更加富于诗意。因为在一个简单的如博尔赫斯的语言和肖邦的语言中，我们还是发现了极为复杂的语言传达和受众惊喜！这正是因为那些我们看似简单的句字，是我们完全没有理解和感觉的句子。就像原子，粒子和质子……
那些被老乔变化和悖用的词汇/定义，那些他自创的词汇/定义，一概显示了他的极为新颖的小说观和世界观。丧失了所有这些特征，理解他的难度就会增大，就会陷入真正的误解和无解之中。只是，他们的文字的象声性特质（相对于中文之形，声，义）缺少一个象形特征：形——字母无形），使得老乔的这种努力极为有限；因为他不可能知晓我们汉字的在声与形方面的魔术般的变化，否则，《尤利西斯》就更加是一部可以理解的，知其用意的，人类可以读懂的文本主义天书了。
在几年前在天津，由金堤先生召集的乔伊斯国际研讨会上，我记得爱尔兰的乔学大师，一度对老乔自撰的一种表现爱尔兰教堂的钟声的词汇，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模拟。是否有人知道，我们的诗文中关于的钟声的词汇，是在一种对于钟的形象化的模拟中带进了钟声的声音的？钟鼎，钟鼎，鼎，就是一副古代的中国画；字为画，画为字，是老外们难以想象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出现了反逻辑主义者，他们将触觉伸向东方和东方文字。因为，中国字，是一种带有先验和本体存在特征的语言，更加接近所谓的本体（如果我们还可以运用这个为逻辑学者讨厌的词汇）；而在一切由逻辑定位的西方文字中，这样的反逻辑思维的，形声兼俱的文字和诗意的存在，是处在他们的视线之外的。
简单来说，语言的象声化，是西方语言的特征。为了附和这样的描述风格，老乔的造字瘾大为膨胀而显得大才驰骋，和者为寡。而他的造字说，大多数是在附和大自然的一种或者多种声音。因为，在除了诗人庞德之外，西方文学家对于语言的理解甚至创造，实在是只能在声音方面做一些创新而已。他们是绝对想象不到类似我们的汉字的象、形功能，在写作当中的多多少少的艺术性的决定性的影响。而按照所谓的能指和所指的区分，西方文字的象、声性原理，规定了其文字在能指方面的无理性状态。我们知道，“玫瑰”的能指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可以在发声上完全有别于现在的发音。
而汉字的起源，至少在造形的特征上，还有一般是可以按照所谓的本体论介说寻根溯源之可能性的。如我们的水字，山字，等等，是源起于其象形的特征的。
于是，现在，我们来看看老乔的字迷游戏吧！
在他的多少按照老纳的说法、有些邪恶的文字处理系统中，人类的，尤其是笼罩在他们的西方文明的阴影当中的、人们的吃喝拉撒睡的象、声用语，成为他的文字游戏的卓越的，可以说是最为卓越的表现和表达。我们有幸读到许多这类文字（当然也可以称为关键词吧！我们的引语来自王佐良先生的选注。）
Snotgreen Crush，crak。Crik，crik Swilling，wolfing gobfuls of sloppy food， Shovelled gurglin soup down his gullet， Something galoptious， Reek of plug， spilt beer， me\'s beery piss，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引用一下译文。是申慧辉先生的译文，关于老纳谈论老乔的文字游戏。
“金牙，‘金嘴巴’，自然是指四世纪君士坦丁堡的高级主教约翰，……
“鼻涕绿色的海水和斯蒂芬的脏手帕以及钵中的绿胆汁联系到一起；还有胆汁钵和剃须钵以及海水，苦涩的泪水和咸咸的粘液，所有这一切都在一个瞬间熔为一个形象。
“利奥波尔德。麦金托什他的真实姓名是希金斯。
“他把自己的名字藏了起来，就是那个好听的维廉，藏到剧本里。
“布鲁姆看到了自己的创造者。
“谁是麦金托什？”
等等。（还是让英文专家来进一步解说这样的诗意节奏吧！）
看过上述诗意文字后，我们开始进入另一个论点。
由多义性词语涵盖的多义性叙说，在老乔晦涩的文本中非常顺畅地行进着。这样的复调叙述带来的诗意，在本文的逻辑关系当中是可以成立的；而在逻辑之外的，非小说的，“离机体”文本中（请原谅我造出另一个不太贴切的词汇！），也是可以单独成立的，那是一种对于小说叙述的背离和反叛吗？
进入复调叙述，是近现代小说拥有的一种叙述张力。这种张力带来的逻辑关系，是在对于逻辑的颠覆中隐隐约约地存在着的。因为按照前述所谓夸克的论证，这个或者那个文本的或者说，是客观/主观的存在，只是一种存在的“倾向”而已，小说的最终指向是无可言说的。词语的指向在这里已经开始脱离小说的基本结构，而走向另一个看得见的或者是根本看不见的世界。
用直线的指向叙说小说的功能，在这里，已经像介子的侵入那样衰变了；是在小说的一种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能量的再消失和再组合中，发生了质地的变化。如果我们在布鲁姆的身上，看见了他的后希腊神话的因子和影子，那末，我们在预期后人看待他的时候，布鲁姆主义的现实，已经在朝向后神话的神话存在而发展了。于是，作为老乔的复调人格，和作为尤利西斯的复调文本，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早已经成为神话的神话了。至于倒底是让虚构代替现实，还还是让现实代替虚构，这个问题，在巨大和巨小的世界和时间里，就被神话本身给解构掉了。留下的痕迹是存在的；旧的小说是存在的；我们的读者还是在原有的轨迹当中看待文本；但是，是由我们和老乔来虚拟这个世界，还是上帝会二、三度地来临，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的文字游戏的高下，是在老乔们的人类天才的掌控之下，还是由上帝的使者，运用电脑的虚拟语言来加以掌控，这，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是一个高级生物的玩物的预测来临了。我们是他们手上的一滴泪，他们是否会将其抹去呢？我们的小说在这个意义上能否完全转化成为诗和上帝的寓言？而寓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继续被人们所忘怀的命运？小说作者的出现，无论他是博尔赫斯还是纳博克夫，是艾柯还是卡尔维诺，都只能在同样的角度上，来完成他们的对于文本和词语的未完成交响乐。因为作者的倾向和书中交代的情节，在时间的超越方面，是一个无法完成，又已经完成的对位。所有的文本，是在逻辑的意义上争论意义和无意义；而在反对逻辑和倡感觉的普鲁斯特那里，该问题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他们是在争论如何从逻辑和人类的有限度的理性返回自由意志的问题；这是一个强调被罗素大为忽视的柏格森式的提问。因为，我们的和他们的文本，是在预期超越时间的空间里，做出预期的概率的。如若不然，那末，古代的尤利西斯和现代的尤利西斯的区别，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这，也是现代化小说文本之魅力所在。
希望尤利西斯不会成为我们手上的一滴泪，被轻易抹去。
注：此文写于2001年，补充于今；即关于小说诗化和诗化小说问题，都关乎历史。亦可就此主题展开于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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