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无革命
——阅读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
和日本知识分子相比，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叶做出的选择，是完全错误甚至荒诞的。
一、日本政治之走向
日本政治家兼学者大隈重信之《日本开国五十年》一书，辑录了日本文化和政治的走向，是其历史，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历史的最好辑录。这个辑录的特点有二：一是，阐明日本文化的不可取代性。二，阐明日本文化西学日渐的必要性。这个二元化，其实是内外兼顾，历史与现实兼顾。其主要的历史转折，也就是其明治维新的转折，直接受益于最后一代幕府的退让和隐遁，即德川庆喜的让度权利，开展回复王权的君主立宪，呈现日本古代性与现代性的结合。其中思想传统的顺利交接和政治权利的顺利交接，都表现了日本国自开神道以来，不见革命和流血的制度和思想特征。这个特征，正好和中国的流民和造反文化相去甚远；和中国的儒家科层体制和极端皇权也不尽相同。
该书开宗明义，说明日本国全盘西化之依据，不是推倒其传统文化，神道崇拜和幕府建制，而是解构和建构并举，在明治维新的改革中将其结合起来，也就是完成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并在这个基础上化古代为现代，化神道为民主。这个过程的开展，大隈名言其里，涵涉其外，把日本国和世界文化进程加以统合，加以辨析，且一以贯之地凸现日本国家和国民的性格与风格，文道与武道，人文与宗教，在叙述论证和风格调性上，呈现汉文、骈文之美和西域分析哲学之锐，可以说，是一部涵盖中国精神，西方精神和日本精神的集大成作。不可不给于重视和研讨。
此文本之译者，尚且不祥。因为是民国书版，且是影印本，但是，那种古典文章家作文之文雅和犀利，却是绝对不可多得的写作范式。
事隔将近百年，阅读此书，我们好像直接面对日本历史；直接面对中、日文化、东、西政治比较；直接面对日本历史对于中国现实的启示，是一种在国人看来，提示中国事务的启发性读本。这个读本和关于伊藤博文和福泽谕吉的读本结合阅读，和近现代关于日本文化之典籍和书籍结合阅读，日本事务之真谛，就不难呈现于国人面前；日本政治走向和中国政治走向之异同，也就一目了然。
这个阅读，基本上成为考量中日双方未来前景的一种比较文化之研析。读者经过大隈君之书写和编撰路线，可以比较明确、也比较清晰地分解出来，何以中日两国百年来，各走各路，各归各属，几乎选择天壤之别的政治路径之原因。这些原因的要点则简单在于——日本之传统和西化，是选择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而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官方，则选择了西方政治学的末流和偏学；再者，日本人对待传统，没有采取否定和切割的立场，而我们，则像儒学大师吴宓所言，抛却了孔孟之道这个中国文化主流；而日本人，则不单敬重儒学，汲取其养，且对待后来之朱程和阳明哲学，也呵护备至，深入研讨，采为其学，其用。于是，百多年来，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整个中国文化之态度上，呈现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
其中可以辨析的细节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待西学主流的态度和态势，几乎是采纳了最为准确的判断和选择。他们对于西方的学习，在几个基本层面，几乎做到一步到位。他们争取民主的努力，在大隈撰编和书写的政党历史，宪政历史，议会历史和宗教，泰西之学以及农工商林诸多方面，其历史记忆和历史辨析，都表明得清楚不二；这既是他们观念创造的实践，也是他们思想更新的证明。大隈君结合历史与现实的兼容并包之大手笔，即便呈现给我们百年之后之中国人观赏，也是很为得体和十分精彩的。作为异国之人和晚辈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值得借镜和学习之处——而不是因为日本民主的侵略性之所在，将其一概否定和抹煞？这个日本的民主和侵略，当然应该一一对待，不可等而是之，却也不能因此以侵略代替民主，把他们的历史正面经验和思想一概抛却。就像我们审视英法德之民主体制一样，同样不可以因其参与八国联军而枉顾对其民主的研究；同样，找到他们所谓对内民主，对外侵略的体制之病，同样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个意义，正好是国际资本和中国体制现今的接轨之故。
中国人当然有权批判甚至痛斥日本人之侵略，英法德人之侵略，但是，我们同样要看到，民主本性给日本国和其他民主国带来的富强和人权之道。否则，我们的轻易之否定，会使得我们枉顾其文化和政治路径的精准和效用，堕入西学为用不为体的历史之恶性循环。
这个恶性循环，从二十世纪初叶遂已开始。这里有几点值得关注的地方。1，日本人是由福泽谕吉等西化派知识分子，开创了西学日渐的民主过程。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些知识分子是西学日渐的创始者。
2，正是这些知识分子走上所谓“仕途”，加入了日本的政治运动，方使得日本政界响应了他们的思维和号召，将其定位在日本官方之主流机构和主流媒体上，并且引导了日本政治文化之走向。
3，这些知识分子的主流关照和那些知识分子的末流关照，在经过几十年的争论和实践后，遂呈现泾渭分明的态势。主流知识分子及其思想，几乎淘汰了社会主义等末流思潮，几乎径直走向西方主流政治学和政治路线。
4，这个主流政治路线，就是宪政政治，政党政治和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他们虽然同样经过很多末流思潮之影响，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布朗基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但是，几乎在十九世纪，日本人就通过自身的辨识和研判，通过大隈和一班亦官亦文之人，把这些末流思潮逐步废弃于日本国。这个辨识，在《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里，分析得面面俱到，细致入微，不能不让人看到，日本人、其庶民、其官员、其知识分子们，在选择日本之道路、之前程时候，所做出的努力，是完全正确和正当的。值得我们关注中国民主之人尊重、学习，甚至值得效法之。
我们做出的比较，同样是十分明确无误的。
和日本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官方乃至庶民，就是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初叶做出的选择，是完全错误甚至荒诞的。这个选择，从那些笃信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者开始，那些“少年中国学会”，那些刘姓和江姓无政府主义者，那些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新村建设”者，那些转向列宁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舍本求末，误导自身，误导民众，从一个个国家否定论者，变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变成共党分子，最后，变成一群党同伐异，涂炭生灵的机会主义者。他们从所谓西方末流主义起家，对中国这个试验厂广施暴力，把西方主流之盛宴变成西方非主流的残席。他们在五四时期的选择，最终导致“一声炮响”这个屠杀信号的爆炸！于是，和日本之大隈之流更好相反，中国知识分子弃置西方之民主普世价值，弃置三权分立和宪政政治，走向德莫克拉贼和民疯，以至于百年未变。
如今，很多中国人，还在幻想借尸还魂，借社会主义之尸，还马克思主义之魂。他们新近发明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新民主主义论，恰好证明，他们比较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之政治观念，要落后一百年。
中国落后，不是没有原因如上述。但是，国人常常以为，日本自发出遣唐使节以还，至明清诸朝，都是称臣朝贡——其实，自明朝，已经倭寇蜂起，扰我华夏——何以中土自盛而衰，最后酿成“九一八”危机。我们却可以从王芸生先生著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鉴出端倪。虽然，王芸生和张季鸾只是给出一个诸如李鸿章卖国论，却惶惶巨著，未能给出日本强大之欧化或者化欧（后再详细）之原因。这个落后之议和大隈的强盛之议，适成对照，可做出中国由强入弱，而日本反其道之因——只是，现在国人又出中国特色论，以不民主抗衡民主论，说是可以走出一条特殊道路来；于是，中日政治文化走向又成争论。但是，中日历史，中日交流殷鉴不远，是非清楚，不可忽视，故有一班援引。借鉴于上书即《六十年》。从古代，尤其唐朝中日交往始——
最早有秦皇派徐福浮海抵日。而日本存嬴秦焚书之余，百篇也！
晋朝王仁携《论语》十篇入日。
南北朝时，日遣使还自中土，得吴织吴女还。
日人源光国，青山延光著作谓中日同史源于隋朝。大业年间遂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说，定日本为日国。日人始派留学生于中土。
舒明天皇年——唐贞观年——日人仿唐制如祭辞与度量衡等；“盛唐威仪，行于三岛。”日人得蜜蜂于唐百济。
齐明天皇年——唐永徽年——河边麻吕还自唐，佛教盛传于日本；日僧学于玄奘。
武则天时期，日人真备传儒学于日本。日本注重唐乐。唐天宝年，日本使者仲麻吕请还。“麻吕（华名晁衡）在唐五十四年，慕华而不肯归日，与王维、李白、包佶、储光羲往来赠答，有雅士之目，明皇擢为左散骑常侍。……斯时广陵僧鉴真，率尼尤婆塞四十余人，从古麻吕行，至萨摩由难波入都。”
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年——唐乾元年——日使清河，仲麻吕又来唐。
唐宝应元年，日人尊孔。“尊王攘夷”思想根蒂。
日恒武天皇时期，日本诏书一律汉音。
日僧永忠受戒天台寺；天台宗传日。平城年，密宗入。
宇多天皇宽平年间，中日交通，使节中顿。村上天历元年，“日人乃渐起轻我之心。”
元世祖忽必烈问贡于日。后，明朝鼎定。倭寇生乱，“生离人妻子，损害物命。”太祖“列
不庭之国十五，日本与焉。”是为邪恶轴心之始。
万历四年，“经总督胡宗宪，总兵戚继光、刘显、俞大猷等协力攻剿，倭势大杀。”万历十八年——正亲町天皇年间，丰臣秀吉平日之乱。既而攻朝鲜。后败。
德川家康时期敦促中国开埠通商，屡遭拒。明遗郑成功请兵日本，图复明室。不成。
继而华商至日甚多。受桎梏。输出货殖由八千减至二千；船只由七十艘减至十。
此时，明朱顺水亡命日本。德川尊为国师。朝夕讲学，风行日本。
清朝转戾，江河日下。
于是，事情从正面转变到反面。芸老谓李鸿章几错。1，“日本维新之治，逐日进取”。这个理由很充分——惜一言而已——所以引出我们的赘述。
2，“不能安顿朝鲜问题”。
3，“未能利用国际均势以图自强。”这只是一个外律，内律则乏。
4，与伊藤缔约《天津条约》，“致甲午之祸根。”
5，《中俄密约》又铸成大错，酿成庚子赔款和日俄战争。
6，华盛顿会议后日本放弃山东，“暂时相安”。
7，所以，“修明政治”才是出路。
二、传统与现代之结合
大隈重信在其《开国五十年史.序论》里，对日本国奠基之过程，之根据，之实况实行回顾。他说，“绵绵二千五百年以至今日，其能如是者原因虽多，试提其要，有三端焉。继绍神国久而健存，曰发挥地灵 有特质，曰封建割据磨砺智能。日本民族发展之故，千端万绪，皆莫不能为此三纲所函括者。”
今顺次详说之。
“日本曰神国。其谓神者，意义与宗教家所说自有矛盾自有差别。……”大隈曰，其天、人序列分为皇别，神别和蕃别。而“皇属亦为神属之宗家”。是为要点。也就是说，皇家族裔源自神属，是神属的延续而不能超越之。（另外，大隈亦说，日本国善于兼容并包，佛教日渐以后，“自是并用神道，儒学，佛教及阴阳术，尽采其所长而匀和之”。）这个“别属”有别于中、西神道和王道。有别于西方神道之处在于，西属神道也就是他们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是没有神别和皇别的。皇上的位置就是皇上的位置，恺撒和上帝各归各属。这个平等的观念几千年来演化进步，以至于为现代平等说和政教分离做了最初的伏笔。而中国的宗教就是没有宗教。很多西方学者把儒学称为入世“宗教”，其实他们是一种社会伦理学。天赋皇权的哲学之“天”，也是没有具体所属的，不像日本人说的，皇别晚于神别，是属于神别的。中国人如果没有皇，哪有天？这是日本和中，西皇权于教权的迥异。这个迥异在西方发展成为一种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学说；在日本，发展成为人人都要效忠神道，也是在神道面前，皇属次之；在中国，君为轻的说法虽然见诸于孟，但是，天道皇权的一体化建议，却使得君为轻，没有实际意义。
此其一。
第二，日本的皇权更迭基本上是顺利交接和“和平演变”，也就是后面他们所言之无革命说。西方是“革命（——排异甚至战争）”于正教与异教，教廷与朝廷；中国是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但是，日本无革命，改朝换代原来在，却不是造反和革命。日本国中，“日本帝位累世相继之间，亦非无皇族相残杀几绝其统之事，然未几而复繁荣。”也就是说，日本没有中国式改朝换代，神器更迭，胜者为君，败者为寇，累世循环往复，等于在原地造反，原地踏步，以至于千百年来，终于停滞不前，落后于人。每一次开始，好像是“时间开始”，最后，却是时间倒退，无可理喻。且一旦中心瓦解，就出现无可如何的局面。这是日本之以不变应万变的道理。于是，在宗教和政治，实际和学理上，西，中，日的历史诉求和发展轨迹又有异同。日，西之同本在。就是他们有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祗。这个神祗是高于世俗存在和帝位存在的。在此前提下，西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一直以来，就有一个可以皈依的历史道统——随之是历史正统——再随之，是革命或者改革的天道不变之归属。明治维新也好，英、法革命也好，革来革去，还是要回复上帝和信仰——日本人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在二战艰难时期，也是“玉碎”或者并不玉碎于敌，则全靠天皇一句话。因为天皇是万变不变，万胜更胜的超越性存在。
这个日、西哲学和宗教路径，就赫然不同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学统。中国人的神器建立和王朝颠覆，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天翻地覆。这个改变好像激烈彻底，其实是一种循环往复，变亦不变。变的，是某种本来不变的所在。一个个王朝之建立与颠覆，一个个崇拜和不崇拜，一个个时代的更迭，一个个时代的不更迭，更迭的人是新人，新皇，于是，老皇帝就成为一夜遗民，其姓氏所余，遂成为反对力量，和正统方面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覆灭——几百年后，这个新旧更迭，就要再来一次。直到皇权被所谓的共和现代取缔。孙文取消了皇权，也就取消了中国的道统和正统。中国没有道统的道统，很可笑，或者赖于苏联，或者赖于美国。于是，这个中国，和那个日本，在处理历史遗产上，遂变得又是天壤之别。换言之，日本没有“打倒孔家店”的问题——也少见日本人抨击天皇神道的诸多不合理性。他们一以贯之的原则建设，和中国人朝三暮四的离心离德，数典忘祖，完全不一。于是，一个基本的涉问就是，一个民族，如果本来就没有固定的不变核心，不变文化和核心崇拜，他是不是就若汪洋行船，只遇随风颠覆的命运呢？
一个有趣的话题是，日本和英国，虽属岛国，但是，他们的立基之道，是走出去，引进来。历史上，日本虽有成吉思汗之“黄祸”威胁，却不能颠覆之。据说是日本邻海，风暴守护之，亦谓天佑。
再者，大隈在这篇序文中强调之“日本无革命”说。虽有藤原氏摄政创关（白）以迫帝位之说，然他只是创造武士，“不失恭顺”（于皇）。
“其后武家将军统全国兵马，……至幕府犹恪恭也”。
足利氏之末，豪杰割据，兵乱无已，“然无人敢觑神器”。
大内氏财霸一方，已然坐大，“朝廷卒不听之”，也没有酿成革命。
天庆年间，平将门作乱，未几伏诛之。“后醍醐天皇废幕府而足利尊氏举兵于镰仓，虽可谋反”，却在谋取政权，“亦非企图革命也”。
“明治之初将军奉还政权，新政府改革庶政，”一时兵乱，亦非革命。“盖日本人实不知革命，其神国之永固为他邦之所无也”。其国基之固，为其是。
到了最后一届幕府，就是我们熟知之德川庆喜之高德退让，王政复始，也是避免了革命。这样看来，中、日政治历史在革命造反与否之问题上，确实出现截然相反的局面。返观中国历史，一是，农民造反之革命，层出不穷。二是，近代以来，更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多种革命，造成人员涂炭，国家罹难，经济遭殃。这是我们历史和日本的不同。也是历史现实的不同。而在对应之思想观念上，日本人是知进亦知退，我们是权利第一，胜利第一，杀戮第一；以至于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和马基雅佛利主义并道而行，既无王道，可以追溯，即便有人有众追溯之，也一概打倒。这样，在对待传统文化和神器神道上，我们就没有办法重新规定历史的继承和历史的敬畏。我们的近代历史，就是造反和革命的历史。我们的思潮，就是神器可以夺，看你凶不凶！我们的思维，就是破旧立新，破坏传统。这样一来，儒学以降，国器和神器双双不存，儒学也就被废弃了。这个教训不是大隈的所指，而是我们对比后发现的事实。没有革命的日本，是不是走进民主比较革命不断的中国更加容易——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我们说，革命所在，并不是走向民主的必然不利条件；但是，没有革命的民族，是不是更加容易走进民主呢？
这里的推断是很难厘清的。纵观欧美各国，哪个不是经过了革命，才走进民主呢？但是，这并不是问题之全部。问题之所在，之关键是，革命要被遏制，皇权要被虚位，上帝和神道要被隔离——这是东、西革命或者反革命之要害。西人可以革命，但是，法国革命是完成于反革命，也就是复辟带来的专制和拿破仑主义——拿破仑主义，其实就是否定革命带来的宗教破坏，恢复革命枉顾的法制和人伦——英国革命，乃是更加保守和复古的革命。惟有俄国革命，是一个更加野蛮的破坏。于是，他们的出路，也就是反革命。所以，这样看来，日本人的不革命，正是他们走上维护传统、现代之路的便捷之途。这个便捷之途，一是他们维护了幕府、天皇的合而为一，一是他们采纳了西学日渐的渐进模式——唯独他们的民主中之侵略，改变了他们的明智，却还是被两颗原子弹轰回正道。这是我们看待日本无革命论的出发点。
三，德川庆喜的退遁之功
在此书的《德川庆喜公回顾录》里，大隈君亲自撰写了这个人物在明治维新关键转折时期所做出的决定性选择。这个选择使人想到中国辛亥革命时期，孙文让位于袁世凯的故事。但是，其中本质有异，意义相反，根本不同。孙文的让权——当然出于实力不济之原因——德川的让度，是向正面力量的“投降”，而孙文却是向反动势力妥协。于是，寻找其中的因由，成为观察历史和进行比对的必须。
我们在《回顾录》中看到了这样的记述——
尊王、佐幕两派争执是否还政于王。庆喜公上表示还政权时候，遇有几端事件发生。一是，“此时朝廷宣以密旨（内命）曰，奉还之名，则听允之。惟大政机务，仍使卿揽之。”继之，朝廷废弃摄政幕府之一切旧官职；庆喜公“不受选任之命”。其中，幕僚板仓等人趁德川公病言进兵，德川谓“无胜算之理”；法国驻大阪公使亦言争战，“法国愿假一臂之力”，遭拒。其间，“幕军屡败报知大阪城中士气沮丧”。战和嗷嗷，不知所归。“惟公初有决心。六日随带会桑二藩主及近臣数名，坐乘军舰开阳丸，由海路而归还江户。公在船中谕诸士。”
“已归城后，召胜安房守（后胜伯），大久保越中（一翁），山冈铁太郎三人，示以旨。仍用胜为海路总裁。托以全权，身引咎而蛰居上野宽永寺，表谨慎。”
继之，“三月间江户无政府士民苦之”，然外国人以为秩序井然。再继之，官军攻江户。随后，德川命开城门，“以贯彻大政奉还之旨意。而商议其要目而妥定之。”“幕府由天朝委任执大权，统制全国诸藩，二百七十年。至是大事决议于谈笑之间，不见流血而使都城归于朝廷，朝廷即置镇将将府以树皇政维新之基。”虽尚有抵制，不足以“动大势”。“政机之大革新不经半年而成。幕府退谢，王政复古。是为历史之异彩。”德川此隐，大处说是因为时世使然，大局在胸；小处言，“吾尊父之训戒还奉家康，”“以结幕府六百八十有余年之终局。”“以泰平之闲民而乐余命，是吾之望耳。”其后如是琴棋书画三十年。
大隈总结其因，虽多，却是有着几个要点。一是，“皇室与臣民之同心同德在他国未见其例；“公（德川）亦偿有言曰天朝与幕府之关系初不同于支那及欧洲之封建制度。”也就是他们的幕府同样是“一仰天朝”，官职等赖天批准，一直如是。
二是，幕府中人之抵抗运动，使得德川谓“以累天朝”、“吾负祖宗”、“不敢不引罪而遁世耳”。事过，伊藤博文曾经亲问德川庆喜何以让度权利。德川说，“我过去曾经常受到亡父列公的教导。幼年施父亲曾经谆谆地教育我以皇室的尊严、国家的大体为重，在我到西丸之后，父亲每当出门的时候，一定会用这种话教育我。我在大政奉还之前，曾独自一个人仔细考虑了一番，觉得此时实行父亲以前所训戒的事情正是时候，所以不曾和任何人商量（伊藤设此文，和何人商议——作者注），便果断实行了这一举措。这既不是他人的智慧，也不是自己的力量，总之不过都是照着父亲的教训实行罢了。”（《伊藤博文时代》 久米正雄著）
我们看到，做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德川庆喜功不可没；日本历史上决无革命和革命家，亦为第二位的原因。
三是，日本皇室和臣属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因素；加之，由于人士和人头处理之和谐，他们的文化和政治，也就有了妥协的艺术和关照大局的胸怀。等等。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则是幕府政治和王政政治的分合一统；也就是说，幕府实治，但是其统治依据和王道正统，并未在地方割据中灰飞烟灭，而是一种召之即来的局面——当幕府封建不能应和开放和一统体制，那种隐含在地方自治中的中心极权，就会适时复活——遂产生佐幕、尊王的及时转换。其症结，还是在神道正统的明确和潜在的实际存在。这个教训就是前述不可以变乱神器，谓胜者为王，这个中国模式。所以，德川退局的启示，源于日本政治文化里的结构性可塑原则。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故此，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臣民和皇室之一统；没有各个历史时期的地方自治和诸侯尊王，而是挟迫傀儡制度；没有文化上神道不变的超然世俗或者超然入圣，也就积攒了反对皇帝，取而代之，叫做“秦皇汉武”轮流做，造反革命到你家的流寇和革命思想。所有这些，都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在个人品质和群体素质上，完全两样的一种证明。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在辨析这个中、日文化区隔上，做点文章，来些启蒙呢？
其中，很多课题，当然是似是而非，只能借镜，而非拿来主义，立竿见影。其一，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合而为一；也就是一如德川公言，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父子之关系，延伸到历史中去，而不是实行或者父亲打倒儿子，或者儿子打倒老子——这个儿子和老子当然都是集合名词，不是单称名词——这样，我们就可以采纳日本人，从历史中汲取养分，而不是一味对于历史进行批判和排斥，以至于我们把我们自身的罪恶，全部推到古人头上。
二，我们遭遇革命文化侵袭的一百多年，不同于日本没有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历史优势。我们注重本土文化之批判，并没有换来对于中国文化中很多负面因子的排斥，反而是把这些负面的流民和造反文化，官方权术文化和“党”文化（党文化的意义，不只是在共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君子亦党，都是历史事实……），结合于西方的马基雅佛利主义、列宁主义乃至成全了毛主义；把中国人温文尔雅的性格历史，改变成为一种革命意志，革命素质和革命疯狂。（这个论证，在日本人的侵略兽性中亦得证明；他们那个时候，也完全变成大隈所言之温文尔雅之反——也是值得反省的。）我们同样认识到，日本武士文化在这个杀戮领域的某种邪恶。他们叫做“宴会杀戮”的“死有樱色”之气质，之气质追求，究竟如何有悖于其“清洁”之弊，就成为另外一个话题。他们的女子尚武精神和我们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又武装些什么呢！
三，大而言之，日本文化的正统究竟何在？是一个问题，而且是最重要问题。明治维新是不是就是打倒幕府，王政复辟呢？一般而言，打倒极权和中央，本是革命本份和革命常理，如，中国革命之各省纷纷独立；西国革命之外省风起云涌，皆是。唯独日本反其道而行之，要在规避革命的改制上回到王统——这是不是很奇怪呢——但是，细细推敲其中的逻辑，也就可以释然。这个逻辑是，日本历史上幕府现象的出现，本来是中央极权的削弱和地方自治的使然（这个问题后面专章提及——自立注）。维新时期极权之，不是要改变这个自治，而是要统一这个法治——我们不能说类似美国的无主权法，只能导致美国分裂；他其实一点也不分裂——于是，大一统的改革前提，成为日本人巧妙的政治构思之一。这个构思，就是在保留法治和自治的前提下，逐步实行虚君政体，却保留了其正统文化和宝贵传统。
返观中国革命，地方独立，打倒了中央极权，同时，推倒了正道文化和传统文化——中共革命，更是更换了中国文化为俄德文化，实行岂有此理之道统更替，且更替成为马克思虚无主义。换言之，日本文化，传统也好，西化也好，其根在，载体在，人本在；中国革命（加改革），无传统，无载体，无人！百年来，这个过程难道不是演化得非常清楚吗？改也难！改也不难！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能够拨乱“反正”——走向普世价值，全赖我们如何定位自己的文化本位和政治路径——我们借镜日本人的各种优秀做法，难道会由此丧失尊严乎？不会。尊重文化，注重修养，知进知退，不单是民众须知，更是要员须知。要员须知，俄德文化既不本体，也不优秀。日本人尚且知道二程阳明，要员们难道只知道马列毛乎？国民如果真是只知革命，要员们也要懂得怀柔之道，要在变局来临的时候，有一点点德川公的知退之德，之精神，不然，就不要说革命了，连改革也不懂！一句话，改革也好，革命也罢，都有一个文化和文化人定位，历史和政治定位的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既无历史原则可以借镜，也无现实标准可以遵照，不过是处在革命无文化，改革无依归的盲目言词和盲目行动中，嗷嗷莽莽，不得要领也！
这当然是日本正确对待传统和坚持神器王道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他们的西学日渐。这个过程，是他们正确处理传统神器以后，而不是以前。所以，西化的日本，是不是全盘之，可以说，是一个辨正。是，亦不是。是，就是他们没有颠覆传统；不是，就是他们并不偏执之，而是改造之，融入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后面的说法。
四，朝野期成国会之意志
板垣退助在进行争取召开民选议会之过程中被暗杀，幸免。他说，板垣可死，自由不死。
这是日本人引进或者懂得自由以来，激进党人作为反对党说出来的一句名言。这个话，可以代表日本人不遗余力，不惧牺牲，争取民主的精神体现。大隈君在这个争取民主，挣开民选议会之斗争中，和板垣之激进派适成互补——他是所谓之“不去政府”的一藩官员，后为新政大员——这样一来，日本人的民主争取运动，一开始就呈现亦官亦民（士族）的色彩；也就是前述所言，他们的知识分子为官、为士，结合得很好，作用发挥得很好，避免官民龃龉，做得很巧妙。
至于明治二十三年，之所以被允诺召开民选议会，正是这些民间组党专家和政治学者加开明官员聚众思想，拿来他山之举。也同样是他们根据日本历史国情做出选项的思想和实际集合；更是他们觉得开国胜于锁国的基本意识作用之。什么是日本的基本历史和国情？大隈在此章《政党史》中介绍细密，论述明了，阐释精当。
从日本历史说起，他的结论是，历史上，日本民族之所谓群社结构是和谐的，所谓日本人“气风若贵族，精神若平民”，“除英国外不见其比。”而其文化则为皇室贵族之文化。“众民尊崇皇室如神，而敬爱贵族，上下亲睦，情浓于无怨焉。”贵族，平民，互有流动，降升，是为事实。大隈言，要知道“五十年历史者”，此为关键。这个关键，很像一副和谐图景，无革命图景和改革图景。但是，大隈君此言虽为基础和出发点，却不能消除这个基本层面，出现紊乱的实情史事存在，却可以消除——如德川家族之治平稳定达二百多年。这就是天助自助者；日本史，就是日本人天助加自助之历史。
日本封建之“无一人享有无限之权利”说，在以后的发展时期受到很多挑战。二百五十年来——到维新时段——相安无事中，也是出现问题，也是出现危机的。其中，危机一，就是“上班”和“下班”即平民和贵族的和谐发生严重问题。这个说法，就是后来所言之阶级之间的流动性障碍，“下班士族与京师贵族皆不能伸得其智能”也！所以，从内因讲如是——外因，是美国军舰的入侵（美国提督柏理航之浦贺……）——改革动力是下班士族，为其动力。
危机二，一开始，维新变革源于诸藩，来源于二、三强藩，“维新之功，归于数藩”。
“德传幕府之末即使无外势力之压迫，由内部瓦解自灭犹如朽木之倒仆亦不可免焉。”所以，仅仅陷于强藩改革之局，“虽有变迁，其反覆若出一轨。”惟有王政复归，立宪为鹄，是为要素。当然，这个内政问题和开、锁治国，密切相关。是内外一体论也！我们说，欧美炮舰政策改革了日本，转化危机为转折，是第三个危机，也是新起点。
德川幕府还政以后，朝廷代幕宣言：三权分立，是为公议，也就是出现议会诉求。时间是1866年。其中议员来源分为士和贡士。士，“无定数”，源自庶民；“贡士”，则分大、中、小藩各一、二、三。这也是庶民参政的雏形和雏议，也就是现代代议制的最初建议和建设，为“日本宪法史之源泉”！是年三月，公召的天皇旨意是，“天下之权利，一切归于太政官……立法，行法，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是为非常明确地首次提到孟德斯鸠之三权分立——是的，请注意，从1866年到2008年，时间过去多少，中国人何以还是对此反对，且反对之名目繁多！
以后四年的王政措举，就是“非藩置县”。
采纳匀和与保守兼顾之道。
很多下级士族，进入政界，于是就产生一个要为群社说话的“公议”课题——随之，也带动了政党政治中，要求民选议会之开张的斗争。这个过程的艰难，表现在旧势力的顽抗。明治二年，废藩不实，“行政权利独逞其威力”。一些著名政治人物，开始暂露头角。如支持“征韩论”之西乡隆盛，主张内政改革论之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明治七年，板垣退助等人上书“提民选议会之议”。公诸于世。民选之字，含义就是国民参政，不是官选。这个动议比较中国“两会”，又是如何！
福泽谕吉和箕作麟祥专门著译西著，如，《法国民法》，“使人渐知贵重人权”。而日本政党之历史背景就是如此展开的。一开始，木户组建渐进主义政党，板垣组建激进政党。尚有土佐之爱国公党等。明治十一年，西乡隆盛一度起兵，不成。后，“有一事变使宪政畅达之运顿成疾速之势，”就是大久保利通被刺。政府开设地方议会，“成中央议会开设之阶序。”是年九月，板垣在大阪开爱国社第一次大会；各地响应，十三年，“如是团体凡九十六。……共九万八千余人。”“日本人民初不自觉民人有请愿之权。大阪大会，欲生长民权，始用请愿之法”；知道政府弹压后，“期成国会同盟”遂告速成。这时，大隈重信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放官——卖官——“驳论尤力，谓苟欲绝藩阀专横之根莫若开设国会，断断然决行之与民间舆论相应，倡明治十六年当开国会之议将奏之朝廷。举朝震骇。”于是，在朝之官员和在野党蔚成合力，也就是大隈和板垣等两股力量，合成了日本走向民选议会的通途。
大隈说——
“设在野党势力岿然为国民之盾”！！！
又说，“板垣久为在野党之首领，大隈氏尤通晓于政府之实情，而新纠合政党，于是政府视二氏如二大敌国。”
好一个“二大敌国”也！
这难道不是日本政党政治的百年之前之建设，之明智，之公德乎！返观中国一党于孙，于蒋，于毛，于此，我们又有何言哉！
日本人，日本在野党争取民选议会的努力，亦遭政府镇压，这本来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并不是没完没了，可以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其中，我们看到，官方给予自由民主的压力。这些耳熟能详的镇压，无外是镇压，逮捕，言论获罪，伤害国体（也就是“颠覆罪”）等等，甚至死刑——这些东西是普世通行的，日本无例外。而政党从地上转入地下，抑或反而从之，也是屡见不鲜。随着日本皇族实行“爵爷”制度，所谓“华族”分封，成为现实。而这个华族成员，时为贵族院的“选候”。
明治十八年，改设内阁制度。伊藤博文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而此时大隈降于民间。迫于所谓日本之国际危机，由于改进、自由两党解散，后腾象次郎组成“大同团结”社，使各个原先的党徒麝集其麾下。大隈言，“日本诸政党一时同其目的联合运动者是其嚆矢”。他们建言有三，减租，改约，言论自由。此时的新闻纸《政论》发行。“此时总理大臣黑田伯欲外改约章内开议会以成立立宪政体，且网络维新功臣。二十二年纪元节，选伊藤伯编成之帝国宪法遂宣布。”赦免国事犯及言论罪。大隈伯入阁。后腾伯亦入。
“明治二十七年七月一日行众议院第一次总选举。东邦有宪法政治，实始乎此。此时据选举法得投票权者四十六万人，比诸人口四千二百万稍逾其百分之一。”这样，日本之民选议会终于招开。以后，又举行二十次议会。虽有波动，宪政固矣！
其经过所谓四期努力——明治七年的板垣等建言立民选议会；第二期，十四年，诏下，伊藤等拟宪法草案；第三期，明治二十三年开国会之后。他们总结之经验教训：政府不可压迫政党——政党亦不可敌视政府。第四期，明治三十一年，政党内阁瓦解。政府与政党“交让相融”，经理国政。大隈当时亦不知其前途。但是，他的总结颇有道数——
“无政党则国会不能活动，无由尽宪政之效用。故苟有宪政不可不求政党之发畅。政党之急务第一在熏育国民，令通于政治而予政党于刚劲之后援在扩张选举权以扩大舆论之泛域使政党基址得以深广，在常训练选举区民令敏速领会时务之得失临时行选举之际自能判识候补之是否。”
这个启示难道还不明了吗？
纵观其上，我们从最后一句话稍施评介。通常我们所言之宪政，维权和护法，是不是以反对党之存在，为其政治健康之前提、之关键呢？当然不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迄今多有以宪政压民主之惯性思维——所言之，在一党治下，可以宪政，可以民主之说，是不是太反对大隈伯之判断乎！“无政党”——这里说的就是无反对党；无反对党，就没有宪政，没有民主。虚君，或者无君，不是问题，但是，有政府，无政党（反对党），就是问题。日本人的期宪运动和大隈君撰写的《政党史》，本是一币两面，不可或缺。这也许是他在这里的第一个思想。
对比之，政党改制，中国历来阙如。我们看到清末四君子加入光绪改制体制，似乎凸现了类似日本官方接纳“士族”之例，但是，细细观察之，则天壤有别。一是，日本人的加入或者作用于官方，先是组党，后是加入之，抑或加入，退出并举，而后是以政党在野之势力迫使官方改革。
二，这个组党行为，变到中国，只是几个改革志士被融化在弱势皇帝门下，出现俱荣俱损的被动局面。
这个被动局面，正是因为皇帝既不同意有乱党参加，亦不知道乱党或为不乱，正是改制之民间力量。此为三。
最后，在知识分子一面，四君子本身亦无大隈或者板垣之志，之见，之力，根本就是寄托皇天在上，改革还是望权于光绪，更在朝廷之思想。于是，一旦慈禧砍人头，一切皆败。甚至，他们后来还转化为尚君主义者。在改制完全失败于朝廷后，还是空梦朝廷于皇上也，如，康氏；这当然是他们反对革命的一个根据。
那么，组党改革，或者组党革命，是不是胜于日本之“戴盆”可以换天？（“戴盆”——就是不去天皇神道）。历史给出的证明亦为相反。孙文革命和毛革命，就是掀掉正统，去除传统和道统，甚至引进德、俄为道。这个道路，一方面，是打倒天道，一方面，是举行民疯（就是民粹），到头来，在光绪之死后，仍不去除其“盆”，归为反动。这个“盆”，还是戴在头上，就真是：“戴盆何以望天”！这个改天换地，就是去除传统之道以后的党文化和暴政法！这个代价，难道不是太大了吗？何况，中国人在打败日本鬼子以后，更是不知日本历史，日本经验，几人知道大隈？几人知道谕吉？几几全不知也！也就不知道明治维新究为何物！一言蔽之，明治维新，就是日本人利用传统之道和现代之道，统合皇道和民主，在野和在朝，合力而为的一种选项，其为日本主流和西方主流并一的改革运动。
此中，认识到反对党为其“敌国”而容纳之，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当然，他们的知识分子如大隈等人，对于反对和制衡之道的全解全知，是为首要，他们决不是一知半解，更不是屁股和利益决定思想而仅仅为御用之。这些智者，和历史上之德川家康的仁义反思一样，从上到下，懂得杀戮之误和宽容之确——虽然，由于他们明治外交的对外政策之错，之罪，使得他们走上侵华道路……和西方国家之民主对内不对外这个道理一样，他们的民主也未贯彻于世界，贯彻于亚洲——但是，他们的明治改革对于日本本国的实践，却少露错误于百年之前，而且知之深刻，行之有效。
其第二个思想，就是他们的合法运动和非法运动之结合、之成功。也就是大隈君，忽在官府，忽在民间，身份交替，思想策略，识不偏激，以至于能和激进派统合一道，争取到宪政实现——他们的激进或者保守，在场或者不在场（转入地下），都是一种斗争策略。这个斗争策略，有着明确的方向。而官方乃至明治皇帝本身，也是忽而打压，忽而引进；打压诚在，却是吸纳在后。最后，还是把不固定的法治，变为固定，把不固定的思想（三权分立），变为固定——伊藤，大隈，后腾等，都是民间人物，也是在朝重臣。
这个现象和中国之官方就是官方，民间就是民间，大不一！这个日本的灵活性，在上述关于日本之平民精神和贵族精神历史融通的文化和政治逻辑中，先有表示。这样，这个历史的融通，成为改革的灵活。这个东西，和中国官方的无可塑性，又不一！中国官方吸纳四君子，是为进步，却为进步之谬！因为，他们把加入官方的整体势力，排除在外——利用民间力量，不过是利用义和团，排斥外国侵略和打击西方文化（宗教等）——他们从来不知道让民间加入政治甚至宪政之须——于是，无论是清末政改，还是拟宪，许诺，挟民，皆成为民主空中楼阁，没有实现民间基础和政治基础之可能。换言之，民间力量一旦革命造反，和官方的交流，遂告崩塌。革命势力坐大，官方代表的正统和文化——儒家等等，也就是失却载体（见陈寅恪语）——也就是说，秦皇汉武，让位于革命，就成为极权代替专制的倒退。于是，日本人的无革命，在中国，却完全相反，成为一切皆革命，皆打倒！
第三个思想，日本知识分子可以为天皇和官场接受，他们或为民间言论，或为官员议政，宗旨却是一个，就是改革维新。这个上可以上，下可以下——进，可以进，退，可以退的知识分子阶层，始终没有失去他们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一点，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跟随民疯的反面对照——中国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政治，或者推波助澜，或者助纣为虐，成为文化之反和社会之反的恶势力。这个教训，勿庸置疑，也毋庸多言。这是迄今为止的铁证。于是，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伊藤伯文，木户孝允一干人，在进入日本朝、野以后，除去他们罪恶的支那政策外，学习西方，真得要领。而中国知识分子，却在一坛酱缸里打转一百年：从我们所言之戊戌开始，到孙文革命，到毛革命，到现在的改革，哪个不是知识分子面对真理，胡说八道的历史！他们或者言无政府，或者言社会主义，或者言斯大林和毛，或者言一党民主，新民主，等等——哪个不是胡说八道。和日本人百年以前，一言中的：建设反对党之“敌国”与建立三权分立之宪政——简直是天上地下。
最后，在日本历史上，日本皇室所谓举藩和废藩，都要留有余地，以至于皇室和德川家族之姻缘互动，造成和谐历史于和谐国度——德川家康等人，也是战略专家，以至于战乱在家康之前，惯续二百多年。但是，历史上日本的社会和农业政策之宽厚，阶级之间的融合等，使得日本并无革命造反之历史。于是，日本人可以是士族，可以是贵胄，也可以是文、武兼备的社会中人。这是他们“社会主义”的一个优点，就是不会消灭和否定某一个阶层。更不会打倒资产阶级，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废藩属不废社会的明治维新，造就了其宽大的阶级融和之可能。这个特点，同样不可忽视。
所以，日本人一则坚韧，有些死板；一则灵活，变通有余。这是他们从上到下，西学日渐，变通传统，而不是打倒之的可贵所在。
德川家康有一句名言：“武”，“止戈”也！（见《德川家康》 日岗庄八著）这个诠释，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五，西法日渐和最终成治
日本《法制史略》和《法制一斑》二章，为富井政章和纠山和夫并阪本三郎撰写，大隈编入其著。大致廓清了日本法制历史的脉绪，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镜。
其中，日本法制的精神为三。一是，法制定制按照日本国情，无论是主张家族制度，武士制度还是现代制度，首先是按照日本国家的需要而编制改订。
关于家和家族之概念，是了解日本人之关键。书证“日本自古有家族制度。家者谓血族团体自具人格，而优越于族员之上。家既具人格故能享权利又能负义务。血族成家者，曰称家族。家族属一家者，不得别领一己财产。其所得之资财皆归于家。家族加损害于他家或他人，则其家族代任其则。血族团体所领之财产称曰家产。其代表团体者曰家长。家长由生死而变易，家则非逢其团体消灭则无变易。血族团体祀公同祖先，称曰氏神。可知家者由氏神所守护神圣之区也。
‘家’之观念，迄第三期德传法制时代之末皆如是。至明治法制时代，个人制度传自欧洲，与家族制度并行。于是，家无人格只谓户主权行用之范围。可知‘家’之意义已一变矣”。
这个启示，给我们带来何种看法？就是中国革命之初，革命者不单否认国，也否认家。和日本人不同。他们是要国，要家——改造之——我们是既不要家，也不要国。见五四前后革命者诸公之论。
如刘师复——
“以吾党之幼稚，而此此艰难之惡境，其不能有若何猛厉之进步，固有由矣。是故吾党今日在中國之运动，有较欧美为易者，亦有较欧美为难者。何以言之？ 中国之无政府同志，几皆主张共产主义，而无主张個人主义（Individualism, 亦译独产主义）者，思想既一致，门戶之见自泯，易一。中国向无社会民主党，亦无人倡集产主义之学説，至江亢虎所倡之社会政策，则自‘中国社会’解散后，响声已寂，遂江氏仍在美洲，期传播中国之侨民，然信者絕稀，不足为吾人主义之大梗，易二。”（刘师复 《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 1914年6月）
这个依据在今天看来，不是恰好是国民之阙如吗？一无个人主义，二无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是伟大的修正主义——其回顾，必是自由主义——反而是什么“优点”吗？本末倒置，与日理解殊反，恰恰是国人缺点啊！
如江亢虎——
其“中国社会党‘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即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
这里的“个人自治”，好似接近日本人主张之法治精神，注重个人主义——却来了一个“无祖国主义”，又是南辕北辙，不正确了。
如吴稚晖——
吳稚暉讲无政府主义，就是一例。他解读所谓社会主义之“无我”和“无神”，并大力倡导之，是对于西方文化宗教之误会。(見『吳稚暉学术论著』1925年版）
吴的无神，更不是神道之国之诉求；无我，就回到刚刚批判之极权萌芽。极权何谓？就是整体主义，无我主义。
这样一来，日本人保存了家与国，我们则倾向家、国尽废，导致“家”，成为巴库宁与克鲁泡特金的“巴金之‘家’”之批判，之毁弃。是为一个反思。
至于反对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又恰恰和举世通行的文艺复兴观和反对社会主义观，适成反比。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就有法国人夏多布里昂一言中的，批判之——
夏多布里昂就解读过社会主义。他的解读，接近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說，此主义本质，是以集体消灭个人（见夏氏 『墓后回忆录』）
二是，日本大保律令本着汉唐法度，移为其用，且结合中国哲学和禅宗，合其精神，民性，是中日法制互动之一例。
三是，日本人最终还是抛弃了本土和中国法度为皈的不适宜现实，成为采纳西方，主要是德国和法国法制的实行者，且有具体的法国人和德国人参与其法度的起草和制定。其中，给出的端倪是，日本人虽然在一段很长的历史上中日合璧其法，最终，他们还是像抛却儒学，改制西学一样，归依于西方法制。这个更深的道理，无论是大隈还是他人，给出的理由并不充分，但是，反对武断，反对缛节，反对法度之制定而不能或者不愿意实行，是三个重要道理。其中，几个时代的物权法，都牵涉到土地是不是私有和可以买卖的问题。
其中，关于土地不能私有买卖，但是宅基地可以之，这样的定制比起中国要早了百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其法制的独立之宣布，之施行。
这个来源于三权分立原则的法制描述，同样为维新的要素，不可以忽略和抹煞，非如此，一切关于法制的记述和论证即全部作废。
关于日本“固有法时代”。
这个时期的日本国情是，官职世袭；军职专横；人才买卖；土地兼并；贫富悬殊；期望改革。
“支那法时代”。
自古代天皇时代至镰仓幕府兴起，凡五百多年，采支那法。西历六百年，“取佛儒二教之旨斟酌隋朝之法制定宪章十七条，此为成文法之滥觞。”
后有“大化律令”；改制“大保律令”。大保是为唐制，也是一个说法，且说是“日本法制之始”。大保禁止土地私有买卖，转为国有。物权法亦有公布。“宅基地与园地特允私领”，可买卖。
其中，有最初之政教分离的“祭祀与政治明别”一说。官职世袭改为“考试”；废氏族封建；土地政策则由豪族兼并改为土地国有。等等。此时，私有土地滋蔓全国，政权移归武门，中央政府积成文弱，幕府即兴。
“镰仓法制时代”。
“镰仓幕府之初至江户幕府之末凡六百七十有余年，武门政治之大纲未偿变易。”此时参照大保制定贞永式目之法律五十一条。此为镰仓法制。在土地私有问题上，贞永改换观点，谓“土地专为国领者不适于日本人情”，还为私有制度。
“德川法制时代”。
德川家康平定戡乱，征服群雄，建德幕于江户（今东京）。制定三法令。一曰武家法度。二曰公家法度。三曰僧家法度。实行武家，朝廷和僧侣之制衡。土地私有又受钳制。即，实行阶级划分，分为平民和武士。武士为封，不得从商。其治平二百六十年。
“明治法制时代”。
明治时期，讲究西法渐盛。武断政治几终。维新时期之法制，渐次确立“刑法”，“民法”，“商法”等。法国人和德国人参与之。其中，确定“私权”为重。讲究物权法之分析和注重。
其中作者犹言，“日本改革制度其功恒成于平稳静态之间，未偿生革命惨烈之变动”。
这样一来，日本人的宪政和法治初步确立，已经没有发生无法无天之可能性，只是源于其民主对内不对外的西方通病，业成日本之患，遂发动“征韩论”之斗争和分歧。后，成为日本和满清签署马关条约之败笔于日，于满（中国）。这个全过程，在王芸生先生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详有表述，谓日本人贪婪无度，伊藤寸步不让，李鸿章无可如何。但是，没有革命的日本，却是蛇吞象势不减。这当然不是他们的法度可以抑止的。于是，无革命之流血，变有侵略之祸害。日韩之间，日满之间，日俄之间，出现法度之外之流血，却为事实。但是，大隈只是在其书中一笔带过。这是另外一个议题。（这个议题的另外一种内涵，也是耐人寻味的：日俄战争，虽然凸现了日本军人如乃木希典和东乡的“爱国”“忠君”“赴死”精神，但是，这个战胜，导致列宁和十月革命，一如，日本侵略中国，导致中共坐大，都是更加深层次的课题——其和日本民主的孤立主义，还是一脉相承。只是，这里不再展开。）
比照之，中国人的宪法历史究为何物？也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牵涉到革命与法制的争执，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多数人还是看中欧美法制，就连共产党人也是主张此说。但是，他们那个法治诉求，不过是新民主论的协从，只要政权到手，他们就改为学习苏联法制了——“在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作修改时，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见李丹惠文 《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
于是，革命废弃法制的反动，遂即到来，一直到文革，成为“无法无天”——这个历史和日本人殚精竭虑，思索和汲纳西方法治为其采纳施行，是不是又是天壤之别呢！
六，社会主义思潮被日本人完全否定
社会主义思潮之所以出世，影响世界，在中、苏国家成功，他的煽动性和逻辑何在？
这个议题，百年争执，似乎没有结论。但是，其中，社会主义之一种，就是苏俄和中国的斯大林式和毛式社会主义，业已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归于破产，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西方如北欧或者瑞士、英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不越自由民主之大范畴，政治和政治学（反对党为其“敌国”和三权分立）之大范畴，只是在经济干预和社会福利上，补充了自由市场带来的公正不足和缺乏理想。也就是说，西方之自由和西方之公正与平等说，其实在基督耶稣的教义中，已经呈现了其人权雏形，一如，古代希腊，本来就有了民主。所以，所谓社会主义之滥觞，本该归于基督教，而民主，本该归于亚理士多德和苏格拉底。这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初解。
至于以后的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则其前提，就已经跑题。其所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理达和罗蒂的辩论中，已有凸现：罗蒂说，当马克思主义者赘言人是社会关系之总和时，青年学生会说：你也是！这个“你也是”讽刺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和“社会关系”。这个辩论说明，马克思的集体主义前提，就是错误。个人，是社会的前提——本是他的说法；却在规定群社定义的时候，又反对个人主义——观察他的决定论与目的论矛盾，可以见得；从而颠覆了决定论和经验主义的关系，走上了他的意志论。
二，他的“社会关系”说，其实同语反复，没有具体的解释。改变个人，还是改变社会，这个议题，在他那里含混不清。于是，究竟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社会关系是人的总和，就社会主义定义而言，应该说，是前者——那么，否定人的具体意义，也就是重复卢梭的“总意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这样，“人是关系”说，即成为否定人，否定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从而导致极权主义——集体和极权的涵义，几乎是互相对应的。
那么，这个课题在大隈君的记述中如何表达呢？
日本人，是不是像俄国人和中国人一样，注重社会关系之改造，之革命，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新自由（纳粹语）、新民主（毛语）呢？（见施本格勒 《西方的衰落》）
他们如何接受，继而很快放弃了社会主义思潮，转而径直走向西方自由民主之途呢？
这些问题，在《五十年》中，给出明确不过的答案。这个答案的给出，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辩论和选择，但是，其很快得道归正，而不是像苏联，持续七十年，中国，迄今尚无端绪。在该书《哲学思想》和《泰西思想之影响》两章，我们可以看到大隈精彩之记叙（编纂）和日本人睿智之选择。
在西学也就是泰西思想传入日本的时候，日本学者给出的“日本欧化”之不准确说，认为该是“化欧”之说、之举，可以说，使是其文化现代还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的模拟说，成为他们采纳西学的方法论——而“有知者，方可知”的先天论，成为其本体论——也就是说，他们同意苏格拉底之言，“教育如产婆法，其在胎者已熟，得外助而出产也。”又说，“日本之欧化，使日本之固有之力，速发展其机耳。”也就是其云，日本不是欧化，是化欧——这个说法很准确——说出了日本西化的要诀。这个要诀就是，西方思想，文化，习俗乃至血统于日本人固有之有联系，他们的日渐，不过是启发了他们的潜在能力和能量，而已。
换言之，上述社会主义，并未和日本人产生天然之联系；他们助产之化西或者化欧，也不是要本着那个革命精神；而革命精神这个东西，和中国的专制文化和儒学凋敝，适成合拍。所以，才有马科斯.韦伯所言之中国停滞落后，乃至儒学无望复兴，是其体制会产生布尔什维克主义之说。所以，查察日本人究竟模拟和发掘了哪些西方之学，尤其是西方政治之学，适成必须。
我们看到，此书引述的西方政治学的关键看法，是超越了吴宓先生所言之西方末流思潮如马克思的。
书引，“如云自由，云代议政体，称曰西方思想，即东邦所无。惟日本之讲国学者谓代义政治之根源在于神代，是说不独代议政体为然。……日本原不有代议政体或民权思想乎，此难断言。唯绍述英国人之言论者一时极盛，使人谓新思想传入东邦。距今三十之前中村敬宇先生翻译弥儿之自由论，….读其所译者见新语而不怪，反觉其如接旧知，是可以证日本民族中初有其种。”这是有知者先天知之的一个说法。何以自由，日本原有，不是陌生？书引，“弥儿曰自由之思想原于政治之压制而自防御是也。此意义虽至今日尚有之。考日本历史君主非无擅政者，然大和民族性好优雅，其行善，即为恶，皆不走极端，处事主节度，虽有暴君亦不陷于残虐之极。……盖王侯易于专恣，然君子有教，曰为民父母，此言深铭其心，视国民全数如一大家庭焉。……故封建数百年，未见有残虐之王候如支那欧洲之例。”
于是，书说原因——
“法国人刻孛菲克之说曰真自由在于地方精神、群会阶级之不同，一国之统一有需于压制，小群会多阶级处实觉其有自由之妙味。”
“封建之世日本民族稍有自由之观念，而未有文字言说，以明其观念、英国思想传播日本，使权利自由之信念判然明确。”
这个说法，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即，日本地方自治带来地方自由；地方自由，使得日人在弥儿之前，先天懂得或者觉得有自由事在。所以，英国人只是助其发生矣！
弥尔思想，中国不是没有介绍。严复之《群己权界》是为介绍。但是，关于个人自由和中央一统，却是其改造弥尔之关键。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个人服从集体，人民服从国家；至于地方自治，除去西藏等地，却是极欲集中却导致割据——最后，是毛集中，结束之。于是，弥儿出现，未改其观；这个看法，就是最后废黜民主自由，归于帝制或者毛制。严复改造弥儿或者举荐弥儿，功过，对半乎？
而日本人不是从弥尔自由主义走向革命或者帝制而是考虑立宪。书引，“自由之论与立宪政体之说恒有关系。按日本历史，历代明君图政治之改善示以统国之宗旨。其间有主义曰一国之政治以国民为主，非君主之专私。历世反复宣明此旨。既曰要在国民，彼谓国民须参于政者其说不甚为远焉。”这也是日本人对于立宪的先验论。绕有趣味！于是，其法德英三人行，以助日本，就是他们的民，刑，商法之效法外国人，商法多仿英国人。如前述。
其间，尚有书证，日本武士道和英国绅士之道“感通”说，亦有趣也！
那么，日本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及其式微，其过程，又是如何？此书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而论述稍嫌不够。
从日本历史发端之社会主义因素，无非来源于一种锄强济贫的政策和观念。在《社会主义》一章开始，作者安部矶雄就指出，要叙述日本的社会主义历史，不可不溯及上古治民之道。除去日本亦有“以民为贵”之观念，治疗贫富悬隔，实为要务。而形成贫富悬隔，又主要是土地兼并使然。“苟欲图国民全数之福址，则国领土地为要，是合社会主义。”然而土地公有还是私有抑或兼有，日本历史上也是代代不同，分分合合。但是，其却有宽容之道实行之，如，谋藩三十年来实行“宽假其租”，使得大地主“渐之疲弊”。等等。
明治维新以来，板垣氏实行激进路线，首发“劳役论”，也就是劳动问题，涉及社会改良和社会主义思想。此为一端。
再就是，所谓“资本家亦有以劳工为优者。”于是，遂成工会之组建，如，“活版共结会”——就是印刷工会。后有“铁工结会”，“织工义友会”等等。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劳动结合期成会”，成员达千八百人。
还有，就是印刷社会主义刊物，如片山潜之《劳动世界》。进行集会，有时参与者十二万人。诉求，主要是“增奉”。
所以，“劳工运动已流行，而有讲究社会主义者亦自然之势也。”三宅，片山等人遂发端社会问题研究所。主旨在防止“阶级轧轹”。但是，由樽井氏等创建社会党，不成功。明治三十一年，有“油尼铁利安”协会组成。“会员讲演，祖述散西梦（圣西门），芙利爷（傅立叶），布鲁顿（布鲁东），马窟斯（马克思）等之社会主义。”三十年后，改为社会主义协会。但是，社员尚少，三、四十人，故“未足活动于政治”。
“三十四年春忽有社会民主党之兴起，迳被禁遏。”此党宣言，有废军备，废阶级，土地财产公有，铁路船舶公有，财产分配公平，政权平等，教育平等。等等。伊藤内阁继之有桂内阁，弹压社党。
作为社党，其反战，也是被镇压的一个理由。
后在阿姆斯特但招开万国社会党大会，以图战务结束。此会“推（荷）翻哥尔氏为会长，俄国孛列加挪夫氏及日本片山氏各为副会长。”其宣言说，要结束战争。日政府“问之”。
稍后，日本“平民新闻”辟专栏连载《公产党宣言书》。政府禁止。成员入狱。后出狱。继之，日俄战争结束，国民期盼和平。“平民社渐倾颓，复无往日之元气。”这恐怕是社会主义失败一个因素——其恰好和列宁利用战争达致革命相反而成。
其二，如该书所谓，“明治三十八年”，一干人组建国家社会党，号称继承古制，谓皇室亦“抑止富豪”，就走向修正主义了。
三，这个党党则第一条，是为“循国法之范围”，也就是不但修正主义，而且社民主义了——统合于政府。这个历史，就这样截止。是为日人之幸运，避免了革命与涂炭。最后，因为多数国会议员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社会主义者却已经进入议会选举轨道——该运动终于式微。
日人终于放弃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于一百年前！
七，儒教精神永无灭期
儒学在中国，无法定位，争执分起，业成百年悬案。
几种主要观念依次如此。曰，儒学死亡论。此论以王国维之死为死——就是陈寅恪所谓儒学体制已死，儒学赖以存身的政治制度，自革命发端以来已死。
一种说法是，儒学不死，要复活。在民国新生活运动里，蒋介石讲究道德建设，却荒于徒表，不能实行。但是，新儒家之说兴起。重新定位呼应于雅斯倍斯之文化轴心说。以后，在台湾，有儒学复兴宣言。
现在，共产党价值失落，也举起新新儒家之旗，实废做也！
于是，重新看待日本人定位和研讨儒家之脉络，之过程，有必要，有兴趣也！
在《儒教》（井上哲次郎撰）一章里，头尾向衔，作者得出儒教不可灭，精神会永恒之结论——这个结论，很震撼于我们华人——我们将如何看待这个结论，也是不可须臾忽视的。
书说，“儒教多说现实之道德，不似宗教注重于超世之观念。”这样，循此轨迹追究，则谓，从道德善恶之动机效果出发，“善恶不取断于效果，注重于动机，皆合于儒教之旨意。仁者是人道，而生民所同归。故儒家之德超诸宗教而逈大焉。明治之德育虽不称儒教，而超立诸宗教之外如儒教，道无迷信亦如儒教，与科学并行而毫不相戾，其气度较宗教犹大矣。盖德育者不必竢宗教而成。如法国自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之后已渐离于宗教而施其德育。……维新以后，德育以儒教为先容，取其最近之体制，提以宏远普汎之人道，以终生所同归为其标，故儒教已失其形骸，而其精神为今世德育之一大要素，将永远无灭期。”
这个分析，当然和台湾五十年代之儒学宣言，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把宗教政治分离于儒教。这个说法，甚至在我们看待福山和亨廷顿之完结与开始之论调中，每有呼应。这个呼应，如，李慎之之“半个儒家”说等。福山之道德诉求，源于政治，源于黑格尔绝对精神；绝对精神，亦为德育之一种乎？亨廷顿之开始文明冲突，亦来源于文明道德之分歧与扬镳，最后，也是归回德育。明治维新之一则，日本欧化或者化欧，也是要进入西方文化与道德。这样，我们看待儒教和宗教问题，就出现，看历史，得今天之论的推理论证。至于政教分离，恰恰又说明了宗教德育之无万能论，所起到的作用。如果不是，何以万国不实行其原教旨主义呢？这个课题，直接关系到是德育，政治还是宗教起作用，儒教起作用于终局之问。所以，我么循此根系，就不得不援引于此书的几种判断，来一一证明之。这个证明，从儒学和西学之接近处给出，似乎绕有兴致焉！这个最初的儒、西对比——自然是日人之儒学——也因牵涉到我们涉问的宗教文化政治道德诸种领域而做。
首先，我们看到，人性之恶，之善，和儒家把持之之关系。在日本明治前后，有儒学者提出，且呼应了“众人之恶，造就公共之善”的契约和法度精神；当然，日儒学者不是以这样角度论证之。他的论证是关于所谓自律与外律说之分析。这个分析，直切要害，是我们特别感到兴趣的地方。春台君言，“孟子由子思继其诚之说，重良心以内心之德为主要。荀子则重体，人可由外律之。此取他律，而彼取自律。……谓心有恶念，自治以理法，亦不背道德。”他或有自然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外律之法家，有着某种契约精神，而内律之孟家，则是圆融自持之原则的提倡者。这个看法，国人亦知；只是，国人很少有衔接这个律道于政治改革之精神的。所以，我们特别看到，德川明治以来，不单法度有了长足进步，自律，外律，正好是在政治载体的出现和成熟下，始完成儒教的新融，新合——只是，日本全国上下，其实已经直接接轨国际，没有单兴儒教之说了。
另外一种日西学合之证，就是狙徕僧人之“道出于圣人之作为，非由自然而成。狙徕之学说与荷布斯（霍布斯）相符者不少。如曰正邪，由国法而始定，曰人之本性，在利己，任其自然，则争端不止，曰定法律，成国家，宜赖君主之独裁专制，皆是。”狙徕重荀子，也是“法家”；此为他的列维坦之说。霍布斯的列维坦当然是反对无政府主义之滥觞。他的由自然而法治，而国家，而君主，而独裁之说法，也包含了某种法制精神和人性之恶，要国家匡正之意思。只是，他的人权意识，是我们所言之君不君，则臣不臣——如果国家危害了人权之本，人民亦有暴力维权之权。这个道理是众所皆知的。只是这样的日本儒学，能和西学注重人本民主和国家法度，产生自觉与潜下之结合，说明日人儒学见地的特殊和提升。
在此之前，江户和京师有日本学者山陆素行和伊藤仁齐，一主张静，一主张动。伊藤说，“谓人之行为要在活动，完成人格与克林之自我实现说略同其趣归。”其仁德说，似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又，前推，有日人书，阳明学派“有影响于维新之原动力。”都是实行主义精神在。
但是，不管是儒学新解，还是排儒入西，日人都是从善如流，取其精华。在排除方面和汲纳方面，做到双双得体；得体于维新改革和政治改革，此为其强盛秘诀。在排斥和批判儒学方面，日人也是不遗余力，竭力而为的，于实际，于学理上，也每有论述。
著名人士如福泽谕吉君。福泽开宗明义，攘儒，坚定不移。在他的《自传》中有些表达，如兹——（一如李慎之说，国人既无科学，也无民主之传统——福泽说，日人既无数理化，也无独立（人格）意识。两项对比，绕有趣味。）“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无心崇拜汉学，也不重视汉学。不仅如此，更进一步还想根除所谓腐儒的腐论。一般洋学者或者翻译人员诽谤汉学家乃是当然之事，无关紧要。可我却是一个读过大量汉文书的人……我明知经史之意而装不知，却屡次抓住汉学的要害，不管在讲话还是在写作上都毫不容情地予以攻击。……我与汉学为敌到此种地步，乃是因为我坚信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
福泽说，他愿意和汉学之敌一一对阵，较量较量。
在绍述和推荐西学上，福泽谕吉则开创了他伟大的翻译之路。他把很多西词异汇融入日文或者假名？他创译的字，却还是参考了《康熙字典》，加以转化，如，蒸汽——STEAM——就是从气，从水——汽，源自康熙字典。
当然，他的创意还有很多。如，版权——COPYRIGHT；飞脚场——邮便——POST OFFICE；BOOK KEEPING——“帐合”；……
福泽谕吉说，“例如在政治上，日本把三人以上聚集在一起暗地商量事情称之为‘徒党’。……而在英国，就有所谓‘政党’组织。据说他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互相竞争授受政权。因此在英国，允许读书人议论政治，即便直言诽谤时政，也不会获罪。”于是他关于“该国议员的由来，帝室与议院的关系、舆论的力量、内阁更迭的习惯等等问题，逐个听其解答后，才知道它的实情，有的还未能了解清楚。”
他还提到幕府法条上百，却不知道律师、法律为何物。
对于保险公司，他也（当时）不甚了了。
这就是福泽谕吉撰写《西洋事情》之缘由。
他的反对汉学道理所在在此，也就是说，他清楚认知，起码在政治概念，政治习俗，政治价值上，汉学中阙如甚多，如，上面说的自由集会，结社，出版，法治（独立）纭纭，都是中国政治学中绝无仅有的，所以，要议绍于此，广为传布。福泽这个反汉学，无错之有。赘言，我们的“汉学”，我们的“儒学”，难道可以替代这些西学之自由，之精神吗？谕吉君在一百年前讨探于东瀛之议，我们还未起步。汗颜矣！
八、日本的神道是非论
凡是宗教，都有神格与神在的定位。说得好笑，这些神格，神在，都是人类语言可说或者不可说之说的说——也就出现，宗教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交缠错位和误读——但是，语言对于宗教的不可或缺和宗教对于语言的不可或缺，都是一样，不可或缺的；这样的悖论，也许正产生我们所谓的边际效应。这个效应，在定位日人迷信和宗教之关系的时候，每有涉及。（关于上帝语言——不可交流——和人类语言，只为交流之问题，德国人本雅明有很多说法；一直发展到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言说”。等等。）
所谓宗教本体论和宗教认识论的歧义，在于人类如何定位上帝和神，或者说日本的神道。这是人类写作和言说着墨必多之处。这个神道的双性、阴阳、天地和西方之亚当、夏娃一样，牵涉到人类最初元体（一，还是多？）之涉问和论证。
从认识论上讲究，神之所以是神，往往不能不是神、人共在说。不管是道成肉身，还是道成异化，抑或，要回到消除异化，消除人之类似诺斯替教的严重观念，人，所以在，此在或者存在，都是关乎神，关乎神说和人说；而又不知是人说，抑或神说——而关于神的“生育”，又关系到人的“生产”——都是人类人道、神道的统一和悖论之所在。殊难厘清——难道在大叙说中，我们说，和神说，是可以分野的吗？这就是我们所谓，我们一发言，上帝就发笑——你怎么知道“上帝发笑”？
……
依次类推，人之所以在文明之初诉诸于神道，往往是人之初，形势所迫——而这个形势所迫，却因为以后科学和政治的出现，而退居其位，于今。人类是不是会因为某种科学和政治危机抑或文明的再发展，而回到新的神期，神在和神识，亦未可知也！
我们从大隈君所篡之书中，起码可以发现，人类，不管是日人还是西人，还是中国人，都讲究过天人合一，人神共体，只是表达方式和表达层次不同。日本人以为，其祖先，乃是神之后裔，皇室和神道，天然结合，出现神道本体论。这个认知潜入他们的意识，迄今。那么，其他东、西方人种，难道不是同样认知和构造了类似亚当夏娃之人类元初论吗？
早在基督教出世以前起码千年，这个迹象，这个认知本体就出现了。从其结构观察，都是阴阳为体，男女为宗，上天下地，以成世界。如，印欧语系中的天（DEIWOS—）即是父亲；大地（GHcEM）即是母亲。“印度的尤天父，希腊的宙斯天父，伊利里亚的达帕图瑞斯，拉丁民族的朱庇特”等，都是父亲。这个说法，还有更为详细的延伸，以构成我们所言之本体论和神体论。
印度火神教是一个例子。“一个古老的宇宙论观念：宇宙的创造是火元素和水元素结合而成的。”（米.伊利雅得 《宗教思想史》下同）
《梵书》则云，“生主是隐匿的统一性整体性，一个纯粹的精神存在。但是欲望使他变成多个，并自我再造，他通过苦行将自己加热到极限，再将这热散发出去，以此创世，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流汗，如同某些早期的宇宙论一样，或是通过精液的散发。他首先创造了梵，也就是三智者（即三吠陀），然后以言创造了‘水’。为了通过水再造自身，他潜入水中，并从中发育出一个蛋。蛋的外壳变成了大地。接着，他在天界创造了诸神，在地上创造了阿修罗。”其中的精液和蛋之象征，是为天地男女，不差也！
苏鲁支教的本体论大同小异。“苏鲁支在天国的前世存在。……当他母亲看到苏鲁支圣火时，她被包裹在一束巨大的光里。‘连续三个晚上，方房屋的周围仿佛着了火一般。’至于他那受造于天国的身体随着雨水降下，使植物生长，而先知父母的两头小母牛吃下这些植物后，产出牛奶，与豪麻酒混合，被他父母喝下，他们首次的结合便怀上了苏鲁支。”这个神道更是拟人化了！
所有这些记述，是神遗，还是人造，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待天机之泄而读之，却可以完成一个结构性的明证。就是上述阴阳男女天地。这个语言的巴别塔，只是现出端倪，无法证实，也无法不证实。这就是所谓“不可说之说”？
虽然，这也许根本就不可以称之为“论证”——言多必失，必误——刚好是此章作者的要言。这样的论述，也见诸西方人的论说。
我们在《神道》一章里，看见了久米邦武精彩的叙说。这个叙说，尽量在为日本神道辩护，辩护于儒释道和基督教。同样，这个结构本体论，我们似曾相识于上述之。于是，从日本国家本体论和日本神道、神衹本体论构成上，我们看见作者明晰的绍述。此神开端，就是“天御中主”；其次为“高皇产灵”和“神皇产灵”。“天御中主之统连以婚姻，即为皇家外祖，故称曰御祖神。”这是不是就是日人之亚当、之夏娃呢？
古代日本之祭祀词歌谆辞曰，“神子会议（招开）于首府也。如此一族人种，称天神之裔者作成团队，而进入日本联岛。”发源地不详。时在三千年前（以该书出版日期为截止期——自立注）。”
“天御中主及两产灵之后经数十世，有男女二神曰伊奘诺曰伊奘册其事迹始传于国史。”为天照大神。
此为本体。
如何和本体发生关系——也就是牵涉到古代之认识论问题——就是通行于东西南北国度之祭祀大礼；这个祭祀的最初内涵就是认识世界，人神沟通。而日本加入其所谓洁癖或言“清洁”之行为，之认识；这个祭祀或者认识论运动，即为：1，稧；2，拔 。是为扫以风，洗以水——都是一种六根清净运动。而具体的祭祀仪式尊周三种，1，誓约；2，兴言；3，祈祷。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日人祈祷不是为己，而是为君，“不以私意要请于神。此为大合民族安心立命之极意。”
在神殿中之神器亦三：镜，剑，玉。
那么，日本的神政和祭政之合一与分离是不是恒至今日？是，也不是。两产灵之子孙，成齐部.中臣二氏即辅相之家，掌祭神之物。……帝坐宫床而听国事，无神宫与皇居之别。”官物与神物亦无区别。神职官员即掌祀高于大政官，“即因神国之风气。”是故，天子与神器共在；只是因为后来战端却断神器之傍，“神宫与皇居之分离遂生祭政之别，而君臣之称亦见剖判、”这也就是日人的所谓政教分离吧？但是这个政教分离在于其实际，不在于其精神。何以如此？试看分解——
在叙述了日本人之精神核心为一个“诚”字以后——也就是在他们论断了“道德衰，仁义兴”之奥义后——他们对于“圣”字，又做一解：圣，分为威权和恐怖——此不为日人之“圣”接纳；日人之，是“上下忠爱之情，常温且浓。”这个分析之援引是——
“……国经革命，暴政频行，则民欲脱其羁轭而渐有借宗教神权者，乃致政教轧轹而多流血。其极至于帝王以神圣之称，而相交妥。可知帝王称神圣者，其由来有可怖之经验也。惟日本自国初由神惠而成国，以神裔为君主，皇统绵绵，长保其神国之实，故国人不知圣字之可畏敬与恐怖，岂非多福之民族乎。”
何以如此的神道，既可以避免革命，又可以避免极端皇权呢？其中戡定本国之乱，如功臣德川家康——避免侵略他国之祸，则神道无力，起到荒唐作用。所以，大隈此见地，无法解释神权和政治划一之优点。
第二，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正好是虚君皇权之始，而非加重和扩大这个权利；到了二战后，这个天皇也就真是虚位起来。
三，和一切保守政治和传统文化一样，神道天皇之文化意义确在。这是日本化欧或者欧化的基址。他们一而再，再而三说道，他们的神道坚定不动摇，是化欧之基，也是有些道理的。但是，这些道理，同样不可以脱离他们实行西化之政教分离原则——虽然，他们对于天皇神裔续之于民，有一种幻觉！这个幻觉，就是西方人的耶稣和东方人的佛陀，或者真主乎？
第四，日人一向所谓神道一字之解，为：“诚”。这个诚字，似高于德，也宽于仁。因为，正是上面之“不可说”论，变成了“不可知论”。日本人不可为不忠诚，历史可见，可鉴；但是，鉴之之是非，又是此一字不可解。这个解，就是后来日本的神道战争——可幸，在所谓日本历史上最为漫长的一天，8月15号，关于1945年战争的天皇玉碎之否定论，即投降宣告时，却被一些中下级士兵破坏而不成——日人听见天皇投降，就投降了；那么，他们听见天皇开战，就开战乎！？所以，此神道亦有邪恶！
第五，日人过分夸张天皇即神，只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但是，几几乎不再是一种政治，或者说，是明治维新以来之现代政治取代之。
第六，所以，在上面文字里，我们支持了维新以来，日本政治人物和政治思想的改革与创新。但是，他们如何保留神道与现代政治，则只有上帝，恺撒，各归各属，别无他途。
因为，第七，文化保守主义也许是好的，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宗教，似乎不宜纳入政治学的主流课题，神道亦不例外！
九、基督渐日的争议与执着
日本幕府时代，定佛教为国教。明治以后，基督教进入视野，但是磨难不断，发生很多类似中国佛教佛家与基督教传教士之大辩论现象。但是，日本之攘夷之心，悖于开国之事，亦为实——见本书《基督教》章。
于是，日长崎遂有佛教徒告发基督徒之事态发生。
明治三年，大隈君撰文赞赏二二八小女囚教威武不能屈之事迹，“予始知宗教者非政权不能动。”
继而负笈英伦之中村正直，“以儒教说明基督教而自立议论。”
继而，硕儒安井息轩“以旧思想批评新信仰”，致使基督徒“深其研钻。”此时，所谓“极端欧化旨意渐生反动”。
福泽谕吉甚至不以为然。谓小茶壶，煎粗茶叶，不宜——他反对“天地一家四海同胞”论。因为福泽比息轩影响大，其言论颇入人心。
那时，日人受几种思想影响——法国民主论；英国功利主义经验主义；进化论等等。英法之间在日亦有反映。“法国政治学，以单纯权利论为其旗帜，故一时风靡人心，有旭日升天之势。”但是，此论面对的是英国经验派，他们对权利论“冷眼视之，如庆应义塾一派……是派在科学则贵实验，在政治则重功利，在宗教则说怀疑，其开口也常称虎姆（休谟），弥尔，汴萨姆（边沁），几絣之德。于是，出现把基督“民权”化之苗头——这个苗头在中国则称基督为宪政民主之先驱，晚了一百多年——这个论调是为“人民旨意者”；接近基督传播之重镇新岛襄君。而激进之板垣退助则反对。他以为，“神.儒.佛三教，阻碍国家进步。
于是，在理论上，基督之敌，成为经验派，成为进化论，成为不可思议论（不可知论）等。
但是，日人在书中全都可以化解。
其化解之道，就是《六合杂志》之辩论文字。其云：“曰，进化论不必与有神论冲突，即进化论之所阐明，只示神之大经纶出于大智大能而已。又曰昔者哥倍而尼加斯（哥白尼）之发明，培根之实验哲学，科学之新研究，使耶苏教之信仰有根本破坏之惧。然是等科学不过拂去执迷之锈，以粘附于信仰之名，而实赞美神之光荣也。
“进化论与现时耶苏教会亦如是而已。彼等谓进化论不足妨其信仰。今之论不可思议论（不可知论）绎究宇宙之本源，实为经验派所生之反动，此偶显人之所以摸索于神耳者，如此抗论不已。”
这些论断，和现代以来之世界辩论如出一辙，可见日人之先见之明。
所谓《约章》改动就是取消外人豁免权，使得日本社会“泰西之教育趁此潮流。”欧化更倡。“使教育脱自官吏之手，是为第一急务。”“官校之跋扈彼（庆应私塾等校——自立注）派均怜其愚也。”籍此，遂发生是否教育，宗教亦应实行“爱国主义教育”之议论。
那时，有英国派（满这斯塌派——曼彻斯特派）与德国派之争议。争议要点在于基督教旨的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之歧。明治十八年伊藤内阁之有森礼氏为文部大臣。“森氏热心倡国民教育，学生者必修学而为利于国家，学校者代国家者而做其良民也天下多说自由，说世界之文明，说弥儿，斯宾塞，说基督教，说国家是必要之害恶。”实行倡导国家高于世界论，而实际上，“所育成者则日沉于风云月露之思，香草美人之咏……”
更加值得关怀的是，物质欲望的出现，导致群社主义和基督主义之集合。
在教义问题上，日人亦重复基督教创始以来自今的一切辩论置疑，而活跃了宽容之领域于思想界。这个课题是什么？就是关于基督教的基本描述和基本记叙。这些描述和记叙，又牵涉到人们——东西南北之人关于基督和基督教究为历史，为神话，为诗歌等等等等的思想置疑，语言置疑甚至政治置疑。但是，在《五十年》之《基督教》章里，作者回复精彩，说明有力，逻辑顺畅。他们（本多庸一，山路弥吉）说，“所关基督之解说也。由历史家观之，基督固为历史之一显象，即历史连锁之一片也。
“以信者视之，彼为神圣之人。凡云神，云英雄，云人，惟是人视人之现象耳。有流星，辉于天，物理学视之以为物质之燃烧而已，若使诗人见之则别有觉他意味者。宗教者心之经验也，神秘之解释也。
“基督史迹映于历史家之眼者，由宗教家而言之，不过基督之衣妆。宗教家不可不更有其宇宙观，或神秘眼，以透见其内之基督。”
这段话，是不是把人们一般性的问题，全数解释了呢？我们说，比如，无神论者从伏尔泰到考茨基等，不是以历史解释基督而未果乎？
实证主义和在先的经验主义，如边沁，穆勒，后来的罗素，卡尔纳普等，不是实证失当而严重忧心于兹，于上帝，于耶稣吗？
从本雅明到德理达的中心解构主义，不是还是被他们认为的、其大如海之摩西主义所淹没乎？
他们的无言之论——能指和所指之结构解构——难道不是犹如上帝之巴别塔一样的、无法实证之前提乎？
儒学解释的基督和基督解释的儒学——这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命题，我们当然姑且拭目以待，明目以证。
但是，从日人解释基督，基本失败，可以看出东方人的基督阙如；是不是基督来过东方，如，克什米儿，以死东扩，不好说也！
至于民主和耶稣的关系，也许与佛陀和阿拉之关系同，要看人们的文化传统和革新定位——极权主义无神论，则是不等辩论大堂之弊。
中国人是要耶稣，要佛陀，还是要真主？这个问题是不是哈姆雷特式的问题，犹豫不决的问题呢？
我们是不是在教育和从教的问题上，也期翼产生一种有效民主的辩论呢？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耶稣和佛陀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化呢？
呵呵！
天知道！
后记：
大隈君有“五十年”著于百多年前；李慎之在百年后亦著有“五十年”（《风雨苍黄五十年》）。两个“五十年”说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历史和现状。李先生五十年有挽救共党促其政治改革以实现共党改革、不死之道。拳拳之心有目共睹，有心共察。其幻觉成分当然不少；幻觉所在就是和大隈，和日本思想家之严重倡导化西、化欧和实行三权分离大异其趣，本质不同，出路不同，思路也就不同。换言之，李先生并不能在百年后进入大隈之思想阵地，完全弃绝中国仰赖中共改革的最后梦想——而这个课题，这个日本人是不是要走上社会主义之路、之革命的问题，在明治维新时期已经被其解决——所以，李先生之“五十年”，不如百年前之大隈之“五十年”。
这个对比，难道还不发人深省乎！
现在有人严重赞美陈独秀(见谢韬先生近文)，说他这个好，那个对，就是不说他倡导和创建共产党。这个创建共产党，是陈的最大错误和失误，是他引导国人走向万劫不复之开始。我们说，就连晚年反对斯大林之托洛茨基，也是这样一个一度沆瀣列宁，镇压劳动者和立宪主张者（见金雁著《一月剧变》，关于1918年布尔什维克镇压立宪群众集会事）。他们的晚年反省和幡然反戈一击，当然好，当然对，而且也许可以十分或者百分赞美之——但是同理，他们还是要对组建共党负责，甚至负有某种罪责。所以，两个“五十年”迥然有别，一个是走上世界普世价值之路，把日本（至少在其国内政治层面）带向民主；一个是走上列宁和蟊贼之道，使得中国历史倒退和滞缓一百年。
现在，日本人的问题是，其民主的历史之缺陷所成就的侵略之路——这个道路，我们在《日本的民主与侵略》一文中有所顾及；中国问题，就是对内实行从蒋介石专制到毛泽东集权之百年史。这是中、日两国百年选择之弊。如何解释这个选择的出现，就是一要论功，一要论错：大隈和伊腾是日本民主功臣，也是日本侵略之罪人（我们记述，伊腾博文签署马关条约于之；大隈则是中日《二十一条》签署于清之日责任者）；而毛贼和列宁主义者，则是中国内政的罪人。这样，中国文化之消灭者正是这些共党分子；日本民主之缺憾者，对外侵略者，也正好是大隈重信和伊腾博文。
其中更加细致之处是，日本人的侵略主义固然颓然稍息于二战后，但是，其民主精神之外，侵略精神的“复国主义”并未消退。他们极力鼓吹日本应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个主张并未和他们的神道精神和大和精神做出某种政教分离的切割。他们继续朦胧化的这种日本精神，却恰恰是西方国家在物质层面上并不区隔所谓利益驱动机制的传统必然。当然，日本人在这个物质层面其实也是西方精神和西方物质主义之追随者——他们和美国人一样，都是对毛政权“北面”之人——于是毛连连感谢日本皇军。
也就是说，普世价值的世界化，正被阻隔于国家利益和经贸规则的世界通行。这个通行法则，其实就是日本人可以民主，却也可以侵略之原因——西方国家可以对内民主，却要仰视中国规则和中国市场。他们在对外如何民主一事上，一向一塌糊涂。我们看到，美国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他们对外如何民主的一本糊涂帐——他们连古巴和北韩的政权也无法撼动，还要鼓吹他们的改革（劳尔之变？）和禁核。他们真的在核子问题上能再度创造一个古巴危机之解决乎？
其实，古巴危机也好，苏联解体也罢，并未在核子问题之真解决上做出端倪——美国观察者不久前正在警告美国人，俄国核子武器的再度崛起！
而普京现象和早期的赫鲁晓夫现象，正在促使人们重新考证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这个原因究竟是美国的侥幸，还是苏联的侥幸？我们说过，赫鲁晓夫可以批判斯大林，也可以枪毙纳吉！苏联解体是不是意味着俄国势力的式微还要拭目以待。中国崛起，和所谓中俄政治势力是不是会回到冷战格局，人们并不能完全否定，或者视而不见。
看来，西方国家之民主课题，在世界范围内回答得并不好。他们不知道如何因应中国问题（包括中国奥运会）；他们不知道如何解释日本现象——美国人可以对日本人的很多复国主义征兆视而不见，因为他们的核武器摧毁过日本平民；而中国人，只是在批判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却对于美国人瞻仰越战士兵，不置一词。
于是，在我们考察两个“五十年”的时候，并不见一切课题都已回答。相反，很多问题并无答案。重复之，就是西方人如何改变现行的世界经济秩序，改变资本侵入中国和所谓第三世界之南橘北栀效应问题，不见解决；如何阻止中共政权利用这个西方资本原则，形成中国崛起和中国规则挑战于世之问题，不见解决；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明智反思和应对：中国人反思其百年集权和民粹（革命）之路之教训；日本人反思其民主变侵略之路之教训——这两个问题亦不见解决。可是，如果这些问题不见解决，我们文章中呈现的历史就仍然没有未来，我们两国人民和知识分子就仍然被这样明确的盲区遮蔽，不得解脱。
最后之结论是，中国知识人的反思之道，悔过之道，就是反思其何以走上共党之路！
日本人的反思之道，悔过之道，就是反思其何以民主变侵略！
难道还有比这两件事情更加重要需要反思和追悔之事吗！
李鸿章对伊藤博文如是说
____读王芸生先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一
中国日本近来危机重重。许多问题悬而未决，都是悬在我们两国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历史上的冤家对头，谁是最后的赢家，谁是最后的输家，有没有双赢或者双输的可能性，已经是众说纷纭，不得要领。
不久前又恰逢纪念二战胜利。纪念者心怀各念，上面握手言欢，下面各自动作。
一个常言所谓谁会笑到最后的问题，伏在台面以下。
这个问题其实坦率而言，就是，中国，日本，谁是胜利者，抑或，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成为悬案。
而面对历史，究竟中国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抑或兼而有之，确实值得深思。
按照一个通常的推论，老蒋也好，老毛也好，其最终的出路，是国际之干预。老蒋1945年之胜利，是国人之胜利乎？不是。是原子弹和攻克柏林。虽然，老蒋在重要主要战场上的对日阻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料到抗战胜利之突然。北上运兵，是依靠美国的飞机舰船。成为战史上美国人空前绝后之举。
老毛之抗战，就更是滑稽了。此说巨多，无赘。最后是，他来感谢日本人。
但是老毛跳出这个国际大格局了吗？没有。他捆在苏联的战车上了。
有人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没有胜利，是因为中国人自己制造一个比日本人还剧烈残暴的统治。
这个说法很前卫。
这个说法一不小心，就滑到汪精卫主义者那里去了。因为，没有人知道日本人的统治是不是要比毛主义来得更加常识一些。如香港之英国人和澳门。
但是，一个明显的实事是，日本战败，取消了帝国宪法，改而造就虚君民主，经济重振，自由兑现，只是留下一个后殖民主义的尾巴，继续朦胧历史。
一个明显的答案是，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之胜利，之失败，好像已经不仅仅是国人之事，而是一个全球化的事情。用李鸿章先生的话说，以夷制夷，倒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得不采纳的国策。
这个格局的形成是国人横呈国土，任人宰割之下的一个国策，就是瓜分者由于分赃利益不均，而导致相对遏制的瓜分策略，给中国以一个保全或者半保全中国利益之可能性。
笔者前不久重温日本学者对于中国之传统文化的态度。那时的日本文化局面是，福泽（吉谕）共穆勒一色，佛耶与皇道齐飞。福泽吉谕的‘劝学篇’谓，“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中村正直则翻译了‘论自由’。
其实，严复和中村都翻译了穆勒，但是想日版的宗旨怕不是“群己权界”！
又如唐振常先生写对于吴虞和青木正尔迟一点之通信，往来，则是说，日本人崇尚中国文化，在中日交流呈现反方向的时候，也是有惯力的。一个说法是，中国人是败而不败，胜而不胜的一个文化大染缸。你日本人来了，也要制造一个中国文化正统，被融合于中国文化。
而现在的悖论是，日本西化之现实和中国非西化之现实，不是什么融合的问题，倒是好像各自崛起，互相摩拳擦掌了。可见，融化问题没有解决。
在此意以上，就出现刚才说的，谁笑到最后的问题。也就是，两种体制，两种出路，究竟谁优谁劣的问题。
当然了，战争不是体制决定论，但又最终是体制决定论。从历史上看，日本之“失之欧洲，取之亚洲”，奥秘就是他体制上领先一步。无其他秘诀。希特勒穷兵黩武，也是最终体制不行。至于偶然，是1812年的俄国和法国。所以，战争有时是体制不决定论。还有就是抗美援朝。也是体制不决定论吧？
我们的疑惑是，重温历史，船坚炮利，是不是可以取代体制的优良，还是未定数。意思是，如果中国真的来一个压倒性船坚炮利，体制不改，可以打败日本乎？虽然，一直以来，就有争论。俾斯麦就对李鸿章说，日本改革是胜利的，中国改革是失败的。因为中国人依旧成法，不思政治改革。（萧公权）
二
于是，寻此思路，我们打开三十年代王芸生先生在大公报出版的名动一时，奠定中日关系研究之权威地位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
按照此书出版年代来看，正值九一八事变以后。为他做序者张季孪先生的‘张序’，说：“九一八以后，国民深感亡国之可危。然中日危局，不自今始，纯由国防武力之观点言，则自日俄战争后，日本固随时可以侵占中国领土之一大部分，其能苟安者，国际均势为之耳。惟自沈变迄今，证明均势之力，亦极微弱，淞沪商埠，且遭蹂躏，天津亦几于破坏，日祸凶猛，至此而极焉。”也是对于国际均势打破的一个忧虑。
而该书成书时间，据王芸老自叙，是从1931年九月到1934年四月。届时，王先生还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人。但是读过此著，你会发现，王芸生纵横捭阖历史之大局面的学者和统领之气魄。
这个历史格局在芸老笔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单元。
一个单元是中日甲午战争带来的突兀之变。这个变化是日本企图打破列强制造瓜分均势和利益均沾之原则，以致引起俄国等其他国家的对日干涉，发生日俄战争，这种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战争而中国保持“中立”之怪诞局面于是出现。
此为全书第二个单元。
第三单元为八国联军的侵华和“保华”。这里的保华，主要是说他们的对日干涉，对俄干涉。而芸老对于辛亥之变，中外两方的历史之罪，之祸，之则，都有准确的见地，尤其对于义和团的判断，更是一言中的。他说，“构成中国重大国耻之庚子事变，一般责义和团之无识，实则尚有重大历史前因在。”
这个前因，就是列强瓜分之势态已成，中国则已成其弱势和仇势；和势何在，并不是完全可以预料和诉诸理性的。遂王先生并无否认“……造作扶清灭洋之口号，性质全成对外”，引来滔天大祸。
是他总结我们势成历史，势成失败和势成错误的一种历史开端和历史起点。
这和一味谴责义和团与一味肯定西方势力，都是偏执一端，不能有说服力的。
之所以芸老有此说服力，可以见1949年以后人们对义和团之无限肯定，和时隔半个世纪，又有人对义和团之无限否定。
这都和‘六十年’不同。
再者，王先生在49年后亦不能“免俗”。他的1977年‘修订导言’，就只好偏到党论代史的意识形态大结论、大空洞中去了，如他对待李鸿章之定论为死有余辜类“投降派”，是为例。
而第四个单元，则在那时付之阙如，就是“少了距离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差十二年时间”的中日历史写作。是以后补定的。这个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单元。是因为这个九一八，最终打破各国均势格局，成为一霸独大的侵华之举。
在这煌煌七八卷著作中，统领全书之历史人物该由何人所属，王芸生一言蔽之，“六十年来中日外交史，李鸿章一人担任其前半部。鸿章以狮子搏兔之力，不能安顿一朝鲜问题，由今日之眼光视之，其外交政策只局于弥缝补苴之牵制政策，而未能利用国际均势以图自强。”
笔者亦尤其感兴趣这个李鸿章。细阅其书，芸老泼墨于兹，也对李之披露不遗余力。
比如，他写马关条约之签订的前前后后，辑录李鸿章到达马关后五次和日本国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对话。
这个对话当然不是书中辑录对话之唯一一种。以后尚有多种。
只此对话的阅读，就可以看见几种层面的历史和现实兼而有之之信息源。
这些对话说明，一，是李鸿章的心态。他的对于中国事务的看法。
对于政治经济之中国，日本的看法。
对于他在甲午战败后，依然高论全球化和中日世界格局地位看法。
他以一介丧权辱国之臣之身，如何和胜者讨价还价，心高位尊，而实则卑下含辱，羞怨难当之处境。
二，当然是可见伊藤博文之心态。
他的胜利者的礼貌周全，在周全之下的凶恶与傲慢，贪婪和无耻。
他的对于日本事务的看法。对于政治经济之中国，日本的看法。
在战胜后如何比较中国，日本，西方。他屡屡谈到日本比之西方之贫弱和不足。
就是，他如何以一步不让的态度，对待他非常尊敬之中堂大人。他也是心高位尊，但是，这个心如何可以和李的心一般而论，他的羞辱对象，在李鸿章面前好像并不存在；但是对于李经芳等次臣的肆无忌惮的威胁和羞辱，就显示了一个倭寇的气焰和霸道。
三
1
第一次对话，是在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后，从他下榻的旅船上乘船登岸赴“会议公所”进行谈判。伊藤及外相陆奥宗光前来看望他的“老朋友”。他们在1885年签订‘天津条约’，属于两个人，两个国家之间龃齬，遭遇尚未完全来开大幕之际。而今天，事隔十年，两人见面，已是敌国，敌人；而伊藤自然是暗自窃喜，却故意不露声色。在谈后敕书英文，日文及中文翻译文本处理问题后，伊藤言及经过战争，中日两个国家“永远修好”的许诺和期望。虚伪之至。而被日本人称之为“一个人物”之李，要如何答对呢？
李，于是说了一通高论。
他的讲话看似外交词令，却也不乏一些“政治学”和“改革论”的味道。
李说，“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近邻，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有益。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我中东既在同洲，亦当效法欧……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
这个看法当然是堂皇之论。一下子好像，只是好像把自己，把中国人摆在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上。战败者要超越胜败而论胜败者，这论点高是不高呢？
日本受欧美欺负，也是“失之欧洲”，但是，问题是他们很快就“脱亚入欧”了。田中‘奏折’的叫嚣和前此李的和平论风马牛也。
而伊藤如何答复呢？
伊藤说，“中堂之论，甚惬我心。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说，“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于是，伊藤说了一些“天道无亲，惟德是亲”的“正确”之论。
看来，伊藤是看了一些中国典籍了。他的亲，他的德，很有点他的根据。就是所谓“优胜劣败”，或者“和魂洋才”吧！
这个关于中国改革之必须的看法，从李鸿章谈到伊藤博文，也算是百年长谈了。而李鸿章眼睛里，其实只是看到“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的前半段，就是兵将西法。各项政治，他看见了，也是视而不见。不止是他，孙中山，汪精卫，梁启超，不是也在探讨这些问题吗？
虽然章太炎说，“民智不开，革命开之”；但是“革命”对于民智，未开之，就堵死了，说是新启蒙。看来，民智之开，还是要“民主”之开。这是后话。
而在日本方面，其实民主也是打了折扣的。一部帝国宪法，规定了皇上的“无责答制”，就是说，皇上是不受约规的。但是，这个皇上和西法并行，也还是“各项政治，日新月盛。”中国没有西法，或者后行西法，要新政，要训政，就不赶趟了。
现在的中国没有逃出李伊之争论，还在看我政治是不是“日新月盛”。这也是后话。
在仔细讨论中国之割地赔款之前，李鸿章还是和伊藤继续他们的谈话。这时候，谈话进了一步。
在讨论李一行是否上岸居宿时候，他们又互通年龄。伊藤五十五，陆奥五十二，李则七十三。
伊藤们说及日华人民治理问题，说华民易治，日人不易。“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于是他们谈及中国之督察院裁撤问题。
伊藤谓，“贵国必须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云云。
最后，又谈到封建问题；相对责任问题；地方与中央主权分配，责任管理问题。遂结束。
于是，这样看来，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之间，搭起了一个论坛。这个论坛虽其本质，是要说谁为刀殂、谁为鱼肉之问题，但是的确，何以他为刀殂，我为鱼肉，确乎为二人论及，其根据，背景，因由，的确是一个改革孰先孰后，孰优孰劣的问题。
这个对话做为开场白，倒也体面，倒也深邃，倒也庄重。只是以后，涉及到中国要横下身子任凭宰割的时候，李的气魄和胆识，就更加重要了。
2
时隔月余，李，伊二人再次谈判。王芸生在铺叙此次谈判前，交待伊藤对于中国方面要求“停战”的复文，诡称日本军队应该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且停战期间，军费应由清政府支补。这本是日军未占之地。李当然极力反对。一方说，占领是“险要为质，方不吃亏”（伊藤语）；一方是“不议停战，和约何出”（李）。
于是，在是否停战，然后议和问题上，双方各执黑白，互不相让。这个悬案，还是因为李鸿章在日被刺以后，日方方才决定同意停战。这一方面是出于国际间的压力，一方面是日本人出于对于李鸿章本人的某种尊重，伊藤当然是放入这个因素的。这次谈话李鸿章在大前提很羞辱的情形下，坚持一个“停战”之小前提，也未得伊藤同意；只是在他付出血肉之残的时候，伊藤才态度改变。而仔细看看他们的唇枪舌剑，你往我来，也可以知道伊藤的逻辑和李鸿章的道理。
在据理说明停战和占领的荒诞关系时，李相继推出几个理由。一是，“三处华兵甚多，日军往据，彼将何往？”
伊云，两军可定相距之界。
二是，李云，天津衙门甚多，官将如何？
伊云，不便细云。
伊云，“停战公例，分别两种：一种是一律停战；一则惟议数处停战。中堂所拟，一律停战也。”
三是，李云，“可否先议那几处停战？”
又说，“……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管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情？”
伊藤没有进入李设置的人情主义嵌套，他只是说，两国相争，各为其主。
然而李鸿章在铁硬不阿的伊藤面前也是老谋无算，一切落空。
双方改换话题。
伊藤说，如不停战，何妨先议和款。
李又大讲了一通“中日和好”的大道理。再接下来谈停战和议和两个问题的关系。
李云，“停战之款既难应允，且无别种办法，姑讲和款。”
伊云，“中堂所交停战节略是否撤回？抑或拟复，声明不能应允？”
李云，“如此语气，尚未定准。贵大臣不云和款已备乎？”
伊云，“但看中堂复文如何？”
说是李要再商酌。
几日可复，又成争议。
值得一提的是，李当日将会议内容电达总理衙门。光绪得知，“为之动容”。遂派员赴各国使馆商议。且决定“必不得已，或故允停战期内认给军费……”。但是，李鸿章“未露此意”。说明李的心理还是得不让者且不让。也是大伤害中留个小不伤害，大屈辱前得个小强硬，而已。此时，日舰已在大沽海面游弋，以示压力。李说，“如此要挟，已见发端，恐难就范。”
3
事隔三日，在现在成为举世景点之春帆楼，中日代表举行第三次谈判。
有作者就春帆楼的历史现状做过文字记述。现谨录几段，以辟背景。
“春帆楼在临海的一处小山坡上，掩映在浓密的树木之中。虽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阔大，却也有些凌空而飞之势。原楼已毁，在原址上复原的是一座两层木结构小楼，没有中国式的雕梁画柱，却有日本式的素雅简明。旁边是一座新建的规模颇大的高级宾馆，亦以”春帆楼“名之。在我看来，恐怕是冒名的”李鬼“吧。而在中间之小小的空地上，左手边是一古气深深之碑石，有青铜的颜色。其篆书名曰”讲和碑“，碑文全是汉字，全文如下：
马关海峡为内海咽喉，以二条水道通往海洋内外，船舶徂徕者无不过此。古有临海馆，今有春帆楼，皆为待远客之所。云楼负山面海，东仰寿永陵，西俯瞰街衢，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令人不遑应接。闻楼所在，原系阿弥陀寺之墟，丰前人藤野玄洋，获方四百步之地而开医院。其殁后，寡妇某营客馆，缙绅多投于此。甲午之役，六师连胜，清廷震骇，急遽请弭兵。“（余杰）
在开始的对话中，双方搁置停战条款，直接谈及和款交割问题。说是“请俟明日交阅”（伊藤）。
“明日何时？”（李）
“十点钟可否？”
伊问陆奥光宗。首肯。
李鸿章谈到一个问题。“去岁战端伊始，本大臣苦口劝和，今已迟矣。”
中日争端起始，就有战和两派争执不下。李非主战派。主战派是翁同龢等人。这里牵涉到一个类似后来蒋介石是不是抗战的问题。蒋介石是张季孪所说的“明耻教战”，是要“缓抗”，准备，积蓄力量，就是“卧薪尝胆”，有备而战。以一孱弱之身撞击强大之躯，无异自绝，是那时一种看法。
而李鸿章在甲午战端开启时的态度也是这样。
总而言之，光绪十四年以前，中国海军优势于日本海军。十四年以后，就落后了。他说过，丁汝昌要求买船被拒。说是“时艰款绌，未敢启奏读请。”
光绪二十年，日本海军已经大大胜出中国海军。李鸿章是保持一个保船制敌，不敢轻掷之态度，“以求谅于局外。”
但是对于当时人言所至，更有“杨三已死无困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叫嚣，李也就无可如何。
唐振常先生曾经援引陈保箴的看法，“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畏塞则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凭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李公罪矣。”（陈三立）
唐振常说，翁同龢之流是不懂此中实情，“立异以为高”。造就打而必败局面。
当然，这里也没有提及更大的一个胜败前提，就是日本之维新和中国之守旧，是新旧两种势力较逐的必然结果。
这是一段插话。
李、伊谈起战争如走路，两人间距离日远。李忽然说，你走得再远，“岂能将我国人民灭尽乎？”
伊云，“我国万无此心。”
他们谈到了台湾割让与岛民反抗问题。（这里再插一句。现在纪念二战。台湾人对于日本人的态度本来也很矛盾。一说，台湾的现代化和日本人的占领，是齐头两端，是紧密联系的。一说，台湾人的素质是日本教育之结果。三说，基础设施也是日本人奠定的。这一派，遂发展成为亲日派。是绿派。对应之，是说国民党进入台湾以后的败坏，残暴，12·8.蓝派当然不同此见。一说，蓝派的观点是中国主权论——当然主权在台，还是在大陆——不明确。二说，这个主权论，现在是不是应该受到怀疑。有些学者就持有此异议，表示应该受到质疑。因为主权诉诸的对象如果合民意，则主权可存，否则，就不可存。三说，蓝派求助大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大陆主权合法性问题。设想共产党和国民党并举选票，局面成何体统？难以预料者是，——如果绿营继续占领多数，那么，他们对待中国民主之问题就变得不好预测。因为台独的根据是日本，不是中国——美国和英国都是民主的，统一乎，不可能。
——民主和民主是不是不敌对，不是绝对的。
——设想如果中国开放民选，民进党如果在大陆民意中拉票，情形会是如何？
大民族主义在民主时代也会有一个惯性运动。这个运动最终会消解绿营的意志。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而最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或有可能被民意所接受，在台湾却无回天之力的话，前局还是难以预料。
——国际环境的支持与否，要看日本，美国。
——于是最后成为中国和美国的对抗。
当然，回过头来，在屡次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时候，本土人民和清朝将领对倭寇顽强抗击，是历史的客观，勿庸置疑；但是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第三次谈判以后，发生李鸿章被刺事件。因为李已年迈，子弹未取，镶于颅内。
1895年三月二十九日，中日签订停战条款。
随后，双方进入谈判和约条款，进入如何刀俎，如何鱼肉的实质性对话。
此刻，“立异以为高”者翁同龢们又抛出来一个个“和局必不能成，惟有苦战到底”的叫嚣。
而在李鸿章提出和约草本——说帖以后，伊藤们则以“胜于力而曲于理”的谈判策略，提出只讲事实的办法，对付李鸿章。
于是，双方进入第四次谈判。
四
4
第四次谈判。互相寒暄，尤其是问道李的伤势如何后，很快转入正题。
首先李鸿章说，“赔款二万万，为数甚巨，不能担当。”
伊云，“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
李说“还请减少”……
伊云，“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
李云，要借外债。
伊云，可四十年还清。
又谈到利息待遇。
李比喻说，“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云，“中国启可与孩提并论。”
李中途作个结论，二万万太多，营口，台湾不让。
又谈到“停战”限期将近，可否展期。伊藤说，“如和约已签押，可以展期；否则不能。”
最后谈论日本禁烟，中国禁烟不成。
伊藤走时，李鸿章再请压缩赔款，伊藤笑而摇首：不能再减。
5
王芸生在辑录此一李鸿章所谓伊藤博文之哀的美敦书后，知道中国已无回转余地，只好在更细之节上做做文章，做最后的“磋磨”。遂有第五次，也是最终的一次谈判。
四月十五日。春帆楼。李云他的一再请求让步，伊藤不让；伊云，他实在让无可让。如此再三，再四。本来也是无可如何之事。
两人谈及各在本国地位，处境。伊藤尚言，其处境不如李。讲到议员对其之束。而李谈及满朝一度参其和伊藤交好如何如何。
李说，如此凶狠条约，签之遭骂。
伊藤说，“中国惟中堂一人可担当此任。”
……遂之，李又肯请“再让五千万”；不成，说，“二千万可乎”？
伊藤否。
李说，“贵国所得之地甚多，财源甚广，请从宽处着想，不必专顾目前。”
伊说，“所有财源皆未来事，不能划入现在赔款。”
李说，财源甚长，利益甚漙.
伊藤说，欲开财源，所费必大。
李说，所费愈大，得利愈漙.
谈到中国借款赔款问题。李云，“又要赔款，又要割地，双管齐下，使我太过不去。”
伊云，“此战后之约，非如平日交涉。”
李云，“讲和即当彼此想让，尔办事太狠，才干太大。”
伊云，“此非办事之才，战后之款，不得不尔，如与中堂比，万不能及。”
（当然，李，伊二人之比，不是他们之间由本人做出，而是由后人做出。如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有对于二人之比较之文字。其中以梁启超文字最为流传一时。后来，也有许多人对后人之后人之评，再评。这一点，再叙于后。）
如是一番赔款论，以日本人一毛不拔为结果。于是李说，“赔款既不能减，地可稍减乎？”
伊云，两件都不能减。
遂有复谈利息事，中国人土地财产于日界产权事，台湾事，等等。
第二天，在此楼签署和约。
最后决定在烟台换约。
又次日，李鸿章一行于四月十八日自马关登船回国。李至津，称病拒入京。四月二十日，奏报签约经过。
王芸生辑录道，马关条约既换，十七日，清廷明发朱谕，宣布批约。
此谕被成为清廷之罪己诏。
到底，这样一个朝廷还是有过一个东方式的忏悔啊！可是，这个忏悔究竟如何反思其罪，又呈现其可怜巴巴的样子。就是说，说来说去，还是觉得要“练兵，筹饷”两端。惟堪苦笑哉！
五
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里已经讲出大约在玖拾年代中期，由大陆学者百年因应的，所谓对国人皆可骂之之李鸿章的道义和行止上的“平反”。
而梁的文本，大致框架了一个现在所谓受到历史局限之李鸿章。那么，如果李受到历史局限，伊藤是不是也受到历史局限呢？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谈起。
在今天中日两国之历史现实的诸多争端里，国人对于李的反思，大多是援用任公的看法，说他是一个不思政治改革的御用大臣。这里的反思固然没错。好像俾斯麦等西方列强中思想家和政客们也是这个看法。而梁启超更是把他和一系列古今中外之名人做一比较。而对这些名人的比较中，也很突出地做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之比较。而这个比较，还是产生对李的反思，没有产生对伊藤的反思，或者说反思得不到位。
任公说，“……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源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纫补苴，画虎效鼙。而终无成也。”
这里也是褒伊藤贬合肥。
这个看法的意思就是，如果李懂得变法政治，改革清廷，甚至取而代之，那么，窝窝囔囔的悲剧人物李，就一变而为跳出如来佛掌心之超级孙悟空了。可惜，中国人作茧自缚，以成惯习，断难有超越主义之感觉、之思维。
于是，我们可以再设一问。如果历史上存在历史的“如果”；如果李鸿章真的学到了非惟船舰炮利而且旁及政治改革，去掉皇权，抑或虚君以逞的一种大改革方式，中国之命运，是不是会一举突破现成的格局而走向世界，战胜日本，且战胜八国联军呢？
抑或，如果中国人战胜日本，战平日本，今日之中国，有成为何种局面呢？
再接下来说，如果未来之中国，在进行了大改革或者不思改革，却也重蹈了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国力，军力，海军一时间强盛过日本的偶然性，加上我们一以贯之的人民战争，人海战术之思想，战胜了日本，世界又将成为何种格局呢？（当然这个设想，几乎是天方夜谈）、
其实，这些设问反而言之，可以用在日本人，日本国身上。
日本国的明治维新，维新在两端。一端，是其宪政思维的实现，一端，是其天皇至高无上的诗意体制的确立。换言之，一则是其内部改革的良性轨道之铺垫，一则是其扩张侵略野心的膨胀。我们看到，西方自由主义，一直以来，就是本此两端在改造自己，也改造世界的。如果说现在的人们，多反思其一，则常常不思其二，反过来也是一样，是反思其二，而不反思其一。
这个意思是，西方的帝国主义逻辑，在历史上演变成为其历史逻辑。西方的历史扩张本身，成为其历史学科的根据。所谓罪孽深重，无法用其今天经过调整的自由主义做为辩护。也就是说，日本的侵略行为本身，造就伊藤博文之流，成为那里的一个所谓“栉风沐雨”的人物，是不能以其内政之治理有方，而辩护其外交之罪，对于中国之侵略的。
这个道理，适用于所有对待中国罪孽深重的西方列强。
反而言之，中国人，又不可以因为他们的对外扩张侵犯了华人的利益，而倒过来说，他们一剑两面之一面的自由主义，是一个错误。不能因为历史之罪恶而否定今天，他们那些显然是普世价值的推行。
这一点，唐德刚先生有言在先。他的那本‘晚清柒拾年’里，就有过许多这样的提示，想读者也都了解。
关于帝国主义，我们这样出生在大陆的人，一开始当然是从马列主义，主要是从列宁主义来了解的。但是，现在看来，帝国主义，也是一剑两面的。唐教授说过，民主啊，科学啊，就是随着炮舰来到中国的。虽然现在人们了解民主，也批判卢梭。了解科学，也批判工具主义。
一如张之洞谓，西学之学，要为“西政”，不要为“西艺”；
又如梁启超谓，李，只知洋务，不知国务。
更有人质疑日本人，日本国何以帮助维新派，孙大炮，在他们那里，或者他们在那里，开展一个空间。这个是帝国主义的另一面。
历史上，康南海受到日人帮助。
现在的人们，十几年前，不是也跑到美国大使馆里去等待空间，以时间换得空间吗？
然后，美国政府又冠冕堂皇来晋见国头。
现在的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不是也是说，“两国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段”吗？
这个也许就是“帝国主义”的政治艺术。
当然，更加深入分析，说帝国主义之本质的，还有他们西方的阿伦特等人。说帝国主义是随着资本输出而行政治输出，推行殖民主义。说是社会中的闲散人等跑到殖民地，就成为统治者，虽然他们是多余的人，但是他们遂产生了认同感，使命感。
我们看到，日本人，日本士兵跑到中国来，真的就有了认同感，使命感，杀人放火，都有认同感，使命感，说是为了“共荣”。
而他们又帮助孙文，帮助其他民主派；以致孙文，也和日本人鬼鬼祟祟，欲沆瀣想勾搭。
这个是悖论，也是同一。当然，伊拉克，海地，是例外了。
“对中层的自己伙伴，搞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按理出牌。”（唐德刚）对于上，下层，就不是。
或者，他们对自己国家公民是按理出牌，对待中国人，就不是。
此为一端。
另一端是，做为当时的日本人里，就已经产生不以胜败论英雄的观念。
对于李鸿章之一介失败者，甚至多有哀之而念之的悲悼之歌，悲悼之论的出现，且称呼李是支那人，是大支那人！
原因何在呢？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任务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狯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腥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
日本人遂有自己之生发的历史，开阜的经验，立人的德性，但是，传自华夏一端，不可以否认。所以，他们由此产生对于一个纯正中国人李鸿章的钦佩，就很自然。
王著有一段辑录日本战胜北洋海军，而最后以礼炮鸣响，以护敌船离港之一幕，是惊人皆知的。说明这个民族对于一种抵死精神，樱花精神的崇洋。
这个不是冷血。
伊藤对于李的要求一拒再拒，却说，日本不如西强，没有中心主义，知己知彼，不是“彼其事大主义”——当然后来利令智昏的田中等，是一个堕落。
至于巧言辞领，城府狡狯，却也凿实帮助不了李鸿章的忙。因为李的人情练达，不同于伊藤的实证主义。这是两种思维方式了。
芸老对待李鸿章的看法很深刻。他是历史细说论者，和我们这里的大而无当不同。
他分析道——
“……李鸿章不纳德使列国共保朝鲜之建议，而与伊藤缔结‘天津条约’，致种甲午之祸根。迨甲午战后，以三国干涉收回辽东，而旋为俄国所胁，‘中俄密约’，铸成大错。俄既有进无已，德，法等国，要求均沾，瓜分势成，外患日烈，遂酿成庚子之祸与日俄战争。此一段历史中，鸿章为其主要之扮演人也！”
时隔四十年余，王写下这样的话，“李鸿章作为一个投降派，只能得到这样的下场——一个卖国贼之死。”王说，中俄交涉中，杨儒拒签降约死于俄京，刘坤一，张之洞亦拒签，而李鸿章被逼签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加上畏洋如虎”羞愧而死。
王芸生就是这样看待这个大支那人的！
如果读者对于王芸生这部主要以辑录方式开启和未完成——其第八卷是以后完成——的大著产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他所记历史资料如，函通，文件，条约，更加引起兴趣的还是那个历史时段，历史事件中参与者，一些历史人物之对话。笔者尤其着重思索和阅读这些对话。而这些对话不止于甲午战期的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延及至甲午战后伊藤跑来拜见光绪，也是一景。也交待了做为战胜者的伊藤之复杂的中国心态，中国情结。
甲午后，德国俄国相继干预，且李鸿章亲赴俄京签署中俄密约。适逢此多角较逐之际，1898年春，伊藤博文来京觐见光绪帝。他们的谈话收入此著。
——互致问候后，光绪直言日本改革。“贵国维新以来之政治，为各国所称扬。贵爵对于祖国之功业，实无人不佩服。”
伊藤，“过蒙奖誉，万不敢当。臣不过仰体我天皇陛下之圣谟，聊尽臣子之职分耳。”
光绪：“贵我两国，地势上同在一洲内，最亲最近。目今我国改革，迫于必要，贵愿闻贵爵披沥其意见，请贵爵将改革顺序方法，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予以指导。”
伊藤：“敬奉谕旨，王大臣如有咨询，臣依实际所见，苟有利于贵国者，必诚心具呈”
光绪：“常于贵国同心协力，永久继续亲密国交，为朕者最为切望者。”
伊藤：“我国天皇陛下之圣意，亦实相同。此心若能普及于两国臣民，则交谊日渐亲密，实属易事。”
敲打改革的人
——关于西乡隆盛的些微思考
一
近读日本作家津本阳《西乡隆盛——改变日本历史的人》一书；结合前此面世之德川家康，丰臣秀吉，织田信长等传记，加之有关于此的DVD电影，日本历史和历史人物登陆中土，可以也算是一个小高潮。和民国关注日本历史政治文化者一样，人们现在面对日本历史，主要是想从中找到中日两国历史、政治迥异走向之因；且顾及到其间的文化差异和思想不同；这个不同，其实，非常简单。一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对于幕府传统的态度是继承文化传统而演绎政治新径。这个传统与现代性和政治与国民性的日式结合，从一开始，就达到了“一步到位”。所谓一步到位，就是原则选项的基本兑现。这些原则选项包括三权分立，庶民参议（参加议会），政党政治（反对党与政府的互动，参与，指导甚至掌控），法治资本，市场建构，（兼合官商勾结，利益原罪）……诸如此类。只是这些原则的定制，在实践和操作层面，尚出现步步艰难，筚路蓝缕之况。这个改革全过程和西方欧美民主兑现和成熟过程一样，付出了对于民主本身的批评和矫正（或者说，由民主政府对其进行来自民间和反对势力的压制和调试）。这是众所周知之事。这个对于民主或言维新的调试，在明治维新时期，出现两大趋势。
一个趋势，是传统势力含维新者本身对改革的不满；二是，这种对于改革的改革，是由民间，政党和知识人几种势力之合力，批判，提携和斡旋而成。其中，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视为一种对于改革的打击和提携——但是，这种打击的内涵和质量，远远不如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的组党运动，对于改革的促进和强化来得正确和有劲。于是，人们看到，一方面，是西乡作为改革元老的历史功绩，成为奠定西乡地位的重要原因；日本人对于西乡的榜样的力量，反对式榜样的力量，和他的反对式人格的力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其实他们更加应该肯定在西南战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宪政运动，组党运动和民主运动，对日本更加伟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就像中国之孙文，土耳其之凯末尔一样，造就了亚洲的民主历程。只是，我们看到，凯末尔之对于东正教和拜占庭王室的态度，以及他们自己面对君士坦丁堡的辨正、历史态度一样——如，如何看待1453年他们的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凯末尔驱逐王室成员于兹。这和孙文建立亚洲第一共和国，又，将共和国理念引向社会民主主义，容共于苏，态势完全不同；凯末尔走向西化；孙文以俄为师……其间政教，辨正和专制，民主之努力，之区隔，孙，不如凯——也不如日本人——虽然他一度想出卖东北以换取日本支持而未果。）
当然，关于西乡本人和西南战争本身，也有很多“历史上的如果”可以分析。
这些“如果”充分说明了西乡本人对于改革和王室犹豫不决的态度，对于现代和传统百思无界的状态和对于前途和“复旧“（还新）顽强不另的选择——但是，是不是容忍传统，（对于日本），是不是容忍武士，是不是容忍王室，确是日本人企望学习英国人的一种鹜远之源，好高之则。他们就像刻舟求剑一样，永远都在追逐英国这个殖民佬大而不成（更不要说就连日本动画、游戏、读物都介绍“英国人支持倒幕，法国人支持幕府，……美国人是吃两边，所以美援不分派系”——而《西乡隆盛》绍述英、法、幕、王之关系，也颇费篇幅……。）于是，在此国内外大背景前，也许不能作为思想家的西乡，只能作为想向家而对待传统、对待现代。他举棋不定，彷徨徘徊，又坚定执着，不易其志。对于改革而言，改革之因是因为必须改变以往的积弊和旧制，但是旧制如何对应新制，是为一种辨正的考虑中，而不是主张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斗争（政体改革不事国体更变；政治“革命”、改革意义上的革命——不悖于“日本无革命”说，不等于阶级更替）——这种笑话，对于所有日本政治家都心熟能详；再是，改革面对的改格过程，一般而言，在改革初始，都会面对改革新弊犹豫而反对之；最后，改革之初，也许会产生一种新的旧体制和旧的新想法。在此纠结和纠缠当中，改革之初，给改革者带来的特权利益，也许就会和旧制度和改革本身带来积弊，也会和改革诉求产生冲突。这便是改革辩证法。
西乡属于最后那种人。“西乡隆盛在自己主张的征韩论被政府驳回后，交出了参议、陆军大将、近位都督等职权，于明治六年回到鹿儿岛。”（《西乡隆盛》下同）早在明治三年，就有塾生横山正太郎向集议院提交列举当今十条时弊建议书。如次“旧幕的恶习不知何时被新政府承袭，直到昨天为止还是错误的事情今天就变成正确的，现详细列举其条目。
“第一，政府高官沉浸于骄奢淫逸，在朝廷造成不良风气，让平面生活陷入贫困。
第二，大小官员嗜好虚饰浮夸，沽名钓誉。
第三，朝令暮改的现象严重，民众无所适从。把牵强附会的说法强加于人，法令得不到很好遵守。
……第九，国法大典至今未立，依旧以私情论赏罚。……
第十，政府上下均贪图私利，陷国家于危难之中。”且提到岩苍具视等人的徇私枉法。西乡看过这个建议书后说，“值此时节，朝廷百官游荡骄奢，多有误事者，时论嚣嚣，安武慨然自奋曰，此乃王家衰颓之兆。为臣子自者须千思万虑，以救此难。”此外，大久保利通在明治三年日记载他与岩仓具视商议关于另外一个问题，“全国的旧藩士纷纷反对发布征兵令，很可能发动起义。”并与木户商议如何杜绝日本“第二次维新”之举；主要担心萨摩土佐长州诸藩鼓动“朝廷改革”事宜——而所谓西乡主张之废藩置县，版籍奉还，使得中央政府得以立基。于是，人们看到，在推行王政复古和和大政奉还上做出主导贡献者类如岩仓，木户，大久保……其面目似乎马上成为了改革对象而非原初之改革者。岩仓，大久保和木户通过西乡其弟西乡信吾通知西乡，“我等会按照隆盛的意见改革政府。”但是西乡未有听从之。其间，“西乡隆盛在很短的时间里促成了萨长土三藩的合作。”但是西乡查察“政府内存在着与高官同流合谋的大规模掠夺组织，只要社会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正直的人就只有吃亏的份儿。”西乡且作诗一首云，“去来朝野似贪名”……《大隈伯日谈》写道，“木户、大久保这些老成的人瞻前顾后，毫无决断，令我等忍不住要对其优柔寡断的行为心生愤慨。”因为，“虽说是郡县制，其实是企图保存旧领主制。就连萨长土肥官军的主心骨——四藩藩主——也联名向政府呈交了建白书：‘希望朝廷恰当处置。应与之则（与）之，应夺之则夺之，列藩的封土应重新决定。’大致意思是希望整顿列藩的领地，施行重新分配……没有任何一个诸侯觉得返还政府的领地不可能再次回到自己手中，于是他们一举实行废藩置县，成为华族身份。
“明治四年七月十四日，突然颁布了废藩置县的命令。至此，封建制度灭亡，开始了四民平等的社会。”
这就是所谓一步到位。这个原则到位虽然是西乡做主之第一步，也是到位的一步；但是，上述诸侯内心的偷梁换柱的苟且用心，也是一目了然的。这个换位和觊觎就是，郡县制度最好为虚，藩阀制度最好为实——而这个无论是郡县、还是藩阀之自治，准自治和元自治，却是日本改革胜败、生死与之之秘诀和隐情。换言之，大政奉还，如果不是以自治为基准和前提，集权制度之改，就会演化成为极权和极治。这是日本人自觉、不自觉无法认可，也觉陌生之选。
二是，他们在与之，夺之之间出现的多种争执，是以西乡的象征性鹿儿岛“独立”为下一论置县之异，这本身就是一种蹊跷。
三是，所有王政一统和中央集权，如果不是在现实中，也会在历史上，肯定西乡之举和郡县自治之举。这是改革载体之改革的，除去政党政治以外的民主程序和共和自治之结果（皇权政体并不背弃共和原则如英国，荷兰等）。于是，从理论上说，集权制度和自治之间的间性关系，成为民间力量良性互动于中央政府和王家体制之核心，并不影响他们迥然区隔于“极权主义”——这是非常明确的政治学定位。于是，西乡胜败如此，日本藩、郡如此，其实，在此之中，藩阀体制在历史上起到某种肯定的作用。
日本那时的定制是：改革为一使（北海道），三府，三百零二县制度而中止了皇权－藩阀体制。
二
西南战役之前的佐贺之乱，始因，也是全国各地的不满和起义；且在佐贺，有征韩党和忧国党组建；在面对和对峙明治政府的当口，其组党运动也以爱国公党的组建和倡仪民宪的契机展开，从而对应了一方是对于政府的兵谏，一方是施行政党政治和立宪政治之大“复调结构”，且二一、一二，不可或缺。这是一个反对改革，反对维新，抑或是，改革改革，挽救维新的二律悖反和正面选项。这个选项和英法美多国革命前后早有反对党政党运动一样，使得立宪之基不会出现自上直下的民粹结构（由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甚至一种意识形态主导改革或者革命）——也就是苏联结构和中国结构的变革逻辑——这样的结构，使得立宪和民主，在中间环节和上下之间，出现严重的缺省，从而导致政教合一（土耳其早期模式）和专制政权对于极权主义的取代（俄罗斯模式）。这个取代的结果既是因，也是果。因为，说她是因，是因为这样的极权改专制之根据是从历史结构而言，历史成因和历史传统而言。他们的中间阶层的疏漏和匮乏导致民主程式的不足甚至变形——这个中间阶层的0存状态，使得议会直接成为民粹主义的打手而无法制约上下权势的直接勾结和蔓延（索尔仁尼琴所谓俄罗斯议会那时的民粹情景，就是如此。所以，说她是果，当然因为她的政治载体和政治路径的虚无或缺省，造成于西方传统，政治，政教，文化和人头不同的转型和走向。（参见《红轮》））由此出现俄罗斯极权主义之后，普京主义的体制成为一种不同于斯大林体制的“专制”新体制——这个体制，被看成为“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是，中国人是不是具备这个“明天”，这还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和宗教分子是不是具备俄罗斯人那样对于信仰和道德的执着和坚守——在此一面，我们看见的情形正好相反（更不要说俄罗斯和未来中国对于新专制的否定，也是“未来之未来”的必然和必须之选项）。于是，在此意义上，日本人在政党政治，反对民粹，反对社会主义（雏形），坚守传统－现代方面，一步到位地呈现了他们所有这些岩仓，这些西乡，这些木户们的锐眼识世和选项正确。他们没有在没有政党运动的空白处，徒然呼唤那个只有上层，上级和“上流”结构而缺省下层，民间和反对派空间和存在的幻觉立宪和梦想共和。不，他们的观念和行止早在中国变法维新，一塌糊涂的时候，就已经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场东风，就是他们极为成熟的政党运动。
归回本题。
《西乡隆盛》载，……佐贺的江藤新平认为“征韩论具有在萨长藩完全支配新政府之前将其颠覆的功能”。而具备主导内阁地位的他，“搜集了全国的情报。当时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说不定什么时候全国的不平士族就会互相联络，发起暴动。只要有人挑头，新政府就会发生一次暴风骤雨般的大灾难。”
他知道，“天下不平之士关心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长州的前原一城、土佐的板垣退助、佐贺的副岛种臣，而是萨摩的西乡隆盛。”
江藤于明治六年回到县内。这时，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人聚集在副岛种臣家里，就组成民选议院、建立爱国公党进行了商议。”
这就是日本改革的多声部复调结构之开始。——一方面是利用自治（藩阀）实力，进行地方独立——乃及全国改变的努力——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其实，就是建立在野党：施行政党政治——实现宪政政体。
板垣对此二选这样说，“我们组建公党，是为立宪政治……土佐人擅长讨论，不务实际，搞不好计划就会成为泡影”——这个说法，其实是在变乱和组党之间，做出首选，明确方向；意思就是土佐变乱不成，党政活动也会受阻。果然，江藤计划中的所谓“西乡支持”没有如期实现。他认为，“如果现在西乡隆盛崛起，基础还没有稳固的政府势必会被全国士族浪潮般的崛起打得落花流水。然而，西乡隆盛不打算马上掀起叛乱。他觉得威望不及自己的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所支撑的政府早晚都会走向灭亡，那时候才是遵从天命出头主持大局的时候。”于是另外一个故事随之发生。大久保为了刺激江藤，故意派员岩村高俊出任佐贺权令以激怒其士族；而木户对此一举十分不满；继而对大久保失去信任。
江藤新平失败是佐贺造反和西乡鹿尔岛反叛，平行走向的无交叉行为——也就是说，西乡本人和江藤意志并无磨合之处。于是，我们回到西乡。关于西乡隐退，回岛，蛰伏，等待，起事之间，其中的逻辑对应是难以诠释一清的。仅就有限资料和传记所供，我们看到几个因素造成了鹿尔岛之变。一个是，上述屡屡提及之新政府的负面作策；再就是西乡本人的策略对应；还有是，西乡被岛上士族办胁迫之选……等等——加之除去这些政治抱负，阴谋，刺杀，间谍……这些由大久宝出手的下下策，也是众所周知的起事之因。关于隐退，传记有说，“明治维新后西乡隆盛留下的最大谜团是明治元年十月的隐退、归乡，这个观点是‘西乡南洲显彰会’的蛟岛志芽提出的。维新的第一功臣、在威望和实力上都一支独秀的西乡隆盛在戊辰战争中东北诸藩后，没有要求任何的地位、名誉或褒赏，而是功成身退。他的真意究竟何在，众人无从推测。长州的大村益次郎认为，‘西乡肯定是有什么不满，保留了内心的意见。他会成为另一个足利尊氏，今后的叛乱肯定会来自西南，必须在大阪建立军务基地。’”而在东北战争结束以后，西乡果然辞去官职，回到鹿尔岛。此间解释是，“……如果西乡隆盛和藩主及其一门跻身到政府中枢的话，各藩势必也会效仿，结果就是维新运动无法由下级武士主导推进，更无法实现四民平等、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了。只要代替德川幕府新出现一个岛津幕府，革命就可能终结。”（——
——明治二年，西乡参与了藩政改革。
——三年，参与废藩置县。
——五年，陪同天皇巡幸西国。六月回到鹿尔岛。七月，发生近卫兵暴动，火速回京，担任陆军元帅兼近卫都督参议。
——六年，十一月归乡。
——九年，西乡拒绝岛津久光打击明治政府的主张。
——十年，回到武家的村中。
——接之，发生企图刺杀西乡的种种事证；如，川路利良布置刺杀事宜之中原尚雄的记事本。……。）
这是一个原因。“另外，明治六年之后发生的神风连、秋月、荻等叛徒都认为西乡隆盛早晚会起兵。”但是那时西乡未动。“西乡隆盛起兵的第一个名义是外患，第二个是内忧。天下的形势已经不容西乡隆盛不起兵了，所以他行动起来。西乡隆盛心里很清楚，面对私学校党引发的事件，现在并非起兵的好时机，也没有向天下表明真相的办法。如果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胁，和桐野利秋、筱原国干一起进京弄清黑白才是上策，这样做的话，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人的缺陷就会暴露，有可能促使内阁倒台，西乡隆盛有能力创造出这样一种局面。但是，私学校党的一万三千壮士自火药库袭击事件以来，被政府视作了叛徒，西乡隆盛不忍心抛弃他们，所以他明知是下策，也只能选择了进京这条路。”
三
西乡有诗云“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诚。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
其意也许定二。一个是日本人文化乘传于汉文化（后来被福泽渝诘否认之）；一个是，西乡改革一念终究是捍卫天皇。其间，关于西乡定位评价问题，百多年来莫衷一是；但是，对于日本人而言，一个明确的判断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西乡隆盛成为日本改革和敲打改革之人却丝毫不影响他的多被肯定之历史地位。这个历史地位的肯定，在七十年代尚有所谓西乡——福泽渝诘证词而得以定史传世。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西乡史案有几点可以参考。
一个是，西乡作为明治维新元老三杰（加之大久保和木户），是颠覆幕府，绥靖德川和奠定改革之元勋；
再一个是，西乡对于改革不满意（他是废藩置县元创者之一）；主要是对于日本下级武士（华族）命运于维新时期得不到尊严和利益而不满，起而争执。
三一个是，他对于三菱公司等利用改革和对外战争确定元罪之创始原则，也有看法（就是人们所谓资本——官僚勾结之原罪发迹历史），主张从检事朴，反对贪污腐败。
最后，他的改革之勋和反改革之复旧主义，包含着如何看待日本历史，如何看待日本武士（如何看待公－武之道）之纠结——如果说，日本人看重英国式海外殖民－海内内政——那么，如何保存日本武士之格调，之风骨，之利益，之阶位，也就是，如何保存日本文化之政治和日本政治之文化——也是西乡一类人物和福泽一类人物共同的世界观，日本观。
这个对于西化和“化西”，基于日本和西方文化历史正面性持同的传统而提出的、基于日本为基础文化的西化走向，言为：化西的看法，在福泽渝诘看来，也是在脱亚和反欧两大原则上走钢丝。（福泽言，“东西国民互视异类，等同禽兽，其同性相邻友情必薄”；“所谓万国公约，其中所谓万国之语，绝非万国之意，不过仅仅通用于耶苏教派诸国”；“受到侵略的亚洲各国面对欧洲列强的侵略行径，‘除以力相抗之外，无他手段’”。……计此，福泽反对“征韩”而反向西乡；“揣测西洋人内心，其辈正祈念今后亚细亚诸国更起不和纷争”。故而福泽们对于英、法殖民主义对于印度和阿尔及利亚之殖民，多持批判态度谓之“禽兽之举”。——结果，他的时空错位的新殖民主义或言殖民文明论，就此得出侵华救华的谬论：“支那国果然不能自立而落入外国人之手，我日本人无由袖手旁观”，“我唯有奋起，中原逐鹿”…（资料/高增杰文）…于是脱亚论和霸亚论，二言归一，成为侵略文明论的肇始。）
又，福泽对于日本之儒学化和中国化，同时也不以为然。
所以，无论是西乡之征韩论，还是反对征韩论的滚滚诸公，其实他们的亚洲扩张主义丝毫没有不同。这样，所谓西南战争起于征韩与否之歧见，本身是一个假问题。（见《西乡隆盛》传记）这里强调的，不是人们如何看待日本新殖民主义——如何看待这个殖民主义在时空上的运去背来——而是要求人们如何看待日本的改革和维新；又，如何看待改革之坚持，改革之中庸和改革之反对。这些元素，可以称之为改革本身三元素。而这个三元素，其中以改革发轫和改革反对，为重要辨正和主导纠结。其中反对逻辑和肯定逻辑，在西乡被官军镇压，自身介错身亡以后，认识却大白天下。日本人，一方面沿着明治维新之路走上宪政民主（加侵略）之路——一方面，对于反对明治政府之西乡隆盛，给予英雄般的礼遇和接受。这样，日本人就完成了一个对于改革的悖论和秩序。
这个秩序就是，一，无形中认可了改革之缺憾，改革之无序，改革之弊端需要西乡纠正；
二，故此，反对改革之人，非但没有罪过，反而受到国民尊重，纪念和反思；
三，于是，改革之元创和改革之遭受接打击，一并成为维新历史不可或缺的元素和文本。
四，西乡改革元勋的地位和他对于明治维新的贡献，和他敲打改革的选择，都成为改革之不二选项；这就是所谓奠定改革之反对派政治结构的创造——改革和反对改革者的同构政治，成为日本政党政治的一总基垫。
这是日本人非常高级和高明之处。反而研之，他们并不是那种首肯改革而彻底抛弃，镇压和拒绝反改革者的一群枭小之辈；他们有容纳反对者的旷达胸襟和豁达魄力。于是，这种容纳西乡精神和西乡精神本身，就是容纳日本皇族，日本贵族（含德川庆喜），日本“民运”，日本平民之大改革思维和大改革结构。这个结构，可以被称之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最为重要的政治遗产。这个改革和中国百年改革——反改革——改革死之互不容纳，形成绝对不同格局和本质。其间，何以如此之因，之果，人们可以再研究一百年。更加重要的启事，戴季陶先生有所提示云——
“戴季陶在其《日本论》一书中，对西乡隆盛有着独到的分析：‘我们试把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失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馀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公论的推移定他的政策。’胡汉民对戴季陶这段评论相当欣赏，认为‘这一段文字抵得过一百篇西乡的传记。’”（资料）
这也是一个重点。因为日本期宪运动的实质，就是官民之间的博弈，容纳和一体。所谓后来之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为日本之两大敌国”之民运与公－武之道并驾齐驱，奠定了日本反对党和自治域的治衡元素。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解构（幕府倒台）和政治结构（王政复古）。这个结构对于武家地位对于公家权利的治衡，也从另外一个侧面，看重西乡的武装抗争对于日本和平推助宪政改革重要性之一而二，二而一之因果；与此可以见得：没有绝对的战争，暴力，抗争；也没有绝对的和平，妥协和非暴力，可以完事，成史，立宪和改革——故此，日本所谓后武家势力，后来又变做一种军阀势力，发动含二次世界大战战事等，则又是一而二，二而一之负面因子……这些都是关注西乡和日本历史之人们，不可以须臾忽略的事实。至于所谓土肥两藩之自治和独行运动，也是日本王政复古，废藩置县乃及民主自治之转化的必要过程。这些过程，和西欧之自治，之自由邦乃及圣，俗两界的治衡，也是附会同构的——至于中国事情的王政和流民，官制和民间，倒也不乏同构——以至于辛亥之革命和哥老会，三合会和洪门有得一体……。故此，重温西乡历史和西南战争于日，于中，于世，都是不成累赘之要。
四
那么，我们或缺以详福泽之证于西乡是为憾事（1980年中国《世界历史》杂志绍述之坂元盛秋的《西乡隆盛—福泽谕吉的证言》(1977年5月出版)/西南戦争の原因としての福沢諭吉と大久保利通の対立及び西郷隆盛の漢詩と遺訓集の英訳）。我们认为，可以从《西乡隆盛》传记，《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等……略考福泽等对于西乡行止和思想之概括，之备解。福泽渝诘说——
福泽渝诘在给三条太政大臣的建议休战书中写道，“西南之役爆发已过去了半年，官贼两军死伤数万，数千万日元军费化为了泥土。
“听说隆盛等人起兵时是要向政府表达不满，但我们没有听说过隆盛有什么不满。硬要推测的话，也就是在征韩论中败北，隆盛以下的陆军士兵归乡，无视免役解除的法规之类的事情。
“隆盛应该没有梦想再建立一个幕府的野心吧！政府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政府马上将隆盛定为逆贼，起兵讨伐，并堵住了一切有意见人的嘴。直到去年为止还是维新的元勋、无二的忠臣，为何如今立刻就被定成了叛臣逆贼呢？发生这种巨变的原因在哪，令人费解。
“隆盛等人向政府询问事由，而擅自携带兵器离开家乡，这种行为确实触犯了国宪，政府进行讨伐也是不得已之事。
“但敌我两军同为日本国民，并非外国人。更何况都是精锐勇敢之士，是应该将皇威扬名海外的人才。这些人自相残杀会消耗国家元气。
“想到这一点，政府其实还有另一条道路可走。隆盛等人的爆发，起因在于政府企图派遣刺客暗杀隆盛，颠倒是非曲直。
“政府刚刚声明这件事毫无根据，天下万民还在怀疑其真伪，人心未定，可能会给今后埋下不可预知的祸根。
“今日的当务之急是弄清战乱的真正起因，解除天下的疑惑，迅速稳定人心。为了弄清真正起因，需要暂时阻止各方面进军，下达休战命令，设立临时法院，让他们畅所欲言，然后按照法规清理是非曲直。
“之后请示圣意，做出公平恰当的处置。……天下必会感于朝廷的公平，隆盛等人也会后悔自己的过错，甘愿服罪。”（《西乡隆盛》）渝诘之幻想被西乡的坚持和战败灭亡（细节可见繁述于其书）。
福泽尽管考虑到西乡和政府之间的可战，可和的逻辑辨正，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一位最后的日本武士之全部精神世界之体质和结构；换言之，西乡可以说是日本化西以来苦苦支持日本传统道德和精神之人；虽然，他的维新元创和他的传统坚持之间，间性关系犹可值得一辨。所谓西乡精神当然不是由他取代德川家族或再建立幕府——也不是由他取代天皇，阻止王政复古、新向；不是；他是要建立一种在维新环境中确保武士地位的新式武士道精神和物质（武士社会地位之尊严）。这就牵连到所谓如何看待日本之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此书关于这一点的书尾提示，最有趣味，值得重视。“关于他在维新之后的行动中被视为最大谜团的明治元年的隐退、归乡时的心境，津本根阳根据西乡隆盛的书信进行了推断，他注意到西乡隆盛在鸟羽、伏见之战刚刚结束后给国中旧友的书信中的一句话，‘实际上我不希望从事人间的的奉公。’‘人间的奉公’指的是‘争名夺利、物欲的俗人世界的工作’、作者在此写道，‘隆盛不喜欢政治、经济等俗世的工作。自己身处安全的场所，享受荣禄，却让部下出生入死的行为有违他主张的武士道精神。”“隆盛作为崇尚武勇和廉耻的旧武士道的最后体现者，甘愿选择了自生自灭的道路。对于那些为了引进西欧的功利主义，创造有司专政的国家，而在维新动乱时期死去的前辈朋友，隆盛直到最后也没有贬损和嘲笑他们。”“大久保和木户等现实主义者与西乡这种立足于天命论的理想主义者是资质完全不同的两种领导人，他们共同建立了明治日本这个国家。后来随着西乡的去世，理想主义渐渐从明治政府中消失了，日本变成了一个功利主义的国家。”（清原康正）这里的分析十分到位。日本作为企图仿效英国称霸海内海外之国家，与之同异可点。
一个是，英国传统保守主义在本土和世间的坚守或可成功（见柏克等人的原则）；虽然他们最后也相法国抛弃非洲一样抛弃了老殖民主义……；而日本对此的坚持，其实也并不易因为维新和（西乡）乡逝、乡灭而彻底毁灭（如中国之）；不是；日本人对于天皇一以贯之之责守，之尊崇，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是皇帝轮流坐，今日到我家）；所谓大隈等人之“日本无革命”一说，就是秉持日本并无更改天皇制度之守，之责，为第一要务（而王政复还，以驱幕府，也是此端一证）。
第二，就是他们其实是以纪念西乡而保证了日本现代性和古代性的结合；且以此发端，成为日西，日中，日本－世界主义之所以可以坚持的一总原则。这个原则以西乡之死、为其新生，且结合了明治之基本西化的宪政主义操作和民主主义思维。他们摒弃的不是工人无祖国和社会庶民论一类社会主义精神－物质，（消灭了片山浅一类乌托邦主义者和革命者——因为一旦他们得逞，就不单是西乡精神毁灭——日本天皇原则，维新原则，宪政原则，……也会全部完蛋。）
故此，第三，所谓西乡精神和大久保和木户精神之互相补充——也就是，所谓西方功利主义和东方精神坚持说（说西方纯粹，完全和彻底是功利主义，完全错误），成为日本改革的首要关照。虽然，所有这些人物都和西乡有着理还乱，乱仍理的人际关系，但是，其实这种人际关系，也正好说明了他们这些人物的国际选择，日本选择和精神、物质选择之确，之贵，其保留和摒弃共享云泥，不一而二。这是一种共同的日本价值观，文化观和政经观的集合与筛选。这种取舍，当然，是取舍得道的日本手法。这个手法，比较大清朝和民国……之一部分，来得高级和高明。因为，他们没有五四数典忘祖，没有布尔什维克暴殄天物，没有后来的改革物欲横流而人欲横流，天亡道丧。这是明治之杰，之西乡，之大久保，之木户，之大隈，之板垣，之岩仓，之德川，之明治……之精神。中国人什么时候懂得这种精神，操作这种物质，也许还是猴年马月之时，之事。
五
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改革莫不遵循以下诉求：
1，平、贵同权；
2，政、教治衡；
3，传统－现代之结合；
4，治衡之言说和斗争（战争等）。
5，失败或者胜利；得胜者和牺牲者是非之定，他们的遗产分析；等等。明治维新之诉求，在“五条御誓文”发布间口，一个如何夺得平，贵平等问题之议提到日程。
一说，西乡起兵兵谏之因，就是因为小贵族之士族权利得不到分享和平等于明治贵族政权——这个说法，并不全面。根据大隈伯等人编篡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载析，正好与之相反之观点，见诸文本。大意就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三权分立原则确定于兹，其中，主要是庶民权利得道张现和提携；也许，这个伟大原则的确立，只是其执行没有得到确保。
于是产生以下、另外一个问题：针对改革（也许是改革）之弊，人们只会采纳武力抗争，而不懂得言论之效……这是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
于是，在西乡武力抗争时期，在另外一个方面，那个所谓日本期宪运动发轫于政党政治之大背景，开始酝酿成熟，逐渐蔓延。也就是说，西南战役敲打改革时期，另外一个对于改革的改革，也就是，以日本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为起点，开始了没有反对党就没有宪政的政治成熟运动，政党运动和宪政运动。于是，在西乡眼望传统，人格，尊严和武士道精神的同时，一个对于日本而言更加伟大的政治结构开始生长。日本的各种反对运动在成立政党旗帜之引领下，比较西乡战争，有着更加伟大的和成熟的意义。这样，当人们开始关注西乡隆盛的时候，日本政党运动带来的、对于改革的另一种敲打和再改革（对于改革的改革），正在取代西乡之鹿尔岛奇迹，成为真正的政治改革伟业。于是，逻辑展演回到上面的平、贵分野上来。日本政党的历史，开始在人头和派别上，做到了其实是西乡隆盛做不到的政治表达。这个表达就是，日本人以西方古典主义宪政纠结、平贵同构和传统－现代，一举纠正了西乡隆盛式反对方式的目的和内涵；继而真正做到了日本维新改革之成功；他们原谅了西乡。
这个日本大西乡，也正是因为日本人得道了他们有意栽柳，荫庇天下的绿色效果，而享受了其国人对他的谅解和同情。这是一种豁达的政治正确和文化成熟带来的宽容。世界上，没有此类正确，此类成熟，宽容和和解就会胎死腹中，无可生还；这是宽容的世界性榜样；她既不同于英国人对于弑君者克伦威尔的鄙视，也不同于法国人对于拿破仑的惶惑；……更不要说，对于那些不懂得宽容和正确的枭小之徒了。他们的无知，不单在对于日本维新课题上，他们对于日本和世界，对于世界和中国，一无所知。现在，我们稍微仔细重读“五十年”这个文件（余可见鄙文《日本无革命》），看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平、贵思维，三权分立，如何在政党政治的元起和发展中得道圆满，功成宪置。大隈说过这样的话：日本平民具备贵族的品格，日本贵族具备平民的品格——而人们所知之日本“下克上”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解构了这个传统——唯独他们没有克天皇之传统和作为。而明治维新的改革之格，唯一不同于日本幕府更迁历史之所在，依然还是他们日本人咀嚼了西方文化消化了西方文化，法制和法治——和中国历史变迁一样，是西方列强打开了日本近代历史；是西方列强的门户开放政治导致了中国之中共和布尔什维克化——这与“日本进行时”呈现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于是，归回本题。日本人的庶民参政如何对待下级武士，如何对待平民，成为日本期宪运动和成宪归制的重要内涵。这个内涵是这样写入宪章原本的（大隈重信编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政党史》）——
所谓“誓文五条”“更加以数条”……“天下权力，一归于太政官，使无政令出于二途之患……”；而三权分立，各不隶属。废藩置县，版籍奉还后，……“藩主权力已归于有力之藩士（！！！——自立加惊叹号）。……于是下级藩士之意见，得其遂行之机至生此变革耳。后年立要路而久握政权者，非旧公卿，非旧藩主，又非旧藩门阀家，而出自下级士族（！！！——自立加）。……要之昌平二百柒拾年，贵族逸居失其实权与实力，故下级士族接近平民者得遂成此变革也。”但是这个原则本未可于维新早些时期实施之；“民众无素养以资政治，三权分立议事官及官吏选举等数端于维新草创之际未易实行也。”所谓俊杰志士收为官而封建余类“不解”而时世政党兴起。其中，萨，长二藩不重公议，“乡者士族之辈当封建之时不仅充当常备之兵役，且任行政之务。迨维新之后则裁理诸种改革者为少数士族解武士之常职减杀其世禄，剥夺其由阶级之特权。于是，有怨者或聚徒反抗之。或流为刺客。是等作乱之徒，皆为新政府所镇定。惟驯服于政府之下。政府不复重公议。明治二年所兴之集议院之废藩置县遂为有名无实。”另外，行政权“独逞其其威力。”土，肥急进政治家对此批判之。
“明治六年朝议由对韩策而分成裂。西乡隆盛，副岛重臣，后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诸参议主持征韩论，联袂辞职。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诸氏倡导内政改革论，乃留而当其局。西乡退归鹿尔岛乡里。板垣，后藤，副岛，江藤四氏则滞在东京。”此四氏为土，肥藩士。主张英宪，“不然政权则归于一二雄藩之专制”。主张扩展公议制度。（！！！）明治七年，板垣提出“民选议院”之议。于是日本开始官选为民选之举之始。再，于是爱国公党成立——“木户氏在政府隐然代表渐进立宪主义。板垣在民间公然为自由急进派之首领。又，江藤佐贺起兵、土佐立志社成立。又，于是大阪会议开始。明治十一年西乡起兵。大隈昌“明治十六年当开国会之议”；……“诏敕明治二十三年开国会。”……（余见《日本无革命》）可见，西乡打击改革之弊，当然不如板垣、大隈之推动议会，组建政党，推动民间，施行政党政治，来得更加时髦，更加正确。西乡之举，不过是一种有限的文化传统选项，在政治上是十分幼稚和落后的。
明治维新之改革层次论
——维新藩主史料简篡及简议
刘自立（北京）
一
明治维新呈现的改革层次，包含布新含旧的演变内涵，这些内涵是：
——首先，以坂本.龙马提出建政纲领《船中八策》，说服土佐藩主山内容堂为契机，改变武力讨幕，力求大政复还，“共和”幕府德川，继之，维新三杰等人于各国强藩呼应与之，打开武力与演变双向渠道，致使维新功成。（《船中八策》是：
——“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宜出朝廷。
——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参赞万机，万机宜决公议。
——有材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材，备为顾问，赐以官爵，宜除以往有名无实之官。
——与外国交际，广采公议，新立至当之规约。
——海军宜扩张。
——置亲兵，使之守卫帝都。
——折衷古来之律令，新撰永恒之大典。
——金银货物宜与外国设平均之法。 ”（资料）
《坂本.龙马传》中龙马说，“‘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宜出朝廷’——必须将权力奉还天皇，这一点是木户（孝允）先生交给我的。
“‘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参赞万机，万机宜决公议。’——像英国一样设立两个议院，万机决于公议，通过大家商议来决定政务；这是从横井小楠老师那里听来的。
“你听说过民主这个词吗？啊？国家的政务，应由大多数国民的意见决定。
“‘有材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材，备为顾问，赐以官爵，宜除以往有名无实之官’，即便低贱，也应该允许参加政务；正如吉田东洋大人所言。
“‘与外国交际，广采公议，新立至当之规约。’这是高杉（晋作）所期盼的新日本
“‘海军宜扩张’。这当然是胜麟太郎老师的教诲。
“‘金银货物宜与外国设平均之法’，这是久阪玄瑞先生说过的。”（这些龙马的老师是谁？
久阪玄瑞，高杉晋作都是长州藩人士，组织萨长同盟的要员；胜麟太郎（胜海舟）是幕府海军负责人，坂本的启蒙老师；吉田东洋为土佐藩参政，后藤和板垣的老师；横井小楠为熊本藩士，主张共和……”。他们的思想值得细研。此略。）
——再是，大政复还后，新政腐败，社会不公，武士凋敝，导致佐贺和萨摩之反，江藤新平，西乡龙盛成为建树新政而自打击者，且形成日本改革元勋敲打改革之奇迹；
——再后，三杰（木户，西乡，大久保）相继去世；引来明治23年民选议会之召集和宪政建设之刍建；此一时期，宪政（庶民参政等）虽可展开，民权或能声张，但是社会矛盾和政治结构之间的摩擦依然继续；天皇和原来的武士阶级即军队势力，在政－宪形成过程中，逐步做大，失去治衡，导致明治时期所有政客和知识人一股脑主张侵清（中国）；而其理念，则完全源于“征韩论”并其扩展之所谓“大陆政策”——殖民主义；
……届时，其《日本帝国宪法》形成且实施可褒可贬，距离二战以后麦克阿瑟宪议，尚缺少“虚君”定位和共和本质（而其军事存在和其政治存在一样，变得朦胧不清，定位不准）——而君主体制并非排除在共和之外；仅就其政体而言，如英，荷等王政之国，也可称为“君主－共和”——君主可以包含在共和体制之内，是为普世政治学要素之一。于是，我们发现，明治维新的第一轮改革刍议，由坂本们宣传灌注，被启发于各藩主（主要是较强之藩镇）、大佬头脑之中，形成一种类似郡县虽来晚（相对于中国之秦之郡县制度），却也不嫌迟的辨正考量。因为，如果日本历史并不呈现藩治格局，没有封建寡头，藩幕平衡，他的分久必合，就会堕入类似中国之、从集权主义到集权主义之同语反复式结构死局（分久必合——乃是民主进程以后的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亦成为合久必分）：偕领改革之中央集权主义（王政复古和大政还朝）和推翻幕府的（抑或主张公/王政——武/幕府合体的）改革进程，如其没有这样的分合辨证，日本改革就会陷入0循环的观念之中，导致从集权到集权的不可思议的逻辑僵局，不能自省，无法自拔。故此，在这个层面，尚有幕、藩对峙，王、幕对峙，藩、藩对峙与联合（如萨－长联合等等）等几个改革层次——其中，天皇和幕府的对峙——作为幕府和藩镇对峙的补充，在历史上比比发生，也延续之维新时段。其间，日本式政教合一与政教分梳艰难于成、于败，但是却在整部日本史中，一以贯之，不曾毁灭。这是“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在世俗和形上层次形成一种辨正。于是，幕府归合与王室纳幕（德川家和天皇联姻，如笃姬故事所涵），也成为维新改革之一个重要和主要层面。归结之，我们看到，在思想层面，以救国立威为基准的、类似中国变法观念、而主要是对外（攘夷）方针之确立的原则启动（教育，军事，外交，经济等项强国策），成为中、日之间改革间性的无差别诉求。
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中国变法和日本维新之间巨大的天壤之别的存在。这个差别就是，中国思想、运动、载体，无外乎是皇上的改革刍念和君子们的袒皇思想和尝试——在所谓体制之内，去除皇上和某些大臣的改革思想之外，并无中国各个地方和省级思想家和改革家之对于中央改革的压力和“胁迫”。故此，一，他们对于皇室，没有新思想压力，新思想好像直接来自光绪等臣子（康、梁等人）；二，他们没有实际能力至衡于朝廷，无论是暴力至衡还是和平至衡。究其原因，不外乎中国不存在相对自治和“独立”的各个强藩和藩主，而是“封建”业破几千年的集权主义。于是，作为思想载体的各个地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乃是自由自治之载体而并非主义之粹——见福泽谕吉《文明概论》），并无可能在改革时期，一举代替中央惰性，从而形成众生喧哗之状态。这种众生喧哗状态，不仅仅是对于改革内置的求变，而且广泛容纳了日本对于世界的关照，观察乃及思索。其中，仅就改革幕府体制一类思维，就包涵了暴力去除论（吉田松阴）和和平演变论（公武合体论）。再是，大约在所谓第二轮改革时段，在期宪愿景和立宪过程之中，日本先驱之所以形成政党政治时期，也是源于两个考虑：
一个是，立宪规则和政治实力的平衡，必须有代表势力参与其中，这就是日本人开始建党的初衷由来；
二是，日本人平衡幕，藩势力，改变古代政治，进入现代代议制之总则，就是要抬出政党政治，反对党政治和在野派舆论——这乃是日本人最终理解和诠释“化西”政治的要点——而他们无论是选择英国法，还是德国法（法国民法），皆是如此，不一而足。
三是，这种政党政治和一切西方之党派政治求取一致之处就是，党的出现成为藩阀和地方势力与中央势力的统合与分治——党，就是各个阶级和各个藩阀代表的另外一种说法——不像中国所谓党之观念的否面定性（君子不党，党同伐异，党锢为祸，等等）。
他们并未因为像中国、清廷一样害怕“乱党”而缩手缩脚（汪大燮反对英系法制，因其纵容“乱党”，云云）——即便是所谓选择德国法系，也明白知解德国各类政党逾越于俾斯麦之上之所谓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之原则的贯彻实施。这是日本改革的核心和灵魂。没有这个政党政治，一切立宪和民主就会沦丧为专制甚至极权而无可如何。中国天然没有西方自治和日本藩地势力而形成的非封建，破封建和无封建之一统局面，和日本维新之分合转换，阶级嬗变，上下递进之面貌，处于完全不同的状况。因为，直接从上而下的体制和意志总论，总是带来上－下“万岁”（从毛到人民“万岁”）之极权主义；因为中间的一段，议会，团体，阶级甚至官僚代表已被轻易被黜，所以，一面是极权主义之最最上，一面是民粹主义之最最下，没有中间至衡原则。这个情形和日本之局迥然为非。日本是纳入几乎所有原先的藩主权势（含藩主本人）予以权变而进入日本维新政权——中国不过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准马克思主义状态。于是，出现了维新以后，所有这些藩、幕大佬（含德川庆喜），都成为和明治新政人物，和三杰、N雄之新人并驾齐驱，一起创造了改革历史。甚至，他们的反对改革和挽救改革，一并而持之，不分伯仲，一如西乡龙盛等人，也皆为日本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所接纳，并称于日本功勋卓著的历史伟人。
而中国变法之微末，却是清廷的凋零和溥仪的衰朽……加之孙文的退出，老蒋的惨败和易帜之弃。于是，在政治上，日本完成了体制之解构的结构（化西中的西化）；文化之传统的现代，社会之自由的平等（惟独外交上所谓原先之“大陆政策”历久不变，以至于今（观念不死）。这当然是一个谜团。因为自从胜海舟君提及联合日，韩，清共同针对西方列强以来，日本殖民意志一直被潮流和命运所愚弄而无以应对……）。于是，中国日本之间的关系课题，如果不是还旧至维新时期，那么，其间的难题本来无解——唯有中国人体会，解释和解决了维新与变法——中国与日本——中日与世界之大关系，中－日之间的深层次龃龉才会得解：这个解决，就是中国民主化。（当然，这并非本文课题，故而删略之。）一般而言，人们知道，类似山内容堂给予坂本龙马的支持，吉田松阴对于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的影响，乃及岛津久光重用小松带刀、大久保利通等等改革序曲的演奏，成为日本维新交响乐的开始。
人们看得清楚，土佐之山内，长洲之吉田，萨摩之岛津，佐贺（肥前）之直大，成为维新和改革之第一层次。
根据维基资料显示之证如下：
——成为第一轮改革之山内容堂乃及“土佐”维新明士之互证简史是，“山内容堂重新掌政对勤王党展开报复，将武市瑞山（藩士）及相关党员进行处决，其中武市瑞山被赐予切腹，经此镇压后勤王党因而解散。此外，吉田东洋门下的后藤象二郎（藩士）、干退助（之后改名为板垣退助）（藩士）、岩崎弥太郎（浪人、三菱财阀创办人）等都成为明治时代的代表人物，还有武市瑞山的知己乡士：坂本龙马及中冈慎太郎也都是杰出人物。”
——成为第一轮改革之乃及“佐贺”维新明士之互证简史是，“幕末时菁积极发展新兴西洋工业。1849年，日本第一所制铁工场落成，1855年建成后长崎海军传习所，派遣藩士学习。而佐贺藩对于幕府不稳的形势处于旁观的态度，直到锅岛直大表明支持反乱军才正式出兵。当明治政府成立时，不少藩士被新政府录用，包括了副岛种臣、江藤新平、大隈重信[2]、大木乔任、佐野常民等，因此与萨摩藩、土佐藩及长州藩合称“萨长土肥”[3]。
——成为第一轮改革之乃及“萨摩”维新明士之互证简史是，“幕末时期，萨摩藩等强藩组成倒幕联盟，主张废除幕府，还政于天皇。在明治天皇掌握政权之后，日本内阁的大多数阁员均出身于长州藩和萨摩藩。
（“于此之前，1609年，萨摩藩派大将桦山久高入侵当时的琉球国，开始了日本对琉球的征服，为两百多年之后日本正式将琉球改称冲绳并入日本打下基础。）萨摩出身的日本近代名人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 ，东乡平八郎 ，黑田清隆 ，岛津笃子，天璋院 ，森有礼 ”等。
根据另外的资料，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在正式成为藩主之时，正是作为邻国的我国清朝经历鸦片战争之后这段时间。……除了硬件的发展，藩内的软件－人才也得到了新的锻炼机会，本来出身下级藩士（乡士）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都是从这时候逐渐崭露头角的。”“在安政6年（1859年）父亲齐兴去世后，忠教、忠义父子控制了一门众笔头和主家两家。忠教还在文久元年（1861年）回归主家，改名久光。在人才方面，重用侧进小松清廉（小松带刀），利用萨摩藩内的藩士组织精忠组实施藩政，其中骨干就包括大久保利通、伊地知正治、有村俊斋等人。尽管当初在实施藩内政策上和喜好的学问种类方面，久光和齐彬有着很大区别。但久光上台后，和齐彬一样对外支持公武合体运动。”
——成为第一轮改革之乃及“长州”维新明士之互证简史是，“由于长州藩在讨幕运动中立下大功，所以明治维新的之中有很多前长州藩士加入新政府，引致形成了日本藩阀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长州阀”。藩主毛利敬亲 及“吉田松阴门下：（略）伊藤博文，木户孝允， 高杉晋作，山县有朋，井上馨，乃木希典， 儿玉源太郎，寺内正毅，桂太郎”等。
二
于是萨，长，土，肥（前－佐贺）之幕末大贤，开始了他们不见得弱于三杰N雄的改革序曲；虽然山内之动作完全是坂本作用之功。其中，作为思想史料、加之人头史料，我们可以辨认和分析的幕府改革线索是，吉田，山内，岛津（岛津齐彬和久光）和直大的赞成维新思维和路径探索。这些思想，无疑是明治志士接续完成大业的前期史事。这一点说明，关于“日本无革命”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日本维新和改革之非革命因素，源于他们的所谓体制内人物的、对于体制外——继而对于新体制，前后接续，承上启下的那种宝贵的关系之论，之成。这是一种非常特殊和罕见的排除革命因素。革命，踢开那扇腐朽的门——这种非白即黑的观点，对于日本人而言，就变得过于简单和愚蠢了。我们看到，体制，作为一种后现代对象和世界化平台，日本人，将其演化成为一种可以结构，也可以解构的历史舞台——这个历史舞台，充分显示了不但是坂本，三杰、N雄，对于维新带来的类似庶民参政，民选议会和三权分立之大解巨释，更加带来他们关于维新，改革甚至动乱和暴力，也无法排除的那种传统，现代，政教，社政，革命（在政体和国体上的变更和保留）和妥协……之系列政治艺术的创造和回顾。一位诗人曾经引书一种眼睛向后看而前行之灵之走向和趋势之诗歌，之姿态。这种向后看，往前走的双向动向，其实，就是基佐等西方学人教知世界普世价值和民主体制，之所以渊于古老传统之中而并非革命“首创”之绍述，之明证。这也是日本人之所以看待山内，岛津，吉田和直大们和看待西乡和木户一样之原因；其中，最为主要的因子就是，他们是从体制内可能性开始考虑革命的——因而，他们同样没有运用革命的目的和手段，而是运用了维新和改革的目的和手段——虽然其见起起伏伏，挫折困顿，但是，他们终于继续了日本历史上公武平衡和改革有序的全过程而只是滞留在殖民和共荣这个艰难和无耻的坎坷上头。
故此，我们在继续援引资料的时候要知道，体制“内”改革，如何走向了更新体制和创造体制，从而走向了体制之“外”——这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哲学解释就是，日本人也许比较德理达更加懂得解构不是革命，不是毁灭，不是否定；解构（改革和维新），是一种解构之中引来结构的，对于日本原先可以西化和化西、二者一统之现象，之知行，之过去，之未来。其中主要的线索，就是暴力和演变，公武和维新，其的关系如何处理——第一主题和第二，第三主题之间的关系（其所属副部主题乃及发展，重复，演变，变奏），如何处理，平衡和击破平衡，达致高潮……日本人的“交响乐”如何可以演奏得就像是后来小泽征尔那样具备世界格局之水准。这是一个问题。（继之而言，中国的“高山流水”，之所以没有出现这样的一种格局——中国世纪初叶，世纪中叶，世纪末叶……之所以改革不如日本，革命不如西洋，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不知道如何数典，如何记祖，而只是数典忘祖，把未来的盲目看成可以枉顾历史的前瞻和乱动……“五.四”的现代性思索带来两个后果：现代性（民国）和伪现代性（毛国）；如何在转换和辨正这两个格局上面对过去和今天，今天和未来——这仍旧是中国之一个未决之计。）
这是中国日本区隔传统－现代之迥然不同之处。
我们来看：
1,土佐藩主山内容堂（明治维新时代，山内容堂被任命为新政府的内国事务总裁）和他的藩士后藤象二郎和坂本龙马之间的改革意念和举动。
——坂本龙马。
“庆应3年6月9日，龙马与土佐藩参政后藤象二郎一同乘坐藩船夕颜从长崎出发前往兵库，于船上龙马向后藤娓娓道出日后成为新日本政治纲领的‘船中八策’，其中包含（括号中为日后的实现）……以上八项原则‘大政奉还’‘议会开设’‘官制改革’‘条约改正’‘宪法制定’‘海军’‘御亲兵’‘通货政策’，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船中八策’。其起草是由海援队书记长冈谦吉，原案则是横井小楠的国是七条，实质上即是日后维新政府纲领的蓝本。
“在听完龙马一席话之后，后藤如获至宝地打算立刻前往京都，以建白书形式向藩主山内容堂上书，但是此时容堂却已经返回土佐，然而后藤却打铁趁热地向萨摩的西乡和小松说明此一船中八策，西乡对其中的想法也感到十分赞同。于是，萨摩及土佐之间即于庆应3年（1867年）6月22日，由萨摩侧的西乡隆盛、小松带刀、大久保利通以及土佐侧的中冈慎太郎、后藤象二郎、福冈孝弟、寺村左膳、真边荣三郎为代表，基于船中八策以成立新政权为目标，成立了以武力讨幕的萨土盟约。
“后藤一方面与萨摩成立武力讨幕的密约，另一方面却又于回到土佐之后上书容堂，压抑中冈慎太郎、板垣退助等武力讨幕派的声势，将藩论导向以公武合体为主的和平革命路线（此亦为龙马支持的“倒幕”路线，即让幕府势力于政治舞台中消失，但是并未考虑到让德川家不再存续）。不久后，在艺州藩的加入下，又成立了以提倡“王政复古”为目标的萨土艺三藩盟约。
终于，在山内容堂的授意下，后藤于庆应3年10月3日前往二条城向阁老板仓静胜提出王政复古的建白书，提议幕府顺应时势，将政权归回给朝廷。而在15代将军德川庆喜的英明决断之下，于一周之后的10月11日决定大政奉还，还政于朝廷。”（维基）
2,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与岛津久光和西乡，大久保之间的改革意念和举动。
——大久保。
“……1849年因藩主的继承人问题造成两派——拥立藩主岛津齐兴侧室生的久光的一派和拥立正妻生的齐彬的一派对立。因其父所参加的齐彬派失势被流放，大久保利通也被免职。此时他和西乡隆盛、有马新七等志士往来，组成‘精忠帮’，共论国家大事。后来齐彬为藩主，大久保也复职。由于他在藩政改革中有成绩，被任命为藩记录所书记，后升为步兵总督。齐彬死后其弟久光任藩主，大久保受到久光的信任，被任命为勘定方小头，后升为小纳户，和小松带刀等人掌握萨摩藩政大权，并跟从久光进京，积极过问中央政局。庆应二年(1868)4月第二次征讨长州藩时，萨摩藩拒绝出兵。为推进倒幕工作，大久保和西乡隆盛一起在朝廷、幕府、诸藩之间进行活动。1868年1月3日‘王政复古’政变成功，大久保担任新政府参与。”
三
3，长州藩毛利家及吉田松阴和木乎等人之间的改革意念和举动。
史料称，“……梁启超认为吉田松阴应居明治维新的首功，因明治维新的主脑人物中，主力大都是萨摩藩、长州藩等西南雄藩的下级武士，而各藩中又以长州出身的最为有影响力，他们大都是松阴讲学的门生，深受松阴的思想影响。因此倒幕运动及明治维新的思想引导很大程度可说是建基于吉田松阴的努力。
梁言，“日本维新之首功.西乡乎.木户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后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诸子皆以成为成者也．若以败为成者．则吉田松阴其人是也．吉田诸先辈造其因而明治诸元勋收其果．无因则无果．故吉田辈当为功首也……倾幕府．成维新．长门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阴之门人也．吾所谓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已而成于人．正谓是也”（维基，下同——）
倒幕失败而罹狱。吉田“在长州藩的野山监狱中，为了改变和他同囚的十一个人的消极意志，于是松阴便向他们讲受孟子，自始便开始他的讲学生涯。1855年正月，松阴在野山狱中，订定名为《士规七则》的武士训诫，宣示武士应当以五伦为要，忠孝为本，以辅翼君主。同年十二月，被安排由囚禁狱中改作生父杉家中软禁，讲学基地亦迁往家中，在家中承叔叔玉木文之进私塾松下村塾之名再行讲学，其中很多在幕末参与维新的长州藩志士如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久坂玄瑞、吉田稔磨等皆曾受教于吉田松阴。”
任公忽略了这个维新名士和各个藩属之间的关系，把他们囫囵浑言，是他心里对于分（藩，幕）合（王室）逻辑没有给予充分的注视和分梳而至——也是他没有分别中国国情和日本政情之弱项。
4，佐贺（肥前）藩主锅岛直正与副岛种臣、江藤新平、大隈重信间的改革意念和举动。
关于日本期宪和组党之要人之一大隈重信，网见五藤高庆言（重要！）——
“1854年安政元年，大隈与几个同志合伙成立了藩内的改革派组织楠公义祭同盟。同盟的第一件事是向藩主锅岛直正申诉，要求改革藩校，这是大隈作为政治改革者的初露头角。
“锅岛直正认为大隈甚具才干，颇为赏识。因此当保守派攻击大隈和他的同志江藤新平，大木乔任等人时，他施以保护且大加提拔，1855年，由于大隈等人急于求 成搞学政改革，使得大隈和保守派矛盾激化。结果在弘道馆发生骚乱，大隈因此退学，后来转而师从于国学家枝吉神杨。第二年，锅岛直正命令大隈转到兰学馆。正式成为兰学馆的教授。
“锅岛直正因此名列幕末名君之中。他和大隈等人并称为佐贺七贤人。”（高庆《咸与维新的典范——大隈重信小传》）
于是，幕末四侯贤的出台，造成了维新第一阶段论的基本告罄——换言之，大政复还和王政复古之间，一种布新还旧的维新之明治年代，和西方同样是布新还旧的复兴时期之文明内涵，取得了东西方某种殊途同归的结果。这些身子还在藩、幕，但是脑袋却已经伸进明治的大佬们，成为日本改革承前启后的独特风景线。于是，人们开始更加注意藩末开明藩主的那些最后决定，行动和思想。众所周知，这些藩主是山内容堂，松平春岳，岛津齐彬和伊达宗成。山内的举动主要是和后藤和坂本有关（前述）——而坂本的成长，却是和幕府之胜海舟的观念和主义密切关联——而胜海舟的行止，却受到他的幕府主人老中阿部正弘的赏识（也包含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拥趸）——而坂本.龙马也是在胜海舟的提携下，开展了他的调动日本维新派的卓越举动。在戊辰战争以后，大政复还以前，坂本的活动促成了四佬的四藩联合和王政复兴。这些细节，被史书比比记载之，可详可简。在某些书籍中（如《西乡龙盛传》），就有这些细节的绍述。（见后）
于是，包含胜海舟这样的幕府人物，也成为坂本式改革派的一系。再就是，（福井藩）松平春岳、对于他的那个藩镇的改革人物的提携和任用。“嘉永6年（1853年）美国的马修?培理率领舰队来航通商之际，水户德川家的德川齐昭及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主张以海防强化攘夷时，与老中阿部正弘交流转为开国派。”（维基）至于（宇和岛藩）伊达宗成，他的作为，也包含在承前启后的改革支持上；他的对于德川庆喜的支持，导致了“安政大狱”，致使庆福派势力得逞于井伊直弼（而随后“樱田门事件”，井伊被杀）。这里给出的提示是，虽然伊达反对对于德川家的战争行为，但是，随着庆喜的妥协（同意大政复还）和战争失败（戊辰之败），明治政府依然对伊达礼遇而职。这也是从两个角度看问题。一个角度是，历史走向，并不按照伊达的对于德川家的呵护而行；但是，在相反的方向，作为反对派的伊达，并不构成对于明治政府的敌对——明治政府很像那句“我没有敌人”之言，对幕末贤达给予了认可。那么，幕末四贤的具体谋面和机缘究竟如何？有关记载如斯。其间，关于四佬之聚固然有趣，但是，坂本（土佐），木户（长洲），西乡（萨摩）等人的相机遂缘也是非常异样的世象。在此两种人物，两个朝代和两股势力的交叉鼓噪之下，日本改革历史开始朝向第二个阶段滚动（这个阶段就是明治新政和维新功就——接之，就是后来江藤之佐贺和西乡之鹿尔岛对于明治改革的改革——事称“敲打改革”之事变，之人物，之观念——再以后，就是木户，西乡和大久保死后历史之发展。略。）
孝明天皇驾崩后德川庆喜准备依靠法国势力增强幕府实力。西乡（吉之助）认为，“‘不能在这紧急关头被庆喜占得先机。必须尽快安排本藩（萨摩）。越前。土佐、宇和岛的四贤侯在京都见面，不可让庆喜为中心的幕府恢复元气。’吉之助……到达鹿尔岛，向久光、茂久父子提出四侯会面的方案。
“当时身在鹿尔岛的中冈慎太郎将从吉之助那里直接听来的消息写了下来，其中提到宇和岛的情况：
“‘西乡从土州返回途中去宇和岛面见老公，建议他进京。侯说，凡事不确立目标很难进行下去，目的到底是什么？西乡默默退下。
“家佬松根图书反复向西乡询问，容堂公进京的目的是什么？’”（《西乡龙盛》，下同）
“宇和岛伊达宗城和越前守松平春岳分别于四月十五日和十六日进京，土佐山内容堂也在五月一日进京。”
“久光于五月六日和松平春岳三侯一起向摄政二条齐敬提议，‘清提拔不屈服于幕府威胁的刚强人才中御门经之和大原重德二人担任议奏。’”（被拒。）
……“庆喜将进京的四侯召集到二条城，想在兵库开港。长州处分的两个难题上得到他们的谅解，但萨摩藩却是个不好对付的对手。
关于兵库开港、长州处分问题，久光，山内，春岳，伊达各自表达意见。而“废除幕府的方针已经在萨摩内部应运而生了。”
经过朝议，“戊上刻（晚上八时）松平春岳。伊达宗城被叫到‘鹤间’，从传奏日野大纳言那里接到了‘现在朝廷决议定，由摄政大人向大树公下达敕命，详细情况清询问大树公’的通知。
“戊下刻（晚上九点，庆喜向二人展示了敕书，并让小松带刀将敕书拿给二人看。庆喜在宫中停留了两日一夜，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敕书。
“敕许的内容如下：
‘关于长防一事，去年进京的诸藩和今年进京的四藩都建议宽大处理，大树也表达了宽大处置的愿望，朝廷也持同样的意见，因此早早进行了宽大处置的准备。’
伊达认为大树“轻视朝廷，不可言状。”于是四藩置疑于兹。“草案由萨摩藩提交。内容如下：
‘兵库开港、防长处理两件事是不可小视的内外大事。幕府再征防长的妄举基本属于无名之师，只是企图实施武力压制。但是此举完全没有奏效，只是带来了天下骚乱，各藩人心背反，舆论沸沸。’
“大名将这种言词提交朝廷，被视为德川家门首屈一指的越前松平家。与幕府颇有渊源的山内家与岛津家、伊达家一同名列其中，是因为时势随着时间推移瞬息万变。……
“山内容堂、松平春岳、伊达宗城同意这些内容是因为现在萨长缔结了攻守同盟，难以靠武力压制，需要在利害得失的基础上判断是支持幕府还是与萨长为伍。”于是不久，后藤就像山内提出“向庆喜建议将幕府的政权奉还朝廷。这个方案据说是坂本龙马提出来的”，“就是所谓的船中八策，在进京的船中由二人商定，长冈谦吉起草。”
“坂本龙马询问避免幕府和萨长两藩的武力冲突，建立全新的共和政体。这是坂本龙马的老师胜麟太郎（胜安房）一直以来的论调。”
此间，土佐的乾退助（坂原退助）见到了吉之助（西乡）。此前，为了萨长联合，木户（桂小五郎）和坂本，坂本和西乡，为此鹄的奔走不惜。吉之助不但致力于萨长联合，对于土佐也是不遗余力。据说，他对于顺圣院齐彬的教诲念念不忘，“吉之助啊，不要背西洋诸国甩在后面……”
再次，发生了“讨幕密敕”，“小御所”会议，“我们只有以霹雳之手在一瞬间八事情决定下来。”（岩仓具视语）。贸着山内，松平等人反对对德川之措施，倒幕派掌握了实权。（这也是十分蹊跷的逻辑——因为山内，伊达等人有反对幕府支持西乡，木户，坂本之据，之行，之念——但是似乎是有了叶公好龙的嗜癖而当时反对
——“朝议最后按照严苍具视的意见决定下来。炽忍亲王侍侯御前，询问圣意，天皇表示赞成。此时时间已是三更（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小御所会议之后，一切国务、政权、政务都被掌控到了倒幕派手中。”（《西乡龙盛》，上同）
四
世间凡政治革命带来的制度变更，对于西方而言，总是一种循环和回顾（REVELUTION）；RE之涵义，和明治维新和文艺复兴等运动，等内涵，等概念，莫不是布新含旧，并不非史，并不黜统；当然，这里有关于现代性和传统观的协调，解构和同构。这里的革命，不是极权主义列宁和毛的革命；大隈讲，日本无革命，也是基于传统不被废弛和皇道自然坚持一说。于是，在理解和解决了道统和正统主旨以后，剩下来的课题，就是如何操作，理解和实施这样的革命（——或言，无革命，有变革）。一般而言，革命分成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一如前述，政治革命带来很多价值，体制，传统，现代，历史，未来等课题的讨论——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就是如何摆平过去的政治制度，如何建立现在的政治制度和如何保证未来的政治制度。日本化西一说，就是企图在过去的政治制度中寻找传统－现代的接轨。这个政治制度的传统与现代，就是明治以后出现的太政观制度和政体书之间，对于制度建制的对应——也是现代与历史的对应。这样，日本历史上从未表达和实施之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被注入这个政体内涵（有人说，这个分立原则源于种种原因并未得到实施，故而将其弱势弱化，甚至虚无。这是他们渊于某个中国特色行为立论的儒犬。）
这是明治维新后元年以来和五条誓约一齐出现的，现代化制度宪政和民主程序之立法，之例规，之立德。但是，政治文书的形式，并不能马上或者万全解决社会问题。在此以后出现的江藤和西乡之反对和战争，也并未因为政治书页的阐述而有所收敛。其中，各种政治人物，分成皇室，强藩，武士和社会之，而活动于历史舞台。这些人中，把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等量齐观之有之；把维新和腐败，腐败和权利一并搅动之有之；把政治革命排除于社会革命之外者，也有之。而后者就是由江藤和西乡所代表的、在第二轮改革过程中，为萧何之胜，亦为萧何之败，二者得兼之人。其中历史，事变，人物和性格细节之抒汗牛充栋，不一而足。我们要谈论的则是他们共同的一种观感，就是：将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翻过头来，我们看看上述《政体书》之内涵——
“一、制订国策、建立规章制度，应以五条誓约为目标：（五条誓约略）
上述各条誓约，以相行不悖为旨趣。
一、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使政令无出于二途之患。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
一、立法官不得兼任行政官，行政官不得兼任立法官。但诸如临时巡察都府与接待外宾，得由立法官负责。
一、凡非亲王、公卿、诸侯不得升任一等官者，所以敬大臣也。设征士之法，虽藩人、庶人，犹能任二等官者，所以贵贤人也。
一、各府、各藩、各县皆出贡士为议员，建立议事之制，为实行舆论公议也。
一、立官等之制，为使各官自知其职任之重而不敢自轻也。
一、仆从之制，亲王、公卿、诸侯带刀侍从六人、仆役三人。以下带刀侍从二人、仆役一人。盖为破除尊重之风，使无上下隔绝之弊。
一、为官者不得私在家中与他人议论政事。若有请求面谒陈述意见者，应使赴官府公议。
一、诸官应以四年为任期，用公选投票之法。但今后初次改选时，可留一半，延任二年再改选，以便于衔接。若其人为众望所瞩而难去者，仍可连任数年。
一、诸侯以下，农工商各立贡献之制，乃为补充政府用度，严整军备，以保民安。故在官者，亦应贡其俸禄三十分之一。
一、各府、各藩、各县施政令亦应体会誓约，唯不得以一地之制通用于他地，勿私授爵位，勿私铸货币，勿私雇外国人，勿与邻藩或外国订立盟约，目的在于不使小权犯大权，不使紊乱政体也。”（资料）
其中，“立法官不得兼任行政官，行政官不得兼任立法官。”一说，也许实施并不到位，但是思想到位，原则到位，命条到位。这就是难能可贵的立规——她早于中国多少年？有人回答乎。
这就是政治革命和法治建制的一步到位。这个革命内涵完全不同于任何诉诸社会革命者言。于是，发生一切之佐贺，之萨摩，之其他起义和造反，都辨正归纳于这个制度建立之悖论之中。西乡造反的原因，渊源和方式（文化，传统，武士，士族诉求），也许含带某种自觉不自觉的“政治内涵”——但是其实，她是以政治考量的极端不足而告终。奇观可见，日本人对于西乡，对于江藤——甚至而言，对于一切在维新前后“政治不正确者”的一总宽容和追怀，封功和拜爵……说明了他们对于日本国家的社会赞成和政治关怀是等量齐观，并无偏颇的。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在第二方面。政治革命因为无法满足社会革命，抑或他们之间交叉而过，互有摩擦和伤害，但是，日本人纠结政治眼光和社会正义（与否）之肚量，是我们无法比拟的。（中国政治革命，本来就是一道无解题目——因为他无法瞻前顾后，无法实施价值－制度回归——也无法在无政治，无体制，无价值之平台上，加冕和夺冠任何道义和共荣；寅恪先生云，“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肯无家”；又云，“元佑党人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斯文扫地以后之中国，如何“回去”；这是一个问题）。这样，佐贺和萨摩之乱，形成的西乡效应，就是失败犹荣，无道、有道和无建制而有精神。这是日本辨正法很有看待之地方。所以，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看出日本无革命，是怎样在革命内涵和度量上，他们都做到了西乡之有和西乡之无，同样于日同辉之文本，之记忆。这是国人无法比肩的（国人只是知道胜王败寇——毛一杀国民党人，一杀就是成千上万……不要说，他既无价值考量，更无体制之设——他的政治文本，在政治革命的意义上＝0。）
所以，我们马上看到，政治革命之所以在日本不单有形，而且有款；也就是说，日本政治革命可以夹缝在西乡和江藤所谓社会动乱的细罅里得土而生；而我们的政治正确不是兼容，而是绝杀。我们在日本历史文本中看到的江藤佐贺之乱中之建党——大隈，坂原之开拓日本宪政不予0，不于0，而是以政党政治基建之，保证之；是为证，是为确——虽然，大隈或许失算；坂原抑或退出——这都并不重要；主要的是，他们开拓了这样一条政治道路——政治路径；所谓政治路径说，就是要反比那些从文本到文本的呼宪空喊——宪政，不是别的，就是基建在反对党政治基层的那种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结构。没有这个结构，没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宪政；就连起码的专制主义也没有——因为，专制主义，还有君相至衡，凤阁鸾台，道不南面……——而极权主义，一无所有。所以，当坂原和福岛（种臣），大隈们开始建党之时，他们的期限运动也就具备了凿实的基础（就像台湾没有民进党，就没有经国变法一样）。
人们关注日本期宪，议会召集，召开和政党成立，政党作用，政党内阁成立之间的“党—会”关系——这是研究日本和世界宪政和政党政治关键的一环。没有这个环节，一般而言的期宪运动就会导致如下结局：
1， 由某种所谓改变之“主体”力量导致的，缺乏中间环节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总是因为他们颠倒了，或者不得不认可某种社会结构的缺陷，而导致改变成功以后的单一力量的体制与统治。
2， 这一单一力量在没有反对党的监督治衡情形下，不会因为类似古代清官判断是非和人民期待公正的某种民粹力量而导致一党专政的清明（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如此——在形式上虽然是多党形态，但是实质上，是一党独大，如俄罗斯，普京的俄罗斯统一党）——这样的所谓民主期许无法在理念和实践上完成……；乃是看似充满希望，实则充满失望之政治逻辑。
3， 这种一党结构带来的任何革命和改革，都不是西方政治结构和普世价值意义上的民主进程。
4， 因为，历史的因果不是因为革命创造了一切，而是一切在革命以前既已完成。
5， 所以，如果极权主义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消除了革命以前和改革以前的那种政治结构，社会存在和阶级治衡，那么，在此之前发动的任何改变之力量，其实，都是无法满足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变革的。
6， 所以，这里出现两个难题；一个是，必须在改变以前，恢复某种代表阶级，团体和政治利益的元政治分治和社会阶级，组成类似日本之板垣和大隈组成日本政党内阁那样的政治努力和政党存在，以满足日本原先既存之分治力量，那就是，藩阀统治乃及其变革之力量，之改变，之突进。
7， 没有这个分治力量组成政党，再由这种政党力量带来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那种凌驾在党和议会之上的、先期存在或者后期出现的普京式力量，就会导致专制形态旧态复萌和逐渐做大。
8， 于是，在政治理念上，没有政党和自治力量导治衡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改变，也许可以推倒极权体制，但是，因为缺少具体的政治路径和政党政治治衡，这样的改变，不过是俄罗斯恢复到沙皇体制的某种现代翻版——她，绝对不是西方民主。
9，专制力量的新近出现和故态复萌，出现有可能导致极权主义的新契机。于是，人们不得不再次翻看日本期宪时期之政党政治的运作乃及分析其逻辑使然。
根据很多研究，日本政党成立，是由板垣和大隈四手而举之。“日本政党最早出現于明治維新后的自由民權運動時期。1874年1月,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順應新興中小資產階級反對藩閥專政、要求政府設立民選議院的潮流,发起組織了愛國公党,但不久解散。同年4月,板垣、片岡健吉等成立立志社。1875年 2月又以該社為基礎成立愛國社(1880年 3月改稱國會期成同盟)。
“19世紀80年代初，隨著自由民權運動的衰落，中小資產階級從宣傳請願活動轉入組党活動，以准備在開設國會后參政。1881年10月，國會期成同盟等組織改組成為自由党，板垣退助任總理（即主席）。1882年4月,以大隈重信為總理的立憲改進党宣告成立。這兩個政党的成立標志著日本正式出現了組織形態較完備的政党。
首個政党內閣出現
“1884年10月，自由党宣告解散。1890年 1月，大井憲太郎等重組自由党，河野廣中等組成大同俱樂部，板垣退助等組成愛國公党。同年9月,三党聯合組成立憲自由党，1891年改稱自由党。1896年，立憲改進党吸收几個小党改組成進步党。1898年6月,自由党與進步党合并為憲政党，組成以大隈重信為首相、板垣退助為內務大臣的“隈板內閣”，成為日本历史上第一個政党內閣。”（资料）
其中，日本第一个政党就是社会“‘革命’时期”江藤新平时期”（也就是佐贺反制时期成立的政党）。这里有两个成立目的。一个是，反对明治新政之不公正和腐败。再一个，就是成立政党的原始目的——为日本未来政治加诸政党化结构和宪政式结局。于是，随之出现“1881年10月，國會期成同盟等組織改組成為自由党”（如上），把议会期宪和政党政治联合一并。这是非常重要的联系。这个联系就像古代希腊之民主体制对于王政和僭主力量的治衡——古代罗马元老院和议会乃及人民对于政府的治衡——就像中世纪自由城邦对于罗马神圣帝国的治衡——也像中央集权主义开始统治以后，照样存在的英国乡村自治，法国三级议会，西班牙自治公社那样，继续着亚政治分治、那种独立于中央体制之外的独立主义、自由主义。于是，日本之大隈和板垣成为日本之“两大敌国”之存在，基本完成，西化昭彰，名正言顺——这个政治完成，也就是，以期宪，宪政，议会等现代政治元素注入日本国家之政党政治，政党内阁之完成（虽然，他们也许还可以卖萌和撒娇——但是，他们的第一步，走对了。）
重复和强调而言，日本之第一个政党是
——自由党（板垣之）。
再就是
——宪政党（大隈之）。
大隈言，“此次内阁更迭与历次内阁更迭有着不同的意义。过去的内阁不允许内阁成员加入政党，此次则正好相反，是纯粹的政党内阁。时事进步促使我国出现了政党内阁，只要我们上下一致专心国务，本届内阁前途是充满希望的。”（即日本第一届伊藤博文内阁；大隈，板垣任职与之。）
板垣建白议会召开是1874年1月，距离议会召开之1890年，业是十多年了。（帝国议会（ていこくぎかい）是1889年发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之下的大日本帝国国会，从1890年11月29日的第1回议会至1947年3月31日的第92回议会）（资料）。
板垣向左院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成为一份重要文件。
“建白”文本如兹（节略）——
“臣等伏察，方今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夫有司上不可不尊帝室，而帝室渐失其尊荣，下不可不保人民，而政令百端朝出暮改，政刑成于私情，赏罚出自爱憎，言路壅塞，困苦无告。夫如是而欲天下之治安，虽三尺童子犹知其不可，因循不改，恐致国家土崩瓦解。臣等爱国之情不能自已，乃讲求振救之道，知唯在张天下之公议。张天下之公议，唯立民撰议院耳。如此，则有司之权有所限，而上下相安，同受其幸福也。请逐次陈之。……”（林田龟太郎《日本政党史》，等等）
再，大隈伯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亦专门开篇期宪历史——政党历史之绍述。很为重要，值得阅读。
在另外一面，以坂原等人提出的开设民选议会之“建白”前后，日本更有二十五、六岁之少年奇才宇加地新八提交之开会建白书。NHK历史频道对此有过记述。这当然是汇合于日本广泛人群提交建白之集簇中之一术。但是，人们可以看见，这位少年奇才，对于参与议会的资格评述，甚或早于英、法后来妇女选举权之近百年。日本人在期宪和建白上面（建白本身就是一种亚参与，亚议会形式），做出了让维新基殿的英明之择。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宇加地新八。（米沢藩士で、上杉家の墓所を守る御堂御給士であった。戊辰戦争で奥羽越列藩同盟に組し18歳のときに官軍に敗北。のちに置賜県士族となり慶應義塾に入学（『慶應義塾入社帳第一巻429項』）、卒業後は自由民権運動に投じ、明治6年（1873年）、25歳のときに明治新政府に進歩的な憲法草案を建白。これが日本最初の憲法草案と言われている。
内容は、主権在民思想の上に男女同権の選挙権を主張。当時は欧米ですら男女同権の選挙権を導入していなかった。
著書 [編集]
『建言議院創立之議』（1873年）
放送番組 [編集]
NHKスペシャル 明治 ）（维基）
温习日本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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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的两大发展轨迹概括之即：一，公－武政治—即公家（官僚和王室）政治与武家政治（藩阀和幕府）的存在，发展乃及其间性关系的消长；二，王室与幕府关系，在明治维新开始后，从公－武政治发展出来的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遂呈取代之势，但是武家尾大不掉，导致军方以下克上，发生日本之全面亚洲侵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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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之王政复古——也就是英文的meiji restoration——和文艺复兴的renaissance异同所在是，前者被解释成为明显的复古倾向，复古于今；后者却有新生之意，新生于旧——而两者都是朝后看的定位。于是，革命也好，改革（维新）也罢，其价值、体制、文化甚至宗教取向还是指向历史，而非秉承虚无主义和未来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看待文艺复兴和明治维新，异同所在就要到文明和文化的渊源中寻觅线索。如果说文艺复兴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发轫，那么，明治维新则更多呈现复古皇治、皇威和共和——而共和接纳和解构－结构王政，却颇具现代涵义。 |
三 |
五
明治维新的另外一个因素按照大隈说法就是国际因素；其大致是，视日本如果不能一体一国一族整合攘外，势必领土可忧，主权堪虑。这样除去内部因素之幕府日衰，外国入岛，也是主因之一（大意）。佩里因素，于是存在。这样，日本人的改革和开放成为也是一体的结构生成。其改革－开放之国际走向，当然，不同于中国。其一，他要王政一统对外，这是没有问题的。二，他要捍卫国家主权，纵横捭阖于国际之间，也是没有问题的。三是，他还要走出去，成为世界强权，这就成了问题。
大而言之，改革之日本，改革后之日本的民主问题，却和世界上民主传统和殖民老帐，纠缠不休，式成一诘。这样，中日之间纠纷势必随着明治维新，开始发效而成结。面临日本动荡和改革的局面，国人鼠目寸光，只识其器物，不识其精神——物质之精神和精神之物质。这样。日本接纳的所有中国人，不能够为中国前途带来明确的明治维新的核心准则，以判中国走向——日本说，一言蔽之，就是日国要行三权分立，中国人呢？这反倒成为中日开战前后的谫陋之行止和认知。所有“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名言）的启示，乃及所有日本民主治内的办法，所有公武之道的分梳契阔，所有民主殖民之教训，都并未在国士笔下有何端倪之解。
他们或者统统否定这个维新是帝制，帝国，黩武，或者言说不着边际的日本精神之刀，之花……而无所适从，无言于公武之道。于是，日本之民主，日本之侵略成为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其实，事实就是事实，伪装应该剥去。日本问题的核心和西方问题本质，其实，是一体两面。西方民主问题和日本民主问题，几千年来（对欧而言）也未见得得到恰析于阿伦特之民主与殖民之析。
从远在征韩论争论以前之丰臣秀吉战败于韩的日国情结，在明治以后，开始逐渐复活，复旧。所谓国人诗歌之“东海人奴盖世雄，卷舒八道势如风。碧蹄倘得擒渠反，大壑何由起蜇龙”的诠释之一，就是这样估计的：如果能够抓到和打垮东海“人奴”（德川家役）丰臣之辈，我们中国人难道还会受辱，受屈吗？（当然也有另外解释，认为东海人奴为满清窜内地者也。）
问题分开而言。一个是，日本历史上的应有影响和领土格局——再一个是，日本明治以后乃至大正，昭和时期的对外政治。其间，佩里因素很快消失，改变成为日俄，日中课题。这个课题只是在二战中期复又面临日美和中美关系论。很长一段时期之日英蜜结复成为人们考量这两个岛国的趣议。而这些阶段的人物之活跃，也呈现日本人殊为复杂的主义、观点和人品、性质。这里点到为止。
1，木户孝允——他是坚持对内、对外“政治正确”之唯一人物吗？我们看，木户作为明治三杰主张的对内政治，是以宪政进步的方式以对抗西乡隆盛的内战主张——基于对维新以后出现的暂时专制。“木户主张痛切感到将征韩论等撤回与内治优先的必要性，积极倡诉宪法制定与二院制议会的设置，并致力于国民教育与天皇教育的充实。”
这样此中包含几个层面。一个是对内不主张以战争和暴力对待专制之维新政府之初期，之出世，而是主张进行适当改革；改革的办法是三权分立的宪政主张。再是，他反对以征韩，台以缓解日本内外困境，以期达到内治治内，不宜内政外治。他逝世很早，并未赶上对外扩张之途。
2，大久保力通——大久保是内治派；他对于西乡之先是鹿尔岛办学，后是鹿尔岛起兵，保持反对和镇压的态度；且镇压十日余遂即告成。但他是坚决的征韩，台论者。这个见解的出现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对于当时此刻之明治维保持政权的考虑；再是，则大开后来日本武士（后武家时期）之以侵略扩展以外治内之路径。琉球台湾生番杀日人。
日本派出大久保与清廷交涉，且提出琉球主权归日而清否之。于是，日本内治派和武治两派以此事件等展开争论。大久保在内政上反对木户绥靖武士的办法而呈现二人龃龉；但是他们都是维新伊始的宪政主义者，且主张立宪政体、三权分立与二院制议会。
3板垣退助——被称为“日本两大敌国”（反对党）之一。建自由党。议、期民选国会。后被人刺杀而人言，“板垣可死，自由不灭。”不死。任伯爵。他因为政府放弃征韩而挂冠而去。他的对内自由对外共荣（中－日共管亚洲；大东亚共荣？）论很是有名，而录之于谫（1914年）。“余想，在亚洲，究竟不能以日本一国来担负全盘之国防（此指区域安全）责任；是故陆上军备可委托支那（中国），海面军备可由日本来担当，然后始能期其坚实。是以有和支那人缔结亲交之必要。而要开其端绪，（若）舍本岛（台湾），实无他法可想。”
4，大隈重信——大隈为创设政党内阁不遗余力，先建立立宪改进党。也是组党和立宪主将。但是，在军阀内阁（山本权卫兵）后组建之第二届大隈内阁，依然是“官僚军阀的爪牙而已，不仰山县有朋之鼻息则一事无成，君不应参加这个内阁。”（犬养毅语）且在对华提出《二十一条》后遭评，“这样对待支那政府和支那人就象对待自己的臣属和妻妾，当然会招致他们的不快。从欧美人来看，日本想要把支那变成自己的属国。”（德富猪一郎语）
5，山县友朋——他的后武家主义致衡、左右和凌驾天皇和议会是非常明确的。是日本致衡失道而转向集权之军国主义之路之证。他的主要载体，就是绕过日本议会之“参谋本部”。也是东条军人内阁皇君/军体系之发轫。（参见《维基百科》等）……
再如，日俄战争期间的人物，他们虽然和山县友朋，伊藤博文关系上下，不可摘除；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等人主线凸现乃是日人对外战争和扩张之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
当然，此前之马关条约等主要侵略工具对于中国之运用，更是凸现日本之春帆楼上风景好，割地赔款支那忧。我们在很多书籍、史料、诗词中每每看到这样的记述甚至感伤。于是，跨过这样的人所共知的历史阶段和史料细节，大隈等人直接参与了对于琉球、台湾等岛屿之分析。他在琉球问题上的说法是，“琉球之民以血统论之和日本民族有密切之关系。
“永历元年（一千百六十五年）源为朝，自伊豆诸岛航之琉球聚土人之女生子瞬天王即琉球王之祖先也。文中元年（一千三百七十二年）有内乱其国遂为明朝（之那）之附庸。德川氏开羁府之后庆长十四年（一千六百九年）岛津氏征琉球而征服之。由是琉球一面为萨摩之附庸，一面尚通款于支那受其官禄。明治四年新政府令琉球藩主至东京列于华族收岛地而县之称冲绳县。”（大隈重信等《日本开国五十年史》）
这个说法和坂本太郎之《日本史》说法苟合——也就是，关于台湾所谓生番杀日人而日本主张琉球归日而不可得。大清政府只是赔款议和。大隈亦言，“台湾案件与琉球案件有密切关系。明治五年琉球船一只抵台湾滨岸，遭难船破。其船员上岸者多为生番所虐杀。于是日本政府以处理番民请求于清国。清国不认琉球为日本属，且曰台湾生番与清国关系尤 。故生番其行责任不在清国政府。日本政府抗议不得要领遂出师征台湾。……”而坂本书更说，李鸿章说，琉球是化外之民不便宰制。云云。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要继续争论下去呢？无人知道。
但是王芸生的说法不同。他在七十年代一个人保钓时期（就大陆而言）撰写文章说（前略）——
“（四）1593年（清光绪十九年），即中日战争的前一年，清慈禧太后曾有一份诏书，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三小岛赏给太常寺正卿盛宣怀，足证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诏云：皇太后慈谕：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九，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未自台湾海来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求济贫病，殊甚嘉许，即将该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赏给盛宣。坏为产业，供采药之用，其深体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
“光绪十九年十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战败，1895年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割让与日本帝国主义，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割让给口本，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钓鱼岛等岛屿也应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一并归还中国，这是当然的道理。”（王芸生《历丈见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全文附录，见下注）
重复而言。对于日本而言，这是其开疆拓域的壮举和殖民；对于中国，这是保土守则的义为和坚守——但是这两者之间都有问题。日本琉球问题，凸现了日本对外扩张的举止；他的扩张何时何地恰为妥善，何时何地不法野蛮？——中国保土之举，是对于殖民之否？这个否定之否定，就是这个政权相比于日人政治，孰尤孰劣？选择何如？要中国被殖民三百年乎？抑或人民国三百年？——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今天议论阿尔及利亚人被法国人镇压和屠杀于1961年，法国人不会因此颠覆自己的政府，而是将此殖民议题交付讨论和处置。
（法广说，“1961年10月17日，约两至三万旅法阿尔及利亚人举行示威，抗议巴黎警署公布对阿尔及利亚人的宵禁令。示威遭到巴黎警方的残酷镇压。但此后，除了少数法国知识分子曾出面进行抗议之外，绝大多数法国人和法国媒体都对此事保持沉默。“法新社说，当年，约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在这场和平示威中丧生。他们有的被子弹打死，有的被枪托或镐头砸碎脑壳而死。死者的尸体被扔到塞纳河里。而当年法国官方仅宣称，有三人在警方正当防卫中丧生。”）
而日本人对于殖民之议题的讨论就比较为难——因为，他们是反对西方主义者——而此抗争走到人类屠杀罪上，也就无言已达——只好在挨了原子弹以后再说。
那么，这个悖论对于极权主义又该如何？……
（全文完）
附：
历史见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
王芸生
编者按：下文系原《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先生遗作，写于1973年。这篇文章分成五个部分；但是第四部分其实包括了第五部分内容，即所谓“美日政府私相授受”等段落。
（一）钓鱼岛归属问题的争议；（二）琉球群岛共有三十六岛；（三）中琉交界在赤尾屿之间；（四）李鸿章与盛宣怀；（五）美日政府私相授受是非法的。
“（一）钓鱼岛等岛屿，位于我国台湾东北约一百埋处，与琉球群岛邻近。钓鱼岛等岛屿，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一些礁石，其中以钓鱼岛为最大，面积约五平方公里，由于无淡水，岛上无人定居。这一带的海底，是一个大陆架，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钓鱼岛一带是中国东海的一个渔场。自古以来，中国福建和台湾等地的渔民，一直在那里捕鱼，并在岛上搭起避风雨的建筑物。
（二）琉球群岛，计有三十六岛，其中并不包括钓鱼岛等五个岛屿。据徐葆光于１７２１年（清康熙六十年）著《 中山传信录》，记他出使琉事，计琉球三十六岛依次：
东四岛：姑达佳，津奇奴，巴麻，伊计；正西三岛：马齿二山，姑米山；西北五岛：度那奇山，安根尼山，椅山，叶壁山，硫黄山；
东北八岛：由论，永良部，度姑，由吕，乌奇奴，佳奇吕麻，大岛，奇界，为琉球东北最远之界；
南七岛：太平山（始为宫古，后为迷姑，今为麻姑），伊奇麻，伊良保，姑李麻，达喇麻，面那，乌噶弥（以上皆属太平山，国人称之皆曰太平山）；
西南九岛：八重山，乌巴麻，巴度麻，由那姑呢，姑弥，达奇度奴，姑吕世麻，阿喇古斯古，八梯吕麻（以上八岛，俱属八重山，国人称之皆曰八重山，此琉球极西南属界也）。
以上三十六岛，其中并无钓鱼岛等五个岛屿。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在西三岛中的姑米山，现称久米岛。《中山传信录 》引琉球学者程顺则 《指南广义 》：“福州往琉球，由闽安镇五虎门东沙外开洋，取鸡笼头、花瓶屿、彭家山，取钓鱼台，取黄尾屿，取赤尾屿，取姑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取马齿，收入琉球那霸港。”
这一串地名，独于姑米山（即久米岛）下注“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数字，说明在久米山以西的基隆港、花瓶屿、彭家山、黄尾屿、赤尾屿，俱是中国的领土，自久米山才进入琉球境萝月曾藏，值自妈彗界。
二、西南九岛，八重山及所属的八岛，皆称八重山，下注“此琉球极西南之界也”数字，这也说明钓鱼岛等岛屿不属于琉球群岛。
三、１８７９年（清光绪五年），日本并吞琉球，把琉球群岛改名为“冲绳县”。中国清朝政府曾与政府有一段交涉。当时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代表谈判琉球归属问题，中日双方都认定琉球是三十六岛，并无钓鱼岛等五岛屿在内。
中日双方谈判时，日方曾有将邻近中国台湾的宫古岛（即南七岛）和八重山岛（即西南九岛）分与中国的建议。又曾有三分琉球群岛之议，即以北部九岛属日本，中部十一岛属琉球国，南部十六岛（即宫古七岛、八重山九岛）归中国。议虽不成，却足证明琉球共有三十六个岛，钓鱼岛等五个岛屿并不包括在日方片面所谓“冲绳”之内。
（三）１３７２年（明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遣杨载出使琉球，琉王察度对明朝称臣，开始向中国朝贡，历受中国的册封，称为属邦。从那时以后，琉球每逢新王继位，必请中国皇帝册封，使臣每有出使纪录。在现所见到的几种出使纪中，皆可看到使船由福州出海路经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中国属岛至琉球界的久米岛而后到那霸港的情景。
那时驾木帆船出海，要靠季节风，去来取两条路线。去时乘夏至西南风，由福州五虎门出海，偏南向东行，沿途见台湾基隆港、彭佳屿、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经琉球久米岛，到那霸港登陆。归时乘冬至东北风，由那霸出海，偏北向西行，经温州南祀山，至福州登陆。兹摘录各出使纪东行时情况如次：
一、１５３４年（明嘉靖十三年）陈侃《 使琉球录 》：“五月十日，南风正迅，舟行如飞， … …过平嘉山（现称彭佳屿），过钓鱼屿（即钓鱼岛），过黄毛屿（现称黄尾屿），过赤屿（现称赤尾屿）。… …十一日夕，见古米山（现称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夷人（琉球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这里将久米岛写上“乃属琉球者”，说明从此进入琉球界，在此以前所经岛屿俱不属于琉球。
二、１５６１年（明嘉靖四十年）郭汝霖《 重刻使琉球录 》：“闰五月初一日，过钓屿（即钓鱼岛），
初三日至赤屿（即赤尾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即久米岛）矣。”这段纪录说明赤尾屿是与琉球交界的地方，一到久米岛，就属琉球界了。
三、１６８３年（清康熙廿二年）汪揖《 使琉球杂录 》：“六月廿三日辰刻出海，廿四日辰刻过彭佳山（现称彭佳屿），酉刻遂过钓鱼屿（即钓鱼岛），船如凌空而行。… … 廿五日至赤屿（即赤尾屿），薄暮过郊（或作沟），… … 风涛大作，鸣征击鼓，诸军皆甲露刃，俯舷作御敌状，久之始息，间郊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廿六日倏忽已至马齿山，回望姑米（即久米岛），横亘来路，又非寻常小山河比，而舟人皆过而不觉，瞬息已入琉球之那霸港。”
汪揖这次出使琉球，舟行仅三昼夜，是历次使舟之最快的，而纪录过赤尾屿后特标明“中外之界也”，说明中国和琉球的交界在中国的赤尾屿和琉球的久米岛之间。
四、１８００年（清嘉庆五年）李鼎元《 使琉球记 》：“五月初七口午刻由福州开洋 … …，初八日中刻过米糠洋， … …初九日卯刻见彭家山（即彭佳屿），山列三峰，东高而西下，… …申正见钓鱼台（即钓鱼岛），三峰离立，如笔架，皆石骨，初十日辰正见赤尾屿，屿方而赤，东西凸而中凹，凹巾又有小峰，二船从山北过，……十一日午刻见姑米山（即久米岛），山共八岭，岭各一二峰，或断或续，舟中人欢声沸海… … .酉刻舟已近山 … …球人以姑米多礁，黑夜不敢进待明而行 … …戌刻舟中举号火，姑米山有火应之，问知为球人暗令，日则放炮，夜则举火，仪注所谓得信者此也。丑刻有小船来引导，乃放舟由山南行。… …十二日辰刻过马齿山，山如犬牙相错，四峰离立，若马行空，……取那霸港。 … …于时球人驾独木船数十，以纤挽舟而行，迎封三接如仪。辰刻进那霸港，… …午刻登岸，倾国人士聚观于路，世孙率百官迎诏如仪。”
这段纪录很生动。船过彭家屿、钓鱼岛、赤尾屿，皆无特状，待至看见久米岛，则欢声沸海，是因为即到琉球境之故。夜间举号火。久米岛以火应之，是通知使船到境的“暗令”。这清楚地描画出中国船进入琉球境的情景。
（四）１５９３年（清光绪十九年），即中日战争的前一年，清慈禧太后曾有一份诏书，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三小岛赏给太常寺正卿盛宣怀，足证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诏云：皇太后慈谕：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九，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未自台湾海来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求济贫病，殊甚嘉许，即将该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赏给盛宣。坏为产业，供采药之用，其深体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
光绪十九年十月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战败，１８９５年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割让与日本帝国主义，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割让给口本，至１９４５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钓鱼岛等岛屿也应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一并归还中国，这是当然的道理。
美帝竟放任日本将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岛等岛屿和琉球群岛牵扯在一起，上演“归还冲绳”的把戏，把钓鱼岛等岛屿私相授受与日本，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
（芸老文章也有问题。此间议论可略，以示尊重前辈。他人可议。——自立）
胡政之论中国之命运
一，
胡政之先生在中共易帜以前撒手而去，不能完成他对于大公报的最后眷顾，也不能澄清他创建大公报香港版的最后意见——因为根据一种香港报观，所谓香港报纸之无原则原则，即为那个殖民地办报之原则（见《胡政之文存》下同）。
于是，人们只能翻阅胡先生关于国共内战时期的言论，以揣摩他的见解；并且关注从二、三十乃至四十年代，他对于共产党地位，作用和定位之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胡政之的中国观，胡政之的党派观和胡政之的历史观。
大致而言，胡先生对于中共的考察，建筑在他对于整体民国史的考察和评论之上。因为自从1926年新纪大公报制定不党原则以后，大公报对于国民党蒋介石之关系，成为考量其是否遵循不党原则之试金石——而张季鸾先生和蒋介石之关系，又成为大公报是不是不党，不蒋之试金石。
问题的提法是——正如胡先生所云，大公报并不是一味反对政府，正如他不是一味成为政府的辩护士；再是，因为大公报抗战时期之主要任务,是帮助国府度过国难，形成胡先生之主张，即国家中心主义，而不是和政府做对，如共产党之做法。所以，抗战特殊时期，大公报是不是要坚决成为政府反对派，抑或依然坚持自由主义，好像成为一个悖论。其实，这个悖论的解读十分简单——自由主义之大公报可以和专制主义之蒋介石共同完成一家民间报纸之体可能——就像这个体制同样可以成就一家燕京大学这类西方教会学校——亦可以释放类似胡适这样的自由派领军人物，于中国民间社会。因为，大公报之所以存在，一要抗日，二要独立，而这，或可得兼也！
于是，考察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成为考察中国抗战的一个窗口——换言之，民间报纸大公报，是不是要和政府站在一起抗战，成为大公报那个时期的首要任务而不可质疑——但是，大公报对于抗战时期后方的腐败和消极，依然写出自主之论（如，《看重庆，念中原》）。大公报坚决反对张学良制造西安事变；该报原则，就是胡政之一再重申之国家主义原则，拥护蒋介石原则和维护中华民族原则。此间，大公报发表以胡适之为代表的反对张学良言论，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其他例子，还如，蒋介石通过邵力子，拟刊大公报一文，示明所谓缴匪、换将、剪除张扬——实在意图迷惑日军。但是，张、扬还是发动了政变。于是，胡政之，张季鸾在西安上空散发传单，揭露事件真相，支持国家领袖，维护国家尊严。大公报之正统，不言而喻！（共产党亦表面上支持这个正统。通过共产党人在张季鸾去世以后的唁电，即可读出此涵——这个事情，一直到毛在渝谈判时期大喊蒋介石万岁，亦可见之。）
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大公报重申坚持民间报纸之重要性，是和主张建立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互为吻合的。但是，这个阶段的大公报原则，和国人当时对于时局的困惑，延伸到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认同共产党不放下武器和不交出割据之地（解放区）的前提下，实行所谓联合政府和国共合作。
问题的提法是：建立一种认同共产党割据的武装力量，而不归蒋介石政府领导。
这是国共谈判之共产党方面的前提。
以后，发生共军还手为攻；李宗仁又提出一样的条件：划江而治；亦同前此共产党提出的割据和不交出（国民党）武装力量。
这个谈判是当时国民党方面的前提。
这两个前提，和一切西方建立反对派力量、建立地方自治之政府，完全不可类比。也就是说，国共两党，本身以拥有武装力量为前提的政治要挟，不是切合而是悖反于西方建立在野党和实行地方自治乃至军队国家化之前提。
如果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各自拥有一堆武装力量，难道可以组成任何所谓联合政府吗？
最后，如果提出，大公报也适时提出过军队国家化观点，难点是，如何操作？在1946年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就意味着共产党交出军队——而国府（蒋介石）拥有之——这是一种幻觉。
在南北对峙时期，国民党交出军队，产生的是同样一个问题——交出军队和被共产党吃掉，毫无区别。
于是，军队国家化问题，形同虚设。
可惜，四十年代，胡政之和大公报乃及一切中国善良之知识分子，都是如此叫嚣和平和民主的。他们不知道，中国之命运，不是简单提出一些1＋1＝2之类的政治“小学”，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黄炎培先生提出的民主周期律难点，才是一切问题之关键——只是滑稽而可笑，他是向大独裁者提出这个民主方程式，最后的解释权，归了毛氏，而导致大势已去。民主周期律的警世，十分重要，乃至黄炎培先生，实在是给六十年之共产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毫无迹象看出共产党解决或者暗示企图解决这个问题之可能。他们的中国特色论，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方，一看其模式的世界化可能性；二看西方国家，是不是可以超越资本万能论，以找到中国走向普世价值的有效路径。
这个可能性或还在襁褓之中。
大公报在四十年代中期乃至后期，也没有认识清楚这个周期律问题，但却明示，毛不是解决此选项之人选——毛是帝王思想之代表——王芸生批判毛诗时，如是说。事情的逻辑是，非但毛不能解决之，堵塞这个问题之讨论正是此毛。胡先生此段时期的言论，仅就其文存显示而言，无法得到强而有力的回复。一开始，胡先生说，中国只能和平，两党只能让步，因为他认为，国共双方，谁也不能战胜谁？徒然争斗，两败俱伤，而已！（见《文存》）
此后，情势已经朝向共产党之方向转变；关乎此论，文存中亦很难觅宗（也许正像此书所告，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文字，未被刊载）。
这个时期，形势比人强。国共战争，很多偶然和细节，使得蒋、国，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如，四平之战，因马歇尔之干预，使得孙立人不能穷寇务追；锦州之战，因卫立煌通共，使得林彪没有被“包饺子”；过江之战，又因为白崇禧看见“一字长蛇阵”而不趋参导；诸如此类，乃成必然乎？……）终使兵败山倒，沦陷于兹。
于是人们提出一个关于中国命运之思考——是不是神州赤化乃是必然？这个问题困扰胡先生几十年。
从所谓1927年“清共”以来，远至五四运动，巴黎和会，北伐战争；近至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如何看待中国全局和如何看待共产党，一直以来，胡先生在思索这个问题。从《胡政之文存》一书来看，胡先生并无专门研究共产党之专著——导致他形成一种比较浅薄的共产主义研究观——但是，胡先生是报业通人，有着中外渊博之知识与活动素养，又是中外文字高手，留日，赴西（他到过西方，参加过巴黎和会，等等），行止万里，字里行间，仍多出警语，时下明判，给出中国之命运很多解释，仍然是难能可贵。人说，胡先生是并世无两之人，确实不虚。
我们看到，胡先生对于苏联和日本问题，结合中国问题，时有大论高见（我们在此文续篇或可一论）——如，他对于苏俄思潮进入中国之分析即是——而对于苏俄，他是持有两端之顾——也就是说，他看到过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的各种弊端；但是，也同样坚持苏俄发生论，乃因俄国之专制主义政权和其他国际因素导致之。于是，他的看法和孙文对于苏俄看法多有类同；刚才批评了列宁主义，马上，就又附和之。
——如，对于日本国家，体制，历史，民主宪政之批判。他和很多左倾批日派，多持同论；一言蔽之，就是不认可日本民主。这个看法，笔者认为可以商榷。
——再如，就是他对于中共之看法。他的正统性，不可能使他认同大公报各个时期左倾之看法。问题尚多，择一而论。抗战时期流行一种章太炎和马相伯赞成的容共抗日说。在此前提下，大公报实行自由主义，派遣范长江访采苏区，就是这个用意，而不是赞成中国实行苏维埃主义。应该说，准确说，是受到类似章太炎一类人容共抗日之主张。如此而已！（以后，范氏因为不想做夜班而被张季鸾斥出。不赘。）
夸大胡先生任用苏区采访者而定义大公报所谓拥共功绩，实属误导。
二，
我们将胡先生整个文集中，关于如何看待共产党之文字，稍加凸现，以诚一论，是要说明大公报自由主义之宽容——而这个宽容，绝对不是依靠或者仅仅因为张季鸾和胡政之，吴鼎昌，王芸生的明智善思或者独立思想可就；这个举动和内涵时有发生——但其存在，不可以去掉一个偌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孙、段（祺瑞——乃至以后之冯玉祥，阎锡山等公之专制主义政府之）蒋体制之大文化大政治背景——这个背景之存在，是大公报得以存在的基础之基础，核心之核心 —— 一旦这个基础瓦解，大公报，自然消失——如，现在之所谓大公报，其实只剩下严复所写之报头三字，再无其他——实实在在是名存实亡。
时间跳回到北伐时期。根据胡先生总结，四一二清共背景，发生于整个北伐时期——也就是，蒋介石对抗军阀的特殊战争时期——而正当北伐军（即“党军”）“占领上海苏常镇江各地，南京四面受敌，鲁军在上游作战，急于三月二十三日撤回，鲁军既去，党军未来，地方无主，秩序大乱，因有二十四日清晨杂军抢劫外人之事，时共党分子，潜伏军队，党方大权，操自左派，蒋介石极感痛苦，故蒋氏由芜下使，二十六日过宁，并未登岸，二十七日午抵沪，命何应钦赴宁办善后，以白崇禧负责江浙军事，经略江北，二十八日入扬州，战局渐移至蚌埠徐州，由津浦而迫近陇海，奉军在豫汴郑之间，防务已固。许昌鄢陵，先后攻克。一面与鲁军取得联系，以巩固皖防为保全鲁豫之大计，战事重心，至是完全系于皖北之争夺，而党军因内部争夺斗，影响军事，不特停顿无进，孙传芳、张宗昌辈且收反攻之功焉。”这里所谓败于孙，张，是因为“内部争斗”，就是国共争斗。
于是，胡霖写道——
“党方实逼此处，不得不先其所急，乃极谋制止之策，蒋氏在沪，压迫工潮，反蒋空气，沪汉同盛，党中耆旧，遂尽力于请回汪精卫之运动，四月二日蒋汪相晤于上海，约定由汪制止汉方反蒋运动，免鲍罗廷职，沪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
此后，汪又与陈（独秀）联名宣言，为国民党不满。
汉宁分裂。……同时，沪宁清党运动，亦极猛烈，总工会被解散，工人死伤甚多。
“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于十四五日决议弹劾共产党及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认第二第三次之中央全会为鲍罗廷所操纵而非法，且停止武汉中执委会；……”
武汉政局陷于没落，时湖南共产党猖獗，杀人甚多，上海广州各处国共仇杀之事，亦复盛行”
蒋汪互反。
胡先生说，大公报（《国闻周报》）连刊“‘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述略’……同时将左右派争点中心农民问题，加以研究，由吴达诠君撰《农民问题案评论》”上载。
南方清共，“北方亦于四月十六日搜查俄使馆，捕获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等”。
蒋冯徐州会议；北京改制，张自称大元帅；日本出兵山东。
汉唐（生智）反共不和蒋。鲍罗廷经库仑回国。
九月，叶挺、贺龙一度尝试占领汕头。
十二月，共产党一度占领广州。
该年末国民党政府断交苏联。（以上均见《文存》）
很明显，胡先生对于历史的周到记者，是其本职表现和表达。对于国共两党的分析，多为客观和宽容，不是后路人所谓“历史局限性”所致。“湖南杀人太多”，不是胡先生一家之言；痞子运动大兴，亦实为事实。中国割据已然，之所以产生北伐，也是因为割据之前提——这个前提，对于专制主义而言，是合久必分，分旧必合之趋势，之规律——从历史上政权更替和天道不变之大局观察，蒋介石和秦始皇要想统一中国，实为梦想——所以，才有包含共产党在内的多股势力，绕行期间，灭之不灭，喷薄欲出。
这也就是周期律问题，民主问题，未始实行，解决甚至了解之故——好像西方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以前，也是打打争争，不一而足——到了民主律实现以后，才有美国之两百年，英法之上百年。但是，中国不民主，不统一（时时有换姓起义，农民造反——也完成了一个叫做专制周期律的东西——就是人变天不变——任何一个新兴政权，都要完成对于前朝的文化和宗教认同，唯独蒋介石以后之毛氏，要断开历史，实行“时间结束了”之革命），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没有他的历史嬗变论。这个嬗变论，就是改朝换代——而改朝换代，积累的是消极和积极因素之兼容，之间性。更是成就中华文化之全部原因。
所谓不可以数典忘祖，就是这个道理。
二十年代末之蒋介石“统一”大业，实在可以打些折扣。其所谓蒋，冯，阎，李，只是貌合神离，并无极权主义一统天下之实质——这就是胜也萧何（孙、蒋发迹），败也萧何（蒋与杂派矛盾）之根据——我们所谓专制主义不是极权主义之道理，刚好在此。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实在没有任何超越军阀混战的优越性；但是，其主义之张，离间和蛊惑了中国工农和知识分子，使得几乎在胡先生视野边缘的加伦，鲍罗廷之流，变成了以后的主流。这是胡先生直到四十年代末叶，也没有想得清楚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所言社会主义潮流之变的、全世界魔鬼上身之问题。
于是，我们在上述胡先生记者当中，也发掘了他的思考之道。这个思考之道，就是从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苏俄问题的展开和结束，导出共产党势力的出现，做大之大趋势，大走向——僭越这个过程，战胜中国人这个种宿命，任莫大焉！换言之，中国人丧失了专制主义的周期律，是不是依靠极权主义的非周期律，可以补丁这个缺失——从理论和实际上看，完全没有这个可能。用胡先生的话说，就是黑化之国民党（含孙南段北）乃至整个共产以前之中国之黑，是不是赤化的根据，而赤化，是不是一定要取代黑化，完成我们所谓“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呢！
这种“黑”，和赤化，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广而言之，黑化，是专制主义之破产和非法的必然——而赤化，则完成了从专制走向极权的过程。
这个过程实在是在反对邱吉尔所谓民主不好，专制更坏的定解，而走向专制不好，极权更坏之路径。其实，这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一种实际，一种悲哀，一种绝望！了解了这个关系，胡先生临终以前的犹豫和担忧，就会得到些许解释——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之！（其实，摒除社会主义之近问，依然发生。就是资本主义和其附属国和（前）殖民地受资本控制之问题。
（简单而言，我们不可以说，因为台尔曼上台，会走社会主义路径，而不反对右翼希特勒政权——这是我们对于拉美左派受到美国基辛格之流迫害，含智利阿连德之死的一种反思——如果，以阿连德为代表的左派，实行某种民主操作而不是斯大林操作，其存在性反思，就直接接壤委内瑞拉查维斯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究为何物之质疑——因为绝对不是说，查维斯的合法性等同于斯大林，毛和卡斯特罗；那样，反美合法性，就会淹没在认同卡斯特罗之非法性上——可惜，查维斯就是这样做的。
之所以提出左右问题，刚好因为对于人民国现在是左，还是右之定性，模糊不清所致。）
从这个定解出发，我们看到，大公报多少接受了反黑趋赤，这样一条不归之路。这是胡先生，王先生（芸生前辈）之大失误，大悲剧。
三，
胡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军阀横行，政治堕落，财政则诛求到骨，秩序则土匪披昌，此中现状可称黑化，今日国民心中对赤化固不欢迎，对黑化亦所恐怖。假使主持赤化者渐以小恩小惠，施诸民众，久而久之，无知国民，必然淡然相忘而惟黑化之是恶，是则黑化者正为助长赤化之工具，此实至可忧虑之事，吾望世之打赤化者，同时亦注意黑化之可怕，则赤化不足患也。”此文名《国民之两种恐怖心理》。恐怖之所谓，按照胡先生名之，首先是赤化，而后是黑化——因为明摆着，胡霖要“打赤化者”，为其前提也。
这个逻辑在张季鸾关于赤化之文字中也见端倪——
张先生《党祸》一文，一上来就呈现大公报两边都骂的特点。他说，“而凡挟私杀人者，使其附于右，则将曰吾杀左派也，杀共产党也；而附于左，则曰吾杀右派也，杀反动派土豪劣绅或工贼也。党以外，无噍类矣；叫做不国则共，不左即右。
“武汉方面为左右之争，自沪宁方面，则为国共之争。然旁观论断，无一是处。
“左派之最大标榜，为工农政策。然于中国土地分配政策之现状，与夫地主佃户之关系，未根本调查以前，而遂定方案，倡言解决土地问题。”致使中等良家无端破产；地主家属，不得糊口；劳资两穷，“其量狭窄，其气绝盛”，苟有异议，就是反革命。
“湘鄂赣之杀右，与沪宁之杀共，今仅其发轫焉耳”。
张还特别指斥蒋介石是容共——反共之始作俑者——他的革命和反革命逃不出干系（也就是他后来痛斥，然后又甚赞之之两面性。这个东西，很辨正乎。）
——这就是张先生的高人之处——两党都骂了。于是，这里不单就四一二事变有了一个高论，对于赤化、黑化问题，也伏笔其中，很容易解释了。而胡先生随之而论的黑化、赤化问题，就是从他对于苏联问题的解释入手的。虽然，和张先生一样，他对于苏联，也是两面说法。其一，他知道，列宁回国，实际上，就是接受德皇马克，回来签订和约，顺便夺取政权之革命加间谍行径。胡霖说，“威廉第二欲快个人之雄心，不惜乱世界之和平，私为之也。俄之过激派，欲窃一国之政柄，不惜通敌而弃友，私为之也。”指出列宁通敌而已。
但是，对于俄国究竟实行的国体为何？其革命为何？布尔什维克为何？又多有不一样说辞。首先就是列宁“通敌”，拿着威廉皇帝赐予之几千万德国马克，来颠覆克伦斯基政府——继而，成立独裁政权——镇压工农，取缔议会，屠戮人民——是“巧黠之犹太人，利用劳工把持国柄而已。”
——这只是胡先生之一面论；他还有反面论。他说，俄国革命后，日无宁日，国无国序，乃为过渡时期暂时之状况也；“新经济政策”不是专制主义；“列宁政府亦有政纲，亦有组织，其主义虽不无可议，而在吾辈外国人观之，终为俄国多数人民之主宰者（——请注意，和刚刚“利用劳工把持国柄而已”，持论相反）。”
又说，“苏维埃……为无产阶级主治之”。
他还说过，一个政党要想有效，统一，事半功倍，以俄为师也。等等。（均见《文存》）
到了四十年代中叶，萧乾自由主义论中，尚有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多数人主张的国家体制：政治欧美化，经济苏联化。（于是，胡先生在这些政治经济课题上，和其友吴鼎昌一样持有“统制经济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吴氏统制经济学观点是这样——
“对于统制经济这一经济学的新名词的源由，吴鼎昌也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统制经济在国内成为舆论的热点，是由于‘中国人专喜欢用日本名词’，而正是日本人将经济统制（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称为统制经济。这样，统制经济从日本到了中国，而盛行于英美的计划经济（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反而无人注意。在一度将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视为同义之后，出现了对二名词的辨析，认为‘统制经济，仅是资本主义者维持其原有的经济制度的一种补救办法，一种舍本逐末之消极的经济政策’，而计划经济则是‘依一定之计划，用统制之方式’，根本改造不良的经济关系，积极地创造经济新形态，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必由之路。”（徐建生文）
怎末是欧美的“计划经济”呢？不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吗？）
所有这些看法关涉如何看待中共政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就是说，毛在重庆谈判时期主张的“民主”论，和后来制定的“共同纲领”，是怎样一种体制，大公报没有说清楚，讲明白。这个讨论，可以说，并不及格。牵涉到中国文革以后，关于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的接续之讨论。人们在区隔其统制经济和市场经济，政治体制和党内民主之议题的时候，就像胡、吴先生一样，再度陷入困境。
这个政治议题，还牵涉到苏维埃体制和中国历史传统接轨，或者不能，无法接轨的问题。于是，极权主义者和他们的御用文人，开始用一种新的中国特色，代替历史上古往今来的民主自由传统——且接续中国民主人士和报界精英关于苏、美共治说的残余，继续搅混这个论题的基本轮廓——现在则是中美共治——而欧美资本，在其中兴风作浪。
为了巩固其低端市场和攫取超级利润，中美报界故意将一个名副其实的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政权，硬性加上过渡政权的烙印，从而使得中、美关系（正如他们言及前苏联，说他正在变得自由——美国一些政客如是说于二战前后——这等同“中国进步”说，变化说），变成“同舟共济”之关系。
而大公报在此问题上，也同样没有厘清共产党的本质和影响，遂使得大公报成为一家逐渐和蒋介石之“黑化”越来越远，和共产党赤化越来越近的报纸。这是有目共睹，不容忽视不容回避的。
胡政之派遣曹谷冰访采苏联而写出歌颂苏联之小册子，是为一证。
这个谎说苏联的故事，直接导致范长江继之歌颂苏区。
而重庆谈判时期，大公报歌颂毛主席之文字，也在后来被打成右派的记者群中，传为佳话。
所谓杨刚的革命副刊和正版的不同和异化，都是大公报走向左倾，反对黑化，赞成赤化之实例。
加上大公报本来就已经夹杂很多共产党人，其最后的命运，就是北上，就是（报社）自杀，报纸沦陷，取缔，且在文革后不得恢复——文革，反右中，左派大公报人几乎悉数遭殃，罹罪，自杀，流放，不一而足。
但是,即便这样,以王芸生为主的大公报笔杆子,还是秉承自由主义媒体的批判原则,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议题上,对共产党的军事与政治举措，提出了独立见解。这个批判系列就是王芝琛先生（王芸生公子）在九十年代中叶开始的大公报研究文字。
此前，大公报之李纯清，唐振常，后期学人谢泳，丁东加之笔者等人，都前后参与了这个批判（反正）系列之写作。将“可耻的长春之战”，中条山事件，“沁园春.雪”之评判，政学系问题等伪命题，伪论证，加以推倒，重见天日。大公报正论正见，得以还原。新华社和毛泽东之面貌，得以揭穿；自由主义之理念，得以光大。
这是九十年代，大公报人及其后人不可磨灭的大公报再研究之贡献。
于此同时，将大公报继续拉往共产党系统之统战写作，也并不绝耳息声。这个写作和不久前纪念胡先生120周年冥诞，有异有同。简单而言，纪念，总是好事。出版《胡政之文存》，总比不出要好；虽然，出版本身，也是审查制度的延续，喜中自悲，聊胜于无。
四，
提及四一二，不能不提三一八北京惨案。所谓南四，北三，是为此端。
一个是北伐中间的后孙文时代，蒋介石等人对于中国命运之言判。有蔡元培，吴稚晖等清共派，有陈独秀，汪精卫等调和派，也有蒋介石等反苏派。这些国民党人，成就了一半之命运之反思。这是南方的事情。在孙后段祺瑞之北方，则出现所谓孙、段（加冯玉祥）两体兼举的专制统治。虽然，孙文，不管在策略上，还是在战略上，对于段府，不无首肯之词（见《文存》）。三一八事件，比起四一二，要早了一年。事情原委，说法各异。国人多从鲁迅文字中生发愤怒之情，批判之态，见之，熟之。可惜，看过胡先生文字，感觉不太一样。于是，由胡先生引发之思考，和鲁迅引发之批判，实在不同。因为，其间，胡先生对于当时北平人士，并未采纳在野批判和否定之态度。其访采京中人物，多为溢美之词。说明其正统一面，非批判、在野一面。如，其访采于右任，访采张学良，访采胡汉民，访采阎西山等等。都从肯定该员优势出发，不是一字军阀，即备打倒。
三一八惨案发生，胡先生文字，同样站在正统方向，予以深省反思，不是一味指责。我们引证他的文章，做出一点分析；而此分析，涵括对于五四运动之回顾——而我们，则从这样对于学运之总结，也看顾六四运动——以完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印证。
胡先生在文章《“三一八”惨案之根本善后》中指出，一，教育界政治界腐败黑暗——实为黑化（而三一八之案件，有李大钊等人参予，是为了赤化——自立）。二，群众政治权利不得保障，理想之“朝为劳工，夕入国会”，“昨为平民，今登揆席”，或为不能。三，学生参予，无可厚非，但是，胡告：“仅能以教育感化政治，不能以政治恶化教育。”掷地有声，一言见的。他说，“数年来，教育界随政界而腐败黑暗，卒酿成三一八血案”。四，政界卖国未必，误国才是；当启用在野人才，一并治国。五，青年领袖，不学无术；“先辈师长，实尸其咎”；“充此曹狂妄浮躁之积习，使革命而果成功，则中国之祸宁仅亡国而止？”六，“五四运动为中国少年所艳称。然试问当时操纵利用之者谁乎？北京学潮为极盛，凡所标志，莫不光明。……大抵教育家视学生，入军阀之视其士兵，如劳工运动者之视其工人，胥有据为私有因时利用之之意。故学校等于地盘，争长犹如夺帅。此事研究系开其端，国民党步其后。”以下注意，“迄于共产派兴则卢布横飞，丑声四播，久已观之，而物极必反。三一八案特其总结算焉。是又先辈师长所造之孽，而青年学子则横被他人结帐之牺牲，斯诚为哀痛者也。”后人可读出胡先生一二反省处乎？七，教育界党争极盛，“俄人乘之，以金钱收买青年，专以鼓动虚矫之气为务。其言夸大，其行卑劣，目的虽可以说明，手段则实难自解。于是共产非共产之辩，右派与左派之哄，自中年以至青年，由政治及于教育，搅成一团，扰攘无已。”八，……易培基流氓，吴稚晖荒谬，马叙伦无耻，徐谦徒论耶教（救国），李石曾勾结共党，。九，这一点最为重要：政匪学匪，混杂不清。
在另外一文，胡先生直接明示，“大凡新政治家不贵能鼓动群众而贵能节制群众，盖能发能收”；“运用一失其宜，危险亦不可思议”；“而事实上能免乎此者乃又至献，何则？领袖人物之知识魄力不足故也。”（这是多么深切的提醒。）
胡先生所言难道不是师长教诲，苦口婆心乎！从实际上讲，中国学运，是不是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在看来，难道不是要多打一点折扣吗？所谓群众运动之意解，亦乎如是。实际上，政匪，学匪，贯串其间，各怀鬼胎，生之为诡，死亦为诡，年复一年，世复一世，不得多少解脱。五四，就是一个实例；此例一开，愈发不可收拾。所以，大公报和胡适之，给青年多通信函，讲究此事，切中世弊。最为重要的，是王（芸生）继续胡，提出“学生不党论”。
王说，“青年学生之爱国热情及其政治欲，此吾人所最同情者，且偿目睹近来国民党之成功，与此与此有密切关系，但吾人绝不敢赞同此为健全现象。……若以青年学生为党派竞争之工具，演成惨烈之党祸，实为残忍的愚举，而走上民族自杀之路也。”
又说，“青年学生之入党，实出于国民党之奖掖也，此一支生力军，诚为党国出力不少，而其结果，造成无数的革命走卒，同时却为学术的低能儿。推而至极，必使全国国民变为热狂的破坏者，求一建设人才而不可得。其为损失，何待赘言？驯至党略一变，昔之忠勇同志，无一非可杀之暴徒。在军阀政权下所葬送之青年学生，可勿论矣，这二年以来，粤桂湘鄂江浙各省，因反共而杀戮的青年学生，何止千万。
“他斥责某些‘党人’：‘爱者加诸膝，恶则坠诸渊’，翻云覆雨，或为党人之特长，其如国家前途之生机何？其如民族前途之生机何？
“他继续论述“学潮”与“党派”的关系：‘学生党争之风，自军事告一段落，似已稍杀，然事实上之斗争，仍俯拾即是。北平学潮之波澜重叠，及各种复杂现象，任何人皆不能断定无党派背影。……在近代立宪国家，多行军人不党制，所以防军人供党争也。然此非一党专政之事，尚不必据此以论中国问题，而学生不党，则为万分切要之事。愿各党各派认清民族生存之前提，共成此美德，尤望学生诸君自加觉悟，勿以歧途自误，自害且害国也。”
“在《六寄北方青年》中，王芸生似乎有点‘现身说法’地写道：‘学生参加党派之争，我是深知其况味的。我是过来人，我有许多朋友为党派流血了，尤可痛心的是多数人供党派做撒豆成兵的资料，错过读书的光阴，变成学术的低能儿。这对于我们民族国家的损失太大了。
“王芸生临终前，回忆起《六寄北方青年》时仍坚持‘读书第一论’、‘学生不党论’不‘反动’。”（见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
但是，朦朦昏昏之辈，多不能静心思省，他们说，啊，华北放不下一张书桌了！云云。书桌是危险，但是不学无术，投笔上街，放羊驰骋，就不危险！说是娜拉要跑，向着自由；最后，还是关进延安，瑞金这样的笼子里去，成为出卖灵魂者（见韦君宜）。读书，不对乎？不读书，绝对不对！因为你不读书，就无脑，就盲从，无论你的专制主义信仰、还是自由化信仰，都不能救命，救人；就是别人的抢，棍，刀——乃至最后你自己也成为抢，棍，刀——中共青年学子成为刀笔吏，成为“四条汉子”，不是历史，不是事实乎！
在另外一个方面，极权主义之群众运动和人民运动，乃是建筑在人民无知，洗脑和盲从之根据上。因为一切朝代，一切政权，一切党派，都是并不完美的。他们改朝换代，利用百姓，兴亡矣已！所谓西方体制之治衡局面，使得民运变成秩序之一种。哪怕是暴民，在孟德斯鸠言中，亦为治衡之力；所以，君王，议会，人民，始终是英国政治体制之三节棍，不可去少任意一环。查理一世要上断头台，也是要先在议会里面坐一坐，聆听对其审判。而东方国家之治衡，多是在上层统制集团之间性存在里面——只有这种间性变得式微和势微，治衡才会打破——但是，接下来，就是人民造反，这种长周期治衡，就是改朝换代。
这个革命前提是什么？就是专制主义官、匪多元存在的先声和历史。这种游民和官家的互相渗透，通融，流动，成长起来，就是官民之间性存在。这也是一种治衡。蒋介石政权和反对派，和冯，阎，李的关系，就是这种派系互存互动之历史。而极权主义没有这样的互动前提。所以，毛之秦世，不单消灭派系，还要消灭社会；就变成无社会无阶级无派系之无传统，无时间（历时性文化接续等），无文化，无经济，无政治（就是只有一个人的政治而无众人之政治；更无阿伦特所谓正面意义的政治），无人权之体制。这样伸发开去的意味，在于回到胡先生的题目上去。因为，胡先生讲的是，是民国这个体制包含可以教育，可以民主，可以自治，可以批判，可以大公报之因素；虽然民主很少，自治很不成熟，等等；但是聊胜于无，不是“有无”问题，是“多少”问题。
所以，胡先生之群运、学运研究，前提设置是在专制主义，不是在极权主义体制中。三一八和五四运动，其政府背景也不同于当今共党政府，共党政治；更不是毛氏大翁大哄之群众运动，“人民文革”；甚至也不是六四；不，他不是研究所有这些无此元素之极权主义体制下的群运，学运；而是针对冯玉祥，段祺瑞政府之学运。阐明这一点非常重要。
胡先生当然不能想象六四学运，党派介入之因素，之困局，因为政治前提不同。
五四，三一八，甚至一二九，不是六四，没有可比性。因为背景迥异，体制不一样。
胡政之的大论政
去年，北京举行胡政之先生一百二十年冥诞。此仪在北京人民大学举行。官方各种团体联络胡家后人应会。文洁若等名人到会。其中由原人民日报科技部主任任职的香港大公报主编阶层，亦迻会加入纪念，且由出版胡先生文集之各种官方出版社人，旁坐一边，以伺庆祝。这个局面，成功地把胡先生独立的人格和文章，列入了胡先生为官方文化人之列乃至香港大公报的纪念进程中，和以前人们纪念大公报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同。一部分大公报后人、和前此不遗余力鼓吹大公报独立精神的（大公报王芸生公子）王芝琛先生等，取态完全相反。他们企图妥协香港“大公党报”和原自由大公报不能苟合的现实，另外开出一条自由就是不自由的报纸合一论和拆烂污主义，以欺凌地下有知之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王芸生诸前辈，蒙混过关，欺世盗名。虽然，大公报这个事情，本来就十分复杂。李侠文先生故去，更加清洗了原有大公报人哪怕是虚设自主的局面，使之完全沦为人民日报附庸的伪名“小私报”。实像原大公报人唐先生振常所言，现在，大公报除去严复所题报头是所剩全无。这里，我们将参加上次那个纪念后写成的、关于胡先生文字读后观感，集合于贵网，且另名《胡政之的大论政》，重新发表，以飨各界报人和读者诸君。其中将胡文基本上分成内政和国际两个部分，以见胡先生的偌大手笔和精髓观察。所有无视和回避胡先生锐利独立精辟中国观者，哪怕是其后人，见之，都会为他们苟且枉道和歪曲先生人格和见解之祟行而汗颜。
——自立文前言
胡政之论中国
一，
胡政之先生在中共易帜以前撒手而去，不能完成他对于大公报的最后眷顾，也不能澄清他创建大公报香港版的最后意见——因为根据一种香港报观，所谓香港报纸之无原则原则，即为那个殖民地办报之原则（见《胡政之文存》下同）。
于是，人们只能翻阅胡先生关于国共内战时期的言论， 以揣摩他的见解；并且关注从二、三十乃至四十年代，他对于共产党地位，作用和定位之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胡政之的中国观，胡政之的党派观和胡政之的历史观。
大致而言，胡先生对于中共的考察， 建筑在他对于整体民国史的考察和评论之上。因为自从1926年新纪大公报制定不党原则以后，大公报对于国民党蒋介石之关系，成为考量其是否遵循不党原则之试金石——而张季鸾先生和蒋介石之关系，又成为大公报是不是不党，不蒋之试金石。
问题的提法是——正如胡先生所云，大公报并不是一味反对政府， 正如他不是一味成为政府的辩护士；再是，因为大公报抗战时期之主要任务,是帮助国府度过国难，形成胡先生之主张，即国家中心主义，而不是和政府做对，如共产党之做法。所以，抗战特殊时期，大公报是不是要坚决成为政府反对派，抑或依然坚持自由主义，好像成为一个悖论。其实，这个悖论的解读十分简单——自由主义之大公报可以和专制主义之蒋介石共同完成一家民间报纸之体可能——就像这个体制同样可以成就一家燕京大学这类西方教会学校——亦可以释放类似胡适这样的自由派领军人物，于中国民间社会。因为，大公报之所以存在，一要抗日，二要独立，而这，或可得兼也！
于是，考察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成为考察中国抗战的一个窗口—— 换言之，民间报纸大公报，是不是要和政府站在一起抗战，成为大公报那个时期的首要任务而不可质疑——但是，大公报对于抗战时期后方的腐败和消极，依然写出自主之论（如，《看重庆，念中原》）。大公报坚决反对张学良制造西安事变；该报原则，就是胡政之一再重申之国家主义原则，拥护蒋介石原则和维护中华民族原则。此间，大公报发表以胡适之为代表的反对张学良言论，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其他例子，还如，蒋介石通过邵力子，拟刊大公报一文，示明所谓缴匪、换将、剪除张扬——实在意图迷惑日军。但是，张、扬还是发动了政变。于是，胡政之，张季鸾在西安上空散发传单，揭露事件真相，支持国家领袖，维护国家尊严。大公报之正统，不言而喻！（共产党亦表面上支持这个正统。通过共产党人在张季鸾去世以后的唁电，即可读出此涵——这个事情，一直到毛在渝谈判时期大喊蒋介石万岁，亦可见之。）
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大公报重申坚持民间报纸之重要性， 是和主张建立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互为吻合的。但是，这个阶段的大公报原则，和国人当时对于时局的困惑，延伸到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认同共产党不放下武器和不交出割据之地（解放区）的前提下，实行所谓联合政府和国共合作。
问题的提法是：建立一种认同共产党割据的武装力量， 而不归蒋介石政府领导。
这是国共谈判之共产党方面的前提。
以后，发生共军还手为攻；李宗仁又提出一样的条件：划江而治； 亦同前此共产党提出的割据和不交出（国民党）武装力量。
这个谈判是当时国民党方面的前提。
这两个前提，和一切西方建立反对派力量、建立地方自治之政府， 完全不可类比。也就是说，国共两党，本身以拥有武装力量为前提的政治要挟，不是切合而是悖反于西方建立在野党和实行地方自治乃至军队国家化之前提。
如果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 各自拥有一堆武装力量，难道可以组成任何所谓联合政府吗？
最后，如果提出，大公报也适时提出过军队国家化观点，难点是， 如何操作？在1946年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就意味着共产党交出军队——而国府（蒋介石）拥有之——这是一种幻觉。
在南北对峙时期，国民党交出军队，产生的是同样一个问题—— 交出军队和被共产党吃掉，毫无区别。
于是，军队国家化问题，形同虚设。
可惜，四十年代，胡政之和大公报乃及一切中国善良之知识分子， 都是如此叫嚣和平和民主的。他们不知道，中国之命运，不是简单提出一些1＋1＝2之类的政治“小学”，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黄炎培先生提出的民主周期律难点，才是一切问题之关键——只是滑稽而可笑，他是向大独裁者提出这个民主方程式，最后的解释权，归了毛氏，而导致大势已去。民主周期律的警世，十分重要，乃至黄炎培先生，实在是给六十年之共产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毫无迹象看出共产党解决或者暗示企图解决这个问题之可能。他们的中国特色论，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方，一看其模式的世界化可能性；二看西方国家，是不是可以超越资本万能论，以找到中国走向普世价值的有效路径。
这个可能性或还在襁褓之中。
大公报在四十年代中期乃至后期，也没有认识清楚这个周期律问题， 但却明示，毛不是解决此选项之人选——毛是帝王思想之代表——王芸生批判毛诗时，如是说。事情的逻辑是，非但毛不能解决之，堵塞这个问题之讨论正是此毛。胡先生此段时期的言论，仅就其文存显示而言，无法得到强而有力的回复。一开始，胡先生说，中国只能和平，两党只能让步，因为他认为，国共双方，谁也不能战胜谁？徒然争斗，两败俱伤，而已！（见《文存》）
此后，情势已经朝向共产党之方向转变；关乎此论， 文存中亦很难觅宗（也许正像此书所告，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文字，未被刊载）。
这个时期，形势比人强。国共战争，很多偶然和细节，使得蒋、国， 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如，四平之战，因马歇尔之干预，使得孙立人不能穷寇务追；锦州之战，因卫立煌通共，使得林彪没有被“包饺子”；过江之战，又因为白崇禧看见“一字长蛇阵”而不趋参导；诸如此类，乃成必然乎？......）终使兵败山倒，沦陷于兹。
于是人们提出一个关于中国命运之思考—— 是不是神州赤化乃是必然？这个问题困扰胡先生几十年。
从所谓1927年“清共”以来，远至五四运动，巴黎和会， 北伐战争；近至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如何看待中国全局和如何看待共产党，一直以来，胡先生在思索这个问题。从《胡政之文存》一书来看，胡先生并无专门研究共产党之专著——导致他形成一种比较浅薄的共产主义研究观——但是，胡先生是报业通人，有着中外渊博之知识与活动素养，又是中外文字高手，留日，赴西（他到过西方，参加过巴黎和会，等等），行止万里，字里行间，仍多出警语，时下明判，给出中国之命运很多解释，仍然是难能可贵。人说，胡先生是并世无两之人，确实不虚。
我们看到，胡先生对于苏联和日本问题，结合中国问题， 时有大论高见（我们在此文续篇或可一论）——如，他对于苏俄思潮进入中国之分析即是——而对于苏俄，他是持有两端之顾——也就是说，他看到过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的各种弊端；但是，也同样坚持苏俄发生论，乃因俄国之专制主义政权和其他国际因素导致之。于是，他的看法和孙文对于苏俄看法多有类同；刚才批评了列宁主义，马上，就又附和之。
——如，对于日本国家，体制，历史，民主宪政之批判。 他和很多左倾批日派，多持同论；一言蔽之，就是不认可日本民主。这个看法，笔者认为可以商榷。
——再如，就是他对于中共之看法。他的正统性， 不可能使他认同大公报各个时期左倾之看法。问题尚多，择一而论。抗战时期流行一种章太炎和马相伯赞成的容共抗日说。在此前提下，大公报实行自由主义，派遣范长江访采苏区，就是这个用意，而不是赞成中国实行苏维埃主义。应该说，准确说，是受到类似章太炎一类人容共抗日之主张。如此而已！（以后，范氏因为不想做夜班而被张季鸾斥出。不赘。）
夸大胡先生任用苏区采访者而定义大公报所谓拥共功绩，实属误导。
二，
我们将胡先生整个文集中，关于如何看待共产党之文字，稍加凸现， 以诚一论，是要说明大公报自由主义之宽容——而这个宽容，绝对不是依靠或者仅仅因为张季鸾和胡政之，吴鼎昌，王芸生的明智善思或者独立思想可就；这个举动和内涵时有发生——但其存在，不可以去掉一个偌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孙、段（祺瑞——乃至以后之冯玉祥，阎锡山等公之专制主义政府之）蒋体制之大文化大政治背景——这个背景之存在，是大公报得以存在的基础之基础，核心之核心
—— 一旦这个基础瓦解，大公报，自然消失——如，现在之所谓大公报，其实只剩下严复所写之报头三字，再无其他——实实在在是名存实亡。
时间跳回到北伐时期。根据胡先生总结，四一二清共背景， 发生于整个北伐时期——也就是，蒋介石对抗军阀的特殊战争时期——而正当北伐军（即“党军”）“占领上海苏常镇江各地，南京四面受敌，鲁军在上游作战，急于三月二十三日撤回，鲁军既去，党军未来，地方无主，秩序大乱，因有二十四日清晨杂军抢劫外人之事，时共党分子，潜伏军队，党方大权，操自左派，蒋介石极感痛苦，故蒋氏由芜下使，二十六日过宁，并未登岸，二十七日午抵沪，命何应钦赴宁办善后，以白崇禧负责江浙军事，经略江北，二十八日入扬州，战局渐移至蚌埠徐州，由津浦而迫近陇海，奉军在豫汴郑之间，防务已固。许昌鄢陵，先后攻克。一面与鲁军取得联系，以巩固皖防为保全鲁豫之大计，战事重心，至是完全系于皖北之争夺，而党军因内部争夺斗，影响军事，不特停顿无进，孙传芳、张宗昌辈且收反攻之功焉。”这里所谓败于孙，张，是因为“内部争斗”，就是国共争斗。
于是，胡霖写道——
“党方实逼此处，不得不先其所急，乃极谋制止之策，蒋氏在沪， 压迫工潮，反蒋空气，沪汉同盛，党中耆旧，遂尽力于请回汪精卫之运动，四月二日蒋汪相晤于上海，约定由汪制止汉方反蒋运动，免鲍罗廷职，沪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
此后，汪又与陈（独秀）联名宣言，为国民党不满。
汉宁分裂。……同时，沪宁清党运动，亦极猛烈，总工会被解散， 工人死伤甚多。
“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于十四五日决议弹劾共产党及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认第二第三次之中央全会为鲍罗廷所操纵而非法，且停止武汉中执委会；……”
武汉政局陷于没落，时湖南共产党猖獗，杀人甚多，上海广州各处国共仇杀之事，亦复盛行”
蒋汪互反。
胡先生说，大公报（《国闻周报》）连刊“‘ 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述略’……同时将左右派争点中心农民问题，加以研究，由吴达诠君撰《农民问题案评论》”上载。
南方清共，“北方亦于四月十六日搜查俄使馆， 捕获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等”。
蒋冯徐州会议；北京改制，张自称大元帅；日本出兵山东。
汉唐（生智）反共不和蒋。鲍罗廷经库仑回国。
九月，叶挺、贺龙一度尝试占领汕头。
十二月，共产党一度占领广州。
该年末国民党政府断交苏联。（以上均见《文存》）
很明显，胡先生对于历史的周到记者，是其本职表现和表达。 对于国共两党的分析，多为客观和宽容，不是后路人所谓“历史局限性”所致。“湖南杀人太多”，不是胡先生一家之言；痞子运动大兴，亦实为事实。中国割据已然，之所以产生北伐，也是因为割据之前提——这个前提，对于专制主义而言，是合久必分，分旧必合之趋势，之规律——从历史上政权更替和天道不变之大局观察，蒋介石和秦始皇要想统一中国，实为梦想——所以，才有包含共产党在内的多股势力，绕行期间，灭之不灭，喷薄欲出。
这也就是周期律问题，民主问题，未始实行，解决甚至了解之故—— 好像西方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以前，也是打打争争，不一而足——到了民主律实现以后，才有美国之两百年，英法之上百年。但是，中国不民主，不统一（时时有换姓起义，农民造反——也完成了一个叫做专制周期律的东西——就是人变天不变——任何一个新兴政权，都要完成对于前朝的文化和宗教认同，唯独蒋介石以后之毛氏，要断开历史，实行“时间结束了”之革命），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没有他的历史嬗变论。这个嬗变论，就是改朝换代——而改朝换代，积累的是消极和积极因素之兼容，之间性。更是成就中华文化之全部原因。
所谓不可以数典忘祖，就是这个道理。
二十年代末之蒋介石“统一”大业，实在可以打些折扣。其所谓蒋， 冯，阎，李，只是貌合神离，并无极权主义一统天下之实质——这就是胜也萧何（孙、蒋发迹），败也萧何（蒋与杂派矛盾）之根据——我们所谓专制主义不是极权主义之道理，刚好在此。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实在没有任何超越军阀混战的优越性；但是，其主义之张，离间和蛊惑了中国工农和知识分子，使得几乎在胡先生视野边缘的加伦，鲍罗廷之流，变成了以后的主流。这是胡先生直到四十年代末叶，也没有想得清楚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所言社会主义潮流之变的、全世界魔鬼上身之问题。
于是，我们在上述胡先生记者当中，也发掘了他的思考之道。 这个思考之道，就是从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苏俄问题的展开和结束，导出共产党势力的出现，做大之大趋势，大走向——僭越这个过程，战胜中国人这个种宿命，任莫大焉！换言之，中国人丧失了专制主义的周期律，是不是依靠极权主义的非周期律，可以补丁这个缺失——从理论和实际上看，完全没有这个可能。用胡先生的话说，就是黑化之国民党（含孙南段北）乃至整个共产以前之中国之黑，是不是赤化的根据，而赤化，是不是一定要取代黑化，完成我们所谓“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呢！
这种“黑”，和赤化，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广而言之，黑化，是专制主义之破产和非法的必然——而赤化， 则完成了从专制走向极权的过程。
这个过程实在是在反对邱吉尔所谓民主不好，专制更坏的定解， 而走向专制不好，极权更坏之路径。其实，这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一种实际，一种悲哀，一种绝望！了解了这个关系，胡先生临终以前的犹豫和担忧，就会得到些许解释——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之！（其实，摒除社会主义之近问，依然发生。就是资本主义和其附属国和（前）殖民地受资本控制之问题。
（简单而言，我们不可以说，因为台尔曼上台，会走社会主义路径， 而不反对右翼希特勒政权——这是我们对于拉美左派受到美国基辛格之流迫害，含智利阿连德之死的一种反思——如果，以阿连德为代表的左派，实行某种民主操作而不是斯大林操作，其存在性反思，就直接接壤委内瑞拉查维斯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究为何物之质疑——因为绝对不是说，查维斯的合法性等同于斯大林，毛和卡斯特罗；那样，反美合法性，就会淹没在认同卡斯特罗之非法性上——可惜，查维斯就是这样做的。
之所以提出左右问题，刚好因为对于人民国现在是左， 还是右之定性，模糊不清所致。）
从这个定解出发，我们看到，大公报多少接受了反黑趋赤， 这样一条不归之路。这是胡先生，王先生（芸生前辈）之大失误，大悲剧。
三，
胡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军阀横行，政治堕落， 财政则诛求到骨，秩序则土匪披昌，此中现状可称黑化，今日国民心中对赤化固不欢迎，对黑化亦所恐怖。假使主持赤化者渐以小恩小惠，施诸民众，久而久之，无知国民，必然淡然相忘而惟黑化之是恶，是则黑化者正为助长赤化之工具，此实至可忧虑之事，吾望世之打赤化者，同时亦注意黑化之可怕，则赤化不足患也。”此文名《国民之两种恐怖心理》。恐怖之所谓，按照胡先生名之，首先是赤化，而后是黑化——因为明摆着，胡霖要“打赤化者”，为其前提也。
这个逻辑在张季鸾关于赤化之文字中也见端倪——
张先生《党祸》一文，一上来就呈现大公报两边都骂的特点。他说， “而凡挟私杀人者，使其附于右，则将曰吾杀左派也，杀共产党也；而附于左，则曰吾杀右派也，杀反动派土豪劣绅或工贼也。党以外，无噍类矣；叫做不国则共，不左即右。
“武汉方面为左右之争，自沪宁方面，则为国共之争。然旁观论断， 无一是处。
“左派之最大标榜，为工农政策。然于中国土地分配政策之现状， 与夫地主佃户之关系，未根本调查以前，而遂定方案，倡言解决土地问题。”致使中等良家无端破产；地主家属，不得糊口；劳资两穷，“其量狭窄，其气绝盛”，苟有异议，就是反革命。
“湘鄂赣之杀右，与沪宁之杀共，今仅其发轫焉耳”。
张还特别指斥蒋介石是容共——反共之始作俑者—— 他的革命和反革命逃不出干系（也就是他后来痛斥，然后又甚赞之之两面性。这个东西，很辨正乎。）
——这就是张先生的高人之处——两党都骂了。于是， 这里不单就四一二事变有了一个高论，对于赤化、黑化问题，也伏笔其中，很容易解释了。而胡先生随之而论的黑化、赤化问题，就是从他对于苏联问题的解释入手的。虽然，和张先生一样，他对于苏联，也是两面说法。其一，他知道，列宁回国，实际上，就是接受德皇马克，回来签订和约，顺便夺取政权之革命加间谍行径。胡霖说，“威廉第二欲快个人之雄心，不惜乱世界之和平，私为之也。俄之过激派，欲窃一国之政柄，不惜通敌而弃友，私为之也。”指出列宁通敌而已。
但是，对于俄国究竟实行的国体为何？其革命为何？ 布尔什维克为何？又多有不一样说辞。首先就是列宁“通敌”，拿着威廉皇帝赐予之几千万德国马克，来颠覆克伦斯基政府——继而，成立独裁政权——镇压工农，取缔议会，屠戮人民——是“巧黠之犹太人，利用劳工把持国柄而已。”
——这只是胡先生之一面论；他还有反面论。他说，俄国革命后， 日无宁日，国无国序，乃为过渡时期暂时之状况也；“新经济政策”不是专制主义；“列宁政府亦有政纲，亦有组织，其主义虽不无可议，而在吾辈外国人观之，终为俄国多数人民之主宰者（——请注意，和刚刚“利用劳工把持国柄而已”，持论相反）。”
又说，“苏维埃……为无产阶级主治之”。
他还说过，一个政党要想有效，统一，事半功倍，以俄为师也。 等等。（均见《文存》）
到了四十年代中叶，萧乾自由主义论中， 尚有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多数人主张的国家体制：政治欧美化，经济苏联化。（于是，胡先生在这些政治经济课题上，和其友吴鼎昌一样持有“统制经济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吴氏统制经济学观点是这样——
“对于统制经济这一经济学的新名词的源由，吴鼎昌也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统制经济在国内成为舆论的热点，是由于‘中国人专喜欢用日本名词’，而正是日本人将经济统制（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称为统制经济。这样，统制经济从日本到了中国，而盛行于英美的计划经济（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反而无人注意。在一度将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视为同义之后，出现了对二名词的辨析，认为‘统制经济，仅是资本主义者维持其原有的经济制度的一种补救办法，一种舍本逐末之消极的经济政策’，而计划经济则是‘依一定之计划，用统制之方式’，根本改造不良的经济关系，积极地创造经济新形态，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必由之路。”（徐建生文）
怎末是欧美的“计划经济”呢？不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吗？）
所有这些看法关涉如何看待中共政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就是说， 毛在重庆谈判时期主张的“民主”论，和后来制定的“共同纲领”，是怎样一种体制，大公报没有说清楚，讲明白。这个讨论，可以说，并不及格。牵涉到中国文革以后，关于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的接续之讨论。人们在区隔其统制经济和市场经济，政治体制和党内民主之议题的时候，就像胡、吴先生一样，再度陷入困境。
这个政治议题，还牵涉到苏维埃体制和中国历史传统接轨， 或者不能，无法接轨的问题。于是，极权主义者和他们的御用文人，开始用一种新的中国特色，代替历史上古往今来的民主自由传统——且接续中国民主人士和报界精英关于苏、美共治说的残余，继续搅混这个论题的基本轮廓——现在则是中美共治——而欧美资本，在其中兴风作浪。
为了巩固其低端市场和攫取超级利润， 中美报界故意将一个名副其实的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政权，硬性加上过渡政权的烙印，从而使得中、美关系（正如他们言及前苏联，说他正在变得自由——美国一些政客如是说于二战前后——这等同“中国进步”说，变化说），变成“同舟共济”之关系。
而大公报在此问题上，也同样没有厘清共产党的本质和影响， 遂使得大公报成为一家逐渐和蒋介石之“黑化”越来越远，和共产党赤化越来越近的报纸。这是有目共睹，不容忽视不容回避的。
胡政之派遣曹谷冰访采苏联而写出歌颂苏联之小册子，是为一证。
这个谎说苏联的故事，直接导致范长江继之歌颂苏区。
而重庆谈判时期，大公报歌颂毛主席之文字， 也在后来被打成右派的记者群中，传为佳话。
所谓杨刚的革命副刊和正版的不同和异化，都是大公报走向左倾， 反对黑化，赞成赤化之实例。
加上大公报本来就已经夹杂很多共产党人，其最后的命运， 就是北上，就是（报社）自杀，报纸沦陷，取缔，且在文革后不得恢复——文革，反右中，左派大公报人几乎悉数遭殃，罹罪，自杀，流放，不一而足。
但是,即便这样,以王芸生为主的大公报笔杆子, 还是秉承自由主义媒体的批判原则,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议题上,对共产党的军事与政治举措，提出了独立见解。这个批判系列就是王芝琛先生（王芸生公子）在九十年代中叶开始的大公报研究文字。
此前，大公报之李纯清，唐振常，后期学人谢泳， 丁东加之笔者等人，都前后参与了这个批判（反正）系列之写作。将“可耻的长春之战”，中条山事件，“沁园春.雪”之评判，政学系问题等伪命题，伪论证，加以推倒，重见天日。大公报正论正见，得以还原。新华社和毛泽东之面貌，得以揭穿；自由主义之理念，得以光大。
这是九十年代，大公报人及其后人不可磨灭的大公报再研究之贡献。
于此同时，将大公报继续拉往共产党系统之统战写作， 也并不绝耳息声。这个写作和不久前纪念胡先生120周年冥诞，有异有同。简单而言，纪念，总是好事。出版《胡政之文存》，总比不出要好；虽然，出版本身，也是审查制度的延续，喜中自悲，聊胜于无。
四，
提及四一二，不能不提三一八北京惨案。所谓南四，北三， 是为此端。
一个是北伐中间的后孙文时代，蒋介石等人对于中国命运之言判。 有蔡元培，吴稚晖等清共派，有陈独秀，汪精卫等调和派，也有蒋介石等反苏派。这些国民党人，成就了一半之命运之反思。这是南方的事情。在孙后段祺瑞之北方，则出现所谓孙、段（加冯玉祥）两体兼举的专制统治。虽然，孙文，不管在策略上，还是在战略上，对于段府，不无首肯之词（见《文存》）。三一八事件，比起四一二，要早了一年。事情原委，说法各异。国人多从鲁迅文字中生发愤怒之情，批判之态，见之，熟之。可惜，看过胡先生文字，感觉不太一样。于是，由胡先生引发之思考，和鲁迅引发之批判，实在不同。因为，其间，胡先生对于当时北平人士，并未采纳在野批判和否定之态度。其访采京中人物，多为溢美之词。说明其正统一面，非批判、在野一面。如，其访采于右任，访采张学良，访采胡汉民，访采阎西山等等。都从肯定该员优势出发，不是一字军阀，即备打倒。
三一八惨案发生，胡先生文字，同样站在正统方向，予以深省反思， 不是一味指责。我们引证他的文章，做出一点分析；而此分析，涵括对于五四运动之回顾——而我们，则从这样对于学运之总结，也看顾六四运动——以完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印证。
胡先生在文章《“三一八”惨案之根本善后》中指出，一， 教育界政治界腐败黑暗——实为黑化（而三一八之案件，有李大钊等人参予，是为了赤化——自立）。二，群众政治权利不得保障，理想之“朝为劳工，夕入国会”，“昨为平民，今登揆席”，或为不能。三，学生参予，无可厚非，但是，胡告：“仅能以教育感化政治，不能以政治恶化教育。”掷地有声，一言见的。他说，“数年来，教育界随政界而腐败黑暗，卒酿成三一八血案”。四，政界卖国未必，误国才是；当启用在野人才，一并治国。五，青年领袖，不学无术；“先辈师长，实尸其咎”；“充此曹狂妄浮躁之积习，使革命而果成功，则中国之祸宁仅亡国而止？”六，“五四运动为中国少年所艳称。然试问当时操纵利用之者谁乎？北京学潮为极盛，凡所标志，莫不光明。……大抵教育家视学生，入军阀之视其士兵，如劳工运动者之视其工人，胥有据为私有因时利用之之意。故学校等于地盘，争长犹如夺帅。此事研究系开其端，国民党步其后。”以下注意，“迄于共产派兴则卢布横飞，丑声四播，久已观之，而物极必反。三一八案特其总结算焉。是又先辈师长所造之孽，而青年学子则横被他人结帐之牺牲，斯诚为哀痛者也。”后人可读出胡先生一二反省处乎？七，教育界党争极盛，“俄人乘之，以金钱收买青年，专以鼓动虚矫之气为务。其言夸大，其行卑劣，目的虽可以说明，手段则实难自解。于是共产非共产之辩，右派与左派之哄，自中年以至青年，由政治及于教育，搅成一团，扰攘无已。”八，……易培基流氓，吴稚晖荒谬，马叙伦无耻，徐谦徒论耶教（救国），李石曾勾结共党，。九，这一点最为重要：政匪学匪，混杂不清。
在另外一文，胡先生直接明示，“ 大凡新政治家不贵能鼓动群众而贵能节制群众，盖能发能收”；“运用一失其宜，危险亦不可思议”；“而事实上能免乎此者乃又至献，何则？领袖人物之知识魄力不足故也。”（这是多么深切的提醒。）
胡先生所言难道不是师长教诲，苦口婆心乎！从实际上讲， 中国学运，是不是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在看来，难道不是要多打一点折扣吗？所谓群众运动之意解，亦乎如是。实际上，政匪，学匪，贯串其间，各怀鬼胎，生之为诡，死亦为诡，年复一年，世复一世，不得多少解脱。五四，就是一个实例；此例一开，愈发不可收拾。所以，大公报和胡适之，给青年多通信函，讲究此事，切中世弊。最为重要的，是王（芸生）继续胡，提出“学生不党论”。
王说，“青年学生之爱国热情及其政治欲，此吾人所最同情者， 且偿目睹近来国民党之成功，与此与此有密切关系，但吾人绝不敢赞同此为健全现象。……若以青年学生为党派竞争之工具，演成惨烈之党祸，实为残忍的愚举，而走上民族自杀之路也。”
又说，“青年学生之入党，实出于国民党之奖掖也，此一支生力军， 诚为党国出力不少，而其结果，造成无数的革命走卒，同时却为学术的低能儿。推而至极，必使全国国民变为热狂的破坏者，求一建设人才而不可得。其为损失，何待赘言？驯至党略一变，昔之忠勇同志，无一非可杀之暴徒。在军阀政权下所葬送之青年学生，可勿论矣，这二年以来，粤桂湘鄂江浙各省，因反共而杀戮的青年学生，何止千万。
“他斥责某些‘党人’：‘爱者加诸膝，恶则坠诸渊’，翻云覆雨， 或为党人之特长，其如国家前途之生机何？其如民族前途之生机何？
“他继续论述“学潮”与“党派”的关系：‘学生党争之风， 自军事告一段落，似已稍杀，然事实上之斗争，仍俯拾即是。北平学潮之波澜重叠，及各种复杂现象，任何人皆不能断定无党派背影。……在近代立宪国家，多行军人不党制，所以防军人供党争也。然此非一党专政之事，尚不必据此以论中国问题，而学生不党，则为万分切要之事。愿各党各派认清民族生存之前提，共成此美德，尤望学生诸君自加觉悟，勿以歧途自误，自害且害国也。”
“在《六寄北方青年》中，王芸生似乎有点‘现身说法’地写道：‘ 学生参加党派之争，我是深知其况味的。我是过来人，我有许多朋友为党派流血了，尤可痛心的是多数人供党派做撒豆成兵的资料，错过读书的光阴，变成学术的低能儿。这对于我们民族国家的损失太大了。
“王芸生临终前，回忆起《六寄北方青年》时仍坚持‘读书第一论’ 、‘学生不党论’不‘反动’。”（见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
但是，朦朦昏昏之辈，多不能静心思省，他们说，啊， 华北放不下一张书桌了！云云。书桌是危险，但是不学无术，投笔上街，放羊驰骋，就不危险！说是娜拉要跑，向着自由；最后，还是关进延安，瑞金这样的笼子里去，成为出卖灵魂者（见韦君宜）。读书，不对乎？不读书，绝对不对！因为你不读书，就无脑，就盲从，无论你的专制主义信仰、还是自由化信仰，都不能救命，救人；就是别人的抢，棍，刀——乃至最后你自己也成为抢，棍，刀——中共青年学子成为刀笔吏，成为“四条汉子”，不是历史，不是事实乎！
在另外一个方面，极权主义之群众运动和人民运动， 乃是建筑在人民无知，洗脑和盲从之根据上。因为一切朝代，一切政权，一切党派，都是并不完美的。他们改朝换代，利用百姓，兴亡矣已！所谓西方体制之治衡局面，使得民运变成秩序之一种。哪怕是暴民，在孟德斯鸠言中，亦为治衡之力；所以，君王，议会，人民，始终是英国政治体制之三节棍，不可去少任意一环。查理一世要上断头台，也是要先在议会里面坐一坐，聆听对其审判。而东方国家之治衡，多是在上层统制集团之间性存在里面——只有这种间性变得式微和势微，治衡才会打破——但是，接下来，就是人民造反，这种长周期治衡，就是改朝换代。
这个革命前提是什么？就是专制主义官、匪多元存在的先声和历史。 这种游民和官家的互相渗透，通融，流动，成长起来，就是官民之间性存在。这也是一种治衡。蒋介石政权和反对派，和冯，阎，李的关系，就是这种派系互存互动之历史。而极权主义没有这样的互动前提。所以，毛之秦世，不单消灭派系，还要消灭社会；就变成无社会无阶级无派系之无传统，无时间（历时性文化接续等），无文化，无经济，无政治（就是只有一个人的政治而无众人之政治；更无阿伦特所谓正面意义的政治），无人权之体制。这样伸发开去的意味，在于回到胡先生的题目上去。因为，胡先生讲的是，是民国这个体制包含可以教育，可以民主，可以自治，可以批判，可以大公报之因素；虽然民主很少，自治很不成熟，等等；但是聊胜于无，不是“有无”问题，是“多少”问题。
所以，胡先生之群运、学运研究，前提设置是在专制主义， 不是在极权主义体制中。三一八和五四运动，其政府背景也不同于当今共党政府，共党政治；更不是毛氏大翁大哄之群众运动，“人民文革”；甚至也不是六四；不，他不是研究所有这些无此元素之极权主义体制下的群运，学运；而是针对冯玉祥，段祺瑞政府之学运。阐明这一点非常重要。
胡先生当然不能想象六四学运，党派介入之因素，之困局， 因为政治前提不同。
五四，三一八，甚至一二九，不是六四，没有可比性。 因为背景迥异，体制不一样。
胡政之论世界
一
英国宪章、宪政是人类接合传统与现代的范本。即便于其革命时期，也是这样。英皇查理一世肆意解散和荒废议会活动，他的政治命运似乎由此决定----同理，弑君者克伦威尔犯下独裁的错误，他面对的前途，也是人亡政息。我们看到，当查理在英国议会被宣布死刑的时候，他说了一句类似不想以个人安危换取国家和平的话语。这个话语，在时隔百年以后，出现在美国受弹劾的丑闻总统尼克松（及基辛格）的嘴里----当同僚告知尼克松最后一个手段，就是动用三军总司令职权，采取独裁统治，实行暴力镇压的时候，他面对上帝画像，跪下忏悔，宣布辞职----
一个美国总统的政治和道德底线，不是施行绝对权利和绝对暴力，因为宗教和道德的规范与禁忌，使他不可能做出东方寡头做出的"六四"式决定。这是西方文明最为可贵的地方。
可惜，这种对内民主，对内宪政之观点立场， 到了他们对外制定政策的时候，就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局。人们从实际和理论上都看见这样的内外悖论。胡政之先生，作为大记者大学人，他的看法就直对弊端，客观剖析，管窥蠡测，得出全景。这个全景，就是英国议会，反对党和执政党之间，对于中国问题丧失基本价值和道德底线的立场----虽然，这个立场一直受到反对意见的置疑，但是，向来没有被否定过----因为，他们的主流文明，主流体制，就是认为高等文明要统治低等之（见约翰.穆勒等人观点）。于是，英人之对待二十年代发生之五卅运动和国人拒签之《二十一条》，就首先涉及到殖民主义者对待国人之态度和权宜问题。胡先生对此课题直率而言之，他撬动和揭示所谓英国民主论，其实是英国殖民论之劣币的一面；他说----
"目下英国政界，乃自由劳动统一三党鼎足而立， 自由党立于自由思想之下，对外关系，向来主张非帝国主义，以武力压迫外国，乃彼等所不能赞成者。"该党领袖路易乔治主张中国人应该有在租界之发言权，因为其为纳税最多。"工党之马克唐纳氏是日亦主张对中国民族应取宽大政策，兹两党者，顾所言颇多同情论旨。至英国现政府为统一党，该党向以对外强硬为党纲之一。况又虑对华一示软弱则人口三百万号为英国宝库之印度，将受一种影响，此所以现政府始终以维持英国在远东威信为言，不肯容纳我方要求，而阻碍中国收回国权运动，恐终统一党执政时期不止，此又国人所当了解者也。"其实，胡先生说，自由劳动两党亦"从未有立即放弃不平等条约权力之主张"。（《胡政之文存》2009年版）这是英国民主政府的基本面----就像他出兵于鸦片战争而取英皇之同意一样。
二，
继之五卅返权运动失败。在南方， 向来激进的广州政府又对粤港罢工，做出罢工非法之举措，就和英国政府唱和有佳，归于同道了。（亦见《文存》）这就牵涉到中国专制体制与之对待之课题。这个课题也是令人深思的体制之问。比如，国人反对和官员拒签之巴黎和会之条约事宜，胡先生就发表过自己的独立见解。他甚至认为，中国政府对此有悖于创造拒约的条件----
胡先生认为，如果段合肥主张助援协约国参战实现，"南北合力尽瘁参战，则中国今日在世界地位如何？等而下之， 假使协国对俄出兵之时，我以劲旅数万......一部向东南出兵海参，一部向西出满洲里应援捷克斯拉夫军队，则协约国对我之感想将如何？凡此好机，俯拾皆是，顾我则一一失之。派兵赴欧顾不必论，彼海参崴派遣军特为得保晋勋章而往者耳！彼北满国防军则以数十日本浪人之威吓，不得长官命令擅自退去，仅以两营为防护司令部营房之用耳！......俄边奇寒，联军已停止西进矣。蹉跎复蹉跎，机会已尽失，将来平和会议果能为我留一席地耶？是将看我政府与国民最后之努力如何矣！"这段议论可见几点----
一， ? ? ?我国向为西方殖民牺牲，派兵与之，实力究竟如何，有无可能？ 且半个世纪，本土之保卫战且失败、赔款、割地，又如何参战于欧？
二， ? ? ?日本与俄作战，尚且基本两败俱伤，我国与列宁作战，又会如何？ 这倒是一个在我等后辈看来绕有趣味之问题----如果段合肥主战实现，我国协助克伦斯基政府打倒威廉二世，列宁又如何得款于德国皇帝发动十月革命？这个历史上的"如果"，在胡先生看来可能，在后人看来亦有趣也。
三， ? ? ?接下来的呼应捷克之问题，还是剿灭苏俄， 援助高尔察克之可能性研讨；又关系到西伯利亚之日本人问题----满洲国问题，中日关系问题。不知道段祺瑞如何说法也。
四， ? ? ?胡先生一直坚持列宁是一个德国间谍，用以攻击亲英国之克伦斯基， 而得逞，俄，遂退出协约国----变战争为革命----这个转变成为列宁主义之要则之一----加上其帝国主义论。所以，列宁出卖英国俄国，可见其德国立场。
五， ? ? ?列宁主义是不是德国帝国之附庸？是，也不是； 因为俄国签订与德和约后，自称一体，退出协约国，成为以后对峙自由世界之世界。
六， ? ? ?于是，德国战败，苏联崛起；势成德皇悖论也。
七， ? ? ?最后，中国不但没有参战，几年以后倒成为苏俄一种支部， 惨兮兮也。
三，
在另外一个方面，胡政治参加之巴黎和会虽未签字，被外人赞誉为" 真正中国人"，但是，正如前言，中国亦丧失参战国发言权；至于劳工参加说，与其说是参战，不如说是为参战国雇为无意志奴隶而已，不代表任何国权体制之一方。胡先生此言难道不是和日人说中国不参战如出一辙乎！这就是国家国人之悲哀。俄日在旅顺开战，就不啻将我国家当作殖民瓜分之疆场、战场，国人又被谁代表、为哪方参战呢？
其次，国际调停和国际公约，对于中国政府之拒约带来好处---- 这同样是西方观念首鼠两端的正、负面效应合力交叉所致。（如，《华盛顿公约》产生的对日牵制，是对日本独大于华的政策之反驳----继而，发生日本以欧美为敌之蛇吞象的全面战争；为后话。）在"五九国耻纪念"不久，胡先生就在报端著文，以国家立场为立场，发言与之。他说得十分清楚，，一也，该约违反国际惯例和法理，所以直接向袁世凯提出。二也，协约"胁令秘密"。三也，"签约之后，未经中国国会批准"。"即就实质言之：一，约内山东问题，已另案解决，该约所载，自失效力。二，换文内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借款修造铁路及以各该地方税课做抵借款之日本优先权，已在华盛顿会议声明，提出作为新银行团对华借款之公共事业，换文所在，不啻取消。三，换文内南满洲聘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顾问教官之日本优先权，亦在该会议声明放弃主张，即无异取消协定。四，（略）。
"由此观之，则所谓二十一条之中日协约，今日所存不过（一）， 旅顺大连延长租约，（二），南满安丰两路交换期之延缓，（三），南满洲日人之商租地亩，四，东北内蒙古中日合作农业及附属工业等三五项而已。"
这就是中国既幸赖于国际条约国际干预，又受害与之之结果。 可谓国幸、国难、国耻之几兼所在。我们在此参考三会议为此带来之结果。一为巴黎和会，再为华盛顿会议，三为关税与法权会议。其中，华盛顿会议至关重要，因为他厘清和取缔了日本在华特权之问题----
其约，如次："一，胶州德国旧租借界地交还中国。条约规定，' 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二，日本军队撤出山东。三，中国赎回胶济铁路。四，其它。
条约规定，自该条约实施起， 1915年8月6日中日所订关于重开青岛中国海关之临时协定无效，'青岛海关应即完全为中国海关之一部分'；原由日本占有或经营的矿山、盐场、海底电线、无线电台等，均移交中国，移交详细办法由前述中日关于行政权及公产移交的联合委员会商定。"此为华盛顿会议大要。
四，
关税会议，大要如兹----
"......在关税会议开会的第一天，中国代表提出五项条件， 其中的第一条说，列强应尊重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同时将既存条约中关于关税的一切限制全部废除；第二条说，中国政府至迟不过1929年1月1日实施国定税率(关税自主)，同时裁撤厘金。经过几番较量，最后迫使列强接受中国的条件，在11月19日的会议上达成协议，原则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于1929年元旦与裁撤厘金同时实行。"（见
虞和平文）
由于胡先生等人客观冷静的分析， 一种顾全两局的报纸文字得以出笼。这些文字无论是对"五卅"还是对"九五"，对"三一八"等，都做出反对左、右极端主义的抨击。可惜，这样的抨击并未使得所谓激进派有所收敛。他们利用政治正确的民粹煽动和苏俄乌托邦主义，为国人画出一面空洞至纯的政治蓝图，却不想这副画面正好既反对了国家政府的正当性，也为苏俄之殖民主义从旁门犬入，造成英美势力的滚蛋。这是一种新殖民代替老殖民之新悲剧----以往的悲剧，是人们注意列强太多，注意苏联（忘记共产党）太少之缘故。
胡先生对于二十年代前后中国和世界局势，所思甚重。他知道， 中国在整个西方殖民割据中的艰难地位。如，他对于西方各国对华关系乃至其本身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梳理，就和他梳理中国各派势力之关系，南北关系，府（孙文）院（段祺瑞）关系，国、共关系一样，艰难与之，奋力厘清，做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写作、做人、办报。我们看见了他的一些世界性目光四射之大手笔；尤其对于二战以前，一战以后之国际战略布局，胡先生秉笔直书，见解透彻。其中，最为著名的国别关系论，就是中俄比对论，黑化、赤化论（他认为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黑化；中国专制主义军阀统治，也是黑化；苏俄当然是赤化----究竟是要反对黑化导致赤化，还是改造黑化，不要赤化----惜国人并未听从大公报的意见）；以及列宁之趋德卖国论。（我们在前一文中对此有过书引，此不另赘。。
接下来，胡先生主要阐述中日关系，中英关系，中德关系---- 加之日英关系，英德关系，日美关系，等等。我们虽不能一一转述，却可以就此主要看法稍稍兼及，以示今人。在偌大之国际关系论中，中国外交则处于尴尬却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不能不令人想起另外一个战败国之外交家的"失败与辉煌"----此公就是法国人塔列朗----胡先生称他是"结英奥，抑普俄，操离间之阴谋，""折冲樽俎，填补战事失败之损失。今以威廉第二之狡狯，重以列国利害之复杂，则塔列兰之往事，岂难重见于于今？"
所以，胡先生一言蔽之，世界战争之因就是开拓殖民地之需要--- -这是所谓经济学上剩余价值，创造于海外殖民地低端市场之换一种说辞----就是说，德国要接之英国发展海外领地，"宜在亚细亚土耳其一带谋发展，""一朝有事即可从此方面出波斯湾以略苏伊士运河及埃及，进侵运动颠覆英国之宝库，此皆德人所处心积虑，而英人所万不能堪者。此次世界大战，即以英德争霸为最大内因。"胡说，奥，法，俄，意"皆受英德称霸而牵引而入漩涡。"日，美因此加入战争。
此为德英关系之大概。
五，
英德争霸，俄国关系密切之。俄国"由黑海自由出入于地中海， 在俄国实为生死所关。彼德意志之须收亚细亚土耳其于手中，以胁埃及，以制英国，在俄国亦有同情，是则德须东进，俄利南下，两国之对英正处于同一之地位，而其相互间利害冲突乃不可避免矣。"
为此，"英遂结俄使德孤立，划定波斯范围，承认俄土之关系。"
"土耳其见英国保全该国热心减退也，则益于德昵，德土关系密切， 德在巴尔干益居优势，于是英感印度压迫之危机，俄苦南下发展之障碍，忌妒怨恶之怀蓄之久已，空前大战触机随发，此又英俄德三国世界政策之交叉的冲突也。"
于是德国之战争，着力点就是在与争夺巴尔干，经营亚细亚（ 土耳其），获取波斯湾海权，以胁印度，压倒英国。英于是占领波斯湾，更于法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图截击德军未果。所以，"嗣又分兵于美索波多米亚，一举而陷巴格达，得与北方之俄军相呼应（本来德国让列宁援助该国，反对英国----自立注）。
不幸俄国过激派崛起，军队解散，能力全失。 英国对德失一战斗力上之大助力。"
于是，德国唆使乌克兰独立；要支配波罗的海；占有波兰煤矿；.. ....胡先生在此指出，波兰于德是一道"防御堡垒"，"且可经俄领伸巨掌于我之新甘吉黑等省，筑远东经营之大地盘。然则俄德媾和之关系于世界大局与中国之将来者不亦大欤。方今德俄媾和虽签草约，然过激派政府初非各国所承认，俄国内部之变化，今日尚难预测。"
谈到这个问题，不是远及天边之事， 而是直接关乎我国今后之命运如何。胡先生如是说，"将来德国在俄占得何等地位，终须待欧战平和会议时确定使德而终胜，则一面得志于俄，益贯彻其经营亚细亚土耳其之大计化，以胁英国之埃及印度；一面复挟战胜之威以临我，我必无幸使德不能大胜耶!则关于近东问题，必与英国为妥协之处，而别注全力于东方经营，则我亦无幸于此。"
胡政之先生是一个报界通人。他参加巴黎和会后游览欧洲， 观察世界（主要是西欧），研讨全局，对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有卓越的见地。他在欣赏西方文明的同时，将民主与侵略联系中国现状，得出很准确的政治结论。比如，在俄国问题上，他比我们近人几乎提早百年，看出列宁不过是一个被德国收买的间谍，其使命是要作为德国之武器以反对和颠覆协约国、主要是英国之友克伦斯基之政府----而在50年代，悉尼.胡克曾经在其著作中对此有所提及----在21世纪初叶，这个问题再被搬上网络，有目共睹。
胡先生对于德国之观察，也是十分及时和准确的。 我们现在谈论之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主义----主要是第二国际之修正主义，如何可以被用来解决中国之特色主义----也是和胡先生的先见之明互为参照的。他在考察德国民社主义的同时，对于列宁主义和李布克内西等人的激进主义，做出他准确的评估。这就是，他基本上肯定了F.艾伯特两边受窘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实行魏玛宪政之魏玛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没有经受得住希特勒纳粹的动摇之而结束。却为后来德国恢复传统和民主做出了示范。
六，
以下，我们稍稍对上数议题做适度展开， 以见胡先生的世界观和全球论。
首先谈德国的事情。一直以来，人们谈论德国必然言及俾斯麦； 言及之必然言及两个话语。一个是，强权战胜公理；一个是其铁血政策。其实，此为一种误解。强权理由，并未使用在德国----而使用在殖民地----这就是我们所谓民主悖论之所在。德国对于俾斯麦，是一个强人和民主，和议会，和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和拉萨尔，和马克思的博弈过程----不是一方取缔一方，而是以双方之双赢或者一赢来左右德国政治。其国内政策，并未改变他支持反对党存在，"为反对党搭起金桥"之原则----
德国政党历史悠久，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出现各种类型的、 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主要有：①德意志保守党，成立于19世纪50年代，代表容克贵族和高级军政大员。②进步党，1861年6月成立,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的利益，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③德国人民党，1865年成立，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④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69年
8月在爱森纳赫市成立。1875年10月该党被俾斯麦政府宣布为非法。在1890年议会选举中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同年10月该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资料----注意，是在"非法"后，获得参选---- 是为非法乎？----其实，史料载，俾斯麦厌恶马克思而和拉萨尔过从甚密。）
----议会政治、普选政治的民主选项。说他是铁血之， 其实只是普鲁士统一之路上俾斯麦纵横摆阖的某种战略之施行。内政如是；外交亦然。德国之铁血政策并未使俾斯麦放弃其政敌，国敌和外交之友（塔列朗之继承人）梅特涅的地缘政治与均衡战略；没有因为普奥，普法战争之大胜而实行希特勒式的扩张和吞并政治----这一点，是公正历史学者对于俾斯麦充分肯定之处。而胡先生主要考察了俾斯麦之后之威廉二世皇帝时代，即一战结束时期的德国政治。
这个政治时期的特点，就是后俾斯麦时代， 德国庸人政治家放弃俾斯麦之战略均衡政治，一味逞强扩张乃至失败之结局----这个结局为希特勒凸现极至，以为可以彻底放弃俾斯麦主义而施行德国之意志而完蛋。于是，夹缝这两个势头之间，胡先生看出德皇威廉二世下台前后，乃至社民党人上台，摒除左右两翼之干扰，组建魏玛国之过程及其价值评估。是大记者，大学者观察西方历史和现实有所成绩之实例。可以说，一名艾伯特，讲出了其中全部原委。而胡先生敏察之。他说，在保守和激进两派之中，激进派又分成两派，导致艾伯特政权的施政险境。其中，李卜克内西是德国激进党人之首领，他的存在或者不存在，都影响了德国政治是否走向列宁主义。
"现任总统叶百尔和总理保尔，皆社会民主党人也。"（见《 胡政之文存》下同）这使他们受到激进之独立社会党与保守党（改组之国民党）的夹攻。"现内阁之财政政策，均采社会主义精神，抑制豪强，故招保守党人痛恨。"李卜克内西死后，虎哥哈瑟（Hugo Hasse）实为领袖。其中，罗森非而德(Rosenfeld)主张"合世界改造现状，无国家之分，泯贫富之别。又如Geyer，则主张拥俄国过激派政府为盟主，依其指导而行普遍的革命。"胡先生指出，"盖悝布克里（李卜克内西）与列宁、托斯基（托洛茨基）等人均系至交，列宁前年得以经过德国而回俄国革命，实赖悝布克里之力。"于是，在这里胡先生说了以下一段很重要的话----
"德人以克伦斯基政府为英国所扶植，故又资助列宁回国， 遂有过激派政府成立，按其内幕，无往而非英德暗斗之结果。今之德政府虽未与显然与莫斯科政府修好，然德国退伍军官之入俄者，实不绝于道。......德国在俄势力既若是观矣，更观俄人在德势力亦复可惊。"他说，在德国，有罗森菲尔德，路那查尔斯基（"全德革命运动之领袖"----胡言）活跃其中。所谓"犹太人阴谋论"在彼时亦畅行其道，德国保守派和富人皆以为"一切革命运动多有犹太人主持之故，柏林更有反对犹太人之中央协会，以图真正德国国民之团结。"
这个迹象，从理论上说，即是以迪斯累里为"蓝色之花"（ 阿伦特语）之犹太人异样与同构于欧洲政权之准反对派和准迎合派二律悖反角色之历史与存；也就是犹太人不得家园带来的矛盾现状的写照。所以，胡先生看出此道，为一般学者不知言、而不能言者。此一。二是，胡先生看出来德国可以避免列宁主义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分化之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述中庸力量，终于排斥了列宁主义和右翼极端势力。他说，"尤有怪者，两极端之性质绝对不相容者，却又勾结之形迹，盖保守党利用过激派推翻现政府而收渔翁之利。"不管如何说法，德国人还是秉承了俾斯麦德国人施行普选的高贵性格，重新举行大选。
胡先生说，德国当时之要员皆为平民阶层出身，叶百尔（艾伯特）， 保尔，密勒（外长），叶尔兹伯格（财长），Moske（警察总长）皆为平民出身。所以，"偏重于劳动界之保护"。所通过之"国难捐法""令富豪之家毁家纾难"；"今日德国，贫者乐而富者苦固矣"；"最苦者厥为中产阶级"。于是，工人委员会和企业家委员会相继成立。"政治上之代议机关为现在兹国民议会，系一院制，用男女平等之直接普通选举。立法上代议机关为联合议会，......略同于联邦参议院。""德国每个城市皆设有工人会"、"凡有二十人以上工场，应设代议会"。等等。于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里，德国人突破的既是保守主义压制左倾势力的资本家利益主义，同时也取缔了急进派列宁主义废黜民主和议会政治的苏维埃体制，走上回归德国民主之道路----虽然，胡政之先生并不认同俾斯麦前后时期之德国多党政治为其民主而认其专制----但是，那毕竟不是可以模糊和抹煞的所谓专制主义里面的民主和民主里面的专制（俾斯麦主义）。
这是所有价值观政治唯一尚存的人权和工人诉求---- 人们同样不可忘记，正是俾斯麦和拉萨尔的某种共识形成了福利主义的德国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和议会道路一起，杜绝了列宁主义忽悠大众的民粹主义政治倾向和政治欺骗。虽然，彼之德国，尚具备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但是，这种色彩毕竟排除了列宁主义为主选项。这是非常重要的进展。这个进展就是，将恩格斯主义溶入普世价值。这和排斥普世价值之中国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一百年以前的选择。胡政之先生的绍述，给我们后辈几乎是无穷之启发！换言之，社会主义之包含于普世价值之要，就是多党、议会道路；普选；司法独立和独立工会之政治体制。这些要素，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们的选项----他们没有这样的历史概念。
二是，至于胡先生讲的德国人抑制豪强之社会主义政策，更不见" 民主社派"之诉求----他们具备强烈的中国特权维护者的意识而非工人、农民和弱势者之意识----也是必须加以强调的----所以他们丝毫没有任何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最后，中国官方所谓社会主义体制，更是与抑制豪强完全相反。其和谐主义只是克鲁炮特金们前此激烈抨击的官方和谐论的拙劣翻版；其出台，只可以欺骗中国无知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
七，
胡先生更加熟悉日本课题。 这和他一直以来就是日本问题专家和一度留学之有关。他的文存中有对于日本政界大佬大隈重信的采访，更加见出他作为重要记者的能量。而大隈之一席谈，很容易使人想起李鸿章对于俾斯麦之交谈----而梁启超绍议之俾斯麦中国观，改革观，业已成为中国学人引证和论述中国改革及其失误之佐证。胡先生对于日本左右两翼之考究，见出他对于日本专制和民主之批判。他的批判不单对于社会主义之在日本之兴衰，而且对于社会主义之路径转移有所交待----虽然，他并未直接显赫地了解到这个转移的深意。这个深意就是，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和中国反对之之革命取胜的原因。
笔者前此对于日本近代历史有过一个简单苟约的结论， 就是民主加侵略。这个民主论，并无发展到宗主国对于海外殖民地施行任何民主之可能性----这个不可能性，和美欧国家之民主加侵略，并无不同。只是二战以前，新殖民主主义，日本大东亚主义和纳粹种族主义，变种西方殖民主义，施行对于其国内外的法西斯统治，虽告终于这个民主加侵略的前殖民主义模式。对于这一点，细分与之，就是胡政之先生作为中国之唯一记者参与巴黎和会带来的观察和分析。这个分析，同样缘处于民主加侵略之原则。这个侵略，就是日本人对应战败国德国退出所占山东以后，引发的系列危机；这个民主，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产生的民主改革----及其对之如何看法，如何定义之问题。按照日本政治家，民运大佬兼三任首相大隈重信之观点，日本"无革命"产生的万世一系和传统、现代性结合，使得日本国内在完成三权分立等体制事项的时候，做到一步到位；且解决了日本社会主义革命之不可能性的问题----遂使日本避免了社会主义的悲剧----却在另外一个选项上，施行了侵略政策，导致日本民主对外模式的彻底失败。胡先生对于日本国国策研究，同样履行了这样的思索。他的看法缘于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批判和对于日本侵华的激烈（而深沉）的反对。这些基本点，使得胡先生作为日本问题专家，在学界占据一席重要之地位。
胡先生作为记者参加巴黎和会， 得以亲身见到当时之西方主要政治人物，如，威尔逊，路易.乔治，克列蒙梭等。他对于这些忽而民主，忽而强权（战胜公理）之人物的看法，比较我们现在对于西方人物更加隐蔽和朦胧的政治立场，有更加清晰的了解，因为他们亲自参加了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而区隔于后来他们在自由人权上的逐步调试和改变＋而实际上，威尔逊提出的普世价值观和克列蒙梭对于德拉福斯事件呈现的人权概念，并未在巴黎和会上产生任何接续之表达；"顿令前此所怀之高洁之理想为之减退"（胡政之语）；而宁肯秉承闾尾之泻的帝国行径。胡先生记之：中国代表为山东问题出席平和（原文如此）会议共三次。一次，日主张，"日军自占领胶州湾及铁路后，凡从前德国享有之权力，自是悉为日本占有。"顾使维钧起言，希望各国听从中国意见。
二次，顾使要求将山东权力交还中国。 对于日本和英国驱除日势力表达感谢。亦感谢协约国之驱逐日本。顾维钧说，"至日本代表，所引中日交换之文件，系由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要求而来。此项山东问题，本为欧战而起，'二十一条'所订，不过权宜一时之计，不应有效；即令有效，而中国对德宣战以后，地位一变。......德国亦不能将胶州湾订新约转让他国"。
三次，"......威尔逊又读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换文， 及一九一八年中日两国关于胶州湾铁路等条约（读至中国政府欣然承诺一语并加重朗读）。......英法与日既有成约，乔治与克里孟梭两君，均有维持日本要求之义务。中国自身亦与日本有约。
"顾维钧云，一九一五年之约，实出于日本最后通牒所强迫， 不能有效。"
路易问威尔逊是否所闻最后通牒？
"答，'未闻。'"
顾坚持日使危害中国观点。云云。坚持直接交还中国之主张。 终于拒绝在该条约上签字。
这是大公报一九一九年九月胡政之之报道。 各国为中国代表不签字而称为"真中国"也。
前此，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胡前往早稻田大隈宅邸采访之。 其言战争之世界，如，中国楚汉相争和三国之战。今之德皇，可比项羽。还说，"旋又论及中国政治，谓借款为亡国政策，当图自立之道，世无有借款于中国而存好心者。又曰日本数年以来，国富增进在百亿以上，以中国之人力资源，稍加努力，则日本之区区富力，何足一比。是在中国之力除旧习，厉行新法而已，云云。"（后又访犬养毅君。）我们看到，大隈所言之逻辑缺陷。在日本国富一面，戛然而止，其实，就是其内外政策势然；而日本内政，没有不好说明的地方；日本外侵，就不好直说。于是，只好转而言及中国之大、之力说。我们过去写过关于大隈重信所撰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书评，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改革之路----
"福泽谕吉和箕作麟祥专门著译西著，如，《法国民法》，' 使人渐知贵重人权'。而日本政党之历史背景就是如此展开的。一开始，木户组建渐进主义政党，板垣组建激进政党。尚有土佐之爱国公党等。明治十一年，西乡隆盛一度起兵，不成。后，'有一事变使宪政畅达之运顿成疾速之势，'就是大久保利通被刺。政府开设地方议会，'成中央议会开设之阶序。'是年九月，板垣在大阪开爱国社第一次大会；各地响应，十三年，'如是团体凡九十六。......共九万八千余人。''日本人民初不自觉民人有请愿之权。
大阪大会，欲生长民权，始用请愿之法'；知道政府弹压后，' 期成国会同盟'遂告速成。这时，大隈重信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放官----卖官----'驳论尤力，谓苟欲绝藩阀专横之根莫若开设国会，断断然决行之与民间舆论相应，倡明治十六年当开国会之议将奏之朝廷。举朝震骇。'于是，在朝之官员和在野党蔚成合力，也就是大隈和板垣等两股力量，合成了日本走向民选议会的通途。"（刘自立
日本无革命----阅读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
于是，很好奇他们对于中国改革之说法，也就是中国如何做一番" 厉行新法"之事；惜未见其详；好歹我们知道了他们在签订二十一条上，如，大隈之另外一张面孔----这张面孔与其绍述其改革、民主过程，实在是黑白两面，首鼠两端。这就是日本很伟大，也很无耻之处。
八，
于是，既然看不见大隈之详，就来看看胡先生之详。 胡先生在以后一篇文字里，对于日本国演进和其社会主义之道如何式微，所撰甚为细致。这就是我们所谓日本国，其实，以所谓资本主义政治路线代替了革命和社会主义。二战以后，其继续这个明治好处，去掉坏处，在美国扶植下，得以民主全建和稳健。是一个相反于中国革命之正面路径----虽然，中国路径，似乎在时下，挑战了日本模式而莫衷一是。然胡先生时代，资本主义所谓弊端和社会主义所谓理想，不能不产生胡批判日本模式之言论。这个言论导致基本上否定日本政治经济体制之正面性----他以为，日本五十年前元老理想覆灭，他们走向财阀统治民主作业之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对其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却是在认可日本为一宪政国家之基础上。其提法就是，"元老军阀与财阀势力嬗变之史迹。"其中涉及所谓民主虚伪性之证据。一为，选举和金钱挂钩。
二为，政客卖身为财阀之奴。
三，政党接受大公司豢养。
四，"观于此则代议士者，抵押于受爱顾之富豪社会。 彼可以代表人民之自由，所余有几耶。"
五，打破这种限制选举，施行普选，即可"万几决于公论"---- 这其实是一种对于日本政党政治和普选政治之肯定；剪除前弊，式微官阀选举，就是胡先生所谓"明治三十四年之第十六届议会"，已经开其端绪。此见，其实是抨击选举之不成熟，不是抨击选举本身。但是，政党意志决定于财阀，是胡先生考证日本政治之坚定见解。他认为，民政党是桂太郎和三菱公司之沆瀣产物，而政友会是三井财阀的附庸。固此，我们简介这些"附庸"之发迹史，以证明其中自由竞争和官商勾结二元化轨迹之线索----
1869年，岩崎弥太郎任职大阪商会。得藩船3艘。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我国台湾，弥太郎趁日侵台大发军火财。
1877年日本国内爆发西南战争，弥太郎又发了一笔横财。至此， 三菱共拥有61艘汽船。
三菱是在明治维新后，三菱后来居上，超过老牌财阀三井、住友， 1879年，岩崎弥太郎居全日本富豪榜第3位。
1881年，庇护三菱的政客大隈重信下野，另组"改进党"； 伊藤博文组成长洲藩阀政府联手三井公司，组建"共同运输公司。
三菱与共同运输公司激烈竞争。
岩崎弥太郎去世后，1885年9月29日， 三菱和共同运输两公司终于合并，成立日本邮船公司。三菱方面持股数额超过共同方面（资料）
可见，这种竞争的启示就是：1，平等起跑线，并不是没有建立。 2，政商接轨的有限和无限权界----政客有下台之日----3双方依靠政界的可能性平等。4，没有以党/国控商、肆无忌惮的干预。5，这种竞争的非世袭主义得以贯彻（指政界权力的更迭嬗变，并无完全保证政界/公司太子世袭之烂习。等等。这不是"一个资本家的社会主义"，起码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至于说他们的政商勾结，也许还是被整体反对党和宪政的横亘所抑制和局限，并无合法贪污和合法权钱勾结的特权----只能在有限公司的政治利用中，打经贸经营之牌。于是，简单否定和肯定这种所谓日本经济和大企业发展模式，都有失误；对应所谓亚洲经济皇帝的家族模式，日本人中西合璧，并非完全斯大林化和邓小平化----那是没有同等经济体可以与之（官僚垄断经济）竞争之"'一个人'的社会主义"（现在，据说是"一些人"！）固此，二战前后，日本发展模式的根系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这是胡先生一辈人很少验考的日本正面经验之一，而非负面经验。由此判断，对于日本正面政治经济经验（侵略除外）的接续和批判，双向导致了国人对于日本的看法失误。很少有前辈学人如康梁，如戴季陶，如鲁迅，如胡政之，可以像大隈重信和福泽渝吉一般细析日本政经和改革概况；加上日本侵华，一切正面当作负面，就几乎没有了日本历史的正确绍述。
九
于是，胡先生自然想到日本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此政的某种理由。 这个悖论，现在并未完全消除。就拿美国政治而言，所谓九一一阴谋论和所谓超级金融集团（主要是美联储）操控美国政治和选举，乃至左右提携和镇压拉美和其他地域之非美化政权，都是这个理论现在的延伸。而右派对此的反驳，其实就是拿左派实验的失败作为证伪。于是，所谓阿连德之被皮诺切客所杀，好于其上台联络中，苏，成为左翼力量之说，甚嚣尘上，看似有理----其所谓经济发展合法论，乖巧出台，得以佐证----不想，这个经济发展合法论，和"杀二十万争取二十年稳定"之发展论，中国成长为第三世界强大经济体论，难道不是如出一辙！所以，胡先生时代，相比之下，幻觉一个非财阀民主为共产党民主，就成为必然的写作趋势。
接下来，他以日本无产阶级观念， 分析了日本人社会主义理念的发生论和式微论。其中，他对于这个发展，做了充分估计，却还是没有丧失他作为一名记者和学者的客观理性态度。因为，一句话，他的行文与结论当中，见出日本共产党最后的消失，是其加入了所谓资产阶级之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而非革命和暴力斗争----此端不能不说，日本人，还是继续着"日本无革命"之底线。其具体提法就是：
----"期望有产阶级之国会对劳动者阶级为根本的解放。 固毫不必应于实施普选之后，因行使选举权有效，犹得政治上之部分利益。"（日本劳动同盟总部宣言）
----"今也国民多年之希望已渐实施于会町之前。"（ 社会民众党宣言）
----"确立真正之工会运动方向为我等之任务"（劳农党宣）
----过激之共产党色彩不足取大众信赖。（农民党宣）
等等。随后日本政权发布解散准共产党组织之命令。 其中函劳动农民党，劳动组合评议会，无产青年同盟。学术团体解散之，函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九州大学等高校左翼团体。至此，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宣告基本结束。片山浅和幸德秋水之共产主义理想和实践遂告湮灭。日本的社会矛盾之解决，一是消灭暴力革命，二是纳入政党政治----对在野党，团，三是侵华战争和前此满洲国建立，另辟蹊径，各有得失。其中，所得，即是日本避免了反对所谓财阀势力，资本家势力，转而社会主义革命之求变----其实，这个变化在中国苏联发生，确实改变了中、俄资本的命运。这个命运，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社会主义就是有一个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日本有，起码有两个资本家（集团），如，三菱，三井等。这就是民主不好，社会主义更坏之根据。所幸，日本人没有从坏，走向更坏。再是，日本人没有堵死共产党，反对派的政治生机，引之如政党政治竞争。
如前所述，其政党政治在容纳反对派的时候， 很清楚指出其博弈之径。最后，就是日本民主加侵略的整个体制转移了日人国内矛盾，走向其前辈老殖民主义者的扩张道路----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此一时彼一时。日本人乃至希特勒的新殖民主义，势必遭到老殖民主义者的合力反对和打击----日德战争时期消灭民主自由的体制，其实就是背叛德日原本国内实施的俾斯麦主义，阪垣退助，大隈重信主义之反项，是势必被扳回的反动路线。所以，加上胡先生和大公报坚决的抗日态度，中国人由此对于日本人看法，发生一种扭曲。这种扭曲就是，一概抹煞和坚决蔑视之。殊不知，这种观念，正好妨害了中国人对于日本民主一面的冷静观察。
这是命运在捉弄人吗！续之之课题就是，中国之一些人，一些寡头， 一堆黑领，一帮太子，一种共产党特权阶层之"资本主义"前途之问。这也是中、日政经体制比对的严重课题，不能不察。同理，中日现在的体制区别就是，一种日本所谓财阀民主和宪政民主，是不是可以对峙中国之特权，极权和无民主资本模式。从理论上讲，他们仍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反项对峙，是完全迥异之政经模式
---- 一个是明治维新的接续，一个是共产党"一个（些）资本家"主义的发展。其前途，难道不会因异而定之乎！可惜，现在中国模式大大亢奋于日本模式。美国人，很多人，都对此中国模式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不知所以；奥巴马中国问题智囊推出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是美国以中代日价值观的改变和异化。这个可悲的榜样，使人不能不再读日本问题和中国问题比对之历史，以期做出解除一叶障目的蠢见。
十，
如果把苏维埃革命和现在极端左右翼和原教旨主义恐怖革命， 看成一种世界反面之道，道可道之道，就会更加难缠和费解----如果把上帝和魔鬼分开，成为一种老旧乌托邦和新幻觉，那么，这个幻觉其实阴魂不散----所以，回顾苏维埃主义对于胡先生一代人的极大之影响，就成为今天的卓越之士不可不研讨和深思的课题。这个课题的深层次含义是，所谓极端主义势力，观念和影响，究竟会在如何一种世界格局里面成为过去；抑或持留现在；危及将来。在中国，百分之零点几的人获享百分之玖拾的财富----在世界，这种极少数富豪占有全世界多数财富的事实，并未在自由民主之旗号下有所收敛；吕贝松电影《家园》不仅仅指出专制国家的生态破坏，尤其指出发达国家对于地球资源肆无忌惮的腐蚀和掠夺----在这个层面上，极权主义中国和民主自由之美国，都是半斤八两，各负其过。
在此地球危机中，人类好像只有找到外星系统，外星思想， 才能解决此道。这是人类两级归一的政治经济思维的最大失败。浪漫主义革命和科学主义肆虐，早就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诟病和批判。可惜，今天的政客和官僚，无论东西双方，都没有这个魄力和深度，来解释和反对这种科学主义和消费主义。人们一面看到贫困和死亡，一面看到奢侈豪华；东西方混蛋的生活方式频任续在，不见改革，人们（多数人）唯独看不到地球为之面临毁灭之大危险。
在这个前提下，苏维埃主义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叶大行其道， 无非是人类对于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殖民主义）之反对、之不满。虽然，苏维埃主义，其实是一种极其简陋和丑陋的货色，但是，人们面对自身国度之现实，还是看到了黑色之坏，而看不到赤色之祸。极左派和激进派之所以享有民众，就是因为他们看不见科学主义肆虐和浪漫主义作恶之内涵；一个卢梭，一个培根，也许就是民主加列宁的祸根，也未可知也。所以，胡先生一直以来，就有既要反对专制（中国）之黑，又要反对苏联之赤。他在很多文章里呼吁，不要因黑而赤，因赤而毁而亡。
但是，形势比人强，中国人，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打倒蒋介石， 迎来毛主席之道路----这个道路同样反映在大公报之各种自由版面的倾向上。杨刚萧乾等人的副刊版面，就是左倾主义泛滥，理想主义煽情的典型。其间，如何看待苏联问题，就连胡政之也是左右为难，政见出多门，莫衷难一是。其大原则，本来十分清楚，如，应用英国经验来示范中国之民主，之议会，之自由----如，抨击苏联之极权主义弊端，来印证中国之道，不是苏维埃主义----但是，就像孙文联俄容共，在其二次革命时期，主张党内专制一样，胡先生也看到苏维埃主义之党内效率和铁血原则（那是真正的铁血原则，俾斯麦的铁血原则，见之就是小巫）。所以，胡先生之所以在共产党易帜之前，不知所以然地主张大公报无原则办报，就是他陷入世界价值模式的多重性困惑所致。（见《胡政之文存》；下同）
就像国民党原则首鼠两端一样，现在，共产党也是首鼠两端---- 他们一要共产主义，二要资本主义；其实是进一步，退两步；叫做"坐天下"主义，财富聚敛主义，秩序稳定主义，和谐主义，取缔革命和造反主义，不一而足----这是胡先生当然不能预知的结果。于是，就像左派人士一样，其反对黑道引来赤道，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看到，这个结局，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依然行之有效，叫做二战以后之罗斯福苏美共治主义，接续眼下之中美共治主义。于是，胡先生反对赤化也好，不反对赤化也好，其所谓"永恒"课题，还是接和大范围内之左右问题，上帝魔鬼问题，善恶问题和元问题，提到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在此对胡先生关于苏联之问，之答，之分析，稍做梳理，以求浅解之。
这个话题首先在胡先生对于十月革命之国际背景观察上得到解释。 他认为苏俄革命其实是世界列强瓜分世界的产物----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帝国主义导致战争----其实，这个话要改过来，是帝国主义导致革命。
其间深意就是，列宁利用德国皇帝反对协约国之意志， 将其转化为包括反对德国体制和主义的苏维埃主义。这是德皇恐怕始料未及的。关乎于此，胡先生说，俄罗斯"久崇专制，乃志士一呼，皇室扑到"；说的是二月革命----随后，"威廉第二欲快个人之心，不惜乱世界之和平，私为之也。俄过激派，欲窃一国之柄，不惜通敌而弃友"----而后，"自捷克斯拉夫族崛起于海参崴，驱逐过激派"，英美法三国援助，（而过激派实为德国爪牙），结果中途受阻。成为海军上将高尔查克及其几十万人死于西伯利亚严寒之悲剧。----
俄国十月革命后，原黑海舰队司令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率旧俄残部， 横穿6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欲抵太平洋沿岸，以求东山再起（他们本应受到捷克军队的接应；后，其放弃或者背叛之）。
跟随高尔察克的军队有50多万人，还伴随着75万流亡者。
从1919年11月到第二年2月，三个月时间， 酷寒夺去了人们的性命。仅仅在尼古拉埃夫斯克市附近的一个夜晚，就冻死20万人。
到1920年2月底，所行125万人减少到25万人。 他们历大严酷，抵贝加尔湖畔，欲越冰面。
彼时，风暴大雪迫温度降至零下69℃。这仅存的25万活口， 终成冻尸。是十月革命大悲剧之一......。
十一，
胡先生几乎即时观察了此事件。他说，" 夫西比利亚现在除捷克军与谢米诺夫军外，有两种政府。霍尔瓦特政府。有日本为后援，捷克斯拉夫族得到英美赞助，内之同族不相容，外之日美不相协，其形势将转趋复杂困难，殆可断言。日人之忌美者，甚至谓西比利亚之美人活动，已足以代替德人之势力，猜忌之深，于此可见。而日本浪人奔走西比利亚各处"，扩张野心可见，侵华俄欲图亦见之。故此，日本人与之，则直接牵涉到我国东北之安危利益，也是胡先生从俄国而捷克，而美国，而日本，而德国，终而我国之考量原则。所以，俄国革命在胡先生看来，至少有两个迹象，一个是卖国（列宁）可以革命；再是，赤化可以吃黑，结果比黑更黑----这个卖国可以革命（胜利）论，毛泽东对日本人说法，如出一辙，你们皇军救了共产党----这就是列宁主义思想最为简单的真相之一种。列宁说过，只要俄国人死掉一半，俄国就会实现共产主义。
接下来的孙文（二次）革命， 导致胡先生在关乎苏联体制和苏共看法上产生畸变。这个畸变，就是他对于苏共有效性做出肯定，从而在此极权主义论上大步后退。这个后退，和他以往对于苏联的看法彻底背道而驰----并且直接导致他派出曹谷冰造访苏联，范长江造访苏区，皆做出某种正面记者，从而为苏联和中共观背书，产生了胡先生中共苏共观的两面性和矛盾性----这个逻辑的延长，其实就是胡先生对于黑、赤问题深思和不得结果之结果----退言之，自由主义就是这样或可以两面报道，两面批判的媒体而不分政治之确与不确的。我们说，也许，某天，大公报恢复民间面目和自由言路之权力，那么，其批判和背书正反两面、在野党和执政党，也没有什么错处可以追究，因为笑骂成文，风闻无罪，新闻记者不以左右划定其标准和是非的。
可是，历史不是没有是非的；胡先生的合题， 几乎就是黑格尔式强迫合题的变种----用中共"解放"，作为了答案；且自觉、不自觉迎合共产党多方操纵大公报之趋势，完成了胡先生始料未及的过程，同化之，迎合之，解构之；自我埋葬。于是，自由主义之正确与否，就有了另外一种标准；大公报如果坚持四十年代胡适之主义和蒋介石政府主义，是不是更加接近其自由主义面貌呢？惜历史没有如果。实际情形是，大公报里，（地下）共产党人如过江之鲫，翻云覆雨，明暗兼合，把该报真正引渡到共产党那里去了。王芸生后来悲叹，是他亲自埋葬了大公报。所谓毛之四不承诺形同废纸（函：人员不变，社名不变，主编不变，民间报纸不变）。回到原点，我们看看胡先生强调共产党/国民党有效性之论据----
一，巩固党的权力，一切权力属于党（胡先生引用当时国民党看法- ---自立注）；二，统一党的指导机关；......个人绝对服从......三，领袖一齐出来领导；四，在党的指挥下，统一军纪。云云。"同俄国人的关系实在很深，从党部以致军队，组织上受俄国感化，在在都有迹象可寻。并且曾得明验大效，又都不能否认"；"说到这里，我不能不讲讲党军政治部的办法。......这政治部组织，完全仿效俄国，各军各师各团都有，内分宣传和组织两部分。在军中灌输政治教育，在军外实行民兵联络，在内演讲，在外宣传，这是宣传科的事。在政治部办事的人，以学校教授大学生为最多，大都抱满腔不平之气，勇于奋斗，艰险不辞。军队之外，政治部的战斗力，确实不在兵士之下，这是一种俄国式的组织，实在是党军致胜的第一利器。"这个利器后来不是国民党专利，也不是军事打仗专利，而是中共治国之专利专器了。（"我在汉口，本想访问鲍罗廷，因为他病了"，未成。）
然而，胡先生并不是没有研讨过这个问题，而且曾言深刻，切中其（ 苏维埃）弊。和上述有效论，恰成对比。孰是孰非，后人也许看得清楚，也许疑窦丛生，因为，时下共产党经济发展有效性，是不是可以继续变型苏维埃有效性，是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还可以清楚记取二战时期，罗斯福关乎苏联"进步论"与其有效性评价之历史。故此，苏联问题直接带动中共问题之研讨，呈现于大公报和今人研讨文字中。在整个四十年代中叶，王芸生等人虽然在一系列重大课题上抨击共产党和毛本人，但是，其对于国民党后期的鞭挞，最后变成导向中共的歧途，而使该报社万劫不复，名存实亡。这是值得今人或可深刻反思和反省的地方。他在《东北之游》里开宗明义就写道----
苏俄情况，闻所未闻，一党专制，何至如此！发皇之象，实则杂沓； 衣衫褴褛，货价空空；"产业荡然，拆买所余"；"商贾绝迹"；田野荒芜，"勤闹饥荒"；"以红军、警察、侦探三项为立国骨干，所谓'偶语弃世'者，在今日俄国实现之。人之入党后，"子女须受党之教练，首以背叛父母为训。......万国所无之暴政也。"苏俄当局要人亦腐败，最受优待是红军，次为探警，再次为工人，"最受苛待者为知识阶级与商人。""俄国法庭，专制严酷，世无伦比。无律师辩护，无上诉办法。""两机关报外，无第二种言论。"这种国家党治究竟是不是一种效率之治呢？国共两党是不是记取了这样的万国所无之暴政呢？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决无一种看法----因为这个转正的体制对过就是赤色政权推翻的临时政府和他们杀戮的沙皇家室；究竟是要黑色之资产阶级抑或沙皇统治还是要苏联呢？参与革命和暴力的俄国作家，他，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流放十年后说的一句话是，"我罪有应得"。
谁，罪有应得呢！
值得关注和讨论的最后一个课题就是列宁新经济政策走向的新环境和 新计划。胡先生对此的看法是，他认为公有制的苏维埃坚持由此有了改变和放松，所以，压制工人抑或压制农民之政策，得以缓解----在广大顿河流域展开的对于农民和哥萨克的镇压，有所趋缓----造成后来人们议论之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救国救民之道----也是道可道抑或不可道也。压制农民推崇工人之政策，还是反向选择，似乎在新经济政策下得以转化。胡先生说，（彼时1926年）"
列宁死后，金诺维夫（季诺维也夫）与加列各夫（加米涅夫）颇有权威，二人皆列宁之死党而与杜罗斯基相水火也。金诺维夫兼掌第三国际，主持世界革命运动，尤为有力。......对经济主张厉行新经济政策。......杜洛斯基往岁反对列宁最力之点，为改行新经济政策，复活小资本主义。今则金诺维夫等旧干部一派亦因外交经济与现任干部意见不合，遂联合一致，反对史他宁等。吾人于此，当知俄国之经济政策，完全采温和稳当之办法，盖'共产制度惟产业熟达之国家始得实现'，本系马克思所预言（胡先生不知道"跨越卡夫丁峡谷"----自立注）。列宁以体现马克思主义自负，乃竟忽视马氏之预言，强欲实施共产制于俄国，卒至失败列宁及身悔悟，已许工商企业之私人经营，史他宁当权，对于中产阶级之保护，更为尽力，为此俄国年来政局安定，生产恢复之一大原因，亦即史他宁招致反对之所由。质言之，杜洛斯基辈，如果得势，则世人现在目为过激之苏俄政治，将益益左倾而过激。"此誉斯大林，是一个新见。
十二，
胡先生还说----
意大利为黑党，苏俄为红党，"一党嬗权，压迫多数人民， 剥夺多数民众，......一系标榜无产阶级独裁，一系迎合资本社会好感耳。"。苏俄革命缘于帝俄压迫，欧战疲惫；而意大利"工人横行，......报复资本主"；左右归一，遂使得权。"近来，俄国国基渐固，反侧渐安，政府要人，就慢慢取销共产政策，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而墨索里尼执政以来，"意国确实繁荣富强"。
这个论段跨过"卡夫丁峡谷"（马克思所谓： 俄国经济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阶段论，直接根据俄国农村公社形式，进入社会主义，云云），直接变成了实验农场里面的"动物庄园"；但是，现在却冒出了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带来外国资本如哈默的援助和投资，使得列宁主义留下一个容纳资本主义成分和份子的罅隙。这是耐人寻味之处----因为，当青年哈默和老年哈默分别在俄国和美国见到列宁和邓小平的时候，他提出的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统一于资本模式的"创见"，有了历史性的发展。这个发展，在俄国，虽然瞬间即逝，退回到集中营经济之斯大林模式----但是，转换到中国，却成就了另外一种列宁主义变型纪，且成为共产主义走出窘境的幻觉中之现实和现实中之幻觉。
此幻觉就是中共政治经济模式和中国价值论。
一切现存的，就是合理的吗？！
一切现存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推翻之、否定之、 抛弃之之历史轨迹又放在哪里？
如果只有黑格尔是"合理"的，那么， 其前辈后人莫非都是不存在的和不合理的吗？
黑格尔是从石头里蹦出的、无历时性、唯共时性之德国"猴子"吗？
......
以私有制与否，考量体制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条件， 现在破产了。中共体制之私有制性质，大大超过毛主义时代之伪装公有制形式。这个两制共存的唯一条件，就是看产权的是否合法。公有制带来的国家化掠夺，其实，其间不存在什么普遍意义上的"国家"含义----它就和"人民"，"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一样，在极权主义消灭阶级和社会的无人权、人格、人生之体制里，根本不存在一样。其权力之经济权界和政治权界，也根本就不存在。其间，只存在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权力结构决定论。所以，"公有制"，其实只是一个伪命题----而其"私有制"，也同样要解决他们自身产权模糊之现状----但是，他们首尾不顾，只好先卡断前此夺取政权以消灭原有之私有制之是非成百----可是，他们业已发现，持续这种公有制产权模式，其个人，私有，特权，将无处落实；打天下，变不成坐天下，财富无法入帐，个人集团和政权不能致富----故此，一切要转变成为"他们"的"私有制"。于是，列宁或者哈默模式，"先进"，发展和异化到中共现在的私有制模式，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重申托洛茨基所言，他们的资本主义，就是他们小集团黑领阶层的资本主义。
于是，问题的症结何在？问题的症结， 就在于他们披上这个商品和市场标签以后，可以和美欧商业资本，取得价值一致的新衣和筹码。
冒险家的乐园于是和"动物庄园"， 现在砌好了最后一道接轨的墙角。
他们现在真的到了"令人最为亢奋的时期......"
这就是我们国家不可能出现败国外交之内因---- 也是我国不会因为英国之民主、德国之宪政、法国之自由，而有幸于此之结果。在这个层面，胡先生接之谈到日本。也是一句话，原来日英同盟为该时学人以为要改作日德之。弃英就德，"则影响于我国者何如？"这是胡先生之提问；他说，"使其操纵两国不即不离（指日本对德对英一碗水端平----自立注），而使各国悉承认其东方盟主之资格耶。则影响于我国者又何如？"胡先生愿意与当时之国民一起深思。
这些引述看出一个知识人，一个记者对于时局之分析。 其分析者之前提不是希望我国借鉴英、日民主理念，而是考量列强强势政治中，中国之地位之实力之应对。这恐怕不是胡先生一个人的观念，而是全中国人之担忧。
以后，事情的发展是德国战败，英国协约国战胜，遂出现凡尔赛， 巴黎和华盛顿会议----我们上述业已谈到一些。
这个结果不是结果；这个结果是未果； 因为一个和德国崛起同样的所谓道理，又摆在日本人面前----日本人也面临德国人打通南方出海口之同类殖民课题----这个课题就是侵华。再接之，就是日本人和德国人战败于他们本质上的新殖民新扩张新侵略战争而回到师承老殖民者、胜者之师...... 在如何对待老旧殖民主义之问题上，看似美英有所不同----如英美在对待二战以后之苏伊士运河主权上的争执----但是，这种争执其实业已让位于苏美冷战的新的对抗了。胡先生大公报自然未能等到这样一个时代----也就是毛制造"第三世界"之时期。可是，整个大公报人，却在这个时代尾大不掉地跟随着毛主席路线，唱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歌。于是，我们提出的反对西方殖民者之课题，又诡异地出现在如何对待反殖民主义之左派路径当中。这个问题就是，民族独立，跟随着民主的涂炭和独裁。
一个个列宁，毛，霍梅尼，金日成，卡斯特罗辈， 成为一如西方萨特等人唱响的伟大切.格瓦拉之赞歌。
1968年的革命，中国文革， 使得左派或者右派极端主义双向走到尽头。
有人说，皮诺切克的镇压带来经济繁荣；有人说， 六四镇压带来二十年繁荣昌盛。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于是，我们究竟从温习大公报和胡先生之笔记中，看到什么？
为此，我们认为，答案和疑点并在。 大公报是不是要实行苏维埃主义？
不是。
大公报是不是要实行自由主义？
是。
但是，大公报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而是选择了毛，是不是？
是。
故此，大公报就此完结了他的一向以来的中国问题之探索。 大公报完了！
在新一轮世界格局中，中国体制和美欧体制何去何从， 是不是要实行双轨价值论？
不知道。
西方民主在完成殖民过程中，调整和成熟其体制之变，如， 美国人权运动等，今后走向明确吗？他们不谈（实质上不谈）中国民主问题和人权问题，更待何时？
不知道。
所有这些变化，是不是最终会使得中国价值观转向欧式价值， 美式价值？这些价值是普世价值吗？
疑问。
十三，
于是，什么是普世价值呢？西方之革命也好，建政也罢，其归属， 就是恢复宗教和民主的传统----
一直以来，我们对此的强调不遗余力----无论是残暴无比之法国革命，还是温文尔雅的其他革命，他们最终的复辟路线和共和建制，莫不是恢复传统，开辟现代；二者从不或缺。因为西方的革命和建制，皆包含在耶稣和民主当中。我们看到过史书记载，波斯对于西方政治的称呼就是"耶稣加民主"。民主，不管是先验之忒休斯神话，抑或是后天之雅典之城邦制，皆为西方政治文化之模本和经典。他不是由于产生了现代自由和现代民主而可以枉顾忽略的。
只是，人权概念加入古代民主之创见，使得现代苏格拉底， 免于多数暴政。而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函各种负面革命历史，如伊朗革命，古巴革命，朝鲜革命等等），皆因无此皈依传统而导致暴力当道，原则涂炭。所以，领略胡先生看法之要则，就是他苦苦探索之中国道路和西方价值之间的融通之可能性。在其《文存》之中，这个探索一直不断。其间，他受到西方殖民之干扰，也受到苏俄轨迹之引诱，或许也有朦胧观点的时候，但是，从他的抗战国家中心论出发，其中国观，绝对不是要共产党"另起炉灶"，做成独裁极权之结果。
有关与此，大公报人不是没有论述。胡先生即为论者之一。他说， 关于中国走向，绝对不是苏俄主义；"中国"四民平等"，"匹夫而傲王侯，布衣而致卿相，未尝有阶级也。重农轻商，议制亦然，无所谓资本家也（也就无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自立注）。......昔之阶级思想，犹存于世人之脑中，贫富之地位，贵贱之身份，高下不同，有非吾侪中国人所能梦见者。......吾人试读欧洲社会主义学者之著述，即觉字里行间，皆含怨气，盖阶级制度之怨毒深矣。"于是大公报对于国家的定位产生国家中心论，也就是不拟颠覆而是批判当时之政权；而其理论依据根据于此。关于张季鸾和胡政之中心论的阐述坊间文字不少，如----
"张季鸾业已是全国卓有影响的报人，与政府政局的关系甚为密切。 贡献国家，服务抗战，在张看来，就是要报纸服从'国家中心'。据今人吴廷俊考证，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提出于新军阀混战之时，酝酿于抗日救亡之际，正式形成于西安事变之后。193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曾爆发关于民主与独裁政治的论战，与知识界过从甚密的张季鸾与《大公报》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张季鸾这一政治主张，无论是被视为'小骂大帮忙'的典型，还是认为他是出于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统一国内市场的考虑，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拥戴蒋介石的统治，与国民党党报坚决反共的立场亦有明显区别，都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从事报业的立场。
再者，蒋介石与张的特殊交往使张处于'报人'与'国士' 的角色冲突中，'国家中心论'的提出亦与此有重大关联。虽然张终身并未如陈布雷般入幕，但自从他立主保全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蒋每有重大国是都请张季鸾到南京商量，张季鸾也以国士报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成为未入幕之策士；而《大公报》也就成为蒋每天必读之物，该报的社论观点常常影响蒋的施政。"(施喆)
国家中心论和大公报自由主义的关系究竟如何，细而论之， 文人论政和文章报国与自由主义之间关系又是如何？
是不是自由主义就是要布尔什维克化，自由化是不是要打倒蒋介石， "解放"----奴役全中国呢？其实，其间的关系非常清楚。一句话，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载体下的意识形态----就如儒学载体为皇权专制一般----不然，就是陈寅恪所谓"敢以私人哭私谊，文化神州丧一身"了。极其明显的是，蒋介石是专制和自由主义互动之前提；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私谊中之胡适之；而毛泽东是取消专制走向极权而根绝与自由主义互动，近而消灭之之罪魁----中国历史，自由主义是现代政治异议和政治制衡的工具和人脉；古代之制衡犹存，就是君相制衡和政教制衡，"传圣道者不北面，有圣德者无臣礼"----我们说过很多遍了。
毛没有制衡机制。毛不如皇帝。毛无法无天。所以， 国家中心论之言说，不但没有根除自由主义，四不原则，二胡批评（二胡：胡政之，胡适之及张季鸾），蒋公，民国，反而是他们存在和发展的因素和前提。这个前提在台湾最终迎来于民主解严，也是专制主义导向的根据（见鄙笔《台湾民主化启示》一文）。这个自由主义不会产生于中国大陆----人民日报乃及李慎之，顾准等只是党国谏士，不是自由主义----他们没有任何自由主义载体和公开互动于邓，于党之条件。大公报有这个条件。所以，将"中心论"简单判断为抗日论和以后的倾共论，大谬矣。
（固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蒋与大公报---- 张季鸾之间频任互动，拥龃兼之之举；张季鸾三访美庐，就是一例。王芝琛先生生前既有记述："《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上庐山不只是三次，下面记叙他三上庐山，因为事涉中国近代史三次重大事件----
"一上庐山，说服蒋介石结束"七君子"案。
二上庐山，力劝蒋介石释放张学良
三上庐山，坚定蒋介石抗战决心。
"1937年6月，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 鉴于对日外交问题日益严重，发起邀请全国各党各派代表、无党派知名人士、以及大学校长等，计200余人，于牯岭举行庐山茶话会，意在共同商榷对日外交等问题，张季鸾也在被邀之列。蒋介石还特意给了张一个特殊新闻记者的名分，张季鸾旨在庐山谏蒋下定决心抗战。
"7月17日，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当日，蒋介石在庐山行辕（即"美庐"）召见了张季鸾， 蒋告知张一个字'打'！希望张立即返回上海《大公报》，大力宣传全面抗战。
"张季鸾表现得异常兴奋，逢人就说。他首先到胡适处，进门就喊道：'《大公报》方针已定。我刚才见了委员长，他表示抗战决心已定，一个字------打！'" （此引节略）
这就是自由主义媒体人物和知识分子勉为其难的一种与政权互动。 除去官方拒绝和顽固之态度可以见得，另外，也反映出蒋介石对于大公报的某种商榷和探讨态度。因为，他们之间，毕竟是一种互相辅佐和接受批判的关系----这个关系，最早反映在张季鸾著文批判蒋介石之著名事例中----而张，作为一介布衣，居然可以随入随出蒋介石公馆，可见大公报并不是一定要凡是攻击政府；胡先生也是这样讲法。自由主义并不是以"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类极端哲学为能事，而是一切要给予分析估量。历史演进到四九年以后，人们到哪里去找毛氏美庐？有一个彭德怀倒是和毛"商榷"了一下，即获死罪。人民日报中人，新华社中人，谁，又可获这种特权和雅遇乎？
另外一个事例，就是胡适与蒋的很多互相自由， 互相主义之间的故事，亦略。）
那么，大公报要自由主义，不要马克思主义， 是不是一种不识时务之愚蠢呢？
不是。
十四，
自由主义一个存在方式，就是要批判政府，不合作或者异议其间， 但是通融和要求政府改造；但是，绝对不是要推翻之，暴力革命和苏维埃起义。这是古往今来自由主义改良运动之原则。如果没有政府容纳，就无自由空间----如果反对派颠覆政府，自由主义亦死亡----但是，所有这些不是极权主义治下可以照搬的命题----极权互动于自由，这是一个伪命题。在极权主义中无自由主义。所以，批判政府是大公报天经地义的事情，是自由主义天经地义的事情。而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就不是要批判而是要颠覆。颠覆之，用什么武器？他们用武装斗争和对普世价值之歪曲，也就是用民主自由加上苏维埃主义，一股脑加诸国人脑袋。
国人于是很盲然，很兴奋，以为这个东西可以拿来我用。
这个东西也影响了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胡政之参加所谓"国大"与否， 又成为史家争执之话题。胡先生认为国大虚以尾蛇，去了一下就拉倒了。这件事情两头说法，迄今不一。其实，按照大公报媒体角色，参加什么国大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头目必参加民主，共和党人上、下议会乎！本来，报纸就是批评各种大会的。不参加，是为应有之义。左派说，胡不参加就是反蒋；右派说，胡不参加就是悖国，都是半面之辞。但是，这个倾向倒是反映了大公报是有左倾之迹象；但是这还是一种自由主义选择。
王芸生就是这个左倾迹象和自由主义矛盾的化身。
九十年代，我们一批人为王芸生反正于他的各种文字， 很少说到他的左右倾互动迹象。这个迹象最后以王、胡不知道如何对待自由主义和毛主义而告终。
说句实话，胡政之，王芸生都不可能想到毛之后来。因为， 斯大林主义虽被威廉.纪德等人揭橥批臭，但是，经验人生，文革劫难，六四死亡，毕竟不是生活在自由主义氛围中之大公报人可以预见和证实的。所以，一方面，是王芸生肩担大道义，笔写大文章，如，批判"可耻的长春之战"，批判毛之帝王思想（见之关于"沁园春.雪"评点）；劝其"不要另起炉灶"等等，但是，风云畸变，情势强人。王芸生最后还是被杨刚、李纯青"劝降"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大公报也在新一轮"阶级斗争"的新生运动中万劫不复，走进人不如狗的时代（见王芝琛文章）。这个时代，也就是后来的反右文革六四等等不一而足。最后，又回到胡先生关于阶级阶级斗争之原初论述中去，以见其先见----"欧洲社会主义学者之著述，即觉字里行间，皆含怨气，盖阶级制度之怨毒深矣。"
其实，马克思式的阶级斗争论，其实是以最初的阶级斗争， 造成最后之阶级斗争、各阶级斗争权限的取缔----这首先表现在1918年列宁镇压彼得堡工人争取召开议会之示威中----继而变成整个中、苏政权取缔旧俄和民国政府微小和最后一点民主空间之"斗争"----以致这个尝试迄今在中国继续----所谓维权运动之被取缔，"公盟"类"政法系"斗争武器被取缔，一切政治NGO被取缔（其实他们从来没有诞生过），是为今证。而今取消阶级斗争权限的看法被和谐论取代，人们在歌颂邓氏取消阶级斗争的欢乐颂里，为自身毫无一切阶级定位，阶级权限和阶级斗争欢呼，为自身的被和谐被奸污被打死，欢呼。这是人们一方面批判阶级斗争，一方面把自己送上缴械台的欢乐、悲哀颂，是一种和谐和声复调音响的杂种之歌。
王芸生先生也说过亦关乎打天下，坐天下之论见---- 他是针对毛之帝王思想和造反思想发言的----其实，毛的造反加皇帝，本是一个统一体。芸老说----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 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这里所指就是"秦皇汉武，略疏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类文字----自立注）。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
那么，胡先生秉笔造就的是一个什么国家？从上述记者中， 即可见出端倪。他认为国人虽无塔列朗，但是，顾维钧等人，还是坚持一个战败国之败者不败之气节，之立场，坚拒签字于耻约；并且，稍后，又使得关税权返国；加之截至1936年以来之经济建设成就，中国体制，呈现了确多良性建设之迹象。这些迹象，是胡先生服从国家主流意见乃至爱国主义意见之原因。明确而谈，胡先生是一直以来站在国家立场上，反对黑化，赤化乃至以后，坚决抗日，反对日化，体现了他的政治观点的国统和正统（含他对于北方段祺瑞政府和南方孙文政府的正面拥护；且主张南北和一，共赴国是），是采取呵护和维护民国立场之态度。
这从抗日前期拥护蒋介石"明耻教战"，承袭李鸿章以夷制夷， 反对翁同龢立异为高，不备即战，越打越败之政策，如出一辙。这是非常明显的"国家中心主义"观念----这个主义，在四十年代末，却挽狂澜不能而终结于最后之赤化。其命运，正好是国人和多数知识人的命运。
胡政之之死和普列汉诺夫之死，一样，业在易帜前之炮声中---- 普氏遗嘱抨击列宁，前言成谶；而胡氏之，则尚付阙如，实为大憾事----但是，作为政论家之杰出者，胡先生在很多政治先见上，不让名哲，产生很多极其伟大的论述和见解。我们在东西方后来之政论家里，每每发现他们异图同归之政见哲思，是阅读政之文存之一大乐趣，一大欣慰。
如，胡先生关于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区隔之论----
"呜呼！今日社会直杀人之社会耳。以社会救济政治， 成效诚不可期，若夫籍政治以图改良社会，直无异自即于刑场耳。吾为此言，吾心滋痛，盖七年以来，社会上少负虚誉之人物，几无一不曾蹀躞于此刑场，其鼓勇而来，狼仓以退之状，无一非吾人所目击，及今不图，将令此万恶社会，尽杀国中之人才而无遗矣。"（可见阿伦特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之论点：如果社会革命取代政治革命----非建立所预建制而为----则社会革命为民粹，为乌托邦，为反动矣----自立注）。
如，他关于手段目的辨正论----
"继是执政者，却知有目的而不知有手段， 要之均不足以应此时势之需要。治丝愈棼，亦固其所。所谓知有目的，而不知有手段者，心乎国家，志存匡济，具政治家之人格而其才不足以副之，终至荆棘横生，徒呼负负。所谓知有手段而忘其目的者，诈伪狡猾，无所不用极其，本意所在，不离乎个人利益，终至诈去诈来，楚歌四起。"
如，他关于二战后苏美政治之外交论----
"其实美国在远东的地位，苏联是不能对美抗争的。 而苏联在巴尔干的发展，美国又如何能阻挡得了？"意彼此相恕，共保和平，则彼此有利。"（1945年文）
这当然就是美苏共治论之基调，与罗斯福主义同---- 关键是这个政策于后来发展的政治逻辑是什么？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个美苏共治现在轮到美中了？
如，他关于俄国革命之正反论----
"俄国革命以后，国中骚乱，殆无宁日，此一过渡时代应有之现象。 列宁政府亦有政纲，亦有组织，其主义虽不无可议，而在吾辈外国人观之，终为俄国多数人民之主宰者，固不容轻视之也。"
俄国新经济政策，"其结果仅能保护少数工人， 而占全俄人口九成之农民，则颇受压迫，不平之声甚高。"
如，他关于暴力革命论----
"我们需要一个不流血的革命，我们万万经不起暴力革命， 何况暴力革命的结果往往是以暴易暴"。（注意，胡先生此话讲于1948年。）
等等。
我们最后要说的是，现在，关于中国革命乃及负面之俄国革命， 伊朗革命等，坊间多有说辞；却只说其一，未说其二，其三。伊朗革命和中国革命乃及朝鲜革命，古巴革命，其实，都有一个自由主义、专制主义而非极权主义之政治政权存在，或可使之爆发，爆炸。也就是说，霍梅尼革命产生的动因和大公报未能如胡适之一样，一眼见穿毛革命，是左倾思维产生的因素；也是胡先生所言之专制本身的黑暗导致之（虽然专制尚有光亮，极权就没有什么罅隙了）。这个恶，如何解决？用毛解决，还是用霍梅尼解决；蒋介石或者巴列维，何以不比毛，霍？而毛、霍，显然比之蒋、巴更加反动更加后退，有目共睹----但是，人类是不接受教训的。现在，美国左派如乔木斯基一干人等，不是还要辩护于查维斯，以证实反美论，比泛美论高尚、民族吗？这个查维斯主义，一方面袒护被皮诺切克杀死之阿连德，一方面力挺古巴之独裁者----其间，又产生二律悖反。而在另外一个方面，中共和美国大唱共治主义，世人为此产生怀疑----历史又在重演美国人支持独裁政权的闹剧。左、右倾向之存在，果然是人类历史上，宗教中，上帝魔鬼不可或缺之自由就是不自由之历史乎？
谁能说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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