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提示

他的提示

刘自立

莫言得奖给我们一个提示。这个提示来得太晚。因为我们这些从七、八十年代写作（主要是文学作品）的人，就像不知道所有影响我们的作家，都有他的国家，政权，统治者和人民一样，我们不知道所有这些作家，在政治表态上究竟如何？他们在他们国家乃及世界上恶政和善权之间，究竟如何取舍，表态和选择，我们简陋无知。以后，二战后时期海德格尔不忏悔的文字逐渐被人发现。福特文勒和卡拉杨之间，究竟是谁戈培尔的帮凶之史实，也逐渐浮出水面。于是，政治考量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和音乐家的批评因素，才自觉或者不自觉映入我们的大脑。其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注入的影响，首先让我们（含笔者）忘记考量中国与西方乃及世界其他疆域之间存在的现实和实际不同。萨特和德理达的观点，就像阴天下雨将我们盖篷以遮——就更不要说那些深入哲学概念中的文学家之政治走向——人们象本雅明一样在东－西方之间拉扯和僵硬。那些普鲁斯特，那些乔伊思，那些马尔克斯，那些聂鲁达，那些托尔斯泰和妥斯陀耶夫斯基，甚至那些索尔仁尼琴，都给我们留下几乎是政治真空的阅读（对于历史，索氏的、类似俄罗斯巡神派和抵制美国价值的写作——他的古拉格写作并不能让我们书写更多）。于是，一种酱缸法阅读笼罩着朦胧诗作者和伤痕文学阅读者，作家和评论家。直到今天，我们还不习惯将无可分隔的文学——政治批判，加入西方一、二百年以前就已成式的“独立知识分子”概念。于是，我们在重读夏多布里昂的书籍时，结合莫言现象，得出一个结论：所有的阅读，批评和思考，只有秉承独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才能将作者伟大或者渺小进行区隔；且加入到他们早已疏漏的政治态度之中，给予完整的分析——不然，这种阅读，分析甚至模仿，都是国人对于整体西方文本的偏见（虽然，我们同样不能要求一切西方读者做到这一点。）所以，自打朦胧诗以来的文学青年，也就是，现在的文学老年，他们或者我们现在急需补上这一课——而给我们补课的人物就是莫言。莫言不是证实以上观点而是证伪——他的作品就是要人们忽略对于政治选择，政治人格和政治文本的研讨——而误以为文学可以脱离和逃避政治。

何以如此？因为莫言言及的歌德和贝多芬的（中国人写作的？）故事——莫言言及的中国文学，中国现实和毛泽东——带来了对于这个课题的直接思考——莫言的毛主义情结没有规避政治——他选择毛式。人们可以说，这个人支持一位独裁者，但是，他的文学作品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种政治－文学两分法，不单单存身于中国，当然，也蔓延于世界各地。我们一度严重称赞的、八十年代深受其作品文本风格和主义影响的博尔赫斯，就是这样一位、据说是文学伟大、政治渺小者。他反对庇隆政权，却又支持皮诺切克的独裁体制。我们看待他的时候，有几人想到这一层？同理存在，聂鲁达，艾吕雅甚至罗曼罗兰，他们对于斯大林的歌颂和伟大的《玛珠碧珠》等作品，如何给予同一性分析？（纪德和五十年后的罗兰当然不一样……）而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的关系，在我们阅读他的魔幻主义的时候，是不是加入到某种古巴（独裁体制）情结中去呢？中国文学的、对于残酷现实的曲笔鹿马，是不是可以以各种政治回避，真相扭曲和体制歌颂融合N种风格与文本于一体呢？（就像诺奖颁布者言。）莫言方式，是不是针对以上方式拙劣的模仿呢？是不是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种不偏不倚的投机取巧呢？我们可以这样看待上述课题。是的，文学－政治，这两种写作的偏重点不一；政治正确带来的文学正确并不存在——就像德国游船被盟军击沉……红军强奸德国女性和施行也是野蛮的德雷斯顿轰炸……人性和政治分野，却无法为希特勒翻案——就像斯大林胜利二战，但是他和列宁仍旧是一个屠夫——就更不要说西马主义拿文学取代政治的投机取向了。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无法规避自由和革命，就像托尔斯泰无法规避政治和宗教（沙皇，拿破仑）一样，好的作家，伟大的作家，良知的作家，他们必须将政治，社会，战争，和平甚至观念和判断（价值判断）囊括在自己的作品中——哪怕他的政治观点是急进的，保守的或者中道而行——他都必须以自己的观念统率他的文本；以他的是非判别他的人物；以他的道德，疏理他绍述的事件（历史和现实）。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就会滑向文革八个样板戏那样的无道之言和第三帝国“文学”和“艺术”模式。所有作家可以受到谅解的非政治正确性，只能在包含专制与自由互存的体制中，而无法在极权主义体制中存在——而所有批判东、西方专制主义者，可以是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但是——他们无权给专制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留下空间和辩护；而如果一个作家对待纳粹主义施行对待俾斯麦和拿破仑的态度，他就犯下无知或者无道的无良之行；其文本，照样会一文不值——虽然他可以获得各种奖项乃至百万金钱。

我们说，我们最近分析的夏多布里昂，就是这个政治关怀和文－政写作的作家。在他的文本，亲历和思考中，夏多布里时代的一切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现象，乃及牵涉到的大、小人物，每每列入他的分析和叙述之中——他的亲历和记者一体呼应，鲜活如今。他从来不会规避那个时代的事件（和政治——虽然他主要是一位外交家）。在平反德雷福斯案件，独立知识分子崛起的时期，夏多布里昂真正体现了他的关注政治，记述政治而绝对不仅仅停留在政治观察和政治视野中的“人，岁月，生活”之文学写作，令人难忘——这当然也会让人想起爱伦堡的类似著作。这是解冻时代他的继承“暴风雨”暨“巴黎陷落”岁月写作时的政治关怀，道义追述和文学刻画；他也生活在斯大林时代，就像肖洛霍夫记述顿河边上红军抢粮一样，他不过是在等待斯大林死了以后，才发布“解冻”……——他的世界关乎到斯大林，赫鲁晓夫——而莫言，当然知道毛死了，死了多年；他又如何呢？他解冻了吗？批判毛了吗？我们知道，中国人绝对没有和哪怕是艾.斯诺和法拉奇那样的领袖人物写作和采访。他们没有这个权力和福气。他们主要书写小人物。但是，准确写出鲁迅笔下的小人物，也是极端困难的事体。所以，在我们关注夏多布里昂关于革命，关于复辟，关于王朝，归于共和的时候，他的伟大政治判断，历史（现实）记载和文学刻画，才是真正将东、西文化（从耶路撒冷到巴黎——从埃及到西西里）之评价，批判和赞誉，回忆与前瞻烩于一炉的文本（有人说，他的写作关涉到天－地结合——因为文本和现实的政治和宗教关怀使然（他的基督教复兴主义；《基督教真谛》之写作和出版）；从这个文本里，我们看见他的N种侧面和几乎是无限伸展和蔓延的历史关怀，人物追怀和政治观点。他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你不敢面对拿破仑，你就不是伟大作家——而中国这个小作家之做法，正好相反。这是祟作诡诈的写作技巧和机贼驱利的负面传统之沿袭和积习。他的两面三刀的写作，每每在很多内地影视和文本作品中比附出现，不一而足。他们是悖论的，边缘的，中庸的和消极的（不是消极自由那种消极……）。故此，所谓的“莫言提示”就是，我们从七、八十年代过来的作家和诗人，应该对于整个西方社会史和政治史（政治学史料）予以及时的补课。不然，七、八十年代先天不足之基因，乃及不懂政治、也就是不懂文学的顽劣笑话，还会继续下去。其实，真理和真相是非常简朴的。比如中国土改，文革，六四真相，你能够象夏多布里昂书写革命和拿破仑那样秉笔直书吗？……如果你在中国泛政治化的禁锢之中，只是学会了带着镣铐写作，跳着钢丝写作和模仿愚人的写作，那么，这不是陌生化效果而是伪装和（皇帝）新衣。这样的写作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