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与专制批判 ——夏多布里昂《墓后回忆录》读解（上）

作者: 刘自立

一 夏多布里昂关于革命、专制、宗教（复兴——是其自称无神论者和《基督教真谛》作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关于他对拿破仑入骨三分的剖析，让我们这些七十年代接触《拿破仑传》的阅读者欣喜如兹；（但吾辈中究竟谁能读懂拿破仑在七十年代，必然是成一问。）而夏氏关于革命本身的分析，也同样让人得到启迪和反省。那就是，他所谓在“两颗头颅”之间存在的自由之说…… “在法国，即使是共和国时期，尽管刽子手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真理还是显现出来；得胜的并不始终是一伙人；先上台的那帮人很快覆亡了，后来上台的人便把前面那帮人掩瞒的真相揭露出来：在两座绞架之间、在两颗掉落的头颅之间存在着自由”（夏多布里昂《墓后回忆录》，下同；除另注外）。 又说，“如果存在新闻自由，任何记载的革命都可以让目光直达事实深处，因为个人都如实说出他所见到的情况：克伦威尔的统治是众所周知的（——他革命后取消议会，施行个人独裁——作者），因为人们都把自己对于护国公的行为与为人的看法告诉他。”（谁会告诉毛呢？） 这“两颗头颅”的涵义是指，法国革命不是社会被消灭以后的极权社会，而是缘自社会多元存在的革命前社会；这种社会不可能在革命中做到一统天下和毛主义思想统一全国（虽然有造反派和保守派；不过是徘徊在十七年毛体制和文革体制之反之毛的一笔两划之中；）自然分野成为皇室，贵族，平民等不同的真正派系——这是这种体制和国家复辟和复兴的前提…… ——看看革命者画像吧，（国人就会知道，……法国革命派系，不是毛派统合下的文革派系膺品，因为，毛主义没有过去的阶级，派系和阶层；他们在易帜时期被剿灭了……；）“米拉波，贵族的辩护士，民主派的代表……他身上还有‘米拉波’家族的痕迹；这个流亡的佛罗伦萨家族保留但丁歌颂过的那些森严壁垒的宫廷和那些著名乱党分子的某些东西。” ——“蒙田在一个他每转一圈都可能被神圣联盟家族或新教徒绑架的庄园里，愉快地写作……革命让我道德这种生活是可能的——（不是革命、我们的革命安放不下一张书桌——笔者）。” ——“在拉罗什富科公馆，在德.普瓦夫人、德.埃南夫人、德.西米阿纳夫人、德.沃德勒伊夫人的晚会上，……仍看到贵族社会的优雅和情调。” ——“人们希望按照1614年的形式恢复三级会议。” ——而莫洛亚说，夏多布里昂本人被“分成了两半”；其实，他本人被划分为N种类型；不单是革命和反革命；保皇和帝制；共和和拿破仑主义…… 而这个两颗头颅的自由，当然，来自夏氏和很多保守主义政治家和哲学家的观点：革命是旧制度和大革命、以及普世价值之间的间性关系运作；是革命找回和复兴前革命时期创生的价值论和体制论——而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胡乱涂抹，暴殄天物。这样，夏多布里昂呈现的前革命时期之自由市，自治州，汉萨同盟，南特饬令等自由宽容文件，载体式导致了所有那些借助革命为籍口而击垮和毁灭价值论，议会制和上帝皈依者之革命－反革命式的、克伦维尔和富歇式专制－极权归于消灭；而在此过程中，封建－自治－中央集权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导致现代主义之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他不过是缘自自治传统的民族国家统一形式的肇始和成熟；且绝对保持着自治传统中个人和城邦自由的权力和独立——就像十三世纪和美国独立以前的自治州的权力，权利；这些元素导致自治后中央极权的优劣两种国势的形成；一是德意志，意大利国家统一；二是宪章主义、宪政主义和政党政治在这种国家的逐渐形成和发展——故此，自治主义式微导致的不是自治载体和精神的绝灭而是转型和转向；且在中央集权弊病越发不可收拾的时候必须用自治精神物质的动乱发动革命。这就是夏多布里昂和洪堡等人一开始就赞美革命之青春型冲动；是整个西欧人民的冲动和革命延续的拿破仑冲动。最远而言，革命冲动论和和民主建制论无论发生如何紧张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核心支撑当然不是所谓民粹和科学而是自由和上帝——因为革命和民主都是这种文化和载体的顺序发展——虽然希腊民主早育于基督。 所谓文艺复兴之“个体主义”和启蒙运动之消除神－人伦理之人文主义，同样启动过这些夏多布里昂、歌德们的心智；但是这种心智的启蒙在西欧并未停留在但丁和歌德的文学政治和心理宗教上，而是像马基雅维力一样明确指出了政治路径和共和实说；这样，规避对于共和体制的诅咒，西欧之人们超出了对于但丁式圣俗合一的审判场域而让位给原先的共和（罗马，佛罗伦萨共和）和后来的共和，后来的民主——这个共和民主不是诗歌，不是哲学而是实际。这样，在夏氏之《墓后回忆录》中，人们不单读到他的革命论和建制论（从他成为拿破仑的外交官，到他支持波旁王室——那时的情形，拿破仑倒台，路易十八回来——简直就像一百年后国人庆祝四人帮倒台、那种虚妄和欢庆……）。百姓定位的拿破仑克里司玛的情结，随着拿破仑流放和死亡归于寂静…… 但是，正像夏氏所言，不是他们这些亲历者对于拿破仑的吹捧和记叙，会歪曲历史真相和个人真实，而是后人，对于这颗克力斯玛的崇拜，将会导致某种史论和真相的混淆和乱迹；是的，拿破仑死了；专制之革命和革命之帝国死了；但是，政治死亡，却伴随着拿破仑的上帝皈依——这个和路易十六一样最后笃信基督教（天主教）的伟人，在进入坟墓以前，完全完成了虔诚的一面，并无他戏谑和辱没他的当代教宗庇护七世的亵渎和恶毒于言于行……（这就像夏多布里昂前此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以后，又撰写《基督教真谛》一样；拿破仑法典和拿破仑皈依，是拿破仑时代蹊跷的时代特征。（就像我们看到几百年过去后，尼克松水门事件时期，尼克松跪倒在圣像面前而拒绝了他作为总统直接动用军队（政变）之景象——西方的政客们，无论如何犯罪和欺骗，但是，他们古往今来不曾背叛宗教笃信——这是开始于将教皇极端蔑视以后峰回路转，重新在死亡面前面对超然和上帝而拜之拿破仑主义实质。这是他们的政治－宗教；宗教－政治之致衡之道。） 以夏多布里昂和斯达儿夫人为代表的反拿破仑主义者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又如何解释，如何理解。这是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主义（虽然有人声称，一旦你号召人道主义就会犯下居高临下之嫌而应改其为人权主义（见贝拉格《洪堡传》）；这种由独立性发轫的、西方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特殊解读，直接关系到夏氏和克里孟梭等人的人格定位和身份认知；其号召官方平反德雷福斯案件之发展决定了法国乃至世界出现“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这个说词。而所有这些基佐、左拉、雨果……都站在这个独立知识分子群体中，成为后拿破仑时期，一道人权奋斗风景线。故此，我们简单绍述其中各种内涵，呈此讨论。意义在于，我们就此可以区分欧洲革命和前革命之关系——革命奋斗论之手段和目的之历史根据；革命之载体，派系和人群之分野，之存在，不同于后来极权主义（社会平民化和人群原子化之）“革命”之区隔——这种区隔在于“两颗头颅”和米拉波不同；米拉波不同于罗伯斯庇尔；罗氏不同于拉法耶特而丹东；马拉又不同于安关公爵（书中翻译成当关公爵）……等等等等。其次，我们注意到，作为夏氏和普鲁士的洪堡等人都是所谓体制内知识分子。这样，这些官方知识分子和纯粹独立知识分子有何不同？他们的异同，如何？从欧洲君王之基督教教育史和马基雅维力君王论之君王训诫主义历史看来，知识分子之与统治者甚至王室、贵族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所有这些夏多布里昂，洪堡，歌德们的独立性尺度和自由主义，关系怎样……这些，我们也许也会予以一些分析和陋解。 二 拿破仑主义是一个难缠的课题。他关系到革命和殖民（扩张和战争——就像西方民主制度之希腊版和僭政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其间呈现的那种龃龉和分歧，且为休昔底德所记析——这并不能说民主制度是反对殖民的——这当然是老民主的外在甚至内在矛盾——从老休到伯克，他们对于（古代）民主的看法，体现在一首诗歌里面：如果人们厌倦了民主，就给他们派发一个和气的国王（大意）……）；独裁和战争（战争之恺撒掌权论延续至战争狂人拿破仑和希特勒……）；自由和专制（拿破仑战争导致的自由主义和他的家族对于西欧的王政统治，其间，是一个笑话……）；政治和宗教（拿破仑在这个最初和最后的课题上，归于双项选择：一个是以政治专政亵渎和推翻教皇权势；而在他死前，却据说，他就像路易十六这个革命断头鬼一样，虔诚地皈依上帝（——“1797年，波拿巴发布马切拉塔通告，允许前往教皇国避难的法国教士回国居留”；“他在埃及的变化，他对教会的怒气（其实他是复兴教会的人）表明他即使失去理智的时候，宗教本能也支配着他” ……），且出于宗教仪式的克己复礼、还己上帝；这个“神－己伦理论”和他亵渎教皇，自带皇冠，觊觎天庭之举，完全相反，不可一日而语。是的，一般而言的拿破仑是一个平民反对者——但是，他的革命谎言却是以民众的梦想作为虚拟网络而覆盖欧洲的。我在人民面前是皇帝——在皇帝面前是人民，他说；这是他的贵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混合物。在社会主义尚未得道得势的那个时期，拿破仑早已知道后来哈耶克，阿隆等人分析的那种极权主义心理和手腕。他的起家，本身，也是毛和斯大林这样的战争狂人起家的同一路线。这个路线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从输出革命到完成寡头体制的转型。 ——“有人说拿破仑作为共和国所获胜利的继承人。到处散播独立的原则，他的胜利有助于缓和各国君主和人民的关系，使人民摆脱古老习俗和陈旧观念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社会的解放做出了贡献，对这些话我不打算否认：如果说他出于本身的意愿，有意致力于各民族的政治解放和民众解放；他建立最严酷的专制统治，为的是欧洲，尤其给法国以最宽松的宪政，他其实只是化妆成暴君的民权保卫者，这是我无法接受的假话。” ——“波拿巴作为君王一族，想的只是权力，追求的只是权力，不过他是通过自由才达到权力之颠的，因为他是1793年才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革命本身是拿破仑的乳母，不久在他看来就像他的敌人了。他不断打击革命。话说回来，当邪恶并不是直接出自皇帝本人时，皇帝对邪恶还是认得很清楚的；因为他的道义感并没有丧失。有人使出诡辩，以论证拿破仑热爱自由，但它只证实了一件事，就是人们可以滥用感情（——哈耶克：极权主义不是毁灭感情，而是利用感情（大意）。” ——“他的军队奇迹使年轻人着了魔。” ——拿破仑是“平等的死敌，是民主政治中贵族的最高组织者。”（——这一点使他严格区别了马克思主义——“他使下层百姓避免放肆。”） ——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记载是，“我们每年只付出二三十万的生命，就为封建主赢得了名声；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三百万士兵，不过我们的同胞在十五年中丧失自由，饱偿痛苦：这微不足道的小事值得一提吗？后来的几代人不是很荣耀吗？……共和国时期的灾难有助于拯救所有人；而我们在帝国时期作用更大；他们把波拿巴捧上了神坛！这点让我们心满意足。” ——“真正的哲学不会原谅拿破仑的罪过，就是使社会习惯于盲目服从，把人性推向道德沦丧的时代”；“我们交出内部的自由，以便摆脱外部的恐惧”。 拿破仑战争与和平于20世纪之表面亦同。所有为拿破仑鼓噪的读者和后人都认为他在摧毁欧洲的皇权秩序——但是，这个皇权秩序的摧毁，却以其弟吕西安等其胞弟们的统治为终结。这当然是一个戏谑。夏多布里昂在书中始终坚持两点，一点是，他绝对不否认拿破仑是一个伟人；第二点，他始终认为拿破仑是一个戏子和枭小。这并不矛盾。因为从他分析的一个重大心理和社会转变来看，绝对的权利造成的迷信和崇拜倒是反映了马克思那句话：他们之所以高大，是因为我们跪倒在地。这样，从现代的角度看问题，我们绝对不是要重复历史和史观，做一个寅恪大师指摘的“痘饤之考”，而是对此专制主义可以转向极权主义，尝试一解，探明究竟——这正是阅读夏氏一书的今天必要性。这个心理和社会举证对于拿破仑而言是超过他个人之定位和预期的。虽然，他的所谓天才和庸俗，阴谋和图略，机制和鬼祟每每一体而生。但是他的那些不自觉的、从专制者变成极权者的心理素质，品定操守，长短不一（含他高估身高），被夏氏和很多当时的斯达儿妇人式的作家洞察有据而决不饶恕。那么，一个极权主义者的操守，心理，心智和品德，对于一个拿破仑主义者之异同何在？于是，这里的阅读就会给出某些答案，且看出夏多布里昂对此极为敏锐和信服的剖析。他的简单的观点和后来之极权主义批判者的见解和批判可以说是一致的；在某些地方，他甚至超过了后辈；因为他不单是一个政治家，外交家，尚是一位文学家，艺术家。这样，凡是政治家和哲学家缺漏的东西他可以以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补缺加以权衡。那么，什么是拿破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希特勒主义和毛主义之一致性，什么是他们之间绝对天壤之别的迥异？我们回转话题。当马克思说了很多愚蠢，写了很多昧文，违背了他的前人、且早已被他的前辈说过的，无可辩驳和绝对正确的话语时，拿破仑主义，也犯了这个错位和失误。 于是（一）我们看到，拿破仑主义在最后笃信上帝和基督这一点上，和无神论者分道扬镳——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做到的。（“五十多年前，我出身在来自使徒的罗马宗教怀抱里，现在我也死在这种宗教怀抱里。 “在路易十六的遗嘱第三段，我们读到这样的话： “我死在我们的神圣母亲来自使徒的罗马，天主教的和睦之中。” （二）拿破仑虽然因为屠戮了安关公爵而使得贵族们产生厌恶和仇恨，但是，他对于夏氏本人和其他贵族皇室并无厌恶；至于他迎娶奥国王室之女更是他这个类似希特勒的下级军官登高附贵的证据——而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这样选择的；他们是绝对的庶民主义者（这个庶民主义，最后，发展成为斯大林和毛后之红色贵族和贵族之伪……）。 （三）拿破仑战争引发的民族主义课题，是一个极为难缠的课题。这个课题和革命课题一样，使得“政治正确”产生古往今来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是的，如果说拿破仑主义是要建立欧洲新秩序，并且以拿破仑诞生于革命，继承与之，发展与之并论，那么，拿破仑主义是要继续完成断头台作业和施行屠戮式共和，还是要灭绝所有的革命秩序和断头台作业？这也是一个悖论。 （四）我们看到，所有的战争输出论，造就了恺撒式高卢主义。这个主义深含战争（殖民）带来的欧洲秩序论，政权论，疆域论和权力论。故此，到了拿破仑时期，这个早已有之的战争一旦得手，一日功成，随即等同于政权到手；那么，西方人言中、心里，很难将此胜利和拿破仑分离开来。（只是后来的德国和日本的战争才真正引起他们的反感和反对。） （五）拿破仑主义是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东西南北独裁者一样笃信的法宝，从恺撒到拿破仑。 （六）这样一种权倾一时的统治者，会不会是后来的毛式极权主义者呢？不是。因为，极权主义战争和权力与专制主义之拿破仑还是天壤有别。因为，拿破仑对于殖民和文化，对于疆域与价值，对于杀戮和拯救（宗教），还是依赖类似夏多布里昂这样的官方知识分子和独立知识分子——他最终没有迫害斯达儿夫人而对她心存戒虑……；而极权主义要旨就是要消灭所有的“伏尔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