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析史迪威

鉴析史迪威 刘自立 　 一， 　　史迪威将军被拒绝继续在华担任蒋介石政府军政职务，返回美国后，不久即告死亡。在他死掉以后发现的类似遗望一类文字中记载，他希望中国改变蒋介石体制和统治，转向毛泽东体制和统治，且说，他本人，希望和朱德并肩以战，成为一个支持中国共产党人之人士。这是非常坦白的自供；而这个自供，并非疯人疯话，胡言于吁，而是和当时的美国战略，美国国策，美国策略秉行不悖之同一种言说；这个言说的直接史政呼应，就是罗斯福接见美国记者，红色文人斯诺；而支持斯诺者类，虽然不可以说是罗斯福，但是，说罗斯福的副手华莱士是苏联“民主”的支持者和红色毛国的支持者，并不过分。当时，美国社会分成的左右两翼，其一翼之左派，就是被史迪威看好的华莱士等。含，后来贡献美国放弃北韩政策的李普曼和草拟放弃北韩政治（白皮书）的艾奇逊。这样一来，美国重视西欧民主的势力，协同放弃亚洲民主的势力，在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前后，上演了一出十分复杂和不公的、毒化对华政治的悲剧。这个悲剧的恶果之产生，首先，就是纵容了戴维斯(John Davies)，谢维志(John service)等人的协共作为和对之之错判，导致中国抗战胜利前后十分诡异的美国政治，罗斯福政治和邱吉尔政治的呈现而沦丧于陆。罗斯福这个人，一方面在错判斯大林是可以教化的前牧师一事上，丧失了极权主义研究的基本证实；一方面，在接见斯诺一事上，给后来马歇尔，史迪威，乃至杜鲁门放弃中国大陆于毛泽东，打开通途，释放绿灯。于是，反希特勒联盟的事务迅速转变成为支持斯大林事务和挟制蒋介石事务，且在邱吉尔本人独眼识人，警告“铁幕”的政治战略中，他本人，同样对于如何支持中国抗战和体现战后秩序，不单毫无作为，而且采纳取消主义态度——于是，邱吉尔的对华政治和他的对印政治，导致两种结局：印度独立，民主；中国毛化，极权。这当然不是西方民主势力愿意看到的结果。可当时抗战时期，甘地对于邱吉尔是一个的确的麻烦。（史料证，甘地只愿意非暴力抵抗日本——而邱吉尔甚至认为甘地是麻烦制造者；愿他绝食快死……！“1942年春天，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攻势凌厉，印度几乎要保不住了。如果印度独立，英军退出，那么印度将独自面对日本侵略，后果不堪设想。但就在此时，甘地头脑中萌生了要英国‘退出印度’的口号。甘地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说，英国人应放弃印度，只有那时的印度才能捍卫自己，并帮助中国、俄国。印度抗击日本的方式也将与众不同，它的唯一武器乃是非暴力。甘地想象，‘将有一排排印度人，纪律严明，手无寸铁，面无惧色地向日本人的刺刀冲，他们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直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而使敌人心慈手软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甘地非暴力观点发展到极端和误知的荒诞和谬论。难道不是吗？！）（资料） 　　当我们从这样一段源自对于中国远征军抗战历史和对于史迪威将军其人、其时、其事之回顾中，发现了民主美国和自由英国，在支持，龃龉和钳制中国统帅蒋介石这一政治原则课题上，出尔反尔，首鼠两端之所谓“帝国主义”本质。而从中鬼祟作业，助纣为虐，败坏正义者，第一是史迪威，第二是马歇尔。其中，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抗战胜利前后，毛、周势力和美国左翼势力开始一种倒蒋拥共之言行，被直接纪录在案——这个记录者就是梁敬錞先生（梁敬錞(1893—1984)，曾任‘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等。著有《欧战全史》、《在华领事裁判权论》、《辛亥革命》、《九一八事变史述》、《史迪威事件》、《中美关系论文集》、《开罗会议》等）；他的大著《史迪威事件》，被笔者掏书于旧书肆。这是一个偶得。看来，北京商务书店1973年的所谓“内部出版”物，居然可以牵涉这样很多重大课题，实属意外——而1973年之文革时期尚有书人、编辑不陋而为，出版此类大有补益之史料文字，且在所谓美国人正在、将要放弃老蒋小蒋之际。而这本书在北京出版不几年后，美国果然认可中国，抛弃台湾——再继之，小蒋放弃专制威权，两裁两严，施行民主。回顾一看，和上述美国人史迪威之流要和朱德“并肩”如何如之何之笑谈，可以划归一类之所谓美国赋格曲；他们是一边毛国，一边民主；一边自由，一边实用——这就是美国人当年支持列宁，支持斯大林，邱吉尔支持铁托……之表演的重现——这个政治逻辑，使得当时的台湾人悲恸警醒之；使得中国人警醒之；使得全世界人，警醒之。（虽然，美国人，尼克松和基辛格们知道，他们如果没有亡羊补牢的作为，自由价值和民主法则将会因为他们导致的海峡两岸的盲动而毁誉一旦；于是，在此背景下，美国人及时出台了台湾关系法，以做矫正……。）那么，读者要问，当时的史迪威究竟说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崇拜朱德的奇言呢？他说，“满洲不是很可观吗？（按其实中共正在东北四省，大事变乱）他们希望何在？马歇尔不能在水面行走！这令我心中发痒，恨不得抛下钉耙，和朱德（中国总司令）并肩荷抢”。这是当时发表在纽约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刊（DAILY WORKER)上的史迪威亲笔函一件。（梁先生《史迪威事件/下除注外皆同） 　　那么，梁先生如何言及罗斯福接见斯诺呢？他写道，“对华政策，在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重庆归后，已暗中变化，华莱士之秘密报告，与戴维斯之秘密建议，可以复案。华莱士之秘密报告，今见诸第八十二届第一会期之国会纪录，谓对日战事结束后，蒋将失去领导地位，蒋只宜视为吾人短期投资之对象，故对华政策不宜只限于援蒋；……即罗斯福接见斯诺时，亦曾有对华政策不限于援蒋之表示。惟其如此，故史迪威虽予调回，而美国‘短期支持蒋介石’‘长期支持毛泽东’之双重政策，则仍暗中进行。”（同上）这个“短期支持”和“长期支持”之迥异非类，果然，后来实现其果。但是，这种操作之一始，大约在1942年左右光景。这个详细的记录者和研究者当然还是梁君。他在书中以做出表格的方式。一一罗列了谢伟志和戴维斯等人如何确商于共于毛，和朱，和周等眉来眼去而共襄此举。其中表格多达十几页。大致的意思就是，一，中共不是“共产党”（原始意义上的共产党），是一种可以完胜于资本之类似社会党之物。（这一点多么重要。不是后来在七十年代中共才是资本党——在四十年代，左翼人物就认定，毛、周是可以实行投资主义之政党。可笑，可望乎。）二，共产党是民主政党。而老蒋是腐朽败坏反动和无可救药政权。（共产党可以民主——这不是现在主张党内民主之类之说——那时，罗斯福，华莱士等列就有此说——于是，美国民主支持毛式民主——此为很为严肃之说也。）三，国共可以施行“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创意来自苏联。不是毛的创意。（这和以往史料记载，是斯大林创造了波兰等国之非一党统治之“联合政府”于一瞬有关。可惜，那个联合政府很快就悲剧了；斯大林消灭了所有反希特勒之非共产党势力。）四，周恩来说，他可以接受史迪威的领导而受治于其统率共军。这是周恩来和朱德不止一次言及之、支持认可史迪威领导毛军之观点。只是从未实施。五，策动罗斯福派遣各种延安访问团。赞美那里是民主基地而老蒋地盘腐败不堪。六，和李济深“八省独立”势力沆瀣一团以结构延安，对抗老蒋。七，认为中共可以受制美国于东北而对抗苏联。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当然没有涉及后来马歇尔阻止于四平，长春，哈尔滨及时歼灭林彪一事的重要史料，而被各种史料、尤其是不久前白崇禧后人先勇先生乃及蒋介石本人之回顾所证。 　　——“将中正总统本人也终于对他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对东北战争的影响，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 　　——而马歇尔则是肇端此停战之祸首。“马歇尔返美国述职回重庆，当时东北国共两军已经打得不可开交，马歇尔仍主张对中共采取妥协法。蒋中正认为马‘只求暂时不发生战争，即视为调停成功，而于我国之实际利害成败，则毫未计及。’，乃直告以‘非先改变其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马歇尔毫不为所动，两天后四月二十一日，竟呈送蒋备忘录一份，拟以美军装备供给‘共军’十个师，马认为这样，美国军官得以训练中共部队，以利国共两军之整编。幸亏马歇尔这个打算魏德迈早已悄悄告诉蒋中正了，否则马歇尔这个建议的震惊效应恐怕更加钜大。四月二十八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他对马歇尔的观察，‘近察马歇尔氏之心理及其态度，乃极以对‘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顿为虑，时现恐惧与无法应付之情态，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惟‘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凡与‘共党’心理抵触之条件，皆不敢向‘共’方试谈，其畏‘共’心理，竟至如此！’”（白先勇《父亲的憾恨——四平街会战之前因后果及其重大影响》）那时以后，国军遂一败再败，而迥异于抗战时期之几十次重大胜负皆有之对日大战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嘛！你打起来那么起劲，我，何以亦如此！ 　　这个马歇尔主义和斯诺主义，戴维斯、谢伟志主义，同本一构。证此一端（见该书制作之“史迪威指挥部戴谢集团意见一览表”）： 　　——（摘略）1942、6、29戴维斯访周恩来于医院，周谓：蒋将于日讲和，又云：如伊得蒋允许，愿帅兵援缅，并受史迪威指挥。 　　——1943、1、23谢伟志美国宜要求国民党解除封锁（周恩来要求——笔者），并将租借物资分配于共产党。 　　——1943、6、29戴维斯中共并非真正共产主义者，他们行政忠实，公开选举，经济自由，得广大民众拥护。与其说他们是共产党，毋宁说他们是农业民主党。 　　——1943年、12戴维斯罗斯福告史迪威云，“蒋如倒台我们将觅别派”。 　　——1944、4、7谢伟志史迪威要求国共合作，否则即将物资分配给中共；华府恐蒋坍台，使中国局面变成真空，不允其请。 　　——1944、6、12谢伟志 　　中国在经济上、士气上均已瞬间将崩溃，中央政府渐失各省之力……建议1，停止支持蒋政府。2高级代表声明，美国希望得一民主统一之中国。3，战时宣传处事宜帮助民主战胜独裁之价值。4，鼓励在华进步分子。5，与自由前进分子。共产分子维持友谊。6，延请孙夫人（宋庆龄）莅临白宫。…… 　　——1944、7、14谢伟志 　　与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林彪晤谈结果，高斯大使评谓：据此报告有数点可注意：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不变。2，毛不想制造共产主义国，社会主义国，也不打算推翻国民党。3，毛等想与西方民主国家觅得谅解，变更了俄德协议时代，指摘英美是帝国主义的态度。4，毛泽东如得美援助将联合我们作战。5，认国民党是垂死之物。6，纵认共产党是欺人之谈，我们也想不出消灭他们的办法。7，国民党既不相信共产党，则对于美国援助中共自将反对。 　　——1944、7、28谢伟志……延安……民主模范…… 　　——1944、7、30谢伟志共产党积极鼓励在延安做资本主义之投资，已足表现其有担当推进中国民主之能力。 　　——1944、8、3谢伟志赞延安出版之报纸，系中国最佳之报纸…… 　　——1944、8、29谢伟志建议将援助国民党转为援助共产党 　　——1944、9、3谢伟志中国武力均衡之重点已移向共产党，美国必须有一坚定政策。帮助共产党，共党在中国必然成一持续而重要之力量，对美至关重要。 　　——1944、10、2戴维斯向史迪威建议以所俘得德国武器拨于中共，令其夺取江南地区，以承认中共独立政府为交换条件，约定在进行中对蒋和赫尔利均守秘密。 　　——1944、11、7戴维斯戴维斯坚称共产党在中国必然胜利，……美国如援共，可免中国内战。 　　——1945、2、14卢登谢伟志……逼蒋让出政权，达到联合政府…… 　　——1945、4、1谢伟志毛泽东对美政策，在寻求美国在华之民主友好支持。 　　——1945、5、25谢伟志分析1944年罗斯福派史迪威统领中国全部军队，并包括共军在内之计划，系导致蒋史决裂之原因。 　 二， 　　史迪威现象有两种析鉴。一种是广义见之，一种是狭义见之。广义者，可参照十九世纪中国被全球化之步奏，拖向殖民地结构之一般。这个全球化，不是二十世纪或言李慎之先生告知中国人之亚洲价值论的出现——这个亚洲价值论，不过是另一个李式说辞（李光耀之）；他的含义，是对峙普世价值和欧美价值。而抗战时期之亚洲价值论，可以狭义说之，就是如何评定中国价值论——于是，这个价值论即成为全球反德、反日战争中，中国价值，中国作用之评估。这个价值论的公正估价，在梁君书中，基本上，被罗斯福和邱吉尔给否定了。其间原因大致是，一，中国抗战自1937年以后独自苦撑五年之久；继而，1942年珍珠港事件爆炸，美日关系改战，中国抗日战场孤军奋战局面一举改观；同时，美国人自己参战于太平洋而只求中国继续拖住日本，从而将中国变成一种侧应位置。二，邱吉尔保住印度于日据缅甸时期，对于中国远征军的作用，估价不高——继而，北非战场开辟以后，本要移用缅甸战场的军需、人员、物资，大量移用于对付隆美尔。三，由于英、美不顾中国国家利益，坚持龃龉于蒋，开辟滇缅战场于兹，而不顾日军当时业已开始的所谓“一号”战略举止，也就是不顾当时中国正在面临空前绝望危机之湘鄂桂战场严重危难局面，把大量有生力量投入缅甸作战。四，在缅甸作战中，英、美又反对蒋介石对于缅甸作战的“南北夹击”之作战方略，只求缅北作战，继而占领密支纳而背对于华。五，其中，比较不同的美国陈纳德航空队，之用中国基地克服日军空中治空权，继而，而捣毁其在华空军基地，甚而，将中国变成轰炸日本本土的战略基地之预谋，由于史迪威和马歇尔的阻挠而告空。……诸如此类的战略格局之演变，使得狭义的抗日作战之中国价值论降到最低，且经几次国际会议而渐次沦落。其后，由于罗斯福和马歇尔的迟疑不定，导致抗战胜利后苏联插手于东北而纵容了国军失败于兹，而林彪，死灰复燃，继而，席卷中国南北。其中，抗战胜利以后的美国主张之中国联合政府的举策，更是荒诞不堪，违背常识。不要说国民党不可能允许携带军队的共产党参与所谓的议会政治，政党轮替，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的东、西欧国家，即便短暂成立过联合政府，也绝不见无论是共产党还是非共产党，施行占地割据带抢之民主作业，政党政治。中国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要不要解决，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际问题。马歇尔保留中共军队，而周恩来准备“被领导于史迪威”之怪现象，举世无双，根本不是严肃政治学可以商榷的主题。这是其一。 　　其二，美国抗日作战的目的，和他在中国独自抗战时期，对于日本国提供几乎全部钢铁物资之实际，导致其实所谓：中国抗战，实在是和日军人肉和美国钢铁的搏斗。这个状况，举世全知，不是什么新课题；只是，令人想到苏维埃建成初期，美国资本对于列宁的支持，而时过半个多世纪，基辛格主义，又开始和毛沆瀣一团。这是美国利益导致，还是美国价值导致？亦势成一问。故此，史迪威坚决反对陈纳德主战之切实援华（主要是五百架飞机的援助）战略，更反对把中国作为轰炸日本之基地之主张，坚决要不顾中国利益，不顾中国抗日局面的绝大危机，而开辟滇缅战场。使得中国最有实力的军队和装备，弃国入缅，顾远弃身，发生了一种岂有此理的缅甸抗日作战。当然，命运弄人，游戏诡诈。中国人在几次被美英诸国完弄抛弃以后，美国对德、对日作战，很快胜利在望。史迪威虽然强撑其局，也被罗斯福蒋介石合理抛弃于之。美国人和苏联人双双战胜了德国人和日本人——于是，中国抗战的五年抑或八年，其胜其利，实在是在一种尴尬，苦闷，悒郁和绝望中到来——而这个到来的胜利，又很快因为美国人认为“短期支持蒋”而“长期支持毛”之战略而鹿陷于陆。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剧；这是一种怎样的必要忍受和汲取的悲剧啊。梁先生书，对此时来天地同力，运去英雄无奈之举，给予详细史料－史观兼备之评说。这样的评说，当然罕见于1949年或者1979年以后的大陆。这是不怪之怪。于是，大陆各种影视、书肆关乎中国远征军史料的披露，不如说，都是史证不实的伪诈制作而已，而略。我们看到，什么时候，中国抗日基地被美、英忽略，而被忽略的，当然是自淞沪战役以来千万投入烘炉之抗日军民的死难和献身。在此一端，欧洲价值论和他们的亚洲放弃论（——乃至艾奇逊放弃朝鲜论——尼克松放弃台湾论——诸如此类，）究竟是一种什么货色呢？如果历史是胜利者写的，那么，还要研讨历史何用？我们看到的历史价值论，不同于狭义之亚洲论和欧洲论，而是一种秉公持论和秉笔直书；而梁先生即做此举。是的，几次国际会议呈现了中国弱国外交和被蒙蔽之悲剧。这是弱国虽无外交而知之无可如何，而偏要如何、如之何之坚持，之蒋公的国格和人格体现。这不是塔列朗和梅特涅，各以战败国和战胜国资质博弈于术，见诸舞台之艺术，而是老蒋虽败于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但是，他的那种不以天地同力，命运捉弄而坚持，而帷幄，而坚忍，而澹定之胸襟和心魄，让国人看到了那种既不能一逞蛮力之强，又怀忍字之工的胜败之略——这让人想起惠特曼的诗句：万岁！一切遭受失败的人！……。老蒋在和列强的（民主的）政客的斗争中，要我们学懂他对应的价值论和策划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在此坚持之下，罗斯福，也只好把史迪威这个顽劣狂人替换成了魏德曼——但是，马歇尔绥靖主义造就的共军做大和局势底变的时事，业已完备，无法遏止——老蒋加之很多其他因素作用，也就只能败北于台湾了——但是，老蒋虽败不败；他的忍字政治，在于他可以把专制政治转变成为民主政治，而完成于小蒋。你说，老蒋完败乎？底胜乎？呵呵。 　　梁君在“新政策与旧战场”标题下论述“中国战场地位知没落”于开罗会议以后。“开罗会议以后，中美共同作战之精神陡见离异，南缅水路夹攻之保证，不旋踵而片面毁弃，……。”“构成中国战场之战略地位，因素有二：一曰人力，二曰地形。前者指中国作战之可用兵源，后者指接近日敌之空军基地，然两者皆与美英全面战略有关，当英美全面战略需要中国人力地形之贡献时，中国战场价值更高，当英美全面战场不需要中国人力地形之贡献时，中国战场价值便落。……此乃国际政治交易之常态。”此常态，就是中国弱国外交和英美强国价值——民主——自由论，轮替出场之产物；古今自然。其间，苏联对日态度因为苏日中立协约之存在，使得中国战场价值一度升高；苏，中价值论同等持重乃一度是：美国最高战略；（美国海军金上将说法——该书）。美国人看到“使中国继续绊往百万之日本陆军，使其不在美国有事欧陆之秋，倾巢出动，危于澳洲与太平洋，此战略虽有功用，但仅在美国有事欧陆之时期中有价值，一旦欧洲转变，或美军力足胜日军之时，则中国战场，是否再有维持之必要，便成问题。”（同上）美国B-29，航姆舰队等产生和出现，遂不再需要坚持中国本土之基地为轰炸日本之战略地。德黑兰会议以后，马歇尔等也即认为，打败日本“不必经由中国”。 　　而在1943年，罗斯福和邱吉尔并无上解；至少罗不此解于中国价值论。他的收复全缅方案业已转为收复北缅方案。而老蒋一直以来认为“南北缅水路夹攻”方案实为胜利可期之略而多次被美、英动摇。这是一个方面；在另外一端，“美英战略之基本冲突，即在对于中国作战之评价。”英国认为中国战场或可或缺——“中国战后强盛，或大英帝国远东厄运之开始”——“……大耗英国之物资兵力，则私感不值。”“美国看法不同，美国以为，欲迫日本投降必须攻入日本本土，欲攻日本本土，必须利用中国之基地与人力，”故欧洲战场和中国战场对于美国同等重要；如果美国失去中国则“无暇再顾欧洲对德战事，故水陆夹攻收回全缅之战，非关亚洲之一隅，实系欧洲与太平洋全局。但是这个全缅水陆作战之战略虽有老蒋主张坚持而终仍未果；乃至事变人非，价值全陷。与此之时，在英国方面，德黑兰会议开幕后邱吉尔谓，“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后，不但中国基地已不重要，即中国是否对日作战，亦不必过于顾虑，安德曼案大可取消，将其器材（登陆艇等）从事于南法登陆之用。罗斯（罗斯福，斯大林）均无表示。”于是，放弃老蒋，另觅新人（共产党），成为史迪威要务之一而沆瀣于罗斯福。他们在那个时期的谈话说明，“史迪威既备悉军部攻日之新战略，自不能不急叩罗斯福今后对华之政策。罗对此问，虽未予明示，但亦已有‘蒋倒，另觅别派’之表示。（注意！）“当时所谓派别，除中共外，尚无其他适当对象。迪威得此一语，知中共与美非无合作可能。”梁君谓，史迪威袒共倒蒋，肆无忌惮也。 　 三， 　　一向以来，对于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记载和史观判断，多有不适、不实之词。梁先生治史是史观载于史料，史料印证观点；左右持平而论，且非痘饤琐引，定论恍惚，瞻前顾后。他所谓一点击破，纵览全局，就分析美国战略者言，就是，强调美国执意放弃中国战场，放弃中国军民，放弃蒋介石体制而服从美国国家利益，甚至不惜与共产党同体雌雄，毁陷大陆。此间，罗斯福搬出的一些协助太平洋做战之略，不过是让国人侍从美国战略、牺牲中国利益、中国军民之举措。其原因有三。其一，不顾日军一号作战战略给中国造成的危迫之局，硬性将中国精锐部队，将领和物资倒往缅甸，参与协从美国太平洋战争之需。其二，对于陈纳德利用中国基地之主张弃而不顾；大大削弱抵抗日军之一号作战（含豫中会战，长（沙）衡（阳）会战，桂柳会战等）能力；更放弃以中国基地，轰炸日本本土战略。三，“数年以来，所有运入之租借物资，均为史迪威拨充装备远征军之用，……而精壮兵员，又皆抽拨以补充远征军驻印军之缺额。”于是，后来发生在缅甸的若干胜利，对于中国抗战意义而言，无论如何估计，都是非常怪异和降低价值之剩余价值。该书摘录如次——“日本所谓一号作战兵略就是”一，攻取美军B-29桂林柳州之基地，二，防阻中国军队反攻，三，确保安南与中南半岛之交通；动员一百五十万人，展开太平洋战争以来最大之攻势。1944年的豫中会战（3月25日）、长衡会战（5月6日至8月7日）、桂柳会战（8月至12月），皆此战略执行之一部。按照该战略规定，作战方法以佯攻诱敌为上，表面上驰援缅甸，实际上遮断中国粤汉线之交通，表面上攻取重庆，实际上夺取衡阳桂林之中美空军机场。”“此计划最早为陈纳德所窥破，陈纳德于是年（1944年）4月6日、8日、10日，三度函向史迪威警告，谓日本正调重兵采用钳型攻势，一由河南取平汉线，一由粤汉线取长沙，如伊空军每月不能得到七千吨至一万吨器材补给，伊将不能阻遏日本空军攻势之外，又同时掩护中国之陆军。史迪威时因猛拱密支那一带，战事正急，已将中印空运吨位，悉数移作缅战之用，既无余力足应陈纳德之请，……”。致使中国战场危机如此。（同上） 　　早在首次赴缅作战时期，史迪威就因为全局指挥不利，又擅自自撤退于印度，遭至老蒋对此人指挥乏术，人品不端之犹豫。珍珠港事件后，所谓美、英、中联合作战业成态势——虽号召苏联宣战于日；苏却因为强调对德战事不允未作业。遂出现中国军队虽不保国内战事，却只好侧应美英而入缅甸作战之怪事。届时史迪威指挥在缅国军。我军面临敌方右翼，英军于左翼。平满纳一役我军挫败。遂“放弃曼德勒，退守密支那。”日军又于右翼突破英军将其包围在仁安羌。我新三十八装甲师调援，“救出英缅军七千余人”，“克服仁安羌”。又因装甲师调出，我军于后“全线动摇，主要防地罗依考……失守”；敌占密支那。与我二百师决战。“我戴师长安澜于缅北退却中，遇敌激战，伤重捐躯”。左翼方面，……我军“放弃腊戌”；敌转师保山，窥视昆明，幸我已先调第三十六师（宋希濂师）及预备第二师（李云鹏师）在惠通桥东岸布防，敌至西岸，强度怒江，卒不得渡，10日（1942年5月）改攻腾冲，又为我八十八师所扼，我军遂于日军隔（怒）江对峙。”（皆同上）于是，总结此次缅甸对日作战，失误二。一，英军并不侧应援助；二，“史迪威在中国军队准备攻势之顷，突将精锐抽出，致为敌所乘，在委员长观之，直是军事经验尚未成熟之表现，委员长自此对史迪威统率大军之能力与信任，均生动摇。”（陈纳德语/同上）梁先生续析之，“但史迪威措施之失当，尚不在此，在密支那失陷一周前，委员长曾电史迪威、罗卓英，令速将主力向密支那与片马方面移动，其时腊戌甫失守，而杜聿明军长尚能集合三个师，故其局势并非不可挽救，不幸史迪威竟未遵照委员长之指示，早入密支那，而徘徊于曼德勒与士威坡，直至前方兵退路塞，密支那铁路无分成行，我数万大军乃因此困于缅北，遭受饥冻，牺牲逾千，尤可异者，史迪威身为前敌指挥官，当战事紧张败衄之时，既未向统帅报告战情，又擅自弃军而离队，转入印度。”委员长指责“史迪威……不知军纪何在。”（而史迪威在其日记中，对此缄口不言也。）而“退入印度时，穿越野人山，所受之饥渴艰辛，直非笔墨所可尽。”（同上）如果说第二次入缅尚逢湘桂战事，第一次如何？也是适逢其烈：日“十万之兵力，侵我浙东赣东，浙赣会战正在激烈，加以缅战失败，国际交通线完全封闭，人心震动，全局动摇。”（同上） 　　于是，一如后知，史迪威并未得到马歇尔和罗斯福的坚持袒护而迫于蒋介石一再坚持而离去。按照罗斯福对于老蒋的观看，他没有堕入美国左派要彻底倒掉蒋介石而取道以毛之妄议。他的看法是：“……吾人须知蒋委员长几历艰辛，始进为四万万人之领袖，此四万万人中，有各种领军人物，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卫生家 　　、技术家，在各省和中央方面，各事奋斗，翼出头地，此乃一二百年未易得到之事业，而蒋委员长于短期中竟得之。蒋委员长自有其保持优越地位之必要，此点如尔我处伊环境，亦必相同。他是一位行政首长和大元帅，岂可用对待摩洛哥首长之办法，向其作严厉之声口或要挟…… 　　”；后文之中，罗斯福对陈纳德颇有赞词，云，“我虽然希望缅甸作战，但我仍信1943年陈纳德作战之军略价值”（罗斯福1943年3月8日电诫马歇尔语）（同上）。这样，在史迪威，马歇尔，斯大林，毛泽东乃及甘地之间；在美国，英国，中国，印度之间；在反法西斯，反日和美、英对于希特勒和日本之间；在老殖民主义和新殖民殖民主义之间；在民主和极权之间……发生了梁敬錞先生解析史迪威事件以后延伸的政治和战争逻辑。先从第一个观点说破。罗斯福对于蒋介石的看法，尚且停留在基本上的一致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之层面上。虽然，罗斯福本人对于41年珍珠港以前之邱吉尔要求美国反对希特勒的诚请，迟迟不作答复，能拖就拖；而对于中国战场上，日本人和美国军火商的勾结，也是按照战争和贸易脱钩的原则处理，直至危机与转机一同到来。于是，1942年，美、英、中联合抗日主张出台，缅甸、印度战场开辟之，以附和美国的太平洋之战战略。那么，在美国开辟太平洋战场后，中国抗战地位和价值何以如此缩小、以至于就连一开始主张联合做战之罗斯福，也倾向于邱吉尔的对于中国战场的忽视论甚至取消论？这是非常值得琢磨的问题。其次，这里，发生英国人对于老殖民主义的自觉和不自觉退步；也就是，凸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印度甘地主义的、对于日本的非暴力主张，且纠缠在邱吉尔绝对武装抵抗日本的夹缝和价值龃龉之中。再是，据证，“1936年8月，甘地曾接见中国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表示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违背了非暴力主张。不久甘地接见世界基督教领袖，再次提到：‘从非暴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来对付一个开化了的日本，还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样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假如中国人有我这样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样的最新毁灭手段。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毁灭手段来吧，我们以两亿人给你，可是还剩下两亿人，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假如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资料）——而暴力毛，则说，原子弹不可怕，中国人死一半可以胜利,云云——列宁也备此论；说,俄罗斯人死掉一半,可以实现共产主义——问题是，这些主张暴力和非暴力之魔鬼，都要人民“死掉一半”！呜呼哀哉！孰不可忍！余之，印度独立昭显的非暴力运动，其实，就是甘地就和英国宪政主义政权的一次“内在和谐”运作——而这个内在和谐，乃以印度独立，这个“外在和谐”（印度尚为英联邦国家）为搭配，为表现——换言之，中国对于日本，对于极权之毛，绝对没有非暴力抗争带来的任何正面意义和善良可能。英国老殖民主义在印度的退让，和其后来在以色列建国上的退让，和再后来，其撤出苏伊士运河而允准埃及独立之选项，说明了邱吉尔主义的势微；而他在战后下台，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衰落的一种征兆。而美国“新殖民主义”之秉承民主大潮开始的、对于战后日本、希腊等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支持，说明了德国和日本生不逢时的“新殖民主义”的溃败。而在民族独立和“民族民主”之间，又发生了甘地和毛的两极分化。毛的独立和甘地的独立，式成水火，价值相反。甘地主义影响所及遍及战后南非，印尼，菲律宾等非暴力民主建政；而毛的社会主义和苏联一起被邓和戈尔巴乔夫改变。这是史迪威等人甚至罗斯福等人不曾预计和估价无着的价值论和民主潮。我们的提法就是，回到史迪威，他的支持毛之长期政策和政治，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换言之，史迪威在抗日作战时期诋毁老蒋，对内地战场采取取消主义观点；继而在抗战问题上支持共产党的所谓抗日，乃及后来马歇尔秉承斯大林论联合政府之策略，之主义，要中国开展和设立一个戴剑（带飞机大炮的）议会——这个设想，难道是美国政治理论策应斯大林主义的反响吗？这和马歇尔（计划）西欧价值论和美国的日本民主论背道而驰。这是匪夷所思的逻辑和选择。但是，史迪威和华莱士等人，在二战前后，掀起的苏联“民主”论之妄议和诡谲，确实对于苏联的继续存在（远及中共的崛起），起到绝对权威的影响。于是，罗斯福主义，杜鲁门主义，开始了亚洲是亚洲，欧洲是欧洲的不同战略论和不同价值论——此中国内战时期之马歇尔和西欧重建时期之马歇尔判若两人、两风。这个政治，就是允许毛的49年席卷大陆——允许北韩被不包括在美国远东防御体系中——乃至后来，美国只好对毛，对金开战。这个逻辑也是，美国后来被勃列日涅夫说成是东欧有限主权论的某种维护者而不想推倒柏林墙——不支持纳吉和波兰、匈牙利起义——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这个版本就是，中国给毛；东欧给斯大林；越南给胡志明……乃至古巴给卡斯特罗、给苏联（这是伟大肯尼迪主义的后果。）我们说，这个美国战略，对于美国人本身也是无法接受的。他们一开始，就和华莱士等人辩论是非，寻回价值，如布坎南，胡佛，麦卡锡，等人。从六十年到末叶到七十年代初叶——七十年代末叶，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沆瀣毛、周出现最新版本的史迪威主义——而台湾关系法的出台，则是美国另外一派反对史迪威主义者真正思索美国价值论和普世价值论而对抗基辛格主义的发端和产物。而北韩“三八线”的恢复和今天金家三代的兽治，同样，是美国认可对苏战略之“主权有限论”的回应；这个回报，现在，仍然以肆无忌惮的方式挑战与之。最为严重的则是对于中国民主的思索和桎梏……。于是，在战后几十年中，史迪威主义和毛主义遥看同构，须臾无分，成就了自联合国苏－美G2以后的中－美G2结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两相战略合作，“同舟共济”。于是，史迪威主义真正的复活，不是在任何滇缅战场和印度战场上，不是在抗战最后危机时刻之中国战场上，而是在七十年代美中复活外交、战略之政治考量和政治勾结之各种领域中。这个有趣的史迪威主义，之所以看似不死，正是因为美国价值中、那种不止于民主，不止于自由的利益主义、资本主义和实用主义作祟。这是中国政治（中国资本和特权政治）最后的支撑点。如果一切就像美国里根总统要推翻东欧价值论一样，将亚洲价值论和中国（特色）价值论，就像推倒柏林墙一样推倒，那么，史迪威主义的真正死亡，才会如期而至，无可再药。

读托克维尔该注意的问题

读托克维尔该注意的问题

作者: 刘自立

阅读托克维尔何以重要，坊间说法不一。主要一种看法是留意改革和革命赛跑一类偏重前者，担心后者之说法。这种说法的主要指向是告诉人们，革命很可怕，革命是对于人群政权和制度的玉石俱焚，你不好受，我也不好受。于是，把法国革命中间一段抽出来加以渲染，说是一种屠戮行为，消灭私有制，违反人权等等。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有其前因后果。前因就是，即便是法国革命（含英国），都是对于旧制度中本该继承和继续之政治成果的延续，而不是要在一张白纸上胡乱涂抹。

阅读托克维尔何以重要，坊间说法不一。主要一种看法是留意改革和革命赛跑一类偏重前者，担心后者之说法。这种说法的主要指向是告诉人们，革命很可怕，革命是对于人群政权和制度的玉石俱焚，你不好受，我也不好受。于是，把法国革命中间一段抽出来加以渲染，说是一种屠戮行为，消灭私有制，违反人权等等。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有其前因后果。前因就是，即便是法国革命（含英国），都是对于旧制度中本该继承和继续之政治成果的延续，而不是要在一张白纸上胡乱涂抹。这一点，很多历史学家都有详细论述。主要有兰克，基佐，也含托克维尔本人。基佐的观点尤为突出详尽。（见他的《1640年英国革命史》及笔者《革命复辟论》拙文）。 于是，我们给出关于革命的第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革命，是对于在革命以前人类——含帝皇，僧侣，贵族和平民业已创造和宪治之各种普世制度和普世价值——革命，是对于这样的制度和价值之皇室贵族乃至平民对之破坏，停滞或者亵渎而发动之恢复这些价值之暴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革命中人，革命中阶级，是发生此类欧洲革命的载体和动因；而革命之所以可以发动起来且在革命中各个阶级仍旧可以体现这样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权限，就是因为革命前欧洲自由主义之发展。欧洲自由主义不是精神和抽象之产物，而是实实在在的自由城邦自由行会自由军队和自由选择等等自由制度带来的自由——这个自由发轫于阿尔卑斯山山南山北——形成德国荷兰和西班牙意大利之继承古代自由主义载体（城邦和国家）传统，而继续其物质和精神核心于欧洲中世纪政权——他们的世俗和神圣双方也在博弈此类政权中留下了自由主义之革命前提。这个多元政治的发轫自于西方古代之民主，之共和——而这个民主，这个共和导致的载体规则的出现也就是宪章主义——没有民主的宪政和没有宪政的共和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就像人们一定要拆散贝多芬和莫扎特形式的骨骼或者血脉的蕴涵，一定要施行形式——内容的分解一样，是极其木纳和呆板的想法。简而言之，西方的个体，团体和国家、集权（非极权）——自治模式，因其各种分离，独立和凸现意识而造就的多元前提以下之规则，就是宪政（几个孩子玩弹球且几个孩子定制规则，不是一个人,一个裁判加裁判入场式那种游戏，那才是“宪政"之含义，之规矩……）——没有这多元化一切，宪政文字就形同虚设（如斯大林、毛宪法等等。） 三，也就是说，欧洲革命不是发生于虚无，良知和理想，而是发生于此类自由要求和城邦行会和个体的对于所有此类作业和载体的亵渎和势弱。因为法国革命也好，其他革命也罢，革命之中的各种派系活动从来不会像卢梭之普遍意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造就类似毛文革那样的无实质派别主义和社会虚无主义。不是的，法国革命本身的残暴和理想并未能够实现卢梭取消个体意志之“理想”——更不会从卢梭之理想发展成为阶级优势论，阶级立法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类阶级消灭货色。不是的，法国革命虽然历经左右两翼之要挟——左翼是巴库宁之类认为其革命对于私有制消灭不彻底——右翼是保皇势力认为平民必权限必须得到亵渎——而其实拿破仑主义之人民皇帝和皇帝人民之双面性，在完成后革命和后皇室平衡上，做到了夏多布里昂之所谓既不要极端革命（而是要不极端革命），也不要极端保皇（而是要不极端保皇）之原则。 四，所以，法国革命并不是一端完全暴力和无良之“红烧中段”（一种食品名称），而是兼顾革命前后制约革命发展革命之正面复辟势力之结构（于革命解构）。这样，涉及到法国革命就不能不谈到双面拿破仑；谈到法国革命就不能不谈到复辟时期——而正是在此时期，发生了轰动世界之要求为法国军官德雷福斯平反的人权个案——随之到来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为法国之革命，人权和共和阐释理论，做出实践。这是法国革命人权精神，自由——平等——博爱之三大元素与此人权发轫结合一一之典范。所以，革命诋毁论和复辟反动论（含马克思本人对于巴黎公社首鼠两端的观念——），成为法国人和欧洲人早就摒弃的片面一邪。 五，由此凸现的拿破仑双面论也和这个革命辨正法一样，使得有知之人知晓了既不能完全诋毁拿破仑也不能完全赞美之（见夏多布里昂《幕后回忆录》）。法国人并未在革命，暴乱和颠覆中取消了他们的建制，他们的政治，他们的宗教。相反，拿破仑法典和基督教复兴（天主教）正是夏多布里昂和很多知识分子在后革命时期，复辟时期完成的重要工作。除此双典之制作法国伟大人文，文学，哲学，史学……建制，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也是巨人辈出之时代。这一时代和意大利美迪奇时代或者文艺复兴时代一样，他们都是源于一种对于政治制度的挑战和结构（比如，意大利共和主义的屡次实践于皇权，自治和革命。） 六，重复而言，欧洲革命之所以发生，发展和完成（复辟——法国复辟王朝——英国坚守帝制），都是因为欧洲革命本是价值和建制中之应有之义。革命是一种对于正确主义和价值主义之重复，之要求，之回顾，而绝对不是因为革命而创造了价值，创造了制度或者创造了类似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诸如此类。这是20世纪发生极权主义革命以后方才发生的革命歪曲论和革命立新论，于是，总结以往革命，总结以往之革命与制度，总结以往革命与旧制度，革命与旧制度中皇室，僧侣，贵族和平民之关系学，只能解释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德国革命等等，而无法解释俄罗斯后来的革命和再后来之毛之革命，卡斯特罗和波尔布特之革命。（在我看来，这些革命必须加上引号——他们是违背价值革命制度革命之反革命，反人类和反地球之行径。） 七，这样，估价极权主义革命将其完全区隔于以往一切之东西方革命，实属必要，也是必须。其间关节在三。1，极权主义革命根本不是上述所谓重复，结构，解构（解构不是消灭而是建树和批评），制度和普世价值之复辟，之再生（如拿破仑重复和建树罗马法——以对于教宗的重新尊重代替了他原先对于其之亵渎和捉弄……）；极权主义革命前提和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南辕北辙，彻底异类。因为2，极权主义革命前提是取消一切历史，一切价值，一切建制，造就在一穷二白之基础（——也就是消灭基础）上的虚无主义革命——从而违背了一切革命宗旨。20世纪极权主义发端于法西斯，发端于纳粹，发端于俄罗斯民粹主义和东方之农民起义一类货色。这些货色又绝对不是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农民起义。因为那时期的平贵结合和农民地主，也不是完全隔绝和异类的——李世民和赵匡胤既不是绝对的贵族皇室也不是绝对的平民百姓。（此可省述之。）所以2，中国农民革命和毛革命风马牛不相及。3其主要意识形态的不同和人文宗教原则的不同，也是一端。 八，3，所以，我们说，彼中国不是此中国，彼起义不是此革命（49年革命一类），彼文化不是此文化（八个样板戏一类，呵呵），彼阶级不是此阶级大消灭，杀降将，将诛心，畏人言，戮人心——叫做夹起尾巴做人——夹起尾巴者还可以做人吗？4，所以，这样的革命不是施行拿破仑主义，不是施行梅第奇价值建制，不是施行甚至巴黎公设的选举和杀戮（他只是施行杀戮——而没有选举——上海人民公设一天选举也没有（文革时期））。所以，5，这样的革命是彻底毫无意义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和后革命带来的前万人死于饥荒，屠戮，灾难和侮辱是此中革命的应有之义。6，于是，当人们完全不论极权主义革命和以往古今中外东南西北之传统革命和革命传统之迥异而奢谈革命的时候，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革命亵渎者，革命涂炭者和反革命。 九，于是我们回归正题：托克维尔是不是可以拿来比附我们现在谈论的改革，革命，不革命，复辟和其他。回答是，戴盆望天，短见无识。因为老托也好，基佐也罢，他们谈论的革命和我们正在讨论的东西迥然不一，前提各异而完全不是一码事。之所以人们要这样那样来附会老托，就是他们忘记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法国革命，什么是俄国革命，什么是毛革命，什么是极权主义“革命”。而他们之所以要烩此一锅，就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前提根本就是错误，犬儒和苟且。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讲究法国革命，法国社会和法国文化，毛主义体面就会一风吹散而邓主义实用就会直落于壑；哪里有什么不要血腥要改革，不要革命要制度之胡言乱语。毛革命是为制度而言乎？毛领教过马基雅维力写作意大利共和时期平贵联盟之史事，之必要，之逻辑吗？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比较几百年前的美迪奇文化和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共和政治要落后几千年——虽然他生也晚，列宁生也晚，斯大林生也晚——他们才是一群不学、巫术之阶级斗争、阶级权限，共和主义和宪政主义的无知者和涂炭者。和者类之物谈论革命和改革，宪章和共和岂不是过于愚蠢乎。 十，所以，现在回到对第一个问题的商榷。如果说英、法革命是基佐所谓回归价值论和建制论，那么，中国革命导致的建制和价值龃龉如何看待？我们分成两个方面简陋一探。辛亥革命是不是价值回归论？可以说是，抑或不是。因为，就文化层面而讲，辛亥革命没有打倒孔家店，颠覆东－西文化之说，而且，孙文等还是基督徒……但是，西方革命所建之自由主义载体，在中国，不能够成为复辟和回归根据——因为中国严格讲，沿革讲，无中国政治学可言——中国制度研究不过是皇室民间轮流坐庄的一种亚建制建树——如上文贞观之治等。所以，辛亥革命者类非极权主义革命，只好去掉一半历史，恢复一半建制，施行一种渐进方式，而最终，要行中国价值论（亚洲价值论）中尚未历史和以往之新政：民主宪政。于是，这个方式和毛革命方式，形成反差，这是不必多言的明确所是；唯一要补充的是，辛亥革命，不是回到以前的文景、贞观，但是，毛就距离彼端更见遥不可及了。换言之，继承中国革命前价值论或者半价值论，其实就是要执行类似西方三权分立的致衡监督体制——而这个体制的亚准则则体现在中国君相致衡和封驳制度的准内涵中——问题是，西方人既然发明了高格与之之法治致衡，国人凤阁鸾台，祖训祖制之准则就理应让位。但是，这个准则绝对不是要取缔历史和取缔历史中中国式的权力致衡原则，而是要以另外一种更加现今的方式以应合之，改制之罢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历史上谢瑶环手持上方宝剑，尉迟公手持打王金鞭的时候，人们会不会想到某种中国天真的可笑和可爱呢？！……

二次革命带来的启示

二次革命带来的启示

埃及现在搞二次革命（也许这个规模不及推翻老穆的革命），前景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此次革命发出的信号，早就蕴藏在一次革命之中。两年前的所谓一次革命，并未让埃及人民直接获得民主的完全成果；但是，这个初步的一次革命成功，已然呈现了他们不可能满足革命前体制的那种初衷。于是，分析一次革命和二次或者N次革命，成为某种革命研究之必要。其间，我们看到，革命发出的信号，其实早就蕴藏在所谓“旧制度”中（托克维尔语）。埃及也好，利比亚也罢，甚至缅甸革命（昂山素季革命），都是旧制度无法以其极权主义销毁一切异议组织之政权，之国家。根据资料显示，缅甸在军人统治时期（含现在的军人体制之下），既存几十个独立政党和反对组织；“2010年11月7日，缅甸依据新宪法举行了一次多党制全国大选，共有37个政党参加大选”）（维基）。利比亚的独立社会也并未从卡扎菲的魔障中彻底灭绝（利比亚“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对党，所以反对的力量来自于民间，来自于部落，来自于底层，……卡扎菲他并不能够控制所有的部落”）（殷罡）；而埃及的宗教和政治异见派系更是纷杂繁复（埃及，“1980年5月22日经公民投票修改宪法，规定政治制度‘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上’”；等等。）（维基）。这样，在估计上述国家和政权的政体形式时，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完全没有独立组织和反对政党之政体形态，迥然不同。于是，从此根据出发，这些专制国家的革命和压制革命，成为政治天平上的轻、重砝码。有时候，专制政权一头很重，很有效（如，在埃及之纳赛尔时期；在利比亚之卡扎菲时期；在缅甸吴努和奈温时期……）；有时候，这个专制政治的瓦解，因为国内外因素作用之，而呈现微不足道之轻。这不单是现实状态下这些国家呈现的情形而言，也是历史上很多国家无论是一次革命，还是二次革命，N次革命所呈现的状况。换言之，旧制度如果不是极权主义制度，革命发生概率或可能性，就是这种制度本身孕育的那种显在和潜在社会、政治、经济状态使然（一般没有取消私有制之革命）。这一点，我们在很多历史实例中可以看到。比如，俄罗斯民粹运动波及俄罗斯议会民粹主义，就是一个例子。按照《红轮》一书的例证，议会民粹主义和民运民粹主义的集合，正是俄罗斯导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正负两面意义。而二月革命之所以可以成功，短命和瓦解，也正是因为她未能完成俄罗斯根本不存在的政教致衡；王权－自治（就像西方的自治城市）致衡和菁英－大众之致衡——所以，二月革命表面上发生了民主议会的转型，但是，这个转型因其各种缺乏因素——主要是俄罗斯没有西方根深蒂固的自治和党派政治传统，遂带来其所谓的乡村公设精神和结构导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即：跨越卡夫丁峡谷）。于是，俄罗斯二月革命以后发生的苏维埃割据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裂，给列宁造成了缝隙和机会，于是，我们看到，二月革命很快转向十月“革命”。

换言之，十月革命比较二月革命，造成了更加强烈的苏维埃割据，成为列宁利用水兵和士兵，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绝好时机。这是人们完全可以预料的一种再革命。而这个再革命的根源有二：一是，列宁也好，克伦斯基也罢，他们利用沙皇改革和议会政治的民粹因素（而西方正好相反，是精英因素——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代议制制度决定政治）——煽动起列宁主义革命，也就是极权主义“革命”，从而导致苏维埃制度的彻底瓦解；她转向列宁和斯大林反群众，反工人的镇压（1918年彼得革勒血腥弹压）之独裁专政。这样，一个严重的估计于是出现。不是列宁可以凭空制造革命，就像在极权主义苏联凭空可以制造革命一样，列宁必须在沙皇和克伦斯基制度中制造革命。换言之，列宁如果生活在他自己杜撰和建制的统治中，列宁本身，也无法发动革命。这个例子，在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也同样适用。毛主席如果活在毛主席时期，他本身也就“英雄”短见，命运不济。毛要感谢蒋介石（也要感谢日本皇军）。没有蒋介石，没有这个可以制造井冈山的环境，毛，势必一事无成。这就是革命在专制体制下的这种可能发生的前提。这此“发生论”后面，就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革命发生论的登台和表演。这是很多学人研究，但是，参透不出的地方。何以如此，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历史上革命和统治，革命和体制，革命和镇压，不是绝对的一面倒，一头沉，而是传统革命，传统统治，不可能根除体制（旧体制）中的革命因子和革命土壤；也就是说，旧体制无法避免革命。于是，这个反馈圈和反射弧成为整个中外历史演进，改变和变革的双向致衡和约柜法则。加上神话和上帝从中作用，希腊民主之德尔斐精神和阿波罗主义，并不是希腊民主或可取消的自由主义因素乃至宗教因素；不，德尔斐神话必然和政治民主、和阿戈拉（广场）辩论、和民主赛会……一起，成为希腊人民政治素质、政教血脉传之久远而不可或缺的基因。这就是俄罗斯革命和毛革命根本不能具备的革命－宗教因素（我们多次谈到的拿破仑两面性之政治－宗教态度，即为一证）。也就是说，在排除列宁革命和毛革命以后，历史上一切革命，都是基于反对专制之革命——而一切专制体制，专制统治，都给革命留下了不大不小的空间——而这些空间本身的质量和数量也都十分可观；因为，那些政治和宗教的反对力量和独立力量，不是一时一地，忽兴忽衰之即兴精神，文化，组织和团体，不，他们那强大的基因和传统，扎根于历史，导向于未来。任何革命导因和（最后一根）稻草都无法回避和忽视这个专制隙罅留下的革命发生论。这样，革命呈现的反对专制和专制呈现的反对革命，都绝对不是彻底，干净和完全的；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秘密正面因素和正面根据。就连被西方哲学家批评的东方政治，也同样存在着反对的空间（当然，也含带镇压的空间。）当然，反对专制导致的专制，这种循环革命在伊朗，在伊拉克都每每发生；只是人们不知道反掉巴列维以后的政权和萨达姆革命后的政权，居然此不如前——就像人们议论皮诺切克和阿连德的孰是孰非那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式可以界述之——甚至对于佛郎哥的独裁和转型，左右两翼，也是各说各话——笔者以为，这里有一个悖论；如果右翼发展到极端，只会激起左翼的壮大而非相反；还是回到马基雅维力的平－贵中折方案，比较合宜。（这个论题可以另外研讨。）

从西欧那些镇压人物的履历中，人们看到，拿破仑，梅特涅，俾斯麦……这一连串的革命反对者身上，他们不是给革命，共和和反对政治留有余地的大师吗？这其中固然包含了他们的或者平民，或者贵族的政治态度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好恶；但是，他们一直，一致和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潜在的人类危机：极权主义。西方学人普遍认为，俾斯麦构建的欧中均势和梅特涅构建之维也纳体系，正是一种反对革命势力的秩序－而这个秩序带来的、对于工人运动的镇压和俾斯麦建立福利制度和反反社会主义法，其间的内涵就是要告知世人，反对专制主义，不能用极权主义（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这是他（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之名言的伟大内涵。后人还说，如果俾斯麦活到希特勒时代，希特勒的对于欧洲秩序的毁灭，遂不能发生，也无缘发生——这样，极权主义或者因为冷冻和启活俾斯麦而得以避免；此为一笑。而拿破仑则一直徘徊在皇帝和人民之间，以至于对他的定性，十分复杂；换言之，拿破仑不是绝对极权主义的统治者，如其如此，他在皇帝面前要做人民（在人民面前要做皇帝）一类言论，则无端策略而行。于是，一切西方反对势力，包含政治学派，哲学学派和文学家，他们在反对专制压迫和抨击时政方面不遗余力（如，有名的、以克列孟梭为代表的平凡德雷福斯运动），但是，他们在反对类似巴黎公设试验的态度上（也就是反对萌芽和梦魇状态之极权主义），都表达了坚决的反对态度。何以如此，因为，公设杀死教士，毁灭政治，灭绝人权。于是，任何一种西欧的社会运动，含第一国际等等，都对马克思主义、巴库宁主义等等试图要用极权主义革命代替一般性质的革命说法，提出社会主义“欲壑难填”（俾斯麦语）之自觉甚至不自觉（只是感觉之）反对念。法国的共和主义和皇权主义；英国的国王、共和协作论；德国的自治和统一尝试论（汉萨同盟以来）；而西班牙和意大利，虽前者属所谓集权国家，而后者属自治城邦，但是他们的自治和自主，都是欧洲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并不能以极权体制一言毕之；等等。……都给革命留下空间——同时，给镇压革命，也带来机会。这一历史，可以上述到中世纪革命史和共和史。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贵－平统治给革命和反革命，同样带来空间——而起源于希腊的波希战争和斯巴达－雅典战争（伯罗奔尼撒之战），都是政治－宗教给体制和文化留有余地的战争。在此战争中，好战的贵族成为贵族依赖战争之文化起源的一种说法。而文化元起之美迪奇家族的文艺复兴说，也就紧随其后，完成了以佛市为兴起之文化革命——也就是文化复兴。这是一切专制－教会批判和被批判传统和传统更生之结构和解构——就不要说文化本身是不可能完全解构和再造的、这样一个道理。现代派翁.埃克，不管无何解读波多里诺和玫瑰之名，他还是无法逃出西欧之自治城邦对于德国神圣罗马“一统”（必须带上引号！）帝国、这个不神圣，不罗马，不帝国之但丁主义之虚构，之理想，之政教一合的幻觉（我们当然更加信笃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叙述和现实论调——因为，他不是要用三界介入政治，而是就政治，论政治）。

话说回来。专制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就是三千年文化璀璨的历史。在此，根本不是完全由“吃人历史”的政治批判，可以一囊其中。这种平－贵，皇－民，官－寨（山寨，水泊，庙宇……）的致衡文化和君相致衡，封驳致衡，祖制致衡等等因素，因其不能完全消灭我们现在所谓的“民运力量”和独立派系，其革命，其起义，其招安，也就不可避免——而招安之所以常常发生，也是因为官民之间本无根本的意识形态之争和政治立场之争。虽有“一姓终怀亡国恨，三仁难得逊荒才”和“割据雄图忧后日，夕阳无语下寒丘”等等多虑，但是这种起义和革命，并不能瓦解社会和图灭前贵和遗民；他们还是成为开国政权的遗民文人（比如，元朝任用赵孟頫（宋太祖第十一世孙）；清朝任用钱谦益，民国任用陈寅恪。等等）。如果他们这些忽必烈、这些康熙也来一个批判封资修，实施“人还在，心不死”之诛心，杀人，那事情就要全部玩完！有学人举例三国之诸葛亮七擒孟获，文成公主（白）度母汉藏政教等事例，也说明，在政治载体上的某种古代自由主义倾向——加之近代蒋介石和胡适之之间的完全自由主义互动，更加证实专制主义给文化和政治留下空间之例。在此层面上，革命或者可以发生，就像毛主义革命发生时期一样，其对照点，就是要参考“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之选择（借用王芸生先生的话——当然，现在可以说，不仅仅是“六十年”，而是百年……）——何以中国有极权主义革命而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中国毛主义革命宣言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提法，充分说明毛对于古今中外阶级分全权乃至阶级斗争的曲解——就像他根本不懂经济一样，他和列宁，和马克思一样，一开始，就对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发生错误和无知的预言和估计，从而导致中国百年阶级斗争的一败涂地。而这个无革命，又牵涉到前苏联、前东欧国家极权主义革命－反革命互动之辩证法——何以他们出现了戈尔巴乔夫——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出现这个戈尔巴乔夫之课题。这个课题，绕过了我们的论点。但是，其实，这个课题的答案十分明确。因为里根和撒切尔要推倒柏林墙——而奥巴马要和中国结对施行联合海军演习——这是他对美国重回到亚洲战略的一个插曲；但是这个插曲非同小可。因为他和里根、和撒切尔不能不完全一致。换言之，苏联解体是因为他们在没有反对党和反对政治（只有反对文化，反对精神）的前提下，施行的一种转变；这个转变主要是星球大战使然；美国对于中国有无此类大战呢？而资本和中国的联系已然照旧；故此这个星球大战的前提本不存在。国家资本和跨国资本和中国的联系可以说基本上是一如既往，并无改变。这样一来，极权主义体制的外应内因和苏联、和苏联时期，迥然不同，本质全异。很多此间研究专家完全对此无知。此其一。二是，于是，一种对此采取乌托邦主义的应对理论和对此图饼充饥，乱论论天下的慌腔走板，比比皆是，见之厌恶。这是“丑陋的老三届”带来的最后一个梦魇。只有到了这个梦魇被彻底抛弃的一天，国人的谈吐才会变得比较靠谱。

关于王芸生现象的再思索

关于王芸生现象的再思索

某电视台最近采访了一些学人和老大公，寄芸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出版纪念做了文章。其中，如何理解中日关系问题，无论是王、还是今人，都忽略了这样一对主题：民主和侵略。简而言之，芸老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写出该书，当然应该对日本之侵略中国历史与现实，给予抨击和印证。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中日关系中独独缺乏不谙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之民主，之议会，之三权分立的奋斗历史，那么，你还是不知道何以日本要行侵略和民主于悖论中。（其实，民主于殖民，是不单日本，也是整个西方民主历程中的悖论；不解释这个悖论，同样无法解释如今无良资本在后殖民时期的某种无道运营。）故此，在日本所谓开国五十年史史料中——见大隈重信编著之书籍），日本之大陆政策和日本之首鼠两端的民主和侵略国策，本来是不可分割而沆瀣一器的。这样，芸老也好，其他学人、作家也罢，其实，并未对此论点展开详论。这样，就为国人在战胜侵略以后何去何从，不知何去何从埋下障碍，以至于变成这样一个事实：日本人走了，毛主席来了。故此，我们要简单回顾一下大公报对此民主与侵略的观点。这样的分析来自芸老对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所谓腐败的系列抨击。而这个抨击，延续到抗战胜利——这之后，芸老首发对于“可耻的长春之战”之揭露和批评——随之，他主张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而行并灶于蒋——再以后，芸老被蛊惑北上，成为所谓大公报起义之报人，划归于毛。

这是芸老、也是很多走进毛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解放”之路。要如何看待这样的选择和归顺呢？我们先来简单说说抗战时期所谓国民党之腐败和大公报之抨击之。大公报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一类观点，今天，究竟如何观察？一言蔽之、而蔽之不了！因为，蒋介石、国民党抗战是不争的事实。芸老等人的批判，也是事实具在；但是，在此两面的考量之中，如何看待老蒋在正面战场的抗战伟绩，却是包含芸老遗书于文很少提及并加以悉数之所见（谁能“悉贡所能”？！）。也就是说，就像共产党很多现在和过去的作品、文字一样，“国民党不抗日”——成为主流观点——而在大量拙劣炮制的大陆影视作品中，也从来不曾像《一寸山河一寸血》那样，忠实地对蒋介石抗战予以正面公达予忠实记录。人们在大陆的文艺宣传品中继续一个国民党正面战场连连失败，蒋介石本人腐败无能，新四军八路军类似神兵、无往不胜之涂鸦和胡抹。而那些抗战作品中，每每规避了国民党战场可歌可泣的、从淞沪战役以来，一直到昆仑关战役，缅甸境内战役等等不可胜记之战役，之将士壮烈牺牲，以躯融火，血肉长城之历史记述；他们或者无知与此，或者一笔代过；施行了对于历史的糟蹋和对将士们的亵渎。其多是有意无意地边缘化和弱小化这些伟大战役和惨烈壮举。（当然，这也许是民主实现以后人们方才可以期待的亡羊补牢之写。）

于是，问题的核心就是，何以宣传芸老和大公报的研究者，也人云亦云地将抗战时期之大公报报史，写成雷同于大陆过去、今天一再出世之抗战蔽史去料歪作，而不见“一寸山河一寸血”，“万青年十万兵”之抗战、即国民党－蒋介石主帅之之真实抗战历史？我们未及研究在淞沪战役，长沙战役，武汉战役，衡阳战役，台儿庄战役……等等战役爆发时期之社评，之文字，之采访——我们也未及悉数芸老们和他的前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人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记载和泣颂。因为，上述片面研讨遮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是老蒋在抗日，而不是、抑或主要不是共产党在支撑局面。如果民主时代到来，此类歪曲历史的恶笔终结，人们自然会像恢复第三帝国兴起和战败之实史一样，把国民党抗战的史事，公布于文字中，昭示在人群里。大公报对于正面战场的历史记载将会得以还原。那时期主流报纸和书籍记载中国正面战场如何抗日之歌调会得到再宣达，再记述。系列的历史真实，将会崭露于新的书籍和新的媒体之间，而一洗过去胡说八道的无耻和庸俗。这是勿庸置疑的未来实现。于今，我们只从一例事实报道之中，即可预估这样的历史再现。其实，她已经成为历史的真实记述。那就是芸老关于中条山战役时期共产党见死不救之例的怨道。

于是，作为左倾倾向很重的芸老，对于他的立场和观点的悉讨，应该是这样一种推论：第一，芸老是一位爱国者。

第二，他绝对主战抗日以战——而在此之前，包括张季鸾先生等人在内的知识分子，都是主战所谓忍战和患战者，就是“明耻教战”，论持久战（蒋百里），甚至以和待战（代战），像陈寅恪，胡适等——至于鲁迅，有人问过许广平，说，如果他活到三七年后，会怎样：许答：不－知－道……故此，大公报如何如实报道这样一种也许并不激烈的“不”爱国态度，也是要重新研究之课题——至于有人为汪精卫讨还不战而降之道之“公道”，却也是不可不研究的课题。

第三，芸老对于国民党的极端不满意，是不是就是他只是相信共产党抗日之观点：这一点，可以排除。因为从他后来不主张另起炉灶之说，可以肯定，他固然不愿意看到紧吃，贪污和腐败现象，但是，他是不是同时相信这个党贪污，那个党就不贪污，也是问题。大而言之，究竟是哪个党会真正成为贪墨巨鳄，芸老似乎和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并未想清楚。如果他们像威廉.纪德和哈耶克那样想得清楚，他们会做得如何，看得如何呢？芸老后来反对扶日联美之日本，说明了他间接支持反苏之游行之倾向。这样一种反美观，难道不是他走向苏联方面之伏笔吗？笔者十多年来和芸老公子芝琛先生写出的系列文字中，也未及研究上述课题。但是，后来大公报走向“新生”之路和向左转，还是和芸老的观点和思维产生某种内在联系。

最后，在中国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上，大公报人和很多主张欧美政治，苏联经济之双向模式者雷同，并未为中国走向民主，提供思想和路径。只是他的来自胡政之，张季鸾和吴鼎昌的自由主义立场，在国府和毛施行重庆谈判时期，还是遵守民国底线而未予僭越和悖离之。

于是，大公报走向就像中国一切媒体和报纸走向一样，出现了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胡适的选择，老蒋的选择；一种，就是宋，张（澜），二章和其他“民主人士”的选择——也就是，符合毛主席的选择的选择（叫做萨特的选择宿命？）。芸老属于后者。这样，大公报的选择就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我和芝琛含很多大公报研究者都没有仔细研究何以大公报会成为”香港大公报”——这个香港货，究竟和“四不”（不党，不群……等等）之大公报，产生什么样子的实际关系和理论关系？何以（香港）大公报会最终成为一个“不四不”（“不不党”等）之喉舌，必为一问！芸老晚年写出的“一个人保钓”（笔者喻）文字（在《华人文化世界》发表——而不是像凤凰电视台所谓未能发表之“抽屉文章”）——是不是说明他的见日批日、而不见日之民主而未能言究之窘况？他的六十年来中国－日本关系论，何以是中国，何以是日本之间性关系中，产生迥然不一之两种政体和国体原因何在……？而中国何以从民主之多少，转变到民主之有无？日本之民主，何以切割或者延续他的侵略和殖民抑或如何规避之，再生之？都是所讨于中日关系论中的未定之天。当然，六十年来的中国和日本，在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方面，又何以迥然不同？日本之李大钊和毛泽东（片山浅和幸德秋水等人），何以无法成事，而中国成之。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加之苏联，美国，如何在中日关系中，就像现在披露的《蒋介石日记》中记载的那样，出尔反尔，云雨项背；何以史迪威，马歇尔一以惯之地，就像白先勇先生那样予以痛陈、而痛于蒋介石之痛陈之、对共产党施行绥靖主义！是的，国民党是腐败的；蒋介石是无能的。但是，就像东西南北，古往今来之专制制度一样，那是一种留有底线，道德，文化，人品和尊严的社会。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可以抨击和厌恶那个局中之政权，政府和政客。但是，如果取缔他们的，是一群更本辱体，无法无天之辈，那么，这种批判，这种改变，这种革命，就会导致万劫不复之国家，之民族，之人群。这已经是不争之史实。

温习日本史（下）

温习日本史（下）
 
作者: 刘自立
 
五

明治维新的另外一个因素按照大隈说法就是国际因素；其大致是，视日本如果不能一体一国一族整合攘外，势必领土可忧，主权堪虑。这样除去内部因素之幕府日衰，外国入岛，也是主因之一（大意）。佩里因素，于是存在。这样，日本人的改革和开放成为也是一体的结构生成。其改革－开放之国际走向，当然，不同于中国。其一，他要王政一统对外，这是没有问题的。二，他要捍卫国家主权，纵横捭阖于国际之间，也是没有问题的。三是，他还要走出去，成为世界强权，这就成了问题。

大而言之，改革之日本，改革后之日本的民主问题，却和世界上民主传统和殖民老帐，纠缠不休，式成一诘。这样，中日之间纠纷势必随着明治维新，开始发效而成结。面临日本动荡和改革的局面，国人鼠目寸光，只识其器物，不识其精神——物质之精神和精神之物质。这样。日本接纳的所有中国人，不能够为中国前途带来明确的明治维新的核心准则，以判中国走向——日本说，一言蔽之，就是日国要行三权分立，中国人呢？这反倒成为中日开战前后的谫陋之行止和认知。所有“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名言）的启示，乃及所有日本民主治内的办法，所有公武之道的分梳契阔，所有民主殖民之教训，都并未在国士笔下有何端倪之解。

他们或者统统否定这个维新是帝制，帝国，黩武，或者言说不着边际的日本精神之刀，之花……而无所适从，无言于公武之道。于是，日本之民主，日本之侵略成为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其实，事实就是事实，伪装应该剥去。日本问题的核心和西方问题本质，其实，是一体两面。西方民主问题和日本民主问题，几千年来（对欧而言）也未见得得到恰析于阿伦特之民主与殖民之析。

从远在征韩论争论以前之丰臣秀吉战败于韩的日国情结，在明治以后，开始逐渐复活，复旧。所谓国人诗歌之“东海人奴盖世雄，卷舒八道势如风。碧蹄倘得擒渠反，大壑何由起蜇龙”的诠释之一，就是这样估计的：如果能够抓到和打垮东海“人奴”（德川家役）丰臣之辈，我们中国人难道还会受辱，受屈吗？（当然也有另外解释，认为东海人奴为满清窜内地者也。）

问题分开而言。一个是，日本历史上的应有影响和领土格局——再一个是，日本明治以后乃至大正，昭和时期的对外政治。其间，佩里因素很快消失，改变成为日俄，日中课题。这个课题只是在二战中期复又面临日美和中美关系论。很长一段时期之日英蜜结复成为人们考量这两个岛国的趣议。而这些阶段的人物之活跃，也呈现日本人殊为复杂的主义、观点和人品、性质。这里点到为止。

1，木户孝允——他是坚持对内、对外“政治正确”之唯一人物吗？我们看，木户作为明治三杰主张的对内政治，是以宪政进步的方式以对抗西乡隆盛的内战主张——基于对维新以后出现的暂时专制。“木户主张痛切感到将征韩论等撤回与内治优先的必要性，积极倡诉宪法制定与二院制议会的设置，并致力于国民教育与天皇教育的充实。”

这样此中包含几个层面。一个是对内不主张以战争和暴力对待专制之维新政府之初期，之出世，而是主张进行适当改革；改革的办法是三权分立的宪政主张。再是，他反对以征韩，台以缓解日本内外困境，以期达到内治治内，不宜内政外治。他逝世很早，并未赶上对外扩张之途。

2，大久保力通——大久保是内治派；他对于西乡之先是鹿尔岛办学，后是鹿尔岛起兵，保持反对和镇压的态度；且镇压十日余遂即告成。但他是坚决的征韩，台论者。这个见解的出现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对于当时此刻之明治维保持政权的考虑；再是，则大开后来日本武士（后武家时期）之以侵略扩展以外治内之路径。琉球台湾生番杀日人。

日本派出大久保与清廷交涉，且提出琉球主权归日而清否之。于是，日本内治派和武治两派以此事件等展开争论。大久保在内政上反对木户绥靖武士的办法而呈现二人龃龉；但是他们都是维新伊始的宪政主义者，且主张立宪政体、三权分立与二院制议会。

3板垣退助——被称为“日本两大敌国”（反对党）之一。建自由党。议、期民选国会。后被人刺杀而人言，“板垣可死，自由不灭。”不死。任伯爵。他因为政府放弃征韩而挂冠而去。他的对内自由对外共荣（中－日共管亚洲；大东亚共荣？）论很是有名，而录之于谫（1914年）。“余想，在亚洲，究竟不能以日本一国来担负全盘之国防（此指区域安全）责任；是故陆上军备可委托支那（中国），海面军备可由日本来担当，然后始能期其坚实。是以有和支那人缔结亲交之必要。而要开其端绪，（若）舍本岛（台湾），实无他法可想。”

4，大隈重信——大隈为创设政党内阁不遗余力，先建立立宪改进党。也是组党和立宪主将。但是，在军阀内阁（山本权卫兵）后组建之第二届大隈内阁，依然是“官僚军阀的爪牙而已，不仰山县有朋之鼻息则一事无成，君不应参加这个内阁。”（犬养毅语）且在对华提出《二十一条》后遭评，“这样对待支那政府和支那人就象对待自己的臣属和妻妾，当然会招致他们的不快。从欧美人来看，日本想要把支那变成自己的属国。”（德富猪一郎语）

5，山县友朋——他的后武家主义致衡、左右和凌驾天皇和议会是非常明确的。是日本致衡失道而转向集权之军国主义之路之证。他的主要载体，就是绕过日本议会之“参谋本部”。也是东条军人内阁皇君/军体系之发轫。（参见《维基百科》等）……

再如，日俄战争期间的人物，他们虽然和山县友朋，伊藤博文关系上下，不可摘除；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等人主线凸现乃是日人对外战争和扩张之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

当然，此前之马关条约等主要侵略工具对于中国之运用，更是凸现日本之春帆楼上风景好，割地赔款支那忧。我们在很多书籍、史料、诗词中每每看到这样的记述甚至感伤。于是，跨过这样的人所共知的历史阶段和史料细节，大隈等人直接参与了对于琉球、台湾等岛屿之分析。他在琉球问题上的说法是，“琉球之民以血统论之和日本民族有密切之关系。

“永历元年（一千百六十五年）源为朝，自伊豆诸岛航之琉球聚土人之女生子瞬天王即琉球王之祖先也。文中元年（一千三百七十二年）有内乱其国遂为明朝（之那）之附庸。德川氏开羁府之后庆长十四年（一千六百九年）岛津氏征琉球而征服之。由是琉球一面为萨摩之附庸，一面尚通款于支那受其官禄。明治四年新政府令琉球藩主至东京列于华族收岛地而县之称冲绳县。”（大隈重信等《日本开国五十年史》）

这个说法和坂本太郎之《日本史》说法苟合——也就是，关于台湾所谓生番杀日人而日本主张琉球归日而不可得。大清政府只是赔款议和。大隈亦言，“台湾案件与琉球案件有密切关系。明治五年琉球船一只抵台湾滨岸，遭难船破。其船员上岸者多为生番所虐杀。于是日本政府以处理番民请求于清国。清国不认琉球为日本属，且曰台湾生番与清国关系尤     。故生番其行责任不在清国政府。日本政府抗议不得要领遂出师征台湾。……”而坂本书更说，李鸿章说，琉球是化外之民不便宰制。云云。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要继续争论下去呢？无人知道。

但是王芸生的说法不同。他在七十年代一个人保钓时期（就大陆而言）撰写文章说（前略）——

“（四）1593年（清光绪十九年），即中日战争的前一年，清慈禧太后曾有一份诏书，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三小岛赏给太常寺正卿盛宣怀，足证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诏云：皇太后慈谕：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九，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未自台湾海来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求济贫病，殊甚嘉许，即将该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赏给盛宣。坏为产业，供采药之用，其深体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
 
“光绪十九年十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战败，1895年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割让与日本帝国主义，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割让给口本，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钓鱼岛等岛屿也应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一并归还中国，这是当然的道理。”（王芸生《历丈见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全文附录，见下注）

重复而言。对于日本而言，这是其开疆拓域的壮举和殖民；对于中国，这是保土守则的义为和坚守——但是这两者之间都有问题。日本琉球问题，凸现了日本对外扩张的举止；他的扩张何时何地恰为妥善，何时何地不法野蛮？——中国保土之举，是对于殖民之否？这个否定之否定，就是这个政权相比于日人政治，孰尤孰劣？选择何如？要中国被殖民三百年乎？抑或人民国三百年？——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今天议论阿尔及利亚人被法国人镇压和屠杀于1961年，法国人不会因此颠覆自己的政府，而是将此殖民议题交付讨论和处置。

（法广说，“1961年10月17日，约两至三万旅法阿尔及利亚人举行示威，抗议巴黎警署公布对阿尔及利亚人的宵禁令。示威遭到巴黎警方的残酷镇压。但此后，除了少数法国知识分子曾出面进行抗议之外，绝大多数法国人和法国媒体都对此事保持沉默。“法新社说，当年，约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在这场和平示威中丧生。他们有的被子弹打死，有的被枪托或镐头砸碎脑壳而死。死者的尸体被扔到塞纳河里。而当年法国官方仅宣称，有三人在警方正当防卫中丧生。”）

而日本人对于殖民之议题的讨论就比较为难——因为，他们是反对西方主义者——而此抗争走到人类屠杀罪上，也就无言已达——只好在挨了原子弹以后再说。

那么，这个悖论对于极权主义又该如何？……

（全文完）


附：
历史见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
 
   王芸生
 
   编者按：下文系原《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先生遗作，写于1973年。这篇文章分成五个部分；但是第四部分其实包括了第五部分内容，即所谓“美日政府私相授受”等段落。
 
   （一）钓鱼岛归属问题的争议；（二）琉球群岛共有三十六岛；（三）中琉交界在赤尾屿之间；（四）李鸿章与盛宣怀；（五）美日政府私相授受是非法的。
 
   “（一）钓鱼岛等岛屿，位于我国台湾东北约一百埋处，与琉球群岛邻近。钓鱼岛等岛屿，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一些礁石，其中以钓鱼岛为最大，面积约五平方公里，由于无淡水，岛上无人定居。这一带的海底，是一个大陆架，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钓鱼岛一带是中国东海的一个渔场。自古以来，中国福建和台湾等地的渔民，一直在那里捕鱼，并在岛上搭起避风雨的建筑物。
 
   （二）琉球群岛，计有三十六岛，其中并不包括钓鱼岛等五个岛屿。据徐葆光于１７２１年（清康熙六十年）著《 中山传信录》，记他出使琉事，计琉球三十六岛依次：

   东四岛：姑达佳，津奇奴，巴麻，伊计；正西三岛：马齿二山，姑米山；西北五岛：度那奇山，安根尼山，椅山，叶壁山，硫黄山；
 
   东北八岛：由论，永良部，度姑，由吕，乌奇奴，佳奇吕麻，大岛，奇界，为琉球东北最远之界；
 
   南七岛：太平山（始为宫古，后为迷姑，今为麻姑），伊奇麻，伊良保，姑李麻，达喇麻，面那，乌噶弥（以上皆属太平山，国人称之皆曰太平山）；
 
    西南九岛：八重山，乌巴麻，巴度麻，由那姑呢，姑弥，达奇度奴，姑吕世麻，阿喇古斯古，八梯吕麻（以上八岛，俱属八重山，国人称之皆曰八重山，此琉球极西南属界也）。
 
    以上三十六岛，其中并无钓鱼岛等五个岛屿。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在西三岛中的姑米山，现称久米岛。《中山传信录 》引琉球学者程顺则 《指南广义 》：“福州往琉球，由闽安镇五虎门东沙外开洋，取鸡笼头、花瓶屿、彭家山，取钓鱼台，取黄尾屿，取赤尾屿，取姑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取马齿，收入琉球那霸港。”
 
    这一串地名，独于姑米山（即久米岛）下注“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数字，说明在久米山以西的基隆港、花瓶屿、彭家山、黄尾屿、赤尾屿，俱是中国的领土，自久米山才进入琉球境萝月曾藏，值自妈彗界。
 
    二、西南九岛，八重山及所属的八岛，皆称八重山，下注“此琉球极西南之界也”数字，这也说明钓鱼岛等岛屿不属于琉球群岛。
 
    三、１８７９年（清光绪五年），日本并吞琉球，把琉球群岛改名为“冲绳县”。中国清朝政府曾与政府有一段交涉。当时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代表谈判琉球归属问题，中日双方都认定琉球是三十六岛，并无钓鱼岛等五岛屿在内。
 
   中日双方谈判时，日方曾有将邻近中国台湾的宫古岛（即南七岛）和八重山岛（即西南九岛）分与中国的建议。又曾有三分琉球群岛之议，即以北部九岛属日本，中部十一岛属琉球国，南部十六岛（即宫古七岛、八重山九岛）归中国。议虽不成，却足证明琉球共有三十六个岛，钓鱼岛等五个岛屿并不包括在日方片面所谓“冲绳”之内。
 
   （三）１３７２年（明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遣杨载出使琉球，琉王察度对明朝称臣，开始向中国朝贡，历受中国的册封，称为属邦。从那时以后，琉球每逢新王继位，必请中国皇帝册封，使臣每有出使纪录。在现所见到的几种出使纪中，皆可看到使船由福州出海路经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中国属岛至琉球界的久米岛而后到那霸港的情景。
 
   那时驾木帆船出海，要靠季节风，去来取两条路线。去时乘夏至西南风，由福州五虎门出海，偏南向东行，沿途见台湾基隆港、彭佳屿、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经琉球久米岛，到那霸港登陆。归时乘冬至东北风，由那霸出海，偏北向西行，经温州南祀山，至福州登陆。兹摘录各出使纪东行时情况如次：
 
     一、１５３４年（明嘉靖十三年）陈侃《 使琉球录 》：“五月十日，南风正迅，舟行如飞， … …过平嘉山（现称彭佳屿），过钓鱼屿（即钓鱼岛），过黄毛屿（现称黄尾屿），过赤屿（现称赤尾屿）。… …十一日夕，见古米山（现称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夷人（琉球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这里将久米岛写上“乃属琉球者”，说明从此进入琉球界，在此以前所经岛屿俱不属于琉球。
 
     二、１５６１年（明嘉靖四十年）郭汝霖《 重刻使琉球录 》：“闰五月初一日，过钓屿（即钓鱼岛），
   初三日至赤屿（即赤尾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即久米岛）矣。”这段纪录说明赤尾屿是与琉球交界的地方，一到久米岛，就属琉球界了。
 
     三、１６８３年（清康熙廿二年）汪揖《 使琉球杂录 》：“六月廿三日辰刻出海，廿四日辰刻过彭佳山（现称彭佳屿），酉刻遂过钓鱼屿（即钓鱼岛），船如凌空而行。… … 廿五日至赤屿（即赤尾屿），薄暮过郊（或作沟），… … 风涛大作，鸣征击鼓，诸军皆甲露刃，俯舷作御敌状，久之始息，间郊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廿六日倏忽已至马齿山，回望姑米（即久米岛），横亘来路，又非寻常小山河比，而舟人皆过而不觉，瞬息已入琉球之那霸港。”
 
   汪揖这次出使琉球，舟行仅三昼夜，是历次使舟之最快的，而纪录过赤尾屿后特标明“中外之界也”，说明中国和琉球的交界在中国的赤尾屿和琉球的久米岛之间。

    四、１８００年（清嘉庆五年）李鼎元《 使琉球记 》：“五月初七口午刻由福州开洋 … …，初八日中刻过米糠洋， … …初九日卯刻见彭家山（即彭佳屿），山列三峰，东高而西下，… …申正见钓鱼台（即钓鱼岛），三峰离立，如笔架，皆石骨，初十日辰正见赤尾屿，屿方而赤，东西凸而中凹，凹巾又有小峰，二船从山北过，……十一日午刻见姑米山（即久米岛），山共八岭，岭各一二峰，或断或续，舟中人欢声沸海… … .酉刻舟已近山 … …球人以姑米多礁，黑夜不敢进待明而行 … …戌刻舟中举号火，姑米山有火应之，问知为球人暗令，日则放炮，夜则举火，仪注所谓得信者此也。丑刻有小船来引导，乃放舟由山南行。… …十二日辰刻过马齿山，山如犬牙相错，四峰离立，若马行空，……取那霸港。 … …于时球人驾独木船数十，以纤挽舟而行，迎封三接如仪。辰刻进那霸港，… …午刻登岸，倾国人士聚观于路，世孙率百官迎诏如仪。”
 
   这段纪录很生动。船过彭家屿、钓鱼岛、赤尾屿，皆无特状，待至看见久米岛，则欢声沸海，是因为即到琉球境之故。夜间举号火。久米岛以火应之，是通知使船到境的“暗令”。这清楚地描画出中国船进入琉球境的情景。
 
   （四）１５９３年（清光绪十九年），即中日战争的前一年，清慈禧太后曾有一份诏书，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三小岛赏给太常寺正卿盛宣怀，足证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诏云：皇太后慈谕：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九，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未自台湾海来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求济贫病，殊甚嘉许，即将该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赏给盛宣。坏为产业，供采药之用，其深体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
 
   光绪十九年十月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战败，１８９５年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割让与日本帝国主义，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割让给口本，至１９４５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钓鱼岛等岛屿也应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一并归还中国，这是当然的道理。
 
   美帝竟放任日本将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岛等岛屿和琉球群岛牵扯在一起，上演“归还冲绳”的把戏，把钓鱼岛等岛屿私相授受与日本，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

（芸老文章也有问题。此间议论可略，以示尊重前辈。他人可议。——自立）

开启“欢乐之门”

开启“欢乐之门”

——自治、集权异合论

刘自立

一

自治，一般而言是民主的体制基础；而集权，则好像与之绝然相反。其实，纵观历史，这并不是事实。因为这个判断被另一个判断做了逻辑误推。因为，按照上述观点，自治是集权之反，其实，应该更正为，自治是极权之反；不是集权之反——这才是一种合乎历史与合乎逻辑的实推。这样，我们首先要区隔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别。重复而言，极权主义之施行，必须解除各种联邦和邦联之自治制度——它的上台，一开始，就为绝对权力为非做歹通过了体制和体制之反。他们继承了巴巴罗萨“君王特权法”一类主义，试图将欧洲自古以来的自治和自由传统加以泯灭（“君王特权法（IURAREGALIA),它包含建立在从法兰克国王继承的历史权力和法兰克国王继承的罗马的合法权力。君王特权法的合法性1158年在隆卡格利亚会议上得到了博洛尼亚博学的法理学家的确认……”“皇帝与城市之间的暂行架构建立起来，他们取得双赢的局面。对于巴巴罗萨——这个年轻的权力欲极强的王位占具者所带来的极端干预的恐惧，一些城市在1162年结成了互相保护以抵抗他的伦巴底同盟（LOMBARD)。”雷那诺战役皇帝失败。“1183年皇帝与伦巴底同盟签订的,君士坦丁堡协议》承认了意大利城市的完全独立。”……（帕克《城邦》） ）而不同于巴巴罗萨主义的极权主义，必将是非常短命的体制；因为它不是巴巴罗萨；没有巴巴罗萨协调和对质的宗教致衡和互补；也没有自治体制和中央集权的互动与互补；它完全是一种违背历史和传统的伪现代性；故此，就像无根之木，无本之虚一样，不过是一种过眼云烟。这种反对自治精神的极权主义之所以并混于集权，也是因为中西学人多年不加厘清此概念之结果。他们试验着，誓言着，要将古今中外的自治——集权制度，一律推倒，重新来过；施行没有任何自治概念和集权概念的极权体制/统治乃及“文化”，且在20世纪登场表演。但是，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知道，这种荒诞派的试验，终究是没有前途的。人类思想范式和制度模式的初生和出身，不是以进步论主导其间而一味向前看的哲学——如果人们不知道古代与现代的结合，古老与更新的并治，他们就是一群未来主义者——而未来主义者向来是最为缺少前途的。

从政经模式看来，东、西方方式的自治运作，无论是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抑或在英、法，就和他们运作于日本自治历史和中国集权历史一样，其可塑性和潜在性（——向着显在性过渡），都是明确存在的和衍变的。意大利十二、三世纪出现的威尼斯共和城邦制；十四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期间出现的汉萨同盟诸城市自治；十三、四世纪出现的欧洲三级议会；英国本土的自治运动，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赋予美洲超过本土的自治权——这些自治历史的发展一直主导着自由主义和城邦制度。(见怀特《White A·B. Self Government at the King's Command》Minueapolis,1933——关于“国王命下的自治政府”的诠释：（大意“1215年，.英国人民订立大宪章后业已具备和国王亨利二世那样的管理能力；亨利二世开始了这个自治历程。”）Also in 1215,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gna Carta, the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y had the capability to govern just as the king did.Henry II was the king that began this process. A quote by A.B White sums it all up, “Henry II implemented self-government at the king’scommand.”)。

固然，自主秩序的转变，也就是，中央集权制度代替自治制度的出现，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家都有表现。这个表现就是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其实，即便如此，这种集权，也并未完全取缔自治形式和自治内涵（人的自由度，地方自治权限甚至法律和军队的独立，等等），而呈现集权自治之间的此消彼长而不是一个制度代替另外一个制度（含，并非一个阶级消灭另外一个阶级）。这个中央集权带来或然不定之自治的起伏动荡，甚至，自治暂时被辍；但是，其应有的特征传统甚至正统并不见得就此消亡，正好相反，集权体制，一般而言，绝对保持了这种并非极权制度地方权益和地方自治之延续。所以，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施行大政还朝一样，西欧的集权制度，并不因为“大政还朝”（如，路易十四，如斐特列大帝等）而可以主动或者被动施行后来之取缔自治之极权——而只能施行集权——而这种集权和后来日本之集权，又刚好是集权政治关照和走入地方自治之民主正途的开始。这一点，被很多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忽略。因为，他们一是认为，一旦西欧出现基佐等人所认定的中央集权时期，那么，这个时期的文化政治，就自然而然将会和已经取缔了自治和自由；取缔了自由和民主的极权，归于一类，无法辨证；而事实完全相反。西方自由之所以不会因为某个时期，某个伟人，某种文明，某种（必然和）偶然而走上灭绝人性的道路和没有韧性的独裁，是因为，他们自古以来，或者施行王政，或者施行僭政，或者施行民主——所有这些制度之互动，互补甚至互让的可能性，不单存在于制度中，而且存在于血缘中，人性中甚至神性中，乃至他们可以做到世俗政治婚配宗教集权的天地之合——而不是东方所谓天人之合——一因为天（上帝）与人，与人文，人道，人伦，并不是一个平等的等级——恺撒和上帝，也不可一日而语——尚且恺撒对于基督徒而言又算什么呢。这也是西方人无论走入集权还是自治，他们“尾大不掉”的上帝，在做着一件基本的事由；那就是，人之尊严，缘于上帝对人的命名和指向；人对上帝负责——这是自治精神一种有形或无形之形而上－下之统合，之关照。这当然是另外一种致衡，一种均势。这样，西欧各国（前此，其各个城邦和领地）其历史肇始于希腊之民主和罗马之共和，都是因为他们本来很小（雅典只有两万人——在希罗多德时期（见其《历史》；而罗马，是西方城市自治之起点之一）；而这种以小为美之民主，和偌大无比之罗马帝国，形成一种小、大之比。这个比较，其中，人们参悟之地当然很多。

一是，从小到大，不是民主做大，而是共和做大——而共和，又是小小之组合之相加，再为其大；

二是，小模式的选举和监督，可以制造小中之多数，也就可以制作大中之少数；这是一种辨正考量；

三，共和做大之逻辑，当然，就是民主做大；所以罗马帝国转向共和之因素——或言，罗马共和转向帝国之因素，双双两两，成为后来资方世界，西方世界，民主与殖民之逻辑，之现实，之路径与抽象－历史大观。

这是一种历史关照和前景观瞻；历史关照就是，集权之罗马和民主之希腊之对质和和谐；前景关照就是，殖民和后殖民时期——转向资本输出时期，对待资本输出地之有如本质涵义雷同之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凸现的，希腊与斯巴达，民主与僭政之间间性关照的含义——这个含义放大而言，就是，美国（西欧）是雅典，非洲，拉美和中国是斯巴达（虽然，大意如此；细节大不如此）——但是，在资本主动和被动治世/制式课题上，这个比喻，并不完全歪曲，失效。

故此，四，西方中央集权和民主模式的血缘性，家族性和融通性（见基佐语），是人们考量西方世界（含中国，含东方）之历史，纵横千年，只会“亡国”（古罗马），而不会“亡道”（基督教）之大历史，大道理。亡国而亡天下之举，只是出现在20世纪，这个要命而无道之世纪。这个世纪，出现列宁、希特勒和毛之现实，违背了不单是东西南北、古往今来之自由，之共和，更加重要的，是他们也同样违背了自治和集权。（换言之，东、西方千年制度，文化和宗教，只是独裁，寡头，专制，集权，但是，绝对不是极权主义。）

那么，至少从西方历史考察，其自治走向集权（中央一统和自治并行之）时期，从何开端？基佐说了这样一些话，“‘5世纪到12世纪，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府和国家，但是组成这些的要素——阶级——经济开始形成。整个社会分化为国王、世俗贵族、教士、市民、农民等不同阶层。但由于最初没有社会公众的机构、也没有统一政治性的机构，因此出于主要地位的仍旧是单个的组织力量和地方组织。’‘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情况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统一的政府和人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所有单个的阶级和地方组织都退居次要地位，慢慢淡出历史。’基佐考证这个转变是从13世纪到16世纪完成的。他认为这个‘没有个性’的时代就是欧洲文明之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主要是封建式微，十字军远征带来的后果是财富和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里，社会组织不像以前那样散漫，海外贸易开始兴盛……这些因素导致的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封建体制和集权体制，殖民（贸易）主义和民族独立，于是，纠缠其间，不可收拾”。（基佐《欧洲文明史》暨笔者《洪堡的自由主义》）他的这段议论，并非自言独断。很多西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也是如此看法。我们说，革命时期是考验和锻炼自治城邦盛衰转向的一个指标；换言之，没有革命，不会导致中央集权和自治削弱；但是，中央集权的健康和完善，势必要施行集权之下的地方自治（有限自治）——这样一来，集权这个概念，势必让位给民主。这当然不是极权主义那种既否定集权，更否定自治之局面的无法治“制度”之伪，之膺品……。其间，有三种因素起到关键作用。

一种是，共和之小；如马基雅维力之类似佛罗伦萨共和之各种城邦自治；

一种是，这种共和之小，指向统一之大；如意大利统一，等等（但是，在经过但丁和伏尔泰这种绝对主张人文，追求个体之人的巨大影响之下——相对于薄加丘和马基雅维力之主张的反对神圣帝国一统的自治主义，在集权和自治（业已落后）之比较中，其实，这些伟大佛罗伦萨之自由，其实，就是，还是，更是：个体自由——而个体自由之载体，之自由主义，就是自由市带领的城邦自治——这是比较实际上实现了中央集权更加重要的西方体制之人文传统。

最后，中央体制，经过革命洗礼，他们虽然仍就可以是王政（英国），共和(法国）……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自由主义之伟人精神延续者，依然还是这些洪堡，这些伯克，这些歌德，这些夏多布里昂们……，而不是路易十四和伊莎贝拉（－斐迪南），也不是恺撒，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俄罗斯之）。因为，在文化上，元老院高过恺撒，洪堡大于梅特涅，而夏多布里安深过拿破仑。于是，基佐“大政还朝”式想法，转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小自治与大中央，大集权，大民主之间性考虑上来——人谓“微型罗马”出现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各种威尼斯自治城邦现象之中，造成了罗马之后，人类延续罗马共和和希腊民主的传统之举，创造之举，转而使得中世纪成为一个共和世纪和自治世纪（而不是黑暗世纪）。

这是一种极其耐人寻味的历史。

文本思路，基本上呈现这些指向。

一是，自治自由之存在和选择；

二是，中央集权之与自治之体制互补和互损；

三，他通过革命转向集权（和极权）。

四，他们打击和克服极权主义而再现民主。

于是，课题的关键是区隔集权和极权。前者，可以是自治的某种反对和不反对（有限支持）。如，西班牙主权国家时期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对于卡斯提尔公社的容忍；德国第二帝国对于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自治城市的认可……；后者，则是斯大林帝国和第三帝国对于集权不能控制主宰和辖治之自治体制和精神的彻底绝灭。故此，自治体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以后暂时无法运转，是众所周知之事实；而这个极权体制很快被同盟国的民主运作所取代；自治市不再存在了，但是，国家民主和人权坚守却整体予以实现。其间，革命的作用不可小觑。因为这个革命带来的革命政权，往往成为自治运动和自治制度的剋星；极权主义发源的社会因素，往往是社会革命不能够导致政治制度——政治革命的实现而呈现乱象和暴动。于是，自治运动和地方割据混淆一团，不好区隔；此为集权或者极权打开道路。另一方面，革命的动乱造就的此一种中央集权的绝大可能性，又使得自治魂灵还体，个体复苏；于是，集权往往不是自治和人权的坟场；人权的坟场是极权。这是历史的辨正。值得乐观的是，集权和自治长久存在，其运作来源于选择和民主。因为选择的体制在于平－贵同盟。集权之皇帝和国王的选择，往往就像罗马元老院体制一样，并未为平民掌权的专政提供无限空间，当然也没有绝对排除平民——佛罗伦萨将近半个世纪的平民统治，事为一例。（见马基雅维力《佛罗伦萨史》）那个历史上升论和“进步”论杜撰的社会发展史，带有明确的黑格尔未来主义和马克思的平民主义内核而迥然违背历史。这个未来主义不同于圣经之天上、地下之巴赫式对位——其更多的内涵，是要炮制中世纪黑暗假说，以杜绝和抹杀中世纪自由，自治和人权之历史。而越过中世纪威尼斯自治和佛罗伦萨共和的历史阶段、阶级格局和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好凭空制造一个历史虚妄，那就是，不单要消灭中“世纪黑暗：文化和宗教，还要打击中世纪直接继承的罗马－希腊精神之自治——共和，并在后中世纪时期之十八、十九世纪，造就早被自治主义击碎的阶级特殊论，阶级立法论和平民优势论（“无产阶级革命”的伪命题。）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过，马克思主义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力的阶级体制论中就被驳得体无完肤；无论在实际上，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都是无知和不实的。

自治主义在出现西班牙主权国家形态，英国都铎王朝国家主义和拿破仑的战争与革命专制主义后，呈现削弱状态但是却“阴魂不散”。国家主义在考量和权衡了国家利益和人权考虑以后，反过来，为集权制度带来某种自治与中央并存的双向体制。虽然，这个法国革命体制和英国中央体制，尤其在革命过后，呈现了某种统一制度之优势，但是，这种制度优势并未根除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自治和他们的法权。革命后拿破仑双向选择的宗教复兴和法制订立，使得法国乃至欧洲最大程度试验了这种革命－集权的模式而最终予以放弃，改换成为维也纳秩序之复辟主义，并随之转向共和，转向民主。革命之后，国家控制的某种中央政权和自治制度形成对比与反差，互补和致衡。英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英国模式，主要缘自都铎王朝施行的是国家主义而不是自治主义（见帕克《城邦》）。英国君主在经济中扮演主要角色，而且，英国和汉萨同盟的经济纽带实为疏松。但是，反观英国的自治体制，并未完全消失于兹；“英法资产阶级在开展同封建君主专制和限制主权的斗争中，提出了地方居民应当选举公职人员管理地区事务的主张。英国法学家史密斯将这一主张概括为‘地方自治’。……他在1851年发表的《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一书中，对地方自治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阐述。英国还在14－16世纪，就开始在所辖郡和城市实行地方自治”——“美国国父之一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说法，共和政体将能扩展到更多数量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疆土；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乡镇自治实系最初的移民从英格兰带来的传统，以致亨廷顿说美国将‘都铎制度和大众参与统一在一个政治体系中’。”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施展《边疆问题与民族国家的困境》) 。所以，伯克在《美洲三书》中提出的自治权限根据，当然来自英国。至于上述西班牙主权国家之术，对于自治市的削弱，也不是极权式的一统，而呈现自治仅存的公社模式——卡斯提尔（见帕克）。

二

于是，古今、现实，两相关照，至少西方人的自由路径和概念，业已成型且前瞻于民主，于东方，于中国。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课题。自古以序，向来如此。先来看看威尼斯城邦之自由抑或佛罗伦萨城邦之共和（参见鄙文《千年共和》文）——当然，按照马基雅维力，这一类共和缘自罗马，缘自希腊（因为，罗马缘自希腊；而希腊化，对于罗马，又是胜败萧何。）这种模式的自由精神，基本上是世俗政权和僧侣政权的致衡导致；而意大利黑－白两党在此斗争中，其特点昭示：往往教皇势力代表自治势力或者予之协作；而发轫于巴巴罗萨的“君王特权法”（企图辖只教皇和一统“拉丁姆”）之类的王朝中央论和一统论，往往成为其王。其政败坏自治体制的企图和妄为；其间，在所谓国家与城邦（自治城市）交织的博弈中，君王势力又并不像后来之极权主义一样，对自治城市施行完全、干净、彻底的消灭——这个势头，一直延续到二战以后——汉萨同盟一类德国城市，在1930年代，施行“返回家园”运动以后，又出现德国占领和对于苏联－俄罗斯统治的脱离，大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等等。于是，古老自治意义上的自由，就被大型国家的联邦治理转换成为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其中，意大利“微型罗马”的出现，也就是自治城市的首创，榜样就是威尼斯。威尼斯成为当时罗马帝国崩溃期间的独立－自由派生物；这种沿袭和效忠拜占庭统治，又统属西罗马首都米兰的城邦，成为自治体制和精神的范式。所谓古代“边境国家”的概念和主权国家的概念，虽然，也许迥异19世纪国家观念，但是，这个小的，就是美的，这样一种国家观，涵盖了主权独立和人身自由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所谓“独立之精神”；她来源于对于当时的“国家”的独立——比如，罗马对于拉丁姆国家的独立；威尼斯等对于意大利统治（教皇和国王）的独立；吕贝克对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独立；等等——而“自由之思想”，也是基于这种自由城市的各种权益和尊严之保障。自由市，在各种势力的夹击和拉扯的争战和革命中，每每屈从于革命和独裁，比如恺撒对于古罗马民主制度的异变，拿破仑将意大利自由，转变成为他的家族领地而自称要做“威尼斯的阿提拉”……。就更不要说没有自治传统的俄罗斯，转向极权主义前后的一统；其乡村自治之形式居然被马克思说成是“垮越卡夫丁峡谷”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理论”，而被列宁使用——并不是列宁首创了这个理论，而是马克思杜撰之。（“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应用到公社中来”。）（参见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

在此，我们捋出的线索有几。

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因为她的自治城邦的变型，也就是罗马（体制/精神）的变型；再是，罗马就像拜占庭一样，以自己城邦形式和理念起家而以消灭其他城邦和自治为务，导致“釜底抽薪”式的自由毁灭；于是，君士坦丁大帝虽然法治于宗教多元化，民族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但是，他的后裔根本无法控制以后因为罗马之大而带来的对于“微型罗马”（自治罗马）的毁灭之趋势；最后，罗马的民族和信仰的织体破碎，导致了帝国的直接解体。但是，这不是亡道，而是亡国——基督教和六百年后的伊斯兰教，成为填补亡国的道之坚持。于是，我们看到，在公元400年这个百年，罗马的罗慕洛斯大帝寿终正寝的几乎同时，威尼斯，她开始承袭这个“小罗马”传统挺身出世，造就了这片沼泽地带的第一个中世纪自由城市。这是罗马体制和精神的直接转向和继承。威尼斯人的双向指向，她向东（拜占庭），也向西（米兰）的拓业和贸易，成就了这个自治市的伟大自由和独立。在此之后（或者稍稍向前），自治城市纷纷出现，形成了历史上系列的城邦自治历史。以阿尔卑斯山南、北为线，南部之意大利和北部之德意志（普鲁士等）之汉萨同盟属下之自治市，成为欧洲自由历史光彩夺目之史迹而绝对可以排除所谓中世纪黑暗说。先看威尼斯自治——

——威尼斯。“……1177年威尼斯被选择为菲特列.巴巴罗萨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伟大复和的场所。它被承认为独立国家且获得了中立地位。”“1310年，扩大的议会建立这一制度（贵族议会——笔者）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共和国公民的自由与和平，使他们免受滥用个人权力的危害，避免国家的行政权力越来越集中在这些人手中。”“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无数民众的声音汇入到了国家的事务之中。定期的会议、民众大会，最初存在但却日益衰微，在15世纪早期被废弃不用。对各种公艺与工作的特别兴趣和对艺术与教育的追求超过了直接参与政府的热情。”“威尼斯是真正的城邦，……其海外的自由是由国内的自由来补充的”，“……拉门特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意大利，没有哪个地方哪个个人不生活在极大的自由之中……首先僭主很少判决人死刑；其次，武器不被禁止；第三，这里没有宗教裁判所，最后，每个人都在良心自由中愉快地生活。”“威尼斯从来没有暴政，……贵族公民总是保持着稳定的控制。克拉克这样说：威尼斯看来在君主政府和大众政府之间保持了中庸平衡；这种平衡如此稳定与精巧，总督从来没有变成暴君，而且也从来没有变成民主……威尼斯拥有自己独特便利的政治经济条件，它是寡头政治政府原型。”

于是，关于所有这些威尼斯典型被一些西方学人硬性套于那些同样也“从来没有变成民主”之政权——这个说法是非常滑稽的。因为这里的专制，僭主和威权，不是极权——因为它具备着真正的元发自罗马贵族－平民政治的“平衡”——有大众政府——有行会权益（结社自由）——可以挟带武器；而所有这些虽然不是民主，却也当然不是极权。将威尼斯模式套用在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是非常荒诞的说法。而且，“威尼斯实际上是以十分松散的联邦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被总督‘接纳’进威尼斯。他们没有被要求形式上的屈从，他们的国家元首、教区长继续宣誓维护自己的历史特权和制度”——这一点，也不是极权一统国家可行可比的。

这个“拜占庭最喜欢的女儿”威尼斯，于是，派生了很多意大利自由城邦；她们原来从属于威尼斯，而现在，独立于威尼斯。

三

——佛罗伦萨。佛罗伦萨的梅第奇家族集合了共和国阶级分野和和谐的自由典范；而且由塞尔维斯特罗.梅第奇领导的共和国“可能显示了中世纪民众政府的很高水平。”

塞尔维斯特罗起草的共和国宪法被工人阶级推翻；而贵族最后控制了一度被工人阶级控制的政府。（这是一个极好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包含对于巴黎公社的批判——而且这个批判是二者并未发生的时候，梅第奇家族开始的佛罗伦萨共和中，业已给出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妥协论。这是共和的多元主导主义原则。1434年，可西莫.德.梅第奇开始了“梅第奇王朝”——一个“专制隐藏在共和国外衣之下”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到了皮埃罗和洛伦佐，该自由市完成了自治城市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伟业——含文艺复兴；“薄加丘同样以自己的城市而自豪并且视之为真正的世界中心。他轻蔑地提到曾经是‘世界之头’的罗马现在已沦为‘世界之尾’了。”（同上）（而但丁却站在皇帝党的立场上，试图实现神圣罗马帝国一统江山而空梦一场；显见其政治观点比较马基雅维力而言（——佛罗伦萨共和历史的撰写者）之幼稚。）

——米兰。米兰的政治平衡中“共和主义精神依然存在，由各别家族进行的独裁统治的国家，还一如既往地说着共和宪法好之类的漂亮话。原来这个城市在反抗主教政府的起义中，“主教被迫交出权力而米兰被宣布为：‘公民的自由公社’。这个自治市是由工艺协会的代表来管理，他们首先成功地保持了社会各个部分利益地平衡。”在和帝国冲突中，米兰坚持城市独立权益；“巴巴罗萨曾经宣布自己的儿子及其继承人为米兰‘恺撒’，但是这并没有减少这个城市的独立精神。”（同上）

——科隆。汉萨同盟的出现奠定了阿尔卑斯山北面的城邦自由。于是我们先来看看科隆。“尽管科隆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但它仍旧享有高度的独立性，这种由内部势力带来的宪法改变所证明的独立性。

——吕贝克。“1227年菲特列给予吕贝克以帝国城市的地位——这是易北河以东唯一的一个——从此她的自由与自治就有了皇帝的法令作保证。随后，它运用这个特权地位来谋求完全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所谓集权制度中皇帝和僭主给予和付出的某种极权主义根本不可能付出的独立与自由——这就是希特勒虽然崇拜巴巴罗萨，却迥然不同与之之因。）（同上）

——卡斯提尔。虽然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企望建立“高度集权化国家”，但是，各种自由因素并不与之于合；他们给予西班牙兴盛时期之自治城市卡斯提尔一种自由；“这些自治特权包括修筑城墙、携带武器、维持市场和建立城市政府制度的权力。”“卡斯提尔议会（CORTES)反映出贵族、教会和城市这三种力量的构成。”虽然卡斯提尔失败于西班牙集权主义，但是，作为公民运动的卡斯提尔是不会失败的。

帕克（《城邦》作者）对于自治市的发生和成长做出总结说，其一，要从外部干涉中争取独立和自由。其

二，基本功能是代表自己——“自治中心是全体公民全体会议，就是市民大会（ARENGO)和议会（PARLEMENTUN)。从一开始，特殊的个人就是被设计为代表自治市而行动，并且这些好人集团是通过多种方式选择出来的。到11世纪执政官是被自治市选举出来的”；此外，自治市的社会角色代替了教会。“早期的自治市不得不与包围自己的早就存在的主教势力及领土势力打交道。”其三，代表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行会－工艺协会“构成了所有城邦内部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同上）其四，市政府是城邦政府主干。都市贵族和农村土地贵族简化为贵族和大众（POPULO)之二元结构而“取代了早期的三级议会。”这也就是我们曾经引书之亚当.斯密等人关于自由主义载体之自由市的论述。这是开启所谓欢乐之门的中世纪光明。在帕克叙述荷兰和佛兰德斯城邦自由的时候，他提到了不拉班特获得自由市的史迹。——不拉班特。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099年成为耶路撒冷拉丁骑士团的统帅，不拉班特的伯爵歌.德。波伊隆把不拉班特交给管理人管理削弱了自己的统治——“13世纪，佛兰德斯郡与海恼特郡的巴德温九世成为了君士坦丁堡拉丁王国的国王”在十字军远征时期下放权力——而到了1354年，“伯爵约翰三世给予了不拉班特的城市一揽子权利与特权。最有意义的是，其中包括人民具有可以不向残暴统治者效忠的权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欢乐之门’（JOYEUS ENTREE)。”“今天在布鲁塞尔还有‘欢乐之门’大道来纪念之。这些权力的取得是荷兰城市取得自由的顶点。”（同上）这样我们得出的简易结论当然就是，欧洲自治精神与现今欧洲统一体制之努力，是一个事体的两面。其自治精神，在历史上的卓越定位，就像一个人的骨血渗入了他的肌体而不会弥散；反之，如果所有这些织体，元素和特征不能独自产生作用而被其没有个人，没有城邦和没有自治的虚体妄人做诟，欧洲一统和国家统一，都势必变成一堆没有筋骨的芜杂。这样的腐殖质不是大欧洲，大亚洲和大人类的建制和支撑。这样没有支撑的历史，也就是，极权主义弥撒历史和历史解体的应证。所以，看待古代或者近现代欧州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前提和基础，就是体现个体主义——从而发展成为多元社会，公民社会，多党政治，政教协和……；其源头，就是这个自治和这个城邦；反之，没有这些自由基因和权力分梳，凭空杜撰的任何新潮、旧脉，威权、弱势，都是不着边际的枉构和空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