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芸生现象的再思索

关于王芸生现象的再思索

某电视台最近采访了一些学人和老大公，寄芸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出版纪念做了文章。其中，如何理解中日关系问题，无论是王、还是今人，都忽略了这样一对主题：民主和侵略。简而言之，芸老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写出该书，当然应该对日本之侵略中国历史与现实，给予抨击和印证。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中日关系中独独缺乏不谙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之民主，之议会，之三权分立的奋斗历史，那么，你还是不知道何以日本要行侵略和民主于悖论中。（其实，民主于殖民，是不单日本，也是整个西方民主历程中的悖论；不解释这个悖论，同样无法解释如今无良资本在后殖民时期的某种无道运营。）故此，在日本所谓开国五十年史史料中——见大隈重信编著之书籍），日本之大陆政策和日本之首鼠两端的民主和侵略国策，本来是不可分割而沆瀣一器的。这样，芸老也好，其他学人、作家也罢，其实，并未对此论点展开详论。这样，就为国人在战胜侵略以后何去何从，不知何去何从埋下障碍，以至于变成这样一个事实：日本人走了，毛主席来了。故此，我们要简单回顾一下大公报对此民主与侵略的观点。这样的分析来自芸老对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所谓腐败的系列抨击。而这个抨击，延续到抗战胜利——这之后，芸老首发对于“可耻的长春之战”之揭露和批评——随之，他主张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而行并灶于蒋——再以后，芸老被蛊惑北上，成为所谓大公报起义之报人，划归于毛。

这是芸老、也是很多走进毛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解放”之路。要如何看待这样的选择和归顺呢？我们先来简单说说抗战时期所谓国民党之腐败和大公报之抨击之。大公报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一类观点，今天，究竟如何观察？一言蔽之、而蔽之不了！因为，蒋介石、国民党抗战是不争的事实。芸老等人的批判，也是事实具在；但是，在此两面的考量之中，如何看待老蒋在正面战场的抗战伟绩，却是包含芸老遗书于文很少提及并加以悉数之所见（谁能“悉贡所能”？！）。也就是说，就像共产党很多现在和过去的作品、文字一样，“国民党不抗日”——成为主流观点——而在大量拙劣炮制的大陆影视作品中，也从来不曾像《一寸山河一寸血》那样，忠实地对蒋介石抗战予以正面公达予忠实记录。人们在大陆的文艺宣传品中继续一个国民党正面战场连连失败，蒋介石本人腐败无能，新四军八路军类似神兵、无往不胜之涂鸦和胡抹。而那些抗战作品中，每每规避了国民党战场可歌可泣的、从淞沪战役以来，一直到昆仑关战役，缅甸境内战役等等不可胜记之战役，之将士壮烈牺牲，以躯融火，血肉长城之历史记述；他们或者无知与此，或者一笔代过；施行了对于历史的糟蹋和对将士们的亵渎。其多是有意无意地边缘化和弱小化这些伟大战役和惨烈壮举。（当然，这也许是民主实现以后人们方才可以期待的亡羊补牢之写。）

于是，问题的核心就是，何以宣传芸老和大公报的研究者，也人云亦云地将抗战时期之大公报报史，写成雷同于大陆过去、今天一再出世之抗战蔽史去料歪作，而不见“一寸山河一寸血”，“万青年十万兵”之抗战、即国民党－蒋介石主帅之之真实抗战历史？我们未及研究在淞沪战役，长沙战役，武汉战役，衡阳战役，台儿庄战役……等等战役爆发时期之社评，之文字，之采访——我们也未及悉数芸老们和他的前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人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记载和泣颂。因为，上述片面研讨遮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是老蒋在抗日，而不是、抑或主要不是共产党在支撑局面。如果民主时代到来，此类歪曲历史的恶笔终结，人们自然会像恢复第三帝国兴起和战败之实史一样，把国民党抗战的史事，公布于文字中，昭示在人群里。大公报对于正面战场的历史记载将会得以还原。那时期主流报纸和书籍记载中国正面战场如何抗日之歌调会得到再宣达，再记述。系列的历史真实，将会崭露于新的书籍和新的媒体之间，而一洗过去胡说八道的无耻和庸俗。这是勿庸置疑的未来实现。于今，我们只从一例事实报道之中，即可预估这样的历史再现。其实，她已经成为历史的真实记述。那就是芸老关于中条山战役时期共产党见死不救之例的怨道。

于是，作为左倾倾向很重的芸老，对于他的立场和观点的悉讨，应该是这样一种推论：第一，芸老是一位爱国者。

第二，他绝对主战抗日以战——而在此之前，包括张季鸾先生等人在内的知识分子，都是主战所谓忍战和患战者，就是“明耻教战”，论持久战（蒋百里），甚至以和待战（代战），像陈寅恪，胡适等——至于鲁迅，有人问过许广平，说，如果他活到三七年后，会怎样：许答：不－知－道……故此，大公报如何如实报道这样一种也许并不激烈的“不”爱国态度，也是要重新研究之课题——至于有人为汪精卫讨还不战而降之道之“公道”，却也是不可不研究的课题。

第三，芸老对于国民党的极端不满意，是不是就是他只是相信共产党抗日之观点：这一点，可以排除。因为从他后来不主张另起炉灶之说，可以肯定，他固然不愿意看到紧吃，贪污和腐败现象，但是，他是不是同时相信这个党贪污，那个党就不贪污，也是问题。大而言之，究竟是哪个党会真正成为贪墨巨鳄，芸老似乎和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并未想清楚。如果他们像威廉.纪德和哈耶克那样想得清楚，他们会做得如何，看得如何呢？芸老后来反对扶日联美之日本，说明了他间接支持反苏之游行之倾向。这样一种反美观，难道不是他走向苏联方面之伏笔吗？笔者十多年来和芸老公子芝琛先生写出的系列文字中，也未及研究上述课题。但是，后来大公报走向“新生”之路和向左转，还是和芸老的观点和思维产生某种内在联系。

最后，在中国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上，大公报人和很多主张欧美政治，苏联经济之双向模式者雷同，并未为中国走向民主，提供思想和路径。只是他的来自胡政之，张季鸾和吴鼎昌的自由主义立场，在国府和毛施行重庆谈判时期，还是遵守民国底线而未予僭越和悖离之。

于是，大公报走向就像中国一切媒体和报纸走向一样，出现了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胡适的选择，老蒋的选择；一种，就是宋，张（澜），二章和其他“民主人士”的选择——也就是，符合毛主席的选择的选择（叫做萨特的选择宿命？）。芸老属于后者。这样，大公报的选择就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我和芝琛含很多大公报研究者都没有仔细研究何以大公报会成为”香港大公报”——这个香港货，究竟和“四不”（不党，不群……等等）之大公报，产生什么样子的实际关系和理论关系？何以（香港）大公报会最终成为一个“不四不”（“不不党”等）之喉舌，必为一问！芸老晚年写出的“一个人保钓”（笔者喻）文字（在《华人文化世界》发表——而不是像凤凰电视台所谓未能发表之“抽屉文章”）——是不是说明他的见日批日、而不见日之民主而未能言究之窘况？他的六十年来中国－日本关系论，何以是中国，何以是日本之间性关系中，产生迥然不一之两种政体和国体原因何在……？而中国何以从民主之多少，转变到民主之有无？日本之民主，何以切割或者延续他的侵略和殖民抑或如何规避之，再生之？都是所讨于中日关系论中的未定之天。当然，六十年来的中国和日本，在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方面，又何以迥然不同？日本之李大钊和毛泽东（片山浅和幸德秋水等人），何以无法成事，而中国成之。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加之苏联，美国，如何在中日关系中，就像现在披露的《蒋介石日记》中记载的那样，出尔反尔，云雨项背；何以史迪威，马歇尔一以惯之地，就像白先勇先生那样予以痛陈、而痛于蒋介石之痛陈之、对共产党施行绥靖主义！是的，国民党是腐败的；蒋介石是无能的。但是，就像东西南北，古往今来之专制制度一样，那是一种留有底线，道德，文化，人品和尊严的社会。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可以抨击和厌恶那个局中之政权，政府和政客。但是，如果取缔他们的，是一群更本辱体，无法无天之辈，那么，这种批判，这种改变，这种革命，就会导致万劫不复之国家，之民族，之人群。这已经是不争之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