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 对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初步思索
送交者: 柴大脚 于 2004/08/21 15:12:35 [文革探索]
对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初步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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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自立
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简称《太阳》）出来后，辗转从国外朋友处得到，且与有关人士讨论过对影片的看法。虽然意见不尽一致，但是讨论本身，还是得出一个很严肃的结论，就是：毛和共产党发动的文革，会由毛后的共产党人自己来全盘否定，将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
●发动者的党不可能否定“文革”
我说的是实质上的否定，不带任何前提和条件的否定；站在否定专制文化和否定专制政治游戏立场上的否定，而非由此一党派中人，来否定此一党派中的另一些人，那种否定是肯定之变种。难道从逻辑上讲，不是这样吗？可悲的是，这种否定，根本就没有出现。（同理：对于纳粹帝国之反思，可以在希特勒在台面上的时候，得到全盘和深刻的反思和否定吗？）
何况，毛泽东今天的地位，至少比起邓在制订对毛三七开的时候，要更模糊不清──他被男女老少重新顶礼膜拜，绝非是愚不可及的神话；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知道，报纸、电视，天天都在鼓噪此事。毛的诞辰和所谓“站起来”的新中国，不但被共产党人自己纪念，还受到比如国际友人，远至戴高乐，近如希拉克等人的肯定。所以，在这个大框架里，毛发动的文革和整个政权的关系，是一个几乎难以厘清的话题，国内、国际皆如此。在此背景下，这部电影的问世，其实是起到了更加把水搅混的作用──这当然还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是，在表面上的批毛，否毛的词言中，偷换一个可以用非毛化的共党化，来代替和永远取消非党化思维对于文革的否定，以致造成一种为文革最后做结论的假象。
●红卫兵运动面目模糊的根源
无论在电影内外，除文革的发动者没有被完全否定之外，文革的红卫兵运动，也处于一个模糊不清的朦胧地位。这个朦胧的语境，在几乎所有文革研究者那里，不是语焉不详，就是是非颠倒。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局面呢？奥秘甚多。简单说，红卫兵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这个命运在文革初期小试锋芒，以后也一再经受考验──说明他们这些高干子弟的前途，哪怕就是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也是有保证的，是制度和血脉／血统的双重保证。
红卫兵，尤其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一种所谓“自发兴起”的民间组织，还是一种国家意志操控下的政治工具，这个问题，几十年没有讨论清楚。深而研之，在那个时代，那个体制里，会产生所谓自发的，民间的组织吗？稍有常识的人，都会一笑置之。那么，没有任何自发性可言的组织，就是官方操控的组织了，这是逻辑推断和政治现实产生的结论。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是谁，是那种势力，驱使和操纵了红卫兵；又是哪种势力反对之。具体讲，是谁，跑到清华附中来操控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代表谁，一手炮制了它的创建和诞生呢？
红卫兵中第一批兵痞们，就是高干子弟们组成的。其余的红卫兵，则是外围组织，像共产党领导的当年的外围。这个党文化色彩浓厚的组织原则，在1966年8月简化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老兵们像他们的老子一样没有理解毛的革命性质。因为，他们把六十年代兴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出身理论，混同于毛的新革命实践了。所以，他们打乱了战略部署──是毛，而不是刘邓陈等人的战略部署。于是，在新形势下，反对党内领导的某种红卫兵思想，被大面积的封建遗传思想搞乱了。以至后来，中央文革的人要来否定血统论，因为毛不是在这个轨迹里滑行的。他当然要反对某种阶级出身的原则，才能做到万众响应──而万众确实也真诚地响应了他──这是权利的链条；但是万众响应，万众参予，也非他的长久之计，一旦目的达到，万众就可以也必须挥之即去了。红卫兵和联动们不懂这一点，刘少奇也不懂。于是，就出现两种文革，两种红卫兵。这是共产党人的一次分裂。
但是，在党文化之总体战略中，即便是毛刘之争，这个分裂，也是暂时的。现在，毛主席和刘少奇好像已经在各种党内外场合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了。但是，那时候，有几人看穿这一点？
●民间力量其实被毛操纵
一种所谓的，在撓旅鏀发现的，政治上可资利用的资源，其实是上面一种观念先行的政治预设，是毛，或者其他领导人的一个想法；下面的拿上来，拿到报纸和电台上去广告天下，再由追随者拿下去，照办施行。这种游戏，今天看来很拙劣，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很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以为是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无限可能性之一种。
聂元梓就是这个假民间资源的典型。其实，她不是什么民间意志的代表，不过是康生及其老婆曹轶欧手中一个政治玩偶。曹姓女人是聂对之负责的女人。就像清华的蒯大富，是周恩来在一九六六年亲自赴清华为他平反的。这时的周，已经站在反对工作组路线一边，以期赢得毛的信任。于是，蒯们利令智昏，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理，发现了文革的路径，成为一种资源。他们一夜之间产生的信奉和狂乱，一直影响到他们的今天（不久前，蒯恬不知耻地说毛对他是“胜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是对党负责，对毛负责，且是对毛的特殊意志负责。那年冬天出现在北京街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是老蒯们的民间力量之表现乎？否。是毛的意志。而毛，正是玩弄这种游戏的高手。红卫兵这件事，就是如法炮制的。一朝遭毛捧，人性全不在。这是民间力量在当时回报毛的一种表现。人们今天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这些人从来没有自己的人格和思想，只是一些工具和打手。
●红卫兵暴行的催生者不仅是毛
红卫兵这个怪胎的出生，是那路神怪之意志，就比较容易区别了。
简单说，毛是需要红卫兵；而刘不需要。但是一旦红卫兵成为必须面对的一种存在，刘也要面对之、利用之。毛操控康生和曹轶欧，曹操控聂，贴出文革第一张大字报。这是文革研究者面对的第一个事实。那么，接下来的事实是，何以毛不满足第一张大字报，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号，自己赤膊上阵，写了那张“炮打司令部”的第二张大字报呢？
问题的症结是，毛和刘、邓的分歧已经出现，且表面化。刘邓派工作组的做法，扰乱了毛打倒刘的战略部署。我可不是要你搞群众整群众啊！毛说。此其一。我可不是要你只是打倒陆平，蒋南翔啊，甚至也不是光打倒彭罗陆杨。我是要打倒刘嘛。你们裹什么乱？
而刘，则在毛武汉游泳回来后，马上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工作组整群众的游戏，被改造为斗黑帮。这个黑帮，就是大中学校的校长，机关单位，部门，工厂的中层领导。这个转向，导致实际操控北京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们，气势汹汹，大打出手。女红卫兵丧尽天良的程度，超过那些男生。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不了解或了解毛战略部署不多的红卫兵，和那些从爹妈那里非常了解这个部署，进而争夺文革领导权的那些高干子弟、超级高干子弟大大不同。一种人认为，是毛在号召，我们紧跟就是；还有一种人知道，只有肆无忌惮地对中层干部大打出手，才能在毛那里有所交待，以保持毛的容忍，以保持对文革的掌控──就是在这个特殊阶段，他们制造了北京一些重点中学的惨案──如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卞仲耘一案。这里，简单将罪责──是罪责而非什么错误──归结为毛的一般性号召，不是全部事实。用当时的语言叙述之，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营造一种白色恐怖。这个罪责，要归结为毛，但是，那时毛不在北京。是谁在呢？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毛从武汉回来后，就写撆诖蛩玖畈繑，是谁的司令部呢？这不言而喻。所以，在八月初发生的红卫兵殴打致死两名校长的惨绝人寰的纳粹暴行中，那些“炮打”承受者有责任。这个发现没有被写进任何文字史料，迄今被完全忽略。
●高干子弟最终回到体制内
毛要打倒刘，不能用正统的党内斗争手段，不是他不想用，而是不可能；于是，他就用体制外手段。这个手段的承载者，就是中央文革。而中央文革一出来，就和红卫兵及其爹妈，形成一个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你江青、陈伯达，怎么有刘邓的合法性呢？你们要打倒刘邓，就是要打倒我们的爹妈，他妈的，我反了！
于是，他们冲击公安部，高呼“刘万岁”，他们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个赤裸裸的接班口号，就是说，你等十三级以下的儿子女儿们，有啥权利革命，滚他妈蛋！（其他阶层子女就不必提及了。）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你们最多是建设者。于是，他们反江青们被抓了。但是，刑不上大夫，大水冲了龙王庙。大夫之子毕竟是老子的血脉。不教而诛，不行。周恩来说。于是，前辈晚辈一同鼻涕眼泪地和好如初，一抓一放，不过瞬息之间。一如毛说，你们是造反有理呢！他的话里有话。你们造不得中央文革的反；可以造社会的反，造成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大治，继而打倒刘，这是高干子弟很难接受的。任何人被利用，必须有被利用的可能性。高干子弟和广大红卫兵被利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可能的；但是，利用他们打击最为重要的政敌，就有些自相矛盾了。于是，中学红卫兵在社会层面胡作非为一通，遂即被毛置于边缘。他启用了清华、北大的大学红卫兵。现在，骨干力量，已经由什么宋彬彬，彭小蒙等，让位给大学的棍子──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
九大一开，事情就基本做完一半。刘少奇既倒，整个回到体制内的操作变得可能。于是，老子们和儿子们，很快就回来了。文革后期，他们没有像蒯、王、韩、谭们一样锒铛入狱，恰恰相反，他们从祖国广袤的穷乡僻壤，纷纷调进北京等大城市，仕途在望。而江青们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倒是成为毛的替罪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当年红卫兵们早就预言在先的前途。现在，卡玛出来说，他们是牛虻、是受骗者。她错了！他们一点也没有受骗。在释放联动的人民大会堂里，在上山下乡、当兵、工农兵上大学的岁月里，在他们应召复命，担当起各级重任之一刻……他们都很清醒。他们从一开始就预言，二十年后的天下是我们的。他们没有说错。所以，他们没有必要说，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他们没有说，联动错了，对联错了，致死无数的人命错了。毛也好，周也好，江青也好，也没有让他们忏悔。血脉们及其爹妈制订的关于对错的准则，从来不涉及红卫兵问题。而回顾三十年前，当他们打死一个个校长，就像捏死一只只蚂蚁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有权力这样做。即便是中央文革，也拿他们无奈。在欢快的杀人游戏中，他们呼喊的一句诗，就是──“相信未来”！
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且做到了。有什么做不到呢？国家的主人是他们嘛！
●卡玛的影片只“揭示一部份事实”
我们其实不好展开更多的细节。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没有言说之可能性的环境。但是，如果人们不了解文革初期，毛检阅红卫兵之前的那段历史，就无法了解何以文革呈现的并非毛是坏人，刘是好人那般简单的格局。只有站在一个更高的准则上看，我们才能知道文革研究之困难。
回到《太阳》。不能不说，卡玛的影片，其实只是“揭示一部份事实”的影片。我们知道，揭露一部份事实，掩盖一部份事实，是一种谎言，是专制体制惯用的宣传伎俩。卡玛没有说明，党对于红卫兵特殊的礼遇，掩盖和遮蔽了他们的罪行。她更不可能说明，在八月初期，在各个中学大学之行为之控制，是另一只手操纵的结果──是一只无形的手和一只有形的手的双重控制──揭露这一点，是需要胆识的。甚而言之，卡马是在有意识为那个行凶的特权阶层做一个辩护，说，她们是随爹妈受害而受害的，而不是那些大打出手者。她们在那里宣讲另一个事实──固然，那个事实不能不说也是很悲惨的；但是，一个事实，不能用来掩盖另一个。这是两个前提，两个条件。而其他在电影中出现的讲话者，顾左右而言他，以粉饰自己的责任。
电影里的讲话者，面带笑容地述说那个悲剧。说，你看，打倒“四人帮”一切就好起来……影片回避，或者说没有找到揭示文革红八月的大量图示和镜头，以至外人看来，这幕惨剧不过尔尔，没有纳粹迫害那么残忍无道。你看，长征，串连，上山下乡……不多是年轻人美滋滋、乐陶陶之行走乎？这让笔者想起关于揭示纳粹的两部片子。一为《意志的胜利》，一位为《意志的毁灭》。前者，是大名鼎鼎的Ｌ·李芬斯塔尔的著名记录片，后者是皮特·柯恩的影片，不太有名，但是颠覆了所谓“意志的胜利”──那不过是一个疯子和屠夫的意志。前者反映的是，纳粹之伟大意志之火炬，万众一心，一型（他们列出巨大的方阵），手持火炬，照耀着柏林，照耀着元首之场面……而后者反映的，却是犹太人的苦难，集中营和尸骨堆。
李芬斯塔尔，因为她制作了这部显然是为纳粹张目的影片，在二战胜利后，曾经数度入狱。但是，最后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她没有做任何和艺术无关的事情。她真的没有做任何和艺术无关的事情吗？
《太阳》未来面临考验
再过几十年，卡玛的影片是否也会面临新的一部“意志的毁灭”的考验呢？当文革的惨绝人寰的大量真实档案和真实场面──如酷刑、吃人、虐待、屠杀……公诸于世的时候，她和她的朋友们会想起李芬斯塔尔吗？是的，我们也同样经历了意志的胜利和毁灭──虽然，那种意志根本从来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在这个意志的驱使下，魔鬼和天使合而为一。你看到北京大兴县和城里长安剧院血流如注之场面，还是忘记了？你看到所谓的“牛鬼蛇神”在北京六中的刑讯室内，被开水淋身的惨象，还是忘记了？你看到多少老弱妇孺被强行驱赶出京城，还是忘记了？……是的，这部电影没有纪录和再现这些场面。是故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
也许，这里，关于文革，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涉及的内容，会在不久的将来，在将来的将来，被披露出来。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几乎没有什么人对《太阳》这部拙劣的影片有触及要害的评论和批判。只是王友琴、胡平，中肯地点到而止，但不够。所以，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将更为仔细、更为坦率地陈述己见，以引起更为深刻的，对于《太阳》，对于整个“文革”的反思。重覆而言，这个大反思将是站在文革发动者所在的党的局外人的地位来反思，其依据的，应该是国际认可和人类认可的天则和公理，而非某个人，某个党的什么决议；当然，党内外人士互补的反思和回顾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那些经历其中者。这个反思今天虽然尚在进行，但是，党内外人士以一种超乎中共语言、中共思想、中共标准，来评介文革的著作还是少之又少。那是一个偌大的漩涡，一不小心就会溺身其中，还自以为到达了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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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自立
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简称《太阳》）出来后，辗转从国外朋友处得到，且与有关人士讨论过对影片的看法。虽然意见不尽一致，但是讨论本身，还是得出一个很严肃的结论，就是：毛和共产党发动的文革，会由毛后的共产党人自己来全盘否定，将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
●发动者的党不可能否定“文革”
我说的是实质上的否定，不带任何前提和条件的否定；站在否定专制文化和否定专制政治游戏立场上的否定，而非由此一党派中人，来否定此一党派中的另一些人，那种否定是肯定之变种。难道从逻辑上讲，不是这样吗？可悲的是，这种否定，根本就没有出现。（同理：对于纳粹帝国之反思，可以在希特勒在台面上的时候，得到全盘和深刻的反思和否定吗？）
何况，毛泽东今天的地位，至少比起邓在制订对毛三七开的时候，要更模糊不清──他被男女老少重新顶礼膜拜，绝非是愚不可及的神话；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知道，报纸、电视，天天都在鼓噪此事。毛的诞辰和所谓“站起来”的新中国，不但被共产党人自己纪念，还受到比如国际友人，远至戴高乐，近如希拉克等人的肯定。所以，在这个大框架里，毛发动的文革和整个政权的关系，是一个几乎难以厘清的话题，国内、国际皆如此。在此背景下，这部电影的问世，其实是起到了更加把水搅混的作用──这当然还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是，在表面上的批毛，否毛的词言中，偷换一个可以用非毛化的共党化，来代替和永远取消非党化思维对于文革的否定，以致造成一种为文革最后做结论的假象。
●红卫兵运动面目模糊的根源
无论在电影内外，除文革的发动者没有被完全否定之外，文革的红卫兵运动，也处于一个模糊不清的朦胧地位。这个朦胧的语境，在几乎所有文革研究者那里，不是语焉不详，就是是非颠倒。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局面呢？奥秘甚多。简单说，红卫兵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这个命运在文革初期小试锋芒，以后也一再经受考验──说明他们这些高干子弟的前途，哪怕就是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也是有保证的，是制度和血脉／血统的双重保证。
红卫兵，尤其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一种所谓“自发兴起”的民间组织，还是一种国家意志操控下的政治工具，这个问题，几十年没有讨论清楚。深而研之，在那个时代，那个体制里，会产生所谓自发的，民间的组织吗？稍有常识的人，都会一笑置之。那么，没有任何自发性可言的组织，就是官方操控的组织了，这是逻辑推断和政治现实产生的结论。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是谁，是那种势力，驱使和操纵了红卫兵；又是哪种势力反对之。具体讲，是谁，跑到清华附中来操控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代表谁，一手炮制了它的创建和诞生呢？
红卫兵中第一批兵痞们，就是高干子弟们组成的。其余的红卫兵，则是外围组织，像共产党领导的当年的外围。这个党文化色彩浓厚的组织原则，在1966年8月简化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老兵们像他们的老子一样没有理解毛的革命性质。因为，他们把六十年代兴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出身理论，混同于毛的新革命实践了。所以，他们打乱了战略部署──是毛，而不是刘邓陈等人的战略部署。于是，在新形势下，反对党内领导的某种红卫兵思想，被大面积的封建遗传思想搞乱了。以至后来，中央文革的人要来否定血统论，因为毛不是在这个轨迹里滑行的。他当然要反对某种阶级出身的原则，才能做到万众响应──而万众确实也真诚地响应了他──这是权利的链条；但是万众响应，万众参予，也非他的长久之计，一旦目的达到，万众就可以也必须挥之即去了。红卫兵和联动们不懂这一点，刘少奇也不懂。于是，就出现两种文革，两种红卫兵。这是共产党人的一次分裂。
但是，在党文化之总体战略中，即便是毛刘之争，这个分裂，也是暂时的。现在，毛主席和刘少奇好像已经在各种党内外场合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了。但是，那时候，有几人看穿这一点？
●民间力量其实被毛操纵
一种所谓的，在撓旅鏀发现的，政治上可资利用的资源，其实是上面一种观念先行的政治预设，是毛，或者其他领导人的一个想法；下面的拿上来，拿到报纸和电台上去广告天下，再由追随者拿下去，照办施行。这种游戏，今天看来很拙劣，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很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以为是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无限可能性之一种。
聂元梓就是这个假民间资源的典型。其实，她不是什么民间意志的代表，不过是康生及其老婆曹轶欧手中一个政治玩偶。曹姓女人是聂对之负责的女人。就像清华的蒯大富，是周恩来在一九六六年亲自赴清华为他平反的。这时的周，已经站在反对工作组路线一边，以期赢得毛的信任。于是，蒯们利令智昏，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理，发现了文革的路径，成为一种资源。他们一夜之间产生的信奉和狂乱，一直影响到他们的今天（不久前，蒯恬不知耻地说毛对他是“胜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是对党负责，对毛负责，且是对毛的特殊意志负责。那年冬天出现在北京街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是老蒯们的民间力量之表现乎？否。是毛的意志。而毛，正是玩弄这种游戏的高手。红卫兵这件事，就是如法炮制的。一朝遭毛捧，人性全不在。这是民间力量在当时回报毛的一种表现。人们今天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这些人从来没有自己的人格和思想，只是一些工具和打手。
●红卫兵暴行的催生者不仅是毛
红卫兵这个怪胎的出生，是那路神怪之意志，就比较容易区别了。
简单说，毛是需要红卫兵；而刘不需要。但是一旦红卫兵成为必须面对的一种存在，刘也要面对之、利用之。毛操控康生和曹轶欧，曹操控聂，贴出文革第一张大字报。这是文革研究者面对的第一个事实。那么，接下来的事实是，何以毛不满足第一张大字报，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号，自己赤膊上阵，写了那张“炮打司令部”的第二张大字报呢？
问题的症结是，毛和刘、邓的分歧已经出现，且表面化。刘邓派工作组的做法，扰乱了毛打倒刘的战略部署。我可不是要你搞群众整群众啊！毛说。此其一。我可不是要你只是打倒陆平，蒋南翔啊，甚至也不是光打倒彭罗陆杨。我是要打倒刘嘛。你们裹什么乱？
而刘，则在毛武汉游泳回来后，马上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工作组整群众的游戏，被改造为斗黑帮。这个黑帮，就是大中学校的校长，机关单位，部门，工厂的中层领导。这个转向，导致实际操控北京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们，气势汹汹，大打出手。女红卫兵丧尽天良的程度，超过那些男生。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不了解或了解毛战略部署不多的红卫兵，和那些从爹妈那里非常了解这个部署，进而争夺文革领导权的那些高干子弟、超级高干子弟大大不同。一种人认为，是毛在号召，我们紧跟就是；还有一种人知道，只有肆无忌惮地对中层干部大打出手，才能在毛那里有所交待，以保持毛的容忍，以保持对文革的掌控──就是在这个特殊阶段，他们制造了北京一些重点中学的惨案──如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卞仲耘一案。这里，简单将罪责──是罪责而非什么错误──归结为毛的一般性号召，不是全部事实。用当时的语言叙述之，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营造一种白色恐怖。这个罪责，要归结为毛，但是，那时毛不在北京。是谁在呢？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毛从武汉回来后，就写撆诖蛩玖畈繑，是谁的司令部呢？这不言而喻。所以，在八月初发生的红卫兵殴打致死两名校长的惨绝人寰的纳粹暴行中，那些“炮打”承受者有责任。这个发现没有被写进任何文字史料，迄今被完全忽略。
●高干子弟最终回到体制内
毛要打倒刘，不能用正统的党内斗争手段，不是他不想用，而是不可能；于是，他就用体制外手段。这个手段的承载者，就是中央文革。而中央文革一出来，就和红卫兵及其爹妈，形成一个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你江青、陈伯达，怎么有刘邓的合法性呢？你们要打倒刘邓，就是要打倒我们的爹妈，他妈的，我反了！
于是，他们冲击公安部，高呼“刘万岁”，他们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个赤裸裸的接班口号，就是说，你等十三级以下的儿子女儿们，有啥权利革命，滚他妈蛋！（其他阶层子女就不必提及了。）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你们最多是建设者。于是，他们反江青们被抓了。但是，刑不上大夫，大水冲了龙王庙。大夫之子毕竟是老子的血脉。不教而诛，不行。周恩来说。于是，前辈晚辈一同鼻涕眼泪地和好如初，一抓一放，不过瞬息之间。一如毛说，你们是造反有理呢！他的话里有话。你们造不得中央文革的反；可以造社会的反，造成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大治，继而打倒刘，这是高干子弟很难接受的。任何人被利用，必须有被利用的可能性。高干子弟和广大红卫兵被利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可能的；但是，利用他们打击最为重要的政敌，就有些自相矛盾了。于是，中学红卫兵在社会层面胡作非为一通，遂即被毛置于边缘。他启用了清华、北大的大学红卫兵。现在，骨干力量，已经由什么宋彬彬，彭小蒙等，让位给大学的棍子──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
九大一开，事情就基本做完一半。刘少奇既倒，整个回到体制内的操作变得可能。于是，老子们和儿子们，很快就回来了。文革后期，他们没有像蒯、王、韩、谭们一样锒铛入狱，恰恰相反，他们从祖国广袤的穷乡僻壤，纷纷调进北京等大城市，仕途在望。而江青们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倒是成为毛的替罪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当年红卫兵们早就预言在先的前途。现在，卡玛出来说，他们是牛虻、是受骗者。她错了！他们一点也没有受骗。在释放联动的人民大会堂里，在上山下乡、当兵、工农兵上大学的岁月里，在他们应召复命，担当起各级重任之一刻……他们都很清醒。他们从一开始就预言，二十年后的天下是我们的。他们没有说错。所以，他们没有必要说，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他们没有说，联动错了，对联错了，致死无数的人命错了。毛也好，周也好，江青也好，也没有让他们忏悔。血脉们及其爹妈制订的关于对错的准则，从来不涉及红卫兵问题。而回顾三十年前，当他们打死一个个校长，就像捏死一只只蚂蚁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有权力这样做。即便是中央文革，也拿他们无奈。在欢快的杀人游戏中，他们呼喊的一句诗，就是──“相信未来”！
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且做到了。有什么做不到呢？国家的主人是他们嘛！
●卡玛的影片只“揭示一部份事实”
我们其实不好展开更多的细节。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没有言说之可能性的环境。但是，如果人们不了解文革初期，毛检阅红卫兵之前的那段历史，就无法了解何以文革呈现的并非毛是坏人，刘是好人那般简单的格局。只有站在一个更高的准则上看，我们才能知道文革研究之困难。
回到《太阳》。不能不说，卡玛的影片，其实只是“揭示一部份事实”的影片。我们知道，揭露一部份事实，掩盖一部份事实，是一种谎言，是专制体制惯用的宣传伎俩。卡玛没有说明，党对于红卫兵特殊的礼遇，掩盖和遮蔽了他们的罪行。她更不可能说明，在八月初期，在各个中学大学之行为之控制，是另一只手操纵的结果──是一只无形的手和一只有形的手的双重控制──揭露这一点，是需要胆识的。甚而言之，卡马是在有意识为那个行凶的特权阶层做一个辩护，说，她们是随爹妈受害而受害的，而不是那些大打出手者。她们在那里宣讲另一个事实──固然，那个事实不能不说也是很悲惨的；但是，一个事实，不能用来掩盖另一个。这是两个前提，两个条件。而其他在电影中出现的讲话者，顾左右而言他，以粉饰自己的责任。
电影里的讲话者，面带笑容地述说那个悲剧。说，你看，打倒“四人帮”一切就好起来……影片回避，或者说没有找到揭示文革红八月的大量图示和镜头，以至外人看来，这幕惨剧不过尔尔，没有纳粹迫害那么残忍无道。你看，长征，串连，上山下乡……不多是年轻人美滋滋、乐陶陶之行走乎？这让笔者想起关于揭示纳粹的两部片子。一为《意志的胜利》，一位为《意志的毁灭》。前者，是大名鼎鼎的Ｌ·李芬斯塔尔的著名记录片，后者是皮特·柯恩的影片，不太有名，但是颠覆了所谓“意志的胜利”──那不过是一个疯子和屠夫的意志。前者反映的是，纳粹之伟大意志之火炬，万众一心，一型（他们列出巨大的方阵），手持火炬，照耀着柏林，照耀着元首之场面……而后者反映的，却是犹太人的苦难，集中营和尸骨堆。
李芬斯塔尔，因为她制作了这部显然是为纳粹张目的影片，在二战胜利后，曾经数度入狱。但是，最后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她没有做任何和艺术无关的事情。她真的没有做任何和艺术无关的事情吗？
《太阳》未来面临考验
再过几十年，卡玛的影片是否也会面临新的一部“意志的毁灭”的考验呢？当文革的惨绝人寰的大量真实档案和真实场面──如酷刑、吃人、虐待、屠杀……公诸于世的时候，她和她的朋友们会想起李芬斯塔尔吗？是的，我们也同样经历了意志的胜利和毁灭──虽然，那种意志根本从来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在这个意志的驱使下，魔鬼和天使合而为一。你看到北京大兴县和城里长安剧院血流如注之场面，还是忘记了？你看到所谓的“牛鬼蛇神”在北京六中的刑讯室内，被开水淋身的惨象，还是忘记了？你看到多少老弱妇孺被强行驱赶出京城，还是忘记了？……是的，这部电影没有纪录和再现这些场面。是故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
也许，这里，关于文革，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涉及的内容，会在不久的将来，在将来的将来，被披露出来。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几乎没有什么人对《太阳》这部拙劣的影片有触及要害的评论和批判。只是王友琴、胡平，中肯地点到而止，但不够。所以，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将更为仔细、更为坦率地陈述己见，以引起更为深刻的，对于《太阳》，对于整个“文革”的反思。重覆而言，这个大反思将是站在文革发动者所在的党的局外人的地位来反思，其依据的，应该是国际认可和人类认可的天则和公理，而非某个人，某个党的什么决议；当然，党内外人士互补的反思和回顾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那些经历其中者。这个反思今天虽然尚在进行，但是，党内外人士以一种超乎中共语言、中共思想、中共标准，来评介文革的著作还是少之又少。那是一个偌大的漩涡，一不小心就会溺身其中，还自以为到达了彼岸。
谁也不知道如何 看见 了梦
谁也不能回答
梦的概括是
没有重量，重力
没有质感，触感
没有声响，音质
没有厚度，延伸
意识皮影戏
只是时间和邓肯舞蹈的影子
意识是轻盈而沉重的
意识扩展形态
她形成城邦和城邦之灭
无论是谁，也无法潜意识
垒起教堂的尖顶
和意识的马赛克
在昼夜之间
他显露而隐藏
在博斯普鲁斯海角
意识隐去了质感，肉体和灵根
你设法回忆那具裸体好了
就像莫迪尔杨尼隐去了眼睛
瞳孔，在放大，缩小，泯灭
以至于最后见而不见
把看和见，幻出幻入
声响，在雷炸的天地轰然 噗嗤 一声
于是，善恶和战争和平，被沙发上的
托翁抓到手里，他说
挥出的拳头软绵绵
而英雄交响乐，也软绵绵
转换成为一种云翳同构
签订契约和和约的人们
在战后记忆着战前，红旗的厚度
没有厚度，只有血祭和凝固的鲜血
人们走出梦境的时候定下出口
1905和1949，哪个才是前景
这里是看见和看不见的手
那里是看见和看得见的手
没有质感的手一如雕塑和意象触碰
我们的历史，在梦境里瓦解
生成和再现，因为，浅层
不达深层，层层不达层次
因为我们只是一群维度之限
荣格发现，生殖和性爱的背景荒谬
他把梦看成一种宗教
我把宗教看成一种梦
梦和教，垒砌教堂，在星空下看见
和看不见她的极端渺小和低矮
于是，提升孩子的手停顿了
献祭孩子的手活跃了
迦南的献祭和婴孩擭成泥
敷在不死不老人鬼的额头
他举起手，就是生出角
荣格知道，只有耶稣才是梦
梦的概括是
没有重量，重力
没有质感，触感
没有声响，音质
没有厚度，延伸
孩子看见的消失了
潜在的影子消失了
风消失了
云消失了
一粒沙子
没有鲜花
没有重量和
翅膀，天是一个误解
地是一个误解
解释梦，是一个误解
孩子们在摇篮里
叠加墓地，开满鲜花
没有自我的自我
创造了文明和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