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4日星期二

 与红卫兵争论的几个回合

发表于 2018-9-13 15

七十年代末叶,中共出台否定文革决议,对文革浩劫提出批判并指出,这样的“革命”毫无意义。文革将近半个世纪。人们期待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的时候,这个官方否定文革版本,能够结合民间文革批判,以达到还原文革真相,否定文革造反派和红卫兵之目的。于是,观察几十年来红卫兵的举动和言论,可以证实,他们不但不合于官方否定文革的观点,更和民间文革研究的真相还原论背道而驰。这个发展势头有着某种政治倾向的引导。
我们说,在邓小平时期,全国舆论和倾向不会对宋彬彬这样的文革符号给予任何的赞赏和肯定。因为,邓处于他自身政权统治和历史定位之需要,不可能允许任何人再次打出毛的文革旗帜。但是,随着邓的离开,事情发生变化。估计是在2003年以后,红卫兵开始他们第一反扑。这次反扑,由一个在北京生长、学习的美国人卡玛领衔主演——这个我们称之为中国之里芬斯达尔的、为红卫兵翻案的载体,是一部电影:《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2003年拍摄)。
这部电影主要强调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红卫兵中人并不是毛之文革的直接负罪者;他们多少在为毛承载不该承载的毛之罪。第二,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打死的北京第一位老师和(副)校长卞仲耘,是被打时“心脏病并发而死”。这个说法传到海外,造成极大影响。对此,我们曾经发表文章予以批驳。
几年后,德国学者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了她的看法。魏格林针对同样一部纪实卞仲耘之死的影片《我虽死去》(胡杰制作),比较而言,说,“《Morning Sun》主要以红卫兵的观点(注意——自立加注)解释为什么当时这么多年轻人参加文革。而有关卞仲耘的电影(《我虽死去》)是集中讲红卫兵运动下牺牲者的情况。”魏格林虽是外国人,却对两部电影一言定位,非常精当。而在《太阳》一片中,几十年不曾露脸的宋彬彬等人,以灰色遮面,依然给人一种模糊的影像;这是卡玛故意为之,还是别有它意,不得而知。
电影出台,意味着红卫兵以此作为契机就此复出。此后,是北京原师大女附中开展荣选名誉校友事。宋氏容登其榜,且出刊毛八.一八接见之,叫嚣(宋)“要武”历史照片。为此,王晶尭先生即时发表《声明》对该校的所作所为提出严正批评;并要求校方予以回复。但是,这个要求自然不见被复。(见2007年《观察》网刊;亦见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先生当时采访王老之广播和文字稿件。)
经过多年的酝酿,红卫兵派员打入王晶尭先生家中,以帮助整理材料为名,“窃取”了王晶尭(卞仲耘丈夫——后,王再婚)大量珍贵历史材料——并以此材料做铺垫,取舍筛选,抛出刊登在大陆《记忆》网刊上的《五人谈》(全名:冯敬兰 刘 进 叶维丽 宋彬彬 于 羚《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这里,除去宋氏、刘进是当年该中学——被称为“皇家女校”工作组时期和工作组撤离以后校方的领导成员;高干子女;叶是这篇枉道悖史文字的主脑人物;冯是所谓“红外围”人员,可能是具体撰稿人。)
此作一出,坊间哗然。为红卫兵叫喊助威者,有之;辩驳以还,直言敢见者,有之;因为官方遗忘歪曲而对文革真相莫知以辨者,也有之。而海内外良知不泯者出文击斥,采实庇史,澄清辨正,如北美作者张敏,北京作者朗钧,等等。《五人谈》要害是“红卫兵抢救论”——其说,当年事发后,她们“及时抢救了”卞老师于险于恶。这是四十年来的弥天大谎。首先,卞老师被打致死,放在校园一隅,达三、四个钟头,无人过问;在落日后,才被送往于该校一街之隔的医院。
再是,根据原始材料证明,宋等作为“领导”出现在医院;王晶尭要求他们出具到场人员之“七人字条”,证明,她们确实是负责者。
而且整个批斗,殴打,致死之全过程、真现场中,宋等就坐在她们的“司令部”里不作任何制止。
且多方,各地,不同时间之人,皆有宋当时现场叫喊:“要煞煞她们的威风”之煽动殴打言论。且在致死人命后其欢呼雀跃。
乃至第二天,刘进代表官方发表,转达当时北京市长吴德所谓(卞老师)“死了就死了……”的指示;且刘再次讲到要煞煞她们威风……之类用语。
这难道就是她们的“抢救”吗?不不不,这是致死,促死,逼死。
再就是,她们“五人谈”中之“工作组秩序论”,“二次发动论”,和(当时——“八.五事件”前——)“红卫兵尚未成立论”,皆为不值一驳的谰言。因为证据显示,1966年6月21号,卞老师就险些被批斗,殴打至死。这次批斗由工作组组织。7月份,该校即已经成立红卫兵。而在8月5号,红卫兵率领打人,人命尽丧矣。这次批斗由后工作组时期校方组织。
为了给予红卫兵一种史料型颠覆之反正,王晶尭将当时该校一老师张静芬写给他的匿名信,刊登于北京《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张老师也首肯刊登这封四十年前的信函。那是她冒死临险,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写给王老的慰问信和控诉信——也是对所谓“另一种陈述”之“第一时间的陈述”——1966年8月9号缄。其中,完全推翻了红卫兵四十年后的“抢救论”。只是坊间和研究者很少注意王老以此方式回击红卫兵。此信写道——
“老王同志
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十七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她下跪就下跪,罚挑土就挑土。……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在刚登上第三层台阶,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就一头晕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只有大口呼吸的份儿了。而竟还被认为装死不老实,被用脚乱踢头部及身上。不马上送医院。时约六时许,竟被用垃圾车运到小操场厕所旁边。……至七点,打电话请示了市委,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人。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老卞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种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暴行令人发指!怎不令人悲愤填膺!……我们一定要追究责任,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她的惨死更说明她是好书记、好校长。我们相信,她决不会去反党。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某些人是噤若寒蝉,某些人是敢怒不敢言。”
“老王同志,你是她多年的战友,也是爱人。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同时也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我已决定,今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尽力帮助他们。
“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希望你相信:老卞不是孤立的。很多大字报是言不由衷的(各种不同的言不由衷)。
“握手 致最沉痛的哀悼和敬意献给老卞在天之灵!
“师大女附中一教师。”(《炎黄春秋》)
这是第三波辩论;第四波,就是今年宋彬彬毅然发表她的辨言书:《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成为红卫兵全面反扑的一大展示。此件出台背景,刚好是中国舆论争执是不是太子党——红卫兵掌权之何去何从时期。宋也许以为时机已到,机不可失;但是,她从未意识到“薄,王事件”爆发和红卫兵也许不能全面控局的新形势。这是值得再察再思之事。而宋氏此番文字(据说并不是她本人所撰),主要想说明:一是,依然坚持其“抢救”论;二是,她和王晶尭从未过从——而王晶尭对此抹杀史实的谎言十分震怒。因为我们知道,王晶尭确实在1966年约面谈话于宋。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红卫兵当年的暴虐作为是不可涂抹和抹煞的。这里需要说明,1966年8月5号,不是所谓“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抑或,仅仅称其为“女性的野蛮”(——事出有偶,这也是宋,叶等人极力强调的曲史观点),而是红卫兵“特权暴力”致死所谓“四类干部”的政治行动——这种作为,不单是对于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击毁,更加主要的是,红卫兵被操纵于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两股势力之交集时期而大肆行暴。我们述评道,宋氏作为“三朝元老”(六.一时期;她贴出该校第一张大字报;六、七月时期,工作组撤退前、后,她都是该校领导人;八.一八时期,毛要宋武——继而全北京,全国开始杀人),对北京文革和师大女附中人命案,极俱不可推卸的责任。(参见刘自立《宋彬彬罔史欺世证纲》/《北京之春》杂志)
王老说,宋彬彬登山天安门献给毛的“红袖章上沾有卞仲耘同志的鲜血”(见前书之《声明》),这是她施行血腥暴力的投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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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3日星期一

 更改一种时间观

----兼议《相信未来》一诗
刘自立


过去,现在,未来,是人们把握时序的一种看法。古今中外不乏其说,只是看法,角度,内涵殊多不同。我们在此引用那些最为著名的语录,作为这篇小文的开场白。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孔子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陈子昂
自古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
----陈寅恪
从未来走向过去。
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
等待戈多……
      ----贝克特
人是唯一知其会死而要活下来的动物。
----海德格尔
未来是主人恩赐给奴吏的最后的礼物。
-----西谚
你知道魔鬼在地狱里是怎样折磨灵魂的吗?……他让他们等待着。
   ----荣格
常常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正好是人们试图把国家变成天堂的东西。
  ----荷尔德林
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
望三门三门开……无限青春向未来。
----贺敬之
相信未来!
----郭路生
以上所引各色人等的箴言名句,并非做文抄公,而是籍此说明,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些怎样的时间观。
人们只要将上面的文字略微加以思索与品味,就不难发现,我们的老祖宗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并非一种线性顺势的时间观或时序观。这种时间观有一个明确的特怔,就是向后看!也就是说,这类哲学观念具备历史感,具备回顾的特怔。因为,从未听到有哪一位中国古代的思想大师或文人学士说过向前看,相信未来,这一类主张。究其内因,是中国人大的哲学思想范畴中,不存在这一种从过去跨越现在,径直走向未来的思维方式。陈子昂之怆然泪下,是因为他站在一个大悲恫的"现在";他对于人生与世界的感怀,是维系在他一发感叹的此时此刻。而逝水如斯的感叹,亦有同一音调与色彩。因为,孔圣人是基于现在时,而得出他的对时间之流水消逝的判断的。许多中国古代的哲理名言和诗词歌赋里,也不乏这类时间观之表达----
如庄子的"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始终无故。"说的是时间的无始无终;此言既有其客观性,又有其主观性。
又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汤履)说的是新的起点在现在,注重今天的做业。
再如,"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说的是此时此刻。诗人对于他眼中那个以后变为永恒之黄昏的感触,完全来自"那一天"的傍晚。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的也是这类现在时。
蔼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是。
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把时间和时序,看作是与人的感觉以及生命一并存在而存在的主观体验。这里没有什麽可以超越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观时空间。时间的运行,有着他必要的参照系。
一如在伟大的爱因斯坦的时间观里,也同样不存在绝对抽象的时空。一切,都是相对的。有着时间运行所必要的场。物理学革命带给人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此。 同理,在任何人文科学的领域中,也同样不存在极度抽象的时空观。每一种对待时间与时序的观感,无不带有时代的痕迹。这是我们进行关于时间观之论述的基本前提。从刚才我们引用的所有伟大,抑或并不那麽伟大的文本中,可以证明这个判断。进而言之,无论在哲学中决定论的领域,还是在意志论的领域,时间的存在,都不是常识领域中的时间。因为如果人们谈论的是日常起居中的时间,那麽,批评的指向,当然不会是这个样子。换言之,在东西方的时间观里,由人的意向,甚至人的意志带出的时间,和那种一成不变的古典时间观,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作为客体的时间的存在,已日益受到来自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古往今来的人们的挑战和质疑。
       西方哲学家眼中的客观时间与客观时序的瓦解,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和科学的一大成就。也就是说,西方哲学中,把时空看作客观存在的理论,只属于源起自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式的所谓自然哲学家的领域。西方哲学在经历了从客体哲学向主体哲学的近现代转变后,其时间观,也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转变的特征是,人们把基督教线性思维的性征,改变为尘世的时间观。上帝的存在,在这一致命的改变中,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样一个改变中,人们不但可以不经过神职人员和上帝取得沟通,还可以自己创造一个上帝。如果他认为上帝已经死亡,抑或他认为旧上帝不行了,那麽,他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上帝。比如法国女作家m。杜拉,就是这样说法的。于是,人们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同时也就更改了基督教线性思维的轨迹。人们不再把天堂看作是他们相信未来的寄托,和时叙中的未来,他们要麽提出"要大地,也要天堂"(马勒语)的呼声,要麽径自在今天就"走向"天堂,而不是等到未来。
  这种弃未来于现在的非线性时间观,同样体现在他们的美学思维当中。在这一方面,作为西方诗歌中的时间观,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与中国人的时间观不乏殊道同归之特点。比如说t。s。艾略特的诗歌美学,就倡导这样一种时间观.。
  可悲的是,当西方人已然警觉到他们的线性时间观的诸多病痹的时侯,一种被改装的线性时间观,却堂而皇之地渗入我们中国人的土地。在上世纪初,已被西方一部分有识之士看作是非良性化的相信未来的说教,缘其政治经济的严重危机,而为新的未来派人士,以及在当时已然大行其道的社会主义运动所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改头换面的线性思维哲学,在表面上,归避了西方启蒙学派的反宗教意识,却在实质上,前门驱虎,后门进狼,重又引进了一个改头换面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老马的理想乌托邦。当"武装的先知"如托落茨基和列宁,把这一乌托邦转变为十月革命后,中国的情况随之发生了变化。而万变之中,相信未来的理想主义,的确是横刀立马,站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于是,中国人的政治思维与美学思维遂出现相信未来的症兆。
  上个世纪初,西学,西教东渐,比如,马相伯,严复等人,将西方的大量具备线性时间观的哲学思想如进化论等引入中国。由于中国当时的艰难处境,以靠中学救国的方略与思潮,只能被规定在"中学为体"这样一个所谓"会通派"框架里。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西方人摒弃大地,转向天堂的前现代哲学与宗教思潮,在当时积弱极深的中国,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引力场。这里发生的事情,和世间一切事情一样,具有十分复杂的性状。单言西方之思潮,也是一方面,人们一如既往地相信上帝;另一方面,又有人说上帝已死。以至到了三十年代中叶,奥地利哲学家哈耶克,曾在他的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为我们----读到此著已是六十年代末了----描述了英美自由主义者们,是如何与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相互对立与相互攻击的情景。(令人好奇的是,诗人e。庞德,在信奉了一阵列宁和十月革命之后,转而追随莫索里尼。他在罗马,用英语大肆功击自由主义和同盟国。哈耶克在他的书中,用一条注释提到此事。)以至在当时的欧洲,人们将自由主义看作过时的思维。
而在那时传到我们这块大地上的思想,也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人们在传统哲学里看不到的,带有西方意义上的天堂,必竟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开始呈现他的所谓的曙光。进而言之,这样一种曙光,还被当时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而轰为红色。也就是说,西方的未来派的理想,在当时的中国,一旦被包装成为一种列宁主义的未来,其号招力遂之巨增。固然,他不同于西方正统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但是,中国人摒弃自身的文化底蕴,转向西方意义的未来,西方意义上的乌托邦,西方意义上的红色理想,必竟成为事实。虽然,在看到这一惨列的趋势与倾向后,刚刚所说,以吴宓等人所代表的所谓保受派人士,在五。四刚刚过去不到一年的时侯,就已发出反对的呼声。王国维自沉于现代思潮大兴的北京城的昆明湖,而梅光迪等人,以反对新诗为籍口,极力抗争于新文化运动,以捍卫传统文化。可是,中国人并不能理解他们的言行。人们在"好得很"的乱动当中,寻天遥看,坐地日行,一股脑滑将下去!而正是在那个时代,出现了前述所引,中国布尔什维克的"伟大"预言。李大钊的诗句比郭路生早半个世纪出现。那是中国人首次喊出"相信未来"。
  马克思风格的"相信未来",是以否定全部现存秩序为前提的。这一未来,必须以颠覆和摧毁所有的现在甚至过去,为其奋斗目标(这和以后,比如德里达等人,对于马克思的诠释有很大出入;也不符和德里达本人兼容并包的二元论倾向。)而这一否定过去和现在的大革命,在苏联,在文革的中国,确实是做到了对于那种诚诺的言必行,行必果。尤其在文革期间,对于过去的否定,用毛的话来讲,是比秦始皇还要澈底的灭绝传统和传统文化;是比斯大林还要澈底地毁灭知识和知识分子(在此,我想引用一海外学者的提法,知识"分子",不应是什麽"分子",而应称其为"知识人"!)
固然,毛说过,看一个人的过去,就知道他的今天,看他的今天,就知道他的未来。这一看法有其道理。这是一种通常的因果论时序观。带有很深的决定论色彩。也就是一般人们所谓,前为因,后为果的逻辑推论。然而,这种看法也有明显的缺陷。一个人的过去,不一定总是一成不变地向着他的现在和未来转变。毛本人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是人们,包括他的党内高级干部,也料之不及的。于是,人们可以说,看一个人的过去,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个一成不变的状态中,那麽,这个过去,和某一种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发生任何关系。要想使上述三者产生一种非形而上学的关系,人们只好更改这一通常的推论。在另一方面,毛是主张取得政权,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他的未来,在他的现在时中,已被改变。他的新一轮的未来,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一来,所谓的未来,已经改变为基于现在意义上的未来;他心目中的未来,已被推进到一方新的地平线。
  有趣的是,无论是毛,还是列宁,他们的晚年,都萌升了对于他们已经制造的未来的极大疑惧。列宁在他允许马尔托夫等反对派出境时;毛在其认可的,写给江青的一封信里,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他们对于他们业已制造的未来的自我怀疑,和某种程度的自我否定。连老马,当他在晚年发现了俄国的大量经济材料以后,也为他无力撰写资本论第四卷而焦虑。因为他知道,抑或他相信修正主义者们,正是以他的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取得胜利而大作文章;更不要说伯恩斯坦居然在一次议会选举中,看到德国的铁腕人俾斯迈被选下了台。一种非革命的,非未来主义的人类前景,已通过民主的方式出现在世接舞台上。也就是说,人们通过每一次"现在"的选择,改变自身命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而通过革命的未来而期许给人们的礼物,已经变得不那麽绝对吸引人了。当然,在另一方面,列宁的十月革命,在那个时期取得了他的成功。然而列宁的未来,是如何被斯大林实现的呢?是不是像托洛茨基所说,是因为斯大林背判了列宁主义呢?(这当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否定全部现存秩序的未来主义,在他的无情的对于现在,对于今天的否定和镇压中,的确使事情变得无比残忍。基于从现在走向未来这一判断,所有有碍于这一过程的敌对势力必须清除,于是,和基督教早期的大规模镇压一样,布尔什维克对于他的屠杀和逮捕的最好籍口是,敌人妨碍了走向未来的进程。按照英国哲学家伯林的论述,为了给未来预设一个美好的绝对值,并让人们绝对服从这个绝对值,人世间一切坏事,都因其有一个绝对的未来,一个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无端信赖的未来,而取得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人们在斯大林时代和文革中的日子里,不是对这样的一种局面几近容忍,和几近习以为常了吗!有学者认为文革是中国人的国耻。此言不差。非但是国耻,还是一种人耻。因为不是有人在奥斯维新的时代,仍在大喊"相信未来"吗!
   其实,未来是没有的,他不过隐藏在无限度过渡的现在当中。当人们一旦步入未来,实际上,他已跨入一个新的现在。一如人们走到边缘,他实际上已经离开了边缘,因为,未来,只不过是存留在人心中的一种虚枉,一种荒诞。人世间,只具备对于每一个人的有限度人生的现在。无穷无尽的此时此刻的今天。我们不可以在抽取今天的努力中看到未来;而是只能在正视今天的努力中,沿续实际上属于今天的未来。任何对于今天无所做为的人生,都注定没有任何未来。
  而在那首[相信未来]的诗作里,人们很难发现诗人的今天意识;他的为未来做出选择的主动感和人格体味。他的内涵除了极尽其类似跨掉一代的哀鸣绝唱以外,人们只能发现一个小孩子的极度有限的颓丧和不可理喻的妄想。他的诗歌血液中,还是流趟着他的前辈革命者的虚伪透顶的理想主义。人们看到,一方面是他的对与现在的一片不抵抗态度;是他的鲜花,美女,烟酒和痴情;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世界革命,红八月,和红卫兵的鞭子。于是乎人们不能不痛苦地想到,一个极端的革命狂,和一个中国垮掉一代的畸形儿,在他的语焉不详的诗作里呈现的,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的,文革中人的分裂与悲哀。他的命运,注定没有未来。而他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我尝试用红色与灰色,来为这一诗作定调。他的无意识的选择,使他最终面对一个左右都不属于他的世界。除了围绕在这个精神崩溃者周围的那些带有悲天悯人之气质的,他的同样是畸形的鼓吹者,以及没有任何辨析能力的年轻人以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具备诗歌意义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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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的论断,建立在主体对客体的观察体验当中,被观查的时序之定位,是被动的,是建立在相对于主体的被动的位置上,人们对他头脑中的时间不发生主观的定位与更动;反之,人们一旦变被动于主动,那麽,时序之定位,则产生比较复杂的局面。这是因为,一,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三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线;二,以现在为座标系,过去和未来有互相过渡,,互相渗透的极大可能性。进而言之,近当代学者中,不乏有人干脆把时序的出发点定位在现在。在这些学人看来,任何一种对过去和未来的看法,都不可能超越现在;一个人对过去和未来发言的位置与时间,只能是在他发言的那个地点和时段里。他的无论对过去和未来的观察和选择,只能是现在时的,所谓对过去与未来的发言,只能是一个以现在,甚致以今天为根据的发言,而这种处于今天的发言,又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的移动而变更。这种变更于是产生某种极不确定的因素。
   那麽,这种极不确定的因素是什麽呢?这种极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时间的极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很难把发生在时间中的事情人为地加以限定,但是,人们却可以在复水难收的逝水年华中,采取一种主观的时间,也就是心理的时间,以把握人在时间中的命运。这一把握自身的时间感的时间观,历来不同。个中因由当然十分复杂。从现在的位置向过去和未来进行位移,又会分成两种情况。一是萨特所谓"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我们在确定未来时,这个在时间中本不存在的,缺席的,不在场的存在时,未来的走向一是朝向现在;另一是朝向过去(!)。按照萨特的逻辑,只有在对于过去的,带有极大影响的选择中,人们才能在其选择中,改变未来的缺席状和他的不在场。于是,人们在他的伟大的[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读到他几近庞杂的,对于我们在这里所滞后探讨的时间与时序问题。
  固然,有学者指出,萨特的"存在"与"本质",是他自己发明的所谓的哲学术语。因为按照他们的看法,西方传统中的存在和本质两个概念,都不具时间上的任何意义;而只有萨特,把他们在他的独有的时间观里加以时间化。也就是说,在萨特看来,一放面是他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论述的,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极为繁复的,并不清晰的论述;另一方面,则是他在以后发表的,非常著名的,关于时间的心理顺序,即从未来走向过去的论述。在[存在]一书里,萨特的时序观,可以说正在朝着他以后的"存在先于本质"期过渡。在那些仍然可说是带出思想闪光的论述里,萨特的主要观念是,他在为"未来"这一时间位置下定义时,总是将他拉回到"过去"。他对过去的情感,甚至让他说出蔑视蔑视传统者的话。而他是创造传统中不曾存在的新思维的集大成者。因为他的以存在之行为决定本质的思想,起码在过去的哲学语言里,是很难被发掘的。固然,我们与其说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不如说是在人文或文学的意义上,在诗的意义上,来介说萨特的时序观。又,固然,萨特的选择之主动性,也就是他的自由,在其思想的总体上趋于悲观,趋于虚无,趋于后来者对他抨击的关于虚无的上帝化的问题,因为萨特在上帝的意象上使用了虚无,这个语焉不详的说词。 这已是一番老话。而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老话新提,是因为人们的健忘。
  萨特传入中国,大约是在八十年代(我排除了中国特权阶层阅读萨特的时间,这一时间恐怕是在六十年代了)。在八十年代,许多阅界中人在大量思考萨特的时间观时,大约不会不想到这一层。也就是,把"未来",放进他自己的现在的选择之中。人们很少会去验证所谓的在先验意义上存在的未来。他们的存在,就是他们行为的存在,他们行为的存在,就是他们思考的存在。而这种在自我选择中创造未来的思想,在那是的中国,已初具雏型。"我思故我在";用头脑行走,等等行事方式,已出现萨特之"自为"存在之风格。而不是依考某种不可预见的未来,被动匡定自己的思想。许多年轻的和当时中年的有识之士,已经感受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自由之思想"的存在。(虽然,他们当时还不知道在"自由之思想"后面,还有一句"独立之精神"。)然而我们起码看到,在语焉不详的西方话语风暴的侵袭下,由西方人自己发现的,对于空洞的未来的迷信,已接近被人遗弃只地步。就像在七十年代的巴黎,连穿着时髦的小姐们也大谈萨特。我们那时的大学生和轻年学子,又有哪一个不知到存在先于本质呢!又有哪一个会无端"相信"在文革中的一段完全悖离"自我选择"的信念呢!然而可悲之处正在于此。因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相比,虽然有着某种更为西化的倾向,但是,人们对于如何西化于东土,这个发问了百年的问题,并无有效的回复。与八十年同根同种的浮躁,在请洗着九十年代的人们有限的思考。人们很快就淡忘了萨特。淡忘了自我选择的精粹所在。当有人忽然把一个根本不懂得任何选择的诗人,像神一样抬到我们面前时,我们在茫然当中,似乎也就接受了下来。正像萨特所说,当人们谋化一个阴谋时,他们往往应用"相信"这两个字!(也见[存在与虚无])。
  深而究之,何以人们对于这一类相信如此心动而不能自拔呢?其中当然不乏原由。当我们对萨特之回顾告一段落后,我们来大至阅读一下英国哲学家伯林,这位以论述自由闻名于世的学者。他是在两年前去逝的。因为他的一段极为驰名的论述,令人不得不想起我们正在面对的主题。伯林的这句话写在他的论文[两种自由概念]中。      
  他说----
  "在伟大的历史理想之祭坛上,诸如正义,进步,未来子孙的幸福或某一国家种族阶级的神圣使命或解放……要求个人为社会的自由而牺牲。在这些理想的祭坛上,有许多人遭到了屠杀。这主要是肇因于某一种信仰,那就是,人们相信从某个地方一定可以找到桓鲎钪盏慕饩鲋溃蛐硎窃诠ィ蛐硎窃谖蠢矗蛐硎窃谏竦钠羰局校蛐硎窃谀掣鏊枷爰业男牧橹�"……
  他说,对于人们想向中的未来,与想向中的过去所做的极易错误的理解,必将导至将多元的人类社会活生生加以肢解之后果;一如为符合刑床的尺寸,而切割犯人的古代酷刑。选择只有仅仅一个的未来的理想,无法满足人类社会对理想的无限种类的追求。而如果人们在理想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再起争端,那麽,这一唯一的"未来",又何去何从!人们是否有必要为唯一之理想,与几多同时间而不同类,不同种的未来而互相侵铡呢!这当然十分滑稽,又十分残酷。我们看到,伯林的自由观念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恰好在此。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唯一的未来。在实现了未来的日子里,人们的多元化要求,也不会随着完美与和谐之实现而溟灭。理想社会这一想法,带有极强的排他性,其本身就是人们犯罪的起点。相信这样一个未来,意味着人类可以按照他们心目中这个子虚乌有的存在而胡做非为。他们的唯一借口就是,你们在我的屠刀下面微笑吧!因为明天会更美好。你们将会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完美无缺的未来。无论人们是自决自愿,还是相反,只要这种局面一出现,不要说今生今世的乞望会被澈底粉碎,再生再世的愿望,也会随之受到澈底涂炭。因为,所谓的未来,是一个并无止境的无限度推延;对于何为今天,何为明朝,操纵权,全部把握在时间主人的手里。
  一如在那个颇像中世纪的中国土地上,是谁,可以规定今天和未来的解释权呢?是一个人!所有和这个人意志不同的人的观点,都属反动观点。而讲出何为未来的解释权,当然也操纵在他老人家的手里。
  这样一来,在那时喊出的"相信未来",之所以不会像遇罗克一样被毁灭,是因为这类思想并不为老人家所陌生。他与老人家的某种思想因同构而得以留传。(因为在老人家看来,他的文革一如伯林笔下的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与解放,在"自我导向"中得以完成。)需要说明的是,此诗的流传,是以一群无力对文革作出出色反思的受众,而他们的接受前提,缘于他们的思想,早已在"17年"里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一点,似乎无须多言。其中一个极其明显的原因是,自57年的事情发生后,中国所有非正统思想的源泉,已被彻底封毙。诺大一个中国,早已放不下一张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书桌了。严格来讲,此作既没有面对那座刑床的尺寸,也没有面对被"切割"的几十万,几百万犯人之勇气,他只是面对了他的被蜘蛛网查封了的炉台,他的什麽女人,鲜花一类……!在成千上万的人众被"现在"压得人将不人之时,很可惜,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像伯林和哈耶克那样的哲学家,和像撒克斯和保尔。策兰那样面对屠杀和死亡的大诗人!连巴金,不是也跟在别人后面扔石子吗?何以一个完全不敢直面文革惨运的小诗人,他,反倒成了中国的良心了呢?这纯粹是一种扯蛋。
   进而言之,在那样一个大屠杀中,如果有人不提出反对"现在",而在逃避"现在"的诗文中大肆歌唱相信未来,那麽,他的围护刑床的角色很可能无法掩蔽,因为他的本来面目,早就是歌唱切割犯人的那座刑床的歌手!不是已经有人找到了这样的文本与材料吗!
  当十月革命和纳粹的理想主义,为伯林们,哈耶克们提供了他们论证,其想上天堂,实下地狱的理论为"相信未来"做出了一个准确的定义。海德格尔虽为一个德国哲学家,但却从他的视角提出了后来在哲学界广为流传的存在主义理论,及其时间观。虽然他的理论比哈耶克的那本对中国60年代和90年代发生极大影响的书,要推前十来年完成,但是我们从这本大约与t。s。艾略特的[荒原]几乎同时代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中看到了一种一如"荒原"般十分苍凉的感受。完全不同于张伯伦的种族主义理论和在当时还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理论。那些理论抹上了浓重的色彩。
  海德格尔的时间理论开宗明义,以"死",作为他契入他所谓时间性存在抑或说他的此在的出发点。他的逻辑,改变了人们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看到的线性时间轨迹。他认为,他们应该看到的是一种更为澄澈和开放的时间观。这一时间观的将来时,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未来,而是人们在死亡的先行到来时所看到的未来。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站在今天去展望未来,却是我们一旦涉入人生,我们就被"抛进了"这样一个看似完全颠倒的过程。海德格尔认为,只有面对一开始就已存在的死亡的招唤,我们才可以完整地把握时间,并"制定"我们在前面经常提到的时序,即把过去,现在,未来----改变为未来,现在,过去。于是,在这样一种存在中,未来是预前设定好的。无论你是否要面对它,抑或不面对它,都是不可逃避的宿命。固然,海德格尔自认为他的这一说教,使人们敢于面对他说的不同于"怕"的"畏",但是,人们还是能够从他的极为晦暗的理论中,感受到德国民族当时面对的极为深厚的悲观主义。正如哲学家所引证的,"刚一降生,人就立刻老得足以去死。"
然而正像一句老话所说,悲观主义的信念并不减弱人们抗争命运的行为能力;与此相反,愈是这样类型的人,他们的行为能力愈强。有鉴于此,一位海德格尔的同道施太格缪勒说,"现存在越是根据死亡这一最固有的可能性来计划,这里发生的英雄的选择也就更明确"。 然而,我们在海德格尔面对他自认为是缩短了过去和将来的距离,并将其"缩短到接近最小限度"后,却发现他的行动轨迹无法面对现实中死亡的威胁在理论上的挑战。他的"相信未来",和对于第三帝国的拥戴连在一起。
  他的"烦";他的"罪责"与"良知",很不幸,是和他所主张的英雄的选择悖道而向的。(这不能不令人想起萨特对于存在的选择同样有一点点不幸。萨特在对待中国的文革问题上,也曾出现过一时的混乱!)半个多世纪,人们对此人案一直叙叙不休,连诗人保尔。策兰,也加了这场对海氏的反思。即便如此,海德格尔的哲学仍然告诉人们,如何从根本上面对时间问题。因为,从死亡的悲观主义的等待之中,人们摒弃乌托邦幻想的警觉开始萌生。两次大战的间隙,为人们带来的极大精神财富,固然许多悲观色彩,但这种悲观极大地区别于不久前发生的社会主义般的各种理想主义,而这种理想主义,无论对于哲学家,还是一般的人们,能不能真的像海氏所说的那样,呈现出一种规避之的良心状态,实际上,是不那麽确定的。
  于是,我们看到,有两个"从未来走向过去"的时间观。其一是萨特的未来;是一种存在于行动中的未来。这种未来,是以投身于自我对未来之创造的人门的未来。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要在选择中确定未来,进而言之,这种未来,带有极大,极多的主体性。对待未来的态度,是一种行为中的态度,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什麽"相信"当中。虽然,这一选择也面临着一种被选择的命运。但在时间的走向上,已发生重大变化。时间的定性,开始趋向人性化;行为化;时间的走向也发生本质的变更,也就是说,时序,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是从未来走向过去而现在这个概念,变为维系未来和过去的一个流动的位置。这一点当然十分重要!
  而海德格尔,则提出了他的不同于一般西方自然哲学的时间观,连同他的主体哲学。他的时序是这样规定的。人之存在,从时序上讲,同样是"从未来走向过去"。原因是,人的生命的有限性规定了人的存在或他所说的此在。人在存在中被抛入时间之中;人的所有行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他终有其终的未来时,故此,他们的时序与其说是从生到死,不如说是从死到生。他说,人是唯一一种知知其死而要活下去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本身毫无从过去妄思未来的任何可能性。他的悲观论,的确带有某种极其澄澈的境界,是一种悲观中的警醒,看似头脚倒置的海氏哲学,为颠覆这个世界上一直以来的"相信未来"的虚枉,起到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3
  行文至此,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了,在人们的心灵中涌动的,那个不同于客观时间的时间;而把时间从与通常的线性时间观里摆托出来的哲学家中,人们还可以发现一位著名哲学家的名字,他就是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柏格森的著作[时间与意志]中,人们最终了解到,时间与人,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究竟如何在他慧智的阐述中,把不可逆转的时间之秩序"打乱",从而恢复时间的灵性。
  在他的论述中,他从空间的点开始说起。当人们把一个个互相并无关联的点,加以相加,就会发现,从1到另一个1,再到再另一个1之相加的结果是;3,这个结果和这些分别互不相关的1,是完全不同的。原因是,当3出现时,它形成了一个连序的系列。人们把3,看为人们心灵中的一种时间,而非几个互不关连的1。就好像人们听到的钟声。在钟声敲击的过程中,人们把钟声的每一次声响连系起来。他们于是听到的是连序的声响。一如钟声敲击了三次,那麽,人们听到的是连续的三次钟声;而不是每一个单独的声响。也就是说,人们不会,也没有必要,把连续的钟声分割成为其在空间不可回荡的,没有回声的,单独的声响。
  一如我们在聆听音乐时,我们处在把音符自觉,不自觉地连系起来的过程里。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既要期待音乐的未来,更为重要的,却是我们必须不断地记忆音乐的过去。任何最伟大的指挥都会懂得这一点。因为,只有对音乐的最好的演绎,才会更为出色地把人们带进几乎非常接近的未来和过去。因为,每一段乐句的进展不断的变化着。它的未来和过去不断地变更他们的位置。而现在,更是处于瞻前顾后的,极有秩序的忙乱当中。有修养的乐迷都懂得这一点。在音乐的进展中,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的过去,他的业已完成抑或已经提示过的主体,而不是在忘却他们的所谓期待中,去等待音乐的发展。就像前述中的某些诗人那样,把几个连续的数字,从他们的时间性中,拐入一个空洞的空间,以及对未来的,同样空动的忘却之中;在忘却过去的期待中相信未来。   于是,我们基于这一点,可以对人类全部的历史,做一个音乐化的处理。也就是说,我们把现存在当中所有在时间中发生的事情,看做是同样带有记忆和前瞻特点的时序中事。我们发现,凡是以对待音乐的原则对待时间的人们,他们的时间是心灵的时间;反之,凡是企图超跃这一原则,从而杜撰时间的者,都是企图在忘却过去,或不以记忆为基础的单纯的未来时中,自我陶醉的枉徒。
  历史上,那些空想主义的前驱们,他们,就是这样一些枉徒。他们炮制的未来,往往把人类带入一种无根的理想主义或乌托邦。这在东西方的历史中,都是不无前鉴的。所谓"殷鉴不远";所谓"滑铁卢就在前面",与他们督毫不相关。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而乌拖邦由幻想变为现实的历史,实际上,已成为人类在思维和实践中最为残酷,也最为失败的历史。究其思维意义上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哲学,违背了人们对待心灵时间的态度。他们或者要逃避时间的不可违抗的连续性;或者要在这种连续性的自然的进程中跳跃式地前进,从而违背了时序的不可违抗的应有进程。有趣的是,当古老的乌托邦幻想,在人类绝大多数的地域被抛弃以后,人们从乌托邦理想的反面,对它进行了描述。在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少数读者在所谓内部读物中发现了这本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小说,也就是后来得以面世的奥威尔的[1984]。      
  奥威尔对于列宁的国家所做的预言不幸,或有幸言中。所有以消除人类记忆而做的一切努力,到头来,是以他自己的反面完成其使命的。而且,这一结局,超跃乌托邦主义们自己制定的所谓的道德准则和信仰准则。在这样一种信仰中,接受乌托邦主义的大多数独裁者,在他们看似十分美好的预言和诚诺中,以悖离,以至背弃人们的民族,的以及人类的记忆,为其统治前提。在我们记忆犹新的文革中,这种毁灭记忆的罪行,完全是以"相信未来",为其唯一之依据的。而这一点,是柏格森们连做梦也无法想到的。幸而柏格森的真理,并没有因为某几个狂枉之徒的诗意而被改变。他们无法看到他的理论正在应证另一个理论,那就是,人类仍在按照人们的心灵中的时间,而不是按照乌托邦的无限美好的未来时,来安排他们的生活,进行他们的思维的。
  而按照这样的思维,[相信未来]的作者本应该回到他自身之不可分割的以往中去。在对待他自身的往事中,来期待其可以合理存在的未来,而非相反。在这样一种进程里,该诗人如果是善于把握历史的话,他有可能发挥他的,我所谓"灰色"的诗意,并统一于这样一种看似灰色,实际上却大有其合理性的存在。因为他的这种灰色,无论他本人是否自觉,都是一种强大的存在。不可否认,在这样一种灰色当中,他的记忆,将统一在他的回顾与沉思里,而不是不断地从他的记忆中,毫无意义地冲次到违背时间的人为未来里。他的选择,也许会是一种类似萨特或卡夫卡的选择,当然,这还要看他是否具备这样的才力。然而,很可惜,该诗人完全没有这样的参悟能力。他的"觉悟"是对待"未来",这一中断以往的所谓前瞻。深而言之,他中断了所谓;1+1+1=3的连序过程,切断了他的从未来走向过去的全部存在主义式的选择。同时也中断了他和一个真正未来的遭遇。
  人们看到,郭路生的时间早已停顿。他没有任何属于他自己的,在健康意义上的,演变为"现在"的,属于他自己他的未来。像他的过去一样,他的未来已遥不可及。这个未来,不但脱离了现在,而且脱离时间。其实,在[相信未来]一诗中,已经显露出诗人最初的分裂。这份病案已经告诉人们,该诗人的时间,该诗人的存在,他的此在,已发生严重问题。一方面,他提出没有现在和过去的未来;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像那些根本"不相信"的人们那样,逃避于一个真实的现在。于是,他的时间,很不幸,早已在成为过去的未来中死去了。我们从他的一些朋友对他的谈吐中,有幸得到这方面的消息。也就是说,郭路生本人,是在他自己的,早已成为过去的所谓未来中苟且以生。他的全部诗意,缘于他不能说出真正的未来,从而死去。这一点当然极其可悲!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能够看到并感受到未来进程的人,如大诗人但丁等,是能够擘划过去与未来的人,是很伟大的人。原因是,他对于过去,对于旧时代,有着凡人无出其右的了解与理喻。他们之所以看到了未来,是因为他们对于历史的占有。与其说他们是未来的预言家;不如说他们是以往的解构者。(当然,在结构与解构的意义上,绝无非此即彼的分割。这是乌托邦主义的革命者对待这个世界的看法。)在通常的意义上,如果一个旧世纪的天才,缘于他的天才的过时性,他无法,也丧失了他对于新世纪的信心和洞见,那麽,他的头脑,势必和未来发生严重的冲突。不是他毁灭于新时代;就是人们慑与他的权威,进入历史的倒退。而这种倒退,我们这一代人是亲身经历过的,是历历在目的。这里同样出现过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预言这种倒退的言行;同样不幸的是,相信未来的人们,把这种预言当成是一种反动;把那些伟大的预言家看做了反动派,看做了保首主义者,看做了什麽某某朝代的"yi民"。他们中人有一些人,早已在他们的对未来的预感中,经历了这样"先在"的悲剧,而提前半个多世纪选择了死亡!正所谓"文化神洲丧一身。"于是,相信未来的悲剧,和不相信未来的悲剧,在人们的记忆中,变为过去了的未来。而我们不能不问道;什麽,才是我们的基于过去和现在的,可以信赖的,可以预见的,可以触摸的未来呢!当我们自称可以偿试变更一种时间观的时侯,当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任何由所谓主人恩赐给我们未来之礼物的时侯,当我们忽然读到以下这首诗的时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加入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中去呢!
               手抱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静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

新诗的形式问题

 新诗的形式问题

  • 刘自立



近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译本,认为是一本迟读的好书,奇书。其中观
点时有闪光之处,比如在讲到诗歌形式的历史时,宋朝伊始至中期,唐诗的形式
七律五言已不能激进新时代的生活内容。其中人的心理倾向有变,体现在人的生
活之中,个人情愫的发展与发达,需要更新老形式,产生新形式。苏东坡等大词
人希望能以词影响诗史暨诗之形式,且创作盛丰,的确弃旧成新,成为当时的
“新诗”。(固然,另一位大词人李易安认为苏轼“以诗入词”不足为法)个中
酝酿按林语堂的观点则非常有意思。在《苏东坡传》中作者告知读者,宋词这种
当时新诗的形式,实在是铁鞋游破,偶中拾来。他说,这种形式的发现、发明、
发展、“壮大”、圆熟,是起源于“小词”这种形式。(当然唐诗中,已经开始
用“词”这种形式)小词之发生,则缘于当时的青楼女子为答酬客人而随意吟咏
的一种近似“民歌”之体材形式。小词普及后,遂向“大”词发展延伸,终至成
为宋词。而苏东坡等人其实不是宋词形式的发明人。宋词形式之创新而采用,应
运而生,是青楼们的功绩。当然词之起源,众说不一,可追溯至很远。这一故事
说明了几点内容。一是新旧诗体交接之时,会有一空白时期。这段时期之短长,
全赖能否产生以新代旧的“运动”之发生。如果这一运动发生,旧形式自然会被
取代,新形式自然会被采纳、应用。如果不然,诗之形式就会出现断档,空白和
逆转。幸亏宋代诗(词)人没有因“逆转”而回归唐诗之形式。(当然,宋诗也
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但宋词对于诗之形式,在开拓、更新方面,则是无与伦比
的。这也会使人想起七律发生的历史。七律的产生也是由于齐梁诗人的形式创造,
始于此,而盛于唐。这是朱光潜在《诗论》一著中不厌其详地加以论述过的。从
音乐性上讲,诗之形式即其内部的构造,决然是其关键。至于唱诗时用何器乐人
声附和,则属次之,不会和形式的决定性因素相较真。

二是宋词形式之产生说明了一个道理。按林语堂之观点,元曲比宋词白话,
宋词比唐诗白话。自不待言。但无论趋近白话与否,都是中国人写诗依赖形式之
明证。而到了白话诗,则一百年来,其形式一直徘徊于形式的有与无之间,闪闪
烁烁,不辨其状。有些诗人的作品有词的内在形式的皮毛,有的则仰仗曲和律的
影子。

三是,大多数新诗人中,以为白话诗的形式是靠外语诗的形式,如郭沫若受
惠特曼的影响。于是,这个问题就不但没有变得明朗化,反而更加繁复和混乱了。
以英诗为例,商籁也好,亚历山大体也好,英雄双行体也好,也是一代代、一茬
茬苦苦孕育而成,有西诗形式自身衍化过程。西方近现代即新诗当中,这种形式
的影响依旧显然是存在的,不过有所变通而已。说西诗之形式澈底更新到“自由”
之形式,此断语甚不准确。西诗中人,也大多数是维持内在音乐性探索的。而音
乐性探索,本身就是形式考究与追求的结果。这里的例子不胜枚举。如马拉美、
瓦雷里、王尔德、乃至艾略特、阿会伯里等人,都是如此。其中庞德甚至以五线
谱入诗,对音乐的追求已至极致。所以,找不到新的诗歌形式,诗之载体就变得
虚妄,脆弱,诗盛其上,不胜难堪与倦怠,是因为诗人只好转向视觉效应。按照
西方艺术所谓“视觉中心主义”的说法,诗之图画性,在近现代西方诗作当中,
也每每被加以强调。但大凡比较慧智与天才的诗人,都大多是把音乐性放在首位
如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等人。因为诗与歌的结合是造成诗作基本品质的前提。
汉语“诗歌”与古希腊时的诗歌,诗与歌本不分家,是为一证。以后,诗歌(加
上仪形、舞蹈)逐步分家,但音乐性尚未被全部取消,但已弱化。墨西哥诗人O.
帕斯持有此论。即便如是,如若把“诗歌”改为“诗画”诗歌的质感或许全被涂
炭,以至使诗歌之文字本性滑向虚无。这是诗歌不讲形式的极端主张。为有良好
感觉的诗人所弃。

那么,新诗形式问题,是不是也要等待宋朝式的发现呢?当代中国的“青楼”
们看来无此本领无疑。那么,谁有这个本领呢?新诗的形式当然不是回到以往,
取诗词曲令中之任何一种。一如前述,也不是投靠到西方人的形式中去。这是明
摆着的问题。中外语言性质迥然不同,汉诗硬找西诗的形式,岂不是荒诞的嫁接。
当然,必要的参鉴融合在某一个限度里尚可容许,但若以为汉语无本性,悉数可
以西化为拼音字母文字之形式,则为大谬!这个道理太浅显了,以至无必要深述。
汉诗,理所当然要寻着汉语自身的发展找到其语言本身的形式,而非其他。这个
道理也十分明显,而操作起来却十分困难。某一个时代的“后现代”时期,相对
的新(如词对于唐诗)应运而生,那么,当代的“后现代”是否到来了呢?笔者
以为还远得很。新诗中人一百年来努力磨合西诗与汉诗,翻译之功不可没,但翻
译仅仅翻译。翻译中事迄今也问题多多,何谈把翻译中的问题位移到创作中去呢?
不幸的是,创作中人,可能此翻译中人更加不懂得西诗与汉诗之的微妙或显著的
差别。译得好的西诗,到了译体,则“百花竞放”,忘记了原创之唯一的一步,
是像李白、杜甫的原创一样,一个字也更动不得的。不是到了译体,却可以出现
十几、数十个版本。比如中国译者对《鲁拜集》英版的翻译,就纷攘多姿,莫衷
一是,没有一个定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译体与原文的极大差异。(且不说翻
译的非信、非达、非雅)。

另外,译诗中事虽尚艰难,但毕竟也不是做徒然之工。相对于英诗,应战于
此的译体在努力的目标上就不一样。比如辜鸿铭,就把英诗译为两种,一种为直
译,一种为意译。此其一,其二是用古代诗歌形式,应和英诗的形式(也可说是
英诗之旧形式),如吴宓等人。其三当然是白话的对应翻译,讲究两相融合,从
一种形式、音韵、节奏,在形式、音韵、节奏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移位,如卞之琳
等。也有只重其内容与大致排列的,音韵事已无暇以虑。如此看来,新诗在把英
诗西诗转换为汉诗的过程中,翻译匠们尚不能妥善处理到完美,不谙此中奥妙与
艰辛的某些新诗人,又如何直面西诗之形式呢?不谙此中长短,而强做其陌生形
式之创作岂非成了空谈!但是,新诗的写作就是这样一天天沿续下来,沿续迄今
的。退一步言,新诗在现阶段也许还只能做到邯郸学步的份儿。比较认真,比较
严肃地搬运和改用古诗与西诗的体制,用之于自身的创作,使新诗在新形式未被
发现时,尚保留东西方诗歌的原有形式与音韵,可能,这已是上乘之作了。因为,
没有人考证过,在唐诗与古体之间,在宋词与七律之间,在曲与词之间,在所有
这些空白地段,诗是怎么做的。也许;此间为马矣,回复之,无外乎是回到以前
的形式中去。回到以前的形式中去,是不是也有好诗呢?这种好诗其衡量之标准,
是不是世同样克已复“旧”呢?想必如此。

再退一步言,旧形式可否盛新内容,一直也众说非一。时下不是有人说到了
这个问题嘛(见12月初《文汇读书周报》舒芜先生文)!笔者以为,从不同的尺
度出发,可以衡量出不同的品味。新诗没有找到她的新形式、新体制、新“总谱”,
她自可以复旧或半复旧(或仿洋、半仿洋)而支撑自身,古诗,也可以“旧瓶装
新酒”,写出划时代的内容。近读小青年的旧诗,有一个感觉,就是时代感不强,
全无悲剧意识,吟花弄月,徒有技法;而老诗人,从清末民初起,反映时代的杰
作不断,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至于今,“莫谓书生空议论,
头颅掷处血斑斑”(邓拓诗)。在这样一个层面上衡量,小青年们的旧诗实为旧
诗,有些酸楚,也令人酸楚。因为形式竟不完全是技法,更非匠气。诗之灵魂其
实是更为超远的东西,此种现状,真真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了!

最后一提,此议不知是否说清或大致说清了一个问题,即,我主张的新诗形
成探研,绝然不是回到旧形式。旧形式可用,又不可为新诗全用;一如唐诗可用,
不可为宋词全用,是一个道理。新诗形式的讨论最终要回到对于白话文性质的讨
论,这也是新诗无望避开于此的必然。

2025年6月5日星期四

 无题

堂堂阵仗旗正正
人心魂魄分两分
魔道尺仗量无系
星月之前党有生
夏虫语冰木樨晦
秋叶冬枯日划痕
我念大戮洗骨血
再泣春红了春身

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

 

象形与拼音

2000-07-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刘自立 

近读海外报章一文,提到胡适主张白话,废弃古文,是对中国文化的“自杀”行径,我以为,这“自杀”是一种非常迟缓的自绝,因为一则不是速死,因为杀而无尽——古文几千年,语体文不过百年尔;二是有死而复活的迹象;因为许多学人都用文白,容而大之,以载千年之道。此文说,其实中国人自幼读诗文,都是三四岁时的背诵。在不识字,未见“象形”之前就已注“声文”之特点了。以后长大了,要来一个由理性驱动的“反刍”,使文化、文章化而融之。这种方式中年以上的人都不陌生的。之所以重申中国人读书的这种方式,是欲说明,中国人的文字虽非拼音系统,但对于“之乎者也”的喁喁而颂,是重复了几千年的。用俄国诗人曼杰尔什塔姆的话说,是要有一个音乐或声音的模型,先于其意义而存在。

于是,在“读”书声中,索绪尔等人谓汉字“无声”重形的见解可属幼稚之见。理而论之,如朱光潜、钱钟书等前辈,早就提出,对汉字只重象形,不重声文,属稚马矣之见(见《谈艺录》)。另一方面,英、法等拼音文字也是有着“图画”之向度的——只是这个向度不像汉字的“日”“月”……那么直接。我记得王尔德在《莎乐美》中,就对moon做了企望超越“唯音”主义的尝试,而达于“象形”。对于《莎》剧开场时两个士兵对月亮的谈话对白,可为证。此其一。其二,如moon一字的“能指”系统,也具有强烈的“本体论”指向——虽其非画,但声音的功能是极为趋近于月之朦胧、悠远、苍白之意境的。虽其非画,但声如其画,闻其声而见其形,怕是许多人都可以体悟得到的。其三,全部西方诗歌史,并不是建立在象形、图画甚至本体的功能上,而是建立在音乐性功能上的。

相对而言,象形文字的声音艺术,历千年之锤炼,早已炉火纯青,臻于化境。汉字之发声特点成诗成文,都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可以振聋发聩,雷击千钧的。也就是说,汉字,一方面是象形,舞墨成舞,上天下地;一方面是黄钟大吕,罄响千秋。说中国古代文本是“聋子”,或称之为是“发音为辅”,都是不谙汉字声文大特征的笑见。一个李贺,其诗之用字之不亚于戈蒂耶,是有诗句千百为证的(见《谈艺录》)。即便是“小桥流水人家”这样的“写意画”,本也是节奏与韵律在前,象形与图画稽合之。天下诗人之所以为诗,是无法排除掉音乐性的。进行日常的语言交流时,人们或可忽略文字之声文特点,可是,当人们从语言交流转向艺术交流、文学交流的时候,文字的声文特点——尤其对于诗作——中西无例外,成为首要的功能。这种情况不会由于文字之象形或拼音的特点而受到削弱。“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者,也不能向他们的诗人要求音乐以外的任何诉求。庞德最重视“象形”即“意象”,也最重视其作之音乐性——这是大诗人的智慧所致。李白、杜甫也是这样。谁也不能把李杜的诗的声音与图画性加以拆解。任何一种鼓吹诗歌“视觉中心主义”者,都是偏颇与智弱之辈。极而言之,诗可无义,不可无声。诗若有声,其字也必有声。历史上如此,理论上也如此;过去如此,今后也应如此。

对于如何显现汉字之象形与声文的统一的特点与优势,近半个世纪以前,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在其《修辞学发凡》中有精当之阐述。在该书“辞的声调”中,他说:“……长音有宽裕、舒缓、沉静、闲逸、广大、敬虔等情趣;短音有急促、激剧、烦扰、繁多、狭小、喜谑等情趣。清音可以引起:(1)小(2)少(3)强(4)锐(5)快/(6)明(7)壮(8)优(9)美(10)贤/(11)善(12)静(13)虚(14)轻(15)易/等特质的联想;浊音可以引起:(1)大(2)多(3)弱(4)钝(5)慢(6)暗(7)老(8)劣(9)丑(10)愚(11)恶(12)动(13)实(14)重(15)难”

陈先生在另一章总结说,“大抵用声音代形体,或用形体代声音,都有相当的可能。”(“语言和文字的关系”)陈先生的分析固然明晰,朱光潜先生也曾有类同之观点。他的概括就是人们一向所说的“音义对位”。就诗歌(含文章)作者而言,自《诗经》始,天才的艺术家莫不深知此观念,且躬身实践,妙手文章,只是到了近、现代,诗文中的音乐问题似乎大被忽略,一方面是无知;一方面是的确面临如何产生白话中的音乐这个问题。因为白话文重叙述,一旦运作,有“本能”疏离吟咏的特点。比如,如何翻译古诗与外国诗,这个困难就愈发暴露出来。就崇尚汉字“意象”的庞德而言,其《地铁》一诗的中译,或可用古文对应,产生古汉语的音乐特征;或者透过白话的会意,在心中重复其所谓盎格鲁撒克逊击鼓式节奏;除此并无他途。《地铁》一类诗作,其“声文”特点本是优势,但几十年来,反被人们(包括中国的诗人、学者)看做是其“辅助”或弱势之所在。舍此角度,不能论证“意象”诗存在的全部前提。于是,这其中发生了一个误会。以为庞德重象形,去虚字(他谓古汉语诗作不用虚字是诗之一大优点),尚简精。但庞德是聪明人,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英诗的音乐性。反倒是,中国人以为庞德之“意象”,偏爱汉字的图形美,于是在自己的作品与论述中去掉了汉字、汉诗的音乐性,这真是颠倒了事物的逻辑。

更有甚者,西人如莱布尼兹和法国传教士白晋等人,特着重中国神话中伏羲造字的中国“逻辑”,在认读汉字方面一再戏弄其结构,玩出许多造字的笑谈。香港学者、诗人戴天先生就曾笑谈费诺罗萨与德里达们的游戏,把“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拆解为“学而时飞逝”了(因“习”之繁体为“习”,“羽”加“日”,即成时飞逝矣!)可见,东、西方学者在对待汉字方面的学养实是霄壤有别。东方人的声音是神秘的,推而论及其文字、象形、图画,确也有“本体论”倾向。可是,中国人的体认说,缺乏逻辑-理性-科学,也是其学说“少年夭折”的一个原因。而西方人,虽也有希腊人早期的“体认”——猜测——但终归于分析的时代。而理性、科学带来的负面的惶惑,自尼采以降,遂使“快乐的智慧”杀死了“上帝”。这样,在“大叙述”日告瓦解的20世纪,他们看到汉字之“日”“月”,产生莫明的冲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他们把汉字的象形特质,引做其学说之“论据”时,就未免显得牛头马嘴,甚不和谐了。故此,中国学者、诗人,也似不必以“解构”中人的观念来析汉字、汉诗,因为,这是难以做到自圆其说的。反而是瑞典汉学家珂罗倔伦(BernhurdRarlgren)“技高一筹”,说出了他对于中国文字的看法,其见的确不俗。

他说,“最有力的例证,是用‘平原督邮’代替‘劣等的酒’,‘青州从事’代替‘优等的酒’。中国人说,美酒可以及于‘脐’,而劣酒只能及于‘膈’。这个‘脐’字,恰好和另外一个也读这音的‘齐’字,形体相似,而‘齐’为一个地名,属于青州治下,所以美酒叫做‘青州从事’。另一方面,‘膈’字也和另外一个也读这音的‘鬲’字,形体相似,而‘鬲’也是一个地名,属于平原县治;又因为劣酒正等于‘鬲’,所以叫‘平原督邮’。”他为此赞叹“中国语精巧”。(参看珂罗倔伦《中国语与中国文及〈世说新语·术解篇〉》,陈望道原注)可见,珂氏比之费氏、德氏来,是属可以探讨汉字之辈。

2025年5月5日星期一



Praise this world to the angel, not the unsayable one,you cannot impress him with glorious emotion; in the universe
where he feels more powerfully, you are a novice, so show him
something simple…
言不禁讚歌天使
榮光印象自情甄
汝目愫觀力持重
得悟事昧多天純
….So show him
something simple which, formed over generations,
lives as our own, near our hand and within our gaze.
Tell him of things. He will stand astonished; as you stood
by the rope-maker in Rome or the potter along the Nile.
苍苍世代素已恒
​胼手砥足目心魂
​此情惊可成今遇
​尼罗陶铸也并身
Does the world-space
We dissolve into, taste of us then? Do the angels really
reabsorb only what streamed out from themselves,
或 sometimes, as if by oversight, is there a trace
of our essence as well?
得悟入界可嘗真
天使意識自流身
時晃疏忽不覺意
人機所在亦同神
no longer to be
what one was in infinitely anxious hands; to leave
even one's own name behind, forgetting it
as easily as a child abandons a broken toy.
只是當時鬱可塞
不知自身卻留名
幼年性情謔此義
棄玩偶碎枉平平
Permanence
does not concern him. His ascent is existence; constantly
moving on into the ever-changed constellation
of his perpetual danger….
永恆觀照涉無人
升席有據備此存
不居星天予嚮往
有險無虞可安魂?

 阿倫特析裡爾克《杜伊诺哀歌》讀後笔记 (续)


除去听,聆听之外,里尔克也提到看,看的出现据他说是从内部的看转向外部的显现并最后可见到不可见………——阿伦特

自我限制为不可说之物象征的是某种剥夺,而不是一种起源的超越——我们这些“被剥夺祖产的人”需要事物,以及我们赞美和触及另一种次序的最后的可能性
——阿伦特

不可言说和不见可见,是一种奇谈,对于中国读者。但这种分野是因为我们自古不以为然的自然并未分成不可,不见之形而上与形而下。一般而言,我们看到“行之水穷处”,“岩下云四合”,乃至大漠,孤烟,秋水,落霞……一类表述都是画不见画,人不见人的所谓诗歌本体论。这个本体论不是自然而然,更不是他然,造物于上帝——不是的,他们只是一种天人合一,抑或说,是可见与不可见的诗意同一性。在德国哲学制造逻各斯统一场的时候,里尔克提出的用诗歌造次的二级言说(仅次于不可言说)形成了西方诗歌的迥异东方诗歌的二元结构。这个结构从诗歌之歌者物语之角度说,是对于诗歌音乐结构的复制。因为,歌为建筑的可见性也是和无可建制/见之之形制有关系。我们的建筑和他们的建筑,人之制件和超越存有之制件是完全不同的诗歌嵌体和潜体。比如库马朋库,提瓦纳库,吴哥窟——他们实属可见之不可见,可咏/叙而不可之之变向/象诗体。从此意义讲,中国诗歌的非可见本体叙述和反叙述是复合诗歌本见的东方本体论;因为她从来也不会进入白发三千丈的实在考证——而西方诗歌无论如何也是要回到存在,此在,事变,延异,解构这些尾大不掉的亚实在 实证和逻各斯主义。于是看到阿伦特解析文本的时候,看到她疲于奔命般的左冲右突也就不足为怪了。可见之论在另一个维度等着我们,那就是意象诗歌的意象塑造🤪 这当然要简单提起庞德这个伟大而渺小者,哈耶克称之为墨索里尼的广播者。庞德意象所见与汉文日文形象字词的原始画符企命一致,也就是说,他企图在西方表音字词的轨道上来一次他前进与后退。表音文字和表义文字之进,退,再可言析,这里只是言说西方能指所指之中,唯独没有形指。这是关于词与物的疏漏命置。于是意象派和里尔克也必须某得意象的某种庞德式营造;这些营造坐落在里尔克的“豹”,“秋日”,等等诗作且于庞德式“地铁”等作趋同,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说起意象派,其实,真正的意象派就是中国的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难道不是吗。于是西风小桥都不是可见到的俱像却又是自其所证,自其所看。至于诗人的意象是不是源自自然抑或得梦而制,也就兼而有之。而人类看见之眼目是一种器官;也有不同于眼目一般眼目之遥视,指视(见李嗣涔教授之实验),以及梦视——梦视之器官无人可以说清,所谓心得和体验也不过是牵强附会,无法说清。于是可见之不可见并非西方哲学说得那么轻巧,一举不可言说就打发了。赘而言之,不可言说之不可是谁的说法和权利,人,还是上帝。其实诗歌告诉人的,就是一种天真的谎言或美言,因为哲学宗教政治都无法看见真相,于是只能“一悟得所遣”,退而求其次。眼睛的问题,人类被矩阵的问题,视而不见才是本质;所以贝多芬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不告你俱像而带以频率,振动和交响……这是另外一种话题。

这种敦促和这种“Zumutung(苛求)[要求]”(第一哀歌)前所未有地引人注目,因为,对里尔克来说,事物在实存中有比人类更高的品级;它们更与人类有着更为永久的联系,而人类,就其极端的飞逝性(fleetingness)而言,不在专属于世界,在事物相对的忍耐力中被“容忍”,而仅仅为事物所“宽容”——阿伦特

牵涉到人的定位问题,命定,选择,归途,无家可归,超越和被抛弃,轮回,维度,从一个维度逃向高维度……诸如此类的说法,在从耶利米的哀告到屈原的天问,一直以来,都是诗歌天上地下的凝集和发散,只是到了里尔克等人的总结和总诘,才多少产生了一些意象和概念。人,究竟如何成为沧海一粟,如何成为宇宙智慧的一粒细胞,这一粒细胞究竟是不是算得上他,这个无限智慧的一个微不足道或不可或缺的同一归属。宇宙存在的无中生有和有中生物,是不是数字,文字,图腾,旗帜的函数,等等。用今天可以见到的想到的当代概念,我们的意义是不是他的意义。我们的方位,格式,维度,是不是诗歌最新的观念。我们的意识和意识的创造主之间性何在,如何把握。我们的善恶,是非,去留,轮回……是不是一种价值和存在。里尔克抑或阿伦特们,只是没有看见今天他们所说的:1的秩序;拉的秩序;无限智慧与他下属的各个神衹的关系,地域,星球和物质之关系;加上撒迦利亚. 希秦,科里. 古德,布什曼,汤普金斯……一系列超验观察者和守望者,他们在营造他们的概念和命名——这是一种怎样的诗意存在和此在。换言之,当我们中国人为所谓的理性理想贡献诗歌朦胧和诗歌担待的时候,时间倏忽就已经把政治朦胧,启朦朦胧和朦胧本身甩在后面。里尔克和阿伦特的所谓宗教信仰之模棱两可模式,人—上帝间性纠缠和分离的延异模式,变成了AI和脑机接口与二进制魔幻模式——而莱布尼茨和中国的白晋之间就像邵雍和希秦之间评估亚当和亚伯拉罕的寿数是不是元会阴阳之魔幻实证主义。这不是开玩笑(他们的寿数应该按照地球年还是尼比鲁年……)。笔者的意思是,在科技,电脑,网络,星链,超时空武器……成为科技物理的时候,诗歌艺术,诗歌文字,诗歌响应却远远落在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的窠臼中井蛙自鸣。他们不知道,就像阿伦特们忽略的,诗的意象和内涵,不应该再是保罗二世,瓦文萨和戈巴乔夫;也不该是索尔仁尼琴,肖斯塔科维奇和曼杰利世塔姆,更不该是“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或者“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天上来”,甚至,也不该是朦胧诗本身,而是后朦胧诗的探索。这个后朦胧诗时代已经到来。这个后朦胧诗的特征就是特斯拉这个金星人发现和发明的那些没有重力,没有引力,没有非自由能源,没有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却比他们更加具备命名和实在能力的后现代,后人类实存(及其与人类的搏斗甚至战争……)——而这个实存,却可以并举诗歌后朦胧时期的一切写作和思考,虽然,这类诗歌的写作坊间还是罕见之至的,但是,起码在笔者的观察中,这类写作已经开始。这就像人们开始观察吴哥窟及其地下,金字塔及其地下等等,还要加上地球地下文明的意象营造和叙述/反叙述,象征/反象征等等,以响应和观照新的天体新的宇宙。工业革命前后,机器主义在伽森狄一言既出,几百年之几乎瞬间,即转到当代机器人,人是机器还是机器是人之问——他们在营造最新,最科技,最魔幻,可以替代自由理智的当代1984和理想国,难道你不相信吗!不信,就对了。词与物之提问应该是,你只能写出机器不能写出的诗歌而不是相反。这是一种挑战机器的实验。这个实验就是后朦胧诗的特征,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