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是1958年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君子撰，迄今已经几三十年。今天读之，还是觉得空幻繁复，天马行空，不得要领。但是，为了"得"不得之要领，我们还是再三研读之，否则，连读后感也找不到了。
其言之要领是什么？我以为，就是这样一段高论——
"此心性之学乃通于人之生活之内与外及人与天之枢纽所在，亦即通贯社会之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等而一之者。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言形上学哲学科学，则为外于道德实践之求知一客观之对象。此为希腊之传统。言宗教则先置定一上帝之命令，此为希伯来之传统。言法律、政治、礼制、伦理，则先置定其为自外规范人群者，此主要为罗马法制伦理之传统。中国心性之学则于三者皆不类。遂为今日世界与中国之学人，习于以西方文化学术观点，看中国之学术文化者所忽略，或只由一片面之观点去看而加以误解。而不知不了解中国心性之学，即不了解中国之文化也。"
这段高论，涵摄他们全部高论之巅峰，而自以为可以众揽群山，言说高下，得出伟论。笔者读之再三，却得出相反的看法。此看法，用一句毛泽东的语言戏之，则是，他们孤立地、片面地、绝对地看问题，犯了形而上学的毛病了——虽然，毛氏之解读形而上学，是非常可笑的；他以为形而上学是一种错误世界观。这个街头的卡里古拉，根本没有研读教义的素养。
那么，所谓孤立地看问题，是不是上述君子所为、所谓呢？是也！
首先，他们把西方形而上学之涵盖范畴，定位在外在科学关照上，说是希腊传统（未提及希腊民主！）；再次，把宗教命令定位在希伯来传统，忽视了保罗等『新约』已经不同于希伯来『旧约』；三，把罗马传统定位在法制上，孤立于整体西方大思维（摩西十诫和君世坦丁大法，都是最大宗教法统）。
这样一个孤立分野的定制，究竟是不是一种片面和绝对呢？
从这三者的相对论和绝对论出发，事情可以分开层次。四君子们说的是第一层次。而后，还有很多层次，就不是他们那种看法了；无论从时间的发展来看，抑或从即时即地横向的抛物面上分析，上述言说之西方宗教、哲学和法律，都不是这样简单位定的。
我们尝试简单一说。
一直以来，西方文化概括而言，就是耶稣和民主。民主，早于耶稣。这个现象就值得撰书一本。何以民主早于耶稣？本身就说明，希腊人的科学精神本身，涵盖了不同于耶教的很多含义，很多实践。陶片放逐法，可以是对于领袖和杰出人士的惩处，难道他们不是惩处了苏格拉底吗？惩处苏氏的意义本身，就是上述三种哲学（宽泛意义上）的三层一义；就是说，惩处苏格拉底，第一，是他们并不以为苏格拉底自称代表神意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他们把苏格拉底言说之述，看成对于青年的蛊惑——这里，他们把他这个外在和他企图贯彻一种思维实践的内在行为，看成是对于青年的诋毁和破坏——这样，从社会学层面上判断，苏格拉底的哲学涵盖了心理学外在和内在双向延伸——不是四君子所谓一贯的外向和表象。
最后，法律和民主，在审判苏氏之法庭上一并生成。如果苏格拉底忏悔当庭，他就可以不死。但是，苏氏以为他第一代表神；第二代表正确（哲学）；第三代表法度，他以身试法。如是一来，苏氏之死，就把四君子分开的三个层次完全捆绑之，纠缠在一起了。
小而看之，如此，一个苏格拉底审判，就是希腊乃至整个西方三层次合一的故事；大处看之，更是这样。
虽然柏拉图等人早就预言多神之中，一神必降临。这个道理非此小章可以了解。他们的包含民主政治、僭主政治、贵族和独裁政治在内的政治哲学和政治道德，本是和政治体制因果依存的文明竞争论。他们的道德哲学，并不是像四君子所谓只是涵盖在上帝之前或者之后之列，而是随处可见、可触、可感之的东西。一部亚里士多德，不是分野宗教、法治和科学的独立主义和孤立主义，而是整体关照的哲学，柏拉图亦此；后来的西塞罗、色诺芬、奥勒留……莫不如是。难道他们的宗教不关注法治和科学吗？抑或说，他们的法治和科学不关注宗教吗？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的意思是，把希腊罗马乃至希伯来主义分开来各自关进一个禁闭所的观察，是不对的。
从大处说，耶稣制造大卫国，既是上帝之命令，也是国家之法度，更是"科学"之关照——耶稣的科学，就是神迹，就是预言和统摄。他的三位一体，更是体现在、一并体现在，四君子分开的东西上，产生深刻的关照和提问——我们今人对于耶稣的观察，根本不会结束。他的"再次来临"问题；他的"末日审判"问题；他的"犹太人要被惩罚"问题（见『罗马书』）……诸如此类问题，就既是哲学问题，又是法度，又是政治，又是宗教。
霍布斯在『列维坦』里，就举证说明了以后加尔文所谓"法治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大卫国之文化。
于此之前，民主之希腊城邦，又在制定他们的反对僭主阴谋的政治措施，如，审判苏格拉底。罗马元老院，作为人民和独裁者的沟通渠道，既有他的政治定位，也有他的哲学含义，更有他的宗教承传。君世坦丁大帝的元老院里，既有异教徒，也有基督徒，还有中立人。这个君世坦丁时代，包含的某种三位一体的哲学，不但是尼西亚会议，用选票制定了圣父圣子圣灵之一说，还有他的神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媾和，形成他独特的，涵盖整个东方和西方的伟大亚历山大模式。这个罗马帝国的人民，虽然正在走向帝国式微，但是，他们缔造的思想方法和统治权术，已经是上帝、法度和学术的一统涵摄，并无各自为学、为政之幼稚说。牟宗三等大师何以如此看法，真是不知所以！
换言之，人们的思想问题，也就是四君子们絮絮不休、言说之宋明心性说问题，究竟如何缠身或者包裹于西人头脑，也并不是十分东方和十分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同样可以运用在我们所谓"三位一体"之解读和衍析之上。西塞罗曾经对于专政和独裁，说过很多话。他的意思是，人民在独裁者统治下，马上就变成被"驯化者"。这里的意思很多，很杂。简单来说就是，以后如极权主义研究者勒邦等人所谓，人民，成为统治者的意志之驱使者，成为纳粹万人火炬光芒万丈之承载者；他们的心性，究竟如何"慎独"和反对，很成问题。（这个话题容后再议。）
我们的看法是，心性说的哲学逻辑基本上应该是这样解读的——
依照上帝的指令，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依靠法治的保护，这个向上帝祈祷的命令，才能开始；而外在求同和内在观察，是在内、外双向的轨道而非单一向外轨道中，在基督徒和一般西方人士之心中生成和挥发的。我们在梅特林克和很多更加近、现代的作家文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在反省——而非四君子说的，只是OBJECT——式的外在关照。梅特林科关于对于关于上帝主体/主题之不能言说的凿凿言词，和他的诗意幻梦，编制成为一种巧妙的文本织体（见梅氏『谦卑者的财富』），让人看到西方法度之外，哲学之外，向着他们内在路径前行的返回之路赫然存在。谁说他们只是知道研究"自然"——这个说话，实在武断；对于东西贯通之四人持有此说，实在不知何以如此！
至于以后的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这样内在的西方学说，更是层出不穷，大有胜过东方内在说的大趋势——而东方内在说的式微，一方面是西学此说的汗牛充栋，一方面是中国实际哲学的堕落，朝向列宁主义和毛思想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稍有哲学阅读习惯者都知道，现象学从根本上解除了西方之OBJECT/SUBJECT说的界限和厘定。
"相信这一点纯粹就是幻觉：虽然被感知东西的存在始终是可以怀疑的，我们的感知的存在却不是可疑的。但是一旦弄清楚被感知的东西是幻觉，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并没有真正感知。因为感知和被感知的东西是不可分的。我们所假定的怀疑也不总是真正的怀疑。"（『现象学运动』赫•施皮格伯格）
梅洛庞蒂的那句名言早就昭示着西方客观主义哲学的解构——
"世界全都在我们之中，而我则完全在我自身之外"。（『哲学赞词』）
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现象主义甚至逻辑实证论等等学说，在说明"词与物"构成一对原罪之描述中（美国哲人蒯因语），把以为只有中国人知道概念化错误的专利，一扫而空。
梅洛庞蒂、拉康和米修等诗人们所言之镜像效应，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言说心性之承载者是谁？"我，是谁？"这个自我寻找的主题——也就是说，宋明理学之心，之性，之心性人——这个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在四君子处尚未厘清，没有说明。
他们说的那种道德本体论，散见于很多古代罗马的、中世纪的、蒙田和拉罗什富科的写作中，没有什么新奇之意，可以说，道德本体论解决世界矛盾，人类难题——这样一个老式万能说，也在西方学者那里喋喋不休。
道德本体论，在我们看来，尚且不如王尔德和纪德的道德崩溃论，道德解构论，更加阐发了人性的触角和感觉的火焰。反道德论，尼采之道德毁灭论，在西方文学中产生了对于道德本体论和教会服从论（诱购赎罪卷）的嘲笑和反击。那些没有道德伪装的卡西莫多之类，卡门之类，成为心性言说者最大的嘲讽——他们比起准反抗和暗反抗的林黛玉、贾宝玉和"家、春、秋"小说里之反抗，难道不是更加淋漓尽致和痛快异常吗？当我们看到宋江招安的憋闷戏，难道不为李逵和鲁智深的非心性论而拍手称快乎？我们的意思是，宋明理学的人欲压制，非但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人性解放，反而更加重了对于李逵们、宝玉们、觉民们的心灵桎梏和人尊摧残。更不要说，在西方之纳粹时代和东方之毛泽东时代，你梦魇如幻地唠唠叨叨"人之初，性本善"，究竟意味什么！
这也就是说，牟宗三等大师在1958年出台这份宣言，这个背景是什么，要很好考量之。这个背景，就是中国人在毛主席领导下，正在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试问，你们如何评估这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局面呢？你们是要毛氏反躬自醒，来一个圆融自道呢，还是让"人民"——这个驯化过程，能够戛然而止呢？抑或你们要在毛主席打倒的千千万万人民尸体上，建设一个夫子自道，不知所云的心、性反省论呢？这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回到一个简单不过的逻辑上来。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不可以忽略操作和可行层面——这个层面，不是一个独生子，是一个个孪生或者多生子组织而成——他们的政治、法律和宗教文化。本是一体化存在，不管是三位一体，四位一体，N为一体，总之，是集合存在，综合存在。这个存在昭示着每一个人的存在，应该是所有人存在的前提——上帝是对于每一个人的，不是对待"人之类"的——费尔巴哈说过这样的话——
"异教徒不仅将人置身于与宇宙的关系中，而且将个人置身于他人的关系中，作为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进行思索。这种关于人是单独的存在的看法仅仅是一种次要的知识，通过对整个物种的认识就可以获得。
基督教与之相反，它看重的并非物种，而是个体。基督教——当然不是现时的基督教……与异教是直接对立的；而只有意识到这种直接对立性，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古人将个体牺牲在物种中；而基督教反而使物种让位于个人。"（费尔巴哈『基督教基础』）
如果上帝是对待"类存在"，狮子、老虎、飞鸟和虫子的存在，他们就是类存在；人类存在不是类存在。这个重点，心性说不知所云。他们说的人，是什么？不知道。他们说的心，是群己之群，还是群己之己，不知道。他们说的心性改造和内向通道，是依照何方神圣，确定如何走势，不知道。这个神圣的文化参照物是毛泽东的反右、文革，或者台湾的老蒋政治或者小蒋政治，不知道。反正，心性就是回到道德，道德的时代——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福科语）——他们的道德圆融，出自什么时代，如何回应这个时代的道德要求，不知道。拉康的自我镜像，对于修持心性者，如何关照？不知道。没有国体和法度保护者，被剥夺者和被屠杀者，又如何修持心性，和"我自横刀"者之心性如何区隔，不知道。……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四君子书的，据说乃是高于世界文化之东方、中国文化，中国
文化之心性说，究竟如何操作，施行和推广，也是——不知道！
唯一知道，他们说，中国文化就是一棵树，独干维系，根深叶茂，叫"本一"文化。但是，这个文化的人性化和个人化定义是什么？仍不知道。
请问，这个没有国家（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框架，没有宗教框架，没有历史、现实框架（好像中国历史处在一种恒定状态）的虚弱的心性说，如何可以被人高看！
我看，只能被搁置南山，束之高阁，算球！
『宣言』涵盖面很大，很广。但是，一经点破死穴，这个说法，也就似是而非，很稚嫩、很滑稽了。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要终止中国文化，甚至要终止心性说。我们只是要探讨这个心性说变成可以操作和施行的那条路径，而非堵死这条路径。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四君子洋洋三万言，还是没有说到点子山——正好中了一句名言——"思想狭隘的人总是滔滔不绝，但是总是说不到点子上"（拉罗富什科语）（——我本人，也许，也是这个狭隘者。）
简单看来，说中国哲学是优势哲学，西方哲学弱智和残缺；说中国心性，论如何可以代替西方本体论，工具论，科学论；说中国哲学大和谐于天下，人心本善，宽厚待人；……诸如此类，其实，西方哲学都有解释。
反观之，西人说，中国哲学是无民主，无科学的哲学；儒家，是中介天、人的枉道哲学，宠幸世袭阶层帮闲帮凶哲学；是招致布尔什维克起义和痞子运动、民疯运动哲学；其说法对不对呢？
……这个争执，现在转化为共党文化集纳小儒家的新新儒学——民国以来，到宣言发布，一直有新儒家——现在，又有了新新儒家，共党儒家，暴力儒家——就像共党基督教，共党佛教——赵复三，赵补初都是共产党——这个儒家共产党和共产党儒家，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很好回答，就像共产党私有制，共产党民主、自由，共产党民主法制……都是一类货色。
我们说，四君子在宣言后半部，言说了那个普世价值。他们并不否认要实行民主建国——台湾，果然施行之——这样，评价这个儒家复兴运动和台湾文化之接轨，好像有门？
可是，事情不如人意。台湾施行民主，是在多种文化侵染下形成——西方最早之荷兰文化，日本，美国文化，大陆国民党文化，还有土著文化。这些文化中，自我关闭，修持悟性之心性论，在政治层面，起到如何一种作用，很少可以证实。反之，日本和美国的文化，在建树台湾实业和教育上，比起王阳明关在屋里，登上山野，乱讲一通天人合一，要实惠得多！
国民党施行了确切的土地赎买政策，也和心性改造关系甚微，这是玩笑话！
我们的意思是，台湾之心性论之所以可以拿得起、放得下，在于他们建造了放得下一张书桌，立得起一座学校和容得下一批教授之地，发扬之，光大之，是有条件的；不是一个人独慎其身，寻着什么内在轨迹，可以得道/到的——他们存在的前提何在？在于政治的外在形式的造就；一如所有西方政治形式的造就。
试问，文革里，所有这个"一"，放得下吗？没有这个"放得下"，牟宗三们可以和毛泽东谈论心性问题吗？
我们重复此道，就是说明这个逻辑。
（反之，台湾去中国化，也和心性论不搭界。台独，一旦得逞，无心性论之台湾，也可以找到西方文化做他的依托。
全盘西化、赤化的中国、中共，不是也在继续经济发展，人心不古，心性无论，赢得很多西方人士之嘉奖吗！）
一句话，牟宗三等大师的意愿是伟大的；整合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野心，无可厚非；他们的单纯，是更可珍贵的。但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之问，确在。心之在，是性，是人，是社会，是国家，是世界——反之，世界，社会，人，又回到心、性——不可以抛开这个前提和存在。
严复说，这是群己权界。穆勒说，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我们说，一心，一性，可以成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造就一个上帝——大我、小我，本来就是说来说去，公私难界，我，无，难界。
忘我，可以是我；不忘，亦可以是；大我，大公，可以有我，也可以，无我；无我，也可以有我，也可以无我……西方中世纪讲究上帝的无与伦比（见圣.安瑟姆）——无以伦比是什么？是"心之量无限，性之量无限"？鬼知道！
所以，心性之渺小，据说，也要达致无与伦比之大，之无穷！
谈何容易！
经院哲学是逻辑论，这个逻辑论，是不是就是宋明之学逻辑论的西方版——抑或相反。这个课题很大，很杂。说到这里，我们横插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言说和判断。他以为，如果以为任何言说，即便是言说真理，就可以达到真理，就是逻辑违背论——很多人不同意他，如布拉德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逻辑学的真理之不真理论，已经成为西方显学之一景。也就是说，心性论，在言说的层面上，也不能达致真。只能是无穷接近。
如何接近？这个课题王阳明和牟宗三不知道，只有卡尔.波普们知道。
波普和库恩的争论是，有无证伪的历史——库恩说，没有。
从心性论的角度说，人心，如何证伪？只有金岳霖给毛泽东作检讨——此外，证伪和人性改造论，内涵为0！
或许，格物致知，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可为，在道德本体论层面上，就变得迷幻和虚伪了。于是，我们反过来说，牟宗三等人的看法——他们以为，知识论，只是格物致知；他们不要这个，要道德本体论。但是，道德本体论的几个问题，还是摆在这里，动弹不得。
其一，为政治辖制。如上说。
其二，为文化辖制。每一个人要自我修持，性心，圆融……他的参照物何在？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牟宗三说，是东西兼容。似是而非。
其三，每一个人，这个"每"，这个"人"，是谁？就如拉康、梅洛庞蒂等人说的，"我，是谁？"
其四，这里有个"主体间性"存在——主体间性，就是，我，和我们和他们发生关系，这个关系，只是我/他们中，才有我。我，于是消失，或者异化于我/他们。
其五，我之心性，心性，是就着我之纯粹，还是赋予我之关系的我/他们。
其六，如果是我/他们，无我，就是说，先要改造世界——变成毛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大公无私、无我，只有雷锋和螺丝钉。
难道会变成这个逻辑吗？
其七，我看到，唯一可以被牟宗三们接受或者接受牟宗三们的，是罗马柱居人的心性和性心修持主义；亦同设孤岛文学主题之艾科和鲁宾逊主义——因为他们是孤岛无社会化"心性论"。
宣言说过——
"中国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应当伸展出之文化理想，是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
又说，'人之实践的行为及于家庭，则此内在之觉悟中，涵摄了家庭。及于国家，则此内在之觉悟中，涵摄了国家。及于天下宇宙，及于历史，及于一切吉凶祸福之环境，我们之内在的觉悟中亦涵摄了此中之一切。'"
这些说法，在不设置行为参照的前提下都是成立的。问题在于，如何及于家庭，国家，宇宙。如何在政治上，在政统上，合乎学统和道统——这个课题的逻辑关系究竟如何处置。
我们说过，正统和道统的本质关系，就是马科斯.伟伯说过的，刚性中国政治体制中，儒家合谋官僚政治的历史存在和历史作用——虽然，御用制度和选拔制度，造就了他们的来自民间，却投入宠信阶层，这个最终违背民间性质的儒家政治本性。这个参与，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造就了儒士和农工商学的平民交互和融合，但是，其主导方面，并未达成西方意义上人民力量参与第三等级和市民阶层，独立于政的那种正面传统，反而是形成了东方封建和后封建时期的皇朝和人民绝对的两极对立——这个对立的最后证明，就是共产党排除民间力量和反对派力量的介入和推动，排除任何意
义上的政治改革。
伟伯认为，中国只有依靠暴力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才能改变其统治，其历史。（见伟伯 『儒家和道家』）
接下来，我们对于上述君子告白，持有的态度是，他们依旧把心性改造统摄在自然过程中，未见任何推动、或者未见他们发现任何政治"第一推动力"。这个独身、慎独的道德完善说，虽然意识到人与国家甚至宇宙之延伸的关系，但是，这个延伸没有任何操作层面和政治层面的积极意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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