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搭上改革

红卫兵搭上改革派

刘自立

北京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之，是指一般芸芸众兵那些并无特殊权位和身份者类；狭义之，就是指权贵红卫兵（联动等——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我们所说红卫兵，所指为后一种；因为前一种红卫兵并无特殊的文革影响和后文革影响。而所说红卫兵阴魂不散，有几个原因。（其实，说其阴魂不散，并不准确。因为他们人还在，权还在。）一个原因是，前此，我们所说红卫兵意识的溃败和死亡，是指那种准确意义上施行毛主义路线观点的红卫兵及其意识形态，业已不再存在；但是，随着文革时期毛主义本身的蜕变——从反对美帝国主义，到沆瀣之——说明，毛主义本身的、并不绝对反对所谓资本、资本主义的、那种邓式路线的开始。这样，绝对反对资本主义之红卫兵意识，业已不复存在。（与之一起出现的所谓“上海人民公社”论——巴黎公社论，早已灰飞烟灭——那些根本不加研究西方正面城邦，自治和公社者，只看见了反面的自治和公社，对于希腊人甚至波斯人给予城帮自由这个伟大历史，毫无所知……。）

但是，红卫兵运动纠结于是否要发动文革，是否要打倒走资派，是否要施行绝对“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可以演变成为如何定位和如何估计“十七年”（文革以前的中共统治历史）这个问题。这样，就出现文革以后肯定十七年派和肯定文革派的分野。这个分野并不止于对于所谓“四人帮”的审讯。随着这个审讯展开的，是对于十七年甚至对于中共建国伊始制定之《共同纲领》之肯定——这个纲领中申明，要施行新民主主义（——也就是不施行社会主义）五十年。这样，中共对于如何施行资本主义，并非源自改革以后，而是源自改革以前，源自十七年甚至更早。需要说明的是，毛主义虽然表面上否定十七年，但是毛本人真正否定十七年以来之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四清……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的所谓打倒北京市委和城市老爷部（卫生部），才子佳人部（文化部），都是虚以委蛇，不实之词。

“十七年主义”（恕吾自造一词）一旦强调，就变成对于所谓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的和谐；这个和谐，又马上带来对于改革以后权贵资本迅即积累而同构于世界资本之演变。于是，文革中红卫兵保护自己爹妈的侠义观点，逐渐蜕变成为由其爹妈甚至由其本人，施行由十七年“鸟笼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尾巴）发展为中国权贵资本之政治经济行径。这个过程，其实也该算作毛主义文革晚年的一个“奇迹”，并为毛所主张之——这个奇迹，让中共走出社会主义桎梏，而让文革红卫兵中人，成为后文革中国资本代理人。这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索的课题。这个课题的基本提示是，毛主义究竟是要对中国施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他的资本主义，没有美国不行——而他的社会主义，没有文革不行。这是一种辨证法，一种鬼画符。这也是外间一般观察家很难发现的红卫兵“阴魂”转变论。这个转变论，让所谓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权辨识问题，因为红白相间、黑白混淆而无法轻易辨认。

再一个问题是，红卫兵问题、因为业已走出毛主义体制而转行邓主义体制，所以，由邓主义模糊不清的改革开放论引导的、党内文革研究倾向，也变得朦胧不清（随着前罪犯唱红打黑——文革研究正在倒退于邓时期的把握和底线——宋彬彬登上天安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复旧照片，绝对不可能出现在邓掌控政权时期！）。正是在此阴暗中，所谓邓系（含胡、赵系）改革派们对于红卫兵问题的暧昧和模糊，也成为红卫兵进行无原则原则和无意识形态之意识许形态的、负隅顽抗的场所。今年大陆报纸《南方周末》和大陆杂志《炎黄春秋》就发起了具有这类性质的黑白各执，阴阳对峙的舆情表演。炎黄春秋杂志邀请红卫兵代表（刘进等）共赴春宴，与所谓改革派中人弹冠相庆，共话文革——而“南周”则辟出一半篇幅，刊登为宋彬彬等红卫兵张目之大幅文字；他们的遮羞布，就是以另外一半篇幅，刊登采访王晶垚老伯的文字——这是一种典型的小骂大帮忙行径。

在此意义上说，改革派中人（其领袖们），很少言及文革和红卫兵，成为中国文革研究的一个特点。有人说，改革派系中人之所以会倾斜于红卫兵，乃因他们和红卫兵有着千丝万缕之关系，包含血缘关系。从这个层面上升到如何看待党内改革派，成为人们研究改革和研究文革关系说的一种角度。这个关系说，很难让人满意。我们看到，在否定文革，走向改革—和否定红卫兵，走向权贵资本清算课题上，所谓改革派系的人们并未探究红卫兵转变成为改革支持者，这个同样为外界关注的课题。换言之，如果改革派认同的所谓宪政和监督，也可以像一早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那样，是以他们主导，那么，这个主导的实质所在，就是中共七十年代末叶，给予血统论合法接班、直接接班的那种资本开放和政权把持的主词之所谓——红卫兵掌权。这个改革问题，说到底，自然转变成为红卫兵研究问题。这是红卫兵所谓“阴魂不散”之另外一层含义。对于这个现实、这个理念，改革派如何对待与之，自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言及于此，我们看到，实际上有两种改革派。一种是废弃红卫兵专政的真改革派。他们主张的反对红卫兵观点，不是邀请红卫兵一边否定文革，一边吹捧毛（道歉代表之一，完全肯定毛为伟大领袖）；并将毛沆瀣尼克松之地缘政治和资本政治，变为红卫兵政治。他们与红卫兵于后文革时期的争论，业已出现几轮；其中伊始，就是对红卫兵文革影片《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之观察。其间，另外一种辩护和支持红卫兵的所谓改革派，甚至占据了中国舆论阵地之大半。他们以跳出来支持卡玛电影为先机，成为为红卫兵辩护论的第一播诡辩士。她们绝对支持卡玛其父韩丁帮凶中共，吹捧和实践所谓人民公社之举止，之罪行……而对于文革大案之卞仲耘案，一直保持缄默。此番十分奇怪之现象，让人好生不得于解。（另外，他们应对王晶垚先生要对卞仲耘大案出来说话的态度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诸如此类，也可以证实红卫兵人还在，心不死，并有着某些改革派的某种支持。当然，我们对卡玛等人的红卫兵立场做过若干分析，于此不赘。正是在研究红卫兵现象这个照妖镜面前，改革派一些人，不是遮掩过去，而是原型毕露。

于是，所谓红卫兵阴魂不散，不但不散，还可以依附于体、依附于改革派之体，这个奇观，赫然现于国人，难道不该警省吗？于是，接下来的提问就是，改革派（某些人）何以汇合红卫兵在所谓“道歉问题”上划分界限与阵营，把他们的支持言词统统搬到红卫兵人身上？这是一般性辩论的双方不同吗？分析此异，要从改革派局限和红卫兵转化这两个层次谈起。所谓改革派中人，是以邓－胡－赵为一体后分化于兹的一种政治势力。改革本身的本质暴露和改革之死，本是一事两体。但是改革派某些人却死抱邓式改革不放，且苦心经营一种非邓化改革而肯定胡、赵“新政”。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改观，且随着胡的倒台和赵的退出，并无任何有效方式针对文革总结和改革反思。难道胡、赵之CP好人说，可以挽救中国于CP新生主义之滥觞？这对于即便是苏联和东欧的体制外人而言，也十分可笑的幻想——而不久前，哈维尔建立反对党主张，已被译为中文上网。人们看到，虽然哈维尔本人琵笆遮面，不愿意成为此中理论正确主义之实践者——他本人，不想建党，组党，做党魁。但是，他毕竟还是提出了这样的一总所谓并非“东欧价值－模式”，而是普世价值，普世政治之路径。所以，改革中人提到的冀望胡、赵问题，起码在六四时期，未见任何成效。

这样，在排除了胡赵改革可能性以后，改革中人探索的改革路径问题就被实质上搁置起来而惘然于兹。那么，改革进程的权－钱现实，如何对应于异议政见？这个问题就被推到台面后面去了——就像文革造反派一些人，文革红卫兵一些人，在继续叫喊人民文革和红卫兵非暴力论一样——这些肯定毛之造反的人们，在肯定毛文革这一点上，其实早已原型毕露——而改革中，那些看似否定毛而实际上转移邓式改革模式到胡、赵“正统”上的CP正统论人士，他们的肯定改革，自然和文革中人肯定毛一样，最后，也就成为毛－刘－邓一体之主张者：因为毛，邓，都是各记红卫兵的祖师爷。这个逻辑的转换看似晦涩，其实明白。就像我们前此提到的，这些人要支持党，反对毛——他们幻化出来CP好人论，从那个撕碎妓女下体的陈氏开始，一直到他们袒护胡赵。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文革否认派，可以支持红卫兵——而改革坚持派，也可以支持红卫兵——而红卫兵们，不管是维持毛记，还是邓记，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互连互补于上述之“主流”人群。这是为什么？因为，上述案底暴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因为红卫兵的存在——因为他们的掌权——因为他们的复辟（宋上天安门于21世纪以后之刊物）——因为他们的毛主义和邓主义的沆瀣，红卫兵意识，反对资本意识，虽然悉数破产，但是，他们的反意识，资本意识和资本权力意识，业已双丰收。这是另外一种对于文革的肯定的否定，和，否定的肯定：因为否定，他们必须否定文革；又因为肯定，他们必须肯定资本（——权力资本）；这样一来，文革否定论转化成为资本－红卫兵正面论；这个正面论，继续改革利益驱动论，而把利益资本全部“驱动”到太子党身上。这就是红卫兵改革论的基调，而改革派对此视若罔闻，他们无视这个社会和政治“变型记”。对于这个中国卡夫卡产下的巨大害虫，改革派人士居然对之恭敬有加而几乎高唱赞美诗。

当然，从个体人格上讲，陈也好，其他也罢，直到胡、赵，这些人的人格、品质、道德存在或许不能否认（尤其是赵之坚持和改变：他最后也主张建立反对党？）可是这些政治正确的主义和主张，仍旧是有限反对派的党内事务——就像斯大林阵营里面的铁托主义——铁托主义里面的德热拉斯主义。最后，铁托主义还是要在塞尔维亚或者贝尔格莱德彻底完蛋。这是世界政治正确对于反对或者支持斯大林阵营的、那种总体意识形态的毁灭。铁托，甚至赫鲁晓夫，都是会覆灭于这场民主风暴的“改革”小丑，因为他们的改革——解冻也好，工人委员会也罢，到底是在修补那座极权主义陋厦。故此，中国人里面一百多年执着CP意识形态和党内改革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现象，比较日本当年删除社会主义和摒弃马克思，居然，要晚掉一、二百年。这难道不是1949年的悲哀，1978年的悲哀和1989年的悲哀吗？其中，据说，胡赵改革在先，邓－胡、赵模式脱化于后，到现在，红卫兵出现在改革阵营的午宴上……这是一总改革本身的蜕化与堕落。这个堕落汇通六.四二十五周年时期反思，难道不是国人又一种转折关头的拆烂污吗？何以国人和知识人总是这样选择错误，一误再误政治常识和普世价值的移入？至少笔者百思而不得于解。

那场悲剧的文化参照系

那场悲剧的文化参照系

刘自立

一

人们或许愿意把六四文化参照系统和五四乃至四五这两个运动的参照系统，加以对比分析——但是，我们却愿意更加广泛地把六四作为一个让苏、东解体而后来普京复辟之世界文化参照系统予以分析——甚至，可以把日本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之文化参照系统，一并纳入世界－中国文化、政治光谱予以注意。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中国文化传统主义和解构主义互相作用之比对。这是一个偌大的比较文化和比较政治之课题。其中奥义，殊难在这一篇小文中全盘澄清。只是点到为止。请各方家予以补充。首先，五四运动对于国人而言，本身就是民国体制里面的一种文化结构与文化解构现象。国人体制上的突破与破坏，造成五四运动失去了它应该具备的促成民国转向现代化正常进程，导致五四直接酝酿毛主义和革命造反，于是，现代主义革命本身，变成了“德谟克拉贼”运动和战争。次之，49年中国在世界民主潮流中沆瀣美国和欧洲倒退之绥靖主义势力，变成一种类似两边讨好的准司徒雷登主义，反促中国文化进程以消灭大学（燕京大学等等），消灭宗教，消灭文化－政治，作为反对专制威权主义体制，导致极权主义体制，继而消灭独立知识体制之毛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的极端方式，就是66年造就的文革。文革一言蔽之曰，就是以毛主义本身打击毛自己的体制，造成世界历史上的极端极权主义（民粹主义加运动－镇压），从而让毛本身在操纵国家体制和外交政治方面都四处碰壁，而导致毛回到周恩来体制主义框架里，且由此造成世界未来所谓G-2结构，以代替二战结束后的苏、美g-2结构。

在另一方面，毛主义文革失败，邓主义后文革上台，且沆瀣美、欧坏资本主义，施行中国资本主义，这就让四五运动不单可以反毛，而且可以拥邓。至此一切以后的变化，都是邓改革开放做法的延续。这个改革运动的文化背景，就是没有普世价值的无文化背景。这个无文化背景之状况，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他的毛主义意识形态开始模糊化，他的邓主义观念，就是无观念机会主义。这样，造成所谓毛主义正统威权状态之国人文化特制开始瓦解。这个瓦解，是从文革后期年轻人和学生群体开始跃过文革和毛，阅读，思索，试探文化造就和再造就过程的开始。这个进程，以79年前后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作为阶段划分。自此，一种所谓独立的文学和诗歌运动，以北岛等人作为新型符号，作用于中国文坛（——而政治文化探索者魏京生的五个现代化，造就了那个时期中国自胡适之之自由主义运动以来，更加明确的政治文化口号之指向。）这样，在那个时期，政治文化和文学诗歌，作为两个反抗运动登上中国文化政治舞台，并由此发生十年后继续这个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之六四运动。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毛主义体制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突破，造成了最后一轮中国体制内外的政治出路之探索。这个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学，也就自此出现，并且一直以来在试水中国出路问题，是不是可以籍此予以解决和获得新生。

可是文化归文化，政治归政治的错误理解，乃至朦胧诗歌运动的那些作者之政治不成熟和政治不思考状态，让六四以后短暂发生的中国革命，很快就失去了类似苏俄阿赫玛托娃一类伟大集中营关怀者和诅咒者。中国朦胧一堆人（一部分人），以跑到外国求生机后招安而回，作其结束。这场后来发展成为只是面对根本听不懂国语之外国人作为主轴的戏做，以所谓“下体写作”和“撒娇（派）”出丑滑稽收场。而老魏主义的政治探索也并未发现有着任何后继思索的脉络，而几乎全盘被邓主义、“威权主义”错说蒙蔽之——不要说，中国根本就不具备任何施行威权主义的政治条件和政治生态。毛主义极权主义中国前景，不是专制主义，而是极端、全能和希特勒私有制形式（——它们只是废弃了对于资本的废弃）。于是，文学幼稚和政治误导形成的六四前状态，在所谓改革导致革命的虚假命题下，果然发生了过渡时期的运动形式，且蒙上了面目不清的多种政治色彩：这些色彩有，邓主义，胡、赵主义，威权主义，民主主义，甚至还有毛主义……这是第一轮、也是最后一轮呈现五四，四五国人革命和改革不成熟状态的坦白和坦诚运动。那些街头志士和伟大牺牲并无充足的文化准备和政治积累，就像一手朦胧诗歌那样，他们自己要想不再下跪，但是他们的骨骼和意旨却在最大限度上并未给力而处于分离状态。于是，他们只好在血腥和泪眼中徒然看到道德墓地和政治坟场迅速将其包围。

二

在整个六四运动过程中，人们并未发现上述必备文化背景和亟须政治条件。于是我们把眼光还是回复五四和四五运动以来国人文化缺省的那些六四运动并不具备的政治成熟条件和文化（传统－现代）结构状态。作为政治缺省的那些条件和上述日本革新时期的条件比对，我们发现，国人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国人和国家自治形式的复苏之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形成法国革命以来正面革命和对于形成美国帝国以来之正面帝国所亟须的那种政治条件而言，国人没有做好准备。换言之，中国毛主义极权主义运动方式和运动本性，莫不储备于五四，四五和六四运动中而并未彻底解构。彻底解构极权主义运动之良方，就是变极权运动“一个领袖——一群人民”之广场运动之解构：这个解构方式，虽仍旧可以运动于广场（——就像民主起源于希腊广场运动和辩论一样），但是，在广场运动本身里面，群众的阶级划分，阶级权限和（正面）阶级斗争，仍旧是分化和归组群众的最好共和方式——这也就是说，只有击破了反对运动群众一体化的极权主义特征，真正的群众，阶级，社群和党派代表制度和后来的代议制民主，才能产生；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共和主义作用于基本和基层，一切毛主义－反毛主义划一群众的百万反抗者队伍，就会面临一击破产的危险——而实际上，六四结局正是如此遭际而不得幸免。

于是，人们的提问自然是这样，在选择一体化群众（——学生——市民）运动的端口，人们如何自制自治主义的非极权主义群众结构而让极权主义本身解构与之？这是一道难题。就好像现在很多国外前专制主义政权瓦解那样，人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个泰山，就是，无论是埃及人，突尼斯人，还是缅甸人，他们看似表面的一体化群众运动甚至街头运动，都是以其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甚至宗教结构）作为反抗运动之基石，之寄托。没有这样的基石，一切伟大的沙滩风暴就是风暴沙滩，一袭之下，就会淹没无形。所以，人们分析无论是日本维新，还是中国革命，都还在专注一个被人们忽略的问题:日本幕府，家族－国家，王政之间的独立与统一问题，形成日本西化和“化西”（见大隈重信言）之关键还是民主和自治，自由和自治——而孙文和蒋介石，蒋介石和毛，却在这些问题上模糊止步，畏葸不前：孙文反对自治的一统，虽然并未造成蒋的极权，而是造成他的专制（——就是自由的少一些问题……），但是，毛却从主张湖南独立和力挺封建，急转直下，变成主张秦皇汉武之郡县制度——而这个郡县制度之极权主义性质，迥然区隔于日本之废藩置县。这不是赘云与六四无关之话题。因为，日本革命之无（亦见大隈言），和中国革命之有，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天壤之别。一个是，社会和阶级依然存在之专制－民主社会；一个是，消灭阶级，社会，文化，政治之极权主义社会（——社会之无）。所以，六四当口之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人们试目以清；这个社会，其实，还是一个极权主义，没有社会，没有阶级，没有文化和没有党派（——领袖——只有CCP领袖）之社会，其基本上的社会存在等于0。

三

这里，不妨引用刚刚见刊的捷克异议分子领袖哈维尔关于建立反对党之论述（《民主中国》）网站，以说明虽然前此哈维尔关于建设东欧价值论和施行其所谓无政治之政治之观点，似乎于此有些相悖，但是舍此政治普世价值和普世路径，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个转型或者革命的课题——虽然，哈维尔的反对党不是正常意义上的两党建制或者多党建制，就像欧美历史甚至希腊－波斯；雅典－斯巴达之历史一样，专制和民主（那是绝对没有极权主义），是基佐之所谓互通血缘关系之间性，之间道，之间型……甚至是其历史其战争中彼此互相协调和转换的政治形式——哈维尔反对党的实践被苏联解体而中断。于是人们误以为他的“纯粹”街头运动和宪章运动可以代替普世反对党政治路径而施行苏联式转行；而苏联式转行又恰好因其没有建立强大深厚和威武的反对党而让没有反对党的俄罗斯政权转变成为普京政权党一党独大的专制一党制。这个教训是那些只看见苏联转型而看不到俄罗斯复辟之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其中六四教训就是，如果把希望寄托在戈尔巴乔夫这样伟大人物身上而忽略东、西方历史上，强大的类似雅典民主和斯巴达专制之间的巧合和变型，那么，苏联的今天，就是苏联的过去；哪怕戈氏似乎一朝启动了那个没有政治路径只有精神反对层面的苏联政治。

以下是哈维尔说过的话：

“‘现在，那篇文章使我不安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想法应该由一个决心建立的人来提出，而我却不是这个人。在那风起云涌的岁月里，我仍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作家──‘时代的见证人’。换句话说，我丝毫没有成为政治家的野心，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不想成为一个担当起建构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人。’”

他说：“只要有人认为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存在是合宜的，那么，存在第二个政党而能与其在权力斗争中作为一个有尊严和自主性的对手、从而保证该政党权力不受无谓限制的这一要求，便也是合宜的。……我并不打算为尚不存在的政党创造出某种‘正面’的计划，并将这种想法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虽然作为一个作家，从而对一个在虚构和奇幻领域着墨的作家而言，我感到相当有意思。

“……捷克斯洛伐克强而独特的民主和人道传统近日经常被提起。但没被人提及的是，许多人奉行民主和人道价值，却可能因舆论的原因，或共产党目前在民主和人道上的表现依旧不足，而未（在共产党内）投入政治生活。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和人道传统为新的政党揭示了可能的智慧与精神上的架构：即可从如此的民主和人道传统中，勾勒出一个民主政党的轮廓。当然这并不表示这个政党会妄自将自己称做是唯一合法的民主代表，就如同共产党不该将自己妄称是唯一正统的社会主义力量。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范畴适用于社会所有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所有人的事。”（哈维尔《论反对派》）

这里我们当然还是强调一个事实，一个立论：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交叉，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捷克人以前这样幻化和涂抹过，而今，中国之一部分党内改革人士也是如此。但是，捷克的反对运动和苏联解体的合力，只是反对了社会主义本身而建立了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法治的和市场的国家——中国之“民主社会主义”则从来没有转变成为民主主义，因为民主和毛主义，斯大林主义甚至赫鲁晓夫主义，完全是格格不入的。这样，面对这样的社会0方式和0状态，复兴和再生社会乃至与造共和的任务，就不是一场街头运动可以轻易解释和解决的；人们必须要将街头运动和再生社会，阶级，政党，群社和团契之大分化运动，一体复活之，形成之。这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轻易忽略这样的事情，只是等待一场运动，一张宪草可以凌驾于社会0状态而收获一个复杂的胜利，这无论如何也是空想；换言之，街头运动和任何凭空治宪，凭空民主，都无法对应社会敉平状态和社会懵懂状态——因果的逻辑只能是先因、后果而非相反之——街头运动只是一种事务的结果，它是社会存在，多元化存在，公民社会存在和法制环境存在的结果；起因，则是这些存在决定了意识，口号，指向和运动本身（——这当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之经济决定论）；这是我们所不断强调的所谓“共和是宪政之基”的观点阐述；游戏规则的多元化方式，决定了N种政治势力的登台和运作；如果没有这样的方式和势力，只是强调一党独大之下的限制权力原则，就只是做0度空想而违背了政治原则和历史经验；因为，参与者如果既是队员，也是裁判，事情将会一塌糊涂。

四

在现实观察的横向坐标上，台湾花朵示威－占领－撤出运动，也同样给六四运动一个靠后的比对。其间，关于专制体制内部之历史上的示威抗争，不服从运动和宪章运动，针对的莫不是可塑性之，类似俾斯麦政权（——针对巴黎公社）或者迪斯雷里政权（——针对宪章运动——“迪斯雷利虽然是一个托利党党员，但是也认同宪章运动的目标，主张建立土地贵族和工人阶级的联盟，以对抗势力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商人、企业家。1842年，他因为在辩论中击败了可畏的辉格党政治家巴麦尊勋爵而广受赞誉。随后，由新晋托利党理想主义党员组成的团体青年英格兰（Young England）接纳了他。团体成员认为，地主应该运用自己的能力保护穷人，以免他们受到中产阶级商人剥削。”(《维基百科》），以至于如此历史上之社会主义抗争——社民主义抗争或者民社主义抗争，他们的政治正确都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在反对专制走向的问题上，自从出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后，反对专制运动的走向有可能走向民主，也可能走向极权。台湾问题的纠缠不清，就在于这样几个事实扭曲在一起。1，反对蒋政权运动（——含二.二八）导致台湾反对专制运动的合法性。而专制政权处在不合法性和改正可比性上。2，台湾共产党反对蒋介石运动的反专制性质，本身就是反对专制企图走向极权，所以是非法和反动的。台湾CP的出路就是被彻底消灭，含消灭她们伪装的反专制层面。3，后来出现的台湾民进党，在反对蒋氏政权上是反对专制，他们的台独主张也是反对专制——但是，如果民进党反对专制的方针协同CP主张，在反对蒋氏政权和国家定位上主张台独，那么，他们的台独就极端可疑。因为CP也是主张各省独立的。4，所以，在反对专制上面的民进党之政治走向之指向民主——如果因为他们反对专制而沆瀣CP，那么，这种反对专制就是走向极权，而毫无可取之初——就像他们如果在台独或者统一层面上赞成CP，那么，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反对和其本身的存在就会失去意义而变得毫无意义。5，对于国民党，情形也是大同小异；如果他们以经济，贸易和台湾利益作为借口而主张甚至施行对于极权主义政治的妥协和绥靖，那么，他们不单偏离了民进党主张台湾主权之原则，更有出卖主权之嫌疑。所以，政治进退，统独个选，都必须以理论上反对极权作为基本点和出发点；而不是效仿六四以后的欧美政治，走向并入CP之G－2游戏。台湾人士中独立政治家和独立知识人难道看不清楚这一点？

其实，坦率言之，花朵运动和六四运动之间的间性分析十分简单。一个，是针对可塑性民主政权；另外一个，是针对无任何可塑性极权政权。其间，毫无可以对比的地方。我们之所以指出这个比较，正是因为要强调一点：如果学运和民运把针对，方向，定位模糊化，把针对政权的分析，解释和定位模糊化，甚至把运动载体，人民企望，口号宣誓和运动方式（——是不是效仿CP之工农化，市民化和国家化？）定位模糊化，那么，这样的运动，就是不知所以的运动；而且，这个运动并不因为她的伟大牺牲和悲壮流血而被充分肯定为政治胜利和政治成熟——不，六四运动是一场极端不成熟的政治、社会运动（当然，相对于当局的镇压背景和改革背景，官方采纳的邓主义说辞，也完全无法向世界解释屠杀，却（！！！）得到了美国和欧洲政府很快的谅解和忘却（对于那些政客……）。这也是“奥斯维辛以后”，不是写诗……，而是继续合作、做买卖的残酷和残暴现实。于是，对于东、西方文化背景而言，何以出现、先是56年匈牙利事件被美国人出卖，以后，六四也同样被这些政客出卖？其间，背景文化和背景政治分解其实十分清楚。因为，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十八世纪被肆意嘲弄以后，西方实用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和发挥模式，就在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架起了桥梁。这段桥梁，可以给欧、美各国带来正面帝国主义和“民主对内（——不对外）论”（——见阿伦特说法——含卢森堡剩余价值殖民话说法），也可以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带来欧美驰援的资本无人权论方式——如，无条件加入WTO等模式。这样，六四运动绝对西方价值化的努力，在台面上显得十分可笑——他们这些撒切尔，这些布什，这些科尔们，他们并不需要中国在转向非人权经济发展领域中有任何价值坚持。他们秉承戴高乐主义在中国文革即始和三年饥荒，千万人死亡时段，认可了毛政权——这就是西方六四文化观的趋同背景——在残暴镇压北京人后，西方嗜血资本马上跃过千万尸骨，逐臭尔来。他们的做法，迄今如此，并无改变：这是西方价值（——民主，道德，文明）对于资本之间的永久博弈。西方人，能够以其文明，价值和自由战胜资本最大化和最优化吗？——这是一个问题。

五

于是，奥斯维辛以后是不是写诗问题，就变得举足轻重——

（资料：“奥斯维辛集中营无可辩驳地证明文化失败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

“有人打算用‘粪堆’和‘猪圈’之类的话来使儿童记住使他震惊的事情，这种人也许比黑格尔更接近绝对知识”；

“人们禁不住怀疑它强加于人们的生活是否变成了某种使人们发抖的东西，变成了鬼怪，变成了幽灵世界的一部分，而这幽灵世界又是人们觉醒的意识觉得不存在的。”——阿多诺言）

阿多诺的意思就是：上帝死了（尼采以后，又死了一遍）；但是，尼采还说，像大海一样，上帝是杀不死的……宗教症结给出的文明死亡论和上帝死亡论，都是专制主义批判者（——他们几乎无一例外走向极权主义）给予文化和宗教宣判死刑的另外一种方式；但是文明和宗教正好不会死亡；死亡的是纳粹和反文明。这样估计，写诗问题，准确而言，是要不要继续大地天堂辩证法和施行文明救赎？而文明救赎只顾及宗教救赎一招，而排弃政治拯救和政治革命，是不智和愚蠢的，它无异于宣布纳粹之死，等于文明之死——于奥斯维辛以后。这显然是错误的。是的，奥斯维辛和素有的人类悲剧密切关联——因为，人类本身就是悲剧，就是诗歌，就是哀乐——它并不会因为你是不是写作之而有所改变——就像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写作；而人为认定和否认写作，不过是幼稚判断和荒诞幻想。这里强调的是，文学和诗歌写作本身和政治探索之间的矛盾。这个课题，我们多次涉及之。就像俄罗斯文化背景造就的乡村社会主义模式导致社会主义政党一样，俄罗斯文化精神巨人在政治探索上的非古希腊化，非古罗马化，甚至非中世纪自由主义化，非近代集权主义（——之类似波斯人予以和认可希腊城邦自由）自治化（见色诺芬《希腊史》），都是忤逆和非类西方国家自治，社区自治，群社自治，政体自治，个体自治（——相对于结社自治和自由自治市，城邦，公社，……）之间性互补原则和原始诗作。不，俄罗斯本身没有这些传统。所以他们只是具备“反对”和“支持”沙皇体制的矛盾复合体（——类似巴赫金的小说复调体制——见其论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使得沙皇政治在“政治正确”和“政治错误”上，勾连存在于文学文本和人文文本之中。对于所有反对专制之自由主义者类（——列宁和所有革命派，从十二月党人和社会主义党人开始……），和维护沙皇而保守之，保皇之之派别，其文学，文本，都显示出最尖锐，最矛盾和最离间的揭露和塑造……这就是所谓文学批判和我们所谓鲁迅式批判之初衷，之列同——就是毫无建树和建制主义夹杂其中的文本之理想主义写作和国民性批判。

六

这种写作和西方的希腊史写作和共和史写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希腊世界，如果说，是雅典民主主义或者斯巴达帝国主义，其实反说亦然；那么，其中战争，权力，殖民，民主和僭政，可以互涉互补。希腊的雅典精神和斯巴达精神，并不会因为他们的体制各有其表而让这个世界迥然两分。不，这个世界，希腊世界，甚至可以和波斯世界有的一比；……当波－希战争时期，或者，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即便是波斯一方，也可以让战胜，抑或战败一方之希腊城邦，保持独立和自治。这是世界化自由（——而非波斯民主）之历史明证。这段历史的说法就是，希腊神话和希腊历史都是政治化概念和社会化概念与通神话，与通神庙的巧妙结合。这个结合，可以是文学，诗歌，也可以是历史，政治。在此意义上，甚至民主制度和僭政制度，也会在战争中互相转换——因为专制－民主绝对不是绝缘无缘的、类似极权与自由。这样，政治考量和文学塑造，都会在广场辩论，战场杀戮和和平谈判时期，融合一体，时见时现。（此引一段色诺芬关于希腊底比斯战神伊巴美浓达不幸战死后，底比斯和斯巴达忽然不战而和之历史，之政治，之文学记载（原谅引用英文——中文可见色诺芬《希腊史》中文译本，尾章）：“When these things had taken place, the opposite of what all men believed would happen was brought to pass. For since well-nigh all the people of Greece had come together and formed themselves in opposing lines, there was no one who did not suppose that if a battle were fought, those who proved victorious would be the rulers and those who were defeated would be their subjects; but the deity so ordered it that both parties set up a trophy as though victorious and neither tried to hinder those who set them up, that both gave back the dead under a truce as though victorious, and both received back their dead under a truce as though defeated, and that while each party claimed to be victorious, neither was found to be any better off, as regards either additional territory, or city, or sway, than before the battle took place; but there was even more confusion and disorder in Greece after the battle than before.”（中文大意：如此大战打响，双方胜王败寇，但是神祗安排双方，各自树立胜碑，互还战尸，战前战后，双方版图不受影响，却是战后秩序，越加混乱无序。——笔者）

于是文学的政治和政治的文学，成为互文现象和辨证联体，也就司空见惯，不足以怪了。换言之，这也是希腊世界甚至后来希腊化世界之文化“商赖”（体）的调门和风格所致。没有什么可以置身于政治，战争，动乱，政变，和平，坚守和投降……这些同样是司空见惯之历史和现实现象之外。政治－民主，在希腊世界里面，正如在今天世界上一样，他的价值光耀有时光辉，有时黯淡；他们这些价值附身者，价值附神者，有时可以颠覆民主，有时可，以被之颠覆。无论是希腊历史写作，还是诗歌写作，都是文学加政治、加历史、加神祗之写作。这些写作永远是历史的，也永远是今天的——同样，如果把历史叫做今天，就有忤逆历史之嫌疑——同样，如果把今天等同于历史，就有忽略20世纪才得极权主义之特殊。我们说，西方的文学爱欲和政治理想，即便有日疏离，终究还是可以合此一璧而迥然不同于中国之，俄罗斯之。虽然他们的写作，可以揭示出惊天动地的、对于人类文本基石的动摇和解构却同时也对东西方回顾历史和价值起到反思和忏悔的作用——如，他提出西方之天问：谁，屠杀了犹太人？——这就是保尔.策兰的对于上帝和圣经的置疑——上帝，他，看见过奥斯维辛吗？于是，这就是奥斯维辛以后最为伟大的提问和诗歌写作——他将会和希腊的诗史和史著一道而存之，一道永恒流传下去……那个诗歌余韵和商籁回音就是：试问？希特勒是上帝的鞭子吗？——还是：“上帝就是魔鬼”（路德语）！？这样的天问，对于奥斯维辛，是足够了，

对于西方文学和历史的点解这是足够了——我们只是把它返观和横移于中国。

试问，六四以后，谁在写诗，著史，问天，悼地？谁让那些东、西方体制和统治沆瀣屠夫？是横向的文化背景，还是纵向之？屠杀，对于历史，对于中国，对于道德，对于文化，究竟是不是必要？反对屠杀的精神抗争，难道，只是留存在诗歌和文学层面，就像俄罗斯的昨天和今天？我们今天的诗歌，对于六四反思，难道具备丝毫意义？反对政治化和社会化的“纯文学”，难道不是最大限度的犬儒主义？如果人们跃过文学，他们的政治探索如何进行？……所有这些提问，同时，也是对六四以前人们创作状况和状态的回顾。在此，我们不可说国人完全没有政治－文学结构之之传统。这里可以举到很多上指贾谊，蔡文姬，下至骆宾王，元、白等诗人，以诗采史，史鉴如诗，那些伟大文本……乃至这个传统业，已发挥到即便明、清文学史学文本之中。虽然，这个证明，无法给出不同于希腊战争战争时期，加载民主政治，僭政政治之内政和外交和战争之关系；但是，同样给出了一种史政和文治之间的关系（——这当然不能排除和否认俄罗斯同样的文学－政治，战争－和平之指向）。只是我们看见，之所以没有完全肯定这样的文学文本，可以取代政治文本之原则，依旧区隔的是，他们的文本，没有上升到希腊民主和波斯自由这样的高度——而甚至，即便自由可以给出道德，精神和人文的确指，却依然无法给出自由＝民主、这样的区隔自由与民主（精神和物质，承载和超然，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区隔。究竟何时，我们会把中国之现代之文学和历史大师，自由和独立所谓之寅恪精神和柳如是，钱歉益诗史，加以集成，集纳，凸现，这也是至关重要之时，之事；因为，我们虽然暂时没有民主，但是还是会有自由。而这种自由，正处于在自由寻找民主之路途上呢。

这里，我们还是撇出一段文字，以管中窥豹地再现陈寅恪一类自由作者对于我们犬儒现代人的某种六四式启示——虽然，我们完全不知道陈大师如果活到八九年以后，会是什么态度而领教六四以后的荒漠与荒原——这是我们这些闺中怨妇其中而不得排解之故！

以下所引是关于中国文学，一典附会，上升到历史，文学，道德，政治甚至政变（化）之高度之探索，那就是中国“棋局”之走向（——中国现在的棋局又是如何之走向呢？）

……“另处，余先生说，“陈寅恪〈阜昌〉诗‘一局收枰胜属谁’句的长註，《陈寅恪诗笺释》”，值得注意。（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汇》序）此诗全文如兹：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
  
   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或：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其中‘一局收枰胜属谁’，当然令人想到寅恪之钱、柳史实，诗材，认知里面钱谦益南明抗争，庄周说剑之典故。钱，棋诗弈咏甚多，备几十首。以弈谋略，号称预为帅，而不能取代郑成功，黄毓琪……也。所以有‘枰小技，可以喻大’说——这里兆铭也是这样类比于棋数。（可见《柳如是别传》及鄙作《天上素娥原有党》文。）当然，棋谕诗很多。网络上都可以查到，截至清期，就有吴伟业，有袁枚，等等；更早，自然更多。是一种惯常写法。汪用此道无异。棋是政局，诗是历史，人是命数，不在话下。这还说明了诗歌－文学－政治－历史之间的分合，契阔，这比就政治说政治，就文学说文学，来得视野、胸襟、心思之广大宽容。更多内容，读者可以捋读寅恪和吴宓两位大师作品于书纪。另外，余英时先生早年诠释、争论、辩护寅恪诗歌与一个讼棍之史事，早就是坊间关注过的公案。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北京曾有出售。‘这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中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现在第三次增订刊行，我想略述书成的经过，并对先后关心过它的朋友——包括相识与不相识的——表示我的感谢。’（余英时《陈寅恪研究因缘记——《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本〈书成自述〉）
   

“文学、文论，且祖，且宗；政治、历史，可古，可今；而诗歌解读，随着时间、事件、背景的延伸和纠集，势成增值，多义文本。也是传统、现代乃及后现代接受，诠释美学之一部分；只是对于中国人，中国诗人，这样的结构和解构不能等同于西方人，西方文本而已。”（见鄙文《吴宓、陈寅恪诗歌观分梳浅析》）

七

与上之比，六四前后的文学价值，品质，胸怀和德性就变得比较中之十分之差；从《今天》时期，到所谓“伤痕文学”时期；从“一无所有”（崔建歌曲），到权钱情色；从阶级斗争到民族主义之伪，之诈(那些昔日被贬低和歪曲的阶级贵族，开始和今天的权贵一样，被包装成为历史英雄出现，续尔把国际歌主宰们打入了地狱)；从妄取解构（虚无，戏谑，马勒戈壁，草拟马），到红卫兵－改革派，结构一体（不久前出现了一种中国忏悔现象和“道歉”现象，并受到某些公知支持；人们可以称之为伪宗教，伪文化现象）……诸如此类的中国文学写作和中国政治思索，都处在和慰籍死难者，探巡真相之努力，形成反差的窘迫境地。如果说西方人一年一次的所谓纪念，业已没有多少意义，我们自己的反思，则更加应该实施深刻改变，而不是一般性的悲怆挽悼和发泄怨恨。一个几乎是纵观横缆的六四世界性反思，其实，没有真正到来。这个反思的实质就是把文学探索，创作，思维和普世价值接轨——而这样的文学价值之出现（——犹如伟大古拉格一词的出现），又必须和人们的政治思索紧密相连——虽然，对于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言，二者思索对象和运用方式不同：一个是思索体制，一个是思索人性。但是二者绝对不无结合之可能；就像“古拉格”对于体制和人性双重揭露一样；只是索尔仁尼琴写作缺少的是，古拉格不单是政治人性的探索，而且必备颠覆这个地狱政治制度的沉思；但是，这个沉思却还是让位给了他的宗教救赎而非政治出路。这一点就是我们所谓，破旧，不是立新；揭示古拉格之破旧，并不等于发现了更改和蜕变苏联体制的方式——这个方式和我们思索中国改变的方式，应该可以殊途同归：那就是，对于文学思索之外的政治补课，政治求真和政治定位是中国的亟须和必须。

今天，“普京现象”告诉人们，俄罗斯复辟势力对于古拉格的容忍，可以转换成为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让这个地狱留在历史上，而规避普京的（走向）地狱之现实。这样，俄罗斯文学就又开始重复只是思索过去和巡神的幻化写作（就是：让文学道路最后直接和天堂接轨而把大地和地狱留给列宁或者普京）。这也同样是中国人的毛病。一些兜售历史和卖弄民国的人们，他们的问题，就是绝对回避今天。诸如此类的现象包围着政治探索和文学创作，它们像一层龟壳一样积年桎梏人们的大脑，把专制主义体制内或者极权主义体制内写作，变成合法写作的“日常生活”，以黑白双重方式平趟文坛而名利双收。这就是六四以后中国精英和公知们巧妙回避现实的黑、白戏法方式。这种方式接下来的作用，就是彻底回避政治，政治探索和政治实践，从而把纪念六四的道德高调无休止空喊下去（或许再加上一些泪花和血痕……），以最终导致结果之无果和无果之恶果：歪曲，遗忘，摒弃和背叛。这是对待历史歪曲者和道德背离者最好的礼品。就像如今之国史研究，文革研究一样，人们正在沆瀣是非之异和价值之别，让所谓改革和保守，异议人和红卫兵联合起来。以往的文革研究，正在影响今天的六四纪念。因为有太多的滑稽和荒诞因子掺入诗史和信史。排除政治意义，让纪念变成纯粹道德谴责，抑或精神挽留，并以最后抽去这种精神为能事，将六四墓地，变成记忆墓地——这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公知们的最终意愿吧。